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社会历史发展脉络为研究主线，结合我国各阶段的历史情况，对当代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进行了回顾与梳理。研究认为，中国当代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的转换经历了3个历史演进阶段，即从摆脱“东亚病夫”阴影到“准备打仗”的增强体质阶段；“从体质中心到三基”的知识、社会本位阶段；“从三维健康到核心素养”的关注人的全面发展阶段。“核心素养”概念的提出为我国学校体育改革树立了风向标，“体育核心素养”的提出实现了由单方面的“社会本位”或“知识本位”价值取向向多元的“社会、知识、个人”三位一体的价值取向转换。今后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应紧紧围绕体育核心素养体系的构建来贯彻落实，实现共筑我国学校体育事业的美好蓝图。
关 键 词：学校体育；价值取向；核心素养；全面发展；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6-0001-06
On the shifting of China’s contempor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value orientation
――From fitness enhancement to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YANG Wen-xua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By basing the main research logic clue on soci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urses， coupled with China’s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at various stages， the author correspondingly reviewed and collated contempor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value orient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the shifting of contempor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value orientation went through 3 stage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otally， namely， a stage of fitness enhancement developing from “Sick Man of East Asia” to “ready to fight”， a stage of knowledge / society based education developing “from fitness center to three-basis”， and a stage of focusing o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developing “from three-dimensional health to core makings”； the putting forward of the concept of “core makings” set up a wind vane for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while the putting forward of “sports core makings” realized the shifting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unilateral “society based education” or “knowledge based education”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trinity of society， knowledge and individual”；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value orientation in China in the fut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closely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orts core makings” system， so as to realize the beautiful blueprint of building th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enterprise in China together.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value orientation；core makings；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China
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经历60余载的风风雨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学校体育伴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顾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转换的历程，是对我国学校体育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一次全方位的审视和展望。以往的研究最为关注的是“以时间节点为发展顺序、从体育学科自身特点出发、以国家政策法规为研究文本分析”等研究视角对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问题，而“以社会历史发展脉络为研究主线”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在“以社会历史发展脉络为研究主线”的基础上，对当代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进行系统梳理，勾勒出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转换的历史轨迹，探寻思想诱因，为今后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从摆脱“东亚病夫”阴影到“准备打仗”
1.1 为摆脱“东亚病夫”阴影增强体质
清朝末年，在吸食鸦片的进一步催化下导致了“人无斗志、国将不国”的社会景象。畸形的外表、孱弱的体质、萎靡的精神、麻木的心理，是这一时代国人的鲜明特征，深刻地反映了灾难重重的旧中国的现实窘境。“东亚病夫”虽然是西方对中国人的贬称，但也是当时国人体质和精神的真实写照。梁启超[1]在《新大陆游记》中说：“而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严复、陈独秀、鲁迅等也多次称中国为“病国”“病夫”。正是这种状况深深刺痛当时的仁人志士之心，强国强种成为他们的救国良方。在体育领域里，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中国队遭遇惨败。代表团途经新加坡回国时，当地报纸刊登了一幅题为“东亚病夫”的讽刺漫画：在奥运旗帜下，一群身穿长袍马褂、身体枯瘦的长辫子中国人，用担架抬着一个“大鸭蛋”。讽刺漫画中的“东亚病夫”的确与身体的不强壮有很大关系[2]。这一体育领域里的“东亚病夫”的重大历史事件，不断地激励着中国人民对体育精神的追求。
