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谈学问与人生
人不正则无气象 无气象则无学问
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13-01/28/content_77154.htm?div=-1
如果一个人平时做人都是雕虫小技，那么他做学问也一定是雕虫小技，不可能有大气象。
———邓正来
2013年1月24日，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复旦高研院创院院长邓正来逝世，享年56岁。
邓正来的学术生涯，体制外打拼18年，进入学院整10年———无论体制内外，不变的是他的学术豪情。他在学术江湖上把各路英杰招揽过来，坐在一起讨论、争论：从1990年代以来，他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非常重要的组织者，直到去世前，他还在策划一个大型学术论坛，计划在今年把一群经济学家召集到复旦大学，就中国经济问题做系列讲座。
邓先生2007年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演讲中强调，一个人去做学问应该是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没有一个大学问家，他所做的研究，是和他的生命不相干的”，他认为，所有的学问来源于生命当中的困惑。现将这次影响了很多学子的演讲摘录刊发，以示追思。
做学问如果没有独立品格，是做不好的，
做出来的学问是花里胡哨的
到今天，严格意义上我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85年我硕士研究生未毕业就退学，当了个体户。在此期间，我完全是想自己的问题，读自己的书。第二阶段，也就是1998年至2003年。我结束了个体户阶段（所谓个体户，就是盲流，三无人员———没工作、没房子、没户口，只知读书的人）进入了闭关阶段。
闭关有三条原则：一是不接受任何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活动。为什么？没空。二是不参加国内的学术活动，因为没意思！每天都开会，跑龙套。三是拒绝任何出版社、杂志社等媒体的约稿。
2003年我进入体制，成为大学的老师，标志着我步入了第三阶段。我的好朋友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邀我去吉林大学工作，我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生不担任任何行政代表的职务，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二是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生不担任实质性学术代表职务。就这样，我进了吉林大学。
人生问题不是一个非常虚无飘渺的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人；其次，我们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到底该如何处理，我们和这个学术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独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赖于一方，又不与他对抗———而是非常独立的人格。
我在九十年代初是做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研究。今天中国的市民社会的研究，我是第一人，不仅做得最早，而且被认为（不是我认为）做得最好。市民社会主要关于以下几个问题：它关心在市民社会国家的构建以前，中国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
什么是自上而下？就是我们想问题，国家好我们就好，这又是自上而下———忽略了我们的主导性。市民社会本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我们不仅要从上而下，我们也要从下而上。扭转整个思维方式，这是个范式。这种范式的转型非常重要，经济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历史学也好，法学也好，这个范式的影响非常大。
没有一个大学问家，他所做的研究，
是和他的生命不相干的
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改做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研究。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做学术研究，都是在学西方的东西，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到哪去了？我们是不存在的，我们关心西方的事务，思考他们的问题，用他们的方法———因为他们的东西和我们的一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我们的自主性在这种进程中逐渐丧失。
尽管这个时候我不懂得理论，我没有办法把它当成理论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从理论当中来解释这个问题和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恰恰引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是谁给了他这种合法性，把我这样一个人，一个活人，一个有意志的人，安排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来源于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困惑和与生命息息相干的。
做学问、学习并不是书本上的一个概念。那些概念，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跟你们生命相关的。如果和你的生命不相干，你的学问在哪做？没有一个大师，没有一个大学问家，他所做的研究，是和他的生命不相干的。从苏格拉底开始，从柏拉图开始，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开始，没有的，没有一个，你找不出来一个，都是来源于生命当中的困惑，所以你一定要对你自己的生命经验非常的珍惜。
