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在飞机离重庆的前一夜，曾与周恩来交谈，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 落魄的幼年生活 1896年10月11日，王若飞诞生于贵州省安顺城北街故宅，在安顺度过了七年半的幼年生活。由于曾祖父去世，庶祖母心狠，父亲在家中失宠，又不务正业染上鸦片，潦倒终日，遂被逐出家门，流浪在外至死，若飞和母亲、妹妹失去了依靠，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他们的遭遇，引起了外婆和两个舅舅（黄干夫和黄齐生）极大的不安。为了若飞的前途，1904年2月，黄齐生两次到安顺，终于将王若飞接到贵阳，让他就读于达德学校。第一次，若飞的庶祖母和叔父百般拒绝，声称王家无儿，需留身边，所以未能接走。然而继母和叔父仍百般虐待，不使读书。这样，黄齐生又二赴安顺，反复说明带若飞出去读书，是为了使他成人立业，且再三指出：“一切费用不累及你们，将来成人亦王家之荣，我尽母舅之责，愿负担一切”。王家最终同意放行。据说，黄齐生欣喜异常“王家如去一草，我却如获一宝。”由此可见，黄齐生对若飞早期的成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若飞初到贵阳时，“满头癞疮，状类白痴”，身体贫弱，读书吃力，因此在达德预备班留级。黄齐生十分理解侄儿暂时的劣绩，不仅没有抛弃，反而倍加关心，由于黄齐生的照顾，若飞的病很快就治愈了，学业也逐渐长进，特别是读到小学二年级时，进步尤为显著，被学校奖为“最优等生”，连跳两级进入高等小学。黄齐生在《王若飞引述》一文中记述：“既而察其有异，家藏书，恣窥览。时校例奖天才，卒超越三级而入高等”。另外黄齐生还十分欣喜地作了一首五言诗记叙若飞的学习情况：“……十岁心花放。行业坐卧间，书卷手不让。曰或千言记，使我惊奇创。十二躐高等，胆粗气益壮。” 达德的革命教育 王若飞对达德学校十分有感情，他写过一篇《对于过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文中回忆说：“我从九岁到十五岁七年的长时间，不但读书于这个学校内，而且是长年和舅父住宿于这个学校中……随着学校的天天发展，这古庙菩萨的宝殿，逐渐都变成了青年儿童的讲堂。从前一片阴森鬼神的气象，完全为光明智慧的现实所替代，我在这里面天天与同学们竞读游戏，整整过了七年。这七年中所受的教育，是极活泼生动、富于变化的教育，是非常值得回忆的。” 达德的教师们以史为鉴，宣传民族革命思想，王若飞总是积极参加聆听，为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何腾蛟的爱国行动慷慨悲歌。他还在学校“通俗演剧会”参加过演出《大埠桥》《意大利的统一》《维新梦》等。在心中铭刻下“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思想。他还常常秘密阅读当时禁阅的激进书报杂志，例如《民报》、《新民丛报》、《黄帝魂》、《革命军》等，主动追索民主、立宪、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 王若飞在达德时期，正是辛亥革命前夜，它的创办者们，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当时革命思潮的影响，不满封建专制，极力追求新的出路，这也不难解释王若飞后来走上革命之路的原因。 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王若飞从达德学校毕业后，曾在“群明社”、“崇文书店”当过店员，一面做事，一面读书。1914年随大舅黄干夫到铜仁矿务局工作，当文牍员。1915年封建军阀袁世凯称帝，王若飞持黄齐生信函，与黄干夫一起，说服铜仁驻军团长彭公武举义讨袁。同年底，滇黔讨袁军起，黄齐生代表贵州省政府出外联络，要若飞携款从铜仁赶住上海。赶到上海后，遂与黄齐生一道在江苏、山东、河南、山西、四川等省宣传反袁，开阔眼界，直至1916年冬返回贵阳。一年后王若飞考取黔中道留学日本公费生，次年与黄齐生一起离贵阳赶赴日本东京。这时，若飞多方搜读社会主义书刊。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日本人排挤中国留学生，王若飞于8月7日愤然回国，在上海参加反日宣传，接着与黄齐生等赴法国勤工俭学，王若飞在法国巴黎生活了近4年时间。初到巴黎，他广交困苦华工和学友，不久便结识了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等同志。王若飞与蔡和森等继而在巴黎组织“工学互助社”，团结留法学生一边勤工俭学力求自救，一边从事社会主义研究。 1921年初，周恩来到巴黎，很快结识了王若飞等工学互助社的同志，他们一起带领留法学生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还号召组织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向法国政府贷款买军火打内战。