教育兴则国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期，教育事业必须摆在先导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培养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社会人才。要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必须要求身体强壮、体质健康。因此，党和国家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针对学校体育的现状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促进了这一时期学校体育的健康快速发展。毛主席先后两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致信，强调“学校要以学生健康为第一，学习为第二”的重要指示[3]，并指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学校体育教育思想和指导方针是正确且毋庸置疑的，告诫他学生体质健康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并要求必须坚持贯彻和落到实处。这是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对学校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做出的重要指示，并首次提出“健康第一”的口号[4]。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专门通过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及各级学校纠正对学生健康不负责任的态度，“切实改进体育教学，尽可能地充实体育娱乐的设备，加强学生体格的锻炼”，规定“学生每日体育、娱乐活动或生产劳动时间，即除体育课及晨操或课间活动外，以1小时至1小时30分为基本原则”[5]。
为了加强对体育、学校体育工作的管理和指导，1952年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后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专门负责学校体育教学和改革的相关事宜，借此各省市各级部门也成立了相应的体育机构，负责管理、颁布、监督各地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情况。1952年，教育部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颁布了《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其中明确提出我国学校体育的基本目标是：“促进学生身心发展，增强体质，并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的教育，使他们能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而后1954和1956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同教育部、高教部、卫生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了《关于改进中小学体育工作的联合指示》和《关于加强领导，进一步开展一般高等学校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等文件，要求积极进行学校体育改革。1956年教育部制定了全国通用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学体育教学大纲》以及《中等师范学校体育教学大纲》。
为了尽快走出“东亚病夫”屈辱历史的阴影，学校体育首当其冲承担了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内学校体育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基本都是围绕“改善和提升国民体质、培养具有一定的体育精神”而开展实施的。这也为后来我国“健康第一”的学校体育教育理念和指导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当时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我国学校体育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2 为“准备打仗”强身健体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上逐渐分成以美苏为首的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世界整体处于冷战状态。1950年10月19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鲜前线作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中的一场“热战”。从鸦片战争起近百年的中国屡遭侵略、饱受屈辱，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看，复兴图强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所以，这一历史时期国家的各项事业都必须为“社会经济生产以及国防建设服务”。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使命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深深地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
而“强国必先强民，强民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体”，作为国防建设、生产建设未来希望的年青一代，必须先练就强健的体魄，才能为国防和生产建设服务。为此，培养“身体健康”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成为教育的重要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将体育提高到与德育和智育同等的地位；而同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换言之，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身体不仅仅是个人的发展要求，更是关系到国家存亡、富国强民的重要问题。
而作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校体育诚然担负起了“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健康，为生产建设、国防建设服务”的历史使命。为此，我国学校体育在“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练就强健的体魄、为祖国的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这一目标引领下，“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事学习，彻底认清美帝，消除盲目崇拜美国体育的错误思想，肃清反动堕落的美国体育道德作风对于中国的残余影响”[6]成为学校体育的主要任务。而当美国学校体育思想理念从神坛上退却之后，苏联学校体育思想理念便登上我国学校体育舞台。参照前苏联的《劳卫制》，1954年我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制定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其任务是“保证人民体育运动广泛地、经常地开展，运动技术不断提高，使每一个参加者通过劳卫制的训练成为健壮、勇敢、坚毅、乐观的祖国保卫者和社会建设者”。同时，引入了凯洛夫《教育学》等一大批教育理论书籍和学校体育教材。从此，前苏联学校体育“三中心”模式（即学校体育应以教学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在我国基本形成，并一直影响我国学校体育近半个世纪[7]，也为后期“体质中心论”和“三基论”的学校体育价值取向奠定了基础，对当代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2 从“体质中心”到掌握“三基”
2.1 体质中心论的确立
二战后世界各国都致力于社会经济发展，努力提升综合竞争力，为国家和人民谋福祉，世界经济整体呈现快速发展的局面。受科学主义张力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欧美经济、科技占主导地位，两大阵营对抗演变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从国内社会历史背景看，国内结束“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正进行着改革开放的战略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一个“革命的党”转变为“一个建设的党”，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随着社会各行各业的恢复与发展，各项事业进入新的发展轨道，教育事业也不例外，逐渐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思想。然而，这也导致了教育事业的异化，应试教育日益凸显，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个性发展和创造力严重受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也呈现逐渐下降趋势，这长期制约着我国教育事业与学校体育的发展，以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这些违背学校体育发展初衷的各种现象的出现，引发了对学校体育工作者的思考，学校体育工作者也在不断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对学校体育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审视，引发了一次深刻的学校体育改革。
