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分析当代中国设计行业现状
写在前面的话：
前段时间，南方都市报的《家居时代》栏目的几篇针对广州室内设计界的关于“新东方主义”的报道，在整个广东室内设计界乃至家具业、建材业都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不少我认识的设计师以及家具业、建材业的公司老总都给我发短信和打电话谈他们看完报道后的看法，有不少公司还组织了内部讨论会，一起来探讨和学习，都觉得很有启发――当然议题已不仅仅限于“新东方主义”争论，而是已经涉及到整个设计界和相关行业的内省和反思。
媒体和相关行业乃至普通大众的高度关注，对于设计和设计行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它改变了以往国内设计圈关门谈设计，与媒体以及相关产业互动不够紧密的状况，使大家有了一个平台、一个切入点来共同关注广东设计乃至中国设计的发展。
因此，我决定将这三期的报道都陆续在我的博客上登载，希望能引起更大范围、更多人群的关注，相信大家能以此为切入点，思考更多关于中国设计和设计行业发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能留言参与讨论。
以下是南方都市报《家居时代》栏目关于王受之老师观点的报道：
国内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教育重要奠基人之一，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王受之把脉广州室内设计 形式至上，不求甚解，以为甚解，这很可怕
引子：
漫长的有些罕见的雨季过后，羊城气温直往上窜，热浪滚滚而来。
一场由广州“新东方主义”现象引发的设计反思与探讨（详见7月11日，本报家居版《广州室内设计第一人林学明狠批“新东方主义”——矫揉造作，堆砌盛
行，媚俗低级，哗众取宠》，和7月25日本报家居版《广州“新东方主义”设计领军人物回应林学明的批评——《东方文化是治暴发户最有效的良方》两篇报道），就像威力十足的导火索，引爆了沉寂多年的广州设计界的神经，关于广州设计的现状与未来的话题探讨，甚至出现了跨地域、跨行业跨领域的关注，一时之间，广州设计界的温度可谓直线飚升，高潮迭起。
可以说，讨论进入白热化状态，广州设计界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大家都意识到目前 “不是东方文化怎么了，不是主义怎么了，而是作品怎么了” ，怎样才能找出我们的“病症”，如何对“症”下药? 才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
幸运的是，在话题跟天气一样飚升到最高温度的时候，国内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教育重要奠基人之一，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王受之从美国回到广州，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这位真正具有国际视野与思想、拥有深厚功力的高人为我们“把脉”，“毫不留情”地揪出了广州设计界的几大“病症”，并开出了“药方”。
人物简介：
王受之，美籍华人，1946年出生于广州，国内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著名设计理论和史论专家，现任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理论系和研究生院教授。
作为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的终身教授，王受之同时受聘为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他所著的《世界现代建筑史》、《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平面设计史》、《世界时装史》、《世界当代艺术史》等书，一直作为国内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必读书目，被誉为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最受尊重的设计学者之一；同时，从2005年起他开始以通俗的方式讲述设计与文化，诸如《哈罗！中产》、《你好！精英》、《骨子里的中国情结》、《白夜北欧》、《执意纯粹》、《纵情现代》、《巴黎手记》等等，从人文的角度来解读设计与文化，影响力非常广泛。
曾于80年代初执教于广州美术学院，20年多来一直高度关注广州乃至国内设计界的发展。
（一）从“新东方主义”现象看广州室内设计界的发展
记者：针对目前广州设计界的这两种观点，王老师有什么看法？
