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悲剧
——论《水浒传》人物之林冲兼论作者施耐庵 内容摘要：《水浒传》作者究竟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至今仍有争议，但本文认为是施耐庵，或至少是“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水浒传》成书前的诸多记载及戏曲中多没提及林冲，而在施耐庵所著《水浒传》中却用了大量篇幅来写林冲，呈现给读者一个经历曲折、性格复杂而又充满悲剧意味的典型形象。可以说，施耐庵是带着很强的个人体验性在给林冲作传，其中依稀可见作者的影子，他在向我们演绎一幕生命的悲剧。那么，所谓林冲的生命的悲剧是什么？这与施耐庵的个人体验又有何关联？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生命的悲剧/林冲/施耐庵/忧愤
明人李贽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忠义水浒传序》）清代张潮亦认为“《水浒传》是一部怒书”（《幽梦影》）。《水浒传》果因忧愤而作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该书作者。本文即从论定《水浒传》作者入手，结合其个人体验，分析其精神走向，与《水浒传》中人物林冲之经历与性格相照应，得出林冲实是施耐庵的影子，作者通过这一人物向我们演绎了一幕生命的悲剧的结论。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可就是这样一部非凡的著作，其作者却历来颇有争议——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数百年来未有定论。有人认为是施耐庵：“《水浒传》元本，乃钱塘施耐庵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备悉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色成之。”（清梁玉绳《瞥记》）众多施耐庵传与墓志中也提及著《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之事，而《兴化县续志》中更有张士诚就《江湖豪客传》与施耐庵的一番对话的记载。也有人认为作者是罗贯中：“史称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魏„„罗贯中演为小说。”（明郎瑛《七修类稿》）明王圻《稗史汇编》中更说《水浒传》是罗贯（而非罗贯中）所作，清人章学诚则怀疑此为“稗史之误志”。我写作本文时翻阅资料，有一篇明代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引起了我的兴趣，该书作者称罗贯中“与余为忘年交”，后又示罗贯中若干著作，其中没有《水浒传》。而流传甚广、影响极大的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也认定施耐庵为作者；当今发行的各版本《水浒传》多是以施耐庵为作者，有些版本也标明是施耐庵、罗贯中著，但我至今没见过有单以罗贯中为作者的《水浒传》版本。由这些材料可知，人们历来就偏向于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 有关施耐庵的生平记载极少，即使有也是零星见于一些散记，然而经过历代学者不懈努力，还是梳理出了施耐庵的大致生平，本文作者由其生平更加确定施耐庵为《水浒传》作者。“传闻施与青田刘基（即刘伯温——本文作者）同窗，明阴阳，通谋略，然而一生潦倒，未展鸿图，晚年写作，后世成名” （滚塘岸七十二世长房曾孙徐忠伟致刘冬信——本文作者）①，曾投张士诚，“因不受重用，后又回滚塘岸，老死在滚塘岸”（同上）。一个空有一身本领、望图“逐鹿中原，争夺天下”（同上）、自以为得遇明主（张士诚）却又不受重用、郁郁而
终的施耐庵，其思想与《水浒传》是那么契合，不由人不信《水浒传》是出自他之手。清人顾丹笔记抄本中又有刘基向朱元璋举荐施耐庵的记载：“适耐庵作《水浒传》甫竣，刘阅之，遂不言荐。归报太祖曰：‘此人心思才力已耗尽于一部小说矣，用之何益！’”①由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水浒传》作者当为施耐庵，或至少是“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明高儒《百川书志》）。