早在1961年，在上海发生了一场“关于技能派和体质派”的争论，后来在《文汇报》和《体育报》的推动下，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7]。尤其是在《体育报》上，发表了众多关于“以增强体质为中心”的相关评论。一方面，认为体育课教学应该以发展学生身体素质为主[8]，学校体育的任务就是增强学生体质，使他们身体得到全面发展，这一任务的完成，主要应放在体育课上[9]。另一方面，认为身体素质是掌握和提高运动技术的基础，学生掌握不了某些技术，主要原因还是身体素质差，体育课的目的主要是增进学生身体健康，而不是要学习某些技术[10]，进一步强调了身体素质的重要性。所以，在体育教学中应“以增强学生体质为中心”，只有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才能接受更好的技能学习和掌握良好的运动知识。1979年，徐英超在扬州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学校体育教学的任务是要使学生打好体质基础，由教师运用教材和教法对于学生进行体质教育，进行体质健康的教育[11]。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校体育目的依旧是强调“增强学生体质，与德育、智育相配合，促进学生身心发展，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才”[12]。由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人宣告，在学校体育方面，我们坚持以增强体质为主的方针，绝对没有错”[13]。扬州会议前后，以徐英超、林笑峰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体育主要是针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的体质教育，不能把体育与竞赛中争夺奖牌为目标的竞技运动混为一谈；技能形成和体质增强是不同的过程，反对把体质增强作为体育技能学习的副产品[14]。因此后来有学者指出，“体质淡出”的观点自然是站不住脚的[15]。将增强学生体质定位为学校体育的根本任务，目的已经很明确，指向也很清晰，符合学校体育工作的实际[16]，“以增强体质为中心”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认识和深化，也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反响。
2.2 “三基”教学模式的基本形成
随着学校体育改革的持续深入，关于“体质中心论”的研究讨论越来越多，许多学者开始对“体质中心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学校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体育教学改革的目标所在[17]。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应该以“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技术）的教育教学模式为主，尤其是应该作为中小学学校体育课程教学的基础，中小学体育“三基”教育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到学生“终身体育”的形成[18]，以此更加强调体育三基教学模式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体育课中若不以传授知识、本领和技能为主，那就不成为学生必修的体育课了[19]。在体育课中对学生进行系统的体育知识的教育、传授本领和技能、全面发展身体素质等方面，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彼此互相依存，共同促进。体育课教学应以传授技术知识为主，通过课堂教学不断地提高学生对体育的正确认识，同时又要掌握体育锻炼方法，积极地进行经常性的体育锻炼，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从而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20]。传授系统的知识与技能为中心内容，它应该像一条线一样贯穿在课内[21]。因此提出“在体育课中必须把身体素质的发展和技能的形成紧密结合起来[22]，这两个方面并不存在互相排斥的对抗性的矛盾，只顾一头的现象常常是人为的，认为学校体育课对增强学生体质和掌握知识、技术的任务都要完成[23]。在这一时期内，单纯的“唯体质中心论”已经不能满足学校体育发展的根本目的，学校体育也应该关注学生的其他方面的发展，特别强调了在体育教学中，应该将“三基”培养联系起来，最终促成增强学生体质的根本目的。
从“体质中心论”逐渐演变成“三基”为主体的学校体育价值取向，实现了学校体育价值取向改革和发展学校体育的又一次重大转换。在这一重要的转换历史时期，学校体育改革的价值取向更加趋向于关注“人本位”的自身发展及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价值取向。但体质仍然是重要的内容，“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的体育能力和良好的思想品质，促使其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仍然是当时学校体育的根本目的[24]。因此，单纯地讨论是以“体质中心论”为主，还是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主已经没有太大意义。辩证地看待“体质中心”和“传授知识、技术技能”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才更合乎学校体育发展的实际，从而形成了向“三基”教学模式的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转换。从关注学生本位的体质中心问题，到“三基”教学模式，这都是学校体育改革不断持续深入的结果。总而言之，“从体质中心到三基”的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的转换符合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演进规律，在我国学校体育改革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3 从“三维健康”到“核心素养” “从三维健康到核心素养”是新时期我国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表明在社会亟需大量具备“核心素养”人才的当今时代，学校体育不仅要关注和培养学生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健康”，更要重视和培养通过学校体育形成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素养和能力，即“体育核心素养”。这是国家社会的现实所需，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学校体育价值取向经历了从摆脱“东亚病夫”阴影到“准备打仗”的增强体质，从“体质中心到三基”的知识本位、社会本位，从“三维健康到核心素养”的知识、社会、个人三位一体发展等3次重大转换。也可以说我国学校体育经历了一个从“知识取向”到“能力取向”再到“知识、能力、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跨越。“核心素养”的提出，为我国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育核心素养在未来的价值取向上，要面向社会发展新需求，因材施教，兼顾学生的体质、心理、个性、体育兴趣、社会责任感和体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要素。体育核心素养的提出实现了由单方面的“社会本位”或“知识本位”价值取向向多元的“社会、知识、个人”三位一体的价值取向的转换，这也将是我国学校体育改革的一个新“拐点”，将是对“健康第一”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及其“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生命教育的关怀，学生终身体育锻炼，学生的社会适应和全面发展”等理念的全面提升。因此，未来学校体育的改革必须坚持以“核心素养”体系构建为发展风向标，共筑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6.
