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既定的发展战略。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和传承文化的载体，在法治建设中无疑承担着首要的责任。xx年4月，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在国家层面正式提出了创建法治城市的号召。本文拟针对当前法治城市创建中存在的问题，谈一下个人浅显的看法。
一、当前法治城市创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的最初产生，即与城市、商品交换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法在城市之中孕育产生。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法已经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市民社会自发的演变进化，法治社会或许也会自然生成；而通过有意识的开展创建活动，法治城市的形成则会更加快捷。当前，各地创建活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一）创建活动开展不平衡。随着区域竞争的日趋激烈，各地都非常注重城市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注重通过创建活动，获取国家卫生城市、文明城市、森林城市、环保城市等各种荣誉称号，以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相形之下，法治城市这一颇具含金量的称号并没有得到城市执政者的广泛关注。除了江苏、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之外，在全国其他地方，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往往悄无声息，相关职能部门也无所作为。在一个地区内部，由于执政者法律意识的不同，对法治城市创建活动的重视程度也存在差别。创建活动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也尚没有形成各地相互竞争加压的态势。
（二）创建活动考评机制不健全。法治建设更多的属于软件建设，属于城市竞争力中的软实力，本身在考评方面就面临着量化的难题。加上法治城市创建涉及面广，涉及部门多，由此很难形成真正系统完善的考评细则。国家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其他创建活动，相关主管机构都已经出台了明确的考评标准和细则，各地在创建过程中操作起来比较方便。法治城市创建，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除江苏、深圳等地出台了地方性的法治县标准、法治政府标准外，尚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出台，全国普法办的文件也只是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这种状况，客观上亦给创建活动的开展制造了难题。
（三）创建活动协调联动力度不够。法治城市创建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需要强有力的协调机关。政法、司法、公安、检察、法院、法制，以及政府众多执法机关在创建活动中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机关隶属不同、性质不同、业务不同，如何整合资源，形成创建合力，对协调联动机制提出了很高要求。目前各地协调联动模式不同，较多的是由县、市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协调职能。这种模式面临着缺少权威、缺少制约手段等弊端，难以发挥有效作用，造成众多相关职能部门没有把创建活动当做一项必需的任务来抓，创建往往流于口号和形式。
（四）创建活动群众参与度不够。法治城市创建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创建活动中的主体作用，这是全国普法办提出的创建工作原则。各地在创建过程中，往往强调行政主导，本也无可厚非。正如马怀德教授所言，“在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依靠行政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法治与发展经济一样，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大动力”。但是，法治创建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只有群众的法律意识得到提高、法律信仰得以建立、法律权利得以保障、法律诉求得到满足，才能说城市实现了法治化。在当前的创建活动中，往往忽视了市民社会的培育、忽视了民间组织的参与，创建活动缺少了“源头活水”。
二、对创建法治城市的几点建议
法治城市创建意义重大。研究发现，法治指数每上升一点，低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可以增加100美元以上，中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可提高到400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可以提升近3000美元。（见《瞭望东方周刊》xx年40期）。因此，专家提出论点:法治创造gdp。开展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就如同发展城市经济一样，应当成为城市管理者的自觉行动。针对存在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抓好创建工作：
（一）确立创建活动的具体目标。城市间的竞争对城市品牌塑造提出了要求，城市执政者自身有通过创建为城市获得各种“城市名片”的内在动力。比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等在经过考察认定合格后，国家相关机构往往要授予该城市荣誉称号和奖牌，一些省级政府对取得荣誉称号的城市还要给予物质奖励。作为一种创建活动，法治城市创建因此也需要有明确的看得见的荣誉作为目标。当前，江苏等地采取了授予“法治县（市区）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称号的方式。在国家层面，尚没有关于“国家法治城市”如何申报、由何种机构负责评审等规定，这一定程度上将法治城市创建活动限定在了省级区域之内。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国家级目标的缺位，导致创建活力未能得到激发。笔者建议，可以在设立“省级法治城市”的基础上，尽快确立“国家法治城市”这一荣誉称号和制度，使二者能够有效衔接。
（二）制定法治城市的具体标准。法治作为人类共有的政治文明，即便不同法系，也有某种程度的共性。作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拟定法治城市的共同标准，完全可行。作为法治创建活动先行者的江苏省，xx年即推出了相关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内容涵盖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学法守法、依法管理、组织保障六方面。其他地方，更多的是针对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指标体系，比如深圳市制定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内容翔实，共12个大项44个子项225个细项。创建法治城市，当然要求达到法治政府的目标。但是，法治城市创建是个更广泛的概念，不但涵盖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等机关系统，律师、协会、社区等中介组织和自治组织也应包含在内，作为城市主体的企业、市民更是不可或缺。因此，应以全国普法办《意见》中列举的十大任务为指导，构筑众多的子门类标准，对十大方面原则任务进行细化和补缺，构筑起完整的系统的法治城市标准。
