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及其人物赏析
摘要
孔尚任以其“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史鉴精神，“列之案头，歌之场上”尽皆相宜的艺术形式，使其《桃花扇》传奇登上了我国古代历史剧作的顶峰。剧情以明代才子侯方域来江南创“复社”邂逅秦淮歌妓李香君，两人陷入爱河并赠题诗扇为主线，描述了魏忠贤的亲信阮大铖陷害侯方域，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不从而撞头欲自尽血溅诗扇，侯方域的朋友杨龙友利用血点在扇中画出一树桃花的故事，歌颂了下层人民的忠心坚贞和爱国主义精神，塑造了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鄙视的歌妓、艺人的优美形象。
关键词：桃花扇； 李香君； 阮大铖
正文
《桃花扇》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历史剧。剧作的主题正如孔尚任自己所说的，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作品通过侯朝宗与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反映了明末动荡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从而揭示了南明覆灭的根本原因。作者从沉痛的故国哀思出发，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丑恶的本质，严厉地遣责了他们祸国殃民的罪行；同时，以激昂的爱国热情歌颂了民族英雄和热爱祖国的下层人民。 桃花扇是侯方域、李香君定情之物。孔尚任以此记录着男女主人公的沉浮命运，又用它勾连出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一把纤巧的扇子，在孔尚任手中不仅串络着纷乱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并雄辩地展示出它们的破灭的必然性。在民族沦落、社稷倾圮的时代，作者把高尚的人格给予身为妓女的李香君，把一个孱弱的灵魂赋予了享有盛名的才子。而将最深沉的同情寄予在社会地位卑微的民间艺人身上。孔尚任借助他们的口，抒发了对末世既临的无可奈何、无可挽回的叹息。
明代末年，曾经是明朝改革派的“东林党人”侯方域逃难到南京，重新组织“复社”，和曾经专权的太监魏忠贤余党，已被罢官的阮大铖斗争。结识李香君，并与其“梳栊”（和妓女结婚非正式叫梳栊）。阮大铖匿名托人赠送丰厚妆奁以拉拢侯方域，被李香君知晓坚决退回。阮大铖怀恨在心。弘光皇帝即位后，起用阮大铖，他趁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坚决不从„„南明灭亡后，李香君入山出家。扬州陷落后侯方域逃回寻找李香君，最后也出家学道。全剧其中穿插当时历史事件，南明君臣如何花天酒地，四镇带兵打内战，史可法坚守扬州城破投河自尽等。
《桃花扇》是一部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剧。孔尚任在创作中采取了证 实求信的原则，他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所以，全剧以清流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线索，展示弘光小王朝兴亡的历史面目，从它建立的历史背景，福王朱由崧被拥立的情况，到建立后朱由崧的昏庸荒佚，马士英、阮大铖结党营私、倒行逆施，江北四镇跋扈不驯、互相倾轧，左良玉以就粮为名挥兵东进，最后史可法孤掌难鸣，无力回天，小王朝迅速覆灭，基本上是“实人实事，有根有据”，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如剧中老赞礼所说：“当年真如戏，今日戏如真。”（《桃花扇·孤吟》）只是迫于环境，不能直接展现清兵进攻的内容，有意回避、改变了一些情节。孔尚任对剧中各类人物作了不同笔调的刻画，虽然忠、奸两类人物的结局加了点虚幻之笔，如剧中柳敬亭说的，“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些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一厂加他些人祸天诛”，以达到“惩创人心”的艺术目的，但总的说，作者的褒贬、爱憎是颇有分寸的，表现出清醒、超脱的历史态度。
