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今天下午在新浪网上看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骆玉明先生关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的议论，我有一些不同的见解，今作此文以商榷之。 关于报任安书的回信动机。 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戾太子刘据因江充以巫盅之事陷害自已，不得已，杀死江充后带领自已的亲兵在长安城中诛灭奸臣。由于兵少，戾太子持节到北军调兵（汉武帝此时出巡在甘泉宫，戾太子以太子身份持节护国）。北军，因为是皇帝的亲兵卫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北京卫戍区的部队），由皇帝亲派任安作监军使者，负责指挥军队。任安的官职监军使者，其实是个文职官员，不是武将。《汉书·百官公卿列表》和《后汉书·职官志里》在武将的职别中没有监军使者一职。所以，骆先生说任安时任汉军高级将领一说是不确的。 司马迁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在司马迁遭受腐刑后，任安曾经写给过司马迁一封劝进的信。之所以说是劝进的信，这可以从《报任安书》的开头窥见：“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 信一开头总结了任安致信的主要意思，骆先生据此推测任安是在下狱以后为求活命而写信给司马迁，请求他在皇帝面前为自已开托。因而说慎于接物，推贤进士其实是任安在用曲笔请求司马迁。进一步说，司任两人的书信往来是不可以绕过汉武帝的，从而得出结论，司马迁的回信在某种意思上是说给汉武帝听的。 我想，这样的结论是一错再错了。 首先，任安写给司马迁的信不是在狱中写成的，更不是为了活命而写的。《汉书·司马迁传》在引述《报任安书》前记载道：“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是故人，当然可以理解为朋友（下文还要涉及司任之间的友情，此处略），但是，汉书明确指出，是益州刺史任安，也就是说，任安是在益州刺史任上给司马迁写信的。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九月，李陵在与匈奴的作战中战败投降，司马迁在朝议时没有附和众人的意见，而是说李陵是战败迫降，以后必然会回报汉朝。汉武帝因此认为司马迁是巫陷李广利，处司马迁腐刑。任安应是在司马迁受刑以后写信给司马迁的，也就是说应在公元前99年九月以后。 《报任安书》的下文还记载：“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得竭指意。”句中所说的“东从上来”，指司马迁跟从汉武帝东巡的事，发生在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的事。 这也就是说，任安给司马迁写信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99年9月至公元前96年之间。 任安并不是下狱后写了信给司马迁，司马迁也不是在得信后立即回信给任安，而是在任安即将被处死前写信给他的。《报任安书》说“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司马迁写信的目的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任安你获罪已经一个多月了，马上就要十二月了，我又偏偏要陪着皇上去雍地，恐怕在你死前来不及见了，这样我就没有机会再把我的愤懑告诉给你，你死了以后也就会对我一直地怨恨下去。我简单说说吧，这么长时间不回信，希望你不要责怪我。 也就是说，司马迁的主旨是借此信申明自已活到今天的信念所在。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一直不回信呢。 《报任安书》在开头简述任安来信的意思后，立即就说道：“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这么长时间之所以不说，是因为没法跟人说，说了也没用，说了也不过是增加别人的笑柄，添加自已的痛苦罢了。 但是，既然任安马上就要死了，而自已之所以活到现在的原因还从来没有说明，以后也很可能无法说明了，那么借此还是要说出来的。司马迁其实是以此表明自已长期以来的心志和信念，决不是借机会向皇帝表白，更不是婉拒任安的求救了。 从《报任安书》开头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任安和司马迁是人生志向上是有所同的，都希望积极进取。因此，两人结为朋友也是应该的。但是，司马迁随即在下文中说自已在任职太史令后就断决了与至交的往来，“仆
