福尔摩斯曾经给华生写过一封温情脉脉的信，这封信在现在“腐女化”的语境中估计会让很多女粉丝尖叫：
我知道，我亲爱的华生，你和我情投意合，热爱所有那些稀奇古怪、光怪陆离的东西，以及所有超出日常生活之外惊世骇俗、标新立异的东西。
在《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中，英国学者本·海默尔没有就这封信的情意发问，他发现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西方类型文学最著名的主人公，是一个常常厌烦的人，渴望着新奇的事物填补无聊的生活——在小说或影视剧中，福尔摩斯经常以疯狂的行径比如向墙壁开枪来发泄这种苦闷。本·海默尔认为：福尔摩斯与其说是热爱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不如说他爱的是通过理性主义来为其祛魅。福尔摩斯的“天才”，是把理性主义扩大到他所调查的那些表面上深不可测、充满神秘的事件中，发现事物之间的关联，最终使得这些光怪陆离之事归于日常。“福尔摩斯通往日常的途径既产生了神秘，同时又解除了它的神秘”。
和本·海默尔对于福尔摩斯的分析一致，笔者倾向于在“现代”的视野中理解类型文学。我们今天所遭遇的类型文学，和传统中国的通俗文学如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之类）固然有相似性，比如都有消遣娱乐的功能，但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晚清之前的文学有其通俗性，但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通俗文学。如果仅仅从一些感觉出发、用“古已有之”将类型文学打发掉了，很难真正进入到“类型文学”的内部分析。相反，类型文学是现代性的产物，是任何一个国家进入现代阶段后都要遭遇的。
这需要联系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来理解。借助马克思·韦伯等学者的看法，作为一个“现代人”：其一，经历了祛魅即理性化的阶段，随着自我的萌发与理性的觉醒（这个过程被视为“启蒙”），现代人与“神”即一切外在于自我的宏大信仰解约，作为个体生活在世界上；其二，这个游离的个体被吸纳到资本的体系里，成为市场分工的一份子，显形或隐形的流水线上的一员。其三，个体的生命时间被分裂为“工作时间”与“闲暇”。
“类型文学”所治愈的即是个体的“闲暇”。所谓“治愈”，指的是现代人无法承担自我的“闲暇”：作为孤独的个体，现代人无法确定生存的意义，当下生活中到处可见的“无聊”的感叹，描述了这种丧失重量的感受。而这一失重感是机械的市场分工所无法克服的，在分工中我们已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存在于世界上了，而是一些高效率的碎片，一些肉身的机器人。福尔摩斯就是这类“现代人”最极端的例子，绝对的理性，绝对的无聊，一切被科学化之后，福尔摩斯无法面对生活的苦闷，他只有饮鸩止渴般地不断寻找生活的神秘，之后又在理性地宰制下绝望地将其祛魅。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凶手往往来自前现代的美洲或印度，就是这个逻辑的体现。同样在福尔摩斯的时代，浪漫主义的小说中淑女们往往渴念远航的水手们的故事，也是这个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类型文学是现代性方案的一部分，越现代的地域类型文学越发达。无论是鸳鸯蝴蝶派还是当下的网络文学，过去一百年间江浙沪一直是类型文学的中心。作为现代性的必要补充，类型文学要抹掉“无聊”，同时不引向真正的反抗。无论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还是“女性向”（以女性受众为对象）的清宫穿越小说，都虚拟了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江湖或后宫。这个世界以一个底层青年的视角为叙述视点，复制了现实世界的成功学：底层的主人公迅速地升级，获得巨大的成功，或者成长为大侠，或者万千宠爱于一身。这种成功的标志，往往落在小说结尾处作为高潮的武林大会，或是激烈的情感争夺战，以此作为主人公的加冕礼。而且，这种成功抹去了现实世界的艰辛，主人公成功的秘诀在于偶然性，发现了洞穴中的秘籍，或是触电、摔跤而得以穿越。
