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夫妻
1933年12月，二姐王根英在家里被特务带走的情形，王璇梅一直都深深记在脑海里:“那一天，四五个穿长衫的特务找上门来，说要把王根英带走询问情况。家人知道不妙，哥哥赶紧把特务头子引到里屋，拿出家里仅有的几十块钱想疏通，但磨了一个多小时也没什么效果，姐姐终于眼睁睁地被带走。”当时11岁的王璇梅现在回忆说，当时陈知非刚4岁，这是他与母亲王根英的最后一面。
在陈知非的童年记忆里，对“父亲”与“母亲”的印象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也是直到查了湖南老家的家谱，才确认自己是1929年出生。有关母亲的形象，他都是在后来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出生于1906年的王根英是家里9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二，8岁时王根英便跟着姐姐，到纱厂做工。“记得早上四五点钟左右，天还没亮，妈妈就起来给几个姐姐做早饭，然后上工，晚上18点才下工回家。”王璇梅是家里的老小，比王根英小16岁，对姐姐的回忆也并不清晰。
1923年，17岁的王根英转到怡和纱厂做工。此时，恰值中共利用教会名义，以纱厂工人为对象，开办了工人夜校。好强的王根英是这所夜校的第一批学生。家里的贫苦状况以及在工厂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使王根英对共产党有了天然的亲近感，她也很快成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北伐而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二姐不仅三次武装起义都参加了，而且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受周恩来委托，把一些枪支拿到家里藏起来。”
王根英是在夜校时认识的陈赓。陈赓追求王根英的方式，也成了后来许多文艺作品重点描绘的一个细节:陈赓对年轻、充满革命热情的王根英产生爱慕之情，就写了一张字条请人递过去。没料到条子传到王根英手里，被泼辣的她认为是扰乱会议，顺手贴在了会场上，立即成为各代表休息时的笑谈。陈赓一看爱情表白被公布于众，索性又写去第二张，结果又被贴出来，连写三张都是同一个下场。周恩来得知后批评陈赓求爱不讲究策略，还是他与邓颖超出面找王根英谈话，最终撮合成了这一对。
“起初姐姐觉得能说会道又爱开玩笑的陈赓有点滑头，不太同意。”现已84岁的王璇梅笑着回忆。被王根英接受后，陈赓经常跑到王家，跟王根英的父亲聊天，“父亲觉得陈赓口才好，人又机灵，很喜欢他”。王根英八九岁时，家里按当地风俗，给她定了门娃娃亲。与陈赓结识后，她请求父亲为她退掉这门婚事。王父于是请地方有名望的人士去男方家说情，最后请了一桌酒席，男方只好同意退婚。“那时候一般女孩子订了婚之后再退掉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二姐一直也感谢父亲。”
1927年，陈赓与王根英结婚。在王璇梅记忆里，陈赓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好像从来不记得他在家里休息过”，像当时的“白领”一样，每天或着蓝、灰长衫，或着绸缎上衣，别人问起来，姐姐回答:“我家先生在洋行里工作。”
陈赓与王根英最后一个住处是上海保定路一个很大的弄堂里，住的是后楼一间小屋，紧挨着凉台。像上海普通人家一样，王根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倒马桶，然后洗刷干净放在凉台上晒干。但陈赓总是不等马桶晾干，抢着第一个用马桶。每逢此时，王璇梅总是偷偷向姐姐告状:“姐，马桶还没干，阿哥又抢先用啦！”陈赓就得意地哈哈大笑:“小妹，拿报纸来。”
还有一次，王根英在气炉上煎河虾，不小心把虾煎糊了，不舍得倒掉，想把糊的部分拿去洗洗后接着吃。但陈赓一把抢过来，往虾碗里吐了几口，一边吐一边顽皮地看着姐俩笑:“这下不能吃了吧！哈哈！”
可惜在那个动荡年代里，这样的生活，对这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来说显得太过短暂。
上海岁月
1929年，王根英生下了陈知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王璇梅都住在姐姐家，一方面是帮助照看小知非，另一方面，她后来悟道，这也是陈赓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装成一个完整的上海小家庭模式，不会惹人怀疑。
