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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日用此言 , 皇天岂不仁。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万人罹此刑祸 , 是有司与民争利。作为此制 , 皆非先王之法也。乃以官贩之利较其商旅 , 则增息非多 , 而固护之弊未能革者 , 俟陛下之睿断尔。臣请诏天下茶盐之法尽使行商 , 以去苛刻之刑 , 以息运置之劳 , 以取长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万一也。
不难看出, 范仲淹认为茶盐专卖法弊大于利, 应当改革, 让利于
此诗与《农》、《工》诗相比, 不仅篇幅为长, 而且寓意更深。范仲淹对“商”民阶层地位的认识有几层含义:一是“商”民是货物流通的载体, 由于他们的辛勤劳作, 才使“远近日中合, 有无天下均”, 他们的劳动是既利国又利身的合法劳动; 二是“商”民早在周朝即是合法的“四民”之一,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阶层, 是本的一支, 怎能蔑称他们为“逐末人” ;三是秦汉之后, 由于社会的动荡, 阶层的重组, 一些“游者”加入“商”民行列, 其不法
“商”民, 充分发展民营商业经济, 国家才能真正扩大财源, 才能固本。
行为玷辱了“商”民的淳源;四是延至范仲淹生活的时代, 富贵
在缕析范仲淹对君与民休威相依关系后, 可作以下几点结论:
范仲淹在邓州践行民本思想考
杨德堂
(邓州市政协 , 河南邓州 474100)
之家穷竭山珍, 已流弊千载, “商”民尽管是经营者, 但不是罪恶之源;五是他希望君王对“商民”施以仁义, 不要“耻为邻” , 而要正确处理与“商”民的关系, 给予这一阶层应有的社会政治地位。
北宋王朝为了扩大财源, 官营商业——— 亦即专卖制度日益严苛, 盐、茶生活用品亦在其列。范仲淹对这种专卖政策多有质疑。他在《奏灾异后合行四事》中说:
天下茶盐出于山海 , 是天地之利以养万民也。近古以来官禁其源 , 人多犯法。后又绝商旅之路 , 官自行贩 , 困于运置。其民庶私贩者徒流 , 兵稍盗取者绞配 , 岁有千 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范仲淹出身宦门, 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浸染, 同时幼年命运不济, 历经了社会底层的贫困和苦难, 故而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
第一, 范仲淹承袭了传统儒家的民为邦本思想, 是个毋庸置疑的民本主义者。
第二, 范仲淹对君民依存关系的论述颇为深刻, 尤其提出的“损上益下”说, 则是民本思想的理论升华。
第三, 范仲淹对“士”民阶层的剖析独具匠心, 其“君待臣以礼”与“臣报君以忠”的辩证关系论, 代表了士大夫们谋求更多政治参与权的共同心声。
第四, 范仲淹对农、工、商诸社会阶层的境遇与地位的认识很有深度, 其亮点之一即为重农而不抑商, 并且主张政府应让利于商。对“商”民阶层社会地位的肯定, 亦即对传统的及当时歧商观念的背叛, 亦是对当朝商业政策的批评。
(穆朝庆 ,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
躬身践行。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至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 范仲淹知邓州期间, 应好友滕子京之邀在邓州花洲书院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可以说, 民本思想是范仲淹忧乐观的渊源
——— 民本思想。他青年时就誓言“大丈夫当以利泽民生为务” 和基础, 其至理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 则(《范文正公集· 年谱》),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官后, 便一生将“以民为意” 、“救民之患”(《答赵元昊书》)奉为圭臬,
是他民本思想最完美的概括和体现, 是他一生立身行事的最高准则。他知邓三载, 孜孜民事, 政平讼理, “持一节以自信, 历三黜
而无悔”, “求民疾于一方, 分国忧于千里” (《邓州谢上表》),忠实践行了他的民本思想。
一、深入百姓, 体察民情
范仲淹一到邓州, 便深入民间, 了解民风民俗和百姓疾苦,
切关心之情。范仲淹知邓期间, 还整修邓州名胜百花洲, 与民同乐, 并在此以文会友, 了解民情。
二、贺雪抒怀与民同忧乐
范仲淹虔心诚意祈祷上苍风调雨顺, 让老百姓有个好收成。
