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木
改革内参 2004年07期
纵观历史，进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的国家，既是技术原创能力强国，同时也是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强国。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中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应有什么样的战略性思路呢？
国家政治是技术问题的本质，也是世界技术中心转移的驱动力
国家强盛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技术和财富的增长，而是技术和财富在国家政治、尤其是在其中的政治暴力部分中的有效运用。古代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财富而且是世界技术增长中心，且不说对世界进步发生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原创于中国，即使是在科学理论上，中国也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这些并未能保证中国的财富和技术能力持续增长，而是这些财富和技术能力随西方暴力侵入而丧失。1700年中国的GNP占世界GNP的23.1％，接近整个欧洲23.3％的水平。此后中国经济持续上升，不管是GNP总量还是发展速度，均居世界前列，182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32.4％，是同期整个欧洲的1.2倍，但结果是20年后即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189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13.2％，是同期日本的5.3倍，但5年后即1895年中国又让日本打败了。那时候中国的财富是非常丰裕的，中国的工匠技艺也可巧夺天王。但那时富裕的中国人讲究的是养生和“玩”消费：玩鸟，玩古玩，店内写“莫谈国事”，当时中国所缺的就是国家意志。从1840年到1900年，相隔仅60年，中国人竟由世界首富国家的大清臣民沦落为“东亚病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在190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为6.21％，同期日本为2.4％，中国仍高于日本2.6倍。
历史表明，真正世界性的财富和技术增长中心的转移，本质上不是靠贸易谈判，而是靠国家政治和国家暴力来实现的。古代的中国曾是世界少有的富国和技术大国之一。东西方贸易使通往欧洲的阿拉伯半岛的人坐拥财富。从11世纪开始，西方人发动了持续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军人先行，商人紧跟，结果是阿拉伯半岛的商路及其财富在暴力中转移到意大利人手里，意大利成了西方世界财富和技术的增长中心。后来西班牙通过世界殖民掠夺而崛起，在掠夺中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海战，西班牙战败，此后世界的财富增长中心又在暴力中转移到英国。中间经过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和俾斯麦以后的德国两个新科技中心的过渡，世界科技增长中心继续向北美大陆西迁。美国在抵抗英国殖民政策和霸权封锁中崛起，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洲衰落中成为迄今仍有生气的新的世界财富和科技增长中心。
依托于民族产业的民族特质是科技大国形成的基础
历史同样表明，在拥有同等的军事力量的条件下，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保留其民族特质的大国，才能赢得和较久地保持世界科技增长中心的地位。独立完整的主权、统一的民族市场和有独立研发能力的国家战略产业，是支撑国家的民族特质的三大支柱。
自英国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之风就“起于青萍之末”。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悖论就是：通过民族国家道路崛起并成为资本中心的国家，在其资本扩张中总试图削弱资本外围国家的民族特质；而外围国家也正是通过强化其国家民族性而崛起并强力挤入资本中心。19世纪上半叶，法国科学技术水平赶上英国，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赶上法国，20世纪后半叶，美国又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增长中心。而造成技术增长中心链环移位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法、德、美等国的“全面开放”，而在于其政治经济在开放中顽强地保留其民族特质。
拿破仑是较早意识到资本全球化的危害并主动通过强化国家政治经济民族特质而参与全球化的政治人物。他说：“在世界当前的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拿破仑战争的实质在于通过强力抵制英国资本对法国的负面冲击，在欧洲范围内确立法国资本的优势地位。拿破仑在封锁欧洲大陆的同时，也用暴力在欧洲扩张法国资本。尽管拿破仑战争失败了，但法国在拿破仑执政期间强行确立的法国资本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则保留了下来。
