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家属王梅香与我都在《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发表了作品,我的是诗,她的是万字小说。我们一直生活在苏北高邮一个名叫天山的小镇,向西走几步,就是安徽地界了。虽然早在几年前,我因为热爱文学,得贵人相助,调至县城工作,并于《北京文学》发表我们作品的那一年,在小城的东北边缘,购置了一个麻雀窝一样的二手房,可是妻子女儿都在原地教书与读书,就这样我常年的栖息之所,或在老家,或在邮城。
邮城西北一角,靠蝶园广场处,有一家报亭,常年出售当月的《北京文学》。拙作在《北京文学》刊出时,曾在《北京文学》发表过散文的陈其昌老先生,建议我到那里求购过。在我生活的高邮,凡是《北京文学》的读者,从党政领导到市井百姓,比起对待其他大报名刊来,对《北京文学》要高看一等。究其原因,很简单,家乡出了个文豪汪曾祺先生,他最重要的小说作品,都是发表在《北京文学》上面,而后才名播天下,赢得如潮好评。2007年5月,高邮市委市政府与《北京文学》杂志社联手,曾在京城举办过汪老逝世十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即使卑微如我们夫妇,因为有作品在《北京文学》面世,扬州教育学院高邮分校副教授、评论家吴毓生先生,在一次文友聚会上,高调地宣称,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小说的作者致敬;该院副教授孙生民先生甚至问我,听说你家属的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是否属实云云。看吧,在高邮读者心目中,两家大刊分量相等。
正因为如此,我们始终以燃烧的激情期待着――《北京文学》。
记得第一次我的诗作在《北京文学》发表,那种得意洋洋的瘾儿还没有过足,编辑白连春就电话通知王梅香,她的小说《小村荤后素》将在第11期登出。从此,我们开始了激情燃烧的期待,《北京文学》也成了我们一家理所当然的恩主。
当我妻子的小说如期发表,我一见是在“新人自荐”栏目,前有《我的自白》,后有编辑短评,以如此规格对待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乡村作者,简直有产品“包装面世”的味儿,也着实令我分外眼红:啊呀■――原来这个与我同床共枕近20年、整天三棍子也打不出一个闷屁的女子,还是个做作家的料!《北京文学》厚爱有加若此,我们受宠若惊!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若有感觉不错的小说写了出来,第一选择就是投寄给《北京文学》,当然浪费了热心编辑不少的大好时光。这无疑是很不应该的――因为我们俩,当时就像涉世未深的孩子,有些飘飘然。至于对每期《北京文学》的阅读与谈论,则成了我们的“家务事”。自然是我抢在前面,读诗看报告文学,然后让妻子读小说。全家通读之后,交流一些看法:比如,《北京文学》基本上不走名家路线;《北京文学》的报告文学,关注老百姓的心头事,说老百姓的心里话;《北京文学》上的小说又被国内选刊后继选发等等。
两年一度的《北京文学》奖的评选,让惯于山鸡舞镜的我,头脑又发热了一回,因为王梅香的名字与作品题目居然出现在那一纸初选作者与作品中。虽然我知道妻子小说的功力尚浅,缺乏影响,获不了奖项当在情理之中,但还是不顾她半推半就的反对,异乎寻常地积极主动,以非常态的功利之心,毫不犹豫投了妻子一票。哈哈,妻若免俗则非山人之妻,山人若能免俗则不归荆钗布裙修理了,可以说凭的全是燃烧的激情嘛。
更加绝妙的事儿还在后面,令我俩简直有了“备(刘备)有何德何能”的“雅”叹!同在2009年,我有诗歌《乡野》(二首)(已在2010年第6期刊出),王梅香有一篇17000字的小说《脏水》,通过了《北京文学》的终审,予以留用!这无疑让我们在当年秋冬,心头上始终燃烧着一把烈火,感受绝对不与人同。不用说,我们都很喜欢小说《脏水》。该小说以某小化工厂的建厂与生产、排污为题材,涉笔近几年来在民间风气抬头的借腹生子等事,作者对贻害无穷的工业污水予以斥责,而且把笔触深入到以金钱为中心的人生价值观和受铜臭污染的整个社会心态,指出它们“脏了”的实际情形。而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挣扎与徘徊的底层劳动者,作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又被切身的利益驱动着,他们的抉择、抗争与反弹,让人唏嘘长叹!
这里要说到白连春老师对于我们的惠助。因为白连春与汪曾祺先生的私谊,我们一直认为,作为高邮的作者,得到《北京文学》的关注,是沾溉了汪老的恩泽。因为参加了省内外的一些文学活动,我了解的圈内的一些事儿。白连春以报恩之心关注汪老的故乡高邮,关注高邮文学爱好者,这是我之一家体会甚深的。但是王梅香的这篇留用小说的初审编辑,则是张颐雯老师。这么往深处一想,原来《北京文学》所有的编辑都爱汪老,连同主编也是。爱屋及乌吧,汪老阳春白雪的作品是大厦,我们的作品则是屋旁树上的乌鸦,非常非常幸运的乌鸦啊。
再往深处想,名家何止汪老,天下何止高邮,《北京文学》关注底层文学爱好者的做法,一以贯之,何曾变更!正是“不薄名家爱新人”选稿取向,使得《北京文学》成为无数文学青年的起飞场。与我们夫妻一样,多少年来,许多底层年轻与不再年轻的作者、文学爱好者,都以燃烧的激情期待着《北京文学》,不就因为它来稿编号,每稿必阅,名家新人,机会均等!
