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险”的外部世界 世界的多事之秋 突如其来的“阿拉伯之春”、利比亚的熊熊战火、海啸地震对日本的重创、叙利亚的动荡不安、也门局势的迷茫、挥之不去的债务危机阴霾、挪威“人间天堂”的破碎、伦敦愤怒的大骚乱……张沱生一语中的：“这大半年世界乱象丛生。” 对于今年上半年的国际形势，金灿荣精练地概括为三个“高”：“整体来讲，外部发达社会的困难比我们估计得要高，美国、欧洲、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的困难程度比我们预想得要高，中国国内的困难也比我们预计得高。”但是金灿荣显然是乐观的：“西方还是有办法处理眼前的问题，中国更是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问题。” 具体而言，根据张沱生的分析，世界之乱主要有三大块。 首先，从去年年底开始的西亚北非动荡仍在持续扩展中。突尼斯突起政变、执掌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退出历史舞台、卡扎菲在北约和反对派的炮火中逃遁、也门总统受伤出国至今未归……这场“阿拉伯之春”令人眼花缭乱，无法看透。这其中既有宗教势力的影响，又有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强人政治、家族统治和社会不公的不满，还掺杂着IT技术的推波助澜，现在还很难概括这种变化属于哪种类型。应该说，这场“阿拉伯之春”是连美国也没有意料到的，并不是过去他们想搞的颜色革命，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也会受到削弱。张沱生表示，西亚北非今后有三大关注点，一是动荡是否会发展到沙特，现在看来中东的君主国反而比较稳定，但是如果像沙特这样拥有大量石油的国家也发生动荡的话，影响将非常巨大；二是对阿以关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从目前来看，以色列非常紧张，因为近来发生动乱的国家多是原来的温和派国家，而伊朗的力量却似乎在加强。“前段时间我们和美国人一起讨论问题，他们很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核计划的发展将会加快，从而引起其周边国家的效仿，”张沱生说。三是利比亚内战的解决模式会不会被复制。至于其重建的前景，不少人十分担心会出现又一个战后的伊拉克。 其次，西方国家也一片混乱。像挪威这样富裕、稳定的国家居然发生了如此耸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事件，紧随其后，正在积极筹办2012年奥运会的英国又发生大规模骚乱。这些事件与有组织的恐怖主义袭击有很大不同，它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心理失调、社会治理的紊乱以及社会中的种种弊端，是对政府的很大挑战。 其三，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加大，美债危机、欧债危机、日银行评级下调、全球股市暴跌，很难令人相信金融危机重创下的世界经济正在复苏。在此形势下，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也在放缓，面临的各种经济挑战明显上升。 同样，中国周边的乱象今年也比较突出。张沱生概括说，首先，朝鲜半岛形势似缓仍紧。在大半年的僵持后，不久前朝韩终于在巴厘岛进行了对话，朝鲜和美国也进行了接触，但因在如何恢复六方会谈问题上分歧太大，对话无果而终。在朝鲜国内，朝鲜提出要重民生、重发展，领导人也到中国考察，但到底取得了多少成效却无人知晓。当前，由于严重的水灾，朝鲜粮食短缺问题再次突显。最近半岛再起炮击事件，美韩继续进行针对朝鲜的重大军事演习。从目前看，南北关系缓和及六方会谈恢复的前景均不乐观。不少人担心，这样拖下去，已经停滞两年多的六方会谈真有可能“死掉”。第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形势起伏跌宕，是我周边形势不稳的一个重大因素。一方面，美国开始从阿撤军，但另一方面各种反美、反政府袭击频频发生，美军死亡人数创十年来最高单日月记录。阿富汗政府到底有没有能力控制局势是个大问题。与此同时，在美国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境内干掉本・拉登后，美巴关系空前紧张，处于反恐第一线的巴基斯坦政局将来会怎样发展，难以预料。第三，南海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进一步凸显，菲律宾、越南等国近来在南海动作频频，如何处理好这些争议，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不过，摩擦在进行，对话也在进行。第四，中国台湾地区已经进入“选战”前夕，坚持“台独”党纲、否认“九二共识”的民进党欲重夺“政权”，美国也将进行新的对台军售。未来台海形势的发展前景值得高度关注。 乱象之源：美国不行了？ 张沱生认为，世界与中国周边不安宁、出现种种乱象，仍未结束的金融危机是主要根源之一。上世纪的最大经济危机曾成为二战的重大根源之一，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情况虽然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危机刚出现的时候，各国同舟共济进行了很多合作（例如20国集团会议等），但是，经济稍微好一点，合作势头就弱下来了，矛盾分歧又凸显了。可以说，世界一日不走出这一危机的阴影，各种乱象与骚动恐怕就不会停止。 不过，阎学通则在另一个层面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当美国老大能控制住世界时，就不会乱；当美国没有能力控制世界时，就乱了。”他认为，现在的情况是，一极的国际格局正在走向终结，这就意味着世界乱象丛生。比如，中东地区的乱就是因为美国主导地位的下降。从历史上看，上世纪90年代的民主化之所以使东欧国家剧变，就是因为作为东欧国家根基的苏联没有能力控制这些国家了。相反，当时的民主化浪潮却没有推翻中东的独裁者，恰恰是因为中东独裁者的根基是美国，当时美国的势力可谓如日中天。冷战结束后，学术界一直在研究国际上为何没有出现制衡（即balance of power）的情况，因为根据均势理论的基本逻辑，一个国家独大后，其他弱小的国家会联合起来进行制衡。但是这个局面并没有出现，正是因为大家联合起来也不足以抗衡美国，所以不少国家选择依附美国、向美国靠拢，世界形成了稳定和良好的秩序。但是现在，随着美国实力的衰弱，大家都觉得美国靠不上了，尤其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遭标普下调一事，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暗喻着美国国际战略信誉的下降。阎学通说：“当人们相信你行时，你行；当人们不相信你行时，你行也不行了。美国控制格局的能力日益下降，遇到问题时只会犹豫不决，使其盟友对它更加犹豫不决，中东所谓民主政府纷纷倒台也就不足为奇了。” “进入新世纪的这十年，国际格局确实有了非常大的调整和变动。”王逸舟表示，从近代西方体系产生起，处在支配地位的一直是欧美日模式，只有社会主义苏联一度挑战过这种局面，但是苏联模式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被最终证明是有缺陷的。进入新世纪后，国际格局出现了西方传统政治思想无法解决和支配的问题，或者说西方自身也出现了问题，比如民主赤字、内部疲软等，有很多让人指摘的地方。而非西方世界的一些新兴国家，例如金砖国家，则显示出一种冲劲，表达出一种与西方理念和模式不太一样的东西。从国际关系来看，可以说，西方主导了四五百年的一统天下格局出现了大的松动、漏洞和疲软，而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则出现了很多亮点，而且这个变化并不是短时间的，可能还要持续很多年。 当然，其中最大的亮点毫无疑问来自中国。“对2011年世界的各种问题，中国将是答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英国《每日电讯报》这样评析。 中国：无法再躲藏的大象 客观上冒尖的“老二” 2010年8月，日本官方发布报告称，日本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1.288万亿美元，低于中国的1.339万亿美元。尽管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当中国GDP总量正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之时，依旧举世哗然。“这证明世界其他国家必须重新评估这个新的经济超级大国”，美国一家报纸将中国的这一超越称为“里程碑”。 王逸舟表示，其实中国现在不仅是GDP上升到了世界第二位，在几乎所有的重大指标上，比如碳排放量、军费增长速度、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教育、医疗的援助、旅游人数、船的吨位，等等，中国的地位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前，这个占据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巨人基本上处在昏睡状态，而现在这个巨人是全世界走得最快的，而且世界也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中国大步向前带来的震动。从军事上来看，中国军队十几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由原来内向的军队开始发展远投力量，由原来注重陆上的入侵威胁开始注重海上的威胁、注重通道的安全、注重国际维和角色、注重所谓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问题。中国的海洋经济，包括油轮、货轮、商轮、海监船、渔政船，也开始从完全近海的态势走向深海、大洋、大洲。再比如，中国的留学生现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中国的出国游客也在十年间从无到有，目前中国已经同140多个国家建立了双边游协定，有估计认为，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游客输出国。在国际体制方面，中国进入了很多领域，比如世界粮农组织、气候变化、联合国安理会包括联合国本身的改革、世贸组织的谈判中――几乎世界上所有重大事务、重大谈判、重大机制和进程都有中国的参与。总而言之，中国正从一个过去处在国际的边缘、下位的国家不自觉地朝着中心地带的重要角色过渡。不管中国愿意与否，事实上都在开始拿主意、开始起重要作用、开始发出重要声音。