其实从1928年4月，腿伤未愈的陈赓就到特科负责领导情报工作。对那段时光，王璇梅印象很深的是搬家，“一个地方住几个月、半年，稍有情况就立即搬家”，每次搬家前，陈赓与王根英都先把她和小知非送到娘家，待安顿好后再把他俩接到新家里去。
陈赓与王根英的第一个家在辣斐德路一间楼下的厢房里，有一天9岁的王璇梅带着只有2岁多的小知非到街上玩，迎面看见英租界的印度巡捕——上海人称其为“红头阿三”。小知非突然用手指着“红头阿三”说:“你红头阿三的枪，没我爸爸的好。”“你爸爸身上用枪？”“红头阿三”马上警觉地用上海话问，小知非点点头。
于是印度巡捕就一路跟着两个孩子到了家里。正在家里的王根英听到巡捕问枪的事，愣了一下，急中生智:“有，有枪，是他爸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说着便到放知非玩具的木头柜里，取出一把木制长枪。“红头阿三”找不出什么破绽，只好离开。
王璇梅回忆此事说:“陈赓有一把手枪，每天放在枕头底下。我后来猜测知非肯定见过，说不定还玩过，所以一直觉得爸爸的枪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陈赓与王璇梅说起此事，“你们闯了祸，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满不在乎的，可把你姐姐吓坏了”。没过多久，陈赓又一次搬了家。
还有一次，王根英带着妹妹与儿子，坐一辆黄包车经过外滩南京东路路口时，突然被一男一女两个巡捕叫住，女巡捕很仔细地搜查王根英，而王璇梅只顾东张西望地看四边热闹。巡捕搜查未果，抬手放人。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王璇梅与丈夫陈锡联到陈赓家里做客，陈赓还指着她鼻子说:“你这个小傻瓜，什么也不懂，你二姐把手枪缝在你棉袄背里，你一点也不知道。”王璇梅后来才知道，姐姐经常趁自己睡觉时把文件和材料缝在她的棉袄里，因为巡捕一般不会搜查孩子。
“有一天，姐夫说带我们去看变戏法，我和姐姐抱着知非坐一辆黄包车，姐夫单独坐一辆，一起到临街的一个小屋里。屋里有个小戏台，里面有不到20个观众，木头椅子可以移动。变戏法的人拿个空盒子，一会儿变出一把糖来，撒给底下的人，我们小孩子都欢天喜地地吃着糖;一会儿他又拿出另一个空盒子，一下子变出一盒蛋糕，我们又高兴地等着他给大家分蛋糕吃，哪知他一提盒子拿走了……”
过了很多年，王璇梅才想起当时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当她和小知非兴高采烈而又聚精会神地看变戏法时，台下观众席里并没有陈赓，他一直在后台抽空和那个变戏法的人说话。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并不知道，台上那个年轻又“长得不错”变戏法的人，其实是当时陈赓的上级、大名鼎鼎的顾顺章。而顾顺章就是不听劝阻，在一次变戏法时被抓的。据说当年陈赓到顾顺章家中，发现此人吸毒，回来便感慨地说:“只要我不死，准会看到顾顺章叛变！”他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忧虑。中央正考虑将顾调离特科时，顾顺章叛变了。
生离死别
1933年3月的一天，陈赓很晚没有回家，王根英焦急万分，她预感到，这一次，陈赓可能被捕了。
此前，陈赓曾有几次险些被抓的经历。有一次，他在电影院里，与一个认识自己的密探打了个照面，彼此都知道对方身份，但碍于电影院人多，对方不好下手。结果一散场，陈赓马上从人群中溜走，回家还跟岳母笑着说:“有个‘包打听’想抓我，他哪里抓得住我？”
王家是上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家庭，对陈赓究竟从事什么工作，不甚了解。家里人只觉得陈赓不简单，“因为他经常把穿长衫的、穿西装的人带到家里”。
但第三次陈赓还是没逃掉。王根英焦急万分，到处托关系打听，但都没有消息。过度紧张和忧虑一度使王根英的情绪颇不稳定，甚至出现幻觉。“有时她帮妈妈提水时，看着水说:有人头！”
一天，她带着知非跑到曾经的一个联络点——闸北某酒店继续打探，但还是没什么消息。万分紧张的王根英又出现幻觉，感觉有人来抓她，情急下，她先把知非从二楼窗口扔出去，自己又纵身跳下。“多亏那个楼并不太高，外面又是土地，二姐脸上摔得乌青乌青的，知非脑袋摔破了，抱到医院缝了好几针。”77岁的陈知非还记得自己跌跌撞撞地站起来，而脑袋上的疤还清晰可见，这或许是母亲王根英留给他的一个永恒纪念。