九十年代末我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学术脱色”的运动。中国的学术到了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在一个“平面道路”上不断展开的。你们是学法律的，你们知道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标的，现在我们知道；过去我们不知道侵权，现在我们知道；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和谐，现在我们知道；过去我们都不知道的，现在我们在一点点知道这些理论。但是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知道啊？是在平面的意义上知道，不是在研究的意义上的。不是研究，只是把别人的东西盗取回来，是知识点。我们不能拿这些东西和西方的学者对话。这些（知识点）都是ABC，你拿这个和人家对什么话？所以整个中国的学术走到今天，要走向一个脱色点，我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学术脱色的运动，要把学术重心推移。我们要真正开始分析，真正开始做基础性研究。
大学不是旅店，那么多人聚在一个地方，
就是用最青春思考遍及人类的问题
我们作为知识人，作为学习知识的人，必须要知道，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不仅要知道，什么是法律，“法律”这个概念是什么，我们还要知道，“法律”这个概念是怎么被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知识体系是怎么被建构起来的，否则你就不生产知识。假设你知道法律的知识点，100个知识点，你全部都背，各大科目的教科书你都背得下，但你不会生产知识，叫你自己创造你创造不出来，你最多把他默写出来，但你不知道这个知识是怎么出来的，它的局限性在哪儿，它的问题在哪里，你没办法进行思考。做这一切（探究知识被创造的过程）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生产知识，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识。这里面就暴露出什么东西呢？处处透露出一个人的气量，连这些东西都不关切的人，不可能有气量。他关心什么？他至多关心自己的考试成绩的好坏，他关心不到学问的问题。
学问的问题是什么？那是普及天下的问题。大学生到大学来做什么？大学不是旅店，那么你住在这里又干什么？其实让你们那么多人，聚在一个地方，就是让你们用最青春、最美好的时间在这里思考、关心全人类的问题。你没有这种的品德，你没有生命的担当，你没有知道如何去生产知识，你怎么完成这个任务？没有这些东西，你们就只是把大学当作一个小旅店，四年以后毕业了，各奔东西，小旅店的钱也交光了，人也该走了，各自的道路各自寻。这不是你们应该有的态度啊。
我再强调一遍：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志向，第二个一定要有追比圣贤的欲望。一定要用你们在学校中最美好的青春，构筑你们的人生，不只是读书！
■据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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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谈学问与人生
人不正则无气象 无气象则无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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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平时做人都是雕虫小技，那么他做学问也一定是雕虫小技，不可能有大气象。
———邓正来
2013年1月24日，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复旦高研院创院院长邓正来逝世，享年56岁。
邓正来的学术生涯，体制外打拼18年，进入学院整10年———无论体制内外，不变的是他的学术豪情。他在学术江湖上把各路英杰招揽过来，坐在一起讨论、争论：从1990年代以来，他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非常重要的组织者，直到去世前，他还在策划一个大型学术论坛，计划在今年把一群经济学家召集到复旦大学，就中国经济问题做系列讲座。
邓先生2007年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演讲中强调，一个人去做学问应该是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没有一个大学问家，他所做的研究，是和他的生命不相干的”，他认为，所有的学问来源于生命当中的困惑。现将这次影响了很多学子的演讲摘录刊发，以示追思。
做学问如果没有独立品格，是做不好的，
做出来的学问是花里胡哨的
到今天，严格意义上我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85年我硕士研究生未毕业就退学，当了个体户。在此期间，我完全是想自己的问题，读自己的书。第二阶段，也就是1998年至2003年。我结束了个体户阶段（所谓个体户，就是盲流，三无人员———没工作、没房子、没户口，只知读书的人）进入了闭关阶段。
闭关有三条原则：一是不接受任何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活动。为什么？没空。二是不参加国内的学术活动，因为没意思！每天都开会，跑龙套。三是拒绝任何出版社、杂志社等媒体的约稿。
2003年我进入体制，成为大学的老师，标志着我步入了第三阶段。我的好朋友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邀我去吉林大学工作，我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生不担任任何行政代表的职务，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二是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生不担任实质性学术代表职务。就这样，我进了吉林大学。
人生问题不是一个非常虚无飘渺的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人；其次，我们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到底该如何处理，我们和这个学术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独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赖于一方，又不与他对抗———而是非常独立的人格。
