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施尼茨勒
云也退 昨天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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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特定的几个地方的几段时期，我对其文学与文化十分感兴趣：七八十年代的东欧，三四十年代的法国，以及19-20世纪之交的中欧——尤其是哈布斯堡帝国晚期的维也纳，什么样的社会，能催生克利姆特和埃贡·希勒这样宛如死亡天使般的画家？能产生弗洛伊德这种将人类的本质彻底幽暗化的思想教父？还有阿图尔·施尼茨勒这种似乎永远处在晨昏之中的小说家？
那是一个濒死的社会，而涸泽之鱼们的挣扎扑腾却掀起了一层层炫目的金粉。人们在绝望的预感之下往往会有惊人的行为和表现。施尼茨勒的表现，主要是在性爱方面。他爸爸是个著名医生，虽然喜欢艺术，但坚持要儿子沿着他的路走，母亲没什么发言权，样样以父亲的意见为主。施尼茨勒，很不幸，染上了世纪末中欧的波希米亚风气，崇尚浪漫的艺术型人生。他的确去当了医生，做过好几年喉科大夫，在医院，在军队，后来又自立门户，独立执业。
虽然当了医生，但一个家境不错、心智正常的青年，在维也纳那幻灭的十年里，能不靠在情场泡着打发光阴吗？施尼茨勒有一部自传写他早年在维也纳的日子，从他的童年写到1889年28岁为止。那一年，像鲁迅一样，他决定弃医从文，但不是为了救世疗人或是别的什么高远的目的，而是想更好地观察自己和表达自己。这部自传里最有卖点的内容，是他跟一堆女人的调情故事，还有他和刺绣女工雅妮特·海格的恋情。这些迷人的小尤物都来自工人阶级，她们与衣冠楚楚、知书达礼的资产阶级绅士们交往，并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甚至也不是出于感情，她们也没想过要嫁入比自己高一个档次的家庭里；她们是些“一身轻去就”的女子，最后总会门当户对地嫁给本阶级的男子，或者终身不婚。
施尼茨勒这样写他跟一个女孩子的关系：
“跟她在一起，我似乎无法完全快乐。若是把我对此的烦恼归咎于我天性中的多疑，以及随之而来的不信任的习惯，不见得是错的，这些性格导致的结果就是自我折磨和折磨他人；不过我还另有一恼，那就是我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思想，浪费我最美好的感情，将它们虚掷在了一个根本无足轻重的人身上……”
他又是这样写雅妮特的：
“现在我们夜夜在一起，可不知怎么的，我不快活。我用我的嫉妒折磨她，无休无止——不只是过去的几个月，而是从很早就开始了。她哭泣，很卑躬屈膝地亲我的手，但无法平息我的情绪。有时候，我并没有受到某种无根的疑心病，或是别的什么精神症状的影响，就会觉得我濒临绝望，心里满是恐怖：我意识到了岁月无法挽回地流逝。”
（阿瑟·施尼茨勒，1962-1931，奥地利作家、剧作家。）
这种有些变态的心理，在德语界的大牌人物，比如托马斯·曼的身上也有。世纪末的维也纳，和后来的魏玛感伤主义之间，有着特别奇妙的联系，后者仿佛是对前者的一种招魂，都是预计到死亡，却又痴痴地等待死亡，犹如施尼茨勒所说：明知道是浪费时间，并不快乐，可又乐于去做，去任凭自己留在那种关系和处境里面。任何一件事做久也做顺手了，是不是免不了要如此呢？
彼得·盖伊在《施尼茨勒的世纪》里引了那部自传里的自我统计：施尼茨勒与雅妮特分手于1889年底，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们做爱的总次数高达583次，说“夜夜笙歌”恐不为过。在1889年中以后，施尼茨勒又钓上一个名叫玛丽·格吕默的年轻女演员，他继续做着精细的月度统计工作：在拗断雅妮特的那个月，他与玛丽交欢35次。
如此狂热的性欲（他也真扛得住），当然是病态，是一种强迫症。更变态的是，施尼茨勒还充分利用自己同雅妮特及玛丽这几年的疾云骤雨，去创造了阿纳托尔这个一系列独幕剧的主角，一个同样在性方面索求无度，而又一笔一笔记下欢爱经历和次数的人物。彼得·盖伊说，施尼茨勒之所以反复强调与异性的关系，是为了压制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这一点，如同众多精神分析史的研究者们都注意到的，是弗洛伊德理论的直接佐证。
自从1895年王尔德讼案发生后，同性恋问题已搅得全欧的文化界、知识界沸反盈天了，“性学”这一行当登堂入室，成了显学。但施尼茨勒这个擅长专一地写欲乐的人，却很奇怪地只字未提同性恋，也欠缺对其他性关系的探讨。虽然弗洛伊德曾去信嘉赞他掌握了一些“秘密”，但他却更倾向于将性爱的主题作为自己抵抗某种危机的手段，而艺术——他的文笔尤以诗意著称——也并不是什么极其精神性的活动，而是某种绝望的需要。