196作品展现了明末广阔的社会图景：朝政黑暗，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尖锐，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明朝垮台，清兵入关，马士英、阮大铖等勾结四镇拥立福王，建立了南明王朝。但福王不思收复失地，反而贪恋声色。马士英、阮大铖以迎立有功，操纵朝政，狼狈为奸，卑鄙地宣称：“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排挤忠良。一些武将“没有阵上逞威风，早已窝里相争斗”，整个王朝君是昏君，臣是佞臣。剧作以具体的艺术形象揭露了南明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和日益走向腐朽的丑恶本质。 与此相反，作者以无限崇敬与沉痛的心情，塑造了史可法这个不朽的形象。他在被马士英、阮大铖排挤，四镇将领不听调动万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敌，死守孤城，最后怀着满腔悲愤以身殉国。
1699年，继洪生《长生殿》传奇之后，经过孔尚任十年苦心经营，三次易稿的《桃花扇》传奇脱稿了，当时在南中国各省起兵抗清的前后三藩早已平定，清朝的统治巩固下来了。在清政府利诱、威迫兼施的政策下，被称为“一代正宗的”《望溪文集阮亭诗》，都因势单力薄为有识者所不满。“南洪北孔”就成为照耀文坛的双星。
《桃花扇》是孔尚任通过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来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历史剧。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下了北京，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杀，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中国黄河以北各省陷入大混乱的状态。这年五月，凤阳总督马士英内结操江提督刘孔昭、南京守备徐宏基，外结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官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南明王朝。当时南明王朝统治的中国南部各省都还完好，南京据长江下游形势之地，是明代二百多年的陪都所在，对南方各省还有一定程度的号召力。清军入关之初兵力不过十万，占地不过关外辽东一带和河北、山东的部分州县。在这样双方形势对比之下，当时南王朝若在政治上采取一些较开明的措施，团结内部，一致对外，即使暂时不能出师北伐，收复失地，也还有可能像东晋、南宋初期那样，坚守江淮，徐图恢复。可是南明王朝建立不久，清兵即渡河南下，列阵望风迎降，扬州失守，南京跟着陷落。这曾经一度为南中国人民所渴望的南明政权，仅仅支撑了一年，就土崩瓦解，不可收拾。后来南方的人民虽先后拥立鲁王、唐王、桂王等抵抗清兵，但比之南明王朝建立初期，形势已大相悬殊，终于为清兵所各个击破。为什么南明王朝会这样快的覆灭呢？孔尚任的《桃花扇》则是要求通过舞台艺术形象揭示出南明王朝没落的必然性的。
在《桃花扇》一开始的时候，作者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复社文人陈定生、吴次尾等对魏阉余孽阮大铖的斗争。这实际是明代从万历、天启以来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派系斗争的继续。代表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黑暗势力的阮大铖，正在等待时机，重新起来执政。以陈定生、吴次尾为领袖的复社文人，在政治上继承东林党的主张，有他们进步的一面。然而他们在“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问”的时候，依然留恋风月，买醉征歌，这就通过舞台上人物活动，说明他们不可能担当起挽回国家危机形势的艰巨任务。
跟着复社文人对阮大铖的斗争而来的是为了建立南明王朝而引起的统治集团内部的争论。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魏阉余孽勾结江北四镇，企图迎立福王，为复社文人所拥立的史可法、左良玉都曾表示反对，没有成功。福王即位，马、阮当权，他们一面卖官，一面搜括，来满足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而缇骑四出，捉拿东林、复社文人，企图一网打尽，使这新建立的王朝愈来愈离开人民，也愈走向末路。《桃花扇》第二十五出，写福王当北兵即要