我在九十年代初是做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研究。今天中国的市民社会的研究，我是第一人，不仅做得最早，而且被认为（不是我认为）做得最好。市民社会主要关于以下几个问题：它关心在市民社会国家的构建以前，中国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
什么是自上而下？就是我们想问题，国家好我们就好，这又是自上而下———忽略了我们的主导性。市民社会本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我们不仅要从上而下，我们也要从下而上。扭转整个思维方式，这是个范式。这种范式的转型非常重要，经济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历史学也好，法学也好，这个范式的影响非常大。
没有一个大学问家，他所做的研究，
是和他的生命不相干的
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改做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研究。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做学术研究，都是在学西方的东西，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到哪去了？我们是不存在的，我们关心西方的事务，思考他们的问题，用他们的方法———因为他们的东西和我们的一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我们的自主性在这种进程中逐渐丧失。
尽管这个时候我不懂得理论，我没有办法把它当成理论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从理论当中来解释这个问题和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恰恰引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是谁给了他这种合法性，把我这样一个人，一个活人，一个有意志的人，安排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来源于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困惑和与生命息息相干的。
做学问、学习并不是书本上的一个概念。那些概念，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跟你们生命相关的。如果和你的生命不相干，你的学问在哪做？没有一个大师，没有一个大学问家，他所做的研究，是和他的生命不相干的。从苏格拉底开始，从柏拉图开始，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开始，没有的，没有一个，你找不出来一个，都是来源于生命当中的困惑，所以你一定要对你自己的生命经验非常的珍惜。
九十年代末我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学术脱色”的运动。中国的学术到了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在一个“平面道路”上不断展开的。你们是学法律的，你们知道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标的，现在我们知道；过去我们不知道侵权，现在我们知道；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和谐，现在我们知道；过去我们都不知道的，现在我们在一点点知道这些理论。但是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知道啊？是在平面的意义上知道，不是在研究的意义上的。不是研究，只是把别人的东西盗取回来，是知识点。我们不能拿这些东西和西方的学者对话。这些（知识点）都是ABC，你拿这个和人家对什么话？所以整个中国的学术走到今天，要走向一个脱色点，我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学术脱色的运动，要把学术重心推移。我们要真正开始分析，真正开始做基础性研究。
大学不是旅店，那么多人聚在一个地方，
就是用最青春思考遍及人类的问题
我们作为知识人，作为学习知识的人，必须要知道，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不仅要知道，什么是法律，“法律”这个概念是什么，我们还要知道，“法律”这个概念是怎么被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知识体系是怎么被建构起来的，否则你就不生产知识。假设你知道法律的知识点，100个知识点，你全部都背，各大科目的教科书你都背得下，但你不会生产知识，叫你自己创造你创造不出来，你最多把他默写出来，但你不知道这个知识是怎么出来的，它的局限性在哪儿，它的问题在哪里，你没办法进行思考。做这一切（探究知识被创造的过程）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生产知识，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识。这里面就暴露出什么东西呢？处处透露出一个人的气量，连这些东西都不关切的人，不可能有气量。他关心什么？他至多关心自己的考试成绩的好坏，他关心不到学问的问题。
学问的问题是什么？那是普及天下的问题。大学生到大学来做什么？大学不是旅店，那么你住在这里又干什么？其实让你们那么多人，聚在一个地方，就是让你们用最青春、最美好的时间在这里思考、关心全人类的问题。你没有这种的品德，你没有生命的担当，你没有知道如何去生产知识，你怎么完成这个任务？没有这些东西，你们就只是把大学当作一个小旅店，四年以后毕业了，各奔东西，小旅店的钱也交光了，人也该走了，各自的道路各自寻。这不是你们应该有的态度啊。
我再强调一遍：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志向，第二个一定要有追比圣贤的欲望。一定要用你们在学校中最美好的青春，构筑你们的人生，不只是读书！
■据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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