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风度：大时代中的“诚”与“爱”
刘半农对鲁迅的文学创作曾给以“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评价，据说“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对联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13]，而我们纵观近代中国鲁迅的一生言行，与魏晋动荡环境下的名人雅士们的清流风度颇有契合，而其文学关怀、创作旨归相比于19世纪世界文学、哲学巨擘托尔斯泰和尼采更是多有粘连，这些跨地域、跨时代的文化因子奇妙地混合在了鲁迅身上，而它们核心因素的交集就是鲁迅常提及的“诚”与“爱”[14]。
站在古今、中外的十字路口，鲁迅说，“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15]。“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16]。在这样一个动荡多变、关乎存亡的大时代，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道德选择。鲁迅选择的是个人的自我启蒙，自我觉醒，自我解放，而给时代、给自己开出的药方也是这“诚”与“爱”。
(一)师心使气，个体生命意志的激扬
在评价魏晋文学的精神风格时，鲁迅曾引刘勰话：“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认为这“师心”和“使气”，正是魏末晋初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17]。而师心使气则建立在魏晋时期特有的思想史背景——知识分子“个体意识”的觉醒之上：早在2世纪中叶，一方面“知识阶层渐渐疏远了那种以群体认同价值为标准的人格理想，转向了追求个人精神的独立与自由。这是一种对真理绝对性依据进一步追问的结果，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真理的终极依据并不在‘群体的确认’而在于‘个人的体认’，人的存在价值并不在于社会的赞许而在于心灵的自由……另一方面，2世纪逐渐滋生的博学通识的知识风气，进一步拓展了思想的资源……于是便引出了后来所说的玄学之风的诞生”[18]。
个体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人逐渐摆脱单一价值的灌输，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个性体验、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并形成自己的处事风格、应对外界的反应，表现出对生命的忠诚与热爱。巧合的是，在这一点上，托尼学说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与魏晋风度在内在精神气韵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嵇康、阮籍的“师心使气”则是这种个体意识在文学审美上的外在表现：从心所向，驱使文气，以“心”为师这是对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肯定、诚实认真的面对自我，敢于“使气”是对“意志自律”的践行，赋予生命以热爱，在魏晋这个“文的觉醒的时代”，显现的就是人的尊严的张扬。《故事新编》中充满了这样独异的个人，他们似乎单纯地为着一种信念而存在，最激昂的算是宴之傲者：
“你么？你肯给我报仇么，义士？”
“阿，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
“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
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你不要疑心我将骗取你的性命和宝贝。”暗中的声音又严冷地说。“这事全由你。你信我，我便去；你不信，我便住。”……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这段对话在《铸剑》中起到的作用是解释黑色人为眉间尺复仇的理由，但是，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语境中，我们却很难理解这复仇的动机，只有把它放到鲁迅自身的逻辑世界中，我们才能理解其中灌注的“诚”与“爱”的精神内涵。
“仗义，同情”本是人间爱的一种，来自人本身的道德自律和主体选择，不以回报为目的，若以自己付出“仗义”和“同情”于弱者，而给自己带上“义士”的桂冠，期望回报，那便不是“自由”的“爱”，而是“他由”的“恩”，鲁迅说：“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杀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刺的种子。”[6]