金圣叹说：“《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施耐庵确实在《水浒传》中作了几篇传，尤其对于林冲，作者把个人体验溶入其中，用了大量篇幅，倾注了众多心血，通过这一典型形象向我们演绎了一幕生命的悲剧。 《水浒传》成书前就多有关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记载，如《侯蒙传》：“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然而除宋江外却均不具名姓。最著名的当数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其中所记三十六人除去孙立、晁盖，而以林冲、公孙胜补之，再将少数几人名号更之，即《水浒传》所叙三十六天罡星。这《宋江三十六人赞》可说是与《水浒传》最接近的本了，但其中并无林冲；另，《水浒传》成书前的众多水浒戏也均与林冲无关；又，林冲不像史进（史书记为史斌）、杨志，史书有明确记载，只在《大宋宣和遗事》等极少数书中出现过。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甚至可能不存在的人物，施耐庵又是怎样将他塑成一个典型形象并演绎了一幕生命的悲剧的呢？且看《水浒传》中林冲的遭遇。
豹子头林冲，原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因被高俅陷害，只落得家破人亡，落草为寇。上梁山后，他杀王伦，推晁盖为主，吴用、公孙胜次之，以成“鼎足三分”。后晁盖中箭身亡，他又首先站出来与吴用等商议立宋江为主。在以后历次征战中，林冲也多是主力，屡立战功。最后中风病瘫，留在六和寺中，半载而亡。可以说，林冲是梁山唯一一个具有大将风度的人，金圣叹也说他“算得到，煞得住，把得牢，做得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林冲，却始终居于人下：为官时受高俅等管束，“屈沉在小人之下”；王伦在位时他排第四，尚在杜迁、宋万之下；推晁盖为主后仍排第四；梁山泊排座次，位居第六，五虎将中居第二，无甚作为的关胜反在其上。再看林冲的性格，这在《水浒传》中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其性格之复杂与变化值得推敲。林冲的性格本来就交织着双重矛盾，一方面是家族和地位决定的忍辱妥协的性格，这在他“风雪山神庙”前的行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不再赘述；另一方面是他富有正义感，有抱负，时常有不甘受辱的牢骚——“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这样的人，这样活着，必定是痛苦的，于是在现实的一步步紧逼下，林冲的性格发生了重大转变，终于走上了反抗的道路——“逼上梁山”，这是对林冲遭遇最确切的表述了。
由小康之家而至家破人亡，由身居官位而被逼落草为寇，由软弱而顽强，由忍辱妥协而奋起反抗，林冲的经历不可谓不曲折，其性格也不可谓不复杂。然而经历曲折并不一定就是典型，性格复杂也不一定就是成功的艺术形象。“对于小说，典型形象主要指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亦即某种个性和共性在某一具体人物形象上得到审美的对立统一”②，也就是说，“典型”不但要有自己的“个性”，更要有“共性”——吸引人们关注的可能是其独有的“个性”即与众不同之处，而真正能打动人心的却往往在于其“共性”即我们人人都有的。逼上梁山是林冲的“个性”，而不甘忍辱妥协却是我们的“共性”；壮志难酬是林冲的“个性”，而不尽的失望与失落却是我们的“共性”；家破人亡是林冲的“个性”，而“求不得”却是我们的“共性”；林冲力图保住家庭和地位，而我们又何尝不是更乐于安于现状？林冲被发配仍念念不忘“挣扎着回来”，而我们又何曾肯忘却经历
过的欢乐？施耐庵恰恰是抓住了林冲身上的“个性”与“共性”，成功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典型形象。
施耐庵是带着很强的个人体验性来给林冲作传的，林冲身上的这些“共
性”，岂不也是施耐庵的夫子自道？施耐庵一心反元，“逐鹿中原，争夺天下”，却是孤掌难鸣。他又投张士诚，以为得遇明主，却不想张失身仕元，江河日下，他只好与一班文人“高翔远引”，将一腔热血倾注于书，郁郁而终。读林冲，时时有忧愤之气涌至，这是在林冲的行动中经常可见的；林冲在杀王伦时曾有言：“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这嫉妒贤能的贼，不杀了，要你何用！”③此处“梁山泊”真谓梁山泊？其忧愤之气直迎面扑来！
总忘不了《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对雪的描写：“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③好一幅英雄末路的孤寂落难图！天寒地坼，大雪纷飞，正是演绎生命的悲剧的绝好舞台。有人这样定义“悲剧意识”：“面对现实的种种矛盾和苦难，困惑、迷茫、沉思和不懈地追索与问询。”④那么悲剧又是什么呢？简言之，便是思而不解，求而不得，问而无果，悲剧中充溢着“对命运的抗争，一种执着的无休无歇的追询，一种生命意志的顽强搏击”。④悲剧的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那些软弱无能、坐以待毙、毫无主体能动性的故事，充其量只可称得上悲惨，却与悲剧无关。悲剧其实就是追索与命运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为前者强调人的意志，而后者则意味着意志不起作用。