[2] 东亚病夫的由来[EB/OL]. （2012-02-22） [2016-09-22]. http：//wenku.baidu.com/view/735f15d0360cba1aa811da31.html.
[3] 谭广，谭红，马卫平，等. 关于“健康第一”基本理念的思考[J]. 体育学刊，2009，16（1）：46-49.
[4]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32.
[5]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院. 第九十三次政务会议.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 短评：加强目前学校的体育[J]. 新体育，1950（6）：1-3.
[7] 罗时铭. 当代中国学校体育的流派与争论[J]. 体育学刊，2015，22（6）：29-36.
[8] 郑无畏. 我的看法[N]. 体育报，1961-09-25（2）.
[9] 王子江. 关于体育课教学问题的讨论[N]. 体育报，1961-11-06（2）.
[10] 李振东. 课堂教学应以发展身体素质为主[N]. 体育报，1961-09-04（2）.
[11] 徐英超. 两亿接班人的中小学体质教育需要调查研究[J]. 北京体育学院学报，1979（3）：1-7.
[12] 体育理论编写组. 体育理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66.
[13] 林笑峰. 我对以增强体质为主的认证与探究[J].体育学刊，1996（2）：32-36.
[14] 曲宗湖，顾渊彦. “学校体育学”三十年历程[J].中国学校体育，2009（8）：12-17.
[15] 陈琦. 林笑峰体育思想评述[J]. 体育学刊，2011（11）：1-5.
[16] 梁立启，“扬州会议”的回顾和对当前学校体育发展的启示[J]. 体育学刊，2014（21）5：15.
[17] 金钦昌. 试谈学校体育教学改革[J]. 浙江体育科学，1985（2）：5-7.
[18] 张惠春，凌锦华，曾昭艳，等. 普通高校学生体育现状与中（小）学体育“三基”教育的研究[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1）：66-68.
[19] 姚林祥. 究竟以什么为主[N]. 体育报，1961-09-07（2）.
[20] 周达云. 体育教学应以传授技术知识为主[N]. 体育报，1961-09-21（2）.
[21] 杨仲范. 应以传授基本知识与技能为中心[N]. 体育报，1961-10-30（2）.
[22] 宋伯淳. 把身体素质的发展和技能的形成紧密结合起来[N]. 体育报，1961-09-4（2）.
[23] 谷世权. 怎样理解以增强体质为主及其与掌握知识、技术的关系[N]. 体育报，1961-12-18（2）.
[24] 罗映清，曲宗湖. 学校体育学[M].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29.
[25] 孙隆椿. 健康之路[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8.
[26] 段健芝. 三维健康：学校体育的本质功能还是派生功能[J].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5，31（6）：48-51.
[27] 黄四林，左璜，莫雷，等.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的国际分析[J]. 中国教育学刊，2016（6）：8-14.
[28] 左璜.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国际趋势：走向核心素养为本[J]. 课程・教材・教法，2016，36（2）：39-46.
[29] 林崇德. 21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6-18.