这黑色人的“恨”是“爱”的范畴的一种，而不是为了“恩”的布施，纯粹的向“恶”去复仇，没有其他目的，便是对自身意志的肯定。查拉图斯特拉说：“我不给什么施舍，我还没有贫到如此程度”[19]，因为这样的人内心强大，力量充盈，并“贫”于爱的意志，吝啬到视给予他人以“爱”为施舍的地步。而黑色人的灵魂上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以至于他憎恶自己，这灵魂上的伤，既来自这世间的恶对人性的压迫，也来自他未觉醒和未决断之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屈服于世俗，自己对自己灵魂的扭曲，如同狂人意识自己也吃过妹子的肉一样，与世间的恶逃脱不了干系。
复仇是对世间一切恶的，而这恶中也包括自己。“一个道德胜于两个道德，因为一个道德是扣住命运的更牢固的结”[19]，对此时已意识到“恶”的黑色人来说，已无法容忍世间和自身的“恶”，单纯的“为复仇而复仇”已成为其高扬其生命意志、实践其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这是他对其信念的恪守，对生命的“诚”。然而，黑色人可以坚守这种“爱”与“诚”，而理解和信任这爱与诚则需要眉间尺的决断——“这事全由你。你信我，我便去；你不信，我便住”，黑色人无法给眉间尺任何担保，只凭眉间尺的一个“信”字，这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契约。
鲁迅“师心使气”的一面就表现在这里，让一个陌路人没有任何“实际”理由，仅凭对生命的诚爱赴死，让另一个人没有担保的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他“信”的人。眉间尺割下自己的头颅后，鲁迅为他的身躯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天葬：饿狼“第一口撕尽了眉间尺的青衣，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鲁迅曾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往，消去鄙吝的心”[20]，即使是写到“死”，鲁迅依然不改名士风流。
同样忠诚于自我的还有大禹，面对学者官员们的人浮于事、碌碌无为，他并不计较，一心治水，把治水当作人生的一项事业去做。“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他举手向两旁一指。……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查了”“征了”“看透”“打定”，他们的每一步都走在坚实的大地上，这样他们才能够“像铁铸的一样”，独立世间，傲视众人，力排众议，不为世间庸众所左右，最终完成壮举。
更有像墨子这样“老实的侠”[21]，不畏死，但是“不要弄玄虚；死并不坏，也很难，但要死得于民有利！”，以“兼爱非攻”为人生终极目的，而不是为了号召他人去死，自己留享侠义的空名，他对生命是真诚热爱的；女娲造人，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如同孩子一般只是凭借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这更是率性而为，没有人为的造作；伯夷叔齐真是“迂”得可以，但是“跑到养老堂里来，倒也罢了，可又不肯超然；跑到首阳山里来，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做诗；做诗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己”，这不肯超然的背后是对一种“忠孝”原则的“迷信”，但他们的迷信却“迷信得认真，有魄力”，“迷信，是不足为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22]。相比起“两朝良民”小丙君，他们的昏和傻亦不失为一种诚和爱。
(二)澄怀味象：浩歌狂热之中的冷眼
鲁迅“绝不是中国历史所熟悉的高蹈者、逍遥者”，“他的精神天马行空，两脚却立于苦难的大地”[23]。对人生中的战斗，他没有那种肤浅的乐观，于是我们看到《奔月》结尾处，那颇有象征性的场景：
他一手拈弓，一手捏着三枝箭，都搭上去，拉了一个满弓，正对着月亮。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这一瞬息，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的雄姿。
飕的一声，——只一声，已经连发了三枝箭，刚发便搭，一搭又发，眼睛不及看清那手法，耳朵也不及分别那声音。本来对面是虽然受了三枝箭，应该都聚在一处的，因为箭箭相衔，不差丝发。但他为必中起见，这时却将手微微一动，使箭到时分成三点，有三个伤。
使女们发一声喊，大家都看见月亮只一抖，以为要掉下来了，——但却还是安然地悬着，发出和悦的更大的光辉，似乎毫无伤损。
“呔！”羿仰天大喝一声，看了片刻；然而月亮不理他。他前进三步，月亮便退了三步；他退三步，月亮却又照数前进了。
他们都默着，各人看各人的脸。