王根英被送到家里养了一段时间，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后，又开始出去四处打探陈赓消息。秋季的一天，她找到过去曾经的一个工友，未料女工已被收买，第二天就有人上门来抓王根英。
很长一段时间，王根英都生死不明。直到两年后，家人突然收到一封发自南京的信，才知道王根英还活着。原来王根英先是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后与帅孟奇、夏之栩、钱瑛等转到南京“江苏第一模范监狱”，经过绝食斗争，狱方才答应她们提出的与外界通信等条件。
时隔70余载，想起姐姐，王璇梅还是忍不住地难过。“监狱允许她们跟外界通信后，我们可以给二姐寄东西。但我家里很穷，没多少钱，最后只买了一块火腿肉和一袋带甜味的云南大头菜给她，就这一次，现在想想，我们家也对不起姐姐，她吃了那么多苦……”
“我们家里人平时连南京路都很少去，都没坐过火车，没怎么出过门，所以也从来没有想过去南京看她。”王璇梅另一件难过之事是没有去南京监狱里探望姐姐，从此也永远失去了见姐姐的机会。
王根英在监狱里学会了刺绣，她寄给母亲自己绣的一对菊花枕套，给儿子知非一个绣着老虎的书包，而给妹妹的一对玫瑰花枕头，则一直被王璇梅保存至今。
1937年，王根英作为周恩来亲自点名要求释放的3位“政治犯”之一，重获自由。8月出狱后不久的王根英在云阳八路军部政治部和陈赓团聚。陈赓在1937年8月27的日记里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作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达4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
短暂相聚后，这对夫妻不得不再次分离。几天后，陈赓被正式任命为129师386旅旅长，率部东渡黄河，而王根英则动身前往延安。
1939年3月8日，日军扫荡河北南部，王根英是129师供给部的指导员。当她冲到村外，才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包没有带出来，不顾大家劝阻，她执意又返身回到村子里，等从驻地取出包返回时，不幸在村口与日军相遇，死在敌人的刺刀下。
得到王根英牺牲的消息时，陈赓正率领386旅行穿过平汉线西进。据说陈赓当时便发下誓愿:3年内不结婚，而他果然也信守诺言，直到王根英牺牲的第四个年头才娶了傅涯。
重逢
直到1946年，陈知非才知道自己的父亲还活着。那年10月，在银行工作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找到王家，说是受陈赓之托，要把知非送到父亲那里。
自从陈赓与王根英跟家里失去联系后，陈知非就一直在外婆家生活。他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为了谋生，擦过皮鞋，当过报童，还到工厂里给日本人当过在办公室与车间之间跑腿传话的“boy”。
“我后来才知道，陈赓之前已经找了我们好多次了。”王璇梅说，1937年，自己家的房子全都被日本人炸成废墟，他们在附近又搭了一间简单的房子。陈赓此前曾两次派人寻找无果。得知陈赓又有音讯了，王璇梅也要跟着外甥知非一起去见姐夫。
坐着新四军一条大木沙船在东海上行了五六天后，两个人在苏北一个小镇上了岸。“一到了解放区，立即有人给我们换上了军装，走在大街上，也有人喊我们同志。”这新景象登时让陈知非感觉很兴奋。
大约走到山东时，王璇梅终于得知姐姐的消息:王根英早就牺牲了，她顿时哭起来。一路牛车、马车地颠簸了3个月，王璇梅与陈知非终于到达山西阳城。迎接他们的先是傅涯，此前，陈知非与王璇梅还私下嘀咕:如果她对我们不好，我们马上离开。但一见面，傅涯就忙着给他俩炖鸡吃，还帮知非抓衣服上的跳蚤，“见了面之后就再也没有那个想法了”，陈知非微笑着回忆。当时，陈赓还正在前线打仗，傅涯马上写信把见面情况托人告诉了陈赓。
1946年12月，刚刚打完一场胜仗的陈赓带部队下来，在山西沁源休整。傅涯接信后，马上带着王璇梅与知非及刚刚1岁多的知建，走了100多里路到沁源县郭道村。
与父亲相见的场景，陈知非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到了郭道已是傍晚，父亲和一大堆人已经到门口接我们了。在上海时，我很羡慕日本武士山田一彦的武士道精神，怕父亲瞧不起我，所以也学着山田的样子，两腿叉开站着，故作很神气的样子。”与父亲分隔这么多年，已经17岁的知非多少有些不自然。陈赓好像看出了知非的小心思，他夸奖知非“有点神气”，然后忍不住感慨道:“看你长得多像根英啊，头发也一样，你妈妈要在该有多高兴……”