南下时，他所关心的只是怎样在宫廷中选优演戏，及时行乐。第三十六出写马士英、阮大铖在南明即要灭亡的前夕，还念念不忘他们的“一队娇娆，十车细软”，十分深刻的写出了这统治集团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当时南明王朝所赖以守御江北的是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四镇，所赖以镇守上游的是左良玉的兵力。由于这些部队本身的腐朽和统治集团内部无可调和的派系矛盾，终于使得他们的力量在内战里面自相抵消。史可法出守扬州，满心希望出兵北伐时，江北四镇将领就为了争夺扬州地盘，起了内讧。后来经过史可法的苦苦调停，高杰也自知寡不敌众，才同意离开扬州，前往开洛防河。高杰引兵北上之后，为衢州镇将叛徒许定国所暗算。剩下黄、刘三镇又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只留下史可法一支孤军，困守扬州。扬州一失，南明王朝也就跟着覆亡了。
当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民族危机间不容发的时候，摆在南明王朝面前的主要任务是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当前最大的敌人。可是由于明代统治阶级在当时已经十分腐朽，代表这个腐朽统治阶级的人物，不论文官、武将，都只知道尽量向人民搜刮财富，供自己的荒淫享乐。因此，有这些代表人物所组成的南明王朝内部，除了彼此争夺派系的、个人的利益之外，是不可能从国家的共同利益出发，团结内部力量来对付南下的清兵的。
第三十五出写史可法死守扬州时，只能以痛哭流涕激励部下，也不能挽回危局。然而作者已经通过一连串的戏剧行动，把史可法当时的处境揭示给读者：他上不得朝廷的信任，下不能指挥诸将，剩下的三千残兵，也同样受了这腐朽统治集团的影响，军心动摇；那他除了痛哭流涕，决心以死报国之外，就很少别的道路可走了。
南明王朝内部派系之间的尖锐矛盾；马士英、阮大铖等亡国士大夫的荒淫无耻，倒行逆施；史可法的困守扬州，孤忠无助；它们从不同方面说明南明王朝的没落的必然性。这些历史现象，在《桃花扇》中得到了集中而完整的反映。《桃花扇》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即作者所说的“兴亡之感”，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桃花扇》中塑造了几个社会下层人物的形象，最突出的是妓女李香君和艺人柳敬亭、苏昆生。照当时的等级贵贱观念，他们属于为衣冠中人所不齿的倡优、贱流，在剧中却是最高尚的人。李香君毅然却奁，使阮大铖卑劣的用心落空，孤身处在昏君、权奸的淫威下，誓不屈节，敢于怒斥权奸害民误国。柳敬亭任侠好义，奋勇投辕下书，使手握重兵又性情暴戾的左良玉折服。在《桃花扇》稍前演忠奸斗争的戏曲中出现过市井细民的正面形象，但多是
忠于主人的义仆，如《一捧雪》中的莫诚，或者是支持忠良的义士，如《清忠谱》中的颜佩韦五人，都还是处在配角的位置上。《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柳敬亭等，都是关心国事、明辨是非、有着独立人格的人物，使清流文人相形见绌，更不要说处在被批判地位的昏君、奸臣。这自然是有现实的依据，反映着晚明都会中部分妓女的风雅化以至附庸政治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诗歌、传记、笔记中反映出来，但剧中形成的贵贱颠倒的对比，不只是表明孔尚任突破了封建的等级贵贱观念，其中也含有他对尊贵者并不尊贵，卑贱者并不卑贱的现实的愤激情绪，以及对此所做出的思索。这是当时许多旨在存史、寄托兴亡之悲的稗史所不具备的。
《桃花扇》创作的成功还表现在人物形象众多，但大都人各一面，性格不一，即便是同一类人也不雷同。这显示出孔尚任对历史的尊重，如实写出人物的基本面貌，如同是武将，江北四镇都恃武逞强，行事、结局却不同：高杰无能，二刘投降，黄得功争位内讧，却死不降北兵；左良玉对崇祯皇帝无限忠心，但骄矜跋扈，缺少谋略，轻率挥兵东下。侯方域风流倜傥，有几分纨绔气，却关心国事。这其中也反映出孔尚任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较其他传奇作家有着更自觉的意识，要将人物写活。如同是权奸，马士英得势后横行霸道，而阮大铖则奸诈狡猾，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在剧中营造出生动的场面和气氛。杨龙友的形象尤有特色。他周旋于两种力量之间，出面为阮大铖疏通复社文人，带人抓走李香君的假母，在马士英、阮大铖要逮捕侯方域时，又向侯方域通风报信；他趋从、奉迎马士英、阮大铖，在李香君骂筵中面临来身之危时，又巧言救护李香君，诚如《桃花扇·媚座》批语所说：“作好作恶者，皆龙友也。”他多才多艺，八面玲珑，表现一副政治掮客的圆滑嘴脸和老于世故的复杂性格