我们看《奔月》全文，知道文中的语境是默认后羿射日和射封豕长蛇都是事实，也就是说，虽然小说中的后羿为谋生而奔波，但是他的确曾经有过盖世神武。然而，这一次却如入“无物之阵”，箭还是往日射日的箭，且为必中起见还使用了箭分三点的策略，然而“月亮只是一抖”，之后“还是安然地悬着”，甚至“发出和悦的更大的光辉”，似乎对后羿表现出它的宽容和善意，而月亮和后羿的你进我退却又表明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这和悦的更大的光辉仿佛充满蔑视和嘲讽。写英雄反抗命运而失败的情节在很多文学作品都会有，多多少少会有一种悲剧的宣泄感和净化感，但是《故事新编》却让我们心中憋闷、无从宣泄，每当我们读到这里，都仿佛有一种一拳打在了棉花上的扑空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来自他对人生的理解和他的创作观。
鲁迅在谈及《世说新语》时称其为“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24]，而在谈及鲁迅的创作风格时，则有人说：“鲁迅先生的医究竟学到了怎样一个境地，曾经进过解剖室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25]的确有时候，我们甚至感到鲁迅的冷静达到了“冷酷”的程度：他总是细致地揭示出生活的悲凉和空虚，用一种冷静的姿态和盘托出。
南北朝时期画论家宗炳的“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像”，说的是魏晋画家作画时，有一种将其主观思维选择冷静客观地再现的风格，“例如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26]，而将其用来概括《故事新编》中的叙事美学也未尝不可。在《故事新编》中不乏个人的豪言壮语，亦不乏群体的狂欢嘉年华，但是我们感受到了不是对这些场景表面上的热闹与喧嚣的认同，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飘荡着一种与小说的主题氛围不甚和谐的“冷静”，而这种冷静在《故事新编》中则具体体现在语言的从容和表达的曲折上。
所谓语言上的从容，是指在叙述时语气平缓，语调闲适，节奏疏落，仿佛“作者绰绰然有馀裕的能力驾驭他的笔”[27]。我们来看《铸剑》中武士大臣们从鼎中捞头的情景：
器具不久就调集了，铁丝勺，漏勺，金盘，擦桌布，都放在鼎旁边。武士们便揎起衣袖，有用铁丝勺的，有用漏勺的，一齐恭行打捞。有勺子相触的声音，有勺子刮着金鼎的声音；水是随着勺子的搅动而旋绕着。好一会，一个武士的脸色忽而很端庄了，极小心地两手慢慢举起了勺子，水滴从勺孔中珠子一般漏下，勺里面便显出雪白的头骨来。大家惊叫了一声；他便将头骨倒在金盘里。
这段文字颇为细腻地将“捞头”的场面描绘出来：作者不紧不慢地一一陈列着从厨房中拿来的器具；错落有致地从声音、动作、颜色和神情等多种角度来“鉴赏”这打捞的过程；文句长短结合，节奏起伏，时而舒缓，时而紧张。这段文字如同散文一样疏疏落落、举重若轻，在文本形式上表现出一种雍雅徐缓的“从容之美”，但这“从容”的散文体式记叙的却是“捞头”这样一个颇为恐怖的事件，轻快的言语背后渗透着深沉的气息。
而表达的曲折，在于《故事新编》很少在小说中对人物事件进行直接评价，明确清晰地表露自己的观点，而是通过灵活地使用叙述技巧，将自己的思想和批评间接地表达出来，经过这样一番转换和沉淀之后，文本形成一种含蓄、有“距离感”的表现形式。
有时，叙事者以全知视角进行叙述，有些议论就潜藏在对一些事件补充的解释中，而这些补充和解释像是在陈述一些客观事实，而且在陈述语气上表现得一副看似若无其事、顺便提及的样子，如在《补天》的结尾处：
那是禁军终于杀到了，因为他们等候着望不见火光和烟尘的时候……他们就在死尸的肚皮上扎了寨，因为这一处最膏腴。
在现象上，就是禁军杀到，在女娲肚皮上扎寨，叙事者偏偏冷不丁地做了个注释，而这解释其实起到了评价作用：第一处的一个“等候”，勾画出了这群人的外强中干和投机心理，第二处的“最膏腴”则显示出他们的无耻和贪婪，这两处从叙事者的角度上说，都是画外音，作者以一副补充、解释的形式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评论，不但隐蔽而且呈现出一副客观的样子，仿佛顺手一枪，让人读来会心一笑。
有时，叙述者表现为一个旁观者，以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周围的一切，其实在描绘细节时，褒贬已包含其中，但叙述者只描述现象，既不给出自己的解释，也不表示自己的想法，故意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我们且看《铸剑》中王和眉间尺在鼎中相互咬食时的这段插叙：
上自王后，下至弄臣，骇得凝结着的神色也应声活动起来，似乎感到暗无天日的悲哀，皮肤上都一粒一粒地起栗；然而又夹着秘密的欢喜，瞪了眼，像是等候着什么似的。
我们在阅读《搜神记·三王墓》时会有疑问：眉间尺和王在鼎中互咬的时候，宫廷中的其他人在干什么，在《铸剑》中，我们得到了答案：他们在看。他们内心中既有恐惧，又有悲哀，但是又有“秘密的大欢喜”，这三种神情混杂在一起，深藏在人的潜意识中，自己或许都未能察觉，而叙事者冷静的观察其实已经将它们剥离了出来，这些人内心中的怯懦、奴性和嗜血则被展现在我们眼前。但是叙述者也只是猜测的语气，“像是等候着什么似的”，故作天真，明知故问。