“刚开始我都有点认不出来姐夫，他苍老了许多，打仗太辛苦了！”仔细想起来，王璇梅才发现与陈赓已是13年未见，印象中那个年轻、爱开玩笑的陈赓变成了一个略显沧桑的中年人。
离休之后，热爱画画的陈知非平时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些难忘的场面画下来。这样的画，他已经画了很多幅。其中，与父亲相见的这一幅上，重逢的一家人在画面中心，周围全是高兴地看着一家人团聚的战士们，站满了街道两旁。“当时确实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替我们高兴。”起初陈知非并不好意思张口喊傅涯，细心的陈赓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对知非说:“你还是要喊她‘妈妈’，以后我们是一家人……”
当天晚上，陈赓与知非睡在一个炕上。傅涯带着知建，与王璇梅睡在另一间屋子里。躺下后，陈赓把知非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又一遍，“比电视剧里演的还亲！”“那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受父爱。”忆及往事，陈知非神情一下子有些伤感。
知非以前听外婆说父亲做了大官，彭德怀给他两汽车的钞票他都不要，所以一见父亲的面，知非就迫不及待地向父亲问起这个问题。原来南昌起义时，陈赓负责保卫起义总指挥部，并曾接管过江西银行，的确把没收的大批钞票用汽车运到总部。陈赓听了哈哈大笑说:“那是一句玩笑话，老太太当真了！”
第二天起床穿衣时，陈赓看见知非的腰带只是一条布绳子，问道:“你在上海，为什么不买条玻璃皮带？”所谓“玻璃皮带”，就是当时用透明塑料制成的皮带，抗战胜利后由美国大兵传入中国，与“玻璃皮鞋”、“原子笔”成为上海滩的时髦物。“我当时听了特别奇怪，父亲在偏僻的穷山沟里怎么还会知道大上海的事情？”
那时刚从上海来到解放区的知非，多少还有些旧上海的习气。他既觉得解放区的戏没有上海麒麟童的戏好看，也不愿意告诉父亲自己买不起“玻璃皮带”，只推说自己不习惯。“因为上海人最怕别人说他穷，穷了就会被人瞧不起。”陈知非笑着说，当年日本统治时期，大舅舅家三餐都喝粥，但见人硬说吃的是干饭，“喝粥时关着门，吃干饭时开着门”。
在陈赓建议下，知非最终到北方大学工程学院就读，而王璇梅则进入北方大学医学院，陈赓一直都关心着这个小妹。他给在医学院上学的王璇梅写信:上学期间不要谈恋爱，“姐夫一说，我就听他的”。
1949年毕业后的王璇梅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从长沙经过南京时，她请假回上海看望阔别3年的母亲。临走前一天，王妈妈忙着为璇梅准备路上带的点心时，没想到门口出现了不速之客——陈赓。“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来的！”惊喜交加的王妈妈连连喊着陈赓的名字，一边泪水涟涟。这也是王妈妈自陈赓1933年离开上海后第一次见到陈赓，中间整整隔了16年。
刚刚渡过长江的陈赓住在国际饭店，他特地把王根英的母亲接到国际饭店，请她吃了一顿饭，以前一直觉得只有外国人和上等人才迈得进国际饭店的王妈妈，连说根本没想到。
那时，同样来自“二野”、有“两陈”之称的另一员战将陈锡联也渡过长江住进了国际饭店。陈锡联的夫人1948年春天刚病故，留下一个3岁的儿子，陈赓于是想把王璇梅介绍给陈锡联。过了一段时间，陈赓见两人没什么动静，一边催王璇梅，一边又跑去找陈锡联:“人家女孩子家，你不主动怎么行？”逼着让陈锡联主动来找王璇梅。在陈赓热心撮合下，陈锡联与王璇梅进展得很顺利，认识不久便结了婚。
以后的岁月里，王璇梅一直喊傅涯“姐”，陈赓还是“姐夫”。陈赓去世前在上海住在丁香花园，把王根英的母亲又接到他住的丁香花园。王璇梅说，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母亲很是高兴，她还在丁香花园里照了一张相。“姐夫真是个难得的大好人，重情义，他一辈子也没忘记我们……”说起陈赓，王璇梅感慨连连。
1960年，陈知非的女儿出生，陈赓高兴地逢人便说:我已当了爷爷了，他给小孙女起名“怀申”，大家都明白，怀念上海，其实就是怀念王根英。一年后，陈赓猝然去世。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为我掉眼泪吗？”与弟弟、妹妹一起赶到上海的陈知非，一下子想起15年前与父亲相见的第一个晚上，父亲半开玩笑问他的话……