与邓州百姓同其忧乐。他的“七里河边归带月, 百花洲上啸生风” 谁知老天还是不遂人愿。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 邓州自秋至(《依韵酬太傅张相公见赠》 )的诗句, 为我们留下了他早出晚归拜询邓州父老的感人情景。他曾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当地正月二十二日士女游河、三月三日郊外踏青活动。他在给晏殊的《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的诗中, 生动地记录下了“彩丝穿石节, 罗袜踏青期”的风俗民情:“襄邓间, 旧俗正月二十二日, 士女游河, 取小石中通者, 用彩丝穿之, 带以为祥。”范仲淹体察民情, 细致入微, 就连邓州的小姑娘们游河踏青, 用彩丝串石带在身上以祈祥瑞这样的小事都了如指掌。
范仲淹还按照当地风俗, 带领僚属多次参加民众的祭“风师”活动。他的《祠风师酬提刑赵学士见贻》诗, 详细地追述了他在孟春正月祭祀“风师”的经过和期望。诗曰: 先王制礼经 , 祠为国大事。孟春祭风师 , 刺史敢有二。斋戒升于坛 , 拜手首至地。所祈动以时 , 生物得咸遂。勿鼓江海涛 , 害我舟楫利。旱天六七月 , 会有雷雨至。慎无吹散去 , 坐使百谷悴。高秋三五夕 , 明月生天际。乃可驱云烟 , 以喜万人意。愿君入薰弦 , 上副吾皇志。阜财复解愠 , 即为天下赐。八使重古礼 , 作诗歌祭义。诚欲通神明 , 非徒奖州吏。贤哉推此心 , 良以警有位。
他祈求“风师”刮风要大小适时, 以使万物生长, 老百姓能
井, 基本都已湮没不存, 唯有花洲书院内的一口水
范仲淹的民本思想研究 (笔谈 )
够安居乐业, 不要刮大风影响水路交通, 六七月间雷雨天, 不要刮风吹散云彩, 引起天旱, 使庄稼枯黄。秋高气爽的十五晚上, 若有云彩遮住月亮, 要把云彩吹散, 让天下百姓享受明月清风, 尽情高兴。他说, 这不只是对地方长官的奖掖, 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天下苍生。为了感动“风师”, 他先行斋戒, 再登坛拜祭, 以至于叩头
件事, 还专门写了一首长诗以记之, 其中曰: “但愿天下乐, 一若
至地。他做得很严肃, 很认真, 很虔诚, 表现了他对百姓生活的深
樽前身。长戴尧舜主, 尽作羲皇民。耕田与凿井, 熙熙千万春。” (《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老百姓感念范公恩德, 便将此井冬数月干旱, 二麦枯黄, 百姓发愁, 他更是心急如焚, “今之刺史古诸侯, 孰敢不分天子忧。自秋徂冬渴雨雪, 旬奏空文惭转邮” (《依酌答贾黯监丞贺雪》),急得一月三次向朝廷奏报旱情。待到普降瑞雪, 当人们到州衙向他表示祝贺时, 他在州衙铃斋置酒款待贺雪的人们。当想到来年五谷丰登的情景, 更是高兴得和年轻人一样, 饮酒击筹, 且舞且歌。这时因公出使邓州的河东提刑张焘、将作监丞襄州通判贾黯都赋诗志贺。范仲淹依韵赠答, 抒发自己的喜悦心情。
他在《依韵答贾黯监丞贺雪》诗中说:
浑祛疠气发和气 , 明年黍稷须盈畴。烟郊空阔猎者健 , 酒市暖热沽人稠。光精璨璨夺剑戟 , 清寒拂拂生衣裘。铃斋贺客有喜色 , 饮酣歌作击前筹。常愿帝力及南亩 , 尽使风俗如东邹。谁言吾人青春者 , 意在生民发发讴。 一场大雪使范仲淹顿解愁颜, 是因为它将为老百姓带来一个好年景。
三、寻泉凿井, 造福百姓
在古代, 兴水利是厚农桑的主要措施。据传, 范仲淹在邓州有两项建设:一是整修陂堰, 引河水灌田;二是带领百姓寻泉凿井, 解决百姓生产和生活用水问题。今天, 范仲淹带领百姓所凿的水
27 井保存至今, 是因为这口水井的作用更加不同。
当时, 邓州城东南一带的井水味苦, 长期饮用, 多生怪病。范仲淹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便带领学子在书院周围凿井寻泉。终于在书院西侧挖出了一股清泉, 泉水甘甜, 不但解决了学子和周围百姓吃水困难, 而且百姓的怪病也都慢慢好了。范仲淹为纪念这
取名“范公井” 。 2002年, 修复花洲书院时, 又在井上建了一座无顶六角亭, 笔者特撰“寻泉凿井滋后士, 饮水思源效前贤”楹联一副, 刻于亭前石柱上, 以志纪念。
范仲淹知邓州, 孜孜民事, 政平讼理, 老百姓丰衣足食, 安居乐业。他在给邓州相邻的光化军知军李简夫的《酬李光化见寄二首》诗中写道, “庭中无事吏归早, 野外有歌民意丰” , 生动地描绘了当时邓州民乐升平的太平景象。
四、安置流民, 为国分忧
范仲淹不仅关心邓州百姓, 对他州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十分关心。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 黄河以北出现严重的旱情, 不少灾民来到邓州, 范仲淹采取措施救济他们。此外, 由赈济流民, 他想到了在定州(今河北正定县)的韩琦, 挂念那里百姓的生活。遂给老友去信询问灾情:“河朔灾沴非常, 大烦忧轸也。麦苗不立, 向去如何? 此中亦有北来流民, 见行救济, 多过随郢去。”同时, 他告诉韩琦, 邓州和往常一样, “夏田丰稔” 。
