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五四运动对中国政党发展的重要作用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程中，有一场运动不得不知道所有共产党人铭记，那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这次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不仅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存在的其他政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里，我就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来浅谈一下它对中国政党发展的 重要作用。
我认为产生“五四”运动的社会文化土壤有主要两个方面，其一是从晚清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思想界对传统思想的突破，其中开始以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林纾等人的影响为大，然后陈独秀、胡适等发挥了更大的社会启智作用。其二是北伐战争前，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集团强权而不能完全专制，从而给予更勇敢的思想者以一定自由展示的空间。因之，蔡元培主政北大时，中国思想文化空前活跃。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全面登陆中国。蔡元培本人并不在思想文化上有太多的建树，但他着力培育伟大的思想者，并努力保护他们。这使得“五四”前后中国有了一场深刻思想文化的启蒙。
“五四”的综合表现是在启蒙，令中国在社会思潮、政治生活、文化生态、经济构建及科学技术各方面产生了新气象，但最生动的表象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因1919年巴黎和会等有辱中国的“协议”而激发了中国学生的街头抗争。通过这场学生运动，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集团尽失民心。
其时，与军阀集团相对立的主要是国民党。同时通过“五四”运动，一个新的政党即共产党产生并成长起来。由于军阀集团的势力仍很强大，“五四”之后这个集团仍然要基本无效统治中国一段时间。在国民党还很弱势之时，在孙中山等力争之下，国共两党合作对抗军阀集团。
“五四”中的青年，有很多不同的派别，以北大三个社团为代表。一是新潮社，一是国民社，一是国故社，三个社团分别有《新潮》、《国民》、《国故》杂志。若按左中右划分，新潮是陈独秀、胡适的《新青年》最一致，为当时的左派，国故是新潮的“敌人”，为右派，国民在两派中和稀泥，为中间派。新潮的成员主要有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国民主要有易克嶷、段锡朋、许德珩、周长宪、孟寿椿等人；国故主要有刘师培、黄侃、陈汉章、马叙伦、康宝忠、吴梅、黄节、张煊、薛祥绥、俞士镇、许本裕等人。除这三大派之外，其实还有一重要派别即沉默派或不问时事派。不过，随着时势的变化，他们中很多人也渐渐不再沉默。
在“五四”中，三派青年大多参加了反军阀集团的街头运动，但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新潮派和国民派。“五四”运动的发起与鼓动主要是新潮派干的，其中以罗家伦、傅斯年贡献最大。罗家伦是“五四”的总指挥，傅斯年是现场总指挥。随着运动的进一步扩展，国民派唱起了后续运动的主角，段锡朋实质取代罗家伦、傅斯年成为领导者。此后，国民派中很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国民派与共产党形成了很重要的渊源关系。国故派在学生运动中是低调的，也由于他们的思想被激进思想持续打压，让他们纷纷远离社会变革。有些人真躲进故纸堆里去了。不过，他们后来对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起了不小的作用。
“五四”之后，表现突出的学生领袖纷纷出国留学。这些留学者在接受西式教育后，又主要分化为两派，一派亲国民党，一派倾向于共产党。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成为国民党的重要文化人物。像段锡朋，曾是反共反得非常厉害的人物。从学生方面看，“五四”最初的发起者和领袖者之一，只有许德珩等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但在五四后续活动中成名的张国涛、瞿秋白、周恩来、陈潭秋、于方舟等成为重要的共产党领袖。其中张国涛在红军长征中因“路线”问题最后兵败，“叛变革命”，转向国民党。瞿秋白则在长征前犯了“路线”错误，但他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长征期间留守南方结果落在国民党手中被杀害。史
载瞿秋白被杀前，国民党费尽心机要他“投降”。所谓“投降”也不过要他转变态度，不再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瞿秋白不肯转变态度，宁死不屈。
总的说来，国民党得到了“五四”早期的青年，这些人若傅斯年、罗家伦等，在中国文化史上颇有建树。不过“五四”后期青年，则转向共产党，并不断获得新鲜血液。到了抗战前期，国民党因广大青年的政治选择已失去很多民心。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一时重拾民心，但随之而来的内战，短暂的高支持率快速得而复失。傅斯年这种拥蒋派，也对时局批评激烈。1943年行政院长孔祥熙腐败案曝光，傅斯年成为揭丑最激烈的人之一。蒋介石考虑的是孔祥熙腐败案对社会的其他影响，请傅斯年吃饭，想令其不要讲那么多，但傅斯年不为所动。1945年他与清流终于将孔祥熙赶下台。其后，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傅斯年认为宋也是大贪官（现在史料表明，宋子文可能是被冤枉的，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并不真心欣赏宋子文），结果宋子文也当不成行政院长了。