我曾在古斯塔夫·克利姆特的画作前长时间端详，哪怕是见到一些酒店里悬挂的拙劣的仿作，我也会伫足思考，那些气泡形状、金光熠熠的色块，明明一片浮华，乃至甜腻无比，却美得让人横生“夕死可也”的慨叹。或许蒙克的《呐喊》也能作类似的解释：他把一种焦虑和绝望的情绪付诸于令人艰于呼吸视听的美丽色彩——至少我认为那是美丽的。拜艺术家所赐，19世纪末的焦虑、尖叫、呐喊，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审美的东西，就像《呐喊》中那个红色天空下的小人，洞开的眼和口表明他遭到了瞬间绝美的雷殛。
施尼茨勒作品的主题是什么？四个字：稍纵即逝。爱是稍纵即逝的，快乐是稍纵即逝的，生命是稍纵即逝的；连带而来的，是我们对存在的意义的无知，是善在与万物不仁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当然，这“万物不仁”主要是说的人，是人习惯性的行事和思维路数。很苦，很灰暗，但也可以说是良药苦口，尤其要指出的是，施尼茨勒诗一样的句子从不给苦悲的东西抹上浪漫的色彩，反而让悲者更悲，荒谬者更荒谬。
稍纵即逝的感觉，在世纪末炽烈地燃烧着，大小帝国的梁椽檩柱在火中吱吱作响。施尼茨勒中产出身，混迹于比自己低微的女人圈里，参与到那些女人注定无法晋级的人生之中，去捉捕一个个“瞬间”，多少是在主动呼应局势，转换自己的精神。在剧作《米琪女伯爵或家庭聚会》中，施尼茨勒评价一个贵族家庭——也是给他们定性：“他们总是坚定于自己的信仰，而改变了的也只是他们的信仰而已。”
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恰好也是施尼茨勒给自己找到的解决之道：坚持性乱也会显得很坚定、很充实。因为什么都是稍纵即逝的，所以，那些动摇的灵魂若是坚持了下来，那就等于是激情满怀的改变。
文学就是这样，文学家准确地抓住了悲剧或悲喜剧的现实，以高妙、精美、锐利的笔法写出来，便是对现实的补偿。凡人失败的地方，由语言构筑的艺术和智慧就可以获胜——战胜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治愈的悲伤。
（责任编辑：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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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特定的几个地方的几段时期，我对其文学与文化十分感兴趣：七八十年代的东欧，三四十年代的法国，以及19-20世纪之交的中欧——尤其是哈布斯堡帝国晚期的维也纳，什么样的社会，能催生克利姆特和埃贡·希勒这样宛如死亡天使般的画家？能产生弗洛伊德这种将人类的本质彻底幽暗化的思想教父？还有阿图尔·施尼茨勒这种似乎永远处在晨昏之中的小说家？
那是一个濒死的社会，而涸泽之鱼们的挣扎扑腾却掀起了一层层炫目的金粉。人们在绝望的预感之下往往会有惊人的行为和表现。施尼茨勒的表现，主要是在性爱方面。他爸爸是个著名医生，虽然喜欢艺术，但坚持要儿子沿着他的路走，母亲没什么发言权，样样以父亲的意见为主。施尼茨勒，很不幸，染上了世纪末中欧的波希米亚风气，崇尚浪漫的艺术型人生。他的确去当了医生，做过好几年喉科大夫，在医院，在军队，后来又自立门户，独立执业。
虽然当了医生，但一个家境不错、心智正常的青年，在维也纳那幻灭的十年里，能不靠在情场泡着打发光阴吗？施尼茨勒有一部自传写他早年在维也纳的日子，从他的童年写到1889年28岁为止。那一年，像鲁迅一样，他决定弃医从文，但不是为了救世疗人或是别的什么高远的目的，而是想更好地观察自己和表达自己。这部自传里最有卖点的内容，是他跟一堆女人的调情故事，还有他和刺绣女工雅妮特·海格的恋情。这些迷人的小尤物都来自工人阶级，她们与衣冠楚楚、知书达礼的资产阶级绅士们交往，并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甚至也不是出于感情，她们也没想过要嫁入比自己高一个档次的家庭里；她们是些“一身轻去就”的女子，最后总会门当户对地嫁给本阶级的男子，或者终身不婚。
施尼茨勒这样写他跟一个女孩子的关系：
“跟她在一起，我似乎无法完全快乐。若是把我对此的烦恼归咎于我天性中的多疑，以及随之而来的不信任的习惯，不见得是错的，这些性格导致的结果就是自我折磨和折磨他人；不过我还另有一恼，那就是我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思想，浪费我最美好的感情，将它们虚掷在了一个根本无足轻重的人身上……”