林冲之意志不可谓不强，而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命运——欲保家而家破，图报国而被拒，反对招安却又只能随宋江战于辽、讨王庆、征方腊，战争结束了，却又中风病瘫而亡。林冲难以与命运相抗争，施耐庵岂不也是如此？王同书研究了《耐庵遗曲》后认为遗曲中所含忧愤之情包含了旧中国知识分子所难同时遭遇的三种情况，一是空前的民族恨（汉族与少数民族），二是“对张士诚知遇之恩的感激和竖子不足与谋的矛盾”⑤，三是特殊的思想抱负（正合高尔基所说“有多大智慧，就有多大烦恼”）。施耐庵欲一洗民族恨却孤掌难鸣，欲报人知遇之恩也不得，想实现抱负而无门，实是有万斛忧愤而难以表达，“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物，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无可告语之处”（李贽《杂说》），当他着手写《水浒传》，抓住了林冲这个人物时，便仿佛找到了宣泄口，以浇自己的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慨数奇命蹇。且看，施耐庵原本是要照张飞的样子来写林冲的，但因其忧愤之情冲淡、掩盖了其他感情，因此在我们看来，林冲除了“豹头环眼，燕颔虎须”与张飞相似外，便极少有张飞的影子了，林冲在这里便只是林冲了（这也正是林冲形象不朽的原因）。在林冲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施耐庵的影子：一样的家国之恨，一样的不遇明主，一样的壮志难酬，一表用不懈追索与命运抗争却最终失败。施耐庵从投笔从戎、踌躇满志到自认失败、只能凭虚构故事以泄忧愤，这定是一段从满怀希望到“哀莫大于心死”的痛苦历程。然而最痛苦的还不是“心死”，而是当一个人可以坦然面对失望与失落时，那曾经的希望和激情却又被时时记起，它们围成的迷宫让人时时失去了方向。施耐庵不懈地追索过，然而终是难与命运抗争，在迷茫与困惑中他开始为林冲作传，也是在为自己作传，那一幕生命的悲剧实是难以分清为谁而演。 话题涉入死亡，施耐庵便犹豫了，他陷入了该怎样了结林冲生命的权衡之加。施耐庵毕竟是个文人，他想借林冲以抒胸中忧愤，让林冲代自己做出一番事业来，然而他不能也不敢。一方面是生命在文字间悄悄流逝的不甘，另一方面又是文人所固有的拘谨与顾虑。施耐庵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征方腊得胜回师前，“不想林冲染患风病瘫了，„„就留在六和寺中，教武松看视，后半载而亡。”——施
耐庵竟然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林冲的生命！“不想”，何谓“不想”？真是想不到吗？怕是没办法。与小说相比，我却更喜欢1996年央视《水浒传》中林冲的结局——见宋江放走了高俅，急火攻心，含恨而终。这才是真正的林冲！既然是这样更能突显林冲个性，施耐庵为何偏偏不如此呢？难道是作者纰漏？然而我不以为然。有两方面理由：一者，梁山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群，具有不可分离、不可断裂性，在征辽、讨王庆等战役中梁山一百单八将无一折损，而在征方腊时从折损三名偏将(宋万、焦挺、陶宗旺。况林冲在五虎将中居第二)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终至一百单八将走死逃亡，所剩无几，一片凋零悲景。因此，按照作者的观点与情节安排，林冲的死必定会导致梁山整体的崩溃，这样，在招安之前即让他死去未免太早；既然招安前未死，招安之后未见有半分功绩而死岂不更是没有来由？二者，或又是作者在林冲身上愈来愈觉察到了自己的影子，而疑心读者早已觉察到了这一点，因此急忙收敛。人都怕别人看到自己的内心，甚至有时候连自己都不敢窥视——施耐庵亦不脱此理。他一方面怕读者窥见自己的忧愤，另一方面更怕自己陷于忧愤而难自拔，因此急敛忧愤之情，给忧愤的林冲一个草草的收场。对于施耐庵，是有忧愤而不敢发；对于林冲，忧愤郁于胸却不能发。施耐庵的初衷难道不是想借林冲一抒胸中忧愤吗？然而他最终还是不肯向自己最想亲近的林冲走近，这就好比两个惺惺相惜的人，相互需要却又彼此逃避，那忧愤终是郁而不发。
施耐庵写林冲，实是呕心沥血；林冲活于施耐庵笔下，又处处可见耐庵身影。一个忧愤之人为另一忧愤之人作传，这本身就是一幕生命的悲剧，夫复何言！
参考文献：
①刘冬《施耐庵生平探考散记》（原载《明清小说研究?第1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8月）
②萧兵《中国古典小说的典型群》（同上）
③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10月
④张振军《传统小说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 ⑤王同书《三千芥子多作了藏愁孔——赏析》（同①）
⑥李希凡《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⑦朱一玄，刘毓忱编《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