19世纪60年代末，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使分散于几百个邦的德国归于一统，这使德国有了在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下的统一民族市场。1871年俾斯麦又打败法国，此后法德力量对比急速变化。1860年法德两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分别为7.9％和4.9％，1880年德国迅速赶上，分别为7.8％和8.5％，1900年德国则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分别为6.8％和13.2％。与此同时，德国也成了世界科技增长中心。1851年到1900年，美法英德四国取得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分别为33项（美）、75项（法）、106项（英）和202项（德）；1901年到1920年间，这四个国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人数分别为2人（美）、8人（英）、11人（法）和20人（德）。“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德国当之无愧处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前列”。
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从德国向美国的转移是在20世纪中期完成的，但能够使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地位的基础性条件却是在此前100多年形成的。其间，18世纪的独立战争和19世纪的南北战争为美国争得的独立的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为美国未来的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南北战争以上张统一的美国北方民族工业资本的胜利为结局。此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确立后，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以最坚决的手段保护依托于民族产业的民族特质而不是所谓“全面开放”，是美国成为独步迄今的科学技术大国的关键原因。
能够支持这个判断的有力反证之一，就是苏联的崛起与衰落。事实上，能够有条件成为20世纪世界科技增长和利用中心的，除美国之外，本来还有苏联。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一般的革命不同，它的目的是使俄国以民族的和自主的发展道路，代替没有前途的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从1928～1938年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苏联制造业的产量就增加了7.5倍多，跃居世界第二位。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俄国从一个极度衰落的军事封建帝国，被改造成世界仅有的与美国科学技术实力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强国。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按西方自由主义原则对苏联进行“改革”，其结果是苏联仅次于美国的科技大国的地位，在5年多的时间中顷刻瓦解。
政治瓦解后必然出现的就是财富及相应的科技人才的转移。据统计，1992～1993年中，俄国就消失了700多亿美元财富。1994～1998年全部资本外流量超过1360亿美元，远远大于从国外投资者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流入。1999～200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产量下降了一半多，许多工厂停工，一些现代化的航空航天企业改行生产一些包括炒锅或是园艺工具之类的日用品。精密机器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电子、核工业等一些行业投资严重不足，处于停滞状态。工业部门的人才流失和人员老化非常严重，大部分工程师年龄在五六十岁。最近10年科技人员数从原来250万下降到80万，大量高级专家，尤其是那些核心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高级专家，都移民到美国和西欧。据有关专家测算，人才流失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国内成千上万的高级人才，为了养家糊口，被迫转行搞商业或是其他行业。俄罗斯经济中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一些部门现在仍处在衰退之中。
战略产业被剥夺的国家，有权利但没能力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以西方国家不曾有过的速度建成了由一系列战略产业为支柱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这个体系，中国才具备了吸收和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肌体”和能力。
美国人曾成功地避开了英国人设下的“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圈套，在高关税保护下，美国依托其强大的民族工业而崛起。20世纪末，美国人却用英国人对付美国人的办法造成苏联的解体和俄国的衰落。此后，美国将目标瞄向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产业。美国人明白，美国的强大不在于美国自身的力量，而在于对手的力量。而剥夺对手国家力量的最简洁的办法，就是瓦解它的国家政治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战略产业。