赋诗“春风堂下红香满”, 可以看出范仲淹是满怀喜悦的心情, 描绘花洲书院人文蔚起景象的。
花洲书院的创办, 开邓州千年文运。邓州人贾黯(字直孺)在书院创建的当年便高中状元。范仲淹重教办学, 振兴邓州文运, 邓州人念念不忘, 直到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 年), 邓州知州徐柱臣作《重修春风阁碑记》时, 还在重提这件事情。碑文中说:“贾直孺大魁天下, 固证人文之蔚起。要非公之善教, 不及此。一时沾化雨、坐春风, 接踵而来者, 蒸蒸日上。迄今虽人远代隔, 而`春风堂下红香满' 之咏, 犹啧啧人口于不衰。”邓州人把花洲书院视为教育的圣地、人才的摇篮。自宋而后屡圮屡修, 办学不断。北宋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 出生于邓州的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 承继父业任职邓州, 整修花洲遗迹使书院重振声威。史载, 元代时, 书院曾因战火一度荒废, 但至明代随全国书院的兴起, 花洲书院得以重新恢复, 并易名春风书院。花洲书院在清嘉靖年间经15次重修, 达到鼎盛。其中, 有三次巨大变化:一是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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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 知州陈旭将书院移建于城内丁字口西; 二是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 代知州马应宿又移建书院于百花洲原址, 恢复各类建筑40余间, 并复名花洲书院;三是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 知州叶济全面重修书院, 并按朝廷诏令, 将花洲书院更名为“邓州高等小学堂”, 自此, 儒学形式的花洲书院退出历史舞台, 新学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近千年来, 花洲书院弦歌不断, 人才辈出。宋至清末, 邓州有3人考中状元, 56人考中进士, 202人考中举人, 清末至今考入大学进而出国留学的人更是不可胜计, 如和邓小平一起出国的留法文学博士丁肇青, 中国社科院院士、《现代汉语词典》的主编丁声树, 著名教育家、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 以及当代著名作家姚雪垠、二月河等, 都是从花洲书院走出来的精英。
六、无私无畏, 为国荐才
范仲淹一生重视培养人才、荐拔人才, 即使晚年谪居邓州, 依旧荐才不辍。在邓州, 他曾上过两道荐表推荐人才, 希望有用之才为国重用。
后来听说北方落了雨, 想来会有个好收成, 因此, 他又给韩琦去信:“河朔久困, 今春少雨。后来闻已滂沛, 应有稔意” ;同时, 给韩琦介绍邓州的情况:“此中蚕麦大获, 秋稼亦盛, 甚释忧惧, 可偃息以从事矣。” 五、重教办学 , 振兴文运
范仲淹忧民报国, 兼济天下。他从历代王朝的兴衰史中
看到了昌文兴教、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早在天圣八年, 他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就说:“善国者, 莫先育材;育材之方, 莫先劝学;劝学之要, 莫尚宗经。”所以, 他每到一地都兴办学校, 如他在主持庆历新政时, 便促成仁宗诏令天下州县皆立学。在知邓后, 他坚持践行州县办学的宏愿。据民国《重修邓县志》记载:“花洲书院, 在范文正公祠东。范公出刺邓州, 在百花洲上建学舍, 以教士子。”书院的讲堂名曰“春风堂”, 是希望教师讲课如春风化雨, 学生听讲要感到如坐春风。为了使书院尽快兴盛起来, 他常于公余之暇亲到书院讲学。范仲淹的儿子、后官至宰相的范纯仁, 以及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官至崇文院校书的张载, 元祐时的邓州知州韩维, 均“从师范仲淹学于花洲书院” (见《嵩阳书院》)。据《大明一统志》载, 范仲淹曾
第一封是《乞召还王洙及就迁职任事札子》。《札子》首先曰:“臣闻国家求治, 莫先于擢才;臣之纳忠, 无重于举善。臣窃见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新差知徐州王洙, 文词精赡, 学术通博, 国朝典故, 无不练达, 缙绅之中, 未见其比。以唐之虞世南, 先朝之杜镐方之, 不甚过也。”荐表为王洙遭贬辩解, 赞扬了王洙在襄州的善治, 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后以赴进奏院筵会, 乃在京诸司常例, 得从一日之休, 徒以横议中伤, 例谴居外, 三经赦宥, 未蒙召还, 恐非圣朝弃瑕采善之意。臣近见此人来知襄州, 复能精勤政治, 庶务修举, 精简和恕, 吏民乐康, 乃知其才内外可用。自任工部员外郎, 已及六考, 不求磨勘。直龙图阁亦又四年, 未曾迁改。伏望圣慈, 不以人之小累而废其大善。如朝廷采鸿儒硕学, 以备询访, 则斯人之选, 为中外所服。矧有懿文, 可以发明议论, 润色训谟, 欲乞特赐召还, 仪表台阁。傥朝廷意切生民, 重其外补, 则乞就近迁职, 别领大藩。”并担保说:“或不如举状, 臣受上书诈不实之罪。如朝廷擢用后犯入己赃, 臣甘当同罪。”