这种幻觉化的文学，在本质上是静止性的文学，阅读类型文学的过程，宛如一场睡眠。我们经常用比如“梦工厂”来比喻类型文化的生产机制，但笔者觉得与其说是一场梦，不如说更像睡眠。梦往往是有能动性的，指向对于现存生活的改变；而类型文学很保守，其所制造的梦境，不过是现实困境想象性的解决。比如，笔者注意到资本与家庭的紧张关系这组矛盾在这几年的类型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过去一年中屡屡打破华语电影票房纪录的小资电影如《■》、《北京遇上西雅图》都在回应这个主题），在清穿小说代表作《步步惊心》中，小说开篇将女主人公张晓设置为一个单身白领，这种类型的“剩女”是资本与家庭矛盾最鲜明的体现，开场的情节也在强化张晓的困境：在小说中单身张晓踩着凳子换灯泡，结果触电穿越；在电视剧中张晓遭遇男朋友的劈腿，在争吵中触电穿越。回到康熙末年“九子夺嫡”的时代，张晓在前现代的、去资本化的环境中如鱼得水，被各种类型的阿哥们的爱所包围。总之，当白领张晓在前现代的世界里变成马尔泰·若曦的那一刻，资本与家庭的矛盾不复存在。
固然不必以唯一的标准要求所有的文学类型，但不得不说，类型文学作为“文学”，在创造性上实在是太贫乏了，很难找到比类型文学更保守的文学类型。如果说聊有希望，笔者觉得可以关注类型文学中的戏谑文学与腐女文学这两支。
这两类文学往往都是同人文学。所谓同人文学，即借助另一部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架构，重写一个新的故事。这种写法有浓郁的后现代性，比如戏谑文学一脉中的《悟空传》（这部小说被视为大陆网络文学的起点之一），糅合《西游记》与《大话西游》的故事，表现金蝉子（唐僧）、孙悟空对于“天庭”所代表的虚伪、残暴的统治者的抗争。和传统的类型文学比较，《悟空传》的激进性看得更为清楚。比如同样是描写叛逆青年的《神雕侠侣》，金庸在小说中持续地展开对杨过的“矫治”，直到他从杨康的孩子转变为郭靖的接班人，跻身“华山论剑”所代表的江湖的秩序。而在《悟空传》中，青年唐僧的一段话，成为小说的精神向度，多年来一直在网络上流传：“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同时，《悟空传》也悲剧性地表现出反抗者主体的分裂，孙悟空最终分裂为软弱的“孙悟空”与桀骜的六耳猕猴，在认同与叛逆的冲突中，孙悟空崩溃了：不仅是精神层面的瓦解，肉身也化为尘埃。天庭的意志宛如宿命，铁屋子愈加坚固，万难轰毁，但是孙悟空普罗米修斯式的抗争总是燃起希望：“黑暗的天空突然被一道巨大的闪电划开。孙悟空一跃而起，将金箍棒直指向苍穹。‘来吧’！那一刻被电光照亮的他的身姿，千万年后仍凝固在传说之中。”
如果说戏谑一脉的类型文学，解构的是权力的压迫，那么腐女一脉的类型文学，解构的是性别的压迫。腐女文学真是类型文学的奇葩，破天荒地第一次，女性在爱情小说中退场了，上演的全是男性与男性的爱情。而且，两个男主角中的一个往往是女性化的，这类角色被命名为“受”，依然维系男性气质的一方则是“攻”。这种女性写作赤裸裸地暴露了以往类型化爱情小说的程式，暴露了比如琼瑶式的“爱情故事”不过是一种剧本。女性从这种束缚性的剧本中退场，煞有介事地转而叙述男性与男性的爱情，这种写作辛辣地指向两性关系的重构。从前几年唱《想唱就唱》的超级女声，到这两年以“剩女”为主题的《非诚勿扰》，女性解放随着青年女性社会处境的恶化，变得越来越保守，中性化的李宇春现在想获得冠军恐绝无可能，这是杨幂式的妩媚、雌伏的所谓“女性美”全面回潮的时代。腐女小说难得地保存一点性别重构的火种，尽管在很多时候容易滑入色情文学的泥沼，但依然值得珍视。
当然，文学真正的创造性与解放的力量，本来不必强求类型文学，那本来是“纯文学”的使命，想想作为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先生的文学中那创世纪式的奇崛与阔大。可惜伴随着“80年代”悲剧性的解体，在中国特色的现代生活展开过程中，“纯文学”愈加圆熟也愈加虚弱，尽管不乏优秀作家，但在整体上无法托起现代生活的重压，变成扁平而精致的符号。如何激活“纯文学”的能量，那将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责任编辑 向 午
福尔摩斯曾经给华生写过一封温情脉脉的信，这封信在现在“腐女化”的语境中估计会让很多女粉丝尖叫：
