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陈独秀为推动五四运动进一步深入，被北洋军阀投入监狱。毛泽东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表示强烈抗议，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并高喊“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精神万岁！”在延安，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小组会上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壮大，呕心沥血，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奠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理论基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探索者、制定者、执行者。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早期活动，与共产国际（1919年成立，1943年解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共的建立,可以说是共产国际一手操办的。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中国，通过北京大学的俄籍教授柏烈威和伊万诺夫的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又经李大钊介绍，赴上海认识了陈独秀，陈独秀又给维经斯基介绍了戴季陶、李汉俊、沈定一和张东荪。根据维经斯基的提议，由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戴季陶、李汉俊和沈定一主办的《星期评论》，张东荪主办的《时事新报》3个刊物联合发起组织共产党。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作为发起组，带动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到上海，与李汉俊、李达、张国焘等人取得联系，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的参与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7月23日至31日召开。新建立的中共，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此，共产国际就直接领导指挥着中共的各种活动。 写及中共建党初期的活动，不能回避党的经费来源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为了攻击共产党，把共产党称为“卢布党”，拉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企图用“被苏俄收买”的罪名搞臭共产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的确，建党初期的经费，主要靠苏俄资助。根据有关资料，从建党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其经费的90%来源于苏俄。当然，此时的共产党，组织规模不大，所需经费不多。所以，苏俄的经济支持，从绝对数上不大，但占的比例极大。特别是1922年以后，随着工农运动的展开，没有经费就无法活动，苏俄的资助就显得至关重要。 陈独秀是一个个性极强、不愿受他人左右的人物。但是，拿了俄国卢布，就得受其左右，想独立也独立不起来。据说，陈独秀曾经为俄国人干预太多的问题大发脾气，但除了接受俄国人的“建议”外，毫无其他办法。建党初期，敢于同共产国际顶撞的，除了陈独秀外，还真找不出第二个。 问题在于，苏俄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中国不是只支持共产党一家，起初，它曾在张作霖身上做过文章，后来，又以极大的赌注压在了冯玉祥身上。在国共两党之中，它既支持共产党，也支持国民党，而且更看好国民党。参加甚至可以说是左右中共一大的国际代表马林，就在中共一大以后，马上在上海与国民党人张继接触，接着又到广州，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到桂林会见了孙中山。远东一大期间，列宁既接见了共产党的代表张国焘，又接见了国民党的代表张秋白。 陈独秀的国民革命论 从1922年至1923年，陈独秀以其特有的明快犀利和充满睿智的笔调，以他为中共中央撰写的几次对时局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等，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民族民主革命性质，并据此形成了我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理论――国民革命论。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他说，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帝国主义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中国的经济现状，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他深刻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辛亥革命所以失败，也正以当时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有阶级觉悟与革命的需要 。他历陈北洋军阀势力与列强相互勾结的自然结果是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原因，历数国民党与袁世凯妥协而上当，呼吁农、工、学各界奋起打倒军阀。他强调，民主势力的不集中是军阀政治得以存在之唯一原因。 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作出科学分析，为中国国民革命提供了理论根据。他说，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他动态地将中国资产阶级的三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别作出经济与历史的阶级估量：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官僚资产阶级依赖外国势力及本国贵族军阀政府，利用国家机关而存在而发展，是反革命的，是工商阶级发展的障碍；半和平半革命的工商资产阶级，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这些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他认为中国这种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而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从历史到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其中的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不可轻视，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指出，中国农民运动，必需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可能与需要。而中国工人则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在工人中有阶级觉悟的只是极少数，所以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力量。他们参加对外要求民族独立、对内要求政治自由的国民革命，这种一般的政治自由，也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 陈独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前途：资产阶级掌权与俄国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转变，无产阶级掌权。中国究竟是怎样的前途，这要视工人阶级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定。他主张仍应采取各种政策，促进涣散而懦弱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集中及发展，使他们的经济地位自然唤醒他们与无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打倒两阶级的公敌――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 正是陈独秀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阐述其国民革命论，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找到了与孙中山反帝理论的共同点，进而推动并帮助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式的确立 早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向孙中山提出国共实现两党平行合作的“党外合作”建议，但被孙中山拒绝。早在创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就曾指出：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故将来各埠选派代表，非本党人不可。同时，将革命阶段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3个时期，提出 “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就明确体现了他以中华革命党一党革命的思想。改组国民党后，他秉承中华革命党的主旨，强调依靠改组后的国民党去改造国家。因此，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谈国共合作方式时，强调：国民革命，唯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且当国民革命时代，一心一德，唯本党之主义是从。由此，也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况且，在孙中山看来，中共只不过是羡慕俄式革命的有志青年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国民党则是他创立唯一之政党。同时，孙中山对共产主义认识也是模糊的，认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俄国革命之成功，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也因为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使他不能平等地对待中国共产党，并拒绝两党平行合作。