王受之：我的身份是理论工作者，我必须做到理性、客观，要与个人取向分开，这是我的责任。20多年来，中国一直把设计作为时尚在看，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家严肃的类似于美国的《建筑记录》等杂志的设计专业类刊物，你们《南方都市报》能关注设计界的学术话题并引发探讨，是很好的事，只有更多媒体像你们这样持续关注下去，中国的设计才能提高。
记：林学明老师功不可没，他为我们开了一个锐利的好头。王老师能否从这个“突破口”展开，谈谈广州设计界的问题？
王：先说说“新东方主义”这个提法，在设计理论中并没有这个说法，只能代表广州部分设计师的一种主张，它缺乏深厚的理论体系，但可能未必就没有生存空间，“新东方主义”这个提法我没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它，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支持它。
记：大家初衷也不想纠缠“新东方主义”这个名词，王老师可以直话直说。 王：林学明认为不存在“新东方主义”，他实际上是骨子里很讨厌很多人拿“新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贴牌，来炒作，而造成一种堆砌、浪费和整体品位的艳俗；而崔华峰则主张设计师能弘扬东方文化，而不要盲从西方设计。
记：广州设计界应该批判这种打着“新东方主义”去堆砌去浪费的现象。
王：没错。我去过很多茶馆、餐厅、酒吧，他们都搞中国风，把中国的镂空的窗户啊、大宅子里的一根梁柱啊、一个绣荷包啊、剪纸啊，统统堆在上面，就说这个是民族风，实际上是一个大杂烩，目的是赚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实际上江西的
大宅院、浙江的大宅子，他们的脉络是不一样的，他们有各自的文脉的根源，把他们都混在一起，实际上对于这些风格形成的背后的文化并不了解，只能说是形式的堆砌。
记：这几年流行一个词叫“混搭”，很多人也会说我混搭怎么了，我就喜欢！有人会拿堆砌冒充混搭呢？
王：这个“大家喜欢”是问题的关键，其实一个国家的设计水准，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整体社会对于设计文化的认同的水准。像北欧，或者日本，总体的设计水平很高，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民众的水准相当高；民众的水平高了，要求就会高，优秀的设计师就有滋生出来的机会。如果放一个非常优秀的丹麦设计师来中国这片土地上做室内设计，他可能也很难。
记：换句话说，广州人的整体水准还有待提高，没有滋生优秀设计师的土壤。 王：所以我觉得设计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其次才是一个文化现象，不能忘记，设计背后是经济是市场，是巨大的市场背景制造了这种文化。
我觉得现在广州设计界的问题不在于设计界本身，而在于经济发展太快。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经历过中国这样二十年间的飞速发展，保持10%的经济增长率从78年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维持二三十年之久，带来的商业规模和需求是庞大的，随之就造成巨大的市场需求和设计师功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这才是广州乃至整个中国设计界的问题。
经济发展太快，需求太多，设计师还没有准备好，就要接那么多的项目。 记：设计师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王：太重了，本来只能挑五十斤，现在给一个两百斤的担子让你挑，你挑过去，我就给你钱，所以这个设计师用吃奶的力气也要挑这个担子，赚这个钱，所以大家要拼命。
记：挑得起来也要挑，挑不起来也要挑。
王：所以现在很多设计师不是在挑，而是在“拽”这个担子。这是功力问题，你不能骂他，他还没有这个水准，你就叫他做这个事，他肯定做不好。本来是一个高级厨师要炒的菜，你找一个三级厨师来，说今天宴会要开了，你必须要把这个菜炒出来，还不能请外援。
记：呵呵，那王老师是不是把很多设计师的责任都移开了？
王：设计界的责任，社会应该承担很大的部分。
任何事物在超速发展的情况下，一定会产生很多预料不到的问题。就像现在看病看不起、读书读不起、还有扩招之后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你不能说是医生或老师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改革的失误。
记：所以不能一味指责设计师水平低下如何如何？