革命夫妻
1933年12月，二姐王根英在家里被特务带走的情形，王璇梅一直都深深记在脑海里:“那一天，四五个穿长衫的特务找上门来，说要把王根英带走询问情况。家人知道不妙，哥哥赶紧把特务头子引到里屋，拿出家里仅有的几十块钱想疏通，但磨了一个多小时也没什么效果，姐姐终于眼睁睁地被带走。”当时11岁的王璇梅现在回忆说，当时陈知非刚4岁，这是他与母亲王根英的最后一面。
在陈知非的童年记忆里，对“父亲”与“母亲”的印象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也是直到查了湖南老家的家谱，才确认自己是1929年出生。有关母亲的形象，他都是在后来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出生于1906年的王根英是家里9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二，8岁时王根英便跟着姐姐，到纱厂做工。“记得早上四五点钟左右，天还没亮，妈妈就起来给几个姐姐做早饭，然后上工，晚上18点才下工回家。”王璇梅是家里的老小，比王根英小16岁，对姐姐的回忆也并不清晰。
1923年，17岁的王根英转到怡和纱厂做工。此时，恰值中共利用教会名义，以纱厂工人为对象，开办了工人夜校。好强的王根英是这所夜校的第一批学生。家里的贫苦状况以及在工厂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使王根英对共产党有了天然的亲近感，她也很快成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北伐而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二姐不仅三次武装起义都参加了，而且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受周恩来委托，把一些枪支拿到家里藏起来。”
王根英是在夜校时认识的陈赓。陈赓追求王根英的方式，也成了后来许多文艺作品重点描绘的一个细节:陈赓对年轻、充满革命热情的王根英产生爱慕之情，就写了一张字条请人递过去。没料到条子传到王根英手里，被泼辣的她认为是扰乱会议，顺手贴在了会场上，立即成为各代表休息时的笑谈。陈赓一看爱情表白被公布于众，索性又写去第二张，结果又被贴出来，连写三张都是同一个下场。周恩来得知后批评陈赓求爱不讲究策略，还是他与邓颖超出面找王根英谈话，最终撮合成了这一对。
“起初姐姐觉得能说会道又爱开玩笑的陈赓有点滑头，不太同意。”现已84岁的王璇梅笑着回忆。被王根英接受后，陈赓经常跑到王家，跟王根英的父亲聊天，“父亲觉得陈赓口才好，人又机灵，很喜欢他”。王根英八九岁时，家里按当地风俗，给她定了门娃娃亲。与陈赓结识后，她请求父亲为她退掉这门婚事。王父于是请地方有名望的人士去男方家说情，最后请了一桌酒席，男方只好同意退婚。“那时候一般女孩子订了婚之后再退掉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二姐一直也感谢父亲。”
1927年，陈赓与王根英结婚。在王璇梅记忆里，陈赓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好像从来不记得他在家里休息过”，像当时的“白领”一样，每天或着蓝、灰长衫，或着绸缎上衣，别人问起来，姐姐回答:“我家先生在洋行里工作。”
陈赓与王根英最后一个住处是上海保定路一个很大的弄堂里，住的是后楼一间小屋，紧挨着凉台。像上海普通人家一样，王根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倒马桶，然后洗刷干净放在凉台上晒干。但陈赓总是不等马桶晾干，抢着第一个用马桶。每逢此时，王璇梅总是偷偷向姐姐告状:“姐，马桶还没干，阿哥又抢先用啦！”陈赓就得意地哈哈大笑:“小妹，拿报纸来。”
还有一次，王根英在气炉上煎河虾，不小心把虾煎糊了，不舍得倒掉，想把糊的部分拿去洗洗后接着吃。但陈赓一把抢过来，往虾碗里吐了几口，一边吐一边顽皮地看着姐俩笑:“这下不能吃了吧！哈哈！”
可惜在那个动荡年代里，这样的生活，对这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来说显得太过短暂。
上海岁月
1929年，王根英生下了陈知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王璇梅都住在姐姐家，一方面是帮助照看小知非，另一方面，她后来悟道，这也是陈赓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装成一个完整的上海小家庭模式，不会惹人怀疑。