这年底，周恩来、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蔡和森、李富春、罗迈、聂荣臻等同志又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积极和国内建立联系。1922年10月，中共中央通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同时，王若飞得到中共中央通知，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之一。1923年春，王若飞等同志受党组织派遣，从巴黎经柏林，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4月回国后曾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和中共中央秘书长。就在这年夏天，29岁的王王若飞在河南郑州结识了搞工人运动的李培芝同志，是年8月，王若飞与志同道合的李培芝同志结成伴侣。次年王若飞在《向导》周报发表了《英日帝国主义在北方的阴谋与民众之反抗》、《国民军失败后帝国主义者向中国民众进攻的新战略》等多篇有重要价值的文章。 牢狱之苦压不倒信仰 1927年3月，周恩来与王若飞领导上海工人起义，王若飞负责指挥南市区，并首先取得了胜利。1931年夏天，王若飞受党中央派遣，到内蒙开展陕甘宁绥一带的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包头不幸被国民党拘捕。当国民党军警闯进“泰安旅店”时，王若飞来不及销毁一张写有许多同志姓名和地址的纸片，急忙放进口中咬碎，敌人扼住他的喉咙，他将连纸带血的口沫吐了敌人一脸，保全了同志的性命。其后，王若飞从包头被押解到归绥（今呼和浩特）“第一模范监狱”，到了1936年6月又被软禁于“太原陆军监狱”。王若飞在狱中受尽磨难，不仅没有屈服，还把敌人的法庭当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台。在狱中，他坚持写作，写下了《中国农民战争》、《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怎样做一个布尔什维克》等多篇文章，他在狱中团结教育狱中难友，领导他们与敌人展开斗争，他对当时被拘的人们说：“我们政治犯一定要争取无条件出狱，敌人提出任何条件，我们都不能接受，这是我们革命者的气节。” 1937年初，山西军阀阎锡山迫于国内抗战形势的压力，同意让共产党人和他组织牺盟会，进行发动抗战的准备工作。薄一波同志当时领导这一工作，受党的委托，由薄一波同志把王若飞营救出狱。同年夏天，王若飞在李培芝伴随下一起离开太原，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奔赴延安。到延安的第二天，他就去见毛主席，回来后他对李培芝说：“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活过。” 永存人民心中的王若飞 1945年8月28日，王若飞同陪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王若飞是签字代表之一。1946年初，王若飞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参加第三次国共谈判，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在重庆达成“停战协定”。王若飞在谈判桌上，言辞犀利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驳斥他们的反共谬论，同时广泛接触各界民主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扩大党的影响。 1946年4月初，由于国民党严重阻挠破坏各项决议，王若飞、秦邦宪于4月8日冒恶劣天气从重庆乘飞机，赶往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飞机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王若飞、秦邦宪及同机的叶挺夫妇、邓发、黄齐生等一行13人全部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八”事件。王若飞在飞机离重庆的前一夜，曾与周恩来交谈，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 1996年在纪念王若飞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宋平、张万年等出席了会议，并分别发表了讲话，以表达对王若飞这位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敬仰之情。（作者系安顺市文联原副主席 责任编辑/周德瑞）