生命的悲剧
——论《水浒传》人物之林冲兼论作者施耐庵 内容摘要：《水浒传》作者究竟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至今仍有争议，但本文认为是施耐庵，或至少是“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水浒传》成书前的诸多记载及戏曲中多没提及林冲，而在施耐庵所著《水浒传》中却用了大量篇幅来写林冲，呈现给读者一个经历曲折、性格复杂而又充满悲剧意味的典型形象。可以说，施耐庵是带着很强的个人体验性在给林冲作传，其中依稀可见作者的影子，他在向我们演绎一幕生命的悲剧。那么，所谓林冲的生命的悲剧是什么？这与施耐庵的个人体验又有何关联？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生命的悲剧/林冲/施耐庵/忧愤
明人李贽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忠义水浒传序》）清代张潮亦认为“《水浒传》是一部怒书”（《幽梦影》）。《水浒传》果因忧愤而作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该书作者。本文即从论定《水浒传》作者入手，结合其个人体验，分析其精神走向，与《水浒传》中人物林冲之经历与性格相照应，得出林冲实是施耐庵的影子，作者通过这一人物向我们演绎了一幕生命的悲剧的结论。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可就是这样一部非凡的著作，其作者却历来颇有争议——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数百年来未有定论。有人认为是施耐庵：“《水浒传》元本，乃钱塘施耐庵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备悉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色成之。”（清梁玉绳《瞥记》）众多施耐庵传与墓志中也提及著《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之事，而《兴化县续志》中更有张士诚就《江湖豪客传》与施耐庵的一番对话的记载。也有人认为作者是罗贯中：“史称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魏„„罗贯中演为小说。”（明郎瑛《七修类稿》）明王圻《稗史汇编》中更说《水浒传》是罗贯（而非罗贯中）所作，清人章学诚则怀疑此为“稗史之误志”。我写作本文时翻阅资料，有一篇明代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引起了我的兴趣，该书作者称罗贯中“与余为忘年交”，后又示罗贯中若干著作，其中没有《水浒传》。而流传甚广、影响极大的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也认定施耐庵为作者；当今发行的各版本《水浒传》多是以施耐庵为作者，有些版本也标明是施耐庵、罗贯中著，但我至今没见过有单以罗贯中为作者的《水浒传》版本。由这些材料可知，人们历来就偏向于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 有关施耐庵的生平记载极少，即使有也是零星见于一些散记，然而经过历代学者不懈努力，还是梳理出了施耐庵的大致生平，本文作者由其生平更加确定施耐庵为《水浒传》作者。“传闻施与青田刘基（即刘伯温——本文作者）同窗，明阴阳，通谋略，然而一生潦倒，未展鸿图，晚年写作，后世成名” （滚塘岸七十二世长房曾孙徐忠伟致刘冬信——本文作者）①，曾投张士诚，“因不受重用，后又回滚塘岸，老死在滚塘岸”（同上）。一个空有一身本领、望图“逐鹿中原，争夺天下”（同上）、自以为得遇明主（张士诚）却又不受重用、郁郁而
终的施耐庵，其思想与《水浒传》是那么契合，不由人不信《水浒传》是出自他之手。清人顾丹笔记抄本中又有刘基向朱元璋举荐施耐庵的记载：“适耐庵作《水浒传》甫竣，刘阅之，遂不言荐。归报太祖曰：‘此人心思才力已耗尽于一部小说矣，用之何益！’”①由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水浒传》作者当为施耐庵，或至少是“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明高儒《百川书志》）。
