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与丘吉尔会晤。前排左二为顾维钧。
经公众号“看历史”（微信号：EYEONHISTORY）授权转载。
对北洋政府（1912-1928）来说，1919年春的巴黎和会是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一战结束，由于中国加入了英法美等组成的协约国，属于胜利的一方，中方希望能收回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青岛等地。
而同样是战胜国的日本，则希望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最终结果，日本成功了，中国成为受辱的战胜国。巴黎和会的结果，导致中国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而中国代表最终也没在和约上签字。
这是历史教科书上的说法，而历史则远远比教科书上的结论要复杂得多。
1919年的中国不是一个有统一政权的国家，除了北洋政府外，在广州，孙中山1917年与南方军阀合作，成立军政府，开始“护法运动”，而后在桂系军阀的胁迫下，孙中山于1918年被迫离开广州。1918年10月，袁世凯的老部下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他下令与南方停战。
这样，1919年的中国，事实上有两个政府，而国际上承认的则是徐世昌的政府。以这样的局面，参与巴黎和会，定会有一番意想不到的故事。
中国只有两个发言代表席位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他于1919年1月11日抵达巴黎。当时到火车站欢迎的队伍相当庞大，中国各国驻欧洲的外交使节团的团长几乎全部出席，前往迎接的还包括法国外交部官员和新任命的巴黎和会秘书长。
陆征祥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主要的协约国，比如英法美，都是五个席位，五名代表可以上会，陆徵祥也是按五个席位准备，结果到巴黎才得知，中国只有两个席位。作为团长，他必须占据一个名额，剩下就只有一个席位了。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争取多给两个参会的名额，但是英法两国的反应让人沮丧，尤其是东道主法国，更是不给力。他们向陆征祥解释，一个国家在和会上的地位是由该国在战争中为协约国所做的努力来确定的。
当时，巴西有发言权的代表就由两席增加到三席，陆征祥据此争取说，中国最起码也应该像巴西一样，拥有三名代表。法国说，中国对协约国方面实际帮助甚少，而巴西海军曾巡弋南大西洋，保护了协约国运送军火的船只，对协约国贡献甚大。
实际上巴西的贡献，用现在的话说，只相当于派军舰参与了护航，而在法国眼中，中国的贡献连这都不如，这不能不说非常荒谬。这种冷遇，也预示着接下来的谈判，中国的主张很难会被认真对待。
1月18日下午，在和会正式开幕前36小时，陆征祥终于打听清楚，尽管中国有发言权的代表只有两名，但是每次参会的人员可以不必固定——这样他还是可以组建一个五人的代表团。
南北方代表的名次之争
陆征祥征求意见后定下方案：由王正廷（南方政府代表）任第二代表，驻英公使施肇基为第三代表，顾维钧（驻美公使）为第四代表，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祖列第五位。
但是北京方面推翻了这种安排，大总统训令，中国代表名次应排列如下：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祖。关键的调整是顾维钧取代王正廷排第二位，北京方面的考虑是，如果出现陆征祥因病不能参会的情况，万万不能由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正廷掌管大局。
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
南方代表问题，在和会召开之前，已让北京政府困扰多日。南方军政府原来一直希望能获得某种正式代表团的身份，但这在国际上显然是不可能的，而王正廷也一直希望能以中国代表团的南方代表的身份参会。
除了王正廷外，南方政府还向巴黎派出了两个人，郭泰祺与陈友仁，他们甚至比王正廷还要活跃。他们代表南方政府发布了很多公开声明，并召开记者会。
郭陈二人去巴黎比王正廷要晚，他们主要不是开会，而是“监视”中国代表团，他们曾私下说，只有他们二人才是南方政府的真正代表。
对中国代表团来说，在和会上为国争取利益的同时，还要费尽心力处理内部矛盾。因为名次的变化，不但王正廷大为反感，施肇基也很不悦，他自认资格够老，如今却排在了第四位。
变更代表名次的后果很不幸，以王正廷、施肇基为一方，与陆征祥产生了难以想象的纠纷，这种攻击甚至会连累他人，因为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岳昭燏参与了起草向北京的申报名单，他们认为岳是陆征祥的“私人秘书”，要求换一位秘书长。有时候，顾维钧也成为批评目标。
陆征祥离奇失踪
1月27日午饭时分，中国代表团获悉，中国将被邀出席下午的“十人会”，阐述自己的立场。日本已经在上午的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它要保留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
中国代表团紧急开会磋商，确定下午由谁来发言。在这个关键时刻，团长陆征祥意外地缺席了，他因为身体不适，没参加午餐会。岳昭燏上楼请示，陆总长则答复，疾病缠身，不能赴会。到底谁去发言？大家只有紧急磋商。