1949年后台湾海峡把中国分成两个部分。在大陆这边，“五四”精神对社会的激励作用越来越大，部分“五四”历史被一些人曲写了，结果“五四”中激进的部分被过分放大，到文革中产生了消极影响。在台湾，国民党把“五四”看成了自己的伤痛，一度社会禁谈“五四”，似乎“五四”运动没有存在过。蒋介石极力推崇“国学”，不惜用高压政策令台湾社会“复古”。台湾并未真正复古，但蒋介石的修正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令台湾社会的过度激进土壤变得有限。国民党在李登辉当年放水之下，将政权移交给激进且与台独的联姻的民进党手足。民进党执政8年，把台湾政治一度闹得很生猛，“乱相丛生”，可8年后政权仍然乖乖交还到相对稳健的国民党手中。在“五四”运动90年之际，台湾也召开“五四”学术研讨会，“总统”马英九以“胡适崇拜者”身份参加会议，引人瞩目。
极有意思的大陆这边经过改革开放30年，终于可以重新反思“五四”了。其实“五四”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民主、科学寻回社会理性与合理的东西。“五四”中的一些不恰当的激进不过是历史的演义，并非社会长治久安的生态。现在大陆这边纪念“五国”更强调爱国主义，避免过多地谈及民主、自由，有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但民主、自由不但是“五国”的重要方面，更是社会走向理性的重要法宝。其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同样与“五四”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密切相关，只不过语言表述上产生了某些变化罢了。
“五四”说到底，最后归结于三个特殊的人物，即陈独秀、胡适、鲁迅。陈独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但更是一位书生。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他到1932年才被国民党逮捕，直到1937年才被释放。蒋介石未像处置瞿秋白一样将他杀害。可1938年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令他很伤心。尽管如此，陈独秀仍然在晚年坚持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有意思的陈独秀晚年在重庆江津生活得很苦，蒋介石甚至还想资助他，但被他拒绝。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对社会起了爆炸性影响。但在“五四”高潮之后，他不赞成太激进的东西，又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甚至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事实对国故派予以肯定。他没有放弃“文学改良”，但主张更理性地看待社会。胡适一生比较有智慧，活得也颇滋润。既做了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又在国民党政府做了高官。他治学、做人的成功和对社会大势的判断正确，令他声誉日隆，日久弥新。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抗战前期，国家危难，有人主张将大学生送进战场“保家卫国”，胡适却建议仍按常规办大学，战争总会结束，建设人才国家更需要。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尽管抗战各方面资源短缺，政府却倾力将“沦陷区”的清华、北大等高校迁到昆明组建战时的西南联合大学。此举令中国大学教育未因抗战中断。相反，后来大陆疯狂的文革却令大学教育实质荒废了很多年。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杂文和小说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力。不过，鲁迅的历史贡献比起陈独秀、胡适要差一载。鲁迅的特点是有些偏激，能迎合
青年的浮躁趣味。大陆这边一度因政治原因，无法高度肯定陈独秀、胡适的历史贡献，就把鲁迅找出来无限拔高，神化之。这样，鲁迅就以有些虚幻的形象来虚构“五四”。鲁迅写过一些小说，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小说写得不错，但远比不上后来成名的沈从文。翻译小说则基本文笔很差。他最大的文化遗产是写了一大批讽刺性很强的杂文。有些讽刺语言特别犀利，很有趣味。可鲁迅的杂文时代局限性太强，部分涉及个人恩怨。他的杂文拿到今天来读，很多年轻人根本读不进去，因为不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没有办法体会。还有就是鲁迅的杂文时用拗口的曲笔，破坏了文章的美感。鲁迅做过多年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官员，又兼任过一些大学的教授。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名流，但对社会的实质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时间确实能对历史做相对准确的裁决。重新审视“五四”，陈独秀、胡适的历史地位会得到更多的肯定，而鲁迅则回到他应有的位置。抛开其他因素，把陈独秀、胡适、鲁迅留下的文章单纯从文本的体验来阅读，我们或许可以获得更多真实的东西。
“五四”一晃90年了。用一些新的角度考察曾从“五四”中收益良多的中国两大党派发展的历史，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我以为“五四”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提出了中国社会的老大难问题，但如何解决，考验着国民的智慧。经过90年风雨，国共两党也可以放下曾经的恩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携手起来重新认识“五四”。9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有些事仍如“五四”前一般混沌，这是我们今天最为心焦之处。然心焦之情最好不要变成新一轮过于激进的思潮。否则，社会再被撕裂，国家整体上就可能偏离理性，走向误区。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思想浅薄，学识狭隘，还请老师予以批评指正！