他又是这样写雅妮特的：
“现在我们夜夜在一起，可不知怎么的，我不快活。我用我的嫉妒折磨她，无休无止——不只是过去的几个月，而是从很早就开始了。她哭泣，很卑躬屈膝地亲我的手，但无法平息我的情绪。有时候，我并没有受到某种无根的疑心病，或是别的什么精神症状的影响，就会觉得我濒临绝望，心里满是恐怖：我意识到了岁月无法挽回地流逝。”
（阿瑟·施尼茨勒，1962-1931，奥地利作家、剧作家。）
这种有些变态的心理，在德语界的大牌人物，比如托马斯·曼的身上也有。世纪末的维也纳，和后来的魏玛感伤主义之间，有着特别奇妙的联系，后者仿佛是对前者的一种招魂，都是预计到死亡，却又痴痴地等待死亡，犹如施尼茨勒所说：明知道是浪费时间，并不快乐，可又乐于去做，去任凭自己留在那种关系和处境里面。任何一件事做久也做顺手了，是不是免不了要如此呢？
彼得·盖伊在《施尼茨勒的世纪》里引了那部自传里的自我统计：施尼茨勒与雅妮特分手于1889年底，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们做爱的总次数高达583次，说“夜夜笙歌”恐不为过。在1889年中以后，施尼茨勒又钓上一个名叫玛丽·格吕默的年轻女演员，他继续做着精细的月度统计工作：在拗断雅妮特的那个月，他与玛丽交欢35次。
如此狂热的性欲（他也真扛得住），当然是病态，是一种强迫症。更变态的是，施尼茨勒还充分利用自己同雅妮特及玛丽这几年的疾云骤雨，去创造了阿纳托尔这个一系列独幕剧的主角，一个同样在性方面索求无度，而又一笔一笔记下欢爱经历和次数的人物。彼得·盖伊说，施尼茨勒之所以反复强调与异性的关系，是为了压制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这一点，如同众多精神分析史的研究者们都注意到的，是弗洛伊德理论的直接佐证。
自从1895年王尔德讼案发生后，同性恋问题已搅得全欧的文化界、知识界沸反盈天了，“性学”这一行当登堂入室，成了显学。但施尼茨勒这个擅长专一地写欲乐的人，却很奇怪地只字未提同性恋，也欠缺对其他性关系的探讨。虽然弗洛伊德曾去信嘉赞他掌握了一些“秘密”，但他却更倾向于将性爱的主题作为自己抵抗某种危机的手段，而艺术——他的文笔尤以诗意著称——也并不是什么极其精神性的活动，而是某种绝望的需要。
我曾在古斯塔夫·克利姆特的画作前长时间端详，哪怕是见到一些酒店里悬挂的拙劣的仿作，我也会伫足思考，那些气泡形状、金光熠熠的色块，明明一片浮华，乃至甜腻无比，却美得让人横生“夕死可也”的慨叹。或许蒙克的《呐喊》也能作类似的解释：他把一种焦虑和绝望的情绪付诸于令人艰于呼吸视听的美丽色彩——至少我认为那是美丽的。拜艺术家所赐，19世纪末的焦虑、尖叫、呐喊，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审美的东西，就像《呐喊》中那个红色天空下的小人，洞开的眼和口表明他遭到了瞬间绝美的雷殛。
施尼茨勒作品的主题是什么？四个字：稍纵即逝。爱是稍纵即逝的，快乐是稍纵即逝的，生命是稍纵即逝的；连带而来的，是我们对存在的意义的无知，是善在与万物不仁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当然，这“万物不仁”主要是说的人，是人习惯性的行事和思维路数。很苦，很灰暗，但也可以说是良药苦口，尤其要指出的是，施尼茨勒诗一样的句子从不给苦悲的东西抹上浪漫的色彩，反而让悲者更悲，荒谬者更荒谬。
稍纵即逝的感觉，在世纪末炽烈地燃烧着，大小帝国的梁椽檩柱在火中吱吱作响。施尼茨勒中产出身，混迹于比自己低微的女人圈里，参与到那些女人注定无法晋级的人生之中，去捉捕一个个“瞬间”，多少是在主动呼应局势，转换自己的精神。在剧作《米琪女伯爵或家庭聚会》中，施尼茨勒评价一个贵族家庭——也是给他们定性：“他们总是坚定于自己的信仰，而改变了的也只是他们的信仰而已。”
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恰好也是施尼茨勒给自己找到的解决之道：坚持性乱也会显得很坚定、很充实。因为什么都是稍纵即逝的，所以，那些动摇的灵魂若是坚持了下来，那就等于是激情满怀的改变。
文学就是这样，文学家准确地抓住了悲剧或悲喜剧的现实，以高妙、精美、锐利的笔法写出来，便是对现实的补偿。凡人失败的地方，由语言构筑的艺术和智慧就可以获胜——战胜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治愈的悲伤。
（责任编辑：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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