马小军则更历史地解释了中国地位的华丽转变。“过去20年，特别是过去十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东亚一体化或者说新亚洲的问题。讨论了这么多年，实际上有一个摆不开的情结，就是leadership，即中国和日本谁当头的问题。”从历史上看，1840年前的东亚国际秩序是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日本等周边小国几千年来就依附于此。1840年的变化实际上是近代欧洲国际关系体系冲击了中国古代的东亚体系。但真正对中国影响巨大的不是鸦片战争，而是日本的崛起。1895年的《马关条约》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国主导的古代东亚秩序，中国和日本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角色置换，中国不情愿地把东亚的领导地位让给了日本。从1905年之后，中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夺回东亚领导权的努力。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当时亚洲被人们称作雁型模式，日本是领头雁，“四小龙”、中国等跟在后面――当然只是在经济方面如此。 形势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迅速发生了转变。马小军说：“现在谈论东亚秩序，中国已经不把日本看作争夺领导权的对手了。日本这样的小国，没有任何战略纵深，人口密度和财富密度又这么大，靠着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永远只能是二流国家。” 不过，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是否已处于“老二”地位，张沱生则认为：“讲一个国家是不是老二，要将政治、经济、军事及软实力等诸多方面综合起来考量。我们现在只是经济跃居了世界第二，其他方面却并非如此。当前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例如，我们现在有了很多世界第一、第二，但这反映的并不都是精彩和了不起。比如钢铁产量第一、水泥产量第一、焦炭产量第一，以及能耗、碳排放均名列前茅，等等。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这是进步，但另一方面又表明中国和那些主要生产、出口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的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我们不能陶醉于这些世界第一、第二，因为我们的内功、基本功与真正的世界第一、第二还有不小的差距。” 无独有偶，马小军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GDP老二并没多大意义，只是表达一个事实。二战后第一个表达自己是世界第二的是苏联，1967年第一次公布了它的GDP总量，超过联邦德国，但那也是苏联惟一一次公布GDP总量。紧接着日本在70年代初悄悄地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世界第二。”金灿荣也认为，“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的话，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应该是在2015～2020年之间。因为金融危机，我们的步伐加快了”，中国只是“在客观上冒了尖”。换句话说，西方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令中国看起来更加强大。 中国面临外界的三种心态：欢迎、暧昧、抵制 但是，不管怎样，顶着“世界老二”的光环，中国的一举一动更加毫无悬念地被置于显微镜之下：中国GDP超过日本、中国成功举办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博览会、中日船只在钓鱼岛“相撞”、中国大规模海陆空从利比亚撤侨、中国高铁速度创世界之最、中国外汇储备逼近3.2万亿美元、中国外长杨洁篪回应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要求、中国“瓦良格”号航母试水、美债危机之下美国副总统拜登高调访华……德国的媒体评论说，“比中国经济增长更快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中国的自信。”日本的一些专家则认为，中国的外交方针正发生重大转换，开始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对周边国家展开力量外交。更有评论称，中国的“微笑外交”已经变成了“皱眉外交”。耐人寻味的是，今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美方主动提出将访问定位为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有媒体对此解读道：“胡锦涛微笑面罩的背后是权力政治。他知道，自己的国家将对全球拥有影响力。” 实际上，中国的政策并没有变，只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变化，外界对中国的“感受”发生了变化。阎学通说，以前中国对周边国家采取“微笑外交”，周边国家认为中国实力不强，处之泰然。现在中国实力强了，还在延续同样的“微笑外交”，让周边国家充满疑虑。当中国在东亚不处于主导地位时，周边国家将与中国的竞争视为是自然的，但当中国渐渐成为地区主导国之后，周边国家就将来自中国的竞争视为威胁。 “外部世界对我们跃居世界第二有三种心态”，金灿荣分析认为，“一种是真诚地欢迎中国崛起。不久前我曾去一些中东国家考察，感到有些国家挺希望中国站出来跟美国斗。它们其实并不是喜欢中国，它们是恨美国。可以说，非洲、中东、拉美的一些国家是真诚欢迎中国崛起的。第二种是俄罗斯，对我们的态度很暧昧。一方面，中国崛起了，西方的注意力往中国转移减少了俄罗斯的战略压力，但另一方面，看到原来的‘小弟’在江湖上混得比‘大哥’好，俄罗斯是有想法的。第三种是非常消极地抵制中国崛起。这其中又分三类：一是欧美日，它们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的崛起降低了它们的权威、分享了它们的利益。第二类是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心存恐惧。第三类是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嫉妒中国的崛起。现在这三类国家走到一起，形成了某种‘反华统一战线’，导致去年以来中国外交出现一些被动局面。”金灿荣感慨道：“自古世界上的‘老二’就是不好当的：20世纪的三个‘老二’――德国、苏联、日本下场都很惨，老大防范你，老三、老四嫉妒你。” “中国今天的地位和国际格局两者结合导致了这种变化”，阎学通表示，“如果中国还像以前一样处于世界第八、第九、第十的位置，可能就没有这些困扰了；又如果现在仍是多极格局，中国跟美国的差距很大，跟其他国家的差距不大，那么即便中国是世界第二也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从目前的情况看，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是两极格局，所以第二的地位才变得如此重要。从实力角度来说，能够跟美国缩小差距的目前只有中国，除中国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每年跟美国的实力差距都在加大，而其他所有大国跟中国的实力差距也在加大。这种趋势决定了这不是一个多极化发展的世界，很可能出现两极化格局”。在两极格局的发展趋势下，而中国又处于世界第二的位置，这种情形下的中国，套用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话来说，就是那只躲在树后的大象，无论如何也藏不起来了。 德国一家媒体这样描述中国，“在美欧面前，中国已展示了自己强健的肌肉，比如中国的市场、创新能力、产品和货币……中国不能也不被允许作为第三者站在一旁微笑。”也就是说，中国必须直面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变还是不变，不只是个问题 立竿却未能见影 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中国的外交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内外两方面的评价和检验。陶坚表示，内部关注的是中国“能干什么、花多大劲去干”，外部则聚焦于中国“想干什么、怎么去干”。在现实世界里，自己有钱不花却让别人猛花是“大傻”，有十分气力只使出三分来，则是“浪费”，尤其是在有那么多国家利益亟待争取和维护的时候。用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全国人民汗珠子摔八瓣积攒下来的财富，最大限度地增进国家利益，当属天经地义。 然而，热切的期盼与冷酷的现实之间发生了碰撞。虽然中国的经济力量上升到全球第二位，但在世界重大问题上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受尊重的程度，却与之远不相配。国际政治的现实、外国对中国的看法，与国民的自我认知反差更大。民众对那些对华偏见、歧视和误解，有这样的一种情绪：过去你们这样看我们，是不对的；现在你们再这样看我们，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中国立了竿，却没见着影子――更准确点，影子的长度与竿子落差太大，自然而然地成了被深入解剖甚至被过度放大的中国外交“话题”。 这种落差也多少令民众产生负面情绪。阎学通指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宣扬“弱国无外交”，“因为我们穷，所以我们外交无力，我们作出让步是应该的。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不少老百姓就问，中国有钱了，为什么外交还是不行？”
这些情绪，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都不得不令人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刻？ “中国外交确实到了需要调整的阶段。”王逸舟肯定地表示。简单地说，建国以来的外交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总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冲击者、改造者和革命者，此时的外交没法脱离这个大框架。邓小平时代的外交也可以叫做商务外交，西方称之为以重商经济为特点的服务型外交，或者说中国外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现在为止已实行30多年了，是一种比较实用的外交理念。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外交既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外交，也不知不觉地无法再用邓小平时期的商务外交的框架来容纳新时期的新需求了。过去我们在国际社会上基本是无能为力的，而现在，中国的发展带动着世界的发展，中国人的需求带动着全球人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应该有一种新的思考、新的战略和新的方向，既不是革命外交，也不是以解决温饱为主线、为重心的外交，而是一种更有统筹力的、更能反映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开始活跃起来、更有自信的外交。这种外交应该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知道怎么去构筑自身和外部的关系，知道怎么去带动世界上其他五分之四人口的变化。 换句话说，随着登上世界老二的位置，中国外交似乎非变不可了。 “韬光养晦”是否到了改变的时候 两年前，在《中国式巧实力》一文中，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曾盛赞中国在外交方面“很能干”，以羡慕的口吻提到中国的“韬光养晦”原则――这项原则是邓小平于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用于阐述中国在当时情况下的外交战略方针，其根本点是要寻找有利时机，发展和壮大自己；要审时度势，争取主动，独立自主；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帜不倒，增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然而，现今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前的原则是否还适用于当今的中国和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 “对于中国的外交战略，我个人主张不应该改变‘韬晦养晦’的政策，但是还像传统那样‘韬光养晦’显然也是不行的。”金灿荣表示，“从功利主义考虑，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国力就摆在那儿，所以这个原则还得维持几十年。第二，中国现在想‘韬光养晦’越来越难了。