自上世纪80年代始，中国经济在“产权重组”的基础上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国家军工企业与政府脱钩并被推向市场，国家船舶、石油、电讯企业被一分再分的同时，西方国家同类战略企业却出现了大规模兼并浪潮。1988年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业增值总额中，600家最大工业企业占20％～25％。1978～1990年欧洲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欧洲共同体GNP和就业的比例，分别由18.1％和25.1％上升为19.5％和28.2％。日本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日本GNP和就业比例，分别由22.1％和17.4％上升为29.7％和22.4％。美国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美国GNP和就业的比例，分别由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29.1％和43.3％，下降为24％和43.3％。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兼并几乎成为美国企业成长的主要方式。1988年美国企业兼并案例2752起，1991年3268起，1993年企业兼并案与1988年持平。90年代欧洲企业兼并达到高峰，就连以兼并困难著称的日本，也出现了大型企业之间的兼并。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西方，战略产业的兼并重组与国际竞争并不完全是市场调节的自发行为，其后有政府和军方的人为扶持和支持背景。1995年，瑞格柔克和图尔德列出了1993年世界最大的100家企业的成长与政府扶持的特殊关系。其中，至少有20家是或者曾是国有企业，或者是由政府直接出面组建的部分国有企业。至少有11家企业的海外扩张直接受益于帝国主义殖民，至少有23家直接从事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紧密相连的石油工业，至少有11家靠曾经由国家垄断的通讯产业起家，至少有75家的成长直接受益于历次战争中的政府订货，至少有20家企业曾经被政府从破产或被兼并的边缘挽救过来。所有这些行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降低技术交易成本、扩张国际市场以及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有20多家大型军工企业。自1992年始，美国国防部鼓动军工企业合并。到1997年下半年，美国20多家军工企业兼并为波音、洛克希德·马丁和瑞斯恩三家。其中对中国航空工业打击最大的是1996年底波音对麦道的兼并。
1996年底，中国432架民用客机中，80～180座飞机317架，占73.4％。全球11505架商用喷气式飞机中，100座级占22.5％，150座级占35.9％，两者合计为58.4％。若实现了这两个级别的大型飞机研制能力100座级民用，可基本满足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需求，在国际市场上也会有一定的竞争能力。100座级民用喷气式支线飞机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道门坎。20世纪80年代。我国放弃自行研制“运-10”后，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是装配和部分制造大型支、干线飞机，第二步是联合设计和制造100座级的支线飞机，第三步是在2010年实现自主设计制造180座支线大飞机的能力。该计划第一步方案赢得美国麦道的合作。为了争夺中国市场，麦道愿意向中国免费提供装配飞机所必需的图纸，图纸总重达50～60吨，市场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麦道还向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提供飞机模拟器。作为合同的一部分，麦道向中国转包水平定面、襟翼和6个仓门的生产，占机身价值的10％。1986～1994年，中国装配了35架MD-82/83，返销美国5架。返销美国的4架MD83质量在美国引起震动。美国航天局指出：532项检查基础上，上海的一次检查合格率为95％，而麦道只有51％。1992年，中航与麦道签订了合作生产40架机体国产化率高达70％的MD-90的合同。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组装飞机”，而是美国出产权，中国出设备和工人，合作制造飞机。
然而，1996年11月16日，美国五角大楼正式把设计21世纪新战机的任务交给从未独立搞过战斗机的波音，公开表示：麦道必须被波音兼并。就这样，90年代年年赢利的麦道在一个月后即12月15日被波音兼并，接着波音宣布从1999年以后不再生产与中国合作MD-90机型。按合同，中国装配加工的20架MD-90的原材料当时已经全部采购入库。取消MD-90机型，意味着维修保养、零配件供应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20架MD-90无法销售出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只有在国内售出两架。参与加工装配的上飞、西飞、成飞等企业，为了与麦道长期合作而新建的最现代化的厂房、购置的最现代化的设备，付出的人员培训成本，立即陷入闲置状态。这对中国航空工业的“三步走计划”无疑是致命一击。1997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销售收入258亿元，而“非航空用品”却占总额的近80％。十大系列5000多种“民品”中，摩托车、汽车的销售额占销售总额的62％。中国的航空工业总公司成了变相的汽车、摩托车公司，其战略产业的性质日益丧失。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1999年5月美国众议院又公布了所谓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由此引发美国国内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及美国对出口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及技术的严格限制，从而大大恶化了中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及培育自身科技原创能力的国际环境。
从美国波音兼并麦道到《考克斯报告》掀起的妖魔化中国的浪潮，不由得使人联想起1960年苏联从中国撤走援华专家和单方粗暴撕毁合同。这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同种行为的矛头所向，恰恰是事关中国命运的战略产业即航空航天及核工业领域。
可见，国家战略产业技术尤其是其中的关键技术和在技术链条中处于下游的技术，是必须由国家控制而不可能通过贸易获得的。国家战略产业是拉动本国原创技术及其利用的基本动力，而战略产业的毁灭——不管是自毁还是他毁，对这个国家而言，其技术创新和利用的能力都会与当前伊拉克的科技能力一样，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作者：张文木