担心领导权旁落，也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孙中山对外联合苏俄，对内改组国民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从内心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的支持下强大起来，与其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参加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张国焘曾回忆：“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在他的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但是，要“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孙中山坚持认为，国共合作必须以国民党为核心，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国民党。 孙中山拒绝共产国际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又提出一种所谓的 “党内合作”，要求“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清楚，两党如此合作，将使共产党的独立性荡然无存，最终党的组织也将被无形取消。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自然也深知这种严重后果，之所以还执意作出这样的决定，首先，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甚清楚，有明显的轻视共产党而重视国民党的倾向。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眼里，当时中国似乎不具备产生共产党的必需条件。在他看来，“中国极为落后，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中共“诞生得太早了”。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情况时，竟然说中共是由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所组成，他们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有过紧密的联系，也不支持罢工，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因此，马林反对国共平行合作的方式，认为中共既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所以，他极力主张中共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否则前途是暗淡的；相反，马林却没有看到国民党的软弱涣散、成分复杂，过高地估计了其力量。他认为，国民党是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和工人组成的一个多阶级联合的组织，由于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接触，因此这个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十分紧密。他甚至认为，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 其次，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促使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它在远东地区的安全。毋庸置疑，列宁及苏维埃俄国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是真诚的。但是不可否认，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急于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关键是出于对新政权安全所作的考虑。当时，苏俄为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急欲在东方寻找合作伙伴。它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取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好感。苏俄的目的，一是指望孙中山革命成功后，承认其继续驻兵外蒙，并维护其在中东铁路的治理权益；二是指望孙中山与它订立同盟条约，以彻底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和封锁。因此，苏俄在１９２３年１月的《孙文越飞宣言》中以共产国际的纪律强压中共接受这种所谓党内合作的合作方式。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顶住了这种种压力，从实际出发探寻出了一条新的“党内合作”的国共合作方式。1922年8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方式问题。陈独秀主持会议，开场白道，应马林的要求，中央召开这次执委会特别会议。首先请马林先生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马林立即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所谓“党内合作”指示，张太雷忙着翻译。完后，会上一片沉默，气氛严肃，人人板着脸，相互望着。最后，大家把目光一齐投向总书记陈独秀。 中央执委们心中清楚，陈独秀不开口发言，谁也不敢开第一腔。陈独秀环视了一下会场，严肃地说，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国共两党党内联合（实质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混合了阶级组织，会牵制我们独立性。陈独秀这一开头语，引发了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等，一个接一个发言表示反对，弄得马林情绪焦急不安，额头冒汗，不断要张太雷把大家的话尽快翻译出来。马林听完后，不得不拿出共产国际这个“尚方宝剑”，并严肃地对大家说，提请诸位注意，加入国民党，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中国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根据共产国际的相关规定，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纲领，应该开除出党。就在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时刻，李大钊提出一个新建议：即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以少数领导人的率先加入作为两党实现合作的桥梁。这个意见化解了争论双方的尖锐矛盾，使大家心平气和起来，会议由此出现转机。经过进一步协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成一致的意见，即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一方式与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相似，但二者有本质区别。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自己的组织机构和一部分党员独立于国民党组织之外，仍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１９２３年１２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第一次国共合作具体方式的解决，表明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充分显示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当然这种合作方式的短期性、策略性很强，这也为双方合作的最终破裂埋下了伏笔。 合作经过 西湖会议结束的前后，国民党的革命队伍内部风云突变，陈炯明兵变作乱后，孙中山于8月14日安抵上海，这是孙中山革命一生中所遭受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正当孙中山身处特困之际迫于求其友声时，西湖会议一结束，陈独秀、李大钊等即到上海拜访了他。