《桃花扇》的伟大成就，还表现在热情地歌颂了下层人民的忠心坚贞和爱国主义精神，塑造了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鄙视的歌妓、艺人的优美形象。
李香君，聪明美貌，身方十六，出身娼家，有非常敏锐的政治眼光，鲜明的政治立场，明确的是非观。艳如桃李，坚如松柏。第一个事件《却奁》，粉碎了阮大铖拉拢侯方域的阴谋。表现其重气节，轻金钱；第二个事件，以头撞地《守楼》，政治立场坚定；第三个事件《骂筵》，要做“女祢衡”。三个事件一个比一个严重，斗争不断升级，而斗争的对象始终是权奸，香君作为作品中反权奸的代表人物。她自觉地参加政治斗争，性格刚烈，视野开阔。
李香君原是秦淮歌妓，她的受压迫受侮辱的地位，使她对统治阶级里的黑暗势力保持警惕，当她知道阮大铖出资收买侯方域的阴谋活动时，义正词严地责备了侯方域的动摇：“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并坚决辞却阮大铖暗中为她置办的妆奁，以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影响了
侯方域：“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这是多么坚贞的性格。如果说却奁以前，她还只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那么从却奁开始她已被卷入南明王朝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并成为矛盾尖端的人物。尖锐的斗争锻炼了她，促使她的性格进一步发展。她坚决拒绝再嫁，不管是利诱，还是威胁，她毫不动摇，公开声称“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在斗争中她性格的光辉一面又有所发展，终至“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并进一步认识了马、阮统治集团的狰狞面目和丑恶的本质，以及他们给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在《骂筵》一出里，她更冒着生命的危险痛骂马士英、阮大铖：“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觞咏。”——〈五供养〉“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腥何愁冻。吐不尽鹃血满胸，吐不尽鹃血满胸。”——〈玉交枝〉
这些描绘使李香君成为我国戏曲舞台上最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也使李香君关心国家命运、反抗邪恶势力的可贵气节显得淋漓尽致。
尽管孔尚任对人物的褒贬还是使用传统的道德术语，如“孝子忠臣”之类，但其褒贬标准却扩大了“忠”的内涵，由以朝廷、皇帝为本变为以国家为根本。福王朱由崧监国，代表着国家，但他关心的只是“天子之尊”，“声色之奉”，忘记了为君的职责，国家亡了，也就失去了为君的依托，连性命也不保了。马士英、阮大铖之徒，乘国家败亡之机拥立朱由崧，说是“幸遇国家大变，正我们得意之秋”（《桃花扇·迎立》），拥立得势后，阮大铖说“天子无为，从他闭目拱手；相公（指马士英）养体，尽咱吐气扬眉”（《媚座》）。他们把国家、朝廷的不幸当作自己的大幸，窃权滥为，谋千秋富贵，招致国家败亡，朝廷不存，他们也就失去了权势、富贵、性命。清流文人以风流自许，饮酒看灯，欣赏戏曲，寻访佳丽，出于门户之见揭发阀党馀孽，为保护门户请左良玉东下，移兵堵江，江北一空，国家覆亡，陈贞慧、吴应箕才恍然大悟：“日日争门户，今年傍哪家？”（《沉江》）由此，孔尚任最后离开了征实的原则，虚构了《入道》一出，让张瑶星道土喝斥了在国破家亡之后重聚的男女主人公：“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清根，割它不断么！”侯方域和李香君听了“冷汗淋漓，如梦忽醒”，双双入道。孔尚任措张道士之口说的这番话，实际上也就是孔尚任观照南明兴亡的基本点，这对晚明崇尚情欲的思潮是一个反拨、修正，但也不是回归到以君臣之义为首要的封建伦理中，而是把国家放在了人伦之最上，以国家为君、臣、民赖以立身的根本。这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发表的关于君、臣
与天下万民之关系的意见，角度虽然不同，而精神是一致的。因此，《桃花扇》的艺术世界所展示出的国家与君、臣、民的关系，由张瑶星说出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其意义也就超越了明清易代的兴亡之悲。