第二封是庆历八年五月上的《举李宗易、向约堪任清要状》 , 举荐知光化军的屯田员外郎李宗易、知绛州的职方员外
七、唯德是依, 诲人“不欺”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 邓州人贾黯考中状元, 回乡省亲, 专程到花洲书院拜见恩师范仲淹, 请求教益。范仲淹对他说:“君不忧不显, 惟不欺二字, 可终身行之。”(楼钥《范文正公年谱· 庆历六年》)贾黯如获至宝, 终身佩服践行, 后官至左司郎中、开封知府、御史中丞, 即仍洁身自善, 为官耿直, 遇事敢作敢为, 甚得仁宗叹赏。他向英宗提出的知人之明、养育之渐、才不求备、以类荐举、择取自代五条选用人才建议, 受到英宗的褒奖并被采纳。他常对人说:“吾得于范公者, 平生用之不尽也。”范仲淹的“不欺” , 即不欺君、不欺民、不欺自己的良心, 即刚直不阿, 光明磊落。这“不欺”两字, 是范仲淹道德操行的高度概括, 是范仲淹民本思想的内核。他一生为官、做人、处事、治家, 都始终贯穿着不欺的信条(楼钥 《范文正公年谱· 庆历六年》)。
范仲淹惠泽邓人, 深受邓州人的尊敬和爱戴。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春, 朝廷将他调往荆南府(今湖北江陵)时, 邓州百姓遮使满道, 请求范公留任, 范公亦愿留邓, 后得仁宗批准, 又任一
寸怀如春风 , 思与天下芳
———范仲淹的忧乐观任伟
鹏1 , 李秀月2
(1.武汉大学 , 湖北武汉430072;2.郑州大学 , 河南郑州 450053)
郎向约。李宗易, 字简夫, 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考中进士, 不仅诗文写得好, 而且详于吏治, 为官清廉, 官至太常少卿。当时在和邓州相邻的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任知军, 吏民爱戴, 人称李光化。向约精通儒学, 为官谨慎, 范仲淹在润州时聘请他为通判, 此时以职方员外郎知绛州。范仲淹称赞他们二人“久于扬历, 各有行实, 并堪充清要任使。”也在荐表的后边立下了军令状:“如朝廷擢用后犯入已赃, 臣甘当同罪。”范仲淹为国惜才之情跃然纸上。
年,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邓州, 去杭州赴任。范仲淹离开邓州后, 邓州百姓不仅在百花洲畔为他建生祠, 在城内建景范楼, 还将他供于邓州名宦祠, 写入州志《良牧传》。如今, 范公遗迹已成为邓州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 建设新邓州的一张文化名片。作为《岳阳楼记》诞生地, 范仲淹的忧乐精神更深深地沉淀入这方古老的土地, 内化为这方土地绵延千年的人文精神。
(杨德堂 , 邓州市政协原主席 , 现任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秘书长 , 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 )
范仲淹是对中华民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 名垂今古, 童叟皆知。毛泽东说:“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集诸葛、孔、孟而兼办事(建功立业)、传教(思想品行影响后世) 之人。”江泽民号召“所有党员领导干部, 都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宋人王安石称赞他“由初迄终, 名节无疵” 。宋人朱熹说他是“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宋人钱公辅在《义田记》中称赞他“忠义满朝廷, 事业满边隅, 功名满天下” 。金朝人元好问说他“文正范公, 在布衣为名士, 在州县为能吏, 在边境为名将, 其材、其量、其忠, 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 则又孔子所称大臣者。求之千百年, 盖不一二见, 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清人全祖望说他“一生粹然无私” 。这些评价都不是溢美之词。