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封闭管理流动人口村 部分住户称更安全
来源：新京报 2010年04月27日
本报讯 （记者杜丁）大兴区近85%的流动人口集中在城乡接合部的北五镇和五个街道。昨天来自大兴区政府的消息，目前“北五镇”16个流动人口倒挂村已经开始试点封闭管理模式，该模式年内将推广至92个村庄。
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副局长左宝栓前日介绍，所谓“倒挂”是指流动人口数量超过常住人口数量。目前，大兴区有92个自然村出现“倒挂”情况。
按照封闭式的管理模式，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对村内的人员和车辆实行持证出入的措施，将原本开放的自然村经过改造，上升为封闭式的社区管理模式。
大兴区相关负责人昨日介绍，即将推广封闭管村的“北五镇”分别为西红门镇、旧宫镇、瀛海镇、黄村和亦庄。据介绍，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大兴区流动人口快速增长，已从2000年的7万多人发展到2009年的59.1万人，成为全市四个流动人口倒挂区之一。
目前，大兴区近85%的流动人口集中在城乡接合部的北五镇和五个街道，他们大多以服装加工、餐饮服务、建筑施工、废品收购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低档次、小规模行业务工为主。大兴区相关负责人称，流动人口的激增在大兴区引发了无照经营、非法办学、本地人就业机会减少等系列问题。
西红门镇是此次实施流动人口封闭管理的镇之一，据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镇已在老三余村和寿宝庄村两个村进行了试点，马上将在全镇东区的16个村推广。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西红门镇户籍人口为25600人，30000市里搬迁人口，10万流动人口。“当初试点该模式，是当地村民提出的要求，个别村自己试点后，镇里觉得效果不错，决定推广下去。”
老三余村村口设“三重门”
房东担心无人来租房；有租户称办证出入不影响生活
探访
老三余村村口，巨大的拱门已经焊上一道墨绿色的栏杆门。另一道半开的电子伸缩门滚动着“欢迎你”字样。由于人口倒挂，该村已经开始试行封闭化管理。
昨天下午，由于村里大部分人的出入证还没有办理好，村口刚成立的综治中心内排起了办证长队。
生意人担心买家进不来
村子里的小世界似乎与外部隔绝，主干道东西贯通，两侧各种生意门脸紧挨着挤向路面。从主干道向南北深入进一条、二条、三条等依次排列的胡同。
“出入肯定不方便，俺们就靠外边人做生意，不让进了咋整？”马大姐和丈夫从山东来北
京，在老三余村做馒头生意。来买馒头的不仅是村里人，附近工厂的工人也是他们的主要客源。马大姐不认为村里以前就不安全。
村里人都说，老三余村做买卖的多，商铺种类齐全、价格便宜是远近闻名的，这些商铺的经营也在依附村外买家。从福建来的刘女士很担心，封闭管理后东西卖不下去了，在“安全”和“利益”之间，她显得有些无奈。
“不会封多久吧，外边不让进来，那租给谁啊。”午后，老北京王桂英大妈坐在巷子里休息。她觉得“封闭管理”会带来安全感，但她的十四五间房子能否还租得出去，也只能观望。
村民称小偷多封村更安全
“只要办证了就没事儿。”在村里超市打工的魏俊来京十多年了，他觉得自己生活简单，没事儿不出去，办出入证并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反而会带来安全感。
王桂英说，一到夏天、春节前，村里的小偷特别多，都装成蹬三轮的、找朋友、找房的，进来撬门盗窃。“封村多一份控制，好人不怕。”王桂英的邻居陶绪英（音）也这样认为。
本报记者 刘洋
专家观点
“封闭管理无异于有罪推定”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质疑，建围墙不符合城市管理主流方向
“以流动人口是否倒挂，作为是否封闭管理的依据，无异于"有罪推定"，”对于“人口倒挂村试行"封闭管理"”举措，昨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接受本报采访时提出质疑。
唐钧认为，京郊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密集，乃至于部分村落流动人口倒挂，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尤其是首都北京，买房、租房等居住成本偏高，致使大量流动人口只能在京郊谋得栖身之地。
“哪些村落发案率较高，与流动人口数量并没有比例关系。”唐钧说，如果流动人口数量是否高于户籍人口，作为“封村”的参考指标，“无疑于"有罪推定"。而治安问题的实质，源于管理不到位、管理机制方面的问题。
唐钧表示，一旦对流动人口倒挂村采取“圈起来管理”，有可能使流动人口“心里不舒服，引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而且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出入凭证，觉得不方便，就会"自动移民"，哪里住得方便，就到哪里”。
“开放是城市文明的标准之一”，唐钧说，建围墙模式，并不符合现今城市管理的主流方向。
本报记者 王姝
执法者说
“封闭管理参照社区经验”
巡防队长称，监控系统预计五月上旬安装完毕
其实，“封村”这个概念在老三余村并不新鲜，该村巡防队队长孔庆明说，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遇到大的活动，村里便采取过这种巡控方式。
“但以前的效果并不好。”孔庆明说，当时是在一些出入口安排人员站岗，而因为有的人责任心不强，也发生过随便放人等尴尬现象。尤其到了晚上就没人把守，“盗窃发案都是集中在三四点”，他说。
因此，他觉得，如今在村子的居住区周围设置了围栏、门卫的管理方式将会很规范，“这也是参照成立很多封闭社区的经验做的。”
老三余村外围一共安装了15个门，剩余的锁上，办证完毕后，正式封闭管理。孔庆明说，随后，监控系统预计在五月上旬安装完毕，与西红门派出所联网监控。他说，这些原本是村里有意自费安装的，但因此次封村试点，这27万的设备资金，现在都由镇里解决了。
硬件靠近社区管理，但孔庆明觉得，区别在于，村里人员构成复杂、素质低，管理冲突要比城里多得多。
对于村内生意人的担忧，孔庆明觉得，既然是试点，就可以慢慢协调。“（封村管理）也是为了他本身的安全，都可以理解。他需要谋生，也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
本报记者 刘洋
“最佳管理方式是不分户籍”
北大教授陆杰华认为，机械化以证管人不够人性化
北大人口研究所陆杰华教授认为，如果真的像媒体报道中所说的那样，对村庄建围墙，设大门，凭证进出，似乎这样的治安手段有点“过时”，也不够人性化。
陆杰华说，我国近30年来人口管理的经验，就是从机械化的“以证管人”，发展到今天比较科学的“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但是，现在这个试点的做法，采用保安站岗、巡逻队巡逻，晚上11点关门这样带有一些强制色彩的治安管理措施，想来在实际工作中，似乎也很难落实和坚持下去，而且容易引起矛盾。不仅仅是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本地人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矛盾，一些本地人要出租房子给流动人口，这样的管理方式是否也会引起他们的怨言？”
陆杰华认为，最适合目前社会发展状况的人口管理方式，就是不要去清楚地划分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而对所有常住人口实行物业式的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管理是搭建在服务基础上的，是要和服务相结合的。
本报记者 魏铭言
“封村”有悖于开放的时代潮流
来源：新京报 作者：胡印斌 2010年04月27日
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譬如在香港、纽约，在欧洲各大城市，围墙往往十分罕见。如果说在“世界城市”边缘，处处是铁门冰冷、壁垒森森的村庄，那实在是无比荒诞的景象。
北京正在试点对流动人口较多村庄进行封闭管理，即，用围墙、铁门将村庄封起来，早晨6点开放，晚11点后关门，无特殊情况不得出入。按照试点大兴区警方的说法，由当地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将原本开放的自然村改造为封闭式的社区管理模式。
警方“封村”，或有其苦衷，城郊接合部治安差，且情况复杂，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不得不考虑更强力的举措，如强化治安巡逻，增加监控设备，都在情理之中。但筑墙锁门，未免不智，开放文明已蔚为潮流，连一些政府机关都在拆除围墙，我们岂能再走回头路？之前，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譬如在香港、纽约，在欧洲各大城市，围墙往往十分罕见。如果说在“世界城市”边缘，处处是铁门冰冷、壁垒森森的村庄，那实在是无比荒诞的景象。