桃花扇及其人物赏析
摘要
孔尚任以其“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史鉴精神，“列之案头，歌之场上”尽皆相宜的艺术形式，使其《桃花扇》传奇登上了我国古代历史剧作的顶峰。剧情以明代才子侯方域来江南创“复社”邂逅秦淮歌妓李香君，两人陷入爱河并赠题诗扇为主线，描述了魏忠贤的亲信阮大铖陷害侯方域，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不从而撞头欲自尽血溅诗扇，侯方域的朋友杨龙友利用血点在扇中画出一树桃花的故事，歌颂了下层人民的忠心坚贞和爱国主义精神，塑造了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鄙视的歌妓、艺人的优美形象。
关键词：桃花扇； 李香君； 阮大铖
正文
《桃花扇》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历史剧。剧作的主题正如孔尚任自己所说的，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作品通过侯朝宗与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反映了明末动荡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从而揭示了南明覆灭的根本原因。作者从沉痛的故国哀思出发，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丑恶的本质，严厉地遣责了他们祸国殃民的罪行；同时，以激昂的爱国热情歌颂了民族英雄和热爱祖国的下层人民。 桃花扇是侯方域、李香君定情之物。孔尚任以此记录着男女主人公的沉浮命运，又用它勾连出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一把纤巧的扇子，在孔尚任手中不仅串络着纷乱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并雄辩地展示出它们的破灭的必然性。在民族沦落、社稷倾圮的时代，作者把高尚的人格给予身为妓女的李香君，把一个孱弱的灵魂赋予了享有盛名的才子。而将最深沉的同情寄予在社会地位卑微的民间艺人身上。孔尚任借助他们的口，抒发了对末世既临的无可奈何、无可挽回的叹息。
明代末年，曾经是明朝改革派的“东林党人”侯方域逃难到南京，重新组织“复社”，和曾经专权的太监魏忠贤余党，已被罢官的阮大铖斗争。结识李香君，并与其“梳栊”（和妓女结婚非正式叫梳栊）。阮大铖匿名托人赠送丰厚妆奁以拉拢侯方域，被李香君知晓坚决退回。阮大铖怀恨在心。弘光皇帝即位后，起用阮大铖，他趁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坚决不从„„南明灭亡后，李香君入山出家。扬州陷落后侯方域逃回寻找李香君，最后也出家学道。全剧其中穿插当时历史事件，南明君臣如何花天酒地，四镇带兵打内战，史可法坚守扬州城破投河自尽等。
《桃花扇》是一部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剧。孔尚任在创作中采取了证 实求信的原则，他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所以，全剧以清流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线索，展示弘光小王朝兴亡的历史面目，从它建立的历史背景，福王朱由崧被拥立的情况，到建立后朱由崧的昏庸荒佚，马士英、阮大铖结党营私、倒行逆施，江北四镇跋扈不驯、互相倾轧，左良玉以就粮为名挥兵东进，最后史可法孤掌难鸣，无力回天，小王朝迅速覆灭，基本上是“实人实事，有根有据”，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如剧中老赞礼所说：“当年真如戏，今日戏如真。”（《桃花扇·孤吟》）只是迫于环境，不能直接展现清兵进攻的内容，有意回避、改变了一些情节。孔尚任对剧中各类人物作了不同笔调的刻画，虽然忠、奸两类人物的结局加了点虚幻之笔，如剧中柳敬亭说的，“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些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一厂加他些人祸天诛”，以达到“惩创人心”的艺术目的，但总的说，作者的褒贬、爱憎是颇有分寸的，表现出清醒、超脱的历史态度。