中国总说自己不够强，尽管这是事实，但别人却认为中国这是在假谦虚。有人曾说，以前中国体质不太好，呆在家里，不分担国际社会的责任，大家认为很正常。现在中国身体好了，又有钱了，整天在家里练肌肉。这个时候中国越提‘韬光养晦’，对方心里就越发毛。况且，美国的文化跟我们不一样，美国是法治文化，认为有多大的力量就应该有多大的要求，你把你的要求告诉我，我才好跟你打交道。而中国则是截然不同的德治文化，推崇低调，力量越大就越告诉自己要谦虚。美国说：请你告诉我你要什么。中国说：我什么都不要。美国人一听心里就打鼓：什么都不要就意味着什么都要。” 此外，金灿荣观察到中国国内的几个微妙变化：一是，整个中国外交政出多头，现在外交口不光是外交部，还有中联部、安全部、商务部、国务院新闻办、贸促会等都叫“外交圈”。二是非外交口对外交介入的加深，中国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做“大外交”，意味着谁都可以搞外交，特别是公共外交中称“人人都是外交家”，但其实外交是国家行为，并不是个人行为。三是，三大石油公司、军工等利益集团对外交有很大影响力。四是公共舆论，商业化的媒体和不理智的网民导致中国很难有真正独立的公共舆论。这些国内因素，再加上中国越来越大的海外利益，导致中国很难再像传统那样实行“韬光养晦”了。金灿荣认为：“某种意义上讲，‘韬光养晦’改成‘谦虚谨慎’可能会更合适。即使以后中国走到世界第一了，也不能跟美国一样搞霸权，搞霸权代价太大了。要行王道不要行霸道。” “‘韬光养晦’和‘谦虚谨慎’是有本质区别的”，阎学通解释说，“‘韬光养晦’是指不出头、不承担责任，而‘谦虚谨慎’是要承担责任的。此外，‘韬光养晦’的最终目标是报复，不报复的话就没必要忍着，忍到最后就是不忍，永远忍的话就不是‘韬光养晦’了，而‘谦虚谨慎’则没有报复和不报复这回事儿。” 张沱生则认为：“我们今后根本不要再讲‘韬光养晦’。因为不管中国怎样解释，‘韬光养晦’已经被国外理解为掩藏光芒、隐藏实力，等待时机再出手。现在中国的情况已经和当年提出这一方针时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今后，战略上，我们就坚持和平发展、不当头、不称霸、谦虚谨慎，这样的方针既明晰又准确。策略上，则坚持毛泽东的‘有理、有利、有节’。这两年国内有一种偏向，一些人乐于讲强话、硬话，似乎这就是有所作为。其实不然。在国际上，中国积极有所作为，应主要表现为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并在国际组织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积极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力量在慢慢上升，他国的力量则相对停滞或者在低谷徘徊。因此，当我们走向世界中心时，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韬光养晦’所表达的隐忍、含蓄就是中华文化中的精髓，即使今天正式宣布不再‘韬光养晦’了，但今后的外交政策肯定还是做同样的事情，还是隐忍的、含蓄的”，马小军认为，“当年邓小平提出这个原则的时候，实际上表达的就是这种政治智慧。”最简单也最意味深长的例子就是，尽管中国与周边几个邻国打过仗，但中国目前与周边国家划定的边界，靠的不是打仗，而是外交手段。此外，马小军还表示：“其实，我们一直未能走出自1949年以来的悲情历史情结。只要中国不走出悲情历史观，就不可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去看待整个东亚、整个世界的事情，只会斤斤计较过去谁欺负过我们。” 姚明式的强大 如果要变，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 王逸舟给出了一种答案：创造性介入。比如说，在未来，中国积极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甚至主动去引导、主导这种发展。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比如气候变化、安理会改革、全球贸易谈判、非洲的发展等。当然，这种介入并不是超越我们国力、超越我们能力的，也不是否定“韬光养晦”。“我特别同意‘韬光养晦’的精神。不少人误以为‘韬光养晦’就是卧薪尝胆，然后亮剑，最后置敌于死地。其实并不是这样。‘韬光养晦’强调的还是要谦虚，要不当头、不称霸、不扛旗。这个精神在中国创造性介入的时代仍然要坚持。”创造性介入，就是在全球事务中不能够只是埋头、只顾自身，也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一定要叫板、一定要打仗、一定要以军事强权的姿态出现，而是“姚明式的强大”。姚明很强壮也很富有，但他始终很谦虚、平和、富有亲和力，中国强大了以后也应该是这样，强大了以后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强大了以后还能坐下来跟人商量、跟世界积极地互动，而不是用一种霸道的方式去要挟、逼迫这个世界或弱小国家或国际制度做出我们期待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讨论如何建设新亚洲的问题。回首往事，100多年前在辛亥革命前期，孙中山就曾经提过建设新亚洲的口号。当时他特别注意到日本靠明治维新在黑暗的亚洲中脱颖而出，结果却很不幸，日本最终走上了孙中山所不希望看到的霸道之路。”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步日本后尘，能够进行类似明治维新的改革的话，新亚洲一定有希望。在100年后的今天，新亚洲的希望再次显现，就是因为中国的发展、中国的自觉和自信，有可能带动周边国家一道进步。王逸舟说：“去年以来，中国周边海域一片喧嚣，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中国巨人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引起的对周边地区破碎化的震动。中国巨人的成长一定会重塑整个东亚格局，即便他国不喜欢或者不适应。或许，我们自身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塑造和适应的过程，但它实际上已经在发生了。”
有人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因为现在亚洲大部分国家经济上靠中国，而政治和安全上则靠美国。但王逸舟认为，“其实这也是非常自然的情况。现在周边国家看中国仍然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者形象，或者是邓小平时代的只顾经济利益的形象。而对于未来的中国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形象，目前中国内部实际上也在进行讨论，即什么样的中国、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中国标准，才是我们中国未来所需要的。这种转型一定会带动新亚洲的崛起，如果走得顺畅的话甚至会带动世界的变化。” “因此，中国外交要顺势而动，要意识到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变化。”王逸舟认为，中国的外交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提出新的理念，发展我们的全球视野和全球战略，然后有意地主动去谋划、去设计、去推进，包括大国关系、多边关系、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应该纳入新时期下创造性介入的全局中去。王逸舟表示：“如果持之以恒，加上国内的积极发展，有理由相信再过若干年，或许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真正会向着一个更高质量、更能够带动中国自己和世界变化的方向前进。” 如何对待“乱象”的世界 面对乱象丛生的世界，中国应该怎么办？“中国到底应该平复乱还是利用乱？”阎学通指出，“中国目前还没有像美国那样具有平复乱的能力来控制国际社会。我们的世界第二地位没有那么强大，而且第二本身就决定了其没有平复世界的能力。第一才有可能，而且还得是超级第一。在与第二差距很大的情况下，一极格局下的霸权才有平复乱的力量。在两极格局下，谁都没有能力把世界稳定住、控制住。更何况今天的世界只是向两极格局发展，还没到平起平坐的地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只能利用乱，而无法平复乱，这是我们的能力所限。” “中国现在最大的麻烦在于，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可能把改善对外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中国现在的外交政策原则，说白了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韬光养晦’，也就是说外边的事情咱们少管，咱们搞经济。在现在的中国，财政部长肯定比外交部长重要，因为钱更重要。而美国跟俄罗斯就不同，它们的国务卿和外长地位是很高的，因为它们都认为世界利益、海外利益在其国家利益中占大头儿。而中国则认为外部利益远远小于国内利益，家里的事情占90%，外边占10%，我们把自己的事干好就行了，外面不太重要。”阎学通表示，另外，在很多事情上，中国跟美国虽然有矛盾，但我们尽量都站在美国一边，因为和美国的关系与经济直接相关，结果当中国跟美国出现矛盾的时候，也没人会站在中国一边儿。阎学通认为，现在在大国中，中国的外交关系国算比较少的，因为台湾有24个所谓“邦交国”，大陆只有160多个。同时，中国也是外交关系质量最差的大国，别说跟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比较，就连印度都不如。美国有70多个盟友，而中国呢？ “周边是有国家愿意跟中国走的”，阎学通表示，“我们不能把周边国家都看成敌对势力，我也不认为周边国家都恐惧中国崛起。”但是，目前中国不敢给周边国家提供经济和安全保障，这点实际上是对中国不利的。因为中国不给它们提供安全保障，这些周边国家只能向其他大国寻求保障。这就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所说的，不是我们主动挑动亚洲国家遏制中国，是它们邀请我来遏制中国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窘态呢？阎学通认为，“这是因为我们长期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对外政策，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政治利益让位于经济利益。原则不改就想改善关系，这是很难做到的。‘韬光养晦’的原则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都是坚持先发展经济再发展政治、军事，但是我认为，这实际上使中国跟美国的军事差距拉得更大了。苏联从二战结束到赶上美国、在军事力量上与之平起平坐用了23年的时间，而中国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仍未获得与美国相同的军事力量。苏联23年完成的追赶世界最强国的历史进程，我们很可能40年也完成不了。原因就是我们不注重国力的平衡发展。” 阎学通认为，所以，中国外交今天面临的问题，不是怎么解释“韬光养晦”这个名词，而是是否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前，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国，但外交政策却未能与时俱进。可以说，中国原有的外交政策和当今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国际地位不相称。不同国际地位的国家需要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原理是无争议的，大国采取的外交政策肯定是和小国不一样的。如今，中国若继续采取当初位于世界第八名时的外交政策的话，将难以有效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随着国际地位的变化，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必然的。