摘 要：以社会历史发展脉络为研究主线，结合我国各阶段的历史情况，对当代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进行了回顾与梳理。研究认为，中国当代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的转换经历了3个历史演进阶段，即从摆脱“东亚病夫”阴影到“准备打仗”的增强体质阶段；“从体质中心到三基”的知识、社会本位阶段；“从三维健康到核心素养”的关注人的全面发展阶段。“核心素养”概念的提出为我国学校体育改革树立了风向标，“体育核心素养”的提出实现了由单方面的“社会本位”或“知识本位”价值取向向多元的“社会、知识、个人”三位一体的价值取向转换。今后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应紧紧围绕体育核心素养体系的构建来贯彻落实，实现共筑我国学校体育事业的美好蓝图。
关 键 词：学校体育；价值取向；核心素养；全面发展；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6-0001-06
On the shifting of China’s contempor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value orientation
――From fitness enhancement to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YANG Wen-xua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By basing the main research logic clue on soci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urses， coupled with China’s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at various stages， the author correspondingly reviewed and collated contempor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value orient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the shifting of contempor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value orientation went through 3 stage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otally， namely， a stage of fitness enhancement developing from “Sick Man of East Asia” to “ready to fight”， a stage of knowledge / society based education developing “from fitness center to three-basis”， and a stage of focusing o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developing “from three-dimensional health to core makings”； the putting forward of the concept of “core makings” set up a wind vane for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while the putting forward of “sports core makings” realized the shifting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unilateral “society based education” or “knowledge based education”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trinity of society， knowledge and individual”；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value orientation in China in the fut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closely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orts core makings” system， so as to realize the beautiful blueprint of building th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enterprise in China together.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value orientation；core makings；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China
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经历60余载的风风雨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学校体育伴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顾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转换的历程，是对我国学校体育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一次全方位的审视和展望。以往的研究最为关注的是“以时间节点为发展顺序、从体育学科自身特点出发、以国家政策法规为研究文本分析”等研究视角对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问题，而“以社会历史发展脉络为研究主线”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在“以社会历史发展脉络为研究主线”的基础上，对当代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进行系统梳理，勾勒出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转换的历史轨迹，探寻思想诱因，为今后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从摆脱“东亚病夫”阴影到“准备打仗”
1.1 为摆脱“东亚病夫”阴影增强体质
清朝末年，在吸食鸦片的进一步催化下导致了“人无斗志、国将不国”的社会景象。畸形的外表、孱弱的体质、萎靡的精神、麻木的心理，是这一时代国人的鲜明特征，深刻地反映了灾难重重的旧中国的现实窘境。“东亚病夫”虽然是西方对中国人的贬称，但也是当时国人体质和精神的真实写照。梁启超[1]在《新大陆游记》中说：“而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严复、陈独秀、鲁迅等也多次称中国为“病国”“病夫”。正是这种状况深深刺痛当时的仁人志士之心，强国强种成为他们的救国良方。在体育领域里，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中国队遭遇惨败。代表团途经新加坡回国时，当地报纸刊登了一幅题为“东亚病夫”的讽刺漫画：在奥运旗帜下，一群身穿长袍马褂、身体枯瘦的长辫子中国人，用担架抬着一个“大鸭蛋”。讽刺漫画中的“东亚病夫”的确与身体的不强壮有很大关系[2]。这一体育领域里的“东亚病夫”的重大历史事件，不断地激励着中国人民对体育精神的追求。