王若飞在飞机离重庆的前一夜，曾与周恩来交谈，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 落魄的幼年生活 1896年10月11日，王若飞诞生于贵州省安顺城北街故宅，在安顺度过了七年半的幼年生活。由于曾祖父去世，庶祖母心狠，父亲在家中失宠，又不务正业染上鸦片，潦倒终日，遂被逐出家门，流浪在外至死，若飞和母亲、妹妹失去了依靠，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他们的遭遇，引起了外婆和两个舅舅（黄干夫和黄齐生）极大的不安。为了若飞的前途，1904年2月，黄齐生两次到安顺，终于将王若飞接到贵阳，让他就读于达德学校。第一次，若飞的庶祖母和叔父百般拒绝，声称王家无儿，需留身边，所以未能接走。然而继母和叔父仍百般虐待，不使读书。这样，黄齐生又二赴安顺，反复说明带若飞出去读书，是为了使他成人立业，且再三指出：“一切费用不累及你们，将来成人亦王家之荣，我尽母舅之责，愿负担一切”。王家最终同意放行。据说，黄齐生欣喜异常“王家如去一草，我却如获一宝。”由此可见，黄齐生对若飞早期的成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若飞初到贵阳时，“满头癞疮，状类白痴”，身体贫弱，读书吃力，因此在达德预备班留级。黄齐生十分理解侄儿暂时的劣绩，不仅没有抛弃，反而倍加关心，由于黄齐生的照顾，若飞的病很快就治愈了，学业也逐渐长进，特别是读到小学二年级时，进步尤为显著，被学校奖为“最优等生”，连跳两级进入高等小学。黄齐生在《王若飞引述》一文中记述：“既而察其有异，家藏书，恣窥览。时校例奖天才，卒超越三级而入高等”。另外黄齐生还十分欣喜地作了一首五言诗记叙若飞的学习情况：“……十岁心花放。行业坐卧间，书卷手不让。曰或千言记，使我惊奇创。十二躐高等，胆粗气益壮。” 达德的革命教育 王若飞对达德学校十分有感情，他写过一篇《对于过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文中回忆说：“我从九岁到十五岁七年的长时间，不但读书于这个学校内，而且是长年和舅父住宿于这个学校中……随着学校的天天发展，这古庙菩萨的宝殿，逐渐都变成了青年儿童的讲堂。从前一片阴森鬼神的气象，完全为光明智慧的现实所替代，我在这里面天天与同学们竞读游戏，整整过了七年。这七年中所受的教育，是极活泼生动、富于变化的教育，是非常值得回忆的。” 达德的教师们以史为鉴，宣传民族革命思想，王若飞总是积极参加聆听，为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何腾蛟的爱国行动慷慨悲歌。他还在学校“通俗演剧会”参加过演出《大埠桥》《意大利的统一》《维新梦》等。在心中铭刻下“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思想。他还常常秘密阅读当时禁阅的激进书报杂志，例如《民报》、《新民丛报》、《黄帝魂》、《革命军》等，主动追索民主、立宪、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 王若飞在达德时期，正是辛亥革命前夜，它的创办者们，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当时革命思潮的影响，不满封建专制，极力追求新的出路，这也不难解释王若飞后来走上革命之路的原因。 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王若飞从达德学校毕业后，曾在“群明社”、“崇文书店”当过店员，一面做事，一面读书。1914年随大舅黄干夫到铜仁矿务局工作，当文牍员。1915年封建军阀袁世凯称帝，王若飞持黄齐生信函，与黄干夫一起，说服铜仁驻军团长彭公武举义讨袁。同年底，滇黔讨袁军起，黄齐生代表贵州省政府出外联络，要若飞携款从铜仁赶住上海。赶到上海后，遂与黄齐生一道在江苏、山东、河南、山西、四川等省宣传反袁，开阔眼界，直至1916年冬返回贵阳。一年后王若飞考取黔中道留学日本公费生，次年与黄齐生一起离贵阳赶赴日本东京。这时，若飞多方搜读社会主义书刊。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日本人排挤中国留学生，王若飞于8月7日愤然回国，在上海参加反日宣传，接着与黄齐生等赴法国勤工俭学，王若飞在法国巴黎生活了近4年时间。初到巴黎，他广交困苦华工和学友，不久便结识了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等同志。王若飞与蔡和森等继而在巴黎组织“工学互助社”，团结留法学生一边勤工俭学力求自救，一边从事社会主义研究。 1921年初，周恩来到巴黎，很快结识了王若飞等工学互助社的同志，他们一起带领留法学生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还号召组织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向法国政府贷款买军火打内战。