责任编辑 王秀云
2007年,我家属王梅香与我都在《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发表了作品,我的是诗,她的是万字小说。我们一直生活在苏北高邮一个名叫天山的小镇,向西走几步,就是安徽地界了。虽然早在几年前,我因为热爱文学,得贵人相助,调至县城工作,并于《北京文学》发表我们作品的那一年,在小城的东北边缘,购置了一个麻雀窝一样的二手房,可是妻子女儿都在原地教书与读书,就这样我常年的栖息之所,或在老家,或在邮城。
邮城西北一角,靠蝶园广场处,有一家报亭,常年出售当月的《北京文学》。拙作在《北京文学》刊出时,曾在《北京文学》发表过散文的陈其昌老先生,建议我到那里求购过。在我生活的高邮,凡是《北京文学》的读者,从党政领导到市井百姓,比起对待其他大报名刊来,对《北京文学》要高看一等。究其原因,很简单,家乡出了个文豪汪曾祺先生,他最重要的小说作品,都是发表在《北京文学》上面,而后才名播天下,赢得如潮好评。2007年5月,高邮市委市政府与《北京文学》杂志社联手,曾在京城举办过汪老逝世十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即使卑微如我们夫妇,因为有作品在《北京文学》面世,扬州教育学院高邮分校副教授、评论家吴毓生先生,在一次文友聚会上,高调地宣称,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小说的作者致敬;该院副教授孙生民先生甚至问我,听说你家属的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是否属实云云。看吧,在高邮读者心目中,两家大刊分量相等。
正因为如此,我们始终以燃烧的激情期待着――《北京文学》。
记得第一次我的诗作在《北京文学》发表,那种得意洋洋的瘾儿还没有过足,编辑白连春就电话通知王梅香,她的小说《小村荤后素》将在第11期登出。从此,我们开始了激情燃烧的期待,《北京文学》也成了我们一家理所当然的恩主。
当我妻子的小说如期发表,我一见是在“新人自荐”栏目,前有《我的自白》,后有编辑短评,以如此规格对待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乡村作者,简直有产品“包装面世”的味儿,也着实令我分外眼红:啊呀■――原来这个与我同床共枕近20年、整天三棍子也打不出一个闷屁的女子,还是个做作家的料!《北京文学》厚爱有加若此,我们受宠若惊!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若有感觉不错的小说写了出来,第一选择就是投寄给《北京文学》,当然浪费了热心编辑不少的大好时光。这无疑是很不应该的――因为我们俩,当时就像涉世未深的孩子,有些飘飘然。至于对每期《北京文学》的阅读与谈论,则成了我们的“家务事”。自然是我抢在前面,读诗看报告文学,然后让妻子读小说。全家通读之后,交流一些看法:比如,《北京文学》基本上不走名家路线;《北京文学》的报告文学,关注老百姓的心头事,说老百姓的心里话;《北京文学》上的小说又被国内选刊后继选发等等。
两年一度的《北京文学》奖的评选,让惯于山鸡舞镜的我,头脑又发热了一回,因为王梅香的名字与作品题目居然出现在那一纸初选作者与作品中。虽然我知道妻子小说的功力尚浅,缺乏影响,获不了奖项当在情理之中,但还是不顾她半推半就的反对,异乎寻常地积极主动,以非常态的功利之心,毫不犹豫投了妻子一票。哈哈,妻若免俗则非山人之妻,山人若能免俗则不归荆钗布裙修理了,可以说凭的全是燃烧的激情嘛。
更加绝妙的事儿还在后面,令我俩简直有了“备(刘备)有何德何能”的“雅”叹!同在2009年,我有诗歌《乡野》(二首)(已在2010年第6期刊出),王梅香有一篇17000字的小说《脏水》,通过了《北京文学》的终审,予以留用!这无疑让我们在当年秋冬,心头上始终燃烧着一把烈火,感受绝对不与人同。不用说,我们都很喜欢小说《脏水》。该小说以某小化工厂的建厂与生产、排污为题材,涉笔近几年来在民间风气抬头的借腹生子等事,作者对贻害无穷的工业污水予以斥责,而且把笔触深入到以金钱为中心的人生价值观和受铜臭污染的整个社会心态,指出它们“脏了”的实际情形。而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挣扎与徘徊的底层劳动者,作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又被切身的利益驱动着,他们的抉择、抗争与反弹,让人唏嘘长叹!
这里要说到白连春老师对于我们的惠助。因为白连春与汪曾祺先生的私谊,我们一直认为,作为高邮的作者,得到《北京文学》的关注,是沾溉了汪老的恩泽。因为参加了省内外的一些文学活动,我了解的圈内的一些事儿。白连春以报恩之心关注汪老的故乡高邮,关注高邮文学爱好者,这是我之一家体会甚深的。但是王梅香的这篇留用小说的初审编辑,则是张颐雯老师。这么往深处一想,原来《北京文学》所有的编辑都爱汪老,连同主编也是。爱屋及乌吧,汪老阳春白雪的作品是大厦,我们的作品则是屋旁树上的乌鸦,非常非常幸运的乌鸦啊。
再往深处想,名家何止汪老,天下何止高邮,《北京文学》关注底层文学爱好者的做法,一以贯之,何曾变更!正是“不薄名家爱新人”选稿取向,使得《北京文学》成为无数文学青年的起飞场。与我们夫妻一样,多少年来,许多底层年轻与不再年轻的作者、文学爱好者,都以燃烧的激情期待着《北京文学》,不就因为它来稿编号,每稿必阅,名家新人,机会均等!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