还有的时候，叙事者作为小说中的某一方用限制性视角进行叙述，而这叙述中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让人不由得怀疑这视角的价值取向。然而这叙事者一如既往的从自己的角度，过分自信的讲述。在《理水》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
这使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
称大禹为“禹爷”，就说明视角已经不是平视而是趋附式的仰视，“幸而”则是对“大恐慌”的转折，“真该学”、“很不错”虽是转述，但已经和前文协调了起来，最后那“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越是用陈述语气，越发让人怀疑其可靠性了。作者此时塑造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越是褒扬的，读者越是觉得需要批判；这个叙述者越是肯定的，读者越是觉得虚假，但作者的声音始终没出面。
对于此时已经经历过《呐喊》和《彷徨》的鲁迅，从容的语言，曲折的表达更符合他的风格；在他看来“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样是乌托邦思想”[28]，鲁迅要展示的是“生活的全貌”，“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当我们陶醉在过去的辉煌和未来的希望之中时，鲁迅总会冷冷地叫我们看好脚下正在走的路。
这种冷眼看世界的审美艺术风格一贯地出现在鲁迅小说的创作中，而《故事新编》犹甚。回到我们最开始的“一拳打在棉花上”的疑问中来，我们的这种憋闷，来自对这个英雄衰落背弃事件从容不迫、含蓄轻松的讲述，然而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们期待的是鲁迅用热烈的语言，明确的表达告诉我们后羿的成功甚至是灭亡，让我们彻底的欢喜或者悲痛，然而鲁迅依旧冷冷地告诉我们“这也是生活”。
“那倒不忙。我实在饿极了，还是赶快去做一盘辣子鸡，烙五斤饼来，给我吃了好睡觉。明天再去找那道士要一服仙药，吃了追上去罢。女庚，你去吩咐王升，叫他量四升白豆喂马！”
鲁迅笔下的后羿没有我们的失落沮丧，他比我们更冷静从容，他已经计划好了行动的程序，蓄势待发，不急不躁，他不需要一场“大毁灭”去宣泄自己的愤懑，也不需要自欺欺人去迎合那浅薄的乐观，他发起的是一场韧性的战斗。“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29]，而“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8]，“大时代”中“诚”与“爱”的激扬者对现实的复杂人生需要做出充分的预见和考量，敢于直面人世间的险恶和荒谬。鲁迅“含道暎物”、“澄怀味象”的冷眼背后是更加长远的打算和更加坚韧的战斗，这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审美趣味上能够从容、曲折的精神源头。
参考文献：
[13]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75.
[14]许寿裳.回忆鲁迅[M]//挚友的怀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10.
[15]鲁迅.《尘影》题辞[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71.
[16]鲁迅.“醉眼”中的朦胧[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3.
[17]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37.
[1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318-319.
[19](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钱春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5.
[20]鲁迅.半夏小集[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19.
[21]鲁迅.流氓的变迁[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9.
[22]鲁迅.《如此广东》读后感[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61.
[23]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
[2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3.
[25]张定璜.鲁迅先生(上)[J].现代评论，1925，1(7).