浅谈五四运动对中国政党发展的重要作用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程中，有一场运动不得不知道所有共产党人铭记，那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这次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不仅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存在的其他政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里，我就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来浅谈一下它对中国政党发展的 重要作用。
我认为产生“五四”运动的社会文化土壤有主要两个方面，其一是从晚清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思想界对传统思想的突破，其中开始以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林纾等人的影响为大，然后陈独秀、胡适等发挥了更大的社会启智作用。其二是北伐战争前，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集团强权而不能完全专制，从而给予更勇敢的思想者以一定自由展示的空间。因之，蔡元培主政北大时，中国思想文化空前活跃。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全面登陆中国。蔡元培本人并不在思想文化上有太多的建树，但他着力培育伟大的思想者，并努力保护他们。这使得“五四”前后中国有了一场深刻思想文化的启蒙。
“五四”的综合表现是在启蒙，令中国在社会思潮、政治生活、文化生态、经济构建及科学技术各方面产生了新气象，但最生动的表象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因1919年巴黎和会等有辱中国的“协议”而激发了中国学生的街头抗争。通过这场学生运动，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集团尽失民心。
其时，与军阀集团相对立的主要是国民党。同时通过“五四”运动，一个新的政党即共产党产生并成长起来。由于军阀集团的势力仍很强大，“五四”之后这个集团仍然要基本无效统治中国一段时间。在国民党还很弱势之时，在孙中山等力争之下，国共两党合作对抗军阀集团。
“五四”中的青年，有很多不同的派别，以北大三个社团为代表。一是新潮社，一是国民社，一是国故社，三个社团分别有《新潮》、《国民》、《国故》杂志。若按左中右划分，新潮是陈独秀、胡适的《新青年》最一致，为当时的左派，国故是新潮的“敌人”，为右派，国民在两派中和稀泥，为中间派。新潮的成员主要有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国民主要有易克嶷、段锡朋、许德珩、周长宪、孟寿椿等人；国故主要有刘师培、黄侃、陈汉章、马叙伦、康宝忠、吴梅、黄节、张煊、薛祥绥、俞士镇、许本裕等人。除这三大派之外，其实还有一重要派别即沉默派或不问时事派。不过，随着时势的变化，他们中很多人也渐渐不再沉默。
在“五四”中，三派青年大多参加了反军阀集团的街头运动，但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新潮派和国民派。“五四”运动的发起与鼓动主要是新潮派干的，其中以罗家伦、傅斯年贡献最大。罗家伦是“五四”的总指挥，傅斯年是现场总指挥。随着运动的进一步扩展，国民派唱起了后续运动的主角，段锡朋实质取代罗家伦、傅斯年成为领导者。此后，国民派中很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国民派与共产党形成了很重要的渊源关系。国故派在学生运动中是低调的，也由于他们的思想被激进思想持续打压，让他们纷纷远离社会变革。有些人真躲进故纸堆里去了。不过，他们后来对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起了不小的作用。
“五四”之后，表现突出的学生领袖纷纷出国留学。这些留学者在接受西式教育后，又主要分化为两派，一派亲国民党，一派倾向于共产党。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成为国民党的重要文化人物。像段锡朋，曾是反共反得非常厉害的人物。从学生方面看，“五四”最初的发起者和领袖者之一，只有许德珩等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但在五四后续活动中成名的张国涛、瞿秋白、周恩来、陈潭秋、于方舟等成为重要的共产党领袖。其中张国涛在红军长征中因“路线”问题最后兵败，“叛变革命”，转向国民党。瞿秋白则在长征前犯了“路线”错误，但他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长征期间留守南方结果落在国民党手中被杀害。史
载瞿秋白被杀前，国民党费尽心机要他“投降”。所谓“投降”也不过要他转变态度，不再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瞿秋白不肯转变态度，宁死不屈。
总的说来，国民党得到了“五四”早期的青年，这些人若傅斯年、罗家伦等，在中国文化史上颇有建树。不过“五四”后期青年，则转向共产党，并不断获得新鲜血液。到了抗战前期，国民党因广大青年的政治选择已失去很多民心。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一时重拾民心，但随之而来的内战，短暂的高支持率快速得而复失。傅斯年这种拥蒋派，也对时局批评激烈。1943年行政院长孔祥熙腐败案曝光，傅斯年成为揭丑最激烈的人之一。蒋介石考虑的是孔祥熙腐败案对社会的其他影响，请傅斯年吃饭，想令其不要讲那么多，但傅斯年不为所动。1945年他与清流终于将孔祥熙赶下台。其后，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傅斯年认为宋也是大贪官（现在史料表明，宋子文可能是被冤枉的，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并不真心欣赏宋子文），结果宋子文也当不成行政院长了。