经过多次商谈国共两党合作之事后，两只伟大的手终于握到了一起，孙中山久久紧握陈独秀的手说，赞成中共党加入国民党……允许取消宣誓服从我个人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经过商谈之后，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蔡和森等，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正式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9月6日，孙中山指定由陈独秀等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章和总纲草案，正式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这个合作的政治基础是改造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中共党内来。这样，既确定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又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 1923年1月，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开始联俄容共。2月，孙中山派廖仲恺继续与俄国谈判，8月又派蒋介石到苏联考察军事。10月，聘请共产国际的鲍罗廷为顾问，负责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类似布尔什维克的政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共产党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的性质第一次发生转变，由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一大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辉煌成就 帮助孙中山革新了三民主义。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由孙中山主持，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通过了由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大会宣言。从此，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旧三民主义转变成新三民主义，这是国民党的一次质的飞跃，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正如毛泽东所言：孙中山“得到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 帮助国民党建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国共合作后，为了建立革命武装，使革命党能有自己的军队，1924年5月，在中共推动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东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这也是苏共援助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举措。黄埔军校由孙中山任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培养了大批军事和政治干部，斯大林曾说过：“干部决定一切。”后来，不少黄埔军校师生成了革命武装力量的核心、骨干。毛泽东也曾深有体会地说：“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共产党推动了黄埔学生军为主力的第二次东征，全部肃清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统一巩固了的广东革命根据地。 帮助国民党建立壮大了地方组织。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后，共同以新三民主义为国民党党纲，建立了各级（从省、市、县到区）国民党组织，才使国民党员数量激增，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得以实施。例如国民党北方支部，原来只20几个国民党员。国共合作后，在中共北方区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等的领导下，以建立在北京大学内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为中心，培养骨干，分布到北方各省后，很快就建立起各省的国民党省党部。仅以山西省为例，1925年10月以前只太原有高君宇等几个跨党党员，至1926年10月增加至116名国民党员。1927年3月发展到420名，国民党支部有24个。北方的13个省（市）都建立了国民党组织。至1926年已有1300名国民党员。南方则在广东政府范围内，迅速建立并发展了国民党的组织，在其影响下的各省都在国民革命的大旗下，动员了中国广大的人民大众，投身于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革命洪流中。 发展了工农运动。改组后的国民党成立了工人部、农民部，廖仲恺任工人部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部长。多次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动员工人起来革命，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工人运动的人才，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随后的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以及1927年1 月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的行动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这些胜利要归功于中共在城市劳工当中的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将近完结之时，中共大概能够影响约 300 万名工厂、矿山和铁路的工人。京、津、直隶、内蒙古、河南等地的革命运动，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人的领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指导和推动了北伐战争。为了促使广东国民政府早日举行北伐战争，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特别会议，瞿秋白、陈延年、任弼时、谭平山等出席会议。会议决定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建立中央军委。陈独秀因病未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他的指示。在共产党的推动、指导下，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北洋军阀，包括直系军阀吴佩孚，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北伐军采取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先打吴佩孚，再打孙传芳，后打张作霖。 1926年5月，以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遗队，进入湖南，占领攸县。在独立团的初捷鼓舞下，7月，国民革命军8个军10万人，从广东分三路出征北伐，分别向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猛烈进军，“横扫千军如卷席”。在北方，有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指导下，于9月17日举行五原誓师，集体加入国民党，参加北伐战争，11月下旬占领了陕西，不久进入河南，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特别是叶挺独立团在战斗中表现出英勇机智、果断顽强的战斗精神，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北伐军不到半年时间，就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陕西、河南等半个中国，打垮了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北伐战争为何能取得如此重大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共合作的政治与军事形势，在于它是中共影响、推动和参与组织下的一场正义的革命战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的支持与参与。正如毛泽东所言，1924年至1927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中国的革命，自从1924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还未完成的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1927年7月，在历史的长空曾爆发耀眼光辉的革命统一战线，因种种复杂原因彻底破裂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这其中也包含了陈独秀的错误，但他的历史功绩在史书上是大写的。正如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同志曾鲜明指出的，陈独秀是大革命时期公认的党的领袖。 责任编辑 齐玉东