王：把这个责任单纯地抛在设计师头上，是不对的。我作为一个这么多年搞设计，做设计理论的人，我对他们当然不满意；但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认为设计师他们本人也解决不了。如果说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不是这么高速，出现的问题就不会这么多啦。
所以目前我们会找一个替罪羊，就是设计师太差了！实际上，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某一个群体的问题，而是一个总体的社会现象。
（二）“病症”及解决之道
记：王老师觉得目前广州设计界存在哪些“病症”？能否举例说明？这些“病”该如何治？王老师能否给些建议？
王：现在广州乃至国内设计界的“病”很多。
首先是对西方设计的盲从，不自信，这是中国的一个大病。一个民族最危险的就是过于不自信，这种极度的自卑会造成极度的自大。中国设计师最大的问题是自大和自卑混杂，一是瞧不起自己，二是又非常狂妄。这都是不对的，我们中国设
计界的部分设计师缺乏一个平和心态。
记：这种自大，让广州的部分设计师往往瞧不起外地设计师，比如没有上海设计师虚心。
王：广州的部分设计师缺乏一个开阔的心胸，缺乏随时准备去学习的心态。 记：除了自大和自卑，广州室内设计界还有哪些“病”？
王：还有一个病就是不求甚解以为甚解，这很可怕。你认为你去过两次迪拜，你就懂得迪拜的设计了吗？你以为去过两次巴黎，你就懂得巴黎的设计吗？八字没一撇啊，水深着呢！就跟中国的国学一样，你以为懂得做两张雕花椅、懂得做两张门扇，就懂中国文化吗？中国的文化博大泓深，国学你学到九十岁也不一定学的深。
记：可很多设计师觉得自己深谙中国文化或欧美文化。
王：广州人就是太油了。你跟广州有的室内设计师讲材料，他如数家珍，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意大利还是西班牙的石头。这种过于油滑，让他缺乏对这种材料应不应该运用的深沉的积淀的功力。
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广州设计师代表团到好莱坞去走一走，有个设计师问我，说地面怎么那么差，还用水泥的？我们广州都用花岗岩大理石的！我就说了一句话，“你千万不要说你是我的学生”，丢人啊！你认为一年产值八百亿的好莱坞，它没有钱装这个大理石吗？它的价值不是可以用花岗大理石用水泥表现出来的，它是一种文化的沉淀。这个东西你怎么教他，你没法教他！他就是觉得大理石好。 记：这是审美或素养上的问题了。
王：还有目前广州的一些设计流于形式。设计的核心是问题的解决，你设计一个餐馆，噪音小一点，坐得更舒适一点，这是解决了问题。我们太多设计师把精力房子形式上面，而忘记了我们是解决问题的，是有社会责任的。我住过很多酒店，一睡上床，空调对着头吹，躲都躲不掉，我经常要晚上调个头睡觉。你制造问题
不解决问题，算什么好设计呢，五星级又怎样？
记：首先要把问题解决，然后再去考虑装饰或审美？
王：形式至上，是设计界部分设计师的一个大病，现在讲“新东方主义”讲什么也是形式上的讨论，中国传统里有很多解决问题的东西我们没有学，只学了它的形式。
记：这些“病”该怎么治呢？
王：设计师要随时准备否定自己的过去，满足于过去的一点成绩，就永远不会有将来。
一个人最危险的就是扛上一个沉重的自我包袱，你就永远没有未来。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永远保持像海绵一样的状态去学习，如果你整天觉得自己是个大师的话，你就肯定没有进步。
我经常说一句英文，中文讲就是，如果你总是把自己当成nobody ，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永远有进步，如果你总是把自己当成somebody ，你就会变成nobody ，啥也不是。
记：王老师的这番话，对广州设计界太重要了。
王：这个病是需要时间来治的，但不要指望它一夜之间变好，我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和阅历，中国的设计绝对会越来越好。
记：这个时间的长短，您也很难估计？
王：我想，随着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或者是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快。
（三）谈广州与上海设计之差距
记：广州与上海的差距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讲室内设计，一个简单的项目，我们有两个衡量标准，一个标准就是基本功能的标准，这个广州上海差距离不大，比如椅子坐的舒不舒服啊，空调位置对不对啊，灯光合不合适啊，桌椅板凳的高低啊，这个标准在全球都差不多
另一个标准没法量化，就是审美。广州和上海的差别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一个国际认同的审美标准。我的眼光和感觉告诉我，上海比广州的室内设计要强，并且强很多。上海有一些设计好的地方，你走进去你会觉得太好了。广州暂时还没有一个地方，我走进去，会让我感觉到一种刺激和激动，并且我有欲望再去一次。 记：举一个上海您有这种感觉的例子吧？