阎学通表示：“我注意到胡主席有个提法，把政治影响力放在第一，经济竞争力放第二。我觉得中国已经明白外交要为政治服务，认识到以政治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已经远远大于以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目标带来的好处。” 什么才是中国最大的贡献 针对目前混乱的外部世界，张沱生对中国外交有如下的看法。 首先，中国仍应集中精力，把应对金融危机及其严重后果作为主要任务之一，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中国保持自身经济在经济转型中取得稳步发展，将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同时，中国也要和世界各国一起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更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建立做出积极的努力。这才能使当前世界的主要乱源得以去除。 其次，面对当前世界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乱象纷呈的复杂局面，中国一定要多一点危机和危机管理意识，适应形势，尽快建立、加强、完善各种危机管理机制（包括自身、双边及多边等多种机制），努力做到危机防范/规避与危机管控两手硬，强化对外工作的协调机制，包括各部门间的协调、多层次协调、总体及专项协调等，并在处理各种危机事件时，始终把我总体外交政策与“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思想紧密结合。只有这样，面对世界及周边的各种突发事件和危机以及国内出现的涉外突发事件时，才可能临危不乱，应对更有胜算，使国家利益得到更好的维护。 第三，除应对金融危机外，要坚定不移地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环境生态保护、防扩散、核安全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这既有助于培养合作的习惯、求同存异的习惯，也有助于减缓传统安全上的摩擦，并为解决这些分歧创造条件。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和情况下，非传统安全对世界、地区与国家安全带来的危害已经超过了传统安全。中国的对外政策在这些方面一定要有战略眼光，要着眼长远利益，要有轻重缓急和利益权衡，要按照已经确定的政策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第四，努力发展相对平衡、基本稳定、合作为主的大国关系；在东亚，建立起相应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应是中国对外政策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目标。当前，在世界变局中，中美、中日之间的摩擦、麻烦上升，不足为怪，不应动摇我们实现长期目标的决心。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G2不现实，也不可能，但双方不断加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则是可做、必做之事。对于中日两个亚洲大国来说，当务之急则是在关系初步稳定的基础上，尽快使之重新走上向前发展的道路，争取在明年恢复邦交40周年时迈上一个台阶。目前，日本处于灾后较大的困难之中，政局又长期混乱不稳，看着近邻的快速发展和赶超，心里不是滋味，加之双方长期存在着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日本国内的“中国军事威胁论”重新抬头。在此情况下，中国一定要有富有远见的政策，坚持对日基本政策、包括解决与日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的基本方针，坚持与日发展战略互惠关系，坚持推动中日韩三国在东北亚、东亚的合作，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日关系遇上的这道坎儿一定能早日迈过去。
关键是把竿立住 陶坚明确指出，对外影响力和拓展力是一国长期积累形成的。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从来不曾、也不应天真地指望自己的影响力能够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对世界贡献的增长而“立竿见影”。毕竟，我们身处其中的现行国际体系已经运转数十年，有着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国及其话语体系，不仅惯性大，而且韧性强。“总体而言，快速崛起的中国作为‘应战者’的角色并未改变。”这么看的话，从开始立竿，到能看见真实的影子，其间的“时滞”是无可避免的。 除了受制于现行国际体系，陶坚认为，“这种‘时滞’现象还反映出我国综合国力的‘供给’与力量配置的‘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的缺口。穷的时候没钱花，小康的时候钱不够花。”具体而言，就是说，快速壮大的经济实力，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扩张的需求之间，出现不相匹配甚至力量不敷使用的状况。比如，在维护社会稳定、环境治理、医疗健康、养老、海外利益保护等领域，增加投入的刚性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在国家的战略目标序列中，不时冒出“夹塞儿者”，比如气候变化、低碳经济所牵扯的投入之巨大、影响之长远，在十年前都还难以想像。因此，在讨论中国对外“应该使出多大劲、用在何处”时，既要考虑国力的现实可能和未来的约束，还要为各种潜在的“不确定性”预留空间。 陶坚预计，这样的供需缺口，恐将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个初级阶段。何况，即使度过了这一漫长时期，还会面临新难题。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时常也陷入力量“不敷使用”的困境，国力使用不当或者错配资源。所以，陶坚认为，不管是力量缺口也好，还是资源错配也好，“善用国力”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将是长期的任务。 一方面，善用国力，要求中国将对外目标按轻重缓急排好序，正如国内方方面面的需求一样，对外领域同样要作平衡、协调和取舍。中国现在确实有改变被动、主动进取的必要，但是限于国力的约束，尚不足以、也没必要全线出击。应该按照明确的国家定位和战略方向，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认清比较优势，集中使用和有效配置外交资源，处理好大国关系，分散风险，争取实现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善用国力，同样要求我们具备持久的耐性。西方对华成见和偏见根深蒂固，中国必须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却不可自己先发急。中国经济30多年来一直在追赶发达国家，目前已经从比数量、比爆发力，转向比质量、比耐力，考验着我们的耐性。在当今国际斗争中，有的要我们要主动出击、强硬高调，有的则宜隐忍低调、不急不躁；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积小胜为大胜，少输就是赢。 乐观地看，较之于过去力量的单薄和单一，中国现有的各种力量和资源要丰裕得多，不仅有了较强的硬实力，还有了一定的软实力，协同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都明显加大。陶坚举例说，搞经济外交，有越来越多的民企，可以与国企合作；搞公共外交，有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可以与政府部门配合；维护海外利益，有越来越给力的军事力量，可以作为外交、法律手段的后盾；争取话语权，有越来越多样的渠道和手段，可以放大我们的声音；塑造国际形象，有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可以用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产品、服务，用每个人的言行举止，来共同推动。近年成功主办的奥运会、举国应对的汶川大地震，就是各种因素、各种力量动态整合和交互协同的典型例子。 不过，如果以高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外交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可控资源和不可控资源等，整合得还不够高效。中国的外交能力，包括对外行动能力、创新能力、拓展能力、影响能力等，要么不够强，要么不均衡，且协同效应发挥得不够理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国际活动的有效运行、持续发展。 提升国家的对外综合能力，不能光靠能力要素的简单叠加，更要看重能力要素的协同。只有动态地整合各种能力，优化能力结构，国家的对外能力才会实质提升。在协同中，不放过任何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甚至创造机会变被动为主动；在协同中，减少出错的几率，降低决策失误的代价。为此，要转变观念，增强创新意识，加快制度创新。根据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外部环境的改变，及时调整和变革对外工作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以适应“善用国力”的新要求。 最关键的是，“中国的外交也好，国际战略也好，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内的事情。”马小军表示，中国的外交受国内政治的约束和引导。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纠结之一，就是越来越西方化、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国际化的国家治理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而且这个矛盾的紧张度也越来越大。相对来说，中国政治体制的进步是比较缓慢的，但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家政府治理方面，中国比欧洲都先进。而且，中国的学习能力特别强。就拿气候变化议题来说，别国还在政治层面进行讨论，中国政府就已经行动起来了，减碳、减排、节能，十二五规划马上变成刚性指标。一提新能源，中国又迅速发展成风能第一制造大国、太阳能硅板第一制造大国。马小军说：“技术问题我们应该准备，大的思路、大的战略谋划我们更应该有。” 对于未来，王逸舟则表示：“其实我心里是51%的谨慎乐观，49%的悲观。这种悲观主要不在于外部，而是对我们自身的发展不太乐观。现在中国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在新时期出现的，但是确实是到了积重难返、非变不可的地步。就是说，现在的中国应该有一个新时期的新政策、重大的战略变化，而不应再像过去那样依靠人口红利、依靠城市化工业化早期的原始资本积累来实现发展。如果中国自身的发展失败了的话，那我们所说的一切美好愿景、包括中国带动世界、带动周边的前景，都无从谈起。如果中国自身能保持积极向上的、健康的变化的态势的话，这一切都是很有希望的。”张沱生也表示，“中国现在影响及参与解决世界各地乱局的能力还非常有限，根本的还是要做好自己国内的事。” 换而言之，正如陶坚所说的，竿长也好，影短也罢，要紧的是把竿立住。说白了，就是把自己的事办好，厚植国力。当竿子粗了、直了、高了，终有那么一天，会看到那长长的影子。