我知道，我亲爱的华生，你和我情投意合，热爱所有那些稀奇古怪、光怪陆离的东西，以及所有超出日常生活之外惊世骇俗、标新立异的东西。
在《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中，英国学者本·海默尔没有就这封信的情意发问，他发现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西方类型文学最著名的主人公，是一个常常厌烦的人，渴望着新奇的事物填补无聊的生活——在小说或影视剧中，福尔摩斯经常以疯狂的行径比如向墙壁开枪来发泄这种苦闷。本·海默尔认为：福尔摩斯与其说是热爱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不如说他爱的是通过理性主义来为其祛魅。福尔摩斯的“天才”，是把理性主义扩大到他所调查的那些表面上深不可测、充满神秘的事件中，发现事物之间的关联，最终使得这些光怪陆离之事归于日常。“福尔摩斯通往日常的途径既产生了神秘，同时又解除了它的神秘”。
和本·海默尔对于福尔摩斯的分析一致，笔者倾向于在“现代”的视野中理解类型文学。我们今天所遭遇的类型文学，和传统中国的通俗文学如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之类）固然有相似性，比如都有消遣娱乐的功能，但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晚清之前的文学有其通俗性，但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通俗文学。如果仅仅从一些感觉出发、用“古已有之”将类型文学打发掉了，很难真正进入到“类型文学”的内部分析。相反，类型文学是现代性的产物，是任何一个国家进入现代阶段后都要遭遇的。
这需要联系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来理解。借助马克思·韦伯等学者的看法，作为一个“现代人”：其一，经历了祛魅即理性化的阶段，随着自我的萌发与理性的觉醒（这个过程被视为“启蒙”），现代人与“神”即一切外在于自我的宏大信仰解约，作为个体生活在世界上；其二，这个游离的个体被吸纳到资本的体系里，成为市场分工的一份子，显形或隐形的流水线上的一员。其三，个体的生命时间被分裂为“工作时间”与“闲暇”。
“类型文学”所治愈的即是个体的“闲暇”。所谓“治愈”，指的是现代人无法承担自我的“闲暇”：作为孤独的个体，现代人无法确定生存的意义，当下生活中到处可见的“无聊”的感叹，描述了这种丧失重量的感受。而这一失重感是机械的市场分工所无法克服的，在分工中我们已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存在于世界上了，而是一些高效率的碎片，一些肉身的机器人。福尔摩斯就是这类“现代人”最极端的例子，绝对的理性，绝对的无聊，一切被科学化之后，福尔摩斯无法面对生活的苦闷，他只有饮鸩止渴般地不断寻找生活的神秘，之后又在理性地宰制下绝望地将其祛魅。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凶手往往来自前现代的美洲或印度，就是这个逻辑的体现。同样在福尔摩斯的时代，浪漫主义的小说中淑女们往往渴念远航的水手们的故事，也是这个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类型文学是现代性方案的一部分，越现代的地域类型文学越发达。无论是鸳鸯蝴蝶派还是当下的网络文学，过去一百年间江浙沪一直是类型文学的中心。作为现代性的必要补充，类型文学要抹掉“无聊”，同时不引向真正的反抗。无论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还是“女性向”（以女性受众为对象）的清宫穿越小说，都虚拟了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江湖或后宫。这个世界以一个底层青年的视角为叙述视点，复制了现实世界的成功学：底层的主人公迅速地升级，获得巨大的成功，或者成长为大侠，或者万千宠爱于一身。这种成功的标志，往往落在小说结尾处作为高潮的武林大会，或是激烈的情感争夺战，以此作为主人公的加冕礼。而且，这种成功抹去了现实世界的艰辛，主人公成功的秘诀在于偶然性，发现了洞穴中的秘籍，或是触电、摔跤而得以穿越。