金圣叹说：“《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施耐庵确实在《水浒传》中作了几篇传，尤其对于林冲，作者把个人体验溶入其中，用了大量篇幅，倾注了众多心血，通过这一典型形象向我们演绎了一幕生命的悲剧。 《水浒传》成书前就多有关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记载，如《侯蒙传》：“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然而除宋江外却均不具名姓。最著名的当数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其中所记三十六人除去孙立、晁盖，而以林冲、公孙胜补之，再将少数几人名号更之，即《水浒传》所叙三十六天罡星。这《宋江三十六人赞》可说是与《水浒传》最接近的本了，但其中并无林冲；另，《水浒传》成书前的众多水浒戏也均与林冲无关；又，林冲不像史进（史书记为史斌）、杨志，史书有明确记载，只在《大宋宣和遗事》等极少数书中出现过。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甚至可能不存在的人物，施耐庵又是怎样将他塑成一个典型形象并演绎了一幕生命的悲剧的呢？且看《水浒传》中林冲的遭遇。
豹子头林冲，原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因被高俅陷害，只落得家破人亡，落草为寇。上梁山后，他杀王伦，推晁盖为主，吴用、公孙胜次之，以成“鼎足三分”。后晁盖中箭身亡，他又首先站出来与吴用等商议立宋江为主。在以后历次征战中，林冲也多是主力，屡立战功。最后中风病瘫，留在六和寺中，半载而亡。可以说，林冲是梁山唯一一个具有大将风度的人，金圣叹也说他“算得到，煞得住，把得牢，做得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林冲，却始终居于人下：为官时受高俅等管束，“屈沉在小人之下”；王伦在位时他排第四，尚在杜迁、宋万之下；推晁盖为主后仍排第四；梁山泊排座次，位居第六，五虎将中居第二，无甚作为的关胜反在其上。再看林冲的性格，这在《水浒传》中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其性格之复杂与变化值得推敲。林冲的性格本来就交织着双重矛盾，一方面是家族和地位决定的忍辱妥协的性格，这在他“风雪山神庙”前的行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不再赘述；另一方面是他富有正义感，有抱负，时常有不甘受辱的牢骚——“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这样的人，这样活着，必定是痛苦的，于是在现实的一步步紧逼下，林冲的性格发生了重大转变，终于走上了反抗的道路——“逼上梁山”，这是对林冲遭遇最确切的表述了。
由小康之家而至家破人亡，由身居官位而被逼落草为寇，由软弱而顽强，由忍辱妥协而奋起反抗，林冲的经历不可谓不曲折，其性格也不可谓不复杂。然而经历曲折并不一定就是典型，性格复杂也不一定就是成功的艺术形象。“对于小说，典型形象主要指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亦即某种个性和共性在某一具体人物形象上得到审美的对立统一”②，也就是说，“典型”不但要有自己的“个性”，更要有“共性”——吸引人们关注的可能是其独有的“个性”即与众不同之处，而真正能打动人心的却往往在于其“共性”即我们人人都有的。逼上梁山是林冲的“个性”，而不甘忍辱妥协却是我们的“共性”；壮志难酬是林冲的“个性”，而不尽的失望与失落却是我们的“共性”；家破人亡是林冲的“个性”，而“求不得”却是我们的“共性”；林冲力图保住家庭和地位，而我们又何尝不是更乐于安于现状？林冲被发配仍念念不忘“挣扎着回来”，而我们又何曾肯忘却经历
过的欢乐？施耐庵恰恰是抓住了林冲身上的“个性”与“共性”，成功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典型形象。
施耐庵是带着很强的个人体验性来给林冲作传的，林冲身上的这些“共
性”，岂不也是施耐庵的夫子自道？施耐庵一心反元，“逐鹿中原，争夺天下”，却是孤掌难鸣。他又投张士诚，以为得遇明主，却不想张失身仕元，江河日下，他只好与一班文人“高翔远引”，将一腔热血倾注于书，郁郁而终。读林冲，时时有忧愤之气涌至，这是在林冲的行动中经常可见的；林冲在杀王伦时曾有言：“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这嫉妒贤能的贼，不杀了，要你何用！”③此处“梁山泊”真谓梁山泊？其忧愤之气直迎面扑来！
总忘不了《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对雪的描写：“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③好一幅英雄末路的孤寂落难图！天寒地坼，大雪纷飞，正是演绎生命的悲剧的绝好舞台。有人这样定义“悲剧意识”：“面对现实的种种矛盾和苦难，困惑、迷茫、沉思和不懈地追索与问询。”④那么悲剧又是什么呢？简言之，便是思而不解，求而不得，问而无果，悲剧中充溢着“对命运的抗争，一种执着的无休无歇的追询，一种生命意志的顽强搏击”。④悲剧的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那些软弱无能、坐以待毙、毫无主体能动性的故事，充其量只可称得上悲惨，却与悲剧无关。悲剧其实就是追索与命运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为前者强调人的意志，而后者则意味着意志不起作用。