[26]鲁迅.《出关》的“关”[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7]李长之.李长之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55.
[28]鲁迅.《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M]//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72.
[29]鲁迅.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9.
来源：《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6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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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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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晋风度：大时代中的“诚”与“爱”
刘半农对鲁迅的文学创作曾给以“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评价，据说“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对联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13]，而我们纵观近代中国鲁迅的一生言行，与魏晋动荡环境下的名人雅士们的清流风度颇有契合，而其文学关怀、创作旨归相比于19世纪世界文学、哲学巨擘托尔斯泰和尼采更是多有粘连，这些跨地域、跨时代的文化因子奇妙地混合在了鲁迅身上，而它们核心因素的交集就是鲁迅常提及的“诚”与“爱”[14]。
站在古今、中外的十字路口，鲁迅说，“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15]。“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16]。在这样一个动荡多变、关乎存亡的大时代，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道德选择。鲁迅选择的是个人的自我启蒙，自我觉醒，自我解放，而给时代、给自己开出的药方也是这“诚”与“爱”。
(一)师心使气，个体生命意志的激扬
在评价魏晋文学的精神风格时，鲁迅曾引刘勰话：“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认为这“师心”和“使气”，正是魏末晋初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17]。而师心使气则建立在魏晋时期特有的思想史背景——知识分子“个体意识”的觉醒之上：早在2世纪中叶，一方面“知识阶层渐渐疏远了那种以群体认同价值为标准的人格理想，转向了追求个人精神的独立与自由。这是一种对真理绝对性依据进一步追问的结果，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真理的终极依据并不在‘群体的确认’而在于‘个人的体认’，人的存在价值并不在于社会的赞许而在于心灵的自由……另一方面，2世纪逐渐滋生的博学通识的知识风气，进一步拓展了思想的资源……于是便引出了后来所说的玄学之风的诞生”[18]。
个体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人逐渐摆脱单一价值的灌输，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个性体验、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并形成自己的处事风格、应对外界的反应，表现出对生命的忠诚与热爱。巧合的是，在这一点上，托尼学说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与魏晋风度在内在精神气韵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嵇康、阮籍的“师心使气”则是这种个体意识在文学审美上的外在表现：从心所向，驱使文气，以“心”为师这是对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肯定、诚实认真的面对自我，敢于“使气”是对“意志自律”的践行，赋予生命以热爱，在魏晋这个“文的觉醒的时代”，显现的就是人的尊严的张扬。《故事新编》中充满了这样独异的个人，他们似乎单纯地为着一种信念而存在，最激昂的算是宴之傲者：
“你么？你肯给我报仇么，义士？”
“阿，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
“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