教育兴则国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期，教育事业必须摆在先导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培养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社会人才。要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必须要求身体强壮、体质健康。因此，党和国家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针对学校体育的现状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促进了这一时期学校体育的健康快速发展。毛主席先后两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致信，强调“学校要以学生健康为第一，学习为第二”的重要指示[3]，并指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学校体育教育思想和指导方针是正确且毋庸置疑的，告诫他学生体质健康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并要求必须坚持贯彻和落到实处。这是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对学校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做出的重要指示，并首次提出“健康第一”的口号[4]。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专门通过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及各级学校纠正对学生健康不负责任的态度，“切实改进体育教学，尽可能地充实体育娱乐的设备，加强学生体格的锻炼”，规定“学生每日体育、娱乐活动或生产劳动时间，即除体育课及晨操或课间活动外，以1小时至1小时30分为基本原则”[5]。
为了加强对体育、学校体育工作的管理和指导，1952年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后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专门负责学校体育教学和改革的相关事宜，借此各省市各级部门也成立了相应的体育机构，负责管理、颁布、监督各地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情况。1952年，教育部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颁布了《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其中明确提出我国学校体育的基本目标是：“促进学生身心发展，增强体质，并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的教育，使他们能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而后1954和1956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同教育部、高教部、卫生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了《关于改进中小学体育工作的联合指示》和《关于加强领导，进一步开展一般高等学校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等文件，要求积极进行学校体育改革。1956年教育部制定了全国通用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学体育教学大纲》以及《中等师范学校体育教学大纲》。
为了尽快走出“东亚病夫”屈辱历史的阴影，学校体育首当其冲承担了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内学校体育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基本都是围绕“改善和提升国民体质、培养具有一定的体育精神”而开展实施的。这也为后来我国“健康第一”的学校体育教育理念和指导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当时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我国学校体育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2 为“准备打仗”强身健体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上逐渐分成以美苏为首的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世界整体处于冷战状态。1950年10月19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鲜前线作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中的一场“热战”。从鸦片战争起近百年的中国屡遭侵略、饱受屈辱，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看，复兴图强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所以，这一历史时期国家的各项事业都必须为“社会经济生产以及国防建设服务”。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使命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深深地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
而“强国必先强民，强民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体”，作为国防建设、生产建设未来希望的年青一代，必须先练就强健的体魄，才能为国防和生产建设服务。为此，培养“身体健康”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成为教育的重要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将体育提高到与德育和智育同等的地位；而同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换言之，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身体不仅仅是个人的发展要求，更是关系到国家存亡、富国强民的重要问题。
而作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校体育诚然担负起了“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健康，为生产建设、国防建设服务”的历史使命。为此，我国学校体育在“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练就强健的体魄、为祖国的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这一目标引领下，“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事学习，彻底认清美帝，消除盲目崇拜美国体育的错误思想，肃清反动堕落的美国体育道德作风对于中国的残余影响”[6]成为学校体育的主要任务。而当美国学校体育思想理念从神坛上退却之后，苏联学校体育思想理念便登上我国学校体育舞台。参照前苏联的《劳卫制》，1954年我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制定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其任务是“保证人民体育运动广泛地、经常地开展，运动技术不断提高，使每一个参加者通过劳卫制的训练成为健壮、勇敢、坚毅、乐观的祖国保卫者和社会建设者”。同时，引入了凯洛夫《教育学》等一大批教育理论书籍和学校体育教材。从此，前苏联学校体育“三中心”模式（即学校体育应以教学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在我国基本形成，并一直影响我国学校体育近半个世纪[7]，也为后期“体质中心论”和“三基论”的学校体育价值取向奠定了基础，对当代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2 从“体质中心”到掌握“三基”
2.1 体质中心论的确立
二战后世界各国都致力于社会经济发展，努力提升综合竞争力，为国家和人民谋福祉，世界经济整体呈现快速发展的局面。受科学主义张力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欧美经济、科技占主导地位，两大阵营对抗演变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从国内社会历史背景看，国内结束“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正进行着改革开放的战略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一个“革命的党”转变为“一个建设的党”，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随着社会各行各业的恢复与发展，各项事业进入新的发展轨道，教育事业也不例外，逐渐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思想。然而，这也导致了教育事业的异化，应试教育日益凸显，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个性发展和创造力严重受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也呈现逐渐下降趋势，这长期制约着我国教育事业与学校体育的发展，以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这些违背学校体育发展初衷的各种现象的出现，引发了对学校体育工作者的思考，学校体育工作者也在不断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对学校体育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审视，引发了一次深刻的学校体育改革。