林冲之意志不可谓不强，而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命运——欲保家而家破，图报国而被拒，反对招安却又只能随宋江战于辽、讨王庆、征方腊，战争结束了，却又中风病瘫而亡。林冲难以与命运相抗争，施耐庵岂不也是如此？王同书研究了《耐庵遗曲》后认为遗曲中所含忧愤之情包含了旧中国知识分子所难同时遭遇的三种情况，一是空前的民族恨（汉族与少数民族），二是“对张士诚知遇之恩的感激和竖子不足与谋的矛盾”⑤，三是特殊的思想抱负（正合高尔基所说“有多大智慧，就有多大烦恼”）。施耐庵欲一洗民族恨却孤掌难鸣，欲报人知遇之恩也不得，想实现抱负而无门，实是有万斛忧愤而难以表达，“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物，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无可告语之处”（李贽《杂说》），当他着手写《水浒传》，抓住了林冲这个人物时，便仿佛找到了宣泄口，以浇自己的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慨数奇命蹇。且看，施耐庵原本是要照张飞的样子来写林冲的，但因其忧愤之情冲淡、掩盖了其他感情，因此在我们看来，林冲除了“豹头环眼，燕颔虎须”与张飞相似外，便极少有张飞的影子了，林冲在这里便只是林冲了（这也正是林冲形象不朽的原因）。在林冲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施耐庵的影子：一样的家国之恨，一样的不遇明主，一样的壮志难酬，一表用不懈追索与命运抗争却最终失败。施耐庵从投笔从戎、踌躇满志到自认失败、只能凭虚构故事以泄忧愤，这定是一段从满怀希望到“哀莫大于心死”的痛苦历程。然而最痛苦的还不是“心死”，而是当一个人可以坦然面对失望与失落时，那曾经的希望和激情却又被时时记起，它们围成的迷宫让人时时失去了方向。施耐庵不懈地追索过，然而终是难与命运抗争，在迷茫与困惑中他开始为林冲作传，也是在为自己作传，那一幕生命的悲剧实是难以分清为谁而演。 话题涉入死亡，施耐庵便犹豫了，他陷入了该怎样了结林冲生命的权衡之加。施耐庵毕竟是个文人，他想借林冲以抒胸中忧愤，让林冲代自己做出一番事业来，然而他不能也不敢。一方面是生命在文字间悄悄流逝的不甘，另一方面又是文人所固有的拘谨与顾虑。施耐庵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征方腊得胜回师前，“不想林冲染患风病瘫了，„„就留在六和寺中，教武松看视，后半载而亡。”——施
耐庵竟然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林冲的生命！“不想”，何谓“不想”？真是想不到吗？怕是没办法。与小说相比，我却更喜欢1996年央视《水浒传》中林冲的结局——见宋江放走了高俅，急火攻心，含恨而终。这才是真正的林冲！既然是这样更能突显林冲个性，施耐庵为何偏偏不如此呢？难道是作者纰漏？然而我不以为然。有两方面理由：一者，梁山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群，具有不可分离、不可断裂性，在征辽、讨王庆等战役中梁山一百单八将无一折损，而在征方腊时从折损三名偏将(宋万、焦挺、陶宗旺。况林冲在五虎将中居第二)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终至一百单八将走死逃亡，所剩无几，一片凋零悲景。因此，按照作者的观点与情节安排，林冲的死必定会导致梁山整体的崩溃，这样，在招安之前即让他死去未免太早；既然招安前未死，招安之后未见有半分功绩而死岂不更是没有来由？二者，或又是作者在林冲身上愈来愈觉察到了自己的影子，而疑心读者早已觉察到了这一点，因此急忙收敛。人都怕别人看到自己的内心，甚至有时候连自己都不敢窥视——施耐庵亦不脱此理。他一方面怕读者窥见自己的忧愤，另一方面更怕自己陷于忧愤而难自拔，因此急敛忧愤之情，给忧愤的林冲一个草草的收场。对于施耐庵，是有忧愤而不敢发；对于林冲，忧愤郁于胸却不能发。施耐庵的初衷难道不是想借林冲一抒胸中忧愤吗？然而他最终还是不肯向自己最想亲近的林冲走近，这就好比两个惺惺相惜的人，相互需要却又彼此逃避，那忧愤终是郁而不发。
施耐庵写林冲，实是呕心沥血；林冲活于施耐庵笔下，又处处可见耐庵身影。一个忧愤之人为另一忧愤之人作传，这本身就是一幕生命的悲剧，夫复何言！
参考文献：
①刘冬《施耐庵生平探考散记》（原载《明清小说研究?第1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8月）
②萧兵《中国古典小说的典型群》（同上）
③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10月
④张振军《传统小说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 ⑤王同书《三千芥子多作了藏愁孔——赏析》（同①）
⑥李希凡《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⑦朱一玄，刘毓忱编《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