在警方的思维里，“封村”似乎与许多城市小区的封闭管理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二者有云泥之别。
城市小区的封闭管理，是自愿的，小区业主是被服务的对象，谁也无权强制他们办什么出入证，或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任何的限制，倘若这种封闭管理影响到业主工作生活，那么物业公司估计得卷铺盖走人。而“封村”，则是强制的，村民是受管制对象，活动受到限制，“封村”影响居民工作生活，居民并无权置喙，一切都得为治安让路。实际上，城市小区的封闭管理，是有限度的，远未达到“封村”那样的水平。
得承认，北京一些外来人口较多的村庄治安秩序恶化是事实，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放置在文明开放这个前提之下审视，管理者不可因为极少数外来人口的违法，就对所有外来人口采取有罪推定，人为设限限制人员流动，以堵截来应对复杂情况，简单地把一个个活泼的村庄都封起来、关起来。在一个社会流动已成常态的社会，“封”村的办法，有悖于城乡平权、本地人外地人平权的基本常识。
再说了，“封”村固然有治安上的某些效果，但更应该看到对民众的工作生活带来的莫大麻烦，不能仅仅看到治安的效果，也要看到居民额外增加的社会成本。自然状态的生活人流，因为突兀而起的大墙铁门被迫中断，这样的行为实质上有扰民之嫌。民众当然有配合政府、警方管理好治安的义务，良好的治安环境也是民众之福，但问题是，仅仅凭“封”村这样的举措，能给居民们带来多大的幸福？
流动人口多的村庄治安相对较差，但仅仅针对类似情况村庄的封闭式管理也是一种治标不治本。警方乃至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应该关心每一个社会细胞，将平等的关怀洒向每一个公民。这样，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将社会隐患消弭于无形，将民众积怨疏导于萌芽，真正建设起平安、健康的社区。如果每个公共场域都可以以治安为名建围墙、发证件，一个城市就被划分成若干个“堡垒”，治安倒是好了，但那还是现代化的城市吗？
现代化、城市化的要义首先是社会的开放，消除妨碍人和资源自由流动的一切壁垒。置身于一个大流动、大变迁、大开放的伟大时代，地方管理者应该有治安治理的新思维，而不是抱残守缺，僵化坚硬，总是不愿意放弃“关起来”的思维，尝试着走回头路。
北京将推广大兴封村模式
2010年07月05日 京华时报 张然
村庄建围墙、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大兴区这种对自然村进行社区化管理的模式引发社会热议。记者昨天从大兴区获悉，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等到大兴区西红门镇进行调研，市长郭金龙一同调研。
对大兴区推行的村庄社区化管理工作，孟建柱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许多新难题。村庄社区化管理新模式对破解城市管理难题是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希望大兴区把这项工作推向深入。
刘淇说，大兴区推行的村庄社区化管理模式，是北京在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进行的积极有效探索。这一模式取得了四大成效：一是创新管理模式，提高了村庄管理水平；二是采取多种措施，大大降低了发案率，提高了社会治安水平；三是有效改善了村庄环境；四是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高。大兴区探索的村庄社区化管理经验，今后要在全市大力推广。
>>现场
市委书记村口细询门禁安排
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生庄村是本市第一个实行社区化管理的自然村，与城里的小区一样，村口设有门禁系统，人员、车辆进入须出示证件。在村口，刘淇拿起一张个人出入证，上面登记的项目除姓名、性别、民族等信息，还有原籍、在京职业、身份证号和手机号。他仔细询问当值的巡防队员：“你们是专职还是兼职？队里一共有多少人？是24小时值守吗？”
大兴公安分局负责人介绍，大生庄村是大兴区人口倒挂现象较为严重的村之一，有流动人口2400多人，与常住人口比例为7比1，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实行社区化管理以来，通过“建围墙、安街门、把路口、设岗亭、人车持证出入”等措施，全村连续3年实现刑事案件零发案。目前，大兴金星地区16个村庄全部实行社区化管理，社区民警、村庄专职巡防队员、流动人口管理员共计414人已全部到岗工作。
村民用自行车证明治安改善
杨桂梅是大生庄村的老住户，家里5间出租房屋，有9名租住人。
刘淇翻开杨桂梅家的外来人口登记资料，逐一了解每名租住人的来源、就业及子女上学情况。他还向杨桂梅问起了出租房屋的手续：“是不是要到流管站备案？什么样的房屋符合出租条件？”杨桂梅拿出一本出租房屋责任书说，无论是冬季的取暖安全，还是雨季的房屋安全，村民都要与流管站签订安全协议后，才可出租房屋。“租户对这里的治安管理满意吗？”刘淇问。杨桂梅手一指窗外：“您看那辆自行车，放了一个多月了。以前可不敢，车放到街上一小时，回来准丢了！”
>>回访
公共服务纳入社区化管理
“领导表扬我们了。”大生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武江昨天高兴地告诉记者，村里实行社区化管理投入了20多人，负责流动人口管理的人员白天上班，晚上封闭式管理后，巡防队接班，全村实现24小时安保管理。主要路口、胡同口共设置16个探头，辅助治安管理。
李武江说，村里的流动人口部分经营小吃，为了尽量避免他们的生意受影响，村里允许他们夜间把小摊摆到店外，招揽生意。本村居民反映夜间过路车扰民，借着社区化管理，村里对夜间进出的车辆限速，村里人能睡踏实了。大生庄村还在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向城里的小区化管理“靠拢”。根据村民意见，村里划定了车位，使车辆有序地停放。
冯海宁：流动人口管理须突破“权力围墙”
2010年04月27日 潇湘晨报
北京警方25日召开现场会，试点推行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倒挂”村的封闭管理模式。警方在工作中发现，这些村庄出现警情高发，环境和治安秩序差等情况，已经成为治安工作的瓶颈。按照封闭式的管理模式，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4月26日《新京报》）
近年来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不少城市因此出现了“城中村”。“城中村”也往往成为藏污纳垢之地，不但影响当地居民生活，而且流动人口也不得安宁，“城中村”的确有必要加强治安管理。但我认为，治理“城中村”和管理流动人口，不能简单地采取围墙式管理，而是应该根据当地情况、民众意愿采取人性化的管理模式。
一方面是围墙式管理的效果不敢恭维。某个村庄构筑围墙之后，这个村庄的发案率暂时是下降了，但不排除另一个村庄发案率因此升高，最后难道所有的村庄都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建造围墙吗？再说，犯罪分子难道因为一道围墙就老实了吗？我对此不敢乐观。
另一方面，处于围墙式管理中的流动人口丧失了尊严。我不反对在警情高发地区加强警力提高防范措施（如设岗亭），但是建围墙、安街门似乎不妥，有“集中营”之嫌。犯罪分子毕竟是个别人，但围墙一建，围墙内的流动人口似乎都成了需要防范的“贼”，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对流动人口是一种歧视。
围墙式管理其实就是防范控制型管理，这一管理模式早已不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共识是，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要向服务型管理转变，即管理者要在就业、医疗、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让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享受同等待遇和同等权利，以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并以科学方式教育、培养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意识，而不是动不动就想当然地建围墙、安街门，把流动人口当“囚犯”看待。
在我看来，围墙式管理的实际要义是权力管制，“城中村”的围墙实质是“权力围墙”，即掌权者不是从民意、民生角度出发，而是按照自己意愿强制式管理流动人口，自认为筑一道围墙不但节省了警力，而且降低了发案率。殊不知，犯罪分子是会流动的，流动人口也需要人的尊严。如何管理流动人口，我以为人性化是唯一的管理方式，重管理轻服务的思维该改一改了。
