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厚重与沉重
读陈冲的长篇小说《车到山前》
张占杰
《车到山前》是陈冲写于200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
陈冲今年66。他有着近乎传奇的经历：14岁参军去了朝鲜，19岁写小说，21岁时却成了右派，一当就是20年，再拿起笔时已是40多岁的人了。在成为专业作家的20年里，他写了著名的小说《厂长今年二十六》，《无反馈快速跟踪》，还写了几个重要的长篇：《腥风血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送你下地狱》，《风往哪边吹》，可谓成绩卓然。在他的小说中，他的主人公大多是年轻人，精力旺盛，富于开拓意识与创新精神，小说中回荡着一股青春气息，作为中年作家的陈冲，在为自己也为我们这个社会呼唤着青春。
青春在《车到山前》这部小说中无处不在。作为公司最高领导的常萍，当她想作为一个年青人享受生活时，她的名字叫“朱莉”，她可以穿上牛仔装去蹦迪，而祁沂不再力图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过去与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时，他的名字叫“谢尔盖”，两个假名是小说的一个青春意象，它们代表的是活力，青春的生命在现代社会的挥洒，在他们身上，你会时刻感受到现代的节奏，现代的观念以及现代的色彩。
但深入小说 时，我们会发现快节奏的青春世界背后充满着一种厚重的历史韵味。小说有时采取常萍的视角，有时叙事者也参与其中。他们把眼前的一切纳入历史的范畴，常萍不但要看“厂史”，那部假的历史本身也是充满历史感的，他也从现实当中的一切人、事、物中追寻历史的影子。祁发奋，一个普通工人，普劳飞，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代表着工厂的过去；那个具有厂子个性叫法的“保全车间”作为历史的见证，宛如一座活化石，
面对它一下子就会使人触摸到沉甸甸的历史；那些与工厂连为一体的宿舍区、学校，是历史的产物。正由于常萍的外国生活背景，使她对于人们头脑中的一些观念也充满历史感。比如，他所见到的女工们吃饭的情景，就是过去企业中人的观念的一种反映，它表现的是作为“主人”的工人在一个集体中的地位与价值的无足轻重。华清风在痛苦的反思中始终也没有弄清楚他悲剧的真正根源，他觉得自己在工厂里是一个铁腕，应当在厂史中留下重重的一笔，但不是以一个贪污犯的名义去书写这一笔。没有人怀疑他是有能力的，这种能力在一个计划体制下的企业中形成了只“管”不“理”的工作方式，他是乔光谱式的人物，他能成为英雄，但不能成为一个现代管理者，他能成为一个救工厂于危机中的“神”，却难以使工厂真正步入现代经营轨道。华清风靠的是权力而不是“理念”来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这是他与常萍的本质区别。
陈冲解剖现实时，他的切入点是“体制”。《车到山前》这部小说所表现的现实世界中，人的价值、人本身的能量因体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旧的体制中，董宜彪是“二楞子”，到处骂娘，耍横；普劳飞只能干粗活，以至于professer 成了一个外号，而不再是崔蒙先的本职；裴秋声只是一个细致的秘书，她的思想没人理会；再看看常萍，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可能至今还当她的中学外语教师，讲她的“美国英语”，受着不尽的排挤——因为她不被领导欣赏。这一切都是体制的原因。常萍到了这个工厂，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冲击的是旧的体制，她是CEO ，而不是“头”，她告诉人们，真正的“主人”是董事会，是全体股东。在一种新的理念，新的管理体制下，每个人都被激活了，身体内部的能量充分地展现出来：董宜彪不再是二楞子，他用自己的方式把上下关系理得很顺；崔蒙先真正成了“普劳飞”，参与到工厂的战略设计中来，即使是华清风，在他痛苦的外表中，我们也会隐隐的看到，常萍的理念给他的启发，使他
在困境中尚未失去挣扎自新的勇气，虽然完全的转变过程是漫长的，但这种要求本身提示给我们的东西比已实现的要多得多。
可以说陈冲先生以体制作为分界线，给我们展示了变革前后人的不同面貌，这一变化我们相信是真实的，同时我们不能不说，陈冲先生是带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给我们表现这些。然而陈冲先生的乐观主义只是他对现实观照的一方面，或者勿宁说是他的某种希望。我们也相信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人不会轻易的流露这所谓的乐观。陈冲先生也正是如此，体制的改变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价值，但不一定很快改变个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常萍离开的原因不是由于她的能力，而是“道德问题”，一个人的名声与这个人的事业是紧紧连在一起的，这一点其它国家是如此，中国更是如些。常萍在一个非常时期改变了一个工厂的管理理念，但她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她虽然力求深入到这个工厂的历史中，在一种历史感中去理解过去的一切并试图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东西，但历史的惯性却很快把她抛开了，她只能在迪吧中叫朱莉，只要她是CEO ，她只能叫常萍，叫常总。面对历史的水泥搅拌车，她真的就象自己的那辆灵猫跑车，漂亮，时新，但是脆弱，作者残酷地告诉我们她注定的结局，但依然乐观的安慰我们：等裴秋声回来再说，作为一个读者应注重这个故事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带给我们的新鲜东西。