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你不要疑心我将骗取你的性命和宝贝。”暗中的声音又严冷地说。“这事全由你。你信我，我便去；你不信，我便住。”……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这段对话在《铸剑》中起到的作用是解释黑色人为眉间尺复仇的理由，但是，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语境中，我们却很难理解这复仇的动机，只有把它放到鲁迅自身的逻辑世界中，我们才能理解其中灌注的“诚”与“爱”的精神内涵。
“仗义，同情”本是人间爱的一种，来自人本身的道德自律和主体选择，不以回报为目的，若以自己付出“仗义”和“同情”于弱者，而给自己带上“义士”的桂冠，期望回报，那便不是“自由”的“爱”，而是“他由”的“恩”，鲁迅说：“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杀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刺的种子。”[6]
这黑色人的“恨”是“爱”的范畴的一种，而不是为了“恩”的布施，纯粹的向“恶”去复仇，没有其他目的，便是对自身意志的肯定。查拉图斯特拉说：“我不给什么施舍，我还没有贫到如此程度”[19]，因为这样的人内心强大，力量充盈，并“贫”于爱的意志，吝啬到视给予他人以“爱”为施舍的地步。而黑色人的灵魂上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以至于他憎恶自己，这灵魂上的伤，既来自这世间的恶对人性的压迫，也来自他未觉醒和未决断之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屈服于世俗，自己对自己灵魂的扭曲，如同狂人意识自己也吃过妹子的肉一样，与世间的恶逃脱不了干系。
复仇是对世间一切恶的，而这恶中也包括自己。“一个道德胜于两个道德，因为一个道德是扣住命运的更牢固的结”[19]，对此时已意识到“恶”的黑色人来说，已无法容忍世间和自身的“恶”，单纯的“为复仇而复仇”已成为其高扬其生命意志、实践其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这是他对其信念的恪守，对生命的“诚”。然而，黑色人可以坚守这种“爱”与“诚”，而理解和信任这爱与诚则需要眉间尺的决断——“这事全由你。你信我，我便去；你不信，我便住”，黑色人无法给眉间尺任何担保，只凭眉间尺的一个“信”字，这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契约。
鲁迅“师心使气”的一面就表现在这里，让一个陌路人没有任何“实际”理由，仅凭对生命的诚爱赴死，让另一个人没有担保的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他“信”的人。眉间尺割下自己的头颅后，鲁迅为他的身躯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天葬：饿狼“第一口撕尽了眉间尺的青衣，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鲁迅曾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往，消去鄙吝的心”[20]，即使是写到“死”，鲁迅依然不改名士风流。
同样忠诚于自我的还有大禹，面对学者官员们的人浮于事、碌碌无为，他并不计较，一心治水，把治水当作人生的一项事业去做。“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他举手向两旁一指。……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查了”“征了”“看透”“打定”，他们的每一步都走在坚实的大地上，这样他们才能够“像铁铸的一样”，独立世间，傲视众人，力排众议，不为世间庸众所左右，最终完成壮举。
更有像墨子这样“老实的侠”[21]，不畏死，但是“不要弄玄虚；死并不坏，也很难，但要死得于民有利！”，以“兼爱非攻”为人生终极目的，而不是为了号召他人去死，自己留享侠义的空名，他对生命是真诚热爱的；女娲造人，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如同孩子一般只是凭借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这更是率性而为，没有人为的造作；伯夷叔齐真是“迂”得可以，但是“跑到养老堂里来，倒也罢了，可又不肯超然；跑到首阳山里来，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做诗；做诗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己”，这不肯超然的背后是对一种“忠孝”原则的“迷信”，但他们的迷信却“迷信得认真，有魄力”，“迷信，是不足为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22]。相比起“两朝良民”小丙君，他们的昏和傻亦不失为一种诚和爱。
(二)澄怀味象：浩歌狂热之中的冷眼
鲁迅“绝不是中国历史所熟悉的高蹈者、逍遥者”，“他的精神天马行空，两脚却立于苦难的大地”[23]。对人生中的战斗，他没有那种肤浅的乐观，于是我们看到《奔月》结尾处，那颇有象征性的场景：
他一手拈弓，一手捏着三枝箭，都搭上去，拉了一个满弓，正对着月亮。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这一瞬息，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的雄姿。
飕的一声，——只一声，已经连发了三枝箭，刚发便搭，一搭又发，眼睛不及看清那手法，耳朵也不及分别那声音。本来对面是虽然受了三枝箭，应该都聚在一处的，因为箭箭相衔，不差丝发。但他为必中起见，这时却将手微微一动，使箭到时分成三点，有三个伤。