施肇基首先表态：自己没有准备这方便的材料，不去开会，顾维钧准备得好，所以应该由顾维钧去阐述。王正廷则说：自己去可以，但不发言……最后妥协的方案是，由王正廷和顾维钧参会，王不发言，由顾维钧发言阐述。
代表们之间的摩擦日趋严重，不得不更换了新的秘书长。二月初，代表团召开一次会议，第一个赶到会场的顾维钧，惊奇地发现，通常属于会议主席陆征祥的位置，却放了两把椅子。
王正廷的秘书说，既然王代表的是南方政府，地位和陆征祥代表北方一样，既然地位相当，就应该像联合主席一样并排就座。
陆征祥对这样的安排皱了皱眉头，但是他在左侧的那个椅子上平静地坐下了，这时王正廷进场，神态庄严地坐到了右侧的椅子上。面对这样的喜剧画面，陆征祥吃了一惊，以至于有一阵子一言不发。王正廷毫无顾忌地宣布开会，并且要求听取汇报。
会议进行中，王正廷不断用肘部向陆征祥那侧挤去，陆征祥不得不一点点挪开，最后索性离开了桌子，坐到一边去了。
1919年初，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的巴黎和会会场
第二天，陆征祥称病未能到会，不久，他就离开巴黎，去向不明，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代表团陷入混乱，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施肇基和王正廷，而另一派则同情陆征祥。
顾维钧建议，马上派人去寻找陆征祥，其它工作按照原计划完成。最终，大家获悉，陆征祥去了瑞士，他在洛迦诺湖畔有一栋房子，那是他最喜欢的休憩之所。
这是相当滑稽的事情，陆征祥离开后，大家议论纷纷，有消息称，梁启超将取代陆征祥，出任代表团团长，但是到3月份，陆征祥又回来了。
代表团内部的争执，反映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局面。应该说，几位代表，水平都非常高，他们大多有国外大学的博士学位，彼此也以博士相称，但是却无法结合成一个出色的团队。
陆征祥想要对内做到一种关系的平衡，但是在名单定下的那一刻，这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了。代表团的涣散，反映出国内的困局。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想有出色的外交是很困难的，而当时的中国，不但南北分治，即使是北洋政府内部，也是派系斗争不断，人员更替频繁，很难产生一贯而有力的外交政策。所谓的“弱国无外交”，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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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与丘吉尔会晤。前排左二为顾维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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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洋政府（1912-1928）来说，1919年春的巴黎和会是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一战结束，由于中国加入了英法美等组成的协约国，属于胜利的一方，中方希望能收回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青岛等地。
而同样是战胜国的日本，则希望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最终结果，日本成功了，中国成为受辱的战胜国。巴黎和会的结果，导致中国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而中国代表最终也没在和约上签字。
这是历史教科书上的说法，而历史则远远比教科书上的结论要复杂得多。
1919年的中国不是一个有统一政权的国家，除了北洋政府外，在广州，孙中山1917年与南方军阀合作，成立军政府，开始“护法运动”，而后在桂系军阀的胁迫下，孙中山于1918年被迫离开广州。1918年10月，袁世凯的老部下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他下令与南方停战。
这样，1919年的中国，事实上有两个政府，而国际上承认的则是徐世昌的政府。以这样的局面，参与巴黎和会，定会有一番意想不到的故事。
中国只有两个发言代表席位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他于1919年1月11日抵达巴黎。当时到火车站欢迎的队伍相当庞大，中国各国驻欧洲的外交使节团的团长几乎全部出席，前往迎接的还包括法国外交部官员和新任命的巴黎和会秘书长。
陆征祥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主要的协约国，比如英法美，都是五个席位，五名代表可以上会，陆徵祥也是按五个席位准备，结果到巴黎才得知，中国只有两个席位。作为团长，他必须占据一个名额，剩下就只有一个席位了。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争取多给两个参会的名额，但是英法两国的反应让人沮丧，尤其是东道主法国，更是不给力。他们向陆征祥解释，一个国家在和会上的地位是由该国在战争中为协约国所做的努力来确定的。
当时，巴西有发言权的代表就由两席增加到三席，陆征祥据此争取说，中国最起码也应该像巴西一样，拥有三名代表。法国说，中国对协约国方面实际帮助甚少，而巴西海军曾巡弋南大西洋，保护了协约国运送军火的船只，对协约国贡献甚大。