“凶险”的外部世界 世界的多事之秋 突如其来的“阿拉伯之春”、利比亚的熊熊战火、海啸地震对日本的重创、叙利亚的动荡不安、也门局势的迷茫、挥之不去的债务危机阴霾、挪威“人间天堂”的破碎、伦敦愤怒的大骚乱……张沱生一语中的：“这大半年世界乱象丛生。” 对于今年上半年的国际形势，金灿荣精练地概括为三个“高”：“整体来讲，外部发达社会的困难比我们估计得要高，美国、欧洲、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的困难程度比我们预想得要高，中国国内的困难也比我们预计得高。”但是金灿荣显然是乐观的：“西方还是有办法处理眼前的问题，中国更是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问题。” 具体而言，根据张沱生的分析，世界之乱主要有三大块。 首先，从去年年底开始的西亚北非动荡仍在持续扩展中。突尼斯突起政变、执掌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退出历史舞台、卡扎菲在北约和反对派的炮火中逃遁、也门总统受伤出国至今未归……这场“阿拉伯之春”令人眼花缭乱，无法看透。这其中既有宗教势力的影响，又有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强人政治、家族统治和社会不公的不满，还掺杂着IT技术的推波助澜，现在还很难概括这种变化属于哪种类型。应该说，这场“阿拉伯之春”是连美国也没有意料到的，并不是过去他们想搞的颜色革命，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也会受到削弱。张沱生表示，西亚北非今后有三大关注点，一是动荡是否会发展到沙特，现在看来中东的君主国反而比较稳定，但是如果像沙特这样拥有大量石油的国家也发生动荡的话，影响将非常巨大；二是对阿以关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从目前来看，以色列非常紧张，因为近来发生动乱的国家多是原来的温和派国家，而伊朗的力量却似乎在加强。“前段时间我们和美国人一起讨论问题，他们很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核计划的发展将会加快，从而引起其周边国家的效仿，”张沱生说。三是利比亚内战的解决模式会不会被复制。至于其重建的前景，不少人十分担心会出现又一个战后的伊拉克。 其次，西方国家也一片混乱。像挪威这样富裕、稳定的国家居然发生了如此耸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事件，紧随其后，正在积极筹办2012年奥运会的英国又发生大规模骚乱。这些事件与有组织的恐怖主义袭击有很大不同，它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心理失调、社会治理的紊乱以及社会中的种种弊端，是对政府的很大挑战。 其三，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加大，美债危机、欧债危机、日银行评级下调、全球股市暴跌，很难令人相信金融危机重创下的世界经济正在复苏。在此形势下，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也在放缓，面临的各种经济挑战明显上升。 同样，中国周边的乱象今年也比较突出。张沱生概括说，首先，朝鲜半岛形势似缓仍紧。在大半年的僵持后，不久前朝韩终于在巴厘岛进行了对话，朝鲜和美国也进行了接触，但因在如何恢复六方会谈问题上分歧太大，对话无果而终。在朝鲜国内，朝鲜提出要重民生、重发展，领导人也到中国考察，但到底取得了多少成效却无人知晓。当前，由于严重的水灾，朝鲜粮食短缺问题再次突显。最近半岛再起炮击事件，美韩继续进行针对朝鲜的重大军事演习。从目前看，南北关系缓和及六方会谈恢复的前景均不乐观。不少人担心，这样拖下去，已经停滞两年多的六方会谈真有可能“死掉”。第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形势起伏跌宕，是我周边形势不稳的一个重大因素。一方面，美国开始从阿撤军，但另一方面各种反美、反政府袭击频频发生，美军死亡人数创十年来最高单日月记录。阿富汗政府到底有没有能力控制局势是个大问题。与此同时，在美国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境内干掉本・拉登后，美巴关系空前紧张，处于反恐第一线的巴基斯坦政局将来会怎样发展，难以预料。第三，南海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进一步凸显，菲律宾、越南等国近来在南海动作频频，如何处理好这些争议，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不过，摩擦在进行，对话也在进行。第四，中国台湾地区已经进入“选战”前夕，坚持“台独”党纲、否认“九二共识”的民进党欲重夺“政权”，美国也将进行新的对台军售。未来台海形势的发展前景值得高度关注。 乱象之源：美国不行了？ 张沱生认为，世界与中国周边不安宁、出现种种乱象，仍未结束的金融危机是主要根源之一。上世纪的最大经济危机曾成为二战的重大根源之一，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情况虽然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危机刚出现的时候，各国同舟共济进行了很多合作（例如20国集团会议等），但是，经济稍微好一点，合作势头就弱下来了，矛盾分歧又凸显了。可以说，世界一日不走出这一危机的阴影，各种乱象与骚动恐怕就不会停止。 不过，阎学通则在另一个层面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当美国老大能控制住世界时，就不会乱；当美国没有能力控制世界时，就乱了。”他认为，现在的情况是，一极的国际格局正在走向终结，这就意味着世界乱象丛生。比如，中东地区的乱就是因为美国主导地位的下降。从历史上看，上世纪90年代的民主化之所以使东欧国家剧变，就是因为作为东欧国家根基的苏联没有能力控制这些国家了。相反，当时的民主化浪潮却没有推翻中东的独裁者，恰恰是因为中东独裁者的根基是美国，当时美国的势力可谓如日中天。冷战结束后，学术界一直在研究国际上为何没有出现制衡（即balance of power）的情况，因为根据均势理论的基本逻辑，一个国家独大后，其他弱小的国家会联合起来进行制衡。但是这个局面并没有出现，正是因为大家联合起来也不足以抗衡美国，所以不少国家选择依附美国、向美国靠拢，世界形成了稳定和良好的秩序。但是现在，随着美国实力的衰弱，大家都觉得美国靠不上了，尤其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遭标普下调一事，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暗喻着美国国际战略信誉的下降。阎学通说：“当人们相信你行时，你行；当人们不相信你行时，你行也不行了。美国控制格局的能力日益下降，遇到问题时只会犹豫不决，使其盟友对它更加犹豫不决，中东所谓民主政府纷纷倒台也就不足为奇了。” “进入新世纪的这十年，国际格局确实有了非常大的调整和变动。”王逸舟表示，从近代西方体系产生起，处在支配地位的一直是欧美日模式，只有社会主义苏联一度挑战过这种局面，但是苏联模式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被最终证明是有缺陷的。进入新世纪后，国际格局出现了西方传统政治思想无法解决和支配的问题，或者说西方自身也出现了问题，比如民主赤字、内部疲软等，有很多让人指摘的地方。而非西方世界的一些新兴国家，例如金砖国家，则显示出一种冲劲，表达出一种与西方理念和模式不太一样的东西。从国际关系来看，可以说，西方主导了四五百年的一统天下格局出现了大的松动、漏洞和疲软，而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则出现了很多亮点，而且这个变化并不是短时间的，可能还要持续很多年。 当然，其中最大的亮点毫无疑问来自中国。“对2011年世界的各种问题，中国将是答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英国《每日电讯报》这样评析。 中国：无法再躲藏的大象 客观上冒尖的“老二” 2010年8月，日本官方发布报告称，日本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1.288万亿美元，低于中国的1.339万亿美元。尽管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当中国GDP总量正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之时，依旧举世哗然。“这证明世界其他国家必须重新评估这个新的经济超级大国”，美国一家报纸将中国的这一超越称为“里程碑”。 王逸舟表示，其实中国现在不仅是GDP上升到了世界第二位，在几乎所有的重大指标上，比如碳排放量、军费增长速度、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教育、医疗的援助、旅游人数、船的吨位，等等，中国的地位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前，这个占据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巨人基本上处在昏睡状态，而现在这个巨人是全世界走得最快的，而且世界也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中国大步向前带来的震动。从军事上来看，中国军队十几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由原来内向的军队开始发展远投力量，由原来注重陆上的入侵威胁开始注重海上的威胁、注重通道的安全、注重国际维和角色、注重所谓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问题。中国的海洋经济，包括油轮、货轮、商轮、海监船、渔政船，也开始从完全近海的态势走向深海、大洋、大洲。再比如，中国的留学生现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中国的出国游客也在十年间从无到有，目前中国已经同140多个国家建立了双边游协定，有估计认为，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游客输出国。在国际体制方面，中国进入了很多领域，比如世界粮农组织、气候变化、联合国安理会包括联合国本身的改革、世贸组织的谈判中――几乎世界上所有重大事务、重大谈判、重大机制和进程都有中国的参与。总而言之，中国正从一个过去处在国际的边缘、下位的国家不自觉地朝着中心地带的重要角色过渡。不管中国愿意与否，事实上都在开始拿主意、开始起重要作用、开始发出重要声音。