使女们发一声喊，大家都看见月亮只一抖，以为要掉下来了，——但却还是安然地悬着，发出和悦的更大的光辉，似乎毫无伤损。
“呔！”羿仰天大喝一声，看了片刻；然而月亮不理他。他前进三步，月亮便退了三步；他退三步，月亮却又照数前进了。
他们都默着，各人看各人的脸。
我们看《奔月》全文，知道文中的语境是默认后羿射日和射封豕长蛇都是事实，也就是说，虽然小说中的后羿为谋生而奔波，但是他的确曾经有过盖世神武。然而，这一次却如入“无物之阵”，箭还是往日射日的箭，且为必中起见还使用了箭分三点的策略，然而“月亮只是一抖”，之后“还是安然地悬着”，甚至“发出和悦的更大的光辉”，似乎对后羿表现出它的宽容和善意，而月亮和后羿的你进我退却又表明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这和悦的更大的光辉仿佛充满蔑视和嘲讽。写英雄反抗命运而失败的情节在很多文学作品都会有，多多少少会有一种悲剧的宣泄感和净化感，但是《故事新编》却让我们心中憋闷、无从宣泄，每当我们读到这里，都仿佛有一种一拳打在了棉花上的扑空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来自他对人生的理解和他的创作观。
鲁迅在谈及《世说新语》时称其为“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24]，而在谈及鲁迅的创作风格时，则有人说：“鲁迅先生的医究竟学到了怎样一个境地，曾经进过解剖室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25]的确有时候，我们甚至感到鲁迅的冷静达到了“冷酷”的程度：他总是细致地揭示出生活的悲凉和空虚，用一种冷静的姿态和盘托出。
南北朝时期画论家宗炳的“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像”，说的是魏晋画家作画时，有一种将其主观思维选择冷静客观地再现的风格，“例如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26]，而将其用来概括《故事新编》中的叙事美学也未尝不可。在《故事新编》中不乏个人的豪言壮语，亦不乏群体的狂欢嘉年华，但是我们感受到了不是对这些场景表面上的热闹与喧嚣的认同，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飘荡着一种与小说的主题氛围不甚和谐的“冷静”，而这种冷静在《故事新编》中则具体体现在语言的从容和表达的曲折上。
所谓语言上的从容，是指在叙述时语气平缓，语调闲适，节奏疏落，仿佛“作者绰绰然有馀裕的能力驾驭他的笔”[27]。我们来看《铸剑》中武士大臣们从鼎中捞头的情景：
器具不久就调集了，铁丝勺，漏勺，金盘，擦桌布，都放在鼎旁边。武士们便揎起衣袖，有用铁丝勺的，有用漏勺的，一齐恭行打捞。有勺子相触的声音，有勺子刮着金鼎的声音；水是随着勺子的搅动而旋绕着。好一会，一个武士的脸色忽而很端庄了，极小心地两手慢慢举起了勺子，水滴从勺孔中珠子一般漏下，勺里面便显出雪白的头骨来。大家惊叫了一声；他便将头骨倒在金盘里。
这段文字颇为细腻地将“捞头”的场面描绘出来：作者不紧不慢地一一陈列着从厨房中拿来的器具；错落有致地从声音、动作、颜色和神情等多种角度来“鉴赏”这打捞的过程；文句长短结合，节奏起伏，时而舒缓，时而紧张。这段文字如同散文一样疏疏落落、举重若轻，在文本形式上表现出一种雍雅徐缓的“从容之美”，但这“从容”的散文体式记叙的却是“捞头”这样一个颇为恐怖的事件，轻快的言语背后渗透着深沉的气息。
而表达的曲折，在于《故事新编》很少在小说中对人物事件进行直接评价，明确清晰地表露自己的观点，而是通过灵活地使用叙述技巧，将自己的思想和批评间接地表达出来，经过这样一番转换和沉淀之后，文本形成一种含蓄、有“距离感”的表现形式。
有时，叙事者以全知视角进行叙述，有些议论就潜藏在对一些事件补充的解释中，而这些补充和解释像是在陈述一些客观事实，而且在陈述语气上表现得一副看似若无其事、顺便提及的样子，如在《补天》的结尾处：
那是禁军终于杀到了，因为他们等候着望不见火光和烟尘的时候……他们就在死尸的肚皮上扎了寨，因为这一处最膏腴。
在现象上，就是禁军杀到，在女娲肚皮上扎寨，叙事者偏偏冷不丁地做了个注释，而这解释其实起到了评价作用：第一处的一个“等候”，勾画出了这群人的外强中干和投机心理，第二处的“最膏腴”则显示出他们的无耻和贪婪，这两处从叙事者的角度上说，都是画外音，作者以一副补充、解释的形式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评论，不但隐蔽而且呈现出一副客观的样子，仿佛顺手一枪，让人读来会心一笑。
有时，叙述者表现为一个旁观者，以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周围的一切，其实在描绘细节时，褒贬已包含其中，但叙述者只描述现象，既不给出自己的解释，也不表示自己的想法，故意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我们且看《铸剑》中王和眉间尺在鼎中相互咬食时的这段插叙：
上自王后，下至弄臣，骇得凝结着的神色也应声活动起来，似乎感到暗无天日的悲哀，皮肤上都一粒一粒地起栗；然而又夹着秘密的欢喜，瞪了眼，像是等候着什么似的。
我们在阅读《搜神记·三王墓》时会有疑问：眉间尺和王在鼎中互咬的时候，宫廷中的其他人在干什么，在《铸剑》中，我们得到了答案：他们在看。他们内心中既有恐惧，又有悲哀，但是又有“秘密的大欢喜”，这三种神情混杂在一起，深藏在人的潜意识中，自己或许都未能察觉，而叙事者冷静的观察其实已经将它们剥离了出来，这些人内心中的怯懦、奴性和嗜血则被展现在我们眼前。但是叙述者也只是猜测的语气，“像是等候着什么似的”，故作天真，明知故问。