改革内参 2004年07期
纵观历史，进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的国家，既是技术原创能力强国，同时也是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强国。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中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应有什么样的战略性思路呢？
国家政治是技术问题的本质，也是世界技术中心转移的驱动力
国家强盛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技术和财富的增长，而是技术和财富在国家政治、尤其是在其中的政治暴力部分中的有效运用。古代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财富而且是世界技术增长中心，且不说对世界进步发生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原创于中国，即使是在科学理论上，中国也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这些并未能保证中国的财富和技术能力持续增长，而是这些财富和技术能力随西方暴力侵入而丧失。1700年中国的GNP占世界GNP的23.1％，接近整个欧洲23.3％的水平。此后中国经济持续上升，不管是GNP总量还是发展速度，均居世界前列，182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32.4％，是同期整个欧洲的1.2倍，但结果是20年后即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189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13.2％，是同期日本的5.3倍，但5年后即1895年中国又让日本打败了。那时候中国的财富是非常丰裕的，中国的工匠技艺也可巧夺天王。但那时富裕的中国人讲究的是养生和“玩”消费：玩鸟，玩古玩，店内写“莫谈国事”，当时中国所缺的就是国家意志。从1840年到1900年，相隔仅60年，中国人竟由世界首富国家的大清臣民沦落为“东亚病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在190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为6.21％，同期日本为2.4％，中国仍高于日本2.6倍。
历史表明，真正世界性的财富和技术增长中心的转移，本质上不是靠贸易谈判，而是靠国家政治和国家暴力来实现的。古代的中国曾是世界少有的富国和技术大国之一。东西方贸易使通往欧洲的阿拉伯半岛的人坐拥财富。从11世纪开始，西方人发动了持续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军人先行，商人紧跟，结果是阿拉伯半岛的商路及其财富在暴力中转移到意大利人手里，意大利成了西方世界财富和技术的增长中心。后来西班牙通过世界殖民掠夺而崛起，在掠夺中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海战，西班牙战败，此后世界的财富增长中心又在暴力中转移到英国。中间经过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和俾斯麦以后的德国两个新科技中心的过渡，世界科技增长中心继续向北美大陆西迁。美国在抵抗英国殖民政策和霸权封锁中崛起，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洲衰落中成为迄今仍有生气的新的世界财富和科技增长中心。
依托于民族产业的民族特质是科技大国形成的基础
历史同样表明，在拥有同等的军事力量的条件下，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保留其民族特质的大国，才能赢得和较久地保持世界科技增长中心的地位。独立完整的主权、统一的民族市场和有独立研发能力的国家战略产业，是支撑国家的民族特质的三大支柱。
自英国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之风就“起于青萍之末”。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悖论就是：通过民族国家道路崛起并成为资本中心的国家，在其资本扩张中总试图削弱资本外围国家的民族特质；而外围国家也正是通过强化其国家民族性而崛起并强力挤入资本中心。19世纪上半叶，法国科学技术水平赶上英国，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赶上法国，20世纪后半叶，美国又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增长中心。而造成技术增长中心链环移位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法、德、美等国的“全面开放”，而在于其政治经济在开放中顽强地保留其民族特质。
拿破仑是较早意识到资本全球化的危害并主动通过强化国家政治经济民族特质而参与全球化的政治人物。他说：“在世界当前的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拿破仑战争的实质在于通过强力抵制英国资本对法国的负面冲击，在欧洲范围内确立法国资本的优势地位。拿破仑在封锁欧洲大陆的同时，也用暴力在欧洲扩张法国资本。尽管拿破仑战争失败了，但法国在拿破仑执政期间强行确立的法国资本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则保留了下来。