王：上海好的例子太多了。去衡山路的那些小酒吧，像樟树酒吧，你一走进去，你就觉得它太好了！它正中有一棵巨大的百年樟树，那个樟树有个洞，人能穿过洞走过去。广州的一些设计师肯定是想到要把它锯掉，说我为了更多的空间，我把树砍掉了，这个很正常，我再种一棵树嘛。但是上海人不同，他会考虑把树留下，然后在里面放一些旧上海的东西，放得恰到好处，比如20年代30年代旧上海滩的东西。呵呵，广州的一些设计师也会放上一些旧东西，但可能这些东西是旧上海滩的东西，不是旧广州的东西。
记：广州人太会模仿了。
王：广州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聪明，缺点就是过于聪明。一个地方的人如果你太圆滑，太容易跟风驶舵，你就会变成一种设计上的讨厌，而不是一种可爱。这就是一个分、一个度的问题。上海人也油滑，但因为有一百多年殖民地历史作文化沉淀，使得他在设计上油不过那个“度”，就是有分寸，广州有些设计师缺少这个“度”。
（四）城市气质与设计定位
记：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有的气质，在您看来广州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王：在经济发展的20年以来，广州的气质变的有些怪异。过度重视经济发展，
忘记了城市文脉的延续性，破坏了这个城市太多有文化内涵的东西。
记：广州在发展过程中，斩断了属于这个城市的文脉，记得您在文章中提到过。 王：一个城市几百年历史摆在那儿，它是完整的，你可以改造它，但你不要破坏它的结构。而我们很快地将中轴线东移，迁移到广州大道，现在又移到更东的地方，不断地移，所以老城区是处在一种被抛弃、淘汰的状态，而我们又不断搬移到新的城区，慢慢脱离这个文化的壳。
我们是抛弃式的发展，这是广州气质最不好的一个地方。
记：或者说喜新厌旧？
王：北京怎么发展，老城都是在中心，苏州虽然另建了新城，老城保护得很好，而广州新城建了，把老城给整个废弃掉了，现在想起来保护，已经有点迟了。 记：这些气质对设计师的设计带来怎样的影响？无论是城市规划，亦或是室内设计？
王：广州这种高速发展引起文脉断裂的气质，对有些设计师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容易抛弃，很容易喜新厌旧，老话说，叫作倒水把婴儿倒掉了。我现在写一本书叫做《广州手记》，想要讲讲广州是怎么一回事。
王受之分析当代中国设计行业现状
写在前面的话：
前段时间，南方都市报的《家居时代》栏目的几篇针对广州室内设计界的关于“新东方主义”的报道，在整个广东室内设计界乃至家具业、建材业都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不少我认识的设计师以及家具业、建材业的公司老总都给我发短信和打电话谈他们看完报道后的看法，有不少公司还组织了内部讨论会，一起来探讨和学习，都觉得很有启发――当然议题已不仅仅限于“新东方主义”争论，而是已经涉及到整个设计界和相关行业的内省和反思。
媒体和相关行业乃至普通大众的高度关注，对于设计和设计行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它改变了以往国内设计圈关门谈设计，与媒体以及相关产业互动不够紧密的状况，使大家有了一个平台、一个切入点来共同关注广东设计乃至中国设计的发展。
因此，我决定将这三期的报道都陆续在我的博客上登载，希望能引起更大范围、更多人群的关注，相信大家能以此为切入点，思考更多关于中国设计和设计行业发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能留言参与讨论。
以下是南方都市报《家居时代》栏目关于王受之老师观点的报道：
国内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教育重要奠基人之一，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王受之把脉广州室内设计 形式至上，不求甚解，以为甚解，这很可怕
引子：
漫长的有些罕见的雨季过后，羊城气温直往上窜，热浪滚滚而来。
一场由广州“新东方主义”现象引发的设计反思与探讨（详见7月11日，本报家居版《广州室内设计第一人林学明狠批“新东方主义”——矫揉造作，堆砌盛
行，媚俗低级，哗众取宠》，和7月25日本报家居版《广州“新东方主义”设计领军人物回应林学明的批评——《东方文化是治暴发户最有效的良方》两篇报道），就像威力十足的导火索，引爆了沉寂多年的广州设计界的神经，关于广州设计的现状与未来的话题探讨，甚至出现了跨地域、跨行业跨领域的关注，一时之间，广州设计界的温度可谓直线飚升，高潮迭起。
可以说，讨论进入白热化状态，广州设计界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大家都意识到目前 “不是东方文化怎么了，不是主义怎么了，而是作品怎么了” ，怎样才能找出我们的“病症”，如何对“症”下药? 才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