196作品展现了明末广阔的社会图景：朝政黑暗，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尖锐，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明朝垮台，清兵入关，马士英、阮大铖等勾结四镇拥立福王，建立了南明王朝。但福王不思收复失地，反而贪恋声色。马士英、阮大铖以迎立有功，操纵朝政，狼狈为奸，卑鄙地宣称：“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排挤忠良。一些武将“没有阵上逞威风，早已窝里相争斗”，整个王朝君是昏君，臣是佞臣。剧作以具体的艺术形象揭露了南明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和日益走向腐朽的丑恶本质。 与此相反，作者以无限崇敬与沉痛的心情，塑造了史可法这个不朽的形象。他在被马士英、阮大铖排挤，四镇将领不听调动万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敌，死守孤城，最后怀着满腔悲愤以身殉国。
1699年，继洪生《长生殿》传奇之后，经过孔尚任十年苦心经营，三次易稿的《桃花扇》传奇脱稿了，当时在南中国各省起兵抗清的前后三藩早已平定，清朝的统治巩固下来了。在清政府利诱、威迫兼施的政策下，被称为“一代正宗的”《望溪文集阮亭诗》，都因势单力薄为有识者所不满。“南洪北孔”就成为照耀文坛的双星。
《桃花扇》是孔尚任通过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来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历史剧。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下了北京，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杀，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中国黄河以北各省陷入大混乱的状态。这年五月，凤阳总督马士英内结操江提督刘孔昭、南京守备徐宏基，外结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官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南明王朝。当时南明王朝统治的中国南部各省都还完好，南京据长江下游形势之地，是明代二百多年的陪都所在，对南方各省还有一定程度的号召力。清军入关之初兵力不过十万，占地不过关外辽东一带和河北、山东的部分州县。在这样双方形势对比之下，当时南王朝若在政治上采取一些较开明的措施，团结内部，一致对外，即使暂时不能出师北伐，收复失地，也还有可能像东晋、南宋初期那样，坚守江淮，徐图恢复。可是南明王朝建立不久，清兵即渡河南下，列阵望风迎降，扬州失守，南京跟着陷落。这曾经一度为南中国人民所渴望的南明政权，仅仅支撑了一年，就土崩瓦解，不可收拾。后来南方的人民虽先后拥立鲁王、唐王、桂王等抵抗清兵，但比之南明王朝建立初期，形势已大相悬殊，终于为清兵所各个击破。为什么南明王朝会这样快的覆灭呢？孔尚任的《桃花扇》则是要求通过舞台艺术形象揭示出南明王朝没落的必然性的。
在《桃花扇》一开始的时候，作者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复社文人陈定生、吴次尾等对魏阉余孽阮大铖的斗争。这实际是明代从万历、天启以来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派系斗争的继续。代表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黑暗势力的阮大铖，正在等待时机，重新起来执政。以陈定生、吴次尾为领袖的复社文人，在政治上继承东林党的主张，有他们进步的一面。然而他们在“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问”的时候，依然留恋风月，买醉征歌，这就通过舞台上人物活动，说明他们不可能担当起挽回国家危机形势的艰巨任务。
跟着复社文人对阮大铖的斗争而来的是为了建立南明王朝而引起的统治集团内部的争论。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魏阉余孽勾结江北四镇，企图迎立福王，为复社文人所拥立的史可法、左良玉都曾表示反对，没有成功。福王即位，马、阮当权，他们一面卖官，一面搜括，来满足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而缇骑四出，捉拿东林、复社文人，企图一网打尽，使这新建立的王朝愈来愈离开人民，也愈走向末路。《桃花扇》第二十五出，写福王当北兵即要