这年底，周恩来、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蔡和森、李富春、罗迈、聂荣臻等同志又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积极和国内建立联系。1922年10月，中共中央通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同时，王若飞得到中共中央通知，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之一。1923年春，王若飞等同志受党组织派遣，从巴黎经柏林，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4月回国后曾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和中共中央秘书长。就在这年夏天，29岁的王王若飞在河南郑州结识了搞工人运动的李培芝同志，是年8月，王若飞与志同道合的李培芝同志结成伴侣。次年王若飞在《向导》周报发表了《英日帝国主义在北方的阴谋与民众之反抗》、《国民军失败后帝国主义者向中国民众进攻的新战略》等多篇有重要价值的文章。 牢狱之苦压不倒信仰 1927年3月，周恩来与王若飞领导上海工人起义，王若飞负责指挥南市区，并首先取得了胜利。1931年夏天，王若飞受党中央派遣，到内蒙开展陕甘宁绥一带的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包头不幸被国民党拘捕。当国民党军警闯进“泰安旅店”时，王若飞来不及销毁一张写有许多同志姓名和地址的纸片，急忙放进口中咬碎，敌人扼住他的喉咙，他将连纸带血的口沫吐了敌人一脸，保全了同志的性命。其后，王若飞从包头被押解到归绥（今呼和浩特）“第一模范监狱”，到了1936年6月又被软禁于“太原陆军监狱”。王若飞在狱中受尽磨难，不仅没有屈服，还把敌人的法庭当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台。在狱中，他坚持写作，写下了《中国农民战争》、《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怎样做一个布尔什维克》等多篇文章，他在狱中团结教育狱中难友，领导他们与敌人展开斗争，他对当时被拘的人们说：“我们政治犯一定要争取无条件出狱，敌人提出任何条件，我们都不能接受，这是我们革命者的气节。” 1937年初，山西军阀阎锡山迫于国内抗战形势的压力，同意让共产党人和他组织牺盟会，进行发动抗战的准备工作。薄一波同志当时领导这一工作，受党的委托，由薄一波同志把王若飞营救出狱。同年夏天，王若飞在李培芝伴随下一起离开太原，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奔赴延安。到延安的第二天，他就去见毛主席，回来后他对李培芝说：“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活过。” 永存人民心中的王若飞 1945年8月28日，王若飞同陪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王若飞是签字代表之一。1946年初，王若飞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参加第三次国共谈判，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在重庆达成“停战协定”。王若飞在谈判桌上，言辞犀利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驳斥他们的反共谬论，同时广泛接触各界民主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扩大党的影响。 1946年4月初，由于国民党严重阻挠破坏各项决议，王若飞、秦邦宪于4月8日冒恶劣天气从重庆乘飞机，赶往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飞机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王若飞、秦邦宪及同机的叶挺夫妇、邓发、黄齐生等一行13人全部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八”事件。王若飞在飞机离重庆的前一夜，曾与周恩来交谈，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 1996年在纪念王若飞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宋平、张万年等出席了会议，并分别发表了讲话，以表达对王若飞这位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敬仰之情。（作者系安顺市文联原副主席 责任编辑/周德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