北京被认为是“首善之区”。几年前北京市就曾计划把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对流动人口实行属地管理，做到与常住人口同服务、同管理，切实使流动人口融入城市、融入社区，实现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和谐相处。这无疑是人性化之举，那么“首善之区”何以出现围墙式管理？值得我们深思。
我以为，北京这种“权力围墙”专为流动人口而建；围墙式管理不仅仅让流动人口难堪，而且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裂痕。期待北京有关方面推倒已建的围墙，多为流动人口构筑社会保障屏障——保障屏障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围墙”。
秋风：碉堡村不是改善治安的正确办法
2010年04月28日 南方网 秋风
秋风 知名学者
北京正在试点对流动人口较多的村庄建立碉堡。具体做法是，由当地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这样，原本开放的自然村将被封闭起来。完成封闭后，村庄将实行军事化管理：平时陌生人进入，必须查验证件；村庄也将在早晨6点开放，晚11点后关门，此间无特殊情况不得出入(4月26日《新京报》)。
看完这样的报道，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在开放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世界已经是平的时候，中国社会内部却在走向相互封闭与分割。城市大机关高筑围墙，新建居住小区用一道道铁栅栏相互分割，已经令人触目惊心。如今，分割的趋势又蔓延到乡村，而这些地方向来是自然地处于开放状态的。
政府当然为自己的做法提出了若干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这些位于郊区的村庄的治安趋于恶化。而据说，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这些村庄，外来人口已经大大超过当地人口，出入村庄的人员鱼龙混杂，多为从事低端服务业的人员，其中不乏无业者、失业者，其犯罪可能性较大。据此，封闭村庄，查验可疑人员的证件，在容易发生犯罪的夜晚封闭村庄，似乎就是最简捷的应对办法。甚至有民众也觉得，这样做确有好处。
也许封闭村庄确实可以带来一些好处，但是，这种措施在伦理上、法律上、政治上不具有任何正当性。首先，它预设了外来人口，尤其是那些从事低端服务业的外来人口具有较高的犯罪可能性，这样的预设构成政府对这个群体的身份歧视。其次，随意设立关口，要求一个公民出示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乃是违法行为，并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要求他人出示证件的。第三，禁止没有证件的人员进入村庄，侵害该公民的人身自由。第四，封闭村庄，对村庄实行军事化管理，侵犯所有村民的人身自由。哪怕大多数村民同意这样做，它也侵犯了少数不同意者的人身自由，而法律在这样的情形无疑是站在少数人一边的。
事实上，任何人，只要了解现代社会、现代政府的基本理念，就不可能支持通过封闭、分割管理社区的做法。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这种开放既指制度上的开放，也指地理上的开放。每个国民至少可以在国境之内迁徙到自己喜欢的任何地方，从农村到城市，或者从城市到农村，或者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当然，每个国民也可以不受阻拦地到任何社区去办理他的私人或公共事务。这是现代社会的最低要求，也是国民的基本权利。
上世纪50-70年代，国民被禁止在地理上流动，农民要进城是需要集体开介绍信的。过去30年中，人们已可以在地理上流动了，但制度给他的身份却绝无改变的可能。此次准
备封闭的村庄中有几十万人口被标以“外来人口”身份，虽然他们中相当数量的人已经在这里生活、工作了若干年。
由制度插在这群人身上的身份标记，让他们在城镇政府、在当地居民眼里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事实上，一群人一旦被标上一个特殊记号，当然也必然成为问题——预言是可以自我实现的。政府不准备让他们本地化，不鼓励他们融入当地社会，那么，他们当然就生活在自己的亚文化群体植被，而不是生活在当地的一般社会秩序之中，他们当然就是以他者的心态对待当地社会及其秩序。由此，他们当然不可能被当地居民平等对待，一种互不信任的紧张气氛必然在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生成，发酵，这些地方的治安也就好不了。
碉堡村是治理失败的产物，也是进一步失败的象征。要求所谓可疑人员进村出示证件，更进一步强化外来人口的身份标记，让他们每天更为强烈地感受被歧视的滋味。或许，在短期内，封闭村庄可以改善治安，但不同人群间的相互猜疑、怨恨，恐怕会强化、深化。
因此，对社区进行封闭管理，不是改善治安的正确办法。但当然，要让基层政府变革户籍制度，似乎又不大可能。那么，这些外来人口聚集村庄的治安问题，怎么解决？对政府来说，可取的办法是，鼓励村民通过自治的办法，寻找适合本村庄的合理解决方案。有些村庄如果通过民主方式决定，采取封闭村庄的办法，也未尝不可。这与警方、政府统一封闭村庄，性质完全不同。
有些村庄也许想不出好办法，那就让社会治安维持原状吧。开放社会必然存在某些在封闭社会看不到的风险，保持开放的那些也许看不见的收益，足以弥补这些风险可能产生的代价。准备享受开放的好处的民众，是会容忍无法避免的风险的。能否在这两者间作出正确抉择，乃是民众心智是否成熟的标志。
社会在开放,小区却封闭
http://view.QQ.com 2007年12月13日 南方都市报 张冲
遍布门禁和到处“进入请登记”，大概算是中国城市的特色。任何一个有点规模的单位，门口总会站个保安。所以，当城市的某部分被分割成若干小区后，也要保安门禁，实在是一点也不突兀。
当然，中国的问题难就难在落实，这我们是知道的。比如我所住的小区因为人口多得堪比小镇，商业繁荣如街市，自然也带来许多“闲杂人员”，所以物业管理几年前就扬言，要严格检查登记出入，大门口还有部分戴着钢盔的保安，小区内也有纠察队式的巡逻人员。不过，业主和非业主们照样昂首挺胸进出、遇到盘查则大声质问：“凭什么怀疑我？”“连我都不认识？！”几年下来，物业所扬言的制度，最后终于回归到实质性的出入自由。
所以，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说，广州越秀区、海珠区有几个小区，在居委会的牵头下，成功地实行了封闭小区管理，进出刷卡，意外之余还有一点嘀咕：能持续多久呢？
成功封闭，其实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小区内的居民笑逐颜开频频点头，说卫生治安秩序都有提升，夜归的女士们“走楼梯也不怕了”；小区外的人则抱怨，这封闭连里面的一些机构如银行也封在里面了；小区里的商家也不满，因为生意少了，况且出门上个公厕也要刷几次卡。
态度迥异，又都有道理，因此也就无可奈何，只好一声长叹，谁叫我们这社会状况就如此呢？本来，几十年的经济红火发展，人口流动也随之勉强自由化，社会基本是日益开放。毕竟开放现代化，开放好嘛。
可惜随之而来的，又有贫富分化，以及劫富不济贫。没钱固然备受冷落，有钱也还颇为担心，因而前些年用粗实的防盗网把自己关在鸟笼里，近来则是鸟笼不流行，而流行住到配有保安的高墙内，自我软禁起来。
如此社会在开放，小区却封闭，实在是当代中国的一大特色。正如罗大佑在他的《现象七十二变》里唱的，“眼看着高楼盖得越来越高，我们的人情味却越来越薄”。那首歌的歌词已经以诗的身份，入选了大陆的《大学语文》，理由是此曲唱出了时代的困惑———越秀区和海珠区一些小区成功封闭引起的争议，似乎也反映出我们的时代困惑。
郭之纯：大城市人口超载不是流动人口的错
2010年01月29日 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一些大城市人口“超载”的问题越发突出，伴生出发展与管理的一系列难题。比如水、土地等资源的紧缺，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复杂的人口状况和社会结构，使得种种矛盾很容易被诱发。据悉，有的城市对此已不堪重负。（《经济参考报》1月27日）
一些大城市人口过多，多到超出其环境承载能力的程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这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对这一现象之所以发生，报道中特意强调了“流动人口过度集中”，而且就此采访了诸多专家，而专家们亦是给出了种种化解的办法，有的建议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引导，有的建议提高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如水价，甚至有的还再度给出“给外来人口设门槛”的馊主意。