南下时，他所关心的只是怎样在宫廷中选优演戏，及时行乐。第三十六出写马士英、阮大铖在南明即要灭亡的前夕，还念念不忘他们的“一队娇娆，十车细软”，十分深刻的写出了这统治集团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当时南明王朝所赖以守御江北的是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四镇，所赖以镇守上游的是左良玉的兵力。由于这些部队本身的腐朽和统治集团内部无可调和的派系矛盾，终于使得他们的力量在内战里面自相抵消。史可法出守扬州，满心希望出兵北伐时，江北四镇将领就为了争夺扬州地盘，起了内讧。后来经过史可法的苦苦调停，高杰也自知寡不敌众，才同意离开扬州，前往开洛防河。高杰引兵北上之后，为衢州镇将叛徒许定国所暗算。剩下黄、刘三镇又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只留下史可法一支孤军，困守扬州。扬州一失，南明王朝也就跟着覆亡了。
当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民族危机间不容发的时候，摆在南明王朝面前的主要任务是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当前最大的敌人。可是由于明代统治阶级在当时已经十分腐朽，代表这个腐朽统治阶级的人物，不论文官、武将，都只知道尽量向人民搜刮财富，供自己的荒淫享乐。因此，有这些代表人物所组成的南明王朝内部，除了彼此争夺派系的、个人的利益之外，是不可能从国家的共同利益出发，团结内部力量来对付南下的清兵的。
第三十五出写史可法死守扬州时，只能以痛哭流涕激励部下，也不能挽回危局。然而作者已经通过一连串的戏剧行动，把史可法当时的处境揭示给读者：他上不得朝廷的信任，下不能指挥诸将，剩下的三千残兵，也同样受了这腐朽统治集团的影响，军心动摇；那他除了痛哭流涕，决心以死报国之外，就很少别的道路可走了。
南明王朝内部派系之间的尖锐矛盾；马士英、阮大铖等亡国士大夫的荒淫无耻，倒行逆施；史可法的困守扬州，孤忠无助；它们从不同方面说明南明王朝的没落的必然性。这些历史现象，在《桃花扇》中得到了集中而完整的反映。《桃花扇》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即作者所说的“兴亡之感”，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桃花扇》中塑造了几个社会下层人物的形象，最突出的是妓女李香君和艺人柳敬亭、苏昆生。照当时的等级贵贱观念，他们属于为衣冠中人所不齿的倡优、贱流，在剧中却是最高尚的人。李香君毅然却奁，使阮大铖卑劣的用心落空，孤身处在昏君、权奸的淫威下，誓不屈节，敢于怒斥权奸害民误国。柳敬亭任侠好义，奋勇投辕下书，使手握重兵又性情暴戾的左良玉折服。在《桃花扇》稍前演忠奸斗争的戏曲中出现过市井细民的正面形象，但多是
忠于主人的义仆，如《一捧雪》中的莫诚，或者是支持忠良的义士，如《清忠谱》中的颜佩韦五人，都还是处在配角的位置上。《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柳敬亭等，都是关心国事、明辨是非、有着独立人格的人物，使清流文人相形见绌，更不要说处在被批判地位的昏君、奸臣。这自然是有现实的依据，反映着晚明都会中部分妓女的风雅化以至附庸政治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诗歌、传记、笔记中反映出来，但剧中形成的贵贱颠倒的对比，不只是表明孔尚任突破了封建的等级贵贱观念，其中也含有他对尊贵者并不尊贵，卑贱者并不卑贱的现实的愤激情绪，以及对此所做出的思索。这是当时许多旨在存史、寄托兴亡之悲的稗史所不具备的。
《桃花扇》创作的成功还表现在人物形象众多，但大都人各一面，性格不一，即便是同一类人也不雷同。这显示出孔尚任对历史的尊重，如实写出人物的基本面貌，如同是武将，江北四镇都恃武逞强，行事、结局却不同：高杰无能，二刘投降，黄得功争位内讧，却死不降北兵；左良玉对崇祯皇帝无限忠心，但骄矜跋扈，缺少谋略，轻率挥兵东下。侯方域风流倜傥，有几分纨绔气，却关心国事。这其中也反映出孔尚任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较其他传奇作家有着更自觉的意识，要将人物写活。如同是权奸，马士英得势后横行霸道，而阮大铖则奸诈狡猾，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在剧中营造出生动的场面和气氛。杨龙友的形象尤有特色。他周旋于两种力量之间，出面为阮大铖疏通复社文人，带人抓走李香君的假母，在马士英、阮大铖要逮捕侯方域时，又向侯方域通风报信；他趋从、奉迎马士英、阮大铖，在李香君骂筵中面临来身之危时，又巧言救护李香君，诚如《桃花扇·媚座》批语所说：“作好作恶者，皆龙友也。”他多才多艺，八面玲珑，表现一副政治掮客的圆滑嘴脸和老于世故的复杂性格