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由此可见，司马迁与任安自此以后的交往应该是比较淡了。 骆先生借此说司马迁是在跟汉武帝说自已的生与死，有些远了。 致于司马迁的宫刑，骆先生认为是皇帝满足自已的私心，恐怕就更远了。以司马迁替李陵说话得罪汉武帝的份，汉武帝本可以立即处死他。但是汉武帝却把他交给有司论处。这其实已经在给司马迁机会了。按照汉朝的法律，司马迁完全可以用钱买罪，把自已赎出来。 当然，司马迁很不幸，没有那么多钱。即使这样，有司论处的结果也是死或宫。如果换成别人犯上的话，怕是早死了。我这里不是说汉武帝是个如何如何好的人，只是想说汉武帝对待司马迁其实已经是够客气了。其后，不是还让司马迁作了中书令吗，还“尊宠任职”嘛。 当然，我完全同意骆先生说司马迁因为宫刑而一直愤愤不平的说法。没了鸡鸡蛋，不是男子汉。这事搁在哪个男人身上都是不能忍受的，司马适也确是说了“最下腐刑”的话。 骆先生还说，《报任安书》中说，如果司马迁当时就死了，也就是“成全了残暴的权力对自己的人格和存在价值的彻底抹杀”。这一点有些片面了。你死不死能成全谁？皇帝用得着你来成全吗？司马迁的存在在当时有什么价值，司马迁的死在当时又有什么价值？连司马迁自已都说：“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何异？”司马迁之所以不死，实在是因为自已的志向未达到，先祖的事业未完成。用他自已的话说，就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不但要写史，还要评史，成一家之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我想，司马迁一定是希望他自已的死能有重于泰山的。 骆先生还说，司马迁一直想往自由的死亡，而不是苟活，所以在史记里有诸多烈士之死的描述。 这一点我不敢妄自联系。不过，以报任安书的结句“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来看，这一点很可能。这一方面，骆先生给我开启了一个思维的亮点，也许司马迁是在任安死后自杀的。当然，这是臆测，我没有根据。 司马迁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一点史书上没说，不得而知。他的外孙杨恽被汉武帝的孙子宣帝腰斩，是史书记载了的，是非自有公正。此文主要是谈司马迁和他的报任安书，不及累述了。不过有一点，说司马迁和杨恽的死说明司马家跟汉朝有世仇，我以为是小孩子气了。 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在当时市面上或有流传，但是看不懂的人很多。直到汉宣帝时，杨恽受汉宣帝的诏命开始解说《史记》，《史记》才逐渐被人们理解。但是，理解归理解，领会归领会。能够理解《史记》意思的人有，能够领会司马迁思想和精神的人少得很。所以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司马迁的言论“是非颇缪于圣人”。 今天我的理解，司马迁的思想在当时是高出所有人的，是远远超出那个时代所能够理解和容纳的。班固借明哲保身来讥讽司马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正是把司马迁的形象树得更高大了。
关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今天下午在新浪网上看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骆玉明先生关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的议论，我有一些不同的见解，今作此文以商榷之。 关于报任安书的回信动机。 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戾太子刘据因江充以巫盅之事陷害自已，不得已，杀死江充后带领自已的亲兵在长安城中诛灭奸臣。由于兵少，戾太子持节到北军调兵（汉武帝此时出巡在甘泉宫，戾太子以太子身份持节护国）。北军，因为是皇帝的亲兵卫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北京卫戍区的部队），由皇帝亲派任安作监军使者，负责指挥军队。任安的官职监军使者，其实是个文职官员，不是武将。《汉书·百官公卿列表》和《后汉书·职官志里》在武将的职别中没有监军使者一职。所以，骆先生说任安时任汉军高级将领一说是不确的。 司马迁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在司马迁遭受腐刑后，任安曾经写给过司马迁一封劝进的信。之所以说是劝进的信，这可以从《报任安书》的开头窥见：“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 信一开头总结了任安致信的主要意思，骆先生据此推测任安是在下狱以后为求活命而写信给司马迁，请求他在皇帝面前为自已开托。因而说慎于接物，推贤进士其实是任安在用曲笔请求司马迁。进一步说，司任两人的书信往来是不可以绕过汉武帝的，从而得出结论，司马迁的回信在某种意思上是说给汉武帝听的。 我想，这样的结论是一错再错了。 首先，任安写给司马迁的信不是在狱中写成的，更不是为了活命而写的。《汉书·司马迁传》在引述《报任安书》前记载道：“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是故人，当然可以理解为朋友（下文还要涉及司任之间的友情，此处略），但是，汉书明确指出，是益州刺史任安，也就是说，任安是在益州刺史任上给司马迁写信的。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九月，李陵在与匈奴的作战中战败投降，司马迁在朝议时没有附和众人的意见，而是说李陵是战败迫降，以后必然会回报汉朝。汉武帝因此认为司马迁是巫陷李广利，处司马迁腐刑。任安应是在司马迁受刑以后写信给司马迁的，也就是说应在公元前99年九月以后。 《报任安书》的下文还记载：“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得竭指意。”