然而，只是就事论事，着眼于“流动人口过度集中”这一直接原因，是解决不了这一难题的。一些大城市的人口“超载”，并不是流动人口本身的过错。虽然那么多人都挤到大城
市，从整体上是一种不尽合理的现象，但具体到每个人来说，却未尝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大城市有更多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即便这种机会因为竞争者太多反而显得稀缺。
在笔者看来，一些大城市所面临的人口难题，是对长期以来的一种发展思路的警示。让一部分城市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这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发展思路。以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而论，这一思路无疑是相当正确的。然而到现在，一部分城市的确先发展了起来，一部分人也先富起来了，人们所期待的“共同繁荣”、“共同富裕”却来得太慢。甚至，按照近年来特别流行的一种形容“城市像欧洲，乡村像非洲”，城市与乡村、包括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差距，还越拉越大。如此状况下，人们对大城市趋之若鹜，当然毫不奇怪。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如果由于资源、传统、机会等方面不同，有的率先发展到了“欧洲”水平，有的还停留在“亚洲”水平，本来也属正常。但在目前的中国，城乡发展水平的三六九等，大多都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政策倾斜的结果。不同城市之间所能获得的财政支持、政策庇护等往往差别很大，甚至生活在不同城市中的居民，于升学、就业方面亦有着不同的权利等级。
“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套用这句话来形容中国的城市地位，是很恰当的。在改革开放之初实施这种发展思路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市场和竞争理念已经引入这么多年以后，仍然存在这种现象，显然已经大谬不然。
调查显示，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中，只有不足7％的人愿意回到县城、城镇或农村工作（《中国青年报》1月26日）。这一数据，也正说明了大城市人口“超载”的必然性。如果持续下去，城乡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这显然是社会发展的一条歧路。
韩涵：“清除无业人员”是收容遣送的翻版
2010年05月01日 新京报
韩涵 媒体人
最好的社会政策其实也是最好的治安政策。
深圳市公安局长李铭日前与政协委员座谈时表示，经过初步估计，深圳至少有100万无固定职业人员。“没有工作怎么办？公安什么也不干，盯着这100万人也管不过来。”李铭说，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深圳没有太平。我们也在争取，深圳不是有立法权吗？如果给我们依据，对3个月以上无正当职业的人，不租房子给他，请他回原籍。(回原籍)至少还有块地方。否则在深圳怎么生活？”
把城市治安恶化归咎于外来人口，这几乎是当下所有城市管理者的一致想法。也因此，一些关于外来人口“准入”政策的设想不断翻新。从法治的视角看，“清除无业人员”不值一驳，在国土上自由迁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随意剥夺，租房者与出租人之间有契约自由，行政机关不能粗暴干涉。
为“清除无业人员”立法，恐怕既过不了法律关，也过不了民意关，因为这实际就是收容遣送的翻版。须知，清除100万的外来人口，这样的规模和烈度可以说比之前的收容遣送更甚。何谓无固定职业？这也很难定义，打零工的、摆地摊的、居家创业„„这些算不算正当职业，如果为了确保治安，执法人员随意扩大化解释，受冲击的外来人口何止100万。把无固定职业人员“请”回原籍，怎么个“请”法？为了生存，没有多少人会自愿离开，不让这些人租房，这些人如果被迫流落街头，问题岂不更大，这时如果动用公权力强制遣返，公民的权利将岌岌可危，没人敢保证不会出现又一个孙志刚悲剧。
要追问的是，无固定职业人员就是天生的犯罪群体吗？李铭局长说，深圳各看守所在押的嫌疑人中,有88%是第一次犯罪。“他们就是生活所迫，在内地都是良民，在深圳找不到工作，生活不下去，铤而走险。”可无论怎么说，这些人都是极少数，而且，虽然他们涉嫌犯罪，无疑也值得同情。
李铭局长也表示，防范和源头治理是治安管理的根本。那么，外来人口到城市后找不到工作被迫犯罪，什么才是“源头”治理？明智的办法恐怕不是把人赶出城市，而是城市建立更完善的救助制度，例如发放临时救济金，安排廉价租房，提供就业服务等。把100万人赶出城市，动用人力物力之庞大，耗费资金之巨不难想象，但也许，只要把这笔资金的一部分拿出来用于外来无业人口救助，或许就能获得事半功倍之效。
外来人口中存在庞大的无固定职业人群，本是城市化过程中正常的现象，这样的群体并没什么可怕，我们没理由将他们污名化。事实上，他们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他们怀揣着梦想来到城市，结果却不幸沦落在社会底层挣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即使生存艰难到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也不会轻易违法犯罪，而是坚信可以通过默默打拼改变自身命运。由此而言，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值得城市给予更多的制度的关怀。最好的社会政策其实也是最好的治安政策，认识到这一点，所谓的外来人口导致治安问题，其实不足为惧。
政府怎能对外来人口嫌贫爱富
2010年05月04日 京华时报 王艳明
为了解决住房成本高企制约人才引进的瓶颈问题，再造“孔雀东南飞”优势，打造人才“宜聚”城市，深圳市委市政府近日原则通过了人才安居工程，为各类人才量身解决住房难问题。
就在这个“宜聚”政策原则通过的当天，深圳市副市长李铭表示:流动人口总量失控，具体管理缺位，是深圳治安的症结所在；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深圳没有太平。深圳不是有立法权吗？如果给我们依据，对3个月以上无正当职业的人，不租房子给他，请他回原籍。
同一地区对不同的外来人口态度截然相反，一方面筑巢引凤，向“杰出人才、领军人才、高级人才和中初级人才”遍抛橄榄枝；一方面对普通流动人口欲拒之千里，对暂时无业的流动人口请回原籍。如此特立独行的地方政府取向，在劳动节来临时曝光，显得格外荒谬。
从法理上讲，大城市的收容遣送制度2003年被取消，取而代之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规定，县级以上政府民政部门有义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各地救助站应当劝导受助人员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换言之，即使沦落至流浪乞讨人员，所在城市政府部门在救助的同时，也仅可以“劝导”其回原籍，不可拒绝提供食物和住处。那么谁有权通过限制租房等强硬措施，驱逐暂时不能就业的城市流动人口？即使作为特区立法，也不能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抵触。
迁徙自由是一种法定人权，也是社会归属感的基脉。每年大量流动人口流向深圳，表明深圳这座后起的城市还有些“宜聚”的品质，同时也为其城市现代化水平推进提供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当“不受欢迎黑名单”、流动人口“请他回原籍”等等政策和论调频繁发布，不晓得深圳最终会不会被普通劳动者“抛弃”，从而抽空其劳动力资源。
虽有“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之类形容世态炎凉的俗语，但如果政府政策嫌贫爱富，那么将关系到公权品质。尤其在特区深圳，政策若嫌贫爱富，或将背离“先富帮后富”的初衷。所以，之于流动人口，先不要急于“请他回原籍”，一方面需要认真盘点“具体管理缺位”问题，另一方面，需要系统且及时的用工信息发布，以避免盲目流动。一定程度上，善待流动人口，就是善待我们的根脉。
“清除无业人员”违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2010年05月02日 南方网 苏振华
（原标题：城市如何让所有人的生活更美好）
苏振华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人口大量流入深圳，治安还能有效治理吗？4月29日，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与深圳市港澳界别的政协委员座谈时说，“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深圳没有太平。我们也在争取，深圳不是有立法权吗？如果给我们依据，对3个月以上无正当职业的人，不租房子给他，请他回原籍。(回原籍)至少还有块地方。否则在深圳怎么生活？”(4月30日《南方日报》)