陈冲先生是矛盾的。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有一千个理由乐观，也可以创作出许多个乐观的现实，但乐观的背后，他却一再提醒我们，注意历史，要有历史感。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这种历史感不只是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过去以及现实中发生的一切，还有一层，即当人们乐观的时候，他能看到危机，看到观念的力量，他能以对历史的沉重体验告诉人们，事情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对于陈冲先生的创作方法，我更愿意称之为“这一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在陈先生这一代人思想中，从来都是与社会连在
一起的，他们选择文学，在于要表达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对信仰，对现实的真诚。社会是他们的终极关怀。这种关怀是与他们的经历，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深厚影响，以及自身的知识背景相关的。谁也说不清，是几十年的坎坷经历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与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达到的契合，还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他们面对现实时产生的历史感相吻合，从而使他们把现实主义作为第一选择。阅历、经历所产生的历史感形成了这部小说的视点，同时也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深度。
历史感给人带来的不只是厚重，也有沉重。
历史的厚重与沉重
读陈冲的长篇小说《车到山前》
张占杰
《车到山前》是陈冲写于200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
陈冲今年66。他有着近乎传奇的经历：14岁参军去了朝鲜，19岁写小说，21岁时却成了右派，一当就是20年，再拿起笔时已是40多岁的人了。在成为专业作家的20年里，他写了著名的小说《厂长今年二十六》，《无反馈快速跟踪》，还写了几个重要的长篇：《腥风血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送你下地狱》，《风往哪边吹》，可谓成绩卓然。在他的小说中，他的主人公大多是年轻人，精力旺盛，富于开拓意识与创新精神，小说中回荡着一股青春气息，作为中年作家的陈冲，在为自己也为我们这个社会呼唤着青春。
青春在《车到山前》这部小说中无处不在。作为公司最高领导的常萍，当她想作为一个年青人享受生活时，她的名字叫“朱莉”，她可以穿上牛仔装去蹦迪，而祁沂不再力图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过去与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时，他的名字叫“谢尔盖”，两个假名是小说的一个青春意象，它们代表的是活力，青春的生命在现代社会的挥洒，在他们身上，你会时刻感受到现代的节奏，现代的观念以及现代的色彩。
但深入小说 时，我们会发现快节奏的青春世界背后充满着一种厚重的历史韵味。小说有时采取常萍的视角，有时叙事者也参与其中。他们把眼前的一切纳入历史的范畴，常萍不但要看“厂史”，那部假的历史本身也是充满历史感的，他也从现实当中的一切人、事、物中追寻历史的影子。祁发奋，一个普通工人，普劳飞，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代表着工厂的过去；那个具有厂子个性叫法的“保全车间”作为历史的见证，宛如一座活化石，
面对它一下子就会使人触摸到沉甸甸的历史；那些与工厂连为一体的宿舍区、学校，是历史的产物。正由于常萍的外国生活背景，使她对于人们头脑中的一些观念也充满历史感。比如，他所见到的女工们吃饭的情景，就是过去企业中人的观念的一种反映，它表现的是作为“主人”的工人在一个集体中的地位与价值的无足轻重。华清风在痛苦的反思中始终也没有弄清楚他悲剧的真正根源，他觉得自己在工厂里是一个铁腕，应当在厂史中留下重重的一笔，但不是以一个贪污犯的名义去书写这一笔。没有人怀疑他是有能力的，这种能力在一个计划体制下的企业中形成了只“管”不“理”的工作方式，他是乔光谱式的人物，他能成为英雄，但不能成为一个现代管理者，他能成为一个救工厂于危机中的“神”，却难以使工厂真正步入现代经营轨道。华清风靠的是权力而不是“理念”来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这是他与常萍的本质区别。