19世纪60年代末，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使分散于几百个邦的德国归于一统，这使德国有了在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下的统一民族市场。1871年俾斯麦又打败法国，此后法德力量对比急速变化。1860年法德两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分别为7.9％和4.9％，1880年德国迅速赶上，分别为7.8％和8.5％，1900年德国则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分别为6.8％和13.2％。与此同时，德国也成了世界科技增长中心。1851年到1900年，美法英德四国取得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分别为33项（美）、75项（法）、106项（英）和202项（德）；1901年到1920年间，这四个国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人数分别为2人（美）、8人（英）、11人（法）和20人（德）。“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德国当之无愧处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前列”。
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从德国向美国的转移是在20世纪中期完成的，但能够使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地位的基础性条件却是在此前100多年形成的。其间，18世纪的独立战争和19世纪的南北战争为美国争得的独立的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为美国未来的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南北战争以上张统一的美国北方民族工业资本的胜利为结局。此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确立后，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以最坚决的手段保护依托于民族产业的民族特质而不是所谓“全面开放”，是美国成为独步迄今的科学技术大国的关键原因。
能够支持这个判断的有力反证之一，就是苏联的崛起与衰落。事实上，能够有条件成为20世纪世界科技增长和利用中心的，除美国之外，本来还有苏联。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一般的革命不同，它的目的是使俄国以民族的和自主的发展道路，代替没有前途的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从1928～1938年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苏联制造业的产量就增加了7.5倍多，跃居世界第二位。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俄国从一个极度衰落的军事封建帝国，被改造成世界仅有的与美国科学技术实力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强国。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按西方自由主义原则对苏联进行“改革”，其结果是苏联仅次于美国的科技大国的地位，在5年多的时间中顷刻瓦解。
政治瓦解后必然出现的就是财富及相应的科技人才的转移。据统计，1992～1993年中，俄国就消失了700多亿美元财富。1994～1998年全部资本外流量超过1360亿美元，远远大于从国外投资者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流入。1999～200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产量下降了一半多，许多工厂停工，一些现代化的航空航天企业改行生产一些包括炒锅或是园艺工具之类的日用品。精密机器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电子、核工业等一些行业投资严重不足，处于停滞状态。工业部门的人才流失和人员老化非常严重，大部分工程师年龄在五六十岁。最近10年科技人员数从原来250万下降到80万，大量高级专家，尤其是那些核心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高级专家，都移民到美国和西欧。据有关专家测算，人才流失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国内成千上万的高级人才，为了养家糊口，被迫转行搞商业或是其他行业。俄罗斯经济中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一些部门现在仍处在衰退之中。
战略产业被剥夺的国家，有权利但没能力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以西方国家不曾有过的速度建成了由一系列战略产业为支柱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这个体系，中国才具备了吸收和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肌体”和能力。
美国人曾成功地避开了英国人设下的“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圈套，在高关税保护下，美国依托其强大的民族工业而崛起。20世纪末，美国人却用英国人对付美国人的办法造成苏联的解体和俄国的衰落。此后，美国将目标瞄向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产业。美国人明白，美国的强大不在于美国自身的力量，而在于对手的力量。而剥夺对手国家力量的最简洁的办法，就是瓦解它的国家政治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战略产业。