1919年，陈独秀为推动五四运动进一步深入，被北洋军阀投入监狱。毛泽东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表示强烈抗议，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并高喊“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精神万岁！”在延安，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小组会上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壮大，呕心沥血，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奠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理论基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探索者、制定者、执行者。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早期活动，与共产国际（1919年成立，1943年解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共的建立,可以说是共产国际一手操办的。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中国，通过北京大学的俄籍教授柏烈威和伊万诺夫的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又经李大钊介绍，赴上海认识了陈独秀，陈独秀又给维经斯基介绍了戴季陶、李汉俊、沈定一和张东荪。根据维经斯基的提议，由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戴季陶、李汉俊和沈定一主办的《星期评论》，张东荪主办的《时事新报》3个刊物联合发起组织共产党。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作为发起组，带动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到上海，与李汉俊、李达、张国焘等人取得联系，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的参与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7月23日至31日召开。新建立的中共，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此，共产国际就直接领导指挥着中共的各种活动。 写及中共建党初期的活动，不能回避党的经费来源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为了攻击共产党，把共产党称为“卢布党”，拉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企图用“被苏俄收买”的罪名搞臭共产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的确，建党初期的经费，主要靠苏俄资助。根据有关资料，从建党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其经费的90%来源于苏俄。当然，此时的共产党，组织规模不大，所需经费不多。所以，苏俄的经济支持，从绝对数上不大，但占的比例极大。特别是1922年以后，随着工农运动的展开，没有经费就无法活动，苏俄的资助就显得至关重要。 陈独秀是一个个性极强、不愿受他人左右的人物。但是，拿了俄国卢布，就得受其左右，想独立也独立不起来。据说，陈独秀曾经为俄国人干预太多的问题大发脾气，但除了接受俄国人的“建议”外，毫无其他办法。建党初期，敢于同共产国际顶撞的，除了陈独秀外，还真找不出第二个。 问题在于，苏俄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中国不是只支持共产党一家，起初，它曾在张作霖身上做过文章，后来，又以极大的赌注压在了冯玉祥身上。在国共两党之中，它既支持共产党，也支持国民党，而且更看好国民党。参加甚至可以说是左右中共一大的国际代表马林，就在中共一大以后，马上在上海与国民党人张继接触，接着又到广州，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到桂林会见了孙中山。远东一大期间，列宁既接见了共产党的代表张国焘，又接见了国民党的代表张秋白。 陈独秀的国民革命论 从1922年至1923年，陈独秀以其特有的明快犀利和充满睿智的笔调，以他为中共中央撰写的几次对时局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等，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民族民主革命性质，并据此形成了我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理论――国民革命论。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他说，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帝国主义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中国的经济现状，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他深刻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辛亥革命所以失败，也正以当时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有阶级觉悟与革命的需要 。他历陈北洋军阀势力与列强相互勾结的自然结果是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原因，历数国民党与袁世凯妥协而上当，呼吁农、工、学各界奋起打倒军阀。他强调，民主势力的不集中是军阀政治得以存在之唯一原因。 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作出科学分析，为中国国民革命提供了理论根据。他说，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他动态地将中国资产阶级的三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别作出经济与历史的阶级估量：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官僚资产阶级依赖外国势力及本国贵族军阀政府，利用国家机关而存在而发展，是反革命的，是工商阶级发展的障碍；半和平半革命的工商资产阶级，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这些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他认为中国这种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而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从历史到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其中的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不可轻视，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指出，中国农民运动，必需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可能与需要。而中国工人则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在工人中有阶级觉悟的只是极少数，所以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力量。他们参加对外要求民族独立、对内要求政治自由的国民革命，这种一般的政治自由，也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 陈独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前途：资产阶级掌权与俄国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转变，无产阶级掌权。中国究竟是怎样的前途，这要视工人阶级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定。他主张仍应采取各种政策，促进涣散而懦弱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集中及发展，使他们的经济地位自然唤醒他们与无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打倒两阶级的公敌――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 正是陈独秀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阐述其国民革命论，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找到了与孙中山反帝理论的共同点，进而推动并帮助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式的确立 早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向孙中山提出国共实现两党平行合作的“党外合作”建议，但被孙中山拒绝。早在创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就曾指出：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故将来各埠选派代表，非本党人不可。同时，将革命阶段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3个时期，提出 “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就明确体现了他以中华革命党一党革命的思想。改组国民党后，他秉承中华革命党的主旨，强调依靠改组后的国民党去改造国家。因此，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谈国共合作方式时，强调：国民革命，唯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且当国民革命时代，一心一德，唯本党之主义是从。由此，也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况且，在孙中山看来，中共只不过是羡慕俄式革命的有志青年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国民党则是他创立唯一之政党。同时，孙中山对共产主义认识也是模糊的，认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俄国革命之成功，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也因为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使他不能平等地对待中国共产党，并拒绝两党平行合作。