早在1961年，在上海发生了一场“关于技能派和体质派”的争论，后来在《文汇报》和《体育报》的推动下，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7]。尤其是在《体育报》上，发表了众多关于“以增强体质为中心”的相关评论。一方面，认为体育课教学应该以发展学生身体素质为主[8]，学校体育的任务就是增强学生体质，使他们身体得到全面发展，这一任务的完成，主要应放在体育课上[9]。另一方面，认为身体素质是掌握和提高运动技术的基础，学生掌握不了某些技术，主要原因还是身体素质差，体育课的目的主要是增进学生身体健康，而不是要学习某些技术[10]，进一步强调了身体素质的重要性。所以，在体育教学中应“以增强学生体质为中心”，只有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才能接受更好的技能学习和掌握良好的运动知识。1979年，徐英超在扬州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学校体育教学的任务是要使学生打好体质基础，由教师运用教材和教法对于学生进行体质教育，进行体质健康的教育[11]。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校体育目的依旧是强调“增强学生体质，与德育、智育相配合，促进学生身心发展，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才”[12]。由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人宣告，在学校体育方面，我们坚持以增强体质为主的方针，绝对没有错”[13]。扬州会议前后，以徐英超、林笑峰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体育主要是针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的体质教育，不能把体育与竞赛中争夺奖牌为目标的竞技运动混为一谈；技能形成和体质增强是不同的过程，反对把体质增强作为体育技能学习的副产品[14]。因此后来有学者指出，“体质淡出”的观点自然是站不住脚的[15]。将增强学生体质定位为学校体育的根本任务，目的已经很明确，指向也很清晰，符合学校体育工作的实际[16]，“以增强体质为中心”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认识和深化，也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反响。
2.2 “三基”教学模式的基本形成
随着学校体育改革的持续深入，关于“体质中心论”的研究讨论越来越多，许多学者开始对“体质中心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学校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体育教学改革的目标所在[17]。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应该以“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技术）的教育教学模式为主，尤其是应该作为中小学学校体育课程教学的基础，中小学体育“三基”教育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到学生“终身体育”的形成[18]，以此更加强调体育三基教学模式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体育课中若不以传授知识、本领和技能为主，那就不成为学生必修的体育课了[19]。在体育课中对学生进行系统的体育知识的教育、传授本领和技能、全面发展身体素质等方面，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彼此互相依存，共同促进。体育课教学应以传授技术知识为主，通过课堂教学不断地提高学生对体育的正确认识，同时又要掌握体育锻炼方法，积极地进行经常性的体育锻炼，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从而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20]。传授系统的知识与技能为中心内容，它应该像一条线一样贯穿在课内[21]。因此提出“在体育课中必须把身体素质的发展和技能的形成紧密结合起来[22]，这两个方面并不存在互相排斥的对抗性的矛盾，只顾一头的现象常常是人为的，认为学校体育课对增强学生体质和掌握知识、技术的任务都要完成[23]。在这一时期内，单纯的“唯体质中心论”已经不能满足学校体育发展的根本目的，学校体育也应该关注学生的其他方面的发展，特别强调了在体育教学中，应该将“三基”培养联系起来，最终促成增强学生体质的根本目的。
从“体质中心论”逐渐演变成“三基”为主体的学校体育价值取向，实现了学校体育价值取向改革和发展学校体育的又一次重大转换。在这一重要的转换历史时期，学校体育改革的价值取向更加趋向于关注“人本位”的自身发展及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价值取向。但体质仍然是重要的内容，“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的体育能力和良好的思想品质，促使其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仍然是当时学校体育的根本目的[24]。因此，单纯地讨论是以“体质中心论”为主，还是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主已经没有太大意义。辩证地看待“体质中心”和“传授知识、技术技能”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才更合乎学校体育发展的实际，从而形成了向“三基”教学模式的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转换。从关注学生本位的体质中心问题，到“三基”教学模式，这都是学校体育改革不断持续深入的结果。总而言之，“从体质中心到三基”的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的转换符合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演进规律，在我国学校体育改革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3 从“三维健康”到“核心素养” “从三维健康到核心素养”是新时期我国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表明在社会亟需大量具备“核心素养”人才的当今时代，学校体育不仅要关注和培养学生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健康”，更要重视和培养通过学校体育形成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素养和能力，即“体育核心素养”。这是国家社会的现实所需，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学校体育价值取向经历了从摆脱“东亚病夫”阴影到“准备打仗”的增强体质，从“体质中心到三基”的知识本位、社会本位，从“三维健康到核心素养”的知识、社会、个人三位一体发展等3次重大转换。也可以说我国学校体育经历了一个从“知识取向”到“能力取向”再到“知识、能力、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跨越。“核心素养”的提出，为我国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育核心素养在未来的价值取向上，要面向社会发展新需求，因材施教，兼顾学生的体质、心理、个性、体育兴趣、社会责任感和体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要素。体育核心素养的提出实现了由单方面的“社会本位”或“知识本位”价值取向向多元的“社会、知识、个人”三位一体的价值取向的转换，这也将是我国学校体育改革的一个新“拐点”，将是对“健康第一”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及其“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生命教育的关怀，学生终身体育锻炼，学生的社会适应和全面发展”等理念的全面提升。因此，未来学校体育的改革必须坚持以“核心素养”体系构建为发展风向标，共筑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6.