自上世纪80年代始，中国经济在“产权重组”的基础上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国家军工企业与政府脱钩并被推向市场，国家船舶、石油、电讯企业被一分再分的同时，西方国家同类战略企业却出现了大规模兼并浪潮。1988年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业增值总额中，600家最大工业企业占20％～25％。1978～1990年欧洲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欧洲共同体GNP和就业的比例，分别由18.1％和25.1％上升为19.5％和28.2％。日本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日本GNP和就业比例，分别由22.1％和17.4％上升为29.7％和22.4％。美国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美国GNP和就业的比例，分别由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29.1％和43.3％，下降为24％和43.3％。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兼并几乎成为美国企业成长的主要方式。1988年美国企业兼并案例2752起，1991年3268起，1993年企业兼并案与1988年持平。90年代欧洲企业兼并达到高峰，就连以兼并困难著称的日本，也出现了大型企业之间的兼并。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西方，战略产业的兼并重组与国际竞争并不完全是市场调节的自发行为，其后有政府和军方的人为扶持和支持背景。1995年，瑞格柔克和图尔德列出了1993年世界最大的100家企业的成长与政府扶持的特殊关系。其中，至少有20家是或者曾是国有企业，或者是由政府直接出面组建的部分国有企业。至少有11家企业的海外扩张直接受益于帝国主义殖民，至少有23家直接从事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紧密相连的石油工业，至少有11家靠曾经由国家垄断的通讯产业起家，至少有75家的成长直接受益于历次战争中的政府订货，至少有20家企业曾经被政府从破产或被兼并的边缘挽救过来。所有这些行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降低技术交易成本、扩张国际市场以及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有20多家大型军工企业。自1992年始，美国国防部鼓动军工企业合并。到1997年下半年，美国20多家军工企业兼并为波音、洛克希德·马丁和瑞斯恩三家。其中对中国航空工业打击最大的是1996年底波音对麦道的兼并。
1996年底，中国432架民用客机中，80～180座飞机317架，占73.4％。全球11505架商用喷气式飞机中，100座级占22.5％，150座级占35.9％，两者合计为58.4％。若实现了这两个级别的大型飞机研制能力100座级民用，可基本满足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需求，在国际市场上也会有一定的竞争能力。100座级民用喷气式支线飞机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道门坎。20世纪80年代。我国放弃自行研制“运-10”后，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是装配和部分制造大型支、干线飞机，第二步是联合设计和制造100座级的支线飞机，第三步是在2010年实现自主设计制造180座支线大飞机的能力。该计划第一步方案赢得美国麦道的合作。为了争夺中国市场，麦道愿意向中国免费提供装配飞机所必需的图纸，图纸总重达50～60吨，市场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麦道还向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提供飞机模拟器。作为合同的一部分，麦道向中国转包水平定面、襟翼和6个仓门的生产，占机身价值的10％。1986～1994年，中国装配了35架MD-82/83，返销美国5架。返销美国的4架MD83质量在美国引起震动。美国航天局指出：532项检查基础上，上海的一次检查合格率为95％，而麦道只有51％。1992年，中航与麦道签订了合作生产40架机体国产化率高达70％的MD-90的合同。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组装飞机”，而是美国出产权，中国出设备和工人，合作制造飞机。
然而，1996年11月16日，美国五角大楼正式把设计21世纪新战机的任务交给从未独立搞过战斗机的波音，公开表示：麦道必须被波音兼并。就这样，90年代年年赢利的麦道在一个月后即12月15日被波音兼并，接着波音宣布从1999年以后不再生产与中国合作MD-90机型。按合同，中国装配加工的20架MD-90的原材料当时已经全部采购入库。取消MD-90机型，意味着维修保养、零配件供应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20架MD-90无法销售出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只有在国内售出两架。参与加工装配的上飞、西飞、成飞等企业，为了与麦道长期合作而新建的最现代化的厂房、购置的最现代化的设备，付出的人员培训成本，立即陷入闲置状态。这对中国航空工业的“三步走计划”无疑是致命一击。1997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销售收入258亿元，而“非航空用品”却占总额的近80％。十大系列5000多种“民品”中，摩托车、汽车的销售额占销售总额的62％。中国的航空工业总公司成了变相的汽车、摩托车公司，其战略产业的性质日益丧失。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1999年5月美国众议院又公布了所谓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由此引发美国国内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及美国对出口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及技术的严格限制，从而大大恶化了中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及培育自身科技原创能力的国际环境。
从美国波音兼并麦道到《考克斯报告》掀起的妖魔化中国的浪潮，不由得使人联想起1960年苏联从中国撤走援华专家和单方粗暴撕毁合同。这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同种行为的矛头所向，恰恰是事关中国命运的战略产业即航空航天及核工业领域。
可见，国家战略产业技术尤其是其中的关键技术和在技术链条中处于下游的技术，是必须由国家控制而不可能通过贸易获得的。国家战略产业是拉动本国原创技术及其利用的基本动力，而战略产业的毁灭——不管是自毁还是他毁，对这个国家而言，其技术创新和利用的能力都会与当前伊拉克的科技能力一样，被剥夺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