担心领导权旁落，也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孙中山对外联合苏俄，对内改组国民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从内心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的支持下强大起来，与其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参加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张国焘曾回忆：“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在他的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但是，要“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孙中山坚持认为，国共合作必须以国民党为核心，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国民党。 孙中山拒绝共产国际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又提出一种所谓的 “党内合作”，要求“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清楚，两党如此合作，将使共产党的独立性荡然无存，最终党的组织也将被无形取消。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自然也深知这种严重后果，之所以还执意作出这样的决定，首先，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甚清楚，有明显的轻视共产党而重视国民党的倾向。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眼里，当时中国似乎不具备产生共产党的必需条件。在他看来，“中国极为落后，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中共“诞生得太早了”。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情况时，竟然说中共是由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所组成，他们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有过紧密的联系，也不支持罢工，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因此，马林反对国共平行合作的方式，认为中共既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所以，他极力主张中共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否则前途是暗淡的；相反，马林却没有看到国民党的软弱涣散、成分复杂，过高地估计了其力量。他认为，国民党是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和工人组成的一个多阶级联合的组织，由于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接触，因此这个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十分紧密。他甚至认为，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 其次，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促使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它在远东地区的安全。毋庸置疑，列宁及苏维埃俄国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是真诚的。但是不可否认，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急于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关键是出于对新政权安全所作的考虑。当时，苏俄为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急欲在东方寻找合作伙伴。它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取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好感。苏俄的目的，一是指望孙中山革命成功后，承认其继续驻兵外蒙，并维护其在中东铁路的治理权益；二是指望孙中山与它订立同盟条约，以彻底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和封锁。因此，苏俄在１９２３年１月的《孙文越飞宣言》中以共产国际的纪律强压中共接受这种所谓党内合作的合作方式。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顶住了这种种压力，从实际出发探寻出了一条新的“党内合作”的国共合作方式。1922年8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方式问题。陈独秀主持会议，开场白道，应马林的要求，中央召开这次执委会特别会议。首先请马林先生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马林立即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所谓“党内合作”指示，张太雷忙着翻译。完后，会上一片沉默，气氛严肃，人人板着脸，相互望着。最后，大家把目光一齐投向总书记陈独秀。 中央执委们心中清楚，陈独秀不开口发言，谁也不敢开第一腔。陈独秀环视了一下会场，严肃地说，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国共两党党内联合（实质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混合了阶级组织，会牵制我们独立性。陈独秀这一开头语，引发了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等，一个接一个发言表示反对，弄得马林情绪焦急不安，额头冒汗，不断要张太雷把大家的话尽快翻译出来。马林听完后，不得不拿出共产国际这个“尚方宝剑”，并严肃地对大家说，提请诸位注意，加入国民党，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中国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根据共产国际的相关规定，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纲领，应该开除出党。就在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时刻，李大钊提出一个新建议：即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以少数领导人的率先加入作为两党实现合作的桥梁。这个意见化解了争论双方的尖锐矛盾，使大家心平气和起来，会议由此出现转机。经过进一步协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成一致的意见，即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一方式与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相似，但二者有本质区别。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自己的组织机构和一部分党员独立于国民党组织之外，仍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１９２３年１２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第一次国共合作具体方式的解决，表明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充分显示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当然这种合作方式的短期性、策略性很强，这也为双方合作的最终破裂埋下了伏笔。 合作经过 西湖会议结束的前后，国民党的革命队伍内部风云突变，陈炯明兵变作乱后，孙中山于8月14日安抵上海，这是孙中山革命一生中所遭受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正当孙中山身处特困之际迫于求其友声时，西湖会议一结束，陈独秀、李大钊等即到上海拜访了他。