马小军则更历史地解释了中国地位的华丽转变。“过去20年，特别是过去十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东亚一体化或者说新亚洲的问题。讨论了这么多年，实际上有一个摆不开的情结，就是leadership，即中国和日本谁当头的问题。”从历史上看，1840年前的东亚国际秩序是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日本等周边小国几千年来就依附于此。1840年的变化实际上是近代欧洲国际关系体系冲击了中国古代的东亚体系。但真正对中国影响巨大的不是鸦片战争，而是日本的崛起。1895年的《马关条约》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国主导的古代东亚秩序，中国和日本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角色置换，中国不情愿地把东亚的领导地位让给了日本。从1905年之后，中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夺回东亚领导权的努力。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当时亚洲被人们称作雁型模式，日本是领头雁，“四小龙”、中国等跟在后面――当然只是在经济方面如此。 形势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迅速发生了转变。马小军说：“现在谈论东亚秩序，中国已经不把日本看作争夺领导权的对手了。日本这样的小国，没有任何战略纵深，人口密度和财富密度又这么大，靠着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永远只能是二流国家。” 不过，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是否已处于“老二”地位，张沱生则认为：“讲一个国家是不是老二，要将政治、经济、军事及软实力等诸多方面综合起来考量。我们现在只是经济跃居了世界第二，其他方面却并非如此。当前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例如，我们现在有了很多世界第一、第二，但这反映的并不都是精彩和了不起。比如钢铁产量第一、水泥产量第一、焦炭产量第一，以及能耗、碳排放均名列前茅，等等。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这是进步，但另一方面又表明中国和那些主要生产、出口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的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我们不能陶醉于这些世界第一、第二，因为我们的内功、基本功与真正的世界第一、第二还有不小的差距。” 无独有偶，马小军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GDP老二并没多大意义，只是表达一个事实。二战后第一个表达自己是世界第二的是苏联，1967年第一次公布了它的GDP总量，超过联邦德国，但那也是苏联惟一一次公布GDP总量。紧接着日本在70年代初悄悄地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世界第二。”金灿荣也认为，“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的话，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应该是在2015～2020年之间。因为金融危机，我们的步伐加快了”，中国只是“在客观上冒了尖”。换句话说，西方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令中国看起来更加强大。 中国面临外界的三种心态：欢迎、暧昧、抵制 但是，不管怎样，顶着“世界老二”的光环，中国的一举一动更加毫无悬念地被置于显微镜之下：中国GDP超过日本、中国成功举办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博览会、中日船只在钓鱼岛“相撞”、中国大规模海陆空从利比亚撤侨、中国高铁速度创世界之最、中国外汇储备逼近3.2万亿美元、中国外长杨洁篪回应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要求、中国“瓦良格”号航母试水、美债危机之下美国副总统拜登高调访华……德国的媒体评论说，“比中国经济增长更快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中国的自信。”日本的一些专家则认为，中国的外交方针正发生重大转换，开始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对周边国家展开力量外交。更有评论称，中国的“微笑外交”已经变成了“皱眉外交”。耐人寻味的是，今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美方主动提出将访问定位为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有媒体对此解读道：“胡锦涛微笑面罩的背后是权力政治。他知道，自己的国家将对全球拥有影响力。” 实际上，中国的政策并没有变，只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变化，外界对中国的“感受”发生了变化。阎学通说，以前中国对周边国家采取“微笑外交”，周边国家认为中国实力不强，处之泰然。现在中国实力强了，还在延续同样的“微笑外交”，让周边国家充满疑虑。当中国在东亚不处于主导地位时，周边国家将与中国的竞争视为是自然的，但当中国渐渐成为地区主导国之后，周边国家就将来自中国的竞争视为威胁。 “外部世界对我们跃居世界第二有三种心态”，金灿荣分析认为，“一种是真诚地欢迎中国崛起。不久前我曾去一些中东国家考察，感到有些国家挺希望中国站出来跟美国斗。它们其实并不是喜欢中国，它们是恨美国。可以说，非洲、中东、拉美的一些国家是真诚欢迎中国崛起的。第二种是俄罗斯，对我们的态度很暧昧。一方面，中国崛起了，西方的注意力往中国转移减少了俄罗斯的战略压力，但另一方面，看到原来的‘小弟’在江湖上混得比‘大哥’好，俄罗斯是有想法的。第三种是非常消极地抵制中国崛起。这其中又分三类：一是欧美日，它们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的崛起降低了它们的权威、分享了它们的利益。第二类是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心存恐惧。第三类是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嫉妒中国的崛起。现在这三类国家走到一起，形成了某种‘反华统一战线’，导致去年以来中国外交出现一些被动局面。”金灿荣感慨道：“自古世界上的‘老二’就是不好当的：20世纪的三个‘老二’――德国、苏联、日本下场都很惨，老大防范你，老三、老四嫉妒你。” “中国今天的地位和国际格局两者结合导致了这种变化”，阎学通表示，“如果中国还像以前一样处于世界第八、第九、第十的位置，可能就没有这些困扰了；又如果现在仍是多极格局，中国跟美国的差距很大，跟其他国家的差距不大，那么即便中国是世界第二也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从目前的情况看，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是两极格局，所以第二的地位才变得如此重要。从实力角度来说，能够跟美国缩小差距的目前只有中国，除中国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每年跟美国的实力差距都在加大，而其他所有大国跟中国的实力差距也在加大。这种趋势决定了这不是一个多极化发展的世界，很可能出现两极化格局”。在两极格局的发展趋势下，而中国又处于世界第二的位置，这种情形下的中国，套用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话来说，就是那只躲在树后的大象，无论如何也藏不起来了。 德国一家媒体这样描述中国，“在美欧面前，中国已展示了自己强健的肌肉，比如中国的市场、创新能力、产品和货币……中国不能也不被允许作为第三者站在一旁微笑。”也就是说，中国必须直面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变还是不变，不只是个问题 立竿却未能见影 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中国的外交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内外两方面的评价和检验。陶坚表示，内部关注的是中国“能干什么、花多大劲去干”，外部则聚焦于中国“想干什么、怎么去干”。在现实世界里，自己有钱不花却让别人猛花是“大傻”，有十分气力只使出三分来，则是“浪费”，尤其是在有那么多国家利益亟待争取和维护的时候。用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全国人民汗珠子摔八瓣积攒下来的财富，最大限度地增进国家利益，当属天经地义。 然而，热切的期盼与冷酷的现实之间发生了碰撞。虽然中国的经济力量上升到全球第二位，但在世界重大问题上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受尊重的程度，却与之远不相配。国际政治的现实、外国对中国的看法，与国民的自我认知反差更大。民众对那些对华偏见、歧视和误解，有这样的一种情绪：过去你们这样看我们，是不对的；现在你们再这样看我们，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中国立了竿，却没见着影子――更准确点，影子的长度与竿子落差太大，自然而然地成了被深入解剖甚至被过度放大的中国外交“话题”。 这种落差也多少令民众产生负面情绪。阎学通指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宣扬“弱国无外交”，“因为我们穷，所以我们外交无力，我们作出让步是应该的。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不少老百姓就问，中国有钱了，为什么外交还是不行？”
这些情绪，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都不得不令人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刻？ “中国外交确实到了需要调整的阶段。”王逸舟肯定地表示。简单地说，建国以来的外交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总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冲击者、改造者和革命者，此时的外交没法脱离这个大框架。邓小平时代的外交也可以叫做商务外交，西方称之为以重商经济为特点的服务型外交，或者说中国外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现在为止已实行30多年了，是一种比较实用的外交理念。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外交既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外交，也不知不觉地无法再用邓小平时期的商务外交的框架来容纳新时期的新需求了。过去我们在国际社会上基本是无能为力的，而现在，中国的发展带动着世界的发展，中国人的需求带动着全球人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应该有一种新的思考、新的战略和新的方向，既不是革命外交，也不是以解决温饱为主线、为重心的外交，而是一种更有统筹力的、更能反映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开始活跃起来、更有自信的外交。这种外交应该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知道怎么去构筑自身和外部的关系，知道怎么去带动世界上其他五分之四人口的变化。 换句话说，随着登上世界老二的位置，中国外交似乎非变不可了。 “韬光养晦”是否到了改变的时候 两年前，在《中国式巧实力》一文中，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曾盛赞中国在外交方面“很能干”，以羡慕的口吻提到中国的“韬光养晦”原则――这项原则是邓小平于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用于阐述中国在当时情况下的外交战略方针，其根本点是要寻找有利时机，发展和壮大自己；要审时度势，争取主动，独立自主；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帜不倒，增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然而，现今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前的原则是否还适用于当今的中国和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 “对于中国的外交战略，我个人主张不应该改变‘韬晦养晦’的政策，但是还像传统那样‘韬光养晦’显然也是不行的。”金灿荣表示，“从功利主义考虑，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国力就摆在那儿，所以这个原则还得维持几十年。第二，中国现在想‘韬光养晦’越来越难了。中国总说自己不够强，尽管这是事实，但别人却认为中国这是在假谦虚。