范仲淹之所以受到如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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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日用此言 , 皇天岂不仁。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万人罹此刑祸 , 是有司与民争利。作为此制 , 皆非先王之法也。乃以官贩之利较其商旅 , 则增息非多 , 而固护之弊未能革者 , 俟陛下之睿断尔。臣请诏天下茶盐之法尽使行商 , 以去苛刻之刑 , 以息运置之劳 , 以取长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万一也。
不难看出, 范仲淹认为茶盐专卖法弊大于利, 应当改革, 让利于
此诗与《农》、《工》诗相比, 不仅篇幅为长, 而且寓意更深。范仲淹对“商”民阶层地位的认识有几层含义:一是“商”民是货物流通的载体, 由于他们的辛勤劳作, 才使“远近日中合, 有无天下均”, 他们的劳动是既利国又利身的合法劳动; 二是“商”民早在周朝即是合法的“四民”之一,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阶层, 是本的一支, 怎能蔑称他们为“逐末人” ;三是秦汉之后, 由于社会的动荡, 阶层的重组, 一些“游者”加入“商”民行列, 其不法
“商”民, 充分发展民营商业经济, 国家才能真正扩大财源, 才能固本。
行为玷辱了“商”民的淳源;四是延至范仲淹生活的时代, 富贵
在缕析范仲淹对君与民休威相依关系后, 可作以下几点结论:
范仲淹在邓州践行民本思想考
杨德堂
(邓州市政协 , 河南邓州 474100)
之家穷竭山珍, 已流弊千载, “商”民尽管是经营者, 但不是罪恶之源;五是他希望君王对“商民”施以仁义, 不要“耻为邻” , 而要正确处理与“商”民的关系, 给予这一阶层应有的社会政治地位。
北宋王朝为了扩大财源, 官营商业——— 亦即专卖制度日益严苛, 盐、茶生活用品亦在其列。范仲淹对这种专卖政策多有质疑。他在《奏灾异后合行四事》中说:
天下茶盐出于山海 , 是天地之利以养万民也。近古以来官禁其源 , 人多犯法。后又绝商旅之路 , 官自行贩 , 困于运置。其民庶私贩者徒流 , 兵稍盗取者绞配 , 岁有千 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范仲淹出身宦门, 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浸染, 同时幼年命运不济, 历经了社会底层的贫困和苦难, 故而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
第一, 范仲淹承袭了传统儒家的民为邦本思想, 是个毋庸置疑的民本主义者。
第二, 范仲淹对君民依存关系的论述颇为深刻, 尤其提出的“损上益下”说, 则是民本思想的理论升华。
第三, 范仲淹对“士”民阶层的剖析独具匠心, 其“君待臣以礼”与“臣报君以忠”的辩证关系论, 代表了士大夫们谋求更多政治参与权的共同心声。
第四, 范仲淹对农、工、商诸社会阶层的境遇与地位的认识很有深度, 其亮点之一即为重农而不抑商, 并且主张政府应让利于商。对“商”民阶层社会地位的肯定, 亦即对传统的及当时歧商观念的背叛, 亦是对当朝商业政策的批评。
(穆朝庆 ,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
躬身践行。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至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 范仲淹知邓州期间, 应好友滕子京之邀在邓州花洲书院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可以说, 民本思想是范仲淹忧乐观的渊源
——— 民本思想。他青年时就誓言“大丈夫当以利泽民生为务” 和基础, 其至理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 则(《范文正公集· 年谱》),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官后, 便一生将“以民为意” 、“救民之患”(《答赵元昊书》)奉为圭臬,
是他民本思想最完美的概括和体现, 是他一生立身行事的最高准则。他知邓三载, 孜孜民事, 政平讼理, “持一节以自信, 历三黜
而无悔”, “求民疾于一方, 分国忧于千里” (《邓州谢上表》),忠实践行了他的民本思想。
一、深入百姓, 体察民情
范仲淹一到邓州, 便深入民间, 了解民风民俗和百姓疾苦,
切关心之情。范仲淹知邓期间, 还整修邓州名胜百花洲, 与民同乐, 并在此以文会友, 了解民情。
二、贺雪抒怀与民同忧乐
范仲淹虔心诚意祈祷上苍风调雨顺, 让老百姓有个好收成。