（三）建立创建活动的权威机构。创建活动需要多方参与，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协调职能的模式难以满足需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建议设立专门的“创建法治城市领导小组”，由城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等系统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副组长，具体涉法部门的领导为成员，定期举行例会，讨论创建活动中的重大问题。在领导小组下，设立“创建法治城市办公室”，直接隶属于所在市市委市政府领导，由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和经验的专职人员组成，具体负责法治城市创建标准的拟定、日常的督察、年终的考核等职能。当然，机构方面的问题没必要整齐划一，可以由各个地方结合自身城市特色创造性的设置，重要的是机构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在具体创建过程中，为保障机构的权威性，增强其协调联动能力，可以赋予其相应的权力，比如对日常法治工作的检查权、对不服从协调的建议处分权等，该机构亦可以通过对创建工作的考评奖惩确立自己的权威。
（四）把握创建活动的重点领域。法制城市创建涉及面广，但城市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在创建活动中应抓住几个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法治政府建设最为关键。普通市民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要经常和政府机关打交道，建设服务、责任、信用、公开政府是市民的普遍诉求，这些诉求归结于一点就是建设法治政府。公正司法也是创建活动的重点。市民社会中纠纷不可避免，纠纷能否得到公正解决，直接影响市民的法治信仰。正如一句著名的法谚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正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而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则把水源弄坏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也是法治城市的必然要求。市民生活在城市中，首先需要生活的安全感、交易的公平感，法治城市应当是一个犯罪和治安案件低发的地区，一个市场发育成熟，市场资源自由流通合理配置，各种交易诚信公平的地区。
（五）畅通群众参与创建的渠道。法治城市创建的成果将由市民共享，法治城市创建的过程离不开市民的广泛参与。要发挥办事处、社区等基层单位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创建宣传活动，调动群众参与法治城市创建的积极性。在立法过程中，可以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由市民参与其中，做到民主立法。在司法审判活动中，推行人民陪审员制度，让群众参与司法活动。可以将一些典型案件的法庭开到群众中间，使市民近距离的受到法治教育。可以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传媒，向市民宣传普及法治知识。特别是对于群众的诉求，要及时有效地解决反馈。要扩大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的范围，提高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的素质，使市民能够得到及时的法律帮助。在制定法治城市考评标准时，群众应该广泛参与；在出台的考评体系中，市民的法治满意度、法治参与度，应当成为主要测评指标。
创建法治城市，推进城市各项事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是城市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城市的执政者、管理者，应当清醒的看到法治城市创建的价值所在。法治城市创建的考评标准和机制需进一步探索完善，对创建活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法治城市创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我们常抓不懈的研究和努力。
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既定的发展战略。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和传承文化的载体，在法治建设中无疑承担着首要的责任。xx年4月，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在国家层面正式提出了创建法治城市的号召。本文拟针对当前法治城市创建中存在的问题，谈一下个人浅显的看法。
一、当前法治城市创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的最初产生，即与城市、商品交换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法在城市之中孕育产生。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法已经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市民社会自发的演变进化，法治社会或许也会自然生成；而通过有意识的开展创建活动，法治城市的形成则会更加快捷。当前，各地创建活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一）创建活动开展不平衡。随着区域竞争的日趋激烈，各地都非常注重城市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注重通过创建活动，获取国家卫生城市、文明城市、森林城市、环保城市等各种荣誉称号，以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相形之下，法治城市这一颇具含金量的称号并没有得到城市执政者的广泛关注。除了江苏、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之外，在全国其他地方，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往往悄无声息，相关职能部门也无所作为。在一个地区内部，由于执政者法律意识的不同，对法治城市创建活动的重视程度也存在差别。创建活动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也尚没有形成各地相互竞争加压的态势。
（二）创建活动考评机制不健全。法治建设更多的属于软件建设，属于城市竞争力中的软实力，本身在考评方面就面临着量化的难题。加上法治城市创建涉及面广，涉及部门多，由此很难形成真正系统完善的考评细则。国家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其他创建活动，相关主管机构都已经出台了明确的考评标准和细则，各地在创建过程中操作起来比较方便。法治城市创建，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除江苏、深圳等地出台了地方性的法治县标准、法治政府标准外，尚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出台，全国普法办的文件也只是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这种状况，客观上亦给创建活动的开展制造了难题。
（三）创建活动协调联动力度不够。法治城市创建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需要强有力的协调机关。政法、司法、公安、检察、法院、法制，以及政府众多执法机关在创建活动中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机关隶属不同、性质不同、业务不同，如何整合资源，形成创建合力，对协调联动机制提出了很高要求。目前各地协调联动模式不同，较多的是由县、市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协调职能。这种模式面临着缺少权威、缺少制约手段等弊端，难以发挥有效作用，造成众多相关职能部门没有把创建活动当做一项必需的任务来抓，创建往往流于口号和形式。