幸运的是，在话题跟天气一样飚升到最高温度的时候，国内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教育重要奠基人之一，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王受之从美国回到广州，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这位真正具有国际视野与思想、拥有深厚功力的高人为我们“把脉”，“毫不留情”地揪出了广州设计界的几大“病症”，并开出了“药方”。
人物简介：
王受之，美籍华人，1946年出生于广州，国内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著名设计理论和史论专家，现任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理论系和研究生院教授。
作为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的终身教授，王受之同时受聘为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他所著的《世界现代建筑史》、《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平面设计史》、《世界时装史》、《世界当代艺术史》等书，一直作为国内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必读书目，被誉为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最受尊重的设计学者之一；同时，从2005年起他开始以通俗的方式讲述设计与文化，诸如《哈罗！中产》、《你好！精英》、《骨子里的中国情结》、《白夜北欧》、《执意纯粹》、《纵情现代》、《巴黎手记》等等，从人文的角度来解读设计与文化，影响力非常广泛。
曾于80年代初执教于广州美术学院，20年多来一直高度关注广州乃至国内设计界的发展。
（一）从“新东方主义”现象看广州室内设计界的发展
记者：针对目前广州设计界的这两种观点，王老师有什么看法？
王受之：我的身份是理论工作者，我必须做到理性、客观，要与个人取向分开，这是我的责任。20多年来，中国一直把设计作为时尚在看，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家严肃的类似于美国的《建筑记录》等杂志的设计专业类刊物，你们《南方都市报》能关注设计界的学术话题并引发探讨，是很好的事，只有更多媒体像你们这样持续关注下去，中国的设计才能提高。
记：林学明老师功不可没，他为我们开了一个锐利的好头。王老师能否从这个“突破口”展开，谈谈广州设计界的问题？
王：先说说“新东方主义”这个提法，在设计理论中并没有这个说法，只能代表广州部分设计师的一种主张，它缺乏深厚的理论体系，但可能未必就没有生存空间，“新东方主义”这个提法我没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它，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支持它。
记：大家初衷也不想纠缠“新东方主义”这个名词，王老师可以直话直说。 王：林学明认为不存在“新东方主义”，他实际上是骨子里很讨厌很多人拿“新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贴牌，来炒作，而造成一种堆砌、浪费和整体品位的艳俗；而崔华峰则主张设计师能弘扬东方文化，而不要盲从西方设计。
记：广州设计界应该批判这种打着“新东方主义”去堆砌去浪费的现象。
王：没错。我去过很多茶馆、餐厅、酒吧，他们都搞中国风，把中国的镂空的窗户啊、大宅子里的一根梁柱啊、一个绣荷包啊、剪纸啊，统统堆在上面，就说这个是民族风，实际上是一个大杂烩，目的是赚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实际上江西的
大宅院、浙江的大宅子，他们的脉络是不一样的，他们有各自的文脉的根源，把他们都混在一起，实际上对于这些风格形成的背后的文化并不了解，只能说是形式的堆砌。
记：这几年流行一个词叫“混搭”，很多人也会说我混搭怎么了，我就喜欢！有人会拿堆砌冒充混搭呢？
王：这个“大家喜欢”是问题的关键，其实一个国家的设计水准，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整体社会对于设计文化的认同的水准。像北欧，或者日本，总体的设计水平很高，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民众的水准相当高；民众的水平高了，要求就会高，优秀的设计师就有滋生出来的机会。如果放一个非常优秀的丹麦设计师来中国这片土地上做室内设计，他可能也很难。