在另一座城市，一场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理念的博览会正在隆重上演。此番欲“清除无业人员”而后快的发言，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是没有将“无业游民”包含在其中的。当然，若仅仅对副市长进行某种脸谱化的解读，在我看来也是不客观的，如果对他进行某种同情化的理解，应该承认，其发言中包含了相当多的无奈。
其一，副市长的发言中是有“爱”的。希望解决治安问题，这体现的是对深圳的爱。在深圳3个月还找不到工作，则证明缺乏在深圳的谋生能力；而深圳居大不易，将这些人清除出去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有好处的，甚至不妨认为，这些人要是回老家，至少谋生是没问题的。如是观之，这种主张固然有不正确的嫌疑，但得承认这绝非他的本意，这种立场其实遵循的是爱的逻辑，“因为爱市民和爱流民，所以要将流民清除出去”。
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呢？政治学上有一个术语叫“父权主义”，它存在于16—17世纪英国政治文化之中。政治上的父权主义把家和国进行类比，国是家的扩大，君主是国家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和父亲，人民是大家庭里的子女，由于家长一定是爱自己的子女的，故而君主对人民应该拥有父亲对子女般的权力和权威，而人民也应该像服从自己的父亲一样来服从君主，因为君主的任何行为，皆是以爱人民为出发点的。父权主义是作为为专制主义进行辩护的一种学说而存在的，17世纪伟大的英国思想家洛克在其著名的《政府论》中，用整个上篇反驳了父权主义，他雄辩地论证了，以“爱”的名义而存在的父权主义一定是导向对人民的专制的。现代政治要求，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授权关系，保障人民的自由是政府行政的目的，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提供服务，在法律范围内人民拥有选择的自由，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比如“爱”进行干涉。
其二，对一个城市管理官员来说，面对人口流入量过大所引致的治安问题，还真没什么办法。“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这是20多年前的老话了，但至今仍然如此。人口大量流入深圳，在现阶段是必然的，这是由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过大所决定的。先发地区是人口、资金、资源的净流入地区，相对于“老家”来说，深圳的就业机会要多得多，国家的财政资金也大量投在深圳，“老家”作为资金资源的净流出地、作为公共财政遗忘的角落，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后发地区的民众，之所以“赖也得赖在深圳”，实在是因为别无选择。不解决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实现人口在全国各地的均衡化流动，由人口过于集中引发的治安问题就将必然存在。然而，这又哪里是一个副市长所能解决的？
不过，人口均衡流动、地区均衡发展，也是有其可能性的。著名的蒂伯特机制是说，如果地方领导人是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的，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地方政府之间必定会在努力发展经济和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之间展开竞争，以吸引其他地区的民众流入本地为自己投票，在这一竞争格局之下，区域发展将会趋同，人口也将在各地均衡化流动。这一机制不建立起来，在我看来，深圳市副市长除了采取更合法一些的围追堵截政策，还真没什么好招。
外籍人员三非现象困扰我国城市管理
2009年10月14日 经济参考报
来自尼日利亚的那瓦姆就是来中国淘金的非洲裔。他现在广州一家商贸批发城拥有自己的档口，经营着服装贸易。
然而，在那瓦姆看来，的确有些非洲人不守中国的法律，“在中国合法做生意的非洲人对他们也很反感，但拿他们没有办法。”
随着在粤外国人的增多，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等“三非”现象也随之增加，给广东的经济、社会管理和治安秩序带来了新的挑战。
有人一入境就把护照撕了
那瓦姆拥有自己的档口，他每天去广州沙河的服装厂批发衣服，然后发到尼日利亚出售。然而，即使在广州一些非洲裔聚集的商贸城里，像那瓦姆一样拥有档口的非洲裔也不多，大多数非洲裔只能利用限期一个月的旅游签证频繁往返中非两地。
那瓦姆说，他们中有的签证属于过期，有的则是故意遗失护照，“他们不想回非洲。因为在中国可以赚到钱。”尼日利亚人普林斯说：“他们就是想在中国赚钱。就算中国政府免除罚款，提供免费机票让他们回非洲，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也不想回去。”
广州市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说，几个世纪以来，广州一直是出境移民而不是入境移民中心，对外国人的管理较欧美地区尚显稚嫩，对“三非”人员的管理更无成熟经验可谈。一些没有护照或签证过期的非洲裔非法滞留在广州从事违法行为，纵使被公安机关抓到，也因为遣送费用过高等问题往往是缴纳罚金了事。
今年7月15日广州发生的200多名非洲裔聚集街道派出所事件，起因就是警察例行检查护照过程中一名非洲裔逃跑坠楼受伤。有关专家指出，这次事件也给政府敲起了警钟，外籍人员管理已经被摆在桌面上，刻不容缓也无法逃避。
非法贸易经营和就业情况日益突出
随着外籍人员增多，在粤外国人违法从事贸易经营活动的问题日益突出。据介绍，由于在我国办理外商投资贸易企业登记手续较多，办理常驻代表机构登记手续简便，而且我国不允许外国人以自然人身份从事经营活动，部分外籍人员就利用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渠道申请中国就业签证并实际从事贸易活动，实际上就是无证无照经营，而这些人士就主要来源于南亚、中东、非洲等地。
此外，非法就业问题也日益突出，据有关方面统计，未持有就业证和外国专家证就在广州非法就业和非法经营的比例高达69%；很多非法就业集中在教育(英语培训)、文化(商业演出)、体育、家政、休闲服务等行业。
虽然“三非”外国人中非刻意违法者居多，但涉及“三非”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问题仍比较突出。今年上半年，就有超过百名的外国人因涉及刑事犯罪而被查处，犯罪类型主要为贩毒、诈骗和抢劫。而违法犯罪的外国人中非洲籍人占比例较高，广州警方2008年共拘留审查“三非”外国人1000多人，2009年上半年有800多人。
非法营运等“地下产业链”滋生
天秀大厦后面的院子里每天都停着数十辆微型面包车，专门帮非洲裔把买来的货物运到别处，但这里的司机对记者的采访十分排斥。自称在天秀大厦开贸易公司的一位男子说，由于这里的面包车都是非法营运，所以他们都很害怕被查。一名司机告诉记者，他受雇于在天秀大厦开电子机票订购点的非洲裔老板，负责开面包车以每人150元的价格把订票者送往机场，顾客主要是非洲裔。
夜幕降临后，在小北路、童心路、下塘西路一带活动的非洲裔看起来比白天更多。这一方面是由于非洲裔喜欢夜生活，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三非”人员只有晚上才敢出来活动。据了解，这一带存在非洲籍人员非法从事卖电话卡、兑换货币、贩毒等活动，由于这些人中很多是“三非”人员，因此他们几乎不会跟中国人接触。
由于交际圈相对封闭、惧怕执法部门检查等原因，非洲裔之间产生的纠纷一般都在内部化解。据登峰街司法所介绍，虽然司法所等有关部门愿意为解决外国人之间的纠纷提供法律服务，但非洲裔更愿意通过他们自己组成的商会来解决非洲裔之间的纠纷，有的商会负责人还会从中收取一定“提成”。
在广州市白云区等非洲裔最早从事商贸活动的城区，当地政府已经在逐步摸索更为合理的外国人管理办法。白云区永平街派出所所长黄志权说：“目前我们辖区采用‘围院式’管理方法，将外国人引入治安良好的小区居住，以保障他们的安全。”
“自从一年前采取严格的居住审查制度，永平街涉外案件发生率大大降低，今年截至8月份才有一起涉外案件，而在2007年同类案件高达42宗，”黄志权说。
广州市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说，在广州迈向国际化都市的过程中，外籍人员管理是地方政府不可避免的一道坎。尽管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先例，但政府必须找到应对的方法，因为和非洲裔追逐淘金梦一样，广州也不会让管理漏洞延缓其向国际化都市转变的步伐。