与邓州百姓同其忧乐。他的“七里河边归带月, 百花洲上啸生风” 谁知老天还是不遂人愿。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 邓州自秋至(《依韵酬太傅张相公见赠》 )的诗句, 为我们留下了他早出晚归拜询邓州父老的感人情景。他曾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当地正月二十二日士女游河、三月三日郊外踏青活动。他在给晏殊的《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的诗中, 生动地记录下了“彩丝穿石节, 罗袜踏青期”的风俗民情:“襄邓间, 旧俗正月二十二日, 士女游河, 取小石中通者, 用彩丝穿之, 带以为祥。”范仲淹体察民情, 细致入微, 就连邓州的小姑娘们游河踏青, 用彩丝串石带在身上以祈祥瑞这样的小事都了如指掌。
范仲淹还按照当地风俗, 带领僚属多次参加民众的祭“风师”活动。他的《祠风师酬提刑赵学士见贻》诗, 详细地追述了他在孟春正月祭祀“风师”的经过和期望。诗曰: 先王制礼经 , 祠为国大事。孟春祭风师 , 刺史敢有二。斋戒升于坛 , 拜手首至地。所祈动以时 , 生物得咸遂。勿鼓江海涛 , 害我舟楫利。旱天六七月 , 会有雷雨至。慎无吹散去 , 坐使百谷悴。高秋三五夕 , 明月生天际。乃可驱云烟 , 以喜万人意。愿君入薰弦 , 上副吾皇志。阜财复解愠 , 即为天下赐。八使重古礼 , 作诗歌祭义。诚欲通神明 , 非徒奖州吏。贤哉推此心 , 良以警有位。
他祈求“风师”刮风要大小适时, 以使万物生长, 老百姓能
井, 基本都已湮没不存, 唯有花洲书院内的一口水
范仲淹的民本思想研究 (笔谈 )
够安居乐业, 不要刮大风影响水路交通, 六七月间雷雨天, 不要刮风吹散云彩, 引起天旱, 使庄稼枯黄。秋高气爽的十五晚上, 若有云彩遮住月亮, 要把云彩吹散, 让天下百姓享受明月清风, 尽情高兴。他说, 这不只是对地方长官的奖掖, 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天下苍生。为了感动“风师”, 他先行斋戒, 再登坛拜祭, 以至于叩头
件事, 还专门写了一首长诗以记之, 其中曰: “但愿天下乐, 一若
至地。他做得很严肃, 很认真, 很虔诚, 表现了他对百姓生活的深
樽前身。长戴尧舜主, 尽作羲皇民。耕田与凿井, 熙熙千万春。” (《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老百姓感念范公恩德, 便将此井冬数月干旱, 二麦枯黄, 百姓发愁, 他更是心急如焚, “今之刺史古诸侯, 孰敢不分天子忧。自秋徂冬渴雨雪, 旬奏空文惭转邮” (《依酌答贾黯监丞贺雪》),急得一月三次向朝廷奏报旱情。待到普降瑞雪, 当人们到州衙向他表示祝贺时, 他在州衙铃斋置酒款待贺雪的人们。当想到来年五谷丰登的情景, 更是高兴得和年轻人一样, 饮酒击筹, 且舞且歌。这时因公出使邓州的河东提刑张焘、将作监丞襄州通判贾黯都赋诗志贺。范仲淹依韵赠答, 抒发自己的喜悦心情。
他在《依韵答贾黯监丞贺雪》诗中说:
浑祛疠气发和气 , 明年黍稷须盈畴。烟郊空阔猎者健 , 酒市暖热沽人稠。光精璨璨夺剑戟 , 清寒拂拂生衣裘。铃斋贺客有喜色 , 饮酣歌作击前筹。常愿帝力及南亩 , 尽使风俗如东邹。谁言吾人青春者 , 意在生民发发讴。 一场大雪使范仲淹顿解愁颜, 是因为它将为老百姓带来一个好年景。
三、寻泉凿井, 造福百姓
在古代, 兴水利是厚农桑的主要措施。据传, 范仲淹在邓州有两项建设:一是整修陂堰, 引河水灌田;二是带领百姓寻泉凿井, 解决百姓生产和生活用水问题。今天, 范仲淹带领百姓所凿的水
27 井保存至今, 是因为这口水井的作用更加不同。
当时, 邓州城东南一带的井水味苦, 长期饮用, 多生怪病。范仲淹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便带领学子在书院周围凿井寻泉。终于在书院西侧挖出了一股清泉, 泉水甘甜, 不但解决了学子和周围百姓吃水困难, 而且百姓的怪病也都慢慢好了。范仲淹为纪念这
取名“范公井” 。 2002年, 修复花洲书院时, 又在井上建了一座无顶六角亭, 笔者特撰“寻泉凿井滋后士, 饮水思源效前贤”楹联一副, 刻于亭前石柱上, 以志纪念。
范仲淹知邓州, 孜孜民事, 政平讼理, 老百姓丰衣足食, 安居乐业。他在给邓州相邻的光化军知军李简夫的《酬李光化见寄二首》诗中写道, “庭中无事吏归早, 野外有歌民意丰” , 生动地描绘了当时邓州民乐升平的太平景象。
四、安置流民, 为国分忧
范仲淹不仅关心邓州百姓, 对他州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十分关心。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 黄河以北出现严重的旱情, 不少灾民来到邓州, 范仲淹采取措施救济他们。此外, 由赈济流民, 他想到了在定州(今河北正定县)的韩琦, 挂念那里百姓的生活。遂给老友去信询问灾情:“河朔灾沴非常, 大烦忧轸也。麦苗不立, 向去如何? 此中亦有北来流民, 见行救济, 多过随郢去。”同时, 他告诉韩琦, 邓州和往常一样, “夏田丰稔” 。