陈冲解剖现实时，他的切入点是“体制”。《车到山前》这部小说所表现的现实世界中，人的价值、人本身的能量因体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旧的体制中，董宜彪是“二楞子”，到处骂娘，耍横；普劳飞只能干粗活，以至于professer 成了一个外号，而不再是崔蒙先的本职；裴秋声只是一个细致的秘书，她的思想没人理会；再看看常萍，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可能至今还当她的中学外语教师，讲她的“美国英语”，受着不尽的排挤——因为她不被领导欣赏。这一切都是体制的原因。常萍到了这个工厂，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冲击的是旧的体制，她是CEO ，而不是“头”，她告诉人们，真正的“主人”是董事会，是全体股东。在一种新的理念，新的管理体制下，每个人都被激活了，身体内部的能量充分地展现出来：董宜彪不再是二楞子，他用自己的方式把上下关系理得很顺；崔蒙先真正成了“普劳飞”，参与到工厂的战略设计中来，即使是华清风，在他痛苦的外表中，我们也会隐隐的看到，常萍的理念给他的启发，使他
在困境中尚未失去挣扎自新的勇气，虽然完全的转变过程是漫长的，但这种要求本身提示给我们的东西比已实现的要多得多。
可以说陈冲先生以体制作为分界线，给我们展示了变革前后人的不同面貌，这一变化我们相信是真实的，同时我们不能不说，陈冲先生是带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给我们表现这些。然而陈冲先生的乐观主义只是他对现实观照的一方面，或者勿宁说是他的某种希望。我们也相信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人不会轻易的流露这所谓的乐观。陈冲先生也正是如此，体制的改变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价值，但不一定很快改变个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常萍离开的原因不是由于她的能力，而是“道德问题”，一个人的名声与这个人的事业是紧紧连在一起的，这一点其它国家是如此，中国更是如些。常萍在一个非常时期改变了一个工厂的管理理念，但她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她虽然力求深入到这个工厂的历史中，在一种历史感中去理解过去的一切并试图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东西，但历史的惯性却很快把她抛开了，她只能在迪吧中叫朱莉，只要她是CEO ，她只能叫常萍，叫常总。面对历史的水泥搅拌车，她真的就象自己的那辆灵猫跑车，漂亮，时新，但是脆弱，作者残酷地告诉我们她注定的结局，但依然乐观的安慰我们：等裴秋声回来再说，作为一个读者应注重这个故事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带给我们的新鲜东西。
陈冲先生是矛盾的。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有一千个理由乐观，也可以创作出许多个乐观的现实，但乐观的背后，他却一再提醒我们，注意历史，要有历史感。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这种历史感不只是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过去以及现实中发生的一切，还有一层，即当人们乐观的时候，他能看到危机，看到观念的力量，他能以对历史的沉重体验告诉人们，事情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对于陈冲先生的创作方法，我更愿意称之为“这一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在陈先生这一代人思想中，从来都是与社会连在
一起的，他们选择文学，在于要表达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对信仰，对现实的真诚。社会是他们的终极关怀。这种关怀是与他们的经历，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深厚影响，以及自身的知识背景相关的。谁也说不清，是几十年的坎坷经历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与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达到的契合，还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他们面对现实时产生的历史感相吻合，从而使他们把现实主义作为第一选择。阅历、经历所产生的历史感形成了这部小说的视点，同时也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深度。
历史感给人带来的不只是厚重，也有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