外地人的占领 中国最大移民县义乌的外来人口管理困局
2011年08月04日 来源：凤凰周刊
海莉亚那天早上还没起床，窗外人声鼎沸，她知道有事情发生。
推开窗，循声看去，“挖掘机和推土机正隆隆地开进，塑料布、木板、竹架子搭起来的窝棚被推倒，地基被铲平，护村队的人抱着一大摞棉被和家什，扔到空地上，用火点着。” 22岁的新疆穆斯林海莉亚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有点心悸。半年前，她还是宁夏同心阿拉伯语学院的学生。
她租住的楼外面是一大片棚户区，居住3000名外来“淘金者”。低矮错落的窝棚里，男女老少多数捡破烂为生。当天，海莉亚在楼上静静地围观，足足看了一上午，直到现场灰飞烟灭，700余亩平地上的窝棚夷为平地。外乡人在推土机的强力面前瞬间瓦解，作鸟兽散。 有媒体报道称，强拆棚户区是因为“脏乱差不符合义乌这个新兴特区的形象要求”——3个月前，经国务院批复，义乌一跃而为大陆第10个经济特区。但义乌宣传部官员告诉本刊记者，那片棚户区长期以来占用本地村民的农耕地，拆违只是对违章建设用地的恢复，媒体放大了负面的效应。
虽然这天的事件被网友称为“对中国最大棚户区的强拆”，但它并没有引起一丝余后的风波——除了在本地论坛上，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之间有关城市包容度、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生活隔阂、利益冲突的口水战仍在激烈展开，而在其中，很多为外地居民抱不平的还是本地网民。
外地人的“占领”
早在2005年，义乌被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等机构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之前，这里的小商品专业批发市场已经历了20多年发展，外商云集。之后，鉴于外国人持续增长的情况，义乌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具有审批、签发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权力的县级城市。
根据最新统计数字，义乌外来人口目前有143万人，本地户籍人口70多万——在中国的县级市中，无论从外来人口的绝对数字还是人口占比来看，义乌都堪称国内“最大移民县”。
不只数量庞大，外来人口的国别、民族及地域分布也堪称最丰富。义乌本是纯汉族聚居区，如今，全国55个少数民族，有48个在义乌聚齐。苗、布依两个民族的外来者过万人。来自137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常驻此地采购商品。
1990年代末，义乌小商品市场已扩建四期，鼎盛向上。楼诩君那时在义乌廿三里镇派出所当教导员，他记得当时该镇外来流动人口不过3万，现在已超过10万。
本世纪初前后，义乌开始建设第五代小商品市场，即国际商贸城。市场扩张、大量商户和外来人口的涌入，原有狭小的城区无法应对。宗塘村等大批近郊村庄被列入了旧城改造规划—1980年代初，宗塘村还是全村遍地是豆腐作坊的穷村，现在，仅就对外地人出租房子一项收入，全村就能年创收5000多万元。全村人不超过1500，外地人就有一万多。
对海莉亚这样的上班族，宗塘村村主任宗产宝不担心。让他头疼的正是之前住在棚户区的人，“那些人不仅捡破烂，也附带偷东西”，他忿忿地说，宗塘村民放在门口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比如电瓶车，一根烟的功夫不到，就不翼而飞了。甚至连居民楼梯口的铝合金门窗，也会在一夜之间被人撬光门框，玻璃碎了一地。
这个棚户区，原本是2005年前后为了配合旧城改造，为迁出的居民临时搭建的过渡房。当新房建成、居民迁入后，这些空房被在义乌捡破烂为生的外来人口迅速占领。就此，临时过渡房变成了“拆不掉”的棚户区。
当年，江东街道和宗塘村组织了第一次强拆。但风声过后，棚户区不但重新建起，规模还变得更大了，从村东首一直延伸到山脚水库边上，占地700多亩。最多时，这里住了3000多名外乡人。“现在，一说起宗塘村就是‘有名的垃圾村’，把我们村的名誉给毁了。”当地人忿忿不平。
但在5月底的最后清除中，有村民在现场看到强拆时，突然开始不忍心。“看到城管就这么强行踏进去，老的跪在地上磕头，小的光着身子哭，”他走过去劝说。街道办的人诧异了：“你怎么帮他们说话？”
对这个与他们为邻四五年的棚户区，村民的情感不觉间变得复杂。
其实，以近1比10的人口比例，在宗塘村，外地人占压倒性优势。“在宗塘村，我们本地人还会受外地人欺负，本地人和外地人发生矛盾，本地人都是吃亏的。”当了9年村主任的宗产宝说，“我们这里派出所都是这样的，本地人怎么抓、怎么讲都没关系，外地人不敢碰，碰的话，矛盾闹大了，有些是国际冲突，有些是民族矛盾。”
对外来人员管理隐忍的这一说法，得到警方的印证。楼诩君1996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无论是带他的老民警、还是所长或是分管政法的领导下来，总是教育他们：义乌人和外地人发生冲突，在法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适当偏向于外地人。“虽没有形成文字的东西，但义乌这边一直有这样的观念。”
义乌政府一位官员解释称：“相对外乡人，本地人占有资源多，总是强势点，如果政府再倾向本地人的话，外乡人没地方讲话，恐怕无法待下去。义乌是个商贸城市，以后谁还来这个地方做生意，还怎么发展？”
因为害怕出门在外被欺负而抱团，是各地的外地人都会采取的方式。义乌也不例外。 一位当地媒体记者称，在义乌的河南、甘肃、青海等地外来人喜欢串联，一般都入网虚拟网短号（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建的虚拟网，长号即手机号码，短号则获得更优惠的服务，不过仅限于在同一虚拟网的人互相通话），一旦老乡有什么麻烦，互相联系方便。
河南西华县来的出租司机李师傅来义乌不过半年，已经加入了西华在河南的出租车司机虚拟网，“网上有500多人，都是我们一个县的。老乡联盟有好处，路上看到老乡的车歇火，或与人发生刮擦，一看到他的牌照都会主动停下来。要是受到别的地方人欺负，接到信息后，我们都会马上按下客满的指示灯，空车跑过去帮忙。”
“外地人打起架，几百人一下就到了，都是身强力壮的，而我们村里要叫出几百个年轻人都没那么容易，大家各有各的事，就是叫也叫不来。”宗产宝感叹本地人的弱势。
“老乡会只是个初级形态，多少带点暴力和乡情的盲目冲动。”义乌大丰财富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健发2003年从山东来义乌务工，从打工仔开始一步步发展到今天有自己的企业。当年他也加入过老乡联谊会。“以前的老乡会没有规矩，大家有什么事情，脑袋一热，就一起上了。”
现在，赵健发加入了在义乌的山东省商会。在这个商会里，登记在册的商户有347家，常联络的山东籍务工人员有几千人。商会的管理机构是义乌工商联、民政局，指导单位是市政府协作办。
外省市驻义乌的商会，原本用于企业会员间信息发布和商机应对服务，从今年开始，被当地政府赋予了矛盾纠纷居中调停和司法调解的新职能。义乌山东商会秘书长杨荣寿告诉本刊记者，“义乌人在这方面的智慧相当可以”，他们能够把政府的构想努力延伸到基层各个触角上，并且都能发挥作用。
今年，义乌市司法局组织了两次商会的培训，规定每个商会至少要有1-2名司法调解员，专门负责协调会员企业及外来打工者在从事社会经营活动中的摩擦冲突。
就在培训后不久，山东商会一位会员与福建莆田人因小事发生了肢体冲突。对方出手很重，山东人脑袋被酒瓶砸出血。“当地山东老乡得知此事后，发誓要把它干回来！”福建莆田人在义乌经商务工人员比山东人多，双方的冲突一触及发。
杨荣寿得知后，找到福建商会想了解一下情况，却发现打人一方所在的莆田商会会长正好是熟人。“平常不是经常喝酒的吗？坐下来，两下一调和，矛盾就化解了。”杨说，今年商会还出面帮刚筹建的青海驻义乌商会会长成功调解了一起义乌本地人与青海穆斯林回族的交通纠纷。
“各地商会之间平时有交集，有些民族或是地域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和矛盾，通过本乡人用本乡的风俗习惯去沟通、解释，效果会非常好。”杨荣寿说，目前正式备案登记的各地
商会总数已有28家，经义乌工商联审批的有38家，省级商会有山东、湖北、四川、安徽等8家。
看到商会势力在社会维稳方面的种种好处之后，义乌政府今年将指导在义乌的新疆人筹建继青海商会后的第10个省级商会新疆商会。
警务创新
义乌一位资深警官总结称，浙江义乌和广东东莞等地在治安的形势和特点有很大共性，如外来人口流动性大、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倒挂严重。甚至通过警方监控能发现：往往广东出现一种新型犯罪手法，义乌接着就会发生——由于义乌市跟广东番禹区是“共建城市”，因此两省警情互动交流近年来颇为密切。
不过，两地的管控手段不太一样。比如，广东一些发达城市城郊结合部摩托车盗抢猖獗，久治不愈，广东一些城市最近采取取消城市摩托车上路来试图根除这种现象。义乌在2004、2005年前后，同样出现了严重了摩托车盗抢现象，义乌专门开发了一个系统，对所有外地摩托车购买后去向实施登记监控，同时加强街面打击力度，摩托车盗抢案迅速减少。