还有的时候，叙事者作为小说中的某一方用限制性视角进行叙述，而这叙述中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让人不由得怀疑这视角的价值取向。然而这叙事者一如既往的从自己的角度，过分自信的讲述。在《理水》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
这使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
称大禹为“禹爷”，就说明视角已经不是平视而是趋附式的仰视，“幸而”则是对“大恐慌”的转折，“真该学”、“很不错”虽是转述，但已经和前文协调了起来，最后那“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越是用陈述语气，越发让人怀疑其可靠性了。作者此时塑造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越是褒扬的，读者越是觉得需要批判；这个叙述者越是肯定的，读者越是觉得虚假，但作者的声音始终没出面。
对于此时已经经历过《呐喊》和《彷徨》的鲁迅，从容的语言，曲折的表达更符合他的风格；在他看来“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样是乌托邦思想”[28]，鲁迅要展示的是“生活的全貌”，“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当我们陶醉在过去的辉煌和未来的希望之中时，鲁迅总会冷冷地叫我们看好脚下正在走的路。
这种冷眼看世界的审美艺术风格一贯地出现在鲁迅小说的创作中，而《故事新编》犹甚。回到我们最开始的“一拳打在棉花上”的疑问中来，我们的这种憋闷，来自对这个英雄衰落背弃事件从容不迫、含蓄轻松的讲述，然而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们期待的是鲁迅用热烈的语言，明确的表达告诉我们后羿的成功甚至是灭亡，让我们彻底的欢喜或者悲痛，然而鲁迅依旧冷冷地告诉我们“这也是生活”。
“那倒不忙。我实在饿极了，还是赶快去做一盘辣子鸡，烙五斤饼来，给我吃了好睡觉。明天再去找那道士要一服仙药，吃了追上去罢。女庚，你去吩咐王升，叫他量四升白豆喂马！”
鲁迅笔下的后羿没有我们的失落沮丧，他比我们更冷静从容，他已经计划好了行动的程序，蓄势待发，不急不躁，他不需要一场“大毁灭”去宣泄自己的愤懑，也不需要自欺欺人去迎合那浅薄的乐观，他发起的是一场韧性的战斗。“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29]，而“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8]，“大时代”中“诚”与“爱”的激扬者对现实的复杂人生需要做出充分的预见和考量，敢于直面人世间的险恶和荒谬。鲁迅“含道暎物”、“澄怀味象”的冷眼背后是更加长远的打算和更加坚韧的战斗，这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审美趣味上能够从容、曲折的精神源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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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鲁迅.流氓的变迁[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9.
[22]鲁迅.《如此广东》读后感[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61.
[23]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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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张定璜.鲁迅先生(上)[J].现代评论，1925，1(7).
[26]鲁迅.《出关》的“关”[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7]李长之.李长之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55.
[28]鲁迅.《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M]//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72.
[29]鲁迅.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9.
来源：《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6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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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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