句中所说的“东从上来”，指司马迁跟从汉武帝东巡的事，发生在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的事。 这也就是说，任安给司马迁写信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99年9月至公元前96年之间。 任安并不是下狱后写了信给司马迁，司马迁也不是在得信后立即回信给任安，而是在任安即将被处死前写信给他的。《报任安书》说“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司马迁写信的目的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任安你获罪已经一个多月了，马上就要十二月了，我又偏偏要陪着皇上去雍地，恐怕在你死前来不及见了，这样我就没有机会再把我的愤懑告诉给你，你死了以后也就会对我一直地怨恨下去。我简单说说吧，这么长时间不回信，希望你不要责怪我。 也就是说，司马迁的主旨是借此信申明自已活到今天的信念所在。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一直不回信呢。 《报任安书》在开头简述任安来信的意思后，立即就说道：“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这么长时间之所以不说，是因为没法跟人说，说了也没用，说了也不过是增加别人的笑柄，添加自已的痛苦罢了。 但是，既然任安马上就要死了，而自已之所以活到现在的原因还从来没有说明，以后也很可能无法说明了，那么借此还是要说出来的。司马迁其实是以此表明自已长期以来的心志和信念，决不是借机会向皇帝表白，更不是婉拒任安的求救了。 从《报任安书》开头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任安和司马迁是人生志向上是有所同的，都希望积极进取。因此，两人结为朋友也是应该的。但是，司马迁随即在下文中说自已在任职太史令后就断决了与至交的往来，“仆
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由此可见，司马迁与任安自此以后的交往应该是比较淡了。 骆先生借此说司马迁是在跟汉武帝说自已的生与死，有些远了。 致于司马迁的宫刑，骆先生认为是皇帝满足自已的私心，恐怕就更远了。以司马迁替李陵说话得罪汉武帝的份，汉武帝本可以立即处死他。但是汉武帝却把他交给有司论处。这其实已经在给司马迁机会了。按照汉朝的法律，司马迁完全可以用钱买罪，把自已赎出来。 当然，司马迁很不幸，没有那么多钱。即使这样，有司论处的结果也是死或宫。如果换成别人犯上的话，怕是早死了。我这里不是说汉武帝是个如何如何好的人，只是想说汉武帝对待司马迁其实已经是够客气了。其后，不是还让司马迁作了中书令吗，还“尊宠任职”嘛。 当然，我完全同意骆先生说司马迁因为宫刑而一直愤愤不平的说法。没了鸡鸡蛋，不是男子汉。这事搁在哪个男人身上都是不能忍受的，司马适也确是说了“最下腐刑”的话。 骆先生还说，《报任安书》中说，如果司马迁当时就死了，也就是“成全了残暴的权力对自己的人格和存在价值的彻底抹杀”。这一点有些片面了。你死不死能成全谁？皇帝用得着你来成全吗？司马迁的存在在当时有什么价值，司马迁的死在当时又有什么价值？连司马迁自已都说：“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何异？”司马迁之所以不死，实在是因为自已的志向未达到，先祖的事业未完成。用他自已的话说，就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不但要写史，还要评史，成一家之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我想，司马迁一定是希望他自已的死能有重于泰山的。 骆先生还说，司马迁一直想往自由的死亡，而不是苟活，所以在史记里有诸多烈士之死的描述。 这一点我不敢妄自联系。不过，以报任安书的结句“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来看，这一点很可能。这一方面，骆先生给我开启了一个思维的亮点，也许司马迁是在任安死后自杀的。当然，这是臆测，我没有根据。 司马迁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一点史书上没说，不得而知。他的外孙杨恽被汉武帝的孙子宣帝腰斩，是史书记载了的，是非自有公正。此文主要是谈司马迁和他的报任安书，不及累述了。不过有一点，说司马迁和杨恽的死说明司马家跟汉朝有世仇，我以为是小孩子气了。 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在当时市面上或有流传，但是看不懂的人很多。直到汉宣帝时，杨恽受汉宣帝的诏命开始解说《史记》，《史记》才逐渐被人们理解。但是，理解归理解，领会归领会。能够理解《史记》意思的人有，能够领会司马迁思想和精神的人少得很。所以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司马迁的言论“是非颇缪于圣人”。 今天我的理解，司马迁的思想在当时是高出所有人的，是远远超出那个时代所能够理解和容纳的。班固借明哲保身来讥讽司马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正是把司马迁的形象树得更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