记：换句话说，广州人的整体水准还有待提高，没有滋生优秀设计师的土壤。 王：所以我觉得设计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其次才是一个文化现象，不能忘记，设计背后是经济是市场，是巨大的市场背景制造了这种文化。
我觉得现在广州设计界的问题不在于设计界本身，而在于经济发展太快。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经历过中国这样二十年间的飞速发展，保持10%的经济增长率从78年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维持二三十年之久，带来的商业规模和需求是庞大的，随之就造成巨大的市场需求和设计师功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这才是广州乃至整个中国设计界的问题。
经济发展太快，需求太多，设计师还没有准备好，就要接那么多的项目。 记：设计师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王：太重了，本来只能挑五十斤，现在给一个两百斤的担子让你挑，你挑过去，我就给你钱，所以这个设计师用吃奶的力气也要挑这个担子，赚这个钱，所以大家要拼命。
记：挑得起来也要挑，挑不起来也要挑。
王：所以现在很多设计师不是在挑，而是在“拽”这个担子。这是功力问题，你不能骂他，他还没有这个水准，你就叫他做这个事，他肯定做不好。本来是一个高级厨师要炒的菜，你找一个三级厨师来，说今天宴会要开了，你必须要把这个菜炒出来，还不能请外援。
记：呵呵，那王老师是不是把很多设计师的责任都移开了？
王：设计界的责任，社会应该承担很大的部分。
任何事物在超速发展的情况下，一定会产生很多预料不到的问题。就像现在看病看不起、读书读不起、还有扩招之后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你不能说是医生或老师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改革的失误。
记：所以不能一味指责设计师水平低下如何如何？
王：把这个责任单纯地抛在设计师头上，是不对的。我作为一个这么多年搞设计，做设计理论的人，我对他们当然不满意；但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认为设计师他们本人也解决不了。如果说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不是这么高速，出现的问题就不会这么多啦。
所以目前我们会找一个替罪羊，就是设计师太差了！实际上，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某一个群体的问题，而是一个总体的社会现象。
（二）“病症”及解决之道
记：王老师觉得目前广州设计界存在哪些“病症”？能否举例说明？这些“病”该如何治？王老师能否给些建议？
王：现在广州乃至国内设计界的“病”很多。
首先是对西方设计的盲从，不自信，这是中国的一个大病。一个民族最危险的就是过于不自信，这种极度的自卑会造成极度的自大。中国设计师最大的问题是自大和自卑混杂，一是瞧不起自己，二是又非常狂妄。这都是不对的，我们中国设
计界的部分设计师缺乏一个平和心态。
记：这种自大，让广州的部分设计师往往瞧不起外地设计师，比如没有上海设计师虚心。
王：广州的部分设计师缺乏一个开阔的心胸，缺乏随时准备去学习的心态。 记：除了自大和自卑，广州室内设计界还有哪些“病”？
王：还有一个病就是不求甚解以为甚解，这很可怕。你认为你去过两次迪拜，你就懂得迪拜的设计了吗？你以为去过两次巴黎，你就懂得巴黎的设计吗？八字没一撇啊，水深着呢！就跟中国的国学一样，你以为懂得做两张雕花椅、懂得做两张门扇，就懂中国文化吗？中国的文化博大泓深，国学你学到九十岁也不一定学的深。
记：可很多设计师觉得自己深谙中国文化或欧美文化。
王：广州人就是太油了。你跟广州有的室内设计师讲材料，他如数家珍，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意大利还是西班牙的石头。这种过于油滑，让他缺乏对这种材料应不应该运用的深沉的积淀的功力。
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广州设计师代表团到好莱坞去走一走，有个设计师问我，说地面怎么那么差，还用水泥的？我们广州都用花岗岩大理石的！我就说了一句话，“你千万不要说你是我的学生”，丢人啊！你认为一年产值八百亿的好莱坞，它没有钱装这个大理石吗？它的价值不是可以用花岗大理石用水泥表现出来的，它是一种文化的沉淀。这个东西你怎么教他，你没法教他！他就是觉得大理石好。 记：这是审美或素养上的问题了。
王：还有目前广州的一些设计流于形式。设计的核心是问题的解决，你设计一个餐馆，噪音小一点，坐得更舒适一点，这是解决了问题。我们太多设计师把精力房子形式上面，而忘记了我们是解决问题的，是有社会责任的。我住过很多酒店，一睡上床，空调对着头吹，躲都躲不掉，我经常要晚上调个头睡觉。你制造问题