1949年后台湾海峡把中国分成两个部分。在大陆这边，“五四”精神对社会的激励作用越来越大，部分“五四”历史被一些人曲写了，结果“五四”中激进的部分被过分放大，到文革中产生了消极影响。在台湾，国民党把“五四”看成了自己的伤痛，一度社会禁谈“五四”，似乎“五四”运动没有存在过。蒋介石极力推崇“国学”，不惜用高压政策令台湾社会“复古”。台湾并未真正复古，但蒋介石的修正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令台湾社会的过度激进土壤变得有限。国民党在李登辉当年放水之下，将政权移交给激进且与台独的联姻的民进党手足。民进党执政8年，把台湾政治一度闹得很生猛，“乱相丛生”，可8年后政权仍然乖乖交还到相对稳健的国民党手中。在“五四”运动90年之际，台湾也召开“五四”学术研讨会，“总统”马英九以“胡适崇拜者”身份参加会议，引人瞩目。
极有意思的大陆这边经过改革开放30年，终于可以重新反思“五四”了。其实“五四”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民主、科学寻回社会理性与合理的东西。“五四”中的一些不恰当的激进不过是历史的演义，并非社会长治久安的生态。现在大陆这边纪念“五国”更强调爱国主义，避免过多地谈及民主、自由，有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但民主、自由不但是“五国”的重要方面，更是社会走向理性的重要法宝。其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同样与“五四”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密切相关，只不过语言表述上产生了某些变化罢了。
“五四”说到底，最后归结于三个特殊的人物，即陈独秀、胡适、鲁迅。陈独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但更是一位书生。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他到1932年才被国民党逮捕，直到1937年才被释放。蒋介石未像处置瞿秋白一样将他杀害。可1938年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令他很伤心。尽管如此，陈独秀仍然在晚年坚持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有意思的陈独秀晚年在重庆江津生活得很苦，蒋介石甚至还想资助他，但被他拒绝。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对社会起了爆炸性影响。但在“五四”高潮之后，他不赞成太激进的东西，又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甚至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事实对国故派予以肯定。他没有放弃“文学改良”，但主张更理性地看待社会。胡适一生比较有智慧，活得也颇滋润。既做了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又在国民党政府做了高官。他治学、做人的成功和对社会大势的判断正确，令他声誉日隆，日久弥新。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抗战前期，国家危难，有人主张将大学生送进战场“保家卫国”，胡适却建议仍按常规办大学，战争总会结束，建设人才国家更需要。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尽管抗战各方面资源短缺，政府却倾力将“沦陷区”的清华、北大等高校迁到昆明组建战时的西南联合大学。此举令中国大学教育未因抗战中断。相反，后来大陆疯狂的文革却令大学教育实质荒废了很多年。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杂文和小说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力。不过，鲁迅的历史贡献比起陈独秀、胡适要差一载。鲁迅的特点是有些偏激，能迎合
青年的浮躁趣味。大陆这边一度因政治原因，无法高度肯定陈独秀、胡适的历史贡献，就把鲁迅找出来无限拔高，神化之。这样，鲁迅就以有些虚幻的形象来虚构“五四”。鲁迅写过一些小说，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小说写得不错，但远比不上后来成名的沈从文。翻译小说则基本文笔很差。他最大的文化遗产是写了一大批讽刺性很强的杂文。有些讽刺语言特别犀利，很有趣味。可鲁迅的杂文时代局限性太强，部分涉及个人恩怨。他的杂文拿到今天来读，很多年轻人根本读不进去，因为不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没有办法体会。还有就是鲁迅的杂文时用拗口的曲笔，破坏了文章的美感。鲁迅做过多年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官员，又兼任过一些大学的教授。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名流，但对社会的实质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时间确实能对历史做相对准确的裁决。重新审视“五四”，陈独秀、胡适的历史地位会得到更多的肯定，而鲁迅则回到他应有的位置。抛开其他因素，把陈独秀、胡适、鲁迅留下的文章单纯从文本的体验来阅读，我们或许可以获得更多真实的东西。
“五四”一晃90年了。用一些新的角度考察曾从“五四”中收益良多的中国两大党派发展的历史，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我以为“五四”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提出了中国社会的老大难问题，但如何解决，考验着国民的智慧。经过90年风雨，国共两党也可以放下曾经的恩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携手起来重新认识“五四”。9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有些事仍如“五四”前一般混沌，这是我们今天最为心焦之处。然心焦之情最好不要变成新一轮过于激进的思潮。否则，社会再被撕裂，国家整体上就可能偏离理性，走向误区。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思想浅薄，学识狭隘，还请老师予以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