赋诗“春风堂下红香满”, 可以看出范仲淹是满怀喜悦的心情, 描绘花洲书院人文蔚起景象的。
花洲书院的创办, 开邓州千年文运。邓州人贾黯(字直孺)在书院创建的当年便高中状元。范仲淹重教办学, 振兴邓州文运, 邓州人念念不忘, 直到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 年), 邓州知州徐柱臣作《重修春风阁碑记》时, 还在重提这件事情。碑文中说:“贾直孺大魁天下, 固证人文之蔚起。要非公之善教, 不及此。一时沾化雨、坐春风, 接踵而来者, 蒸蒸日上。迄今虽人远代隔, 而`春风堂下红香满' 之咏, 犹啧啧人口于不衰。”邓州人把花洲书院视为教育的圣地、人才的摇篮。自宋而后屡圮屡修, 办学不断。北宋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 出生于邓州的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 承继父业任职邓州, 整修花洲遗迹使书院重振声威。史载, 元代时, 书院曾因战火一度荒废, 但至明代随全国书院的兴起, 花洲书院得以重新恢复, 并易名春风书院。花洲书院在清嘉靖年间经15次重修, 达到鼎盛。其中, 有三次巨大变化:一是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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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 知州陈旭将书院移建于城内丁字口西; 二是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 代知州马应宿又移建书院于百花洲原址, 恢复各类建筑40余间, 并复名花洲书院;三是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 知州叶济全面重修书院, 并按朝廷诏令, 将花洲书院更名为“邓州高等小学堂”, 自此, 儒学形式的花洲书院退出历史舞台, 新学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近千年来, 花洲书院弦歌不断, 人才辈出。宋至清末, 邓州有3人考中状元, 56人考中进士, 202人考中举人, 清末至今考入大学进而出国留学的人更是不可胜计, 如和邓小平一起出国的留法文学博士丁肇青, 中国社科院院士、《现代汉语词典》的主编丁声树, 著名教育家、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 以及当代著名作家姚雪垠、二月河等, 都是从花洲书院走出来的精英。
六、无私无畏, 为国荐才
范仲淹一生重视培养人才、荐拔人才, 即使晚年谪居邓州, 依旧荐才不辍。在邓州, 他曾上过两道荐表推荐人才, 希望有用之才为国重用。
后来听说北方落了雨, 想来会有个好收成, 因此, 他又给韩琦去信:“河朔久困, 今春少雨。后来闻已滂沛, 应有稔意” ;同时, 给韩琦介绍邓州的情况:“此中蚕麦大获, 秋稼亦盛, 甚释忧惧, 可偃息以从事矣。” 五、重教办学 , 振兴文运
范仲淹忧民报国, 兼济天下。他从历代王朝的兴衰史中
看到了昌文兴教、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早在天圣八年, 他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就说:“善国者, 莫先育材;育材之方, 莫先劝学;劝学之要, 莫尚宗经。”所以, 他每到一地都兴办学校, 如他在主持庆历新政时, 便促成仁宗诏令天下州县皆立学。在知邓后, 他坚持践行州县办学的宏愿。据民国《重修邓县志》记载:“花洲书院, 在范文正公祠东。范公出刺邓州, 在百花洲上建学舍, 以教士子。”书院的讲堂名曰“春风堂”, 是希望教师讲课如春风化雨, 学生听讲要感到如坐春风。为了使书院尽快兴盛起来, 他常于公余之暇亲到书院讲学。范仲淹的儿子、后官至宰相的范纯仁, 以及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官至崇文院校书的张载, 元祐时的邓州知州韩维, 均“从师范仲淹学于花洲书院” (见《嵩阳书院》)。据《大明一统志》载, 范仲淹曾
第一封是《乞召还王洙及就迁职任事札子》。《札子》首先曰:“臣闻国家求治, 莫先于擢才;臣之纳忠, 无重于举善。臣窃见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新差知徐州王洙, 文词精赡, 学术通博, 国朝典故, 无不练达, 缙绅之中, 未见其比。以唐之虞世南, 先朝之杜镐方之, 不甚过也。”荐表为王洙遭贬辩解, 赞扬了王洙在襄州的善治, 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后以赴进奏院筵会, 乃在京诸司常例, 得从一日之休, 徒以横议中伤, 例谴居外, 三经赦宥, 未蒙召还, 恐非圣朝弃瑕采善之意。臣近见此人来知襄州, 复能精勤政治, 庶务修举, 精简和恕, 吏民乐康, 乃知其才内外可用。自任工部员外郎, 已及六考, 不求磨勘。直龙图阁亦又四年, 未曾迁改。伏望圣慈, 不以人之小累而废其大善。如朝廷采鸿儒硕学, 以备询访, 则斯人之选, 为中外所服。矧有懿文, 可以发明议论, 润色训谟, 欲乞特赐召还, 仪表台阁。傥朝廷意切生民, 重其外补, 则乞就近迁职, 别领大藩。”并担保说:“或不如举状, 臣受上书诈不实之罪。如朝廷擢用后犯入己赃, 臣甘当同罪。”