其实从1928年4月，腿伤未愈的陈赓就到特科负责领导情报工作。对那段时光，王璇梅印象很深的是搬家，“一个地方住几个月、半年，稍有情况就立即搬家”，每次搬家前，陈赓与王根英都先把她和小知非送到娘家，待安顿好后再把他俩接到新家里去。
陈赓与王根英的第一个家在辣斐德路一间楼下的厢房里，有一天9岁的王璇梅带着只有2岁多的小知非到街上玩，迎面看见英租界的印度巡捕——上海人称其为“红头阿三”。小知非突然用手指着“红头阿三”说:“你红头阿三的枪，没我爸爸的好。”“你爸爸身上用枪？”“红头阿三”马上警觉地用上海话问，小知非点点头。
于是印度巡捕就一路跟着两个孩子到了家里。正在家里的王根英听到巡捕问枪的事，愣了一下，急中生智:“有，有枪，是他爸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说着便到放知非玩具的木头柜里，取出一把木制长枪。“红头阿三”找不出什么破绽，只好离开。
王璇梅回忆此事说:“陈赓有一把手枪，每天放在枕头底下。我后来猜测知非肯定见过，说不定还玩过，所以一直觉得爸爸的枪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陈赓与王璇梅说起此事，“你们闯了祸，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满不在乎的，可把你姐姐吓坏了”。没过多久，陈赓又一次搬了家。
还有一次，王根英带着妹妹与儿子，坐一辆黄包车经过外滩南京东路路口时，突然被一男一女两个巡捕叫住，女巡捕很仔细地搜查王根英，而王璇梅只顾东张西望地看四边热闹。巡捕搜查未果，抬手放人。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王璇梅与丈夫陈锡联到陈赓家里做客，陈赓还指着她鼻子说:“你这个小傻瓜，什么也不懂，你二姐把手枪缝在你棉袄背里，你一点也不知道。”王璇梅后来才知道，姐姐经常趁自己睡觉时把文件和材料缝在她的棉袄里，因为巡捕一般不会搜查孩子。
“有一天，姐夫说带我们去看变戏法，我和姐姐抱着知非坐一辆黄包车，姐夫单独坐一辆，一起到临街的一个小屋里。屋里有个小戏台，里面有不到20个观众，木头椅子可以移动。变戏法的人拿个空盒子，一会儿变出一把糖来，撒给底下的人，我们小孩子都欢天喜地地吃着糖;一会儿他又拿出另一个空盒子，一下子变出一盒蛋糕，我们又高兴地等着他给大家分蛋糕吃，哪知他一提盒子拿走了……”
过了很多年，王璇梅才想起当时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当她和小知非兴高采烈而又聚精会神地看变戏法时，台下观众席里并没有陈赓，他一直在后台抽空和那个变戏法的人说话。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并不知道，台上那个年轻又“长得不错”变戏法的人，其实是当时陈赓的上级、大名鼎鼎的顾顺章。而顾顺章就是不听劝阻，在一次变戏法时被抓的。据说当年陈赓到顾顺章家中，发现此人吸毒，回来便感慨地说:“只要我不死，准会看到顾顺章叛变！”他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忧虑。中央正考虑将顾调离特科时，顾顺章叛变了。
生离死别
1933年3月的一天，陈赓很晚没有回家，王根英焦急万分，她预感到，这一次，陈赓可能被捕了。
此前，陈赓曾有几次险些被抓的经历。有一次，他在电影院里，与一个认识自己的密探打了个照面，彼此都知道对方身份，但碍于电影院人多，对方不好下手。结果一散场，陈赓马上从人群中溜走，回家还跟岳母笑着说:“有个‘包打听’想抓我，他哪里抓得住我？”
王家是上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家庭，对陈赓究竟从事什么工作，不甚了解。家里人只觉得陈赓不简单，“因为他经常把穿长衫的、穿西装的人带到家里”。
但第三次陈赓还是没逃掉。王根英焦急万分，到处托关系打听，但都没有消息。过度紧张和忧虑一度使王根英的情绪颇不稳定，甚至出现幻觉。“有时她帮妈妈提水时，看着水说:有人头！”
一天，她带着知非跑到曾经的一个联络点——闸北某酒店继续打探，但还是没什么消息。万分紧张的王根英又出现幻觉，感觉有人来抓她，情急下，她先把知非从二楼窗口扔出去，自己又纵身跳下。“多亏那个楼并不太高，外面又是土地，二姐脸上摔得乌青乌青的，知非脑袋摔破了，抱到医院缝了好几针。”77岁的陈知非还记得自己跌跌撞撞地站起来，而脑袋上的疤还清晰可见，这或许是母亲王根英留给他的一个永恒纪念。