经过多次商谈国共两党合作之事后，两只伟大的手终于握到了一起，孙中山久久紧握陈独秀的手说，赞成中共党加入国民党……允许取消宣誓服从我个人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经过商谈之后，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蔡和森等，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正式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9月6日，孙中山指定由陈独秀等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章和总纲草案，正式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这个合作的政治基础是改造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中共党内来。这样，既确定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又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 1923年1月，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开始联俄容共。2月，孙中山派廖仲恺继续与俄国谈判，8月又派蒋介石到苏联考察军事。10月，聘请共产国际的鲍罗廷为顾问，负责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类似布尔什维克的政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共产党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的性质第一次发生转变，由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一大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辉煌成就 帮助孙中山革新了三民主义。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由孙中山主持，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通过了由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大会宣言。从此，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旧三民主义转变成新三民主义，这是国民党的一次质的飞跃，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正如毛泽东所言：孙中山“得到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 帮助国民党建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国共合作后，为了建立革命武装，使革命党能有自己的军队，1924年5月，在中共推动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东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这也是苏共援助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举措。黄埔军校由孙中山任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培养了大批军事和政治干部，斯大林曾说过：“干部决定一切。”后来，不少黄埔军校师生成了革命武装力量的核心、骨干。毛泽东也曾深有体会地说：“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共产党推动了黄埔学生军为主力的第二次东征，全部肃清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统一巩固了的广东革命根据地。 帮助国民党建立壮大了地方组织。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后，共同以新三民主义为国民党党纲，建立了各级（从省、市、县到区）国民党组织，才使国民党员数量激增，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得以实施。例如国民党北方支部，原来只20几个国民党员。国共合作后，在中共北方区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等的领导下，以建立在北京大学内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为中心，培养骨干，分布到北方各省后，很快就建立起各省的国民党省党部。仅以山西省为例，1925年10月以前只太原有高君宇等几个跨党党员，至1926年10月增加至116名国民党员。1927年3月发展到420名，国民党支部有24个。北方的13个省（市）都建立了国民党组织。至1926年已有1300名国民党员。南方则在广东政府范围内，迅速建立并发展了国民党的组织，在其影响下的各省都在国民革命的大旗下，动员了中国广大的人民大众，投身于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革命洪流中。 发展了工农运动。改组后的国民党成立了工人部、农民部，廖仲恺任工人部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部长。多次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动员工人起来革命，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工人运动的人才，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随后的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以及1927年1 月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的行动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这些胜利要归功于中共在城市劳工当中的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将近完结之时，中共大概能够影响约 300 万名工厂、矿山和铁路的工人。京、津、直隶、内蒙古、河南等地的革命运动，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人的领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指导和推动了北伐战争。为了促使广东国民政府早日举行北伐战争，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特别会议，瞿秋白、陈延年、任弼时、谭平山等出席会议。会议决定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建立中央军委。陈独秀因病未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他的指示。在共产党的推动、指导下，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北洋军阀，包括直系军阀吴佩孚，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北伐军采取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先打吴佩孚，再打孙传芳，后打张作霖。 1926年5月，以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遗队，进入湖南，占领攸县。在独立团的初捷鼓舞下，7月，国民革命军8个军10万人，从广东分三路出征北伐，分别向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猛烈进军，“横扫千军如卷席”。在北方，有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指导下，于9月17日举行五原誓师，集体加入国民党，参加北伐战争，11月下旬占领了陕西，不久进入河南，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特别是叶挺独立团在战斗中表现出英勇机智、果断顽强的战斗精神，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北伐军不到半年时间，就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陕西、河南等半个中国，打垮了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北伐战争为何能取得如此重大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共合作的政治与军事形势，在于它是中共影响、推动和参与组织下的一场正义的革命战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的支持与参与。正如毛泽东所言，1924年至1927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中国的革命，自从1924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还未完成的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1927年7月，在历史的长空曾爆发耀眼光辉的革命统一战线，因种种复杂原因彻底破裂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这其中也包含了陈独秀的错误，但他的历史功绩在史书上是大写的。正如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同志曾鲜明指出的，陈独秀是大革命时期公认的党的领袖。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