《桃花扇》的伟大成就，还表现在热情地歌颂了下层人民的忠心坚贞和爱国主义精神，塑造了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鄙视的歌妓、艺人的优美形象。
李香君，聪明美貌，身方十六，出身娼家，有非常敏锐的政治眼光，鲜明的政治立场，明确的是非观。艳如桃李，坚如松柏。第一个事件《却奁》，粉碎了阮大铖拉拢侯方域的阴谋。表现其重气节，轻金钱；第二个事件，以头撞地《守楼》，政治立场坚定；第三个事件《骂筵》，要做“女祢衡”。三个事件一个比一个严重，斗争不断升级，而斗争的对象始终是权奸，香君作为作品中反权奸的代表人物。她自觉地参加政治斗争，性格刚烈，视野开阔。
李香君原是秦淮歌妓，她的受压迫受侮辱的地位，使她对统治阶级里的黑暗势力保持警惕，当她知道阮大铖出资收买侯方域的阴谋活动时，义正词严地责备了侯方域的动摇：“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并坚决辞却阮大铖暗中为她置办的妆奁，以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影响了
侯方域：“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这是多么坚贞的性格。如果说却奁以前，她还只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那么从却奁开始她已被卷入南明王朝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并成为矛盾尖端的人物。尖锐的斗争锻炼了她，促使她的性格进一步发展。她坚决拒绝再嫁，不管是利诱，还是威胁，她毫不动摇，公开声称“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在斗争中她性格的光辉一面又有所发展，终至“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并进一步认识了马、阮统治集团的狰狞面目和丑恶的本质，以及他们给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在《骂筵》一出里，她更冒着生命的危险痛骂马士英、阮大铖：“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觞咏。”——〈五供养〉“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腥何愁冻。吐不尽鹃血满胸，吐不尽鹃血满胸。”——〈玉交枝〉
这些描绘使李香君成为我国戏曲舞台上最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也使李香君关心国家命运、反抗邪恶势力的可贵气节显得淋漓尽致。
尽管孔尚任对人物的褒贬还是使用传统的道德术语，如“孝子忠臣”之类，但其褒贬标准却扩大了“忠”的内涵，由以朝廷、皇帝为本变为以国家为根本。福王朱由崧监国，代表着国家，但他关心的只是“天子之尊”，“声色之奉”，忘记了为君的职责，国家亡了，也就失去了为君的依托，连性命也不保了。马士英、阮大铖之徒，乘国家败亡之机拥立朱由崧，说是“幸遇国家大变，正我们得意之秋”（《桃花扇·迎立》），拥立得势后，阮大铖说“天子无为，从他闭目拱手；相公（指马士英）养体，尽咱吐气扬眉”（《媚座》）。他们把国家、朝廷的不幸当作自己的大幸，窃权滥为，谋千秋富贵，招致国家败亡，朝廷不存，他们也就失去了权势、富贵、性命。清流文人以风流自许，饮酒看灯，欣赏戏曲，寻访佳丽，出于门户之见揭发阀党馀孽，为保护门户请左良玉东下，移兵堵江，江北一空，国家覆亡，陈贞慧、吴应箕才恍然大悟：“日日争门户，今年傍哪家？”（《沉江》）由此，孔尚任最后离开了征实的原则，虚构了《入道》一出，让张瑶星道土喝斥了在国破家亡之后重聚的男女主人公：“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清根，割它不断么！”侯方域和李香君听了“冷汗淋漓，如梦忽醒”，双双入道。孔尚任措张道士之口说的这番话，实际上也就是孔尚任观照南明兴亡的基本点，这对晚明崇尚情欲的思潮是一个反拨、修正，但也不是回归到以君臣之义为首要的封建伦理中，而是把国家放在了人伦之最上，以国家为君、臣、民赖以立身的根本。这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发表的关于君、臣
与天下万民之关系的意见，角度虽然不同，而精神是一致的。因此，《桃花扇》的艺术世界所展示出的国家与君、臣、民的关系，由张瑶星说出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其意义也就超越了明清易代的兴亡之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