有人曾说，以前中国体质不太好，呆在家里，不分担国际社会的责任，大家认为很正常。现在中国身体好了，又有钱了，整天在家里练肌肉。这个时候中国越提‘韬光养晦’，对方心里就越发毛。况且，美国的文化跟我们不一样，美国是法治文化，认为有多大的力量就应该有多大的要求，你把你的要求告诉我，我才好跟你打交道。而中国则是截然不同的德治文化，推崇低调，力量越大就越告诉自己要谦虚。美国说：请你告诉我你要什么。中国说：我什么都不要。美国人一听心里就打鼓：什么都不要就意味着什么都要。” 此外，金灿荣观察到中国国内的几个微妙变化：一是，整个中国外交政出多头，现在外交口不光是外交部，还有中联部、安全部、商务部、国务院新闻办、贸促会等都叫“外交圈”。二是非外交口对外交介入的加深，中国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做“大外交”，意味着谁都可以搞外交，特别是公共外交中称“人人都是外交家”，但其实外交是国家行为，并不是个人行为。三是，三大石油公司、军工等利益集团对外交有很大影响力。四是公共舆论，商业化的媒体和不理智的网民导致中国很难有真正独立的公共舆论。这些国内因素，再加上中国越来越大的海外利益，导致中国很难再像传统那样实行“韬光养晦”了。金灿荣认为：“某种意义上讲，‘韬光养晦’改成‘谦虚谨慎’可能会更合适。即使以后中国走到世界第一了，也不能跟美国一样搞霸权，搞霸权代价太大了。要行王道不要行霸道。” “‘韬光养晦’和‘谦虚谨慎’是有本质区别的”，阎学通解释说，“‘韬光养晦’是指不出头、不承担责任，而‘谦虚谨慎’是要承担责任的。此外，‘韬光养晦’的最终目标是报复，不报复的话就没必要忍着，忍到最后就是不忍，永远忍的话就不是‘韬光养晦’了，而‘谦虚谨慎’则没有报复和不报复这回事儿。” 张沱生则认为：“我们今后根本不要再讲‘韬光养晦’。因为不管中国怎样解释，‘韬光养晦’已经被国外理解为掩藏光芒、隐藏实力，等待时机再出手。现在中国的情况已经和当年提出这一方针时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今后，战略上，我们就坚持和平发展、不当头、不称霸、谦虚谨慎，这样的方针既明晰又准确。策略上，则坚持毛泽东的‘有理、有利、有节’。这两年国内有一种偏向，一些人乐于讲强话、硬话，似乎这就是有所作为。其实不然。在国际上，中国积极有所作为，应主要表现为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并在国际组织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积极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力量在慢慢上升，他国的力量则相对停滞或者在低谷徘徊。因此，当我们走向世界中心时，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韬光养晦’所表达的隐忍、含蓄就是中华文化中的精髓，即使今天正式宣布不再‘韬光养晦’了，但今后的外交政策肯定还是做同样的事情，还是隐忍的、含蓄的”，马小军认为，“当年邓小平提出这个原则的时候，实际上表达的就是这种政治智慧。”最简单也最意味深长的例子就是，尽管中国与周边几个邻国打过仗，但中国目前与周边国家划定的边界，靠的不是打仗，而是外交手段。此外，马小军还表示：“其实，我们一直未能走出自1949年以来的悲情历史情结。只要中国不走出悲情历史观，就不可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去看待整个东亚、整个世界的事情，只会斤斤计较过去谁欺负过我们。” 姚明式的强大 如果要变，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 王逸舟给出了一种答案：创造性介入。比如说，在未来，中国积极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甚至主动去引导、主导这种发展。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比如气候变化、安理会改革、全球贸易谈判、非洲的发展等。当然，这种介入并不是超越我们国力、超越我们能力的，也不是否定“韬光养晦”。“我特别同意‘韬光养晦’的精神。不少人误以为‘韬光养晦’就是卧薪尝胆，然后亮剑，最后置敌于死地。其实并不是这样。‘韬光养晦’强调的还是要谦虚，要不当头、不称霸、不扛旗。这个精神在中国创造性介入的时代仍然要坚持。”创造性介入，就是在全球事务中不能够只是埋头、只顾自身，也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一定要叫板、一定要打仗、一定要以军事强权的姿态出现，而是“姚明式的强大”。姚明很强壮也很富有，但他始终很谦虚、平和、富有亲和力，中国强大了以后也应该是这样，强大了以后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强大了以后还能坐下来跟人商量、跟世界积极地互动，而不是用一种霸道的方式去要挟、逼迫这个世界或弱小国家或国际制度做出我们期待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讨论如何建设新亚洲的问题。回首往事，100多年前在辛亥革命前期，孙中山就曾经提过建设新亚洲的口号。当时他特别注意到日本靠明治维新在黑暗的亚洲中脱颖而出，结果却很不幸，日本最终走上了孙中山所不希望看到的霸道之路。”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步日本后尘，能够进行类似明治维新的改革的话，新亚洲一定有希望。在100年后的今天，新亚洲的希望再次显现，就是因为中国的发展、中国的自觉和自信，有可能带动周边国家一道进步。王逸舟说：“去年以来，中国周边海域一片喧嚣，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中国巨人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引起的对周边地区破碎化的震动。中国巨人的成长一定会重塑整个东亚格局，即便他国不喜欢或者不适应。或许，我们自身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塑造和适应的过程，但它实际上已经在发生了。”
有人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因为现在亚洲大部分国家经济上靠中国，而政治和安全上则靠美国。但王逸舟认为，“其实这也是非常自然的情况。现在周边国家看中国仍然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者形象，或者是邓小平时代的只顾经济利益的形象。而对于未来的中国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形象，目前中国内部实际上也在进行讨论，即什么样的中国、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中国标准，才是我们中国未来所需要的。这种转型一定会带动新亚洲的崛起，如果走得顺畅的话甚至会带动世界的变化。” “因此，中国外交要顺势而动，要意识到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变化。”王逸舟认为，中国的外交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提出新的理念，发展我们的全球视野和全球战略，然后有意地主动去谋划、去设计、去推进，包括大国关系、多边关系、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应该纳入新时期下创造性介入的全局中去。王逸舟表示：“如果持之以恒，加上国内的积极发展，有理由相信再过若干年，或许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真正会向着一个更高质量、更能够带动中国自己和世界变化的方向前进。” 如何对待“乱象”的世界 面对乱象丛生的世界，中国应该怎么办？“中国到底应该平复乱还是利用乱？”阎学通指出，“中国目前还没有像美国那样具有平复乱的能力来控制国际社会。我们的世界第二地位没有那么强大，而且第二本身就决定了其没有平复世界的能力。第一才有可能，而且还得是超级第一。在与第二差距很大的情况下，一极格局下的霸权才有平复乱的力量。在两极格局下，谁都没有能力把世界稳定住、控制住。更何况今天的世界只是向两极格局发展，还没到平起平坐的地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只能利用乱，而无法平复乱，这是我们的能力所限。” “中国现在最大的麻烦在于，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可能把改善对外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中国现在的外交政策原则，说白了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韬光养晦’，也就是说外边的事情咱们少管，咱们搞经济。在现在的中国，财政部长肯定比外交部长重要，因为钱更重要。而美国跟俄罗斯就不同，它们的国务卿和外长地位是很高的，因为它们都认为世界利益、海外利益在其国家利益中占大头儿。而中国则认为外部利益远远小于国内利益，家里的事情占90%，外边占10%，我们把自己的事干好就行了，外面不太重要。”阎学通表示，另外，在很多事情上，中国跟美国虽然有矛盾，但我们尽量都站在美国一边，因为和美国的关系与经济直接相关，结果当中国跟美国出现矛盾的时候，也没人会站在中国一边儿。阎学通认为，现在在大国中，中国的外交关系国算比较少的，因为台湾有24个所谓“邦交国”，大陆只有160多个。同时，中国也是外交关系质量最差的大国，别说跟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比较，就连印度都不如。美国有70多个盟友，而中国呢？ “周边是有国家愿意跟中国走的”，阎学通表示，“我们不能把周边国家都看成敌对势力，我也不认为周边国家都恐惧中国崛起。”但是，目前中国不敢给周边国家提供经济和安全保障，这点实际上是对中国不利的。因为中国不给它们提供安全保障，这些周边国家只能向其他大国寻求保障。这就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所说的，不是我们主动挑动亚洲国家遏制中国，是它们邀请我来遏制中国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窘态呢？阎学通认为，“这是因为我们长期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对外政策，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政治利益让位于经济利益。原则不改就想改善关系，这是很难做到的。‘韬光养晦’的原则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都是坚持先发展经济再发展政治、军事，但是我认为，这实际上使中国跟美国的军事差距拉得更大了。苏联从二战结束到赶上美国、在军事力量上与之平起平坐用了23年的时间，而中国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仍未获得与美国相同的军事力量。苏联23年完成的追赶世界最强国的历史进程，我们很可能40年也完成不了。原因就是我们不注重国力的平衡发展。” 阎学通认为，所以，中国外交今天面临的问题，不是怎么解释“韬光养晦”这个名词，而是是否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前，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国，但外交政策却未能与时俱进。可以说，中国原有的外交政策和当今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国际地位不相称。不同国际地位的国家需要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原理是无争议的，大国采取的外交政策肯定是和小国不一样的。如今，中国若继续采取当初位于世界第八名时的外交政策的话，将难以有效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随着国际地位的变化，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必然的。