另外，在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登记方面，两地都取消了暂住证的办证收费。浙江外来人口的做证和照相收费全部由政府买单，广东则是公安不收，政府还在收取。
不过，两地经济结构不同，两地外来人口结构也有差别，这也是即使被一地证实为成功的管理模式难以复制到另一地区的原因。比如义乌这样的商业社会中，今年替人跑单的打工者，明年可能就自己当老板了；而在广东一些地方，高度单一的某一制造业吸引来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往往是单一色的工人，他们虽然有换老板的自由，但转换工种和向上发展的机会都很少，相应的，管理难度却很大。
义乌另一项创新是“外警管外口”的警务管理模式。鉴于在义乌的新疆及中东穆斯林很多，义乌上报公安部协调，请新疆伊犁市定期派出两名民警、一位副局长到义乌任职，因为“在警务处理中，本地警察更了解并尊重对方的民族传统和习惯，处理起来会更少磨擦”。这一政策实行多年，义乌没发生过一起维吾尔族民族矛盾冲突。该模式后来被公安部作为先进经验推广。
软性环境建设
其实，义乌地处浙中丘陵，城市发展空间小，土地资源匮乏，剧增的外来人口更容易给当地带来诸多流行疾患、人员就业和社会稳定等问题。义乌历年犯罪群体中，80%以上是外来流动人口，而外来人口犯罪率为千分之二，最高时达到千分之三点五。尽管比例不高，但基数大，流动人口给这座城市带来的管理压力巨大。
“义乌在编警察不足1千人，这个配比是按照常驻人口来配备的。警力吃紧，一线民警普遍压力很大。”对义乌这样的新型移民城市管理，浙江省警察学院的一位副教授认为应
“软硬两手抓”。事实上，这个城市拥有县级市中网点最多、设施最好的社会治安网络监控系统，义乌治安动态视频监控系统还成为公安部指定的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在全国范围适用。
不过，执政者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应对矛盾游刃有余，多数时候，还是千方百计平衡各方利益，求得社会稳定。但在各类矛盾冲突应急预案中，义乌政府最强调的是要灌输给本地人一种意识：义乌有今天的辉煌，外来建设者们功不可没。
义乌政府特别乐于推广讨论“义乌精神”这类务虚话题，被政府提出的“义乌精神”最终被定为“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最后四个字，在这座新兴移民城市常常被提及。“不同于深圳等沿海经济特区，义乌经济是由早年‘鸡毛换糖’式的小农经济发展到今天这种大格局的，义乌人知道，要发展就不能排外。”义乌市政府一位官员称。
这种意识最终成为这个县城的“城市文化”，义乌人甚至为自己的宽容和多元而自豪。比如他们认为，同为大陆知名的一些商贸城市，原来市场规模和名气都大过义乌，但后来据说因为当地人长期排外倾向严重，使得一些地方的商人不去那边进货，最终落在了义乌后面。
这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义乌人嘴里的其他商贸城市，有的的确一度存在可怕的绑架和欺诈外地商人现象，而地方政府却在长年扮演包庇的角色，最终令许多外地商人望而却步。
此外，虽然义乌被认为是“商业浮华社会”，当地有商会领袖却认为，金钱的主流价值标杆也正具有好的引导力，能促人奋发向上，一心赚钱，不在其他方面走邪路，有利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打造公平畅通的创业环境，打开外来人口的向上通道，也是社会管理的治本之策。
“义乌就像香港，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在成熟的商业环境里，公平、公正的原则会自动确立，不用刻意去做什么创造公平的工作。在这里，不同国籍、民族和地域的人，包括本地人在内，都是一样靠打拼奋斗的。政府对大家的服务也没有不同。”
从结果看来，漂在义乌的人们，一段时间之后，大致都会在三条路中选一条：打工起步，在义乌商业氛围的感召推动下，迈入商界创业；在公司挣到越来越多钱，成为心里踏实的新义乌人；把义乌当成人生驿站，转战他处或回家。
“只有正规表达和维权渠道畅通，其他非正规渠道的生存空间才受到压缩。”浙江省“平安办”有关官员称，中国内地所有31个省级行政区都有人在义乌，江西、贵州、河南三省人数列前三位。其中仅江西一地20多万，河南人有17万。少数民族有7万余人。义乌在1990年代末，就允许外来人口参选本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少数民族和外籍人士列席地方“两会”，这在大陆各地亦属先行先试。
而据义乌外来人口办有关人士透露，义乌准备借鉴推行慈溪和谐促进会、台州共享基金会等吸收外来人口共同管理社区的模式，推动外来人口主动加入本地组织，参与公共事务。
让流动人口集中居住，不可取
2011年08月26日 作者：社论
■ 社论
人们有自由流动的权利，也有在一个城市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政府服务于民众，决不能让民众为了自己的所谓“服务”，而放弃这些权利。
据报道，江苏省将加大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力度，在实施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的同时，还将在今年推广流动人口“集中住宿、集中服务、集中管理”模式。
江苏通过居住证制度，让流动人口享受和本地居民同等的社保、教育、就业等待遇，值得肯定与鼓励，希望这种制度得到大力推广。
但所谓“集中住宿、集中服务、集中管理”的“三集中”制度，存在道义上的不合理和政策执行环节的不可行，还容易让人生出强化歧视、群体分割、自由受侵之感，值得商榷。
从国家和居民的关系看，只要是一国之内的公民，即享有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权利，同时，基于“国民”而非“省民”或“县民”之概念，任何国民，也应享有在本国内迁徙、流动之权利。但“三集中”制度，恰恰与人的这种权利形成了悖反。
流动人口散布在一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因为服务处所和经营场所的地域区别，不可能做到集中居住，如果强制要求这样做，就会加大流动人口的生活成本、交通成本和其他成本。
不管是流动人口还是本地市民，他们不仅有在全国范围流动的权利，也有在一个城市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即便城市政府不强制要求集中居住，但哪怕是一种政策的引导，也容易给流动人口造成心理上的压力，甚至因为不符合这种引导政策而失去本应获得的各种权利。
以“集中服务”之名，让流动人口“集中居住、集中管理”，颠倒了行政服务和服务对象的关系。现代政府的服务理念告诉我们，政府服务于民众，应当基于保障民众之权利而积极为之，决不是让民众为了自己“服务”的便利，而放弃权利。
以政策方式将流动人口与本地原住民区别对待，还容易在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之间人为
造成鸿沟，不利于社会和谐。当前社会，人们基于故乡情结、文化差异、经济差别、城乡分野、职业鸿沟等各种因素，本已存在各种阶层隔阂和对立，城市政府应该做的，不是强化和增加这些对立与区别，而是采取政策促进差别消融，推进社会和谐。
江苏拟推行的“三集中”制度，于法无据，从操作环节来看，这种政策也很难落到实处，与其出台这样一个不合理又无操作性的政策，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善待流动人口方面。
公共管理决策者应当意识到，流动人口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把每一个人当人看，把每一个流动人口当成“自己人”，通过强化服务、平等待之，以促进各地人群的体谅、互助和融合，而不是时刻把流动人口当“外人”，甚至贴上标签区别对待。
北京封闭管理流动人口村 部分住户称更安全
来源：新京报 2010年04月27日
本报讯 （记者杜丁）大兴区近85%的流动人口集中在城乡接合部的北五镇和五个街道。昨天来自大兴区政府的消息，目前“北五镇”16个流动人口倒挂村已经开始试点封闭管理模式，该模式年内将推广至92个村庄。
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副局长左宝栓前日介绍，所谓“倒挂”是指流动人口数量超过常住人口数量。目前，大兴区有92个自然村出现“倒挂”情况。
按照封闭式的管理模式，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对村内的人员和车辆实行持证出入的措施，将原本开放的自然村经过改造，上升为封闭式的社区管理模式。
大兴区相关负责人昨日介绍，即将推广封闭管村的“北五镇”分别为西红门镇、旧宫镇、瀛海镇、黄村和亦庄。据介绍，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大兴区流动人口快速增长，已从2000年的7万多人发展到2009年的59.1万人，成为全市四个流动人口倒挂区之一。
目前，大兴区近85%的流动人口集中在城乡接合部的北五镇和五个街道，他们大多以服装加工、餐饮服务、建筑施工、废品收购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低档次、小规模行业务工为主。大兴区相关负责人称，流动人口的激增在大兴区引发了无照经营、非法办学、本地人就业机会减少等系列问题。