不解决问题，算什么好设计呢，五星级又怎样？
记：首先要把问题解决，然后再去考虑装饰或审美？
王：形式至上，是设计界部分设计师的一个大病，现在讲“新东方主义”讲什么也是形式上的讨论，中国传统里有很多解决问题的东西我们没有学，只学了它的形式。
记：这些“病”该怎么治呢？
王：设计师要随时准备否定自己的过去，满足于过去的一点成绩，就永远不会有将来。
一个人最危险的就是扛上一个沉重的自我包袱，你就永远没有未来。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永远保持像海绵一样的状态去学习，如果你整天觉得自己是个大师的话，你就肯定没有进步。
我经常说一句英文，中文讲就是，如果你总是把自己当成nobody ，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永远有进步，如果你总是把自己当成somebody ，你就会变成nobody ，啥也不是。
记：王老师的这番话，对广州设计界太重要了。
王：这个病是需要时间来治的，但不要指望它一夜之间变好，我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和阅历，中国的设计绝对会越来越好。
记：这个时间的长短，您也很难估计？
王：我想，随着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或者是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快。
（三）谈广州与上海设计之差距
记：广州与上海的差距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讲室内设计，一个简单的项目，我们有两个衡量标准，一个标准就是基本功能的标准，这个广州上海差距离不大，比如椅子坐的舒不舒服啊，空调位置对不对啊，灯光合不合适啊，桌椅板凳的高低啊，这个标准在全球都差不多
另一个标准没法量化，就是审美。广州和上海的差别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一个国际认同的审美标准。我的眼光和感觉告诉我，上海比广州的室内设计要强，并且强很多。上海有一些设计好的地方，你走进去你会觉得太好了。广州暂时还没有一个地方，我走进去，会让我感觉到一种刺激和激动，并且我有欲望再去一次。 记：举一个上海您有这种感觉的例子吧？
王：上海好的例子太多了。去衡山路的那些小酒吧，像樟树酒吧，你一走进去，你就觉得它太好了！它正中有一棵巨大的百年樟树，那个樟树有个洞，人能穿过洞走过去。广州的一些设计师肯定是想到要把它锯掉，说我为了更多的空间，我把树砍掉了，这个很正常，我再种一棵树嘛。但是上海人不同，他会考虑把树留下，然后在里面放一些旧上海的东西，放得恰到好处，比如20年代30年代旧上海滩的东西。呵呵，广州的一些设计师也会放上一些旧东西，但可能这些东西是旧上海滩的东西，不是旧广州的东西。
记：广州人太会模仿了。
王：广州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聪明，缺点就是过于聪明。一个地方的人如果你太圆滑，太容易跟风驶舵，你就会变成一种设计上的讨厌，而不是一种可爱。这就是一个分、一个度的问题。上海人也油滑，但因为有一百多年殖民地历史作文化沉淀，使得他在设计上油不过那个“度”，就是有分寸，广州有些设计师缺少这个“度”。
（四）城市气质与设计定位
记：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有的气质，在您看来广州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王：在经济发展的20年以来，广州的气质变的有些怪异。过度重视经济发展，
忘记了城市文脉的延续性，破坏了这个城市太多有文化内涵的东西。
记：广州在发展过程中，斩断了属于这个城市的文脉，记得您在文章中提到过。 王：一个城市几百年历史摆在那儿，它是完整的，你可以改造它，但你不要破坏它的结构。而我们很快地将中轴线东移，迁移到广州大道，现在又移到更东的地方，不断地移，所以老城区是处在一种被抛弃、淘汰的状态，而我们又不断搬移到新的城区，慢慢脱离这个文化的壳。
我们是抛弃式的发展，这是广州气质最不好的一个地方。
记：或者说喜新厌旧？
王：北京怎么发展，老城都是在中心，苏州虽然另建了新城，老城保护得很好，而广州新城建了，把老城给整个废弃掉了，现在想起来保护，已经有点迟了。 记：这些气质对设计师的设计带来怎样的影响？无论是城市规划，亦或是室内设计？
王：广州这种高速发展引起文脉断裂的气质，对有些设计师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容易抛弃，很容易喜新厌旧，老话说，叫作倒水把婴儿倒掉了。我现在写一本书叫做《广州手记》，想要讲讲广州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