阎学通表示：“我注意到胡主席有个提法，把政治影响力放在第一，经济竞争力放第二。我觉得中国已经明白外交要为政治服务，认识到以政治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已经远远大于以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目标带来的好处。” 什么才是中国最大的贡献 针对目前混乱的外部世界，张沱生对中国外交有如下的看法。 首先，中国仍应集中精力，把应对金融危机及其严重后果作为主要任务之一，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中国保持自身经济在经济转型中取得稳步发展，将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同时，中国也要和世界各国一起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更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建立做出积极的努力。这才能使当前世界的主要乱源得以去除。 其次，面对当前世界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乱象纷呈的复杂局面，中国一定要多一点危机和危机管理意识，适应形势，尽快建立、加强、完善各种危机管理机制（包括自身、双边及多边等多种机制），努力做到危机防范/规避与危机管控两手硬，强化对外工作的协调机制，包括各部门间的协调、多层次协调、总体及专项协调等，并在处理各种危机事件时，始终把我总体外交政策与“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思想紧密结合。只有这样，面对世界及周边的各种突发事件和危机以及国内出现的涉外突发事件时，才可能临危不乱，应对更有胜算，使国家利益得到更好的维护。 第三，除应对金融危机外，要坚定不移地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环境生态保护、防扩散、核安全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这既有助于培养合作的习惯、求同存异的习惯，也有助于减缓传统安全上的摩擦，并为解决这些分歧创造条件。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和情况下，非传统安全对世界、地区与国家安全带来的危害已经超过了传统安全。中国的对外政策在这些方面一定要有战略眼光，要着眼长远利益，要有轻重缓急和利益权衡，要按照已经确定的政策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第四，努力发展相对平衡、基本稳定、合作为主的大国关系；在东亚，建立起相应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应是中国对外政策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目标。当前，在世界变局中，中美、中日之间的摩擦、麻烦上升，不足为怪，不应动摇我们实现长期目标的决心。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G2不现实，也不可能，但双方不断加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则是可做、必做之事。对于中日两个亚洲大国来说，当务之急则是在关系初步稳定的基础上，尽快使之重新走上向前发展的道路，争取在明年恢复邦交40周年时迈上一个台阶。目前，日本处于灾后较大的困难之中，政局又长期混乱不稳，看着近邻的快速发展和赶超，心里不是滋味，加之双方长期存在着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日本国内的“中国军事威胁论”重新抬头。在此情况下，中国一定要有富有远见的政策，坚持对日基本政策、包括解决与日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的基本方针，坚持与日发展战略互惠关系，坚持推动中日韩三国在东北亚、东亚的合作，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日关系遇上的这道坎儿一定能早日迈过去。
关键是把竿立住 陶坚明确指出，对外影响力和拓展力是一国长期积累形成的。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从来不曾、也不应天真地指望自己的影响力能够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对世界贡献的增长而“立竿见影”。毕竟，我们身处其中的现行国际体系已经运转数十年，有着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国及其话语体系，不仅惯性大，而且韧性强。“总体而言，快速崛起的中国作为‘应战者’的角色并未改变。”这么看的话，从开始立竿，到能看见真实的影子，其间的“时滞”是无可避免的。 除了受制于现行国际体系，陶坚认为，“这种‘时滞’现象还反映出我国综合国力的‘供给’与力量配置的‘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的缺口。穷的时候没钱花，小康的时候钱不够花。”具体而言，就是说，快速壮大的经济实力，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扩张的需求之间，出现不相匹配甚至力量不敷使用的状况。比如，在维护社会稳定、环境治理、医疗健康、养老、海外利益保护等领域，增加投入的刚性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在国家的战略目标序列中，不时冒出“夹塞儿者”，比如气候变化、低碳经济所牵扯的投入之巨大、影响之长远，在十年前都还难以想像。因此，在讨论中国对外“应该使出多大劲、用在何处”时，既要考虑国力的现实可能和未来的约束，还要为各种潜在的“不确定性”预留空间。 陶坚预计，这样的供需缺口，恐将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个初级阶段。何况，即使度过了这一漫长时期，还会面临新难题。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时常也陷入力量“不敷使用”的困境，国力使用不当或者错配资源。所以，陶坚认为，不管是力量缺口也好，还是资源错配也好，“善用国力”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将是长期的任务。 一方面，善用国力，要求中国将对外目标按轻重缓急排好序，正如国内方方面面的需求一样，对外领域同样要作平衡、协调和取舍。中国现在确实有改变被动、主动进取的必要，但是限于国力的约束，尚不足以、也没必要全线出击。应该按照明确的国家定位和战略方向，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认清比较优势，集中使用和有效配置外交资源，处理好大国关系，分散风险，争取实现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善用国力，同样要求我们具备持久的耐性。西方对华成见和偏见根深蒂固，中国必须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却不可自己先发急。中国经济30多年来一直在追赶发达国家，目前已经从比数量、比爆发力，转向比质量、比耐力，考验着我们的耐性。在当今国际斗争中，有的要我们要主动出击、强硬高调，有的则宜隐忍低调、不急不躁；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积小胜为大胜，少输就是赢。 乐观地看，较之于过去力量的单薄和单一，中国现有的各种力量和资源要丰裕得多，不仅有了较强的硬实力，还有了一定的软实力，协同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都明显加大。陶坚举例说，搞经济外交，有越来越多的民企，可以与国企合作；搞公共外交，有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可以与政府部门配合；维护海外利益，有越来越给力的军事力量，可以作为外交、法律手段的后盾；争取话语权，有越来越多样的渠道和手段，可以放大我们的声音；塑造国际形象，有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可以用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产品、服务，用每个人的言行举止，来共同推动。近年成功主办的奥运会、举国应对的汶川大地震，就是各种因素、各种力量动态整合和交互协同的典型例子。 不过，如果以高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外交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可控资源和不可控资源等，整合得还不够高效。中国的外交能力，包括对外行动能力、创新能力、拓展能力、影响能力等，要么不够强，要么不均衡，且协同效应发挥得不够理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国际活动的有效运行、持续发展。 提升国家的对外综合能力，不能光靠能力要素的简单叠加，更要看重能力要素的协同。只有动态地整合各种能力，优化能力结构，国家的对外能力才会实质提升。在协同中，不放过任何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甚至创造机会变被动为主动；在协同中，减少出错的几率，降低决策失误的代价。为此，要转变观念，增强创新意识，加快制度创新。根据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外部环境的改变，及时调整和变革对外工作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以适应“善用国力”的新要求。 最关键的是，“中国的外交也好，国际战略也好，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内的事情。”马小军表示，中国的外交受国内政治的约束和引导。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纠结之一，就是越来越西方化、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国际化的国家治理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而且这个矛盾的紧张度也越来越大。相对来说，中国政治体制的进步是比较缓慢的，但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家政府治理方面，中国比欧洲都先进。而且，中国的学习能力特别强。就拿气候变化议题来说，别国还在政治层面进行讨论，中国政府就已经行动起来了，减碳、减排、节能，十二五规划马上变成刚性指标。一提新能源，中国又迅速发展成风能第一制造大国、太阳能硅板第一制造大国。马小军说：“技术问题我们应该准备，大的思路、大的战略谋划我们更应该有。” 对于未来，王逸舟则表示：“其实我心里是51%的谨慎乐观，49%的悲观。这种悲观主要不在于外部，而是对我们自身的发展不太乐观。现在中国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在新时期出现的，但是确实是到了积重难返、非变不可的地步。就是说，现在的中国应该有一个新时期的新政策、重大的战略变化，而不应再像过去那样依靠人口红利、依靠城市化工业化早期的原始资本积累来实现发展。如果中国自身的发展失败了的话，那我们所说的一切美好愿景、包括中国带动世界、带动周边的前景，都无从谈起。如果中国自身能保持积极向上的、健康的变化的态势的话，这一切都是很有希望的。”张沱生也表示，“中国现在影响及参与解决世界各地乱局的能力还非常有限，根本的还是要做好自己国内的事。” 换而言之，正如陶坚所说的，竿长也好，影短也罢，要紧的是把竿立住。说白了，就是把自己的事办好，厚植国力。当竿子粗了、直了、高了，终有那么一天，会看到那长长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