（四）创建活动群众参与度不够。法治城市创建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创建活动中的主体作用，这是全国普法办提出的创建工作原则。各地在创建过程中，往往强调行政主导，本也无可厚非。正如马怀德教授所言，“在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依靠行政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法治与发展经济一样，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大动力”。但是，法治创建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只有群众的法律意识得到提高、法律信仰得以建立、法律权利得以保障、法律诉求得到满足，才能说城市实现了法治化。在当前的创建活动中，往往忽视了市民社会的培育、忽视了民间组织的参与，创建活动缺少了“源头活水”。
二、对创建法治城市的几点建议
法治城市创建意义重大。研究发现，法治指数每上升一点，低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可以增加100美元以上，中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可提高到400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可以提升近3000美元。（见《瞭望东方周刊》xx年40期）。因此，专家提出论点:法治创造gdp。开展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就如同发展城市经济一样，应当成为城市管理者的自觉行动。针对存在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抓好创建工作：
（一）确立创建活动的具体目标。城市间的竞争对城市品牌塑造提出了要求，城市执政者自身有通过创建为城市获得各种“城市名片”的内在动力。比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等在经过考察认定合格后，国家相关机构往往要授予该城市荣誉称号和奖牌，一些省级政府对取得荣誉称号的城市还要给予物质奖励。作为一种创建活动，法治城市创建因此也需要有明确的看得见的荣誉作为目标。当前，江苏等地采取了授予“法治县（市区）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称号的方式。在国家层面，尚没有关于“国家法治城市”如何申报、由何种机构负责评审等规定，这一定程度上将法治城市创建活动限定在了省级区域之内。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国家级目标的缺位，导致创建活力未能得到激发。笔者建议，可以在设立“省级法治城市”的基础上，尽快确立“国家法治城市”这一荣誉称号和制度，使二者能够有效衔接。
（二）制定法治城市的具体标准。法治作为人类共有的政治文明，即便不同法系，也有某种程度的共性。作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拟定法治城市的共同标准，完全可行。作为法治创建活动先行者的江苏省，xx年即推出了相关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内容涵盖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学法守法、依法管理、组织保障六方面。其他地方，更多的是针对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指标体系，比如深圳市制定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内容翔实，共12个大项44个子项225个细项。创建法治城市，当然要求达到法治政府的目标。但是，法治城市创建是个更广泛的概念，不但涵盖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等机关系统，律师、协会、社区等中介组织和自治组织也应包含在内，作为城市主体的企业、市民更是不可或缺。因此，应以全国普法办《意见》中列举的十大任务为指导，构筑众多的子门类标准，对十大方面原则任务进行细化和补缺，构筑起完整的系统的法治城市标准。
（三）建立创建活动的权威机构。创建活动需要多方参与，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协调职能的模式难以满足需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建议设立专门的“创建法治城市领导小组”，由城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等系统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副组长，具体涉法部门的领导为成员，定期举行例会，讨论创建活动中的重大问题。在领导小组下，设立“创建法治城市办公室”，直接隶属于所在市市委市政府领导，由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和经验的专职人员组成，具体负责法治城市创建标准的拟定、日常的督察、年终的考核等职能。当然，机构方面的问题没必要整齐划一，可以由各个地方结合自身城市特色创造性的设置，重要的是机构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在具体创建过程中，为保障机构的权威性，增强其协调联动能力，可以赋予其相应的权力，比如对日常法治工作的检查权、对不服从协调的建议处分权等，该机构亦可以通过对创建工作的考评奖惩确立自己的权威。
（四）把握创建活动的重点领域。法制城市创建涉及面广，但城市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在创建活动中应抓住几个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法治政府建设最为关键。普通市民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要经常和政府机关打交道，建设服务、责任、信用、公开政府是市民的普遍诉求，这些诉求归结于一点就是建设法治政府。公正司法也是创建活动的重点。市民社会中纠纷不可避免，纠纷能否得到公正解决，直接影响市民的法治信仰。正如一句著名的法谚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正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而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则把水源弄坏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也是法治城市的必然要求。市民生活在城市中，首先需要生活的安全感、交易的公平感，法治城市应当是一个犯罪和治安案件低发的地区，一个市场发育成熟，市场资源自由流通合理配置，各种交易诚信公平的地区。
（五）畅通群众参与创建的渠道。法治城市创建的成果将由市民共享，法治城市创建的过程离不开市民的广泛参与。要发挥办事处、社区等基层单位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创建宣传活动，调动群众参与法治城市创建的积极性。在立法过程中，可以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由市民参与其中，做到民主立法。在司法审判活动中，推行人民陪审员制度，让群众参与司法活动。可以将一些典型案件的法庭开到群众中间，使市民近距离的受到法治教育。可以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传媒，向市民宣传普及法治知识。特别是对于群众的诉求，要及时有效地解决反馈。要扩大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的范围，提高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的素质，使市民能够得到及时的法律帮助。在制定法治城市考评标准时，群众应该广泛参与；在出台的考评体系中，市民的法治满意度、法治参与度，应当成为主要测评指标。
创建法治城市，推进城市各项事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是城市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城市的执政者、管理者，应当清醒的看到法治城市创建的价值所在。法治城市创建的考评标准和机制需进一步探索完善，对创建活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法治城市创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我们常抓不懈的研究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