王根英被送到家里养了一段时间，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后，又开始出去四处打探陈赓消息。秋季的一天，她找到过去曾经的一个工友，未料女工已被收买，第二天就有人上门来抓王根英。
很长一段时间，王根英都生死不明。直到两年后，家人突然收到一封发自南京的信，才知道王根英还活着。原来王根英先是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后与帅孟奇、夏之栩、钱瑛等转到南京“江苏第一模范监狱”，经过绝食斗争，狱方才答应她们提出的与外界通信等条件。
时隔70余载，想起姐姐，王璇梅还是忍不住地难过。“监狱允许她们跟外界通信后，我们可以给二姐寄东西。但我家里很穷，没多少钱，最后只买了一块火腿肉和一袋带甜味的云南大头菜给她，就这一次，现在想想，我们家也对不起姐姐，她吃了那么多苦……”
“我们家里人平时连南京路都很少去，都没坐过火车，没怎么出过门，所以也从来没有想过去南京看她。”王璇梅另一件难过之事是没有去南京监狱里探望姐姐，从此也永远失去了见姐姐的机会。
王根英在监狱里学会了刺绣，她寄给母亲自己绣的一对菊花枕套，给儿子知非一个绣着老虎的书包，而给妹妹的一对玫瑰花枕头，则一直被王璇梅保存至今。
1937年，王根英作为周恩来亲自点名要求释放的3位“政治犯”之一，重获自由。8月出狱后不久的王根英在云阳八路军部政治部和陈赓团聚。陈赓在1937年8月27的日记里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作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达4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
短暂相聚后，这对夫妻不得不再次分离。几天后，陈赓被正式任命为129师386旅旅长，率部东渡黄河，而王根英则动身前往延安。
1939年3月8日，日军扫荡河北南部，王根英是129师供给部的指导员。当她冲到村外，才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包没有带出来，不顾大家劝阻，她执意又返身回到村子里，等从驻地取出包返回时，不幸在村口与日军相遇，死在敌人的刺刀下。
得到王根英牺牲的消息时，陈赓正率领386旅行穿过平汉线西进。据说陈赓当时便发下誓愿:3年内不结婚，而他果然也信守诺言，直到王根英牺牲的第四个年头才娶了傅涯。
重逢
直到1946年，陈知非才知道自己的父亲还活着。那年10月，在银行工作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找到王家，说是受陈赓之托，要把知非送到父亲那里。
自从陈赓与王根英跟家里失去联系后，陈知非就一直在外婆家生活。他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为了谋生，擦过皮鞋，当过报童，还到工厂里给日本人当过在办公室与车间之间跑腿传话的“boy”。
“我后来才知道，陈赓之前已经找了我们好多次了。”王璇梅说，1937年，自己家的房子全都被日本人炸成废墟，他们在附近又搭了一间简单的房子。陈赓此前曾两次派人寻找无果。得知陈赓又有音讯了，王璇梅也要跟着外甥知非一起去见姐夫。
坐着新四军一条大木沙船在东海上行了五六天后，两个人在苏北一个小镇上了岸。“一到了解放区，立即有人给我们换上了军装，走在大街上，也有人喊我们同志。”这新景象登时让陈知非感觉很兴奋。
大约走到山东时，王璇梅终于得知姐姐的消息:王根英早就牺牲了，她顿时哭起来。一路牛车、马车地颠簸了3个月，王璇梅与陈知非终于到达山西阳城。迎接他们的先是傅涯，此前，陈知非与王璇梅还私下嘀咕:如果她对我们不好，我们马上离开。但一见面，傅涯就忙着给他俩炖鸡吃，还帮知非抓衣服上的跳蚤，“见了面之后就再也没有那个想法了”，陈知非微笑着回忆。当时，陈赓还正在前线打仗，傅涯马上写信把见面情况托人告诉了陈赓。
1946年12月，刚刚打完一场胜仗的陈赓带部队下来，在山西沁源休整。傅涯接信后，马上带着王璇梅与知非及刚刚1岁多的知建，走了100多里路到沁源县郭道村。
与父亲相见的场景，陈知非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到了郭道已是傍晚，父亲和一大堆人已经到门口接我们了。在上海时，我很羡慕日本武士山田一彦的武士道精神，怕父亲瞧不起我，所以也学着山田的样子，两腿叉开站着，故作很神气的样子。”与父亲分隔这么多年，已经17岁的知非多少有些不自然。陈赓好像看出了知非的小心思，他夸奖知非“有点神气”，然后忍不住感慨道:“看你长得多像根英啊，头发也一样，你妈妈要在该有多高兴……”