第二封是庆历八年五月上的《举李宗易、向约堪任清要状》 , 举荐知光化军的屯田员外郎李宗易、知绛州的职方员外
七、唯德是依, 诲人“不欺”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 邓州人贾黯考中状元, 回乡省亲, 专程到花洲书院拜见恩师范仲淹, 请求教益。范仲淹对他说:“君不忧不显, 惟不欺二字, 可终身行之。”(楼钥《范文正公年谱· 庆历六年》)贾黯如获至宝, 终身佩服践行, 后官至左司郎中、开封知府、御史中丞, 即仍洁身自善, 为官耿直, 遇事敢作敢为, 甚得仁宗叹赏。他向英宗提出的知人之明、养育之渐、才不求备、以类荐举、择取自代五条选用人才建议, 受到英宗的褒奖并被采纳。他常对人说:“吾得于范公者, 平生用之不尽也。”范仲淹的“不欺” , 即不欺君、不欺民、不欺自己的良心, 即刚直不阿, 光明磊落。这“不欺”两字, 是范仲淹道德操行的高度概括, 是范仲淹民本思想的内核。他一生为官、做人、处事、治家, 都始终贯穿着不欺的信条(楼钥 《范文正公年谱· 庆历六年》)。
范仲淹惠泽邓人, 深受邓州人的尊敬和爱戴。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春, 朝廷将他调往荆南府(今湖北江陵)时, 邓州百姓遮使满道, 请求范公留任, 范公亦愿留邓, 后得仁宗批准, 又任一
寸怀如春风 , 思与天下芳
———范仲淹的忧乐观任伟
鹏1 , 李秀月2
(1.武汉大学 , 湖北武汉430072;2.郑州大学 , 河南郑州 450053)
郎向约。李宗易, 字简夫, 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考中进士, 不仅诗文写得好, 而且详于吏治, 为官清廉, 官至太常少卿。当时在和邓州相邻的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任知军, 吏民爱戴, 人称李光化。向约精通儒学, 为官谨慎, 范仲淹在润州时聘请他为通判, 此时以职方员外郎知绛州。范仲淹称赞他们二人“久于扬历, 各有行实, 并堪充清要任使。”也在荐表的后边立下了军令状:“如朝廷擢用后犯入已赃, 臣甘当同罪。”范仲淹为国惜才之情跃然纸上。
年,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邓州, 去杭州赴任。范仲淹离开邓州后, 邓州百姓不仅在百花洲畔为他建生祠, 在城内建景范楼, 还将他供于邓州名宦祠, 写入州志《良牧传》。如今, 范公遗迹已成为邓州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 建设新邓州的一张文化名片。作为《岳阳楼记》诞生地, 范仲淹的忧乐精神更深深地沉淀入这方古老的土地, 内化为这方土地绵延千年的人文精神。
(杨德堂 , 邓州市政协原主席 , 现任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秘书长 , 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 )
范仲淹是对中华民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 名垂今古, 童叟皆知。毛泽东说:“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集诸葛、孔、孟而兼办事(建功立业)、传教(思想品行影响后世) 之人。”江泽民号召“所有党员领导干部, 都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宋人王安石称赞他“由初迄终, 名节无疵” 。宋人朱熹说他是“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宋人钱公辅在《义田记》中称赞他“忠义满朝廷, 事业满边隅, 功名满天下” 。金朝人元好问说他“文正范公, 在布衣为名士, 在州县为能吏, 在边境为名将, 其材、其量、其忠, 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 则又孔子所称大臣者。求之千百年, 盖不一二见, 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清人全祖望说他“一生粹然无私” 。这些评价都不是溢美之词。范仲淹之所以受到如此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