[2] 东亚病夫的由来[EB/OL]. （2012-02-22） [2016-09-22]. http：//wenku.baidu.com/view/735f15d0360cba1aa811da31.html.
[3] 谭广，谭红，马卫平，等. 关于“健康第一”基本理念的思考[J]. 体育学刊，2009，16（1）：46-49.
[4]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32.
[5]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院. 第九十三次政务会议.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 短评：加强目前学校的体育[J]. 新体育，1950（6）：1-3.
[7] 罗时铭. 当代中国学校体育的流派与争论[J]. 体育学刊，2015，22（6）：29-36.
[8] 郑无畏. 我的看法[N]. 体育报，1961-09-25（2）.
[9] 王子江. 关于体育课教学问题的讨论[N]. 体育报，1961-11-06（2）.
[10] 李振东. 课堂教学应以发展身体素质为主[N]. 体育报，1961-09-04（2）.
[11] 徐英超. 两亿接班人的中小学体质教育需要调查研究[J]. 北京体育学院学报，1979（3）：1-7.
[12] 体育理论编写组. 体育理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66.
[13] 林笑峰. 我对以增强体质为主的认证与探究[J].体育学刊，1996（2）：32-36.
[14] 曲宗湖，顾渊彦. “学校体育学”三十年历程[J].中国学校体育，2009（8）：12-17.
[15] 陈琦. 林笑峰体育思想评述[J]. 体育学刊，2011（11）：1-5.
[16] 梁立启，“扬州会议”的回顾和对当前学校体育发展的启示[J]. 体育学刊，2014（21）5：15.
[17] 金钦昌. 试谈学校体育教学改革[J]. 浙江体育科学，1985（2）：5-7.
[18] 张惠春，凌锦华，曾昭艳，等. 普通高校学生体育现状与中（小）学体育“三基”教育的研究[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1）：66-68.
[19] 姚林祥. 究竟以什么为主[N]. 体育报，1961-09-07（2）.
[20] 周达云. 体育教学应以传授技术知识为主[N]. 体育报，1961-09-21（2）.
[21] 杨仲范. 应以传授基本知识与技能为中心[N]. 体育报，1961-10-30（2）.
[22] 宋伯淳. 把身体素质的发展和技能的形成紧密结合起来[N]. 体育报，1961-09-4（2）.
[23] 谷世权. 怎样理解以增强体质为主及其与掌握知识、技术的关系[N]. 体育报，1961-12-18（2）.
[24] 罗映清，曲宗湖. 学校体育学[M].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29.
[25] 孙隆椿. 健康之路[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8.
[26] 段健芝. 三维健康：学校体育的本质功能还是派生功能[J].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5，31（6）：48-51.
[27] 黄四林，左璜，莫雷，等.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的国际分析[J]. 中国教育学刊，2016（6）：8-14.
[28] 左璜.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国际趋势：走向核心素养为本[J]. 课程・教材・教法，2016，36（2）：39-46.
[29] 林崇德. 21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