这种幻觉化的文学，在本质上是静止性的文学，阅读类型文学的过程，宛如一场睡眠。我们经常用比如“梦工厂”来比喻类型文化的生产机制，但笔者觉得与其说是一场梦，不如说更像睡眠。梦往往是有能动性的，指向对于现存生活的改变；而类型文学很保守，其所制造的梦境，不过是现实困境想象性的解决。比如，笔者注意到资本与家庭的紧张关系这组矛盾在这几年的类型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过去一年中屡屡打破华语电影票房纪录的小资电影如《■》、《北京遇上西雅图》都在回应这个主题），在清穿小说代表作《步步惊心》中，小说开篇将女主人公张晓设置为一个单身白领，这种类型的“剩女”是资本与家庭矛盾最鲜明的体现，开场的情节也在强化张晓的困境：在小说中单身张晓踩着凳子换灯泡，结果触电穿越；在电视剧中张晓遭遇男朋友的劈腿，在争吵中触电穿越。回到康熙末年“九子夺嫡”的时代，张晓在前现代的、去资本化的环境中如鱼得水，被各种类型的阿哥们的爱所包围。总之，当白领张晓在前现代的世界里变成马尔泰·若曦的那一刻，资本与家庭的矛盾不复存在。
固然不必以唯一的标准要求所有的文学类型，但不得不说，类型文学作为“文学”，在创造性上实在是太贫乏了，很难找到比类型文学更保守的文学类型。如果说聊有希望，笔者觉得可以关注类型文学中的戏谑文学与腐女文学这两支。
这两类文学往往都是同人文学。所谓同人文学，即借助另一部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架构，重写一个新的故事。这种写法有浓郁的后现代性，比如戏谑文学一脉中的《悟空传》（这部小说被视为大陆网络文学的起点之一），糅合《西游记》与《大话西游》的故事，表现金蝉子（唐僧）、孙悟空对于“天庭”所代表的虚伪、残暴的统治者的抗争。和传统的类型文学比较，《悟空传》的激进性看得更为清楚。比如同样是描写叛逆青年的《神雕侠侣》，金庸在小说中持续地展开对杨过的“矫治”，直到他从杨康的孩子转变为郭靖的接班人，跻身“华山论剑”所代表的江湖的秩序。而在《悟空传》中，青年唐僧的一段话，成为小说的精神向度，多年来一直在网络上流传：“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同时，《悟空传》也悲剧性地表现出反抗者主体的分裂，孙悟空最终分裂为软弱的“孙悟空”与桀骜的六耳猕猴，在认同与叛逆的冲突中，孙悟空崩溃了：不仅是精神层面的瓦解，肉身也化为尘埃。天庭的意志宛如宿命，铁屋子愈加坚固，万难轰毁，但是孙悟空普罗米修斯式的抗争总是燃起希望：“黑暗的天空突然被一道巨大的闪电划开。孙悟空一跃而起，将金箍棒直指向苍穹。‘来吧’！那一刻被电光照亮的他的身姿，千万年后仍凝固在传说之中。”
如果说戏谑一脉的类型文学，解构的是权力的压迫，那么腐女一脉的类型文学，解构的是性别的压迫。腐女文学真是类型文学的奇葩，破天荒地第一次，女性在爱情小说中退场了，上演的全是男性与男性的爱情。而且，两个男主角中的一个往往是女性化的，这类角色被命名为“受”，依然维系男性气质的一方则是“攻”。这种女性写作赤裸裸地暴露了以往类型化爱情小说的程式，暴露了比如琼瑶式的“爱情故事”不过是一种剧本。女性从这种束缚性的剧本中退场，煞有介事地转而叙述男性与男性的爱情，这种写作辛辣地指向两性关系的重构。从前几年唱《想唱就唱》的超级女声，到这两年以“剩女”为主题的《非诚勿扰》，女性解放随着青年女性社会处境的恶化，变得越来越保守，中性化的李宇春现在想获得冠军恐绝无可能，这是杨幂式的妩媚、雌伏的所谓“女性美”全面回潮的时代。腐女小说难得地保存一点性别重构的火种，尽管在很多时候容易滑入色情文学的泥沼，但依然值得珍视。
当然，文学真正的创造性与解放的力量，本来不必强求类型文学，那本来是“纯文学”的使命，想想作为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先生的文学中那创世纪式的奇崛与阔大。可惜伴随着“80年代”悲剧性的解体，在中国特色的现代生活展开过程中，“纯文学”愈加圆熟也愈加虚弱，尽管不乏优秀作家，但在整体上无法托起现代生活的重压，变成扁平而精致的符号。如何激活“纯文学”的能量，那将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责任编辑 向 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