实际上巴西的贡献，用现在的话说，只相当于派军舰参与了护航，而在法国眼中，中国的贡献连这都不如，这不能不说非常荒谬。这种冷遇，也预示着接下来的谈判，中国的主张很难会被认真对待。
1月18日下午，在和会正式开幕前36小时，陆征祥终于打听清楚，尽管中国有发言权的代表只有两名，但是每次参会的人员可以不必固定——这样他还是可以组建一个五人的代表团。
南北方代表的名次之争
陆征祥征求意见后定下方案：由王正廷（南方政府代表）任第二代表，驻英公使施肇基为第三代表，顾维钧（驻美公使）为第四代表，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祖列第五位。
但是北京方面推翻了这种安排，大总统训令，中国代表名次应排列如下：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祖。关键的调整是顾维钧取代王正廷排第二位，北京方面的考虑是，如果出现陆征祥因病不能参会的情况，万万不能由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正廷掌管大局。
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
南方代表问题，在和会召开之前，已让北京政府困扰多日。南方军政府原来一直希望能获得某种正式代表团的身份，但这在国际上显然是不可能的，而王正廷也一直希望能以中国代表团的南方代表的身份参会。
除了王正廷外，南方政府还向巴黎派出了两个人，郭泰祺与陈友仁，他们甚至比王正廷还要活跃。他们代表南方政府发布了很多公开声明，并召开记者会。
郭陈二人去巴黎比王正廷要晚，他们主要不是开会，而是“监视”中国代表团，他们曾私下说，只有他们二人才是南方政府的真正代表。
对中国代表团来说，在和会上为国争取利益的同时，还要费尽心力处理内部矛盾。因为名次的变化，不但王正廷大为反感，施肇基也很不悦，他自认资格够老，如今却排在了第四位。
变更代表名次的后果很不幸，以王正廷、施肇基为一方，与陆征祥产生了难以想象的纠纷，这种攻击甚至会连累他人，因为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岳昭燏参与了起草向北京的申报名单，他们认为岳是陆征祥的“私人秘书”，要求换一位秘书长。有时候，顾维钧也成为批评目标。
陆征祥离奇失踪
1月27日午饭时分，中国代表团获悉，中国将被邀出席下午的“十人会”，阐述自己的立场。日本已经在上午的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它要保留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
中国代表团紧急开会磋商，确定下午由谁来发言。在这个关键时刻，团长陆征祥意外地缺席了，他因为身体不适，没参加午餐会。岳昭燏上楼请示，陆总长则答复，疾病缠身，不能赴会。到底谁去发言？大家只有紧急磋商。
施肇基首先表态：自己没有准备这方便的材料，不去开会，顾维钧准备得好，所以应该由顾维钧去阐述。王正廷则说：自己去可以，但不发言……最后妥协的方案是，由王正廷和顾维钧参会，王不发言，由顾维钧发言阐述。
代表们之间的摩擦日趋严重，不得不更换了新的秘书长。二月初，代表团召开一次会议，第一个赶到会场的顾维钧，惊奇地发现，通常属于会议主席陆征祥的位置，却放了两把椅子。
王正廷的秘书说，既然王代表的是南方政府，地位和陆征祥代表北方一样，既然地位相当，就应该像联合主席一样并排就座。
陆征祥对这样的安排皱了皱眉头，但是他在左侧的那个椅子上平静地坐下了，这时王正廷进场，神态庄严地坐到了右侧的椅子上。面对这样的喜剧画面，陆征祥吃了一惊，以至于有一阵子一言不发。王正廷毫无顾忌地宣布开会，并且要求听取汇报。
会议进行中，王正廷不断用肘部向陆征祥那侧挤去，陆征祥不得不一点点挪开，最后索性离开了桌子，坐到一边去了。
1919年初，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的巴黎和会会场
第二天，陆征祥称病未能到会，不久，他就离开巴黎，去向不明，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代表团陷入混乱，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施肇基和王正廷，而另一派则同情陆征祥。
顾维钧建议，马上派人去寻找陆征祥，其它工作按照原计划完成。最终，大家获悉，陆征祥去了瑞士，他在洛迦诺湖畔有一栋房子，那是他最喜欢的休憩之所。
这是相当滑稽的事情，陆征祥离开后，大家议论纷纷，有消息称，梁启超将取代陆征祥，出任代表团团长，但是到3月份，陆征祥又回来了。
代表团内部的争执，反映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局面。应该说，几位代表，水平都非常高，他们大多有国外大学的博士学位，彼此也以博士相称，但是却无法结合成一个出色的团队。
陆征祥想要对内做到一种关系的平衡，但是在名单定下的那一刻，这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了。代表团的涣散，反映出国内的困局。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想有出色的外交是很困难的，而当时的中国，不但南北分治，即使是北洋政府内部，也是派系斗争不断，人员更替频繁，很难产生一贯而有力的外交政策。所谓的“弱国无外交”，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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