“刚开始我都有点认不出来姐夫，他苍老了许多，打仗太辛苦了！”仔细想起来，王璇梅才发现与陈赓已是13年未见，印象中那个年轻、爱开玩笑的陈赓变成了一个略显沧桑的中年人。
离休之后，热爱画画的陈知非平时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些难忘的场面画下来。这样的画，他已经画了很多幅。其中，与父亲相见的这一幅上，重逢的一家人在画面中心，周围全是高兴地看着一家人团聚的战士们，站满了街道两旁。“当时确实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替我们高兴。”起初陈知非并不好意思张口喊傅涯，细心的陈赓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对知非说:“你还是要喊她‘妈妈’，以后我们是一家人……”
当天晚上，陈赓与知非睡在一个炕上。傅涯带着知建，与王璇梅睡在另一间屋子里。躺下后，陈赓把知非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又一遍，“比电视剧里演的还亲！”“那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受父爱。”忆及往事，陈知非神情一下子有些伤感。
知非以前听外婆说父亲做了大官，彭德怀给他两汽车的钞票他都不要，所以一见父亲的面，知非就迫不及待地向父亲问起这个问题。原来南昌起义时，陈赓负责保卫起义总指挥部，并曾接管过江西银行，的确把没收的大批钞票用汽车运到总部。陈赓听了哈哈大笑说:“那是一句玩笑话，老太太当真了！”
第二天起床穿衣时，陈赓看见知非的腰带只是一条布绳子，问道:“你在上海，为什么不买条玻璃皮带？”所谓“玻璃皮带”，就是当时用透明塑料制成的皮带，抗战胜利后由美国大兵传入中国，与“玻璃皮鞋”、“原子笔”成为上海滩的时髦物。“我当时听了特别奇怪，父亲在偏僻的穷山沟里怎么还会知道大上海的事情？”
那时刚从上海来到解放区的知非，多少还有些旧上海的习气。他既觉得解放区的戏没有上海麒麟童的戏好看，也不愿意告诉父亲自己买不起“玻璃皮带”，只推说自己不习惯。“因为上海人最怕别人说他穷，穷了就会被人瞧不起。”陈知非笑着说，当年日本统治时期，大舅舅家三餐都喝粥，但见人硬说吃的是干饭，“喝粥时关着门，吃干饭时开着门”。
在陈赓建议下，知非最终到北方大学工程学院就读，而王璇梅则进入北方大学医学院，陈赓一直都关心着这个小妹。他给在医学院上学的王璇梅写信:上学期间不要谈恋爱，“姐夫一说，我就听他的”。
1949年毕业后的王璇梅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从长沙经过南京时，她请假回上海看望阔别3年的母亲。临走前一天，王妈妈忙着为璇梅准备路上带的点心时，没想到门口出现了不速之客——陈赓。“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来的！”惊喜交加的王妈妈连连喊着陈赓的名字，一边泪水涟涟。这也是王妈妈自陈赓1933年离开上海后第一次见到陈赓，中间整整隔了16年。
刚刚渡过长江的陈赓住在国际饭店，他特地把王根英的母亲接到国际饭店，请她吃了一顿饭，以前一直觉得只有外国人和上等人才迈得进国际饭店的王妈妈，连说根本没想到。
那时，同样来自“二野”、有“两陈”之称的另一员战将陈锡联也渡过长江住进了国际饭店。陈锡联的夫人1948年春天刚病故，留下一个3岁的儿子，陈赓于是想把王璇梅介绍给陈锡联。过了一段时间，陈赓见两人没什么动静，一边催王璇梅，一边又跑去找陈锡联:“人家女孩子家，你不主动怎么行？”逼着让陈锡联主动来找王璇梅。在陈赓热心撮合下，陈锡联与王璇梅进展得很顺利，认识不久便结了婚。
以后的岁月里，王璇梅一直喊傅涯“姐”，陈赓还是“姐夫”。陈赓去世前在上海住在丁香花园，把王根英的母亲又接到他住的丁香花园。王璇梅说，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母亲很是高兴，她还在丁香花园里照了一张相。“姐夫真是个难得的大好人，重情义，他一辈子也没忘记我们……”说起陈赓，王璇梅感慨连连。
1960年，陈知非的女儿出生，陈赓高兴地逢人便说:我已当了爷爷了，他给小孙女起名“怀申”，大家都明白，怀念上海，其实就是怀念王根英。一年后，陈赓猝然去世。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为我掉眼泪吗？”与弟弟、妹妹一起赶到上海的陈知非，一下子想起15年前与父亲相见的第一个晚上，父亲半开玩笑问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