西红门镇是此次实施流动人口封闭管理的镇之一，据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镇已在老三余村和寿宝庄村两个村进行了试点，马上将在全镇东区的16个村推广。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西红门镇户籍人口为25600人，30000市里搬迁人口，10万流动人口。“当初试点该模式，是当地村民提出的要求，个别村自己试点后，镇里觉得效果不错，决定推广下去。”
老三余村村口设“三重门”
房东担心无人来租房；有租户称办证出入不影响生活
探访
老三余村村口，巨大的拱门已经焊上一道墨绿色的栏杆门。另一道半开的电子伸缩门滚动着“欢迎你”字样。由于人口倒挂，该村已经开始试行封闭化管理。
昨天下午，由于村里大部分人的出入证还没有办理好，村口刚成立的综治中心内排起了办证长队。
生意人担心买家进不来
村子里的小世界似乎与外部隔绝，主干道东西贯通，两侧各种生意门脸紧挨着挤向路面。从主干道向南北深入进一条、二条、三条等依次排列的胡同。
“出入肯定不方便，俺们就靠外边人做生意，不让进了咋整？”马大姐和丈夫从山东来北
京，在老三余村做馒头生意。来买馒头的不仅是村里人，附近工厂的工人也是他们的主要客源。马大姐不认为村里以前就不安全。
村里人都说，老三余村做买卖的多，商铺种类齐全、价格便宜是远近闻名的，这些商铺的经营也在依附村外买家。从福建来的刘女士很担心，封闭管理后东西卖不下去了，在“安全”和“利益”之间，她显得有些无奈。
“不会封多久吧，外边不让进来，那租给谁啊。”午后，老北京王桂英大妈坐在巷子里休息。她觉得“封闭管理”会带来安全感，但她的十四五间房子能否还租得出去，也只能观望。
村民称小偷多封村更安全
“只要办证了就没事儿。”在村里超市打工的魏俊来京十多年了，他觉得自己生活简单，没事儿不出去，办出入证并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反而会带来安全感。
王桂英说，一到夏天、春节前，村里的小偷特别多，都装成蹬三轮的、找朋友、找房的，进来撬门盗窃。“封村多一份控制，好人不怕。”王桂英的邻居陶绪英（音）也这样认为。
本报记者 刘洋
专家观点
“封闭管理无异于有罪推定”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质疑，建围墙不符合城市管理主流方向
“以流动人口是否倒挂，作为是否封闭管理的依据，无异于"有罪推定"，”对于“人口倒挂村试行"封闭管理"”举措，昨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接受本报采访时提出质疑。
唐钧认为，京郊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密集，乃至于部分村落流动人口倒挂，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尤其是首都北京，买房、租房等居住成本偏高，致使大量流动人口只能在京郊谋得栖身之地。
“哪些村落发案率较高，与流动人口数量并没有比例关系。”唐钧说，如果流动人口数量是否高于户籍人口，作为“封村”的参考指标，“无疑于"有罪推定"。而治安问题的实质，源于管理不到位、管理机制方面的问题。
唐钧表示，一旦对流动人口倒挂村采取“圈起来管理”，有可能使流动人口“心里不舒服，引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而且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出入凭证，觉得不方便，就会"自动移民"，哪里住得方便，就到哪里”。
“开放是城市文明的标准之一”，唐钧说，建围墙模式，并不符合现今城市管理的主流方向。
本报记者 王姝
执法者说
“封闭管理参照社区经验”
巡防队长称，监控系统预计五月上旬安装完毕
其实，“封村”这个概念在老三余村并不新鲜，该村巡防队队长孔庆明说，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遇到大的活动，村里便采取过这种巡控方式。
“但以前的效果并不好。”孔庆明说，当时是在一些出入口安排人员站岗，而因为有的人责任心不强，也发生过随便放人等尴尬现象。尤其到了晚上就没人把守，“盗窃发案都是集中在三四点”，他说。
因此，他觉得，如今在村子的居住区周围设置了围栏、门卫的管理方式将会很规范，“这也是参照成立很多封闭社区的经验做的。”
老三余村外围一共安装了15个门，剩余的锁上，办证完毕后，正式封闭管理。孔庆明说，随后，监控系统预计在五月上旬安装完毕，与西红门派出所联网监控。他说，这些原本是村里有意自费安装的，但因此次封村试点，这27万的设备资金，现在都由镇里解决了。
硬件靠近社区管理，但孔庆明觉得，区别在于，村里人员构成复杂、素质低，管理冲突要比城里多得多。
对于村内生意人的担忧，孔庆明觉得，既然是试点，就可以慢慢协调。“（封村管理）也是为了他本身的安全，都可以理解。他需要谋生，也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
本报记者 刘洋
“最佳管理方式是不分户籍”
北大教授陆杰华认为，机械化以证管人不够人性化
北大人口研究所陆杰华教授认为，如果真的像媒体报道中所说的那样，对村庄建围墙，设大门，凭证进出，似乎这样的治安手段有点“过时”，也不够人性化。
陆杰华说，我国近30年来人口管理的经验，就是从机械化的“以证管人”，发展到今天比较科学的“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但是，现在这个试点的做法，采用保安站岗、巡逻队巡逻，晚上11点关门这样带有一些强制色彩的治安管理措施，想来在实际工作中，似乎也很难落实和坚持下去，而且容易引起矛盾。不仅仅是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本地人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矛盾，一些本地人要出租房子给流动人口，这样的管理方式是否也会引起他们的怨言？”
陆杰华认为，最适合目前社会发展状况的人口管理方式，就是不要去清楚地划分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而对所有常住人口实行物业式的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管理是搭建在服务基础上的，是要和服务相结合的。
本报记者 魏铭言
“封村”有悖于开放的时代潮流
来源：新京报 作者：胡印斌 2010年04月27日
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譬如在香港、纽约，在欧洲各大城市，围墙往往十分罕见。如果说在“世界城市”边缘，处处是铁门冰冷、壁垒森森的村庄，那实在是无比荒诞的景象。
北京正在试点对流动人口较多村庄进行封闭管理，即，用围墙、铁门将村庄封起来，早晨6点开放，晚11点后关门，无特殊情况不得出入。按照试点大兴区警方的说法，由当地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将原本开放的自然村改造为封闭式的社区管理模式。
警方“封村”，或有其苦衷，城郊接合部治安差，且情况复杂，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不得不考虑更强力的举措，如强化治安巡逻，增加监控设备，都在情理之中。但筑墙锁门，未免不智，开放文明已蔚为潮流，连一些政府机关都在拆除围墙，我们岂能再走回头路？之前，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譬如在香港、纽约，在欧洲各大城市，围墙往往十分罕见。如果说在“世界城市”边缘，处处是铁门冰冷、壁垒森森的村庄，那实在是无比荒诞的景象。
在警方的思维里，“封村”似乎与许多城市小区的封闭管理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二者有云泥之别。
城市小区的封闭管理，是自愿的，小区业主是被服务的对象，谁也无权强制他们办什么出入证，或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任何的限制，倘若这种封闭管理影响到业主工作生活，那么物业公司估计得卷铺盖走人。而“封村”，则是强制的，村民是受管制对象，活动受到限制，“封村”影响居民工作生活，居民并无权置喙，一切都得为治安让路。实际上，城市小区的封闭管理，是有限度的，远未达到“封村”那样的水平。
得承认，北京一些外来人口较多的村庄治安秩序恶化是事实，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放置在文明开放这个前提之下审视，管理者不可因为极少数外来人口的违法，就对所有外来人口采取有罪推定，人为设限限制人员流动，以堵截来应对复杂情况，简单地把一个个活泼的村庄都封起来、关起来。在一个社会流动已成常态的社会，“封”村的办法，有悖于城乡平权、本地人外地人平权的基本常识。
再说了，“封”村固然有治安上的某些效果，但更应该看到对民众的工作生活带来的莫大麻烦，不能仅仅看到治安的效果，也要看到居民额外增加的社会成本。自然状态的生活人流，因为突兀而起的大墙铁门被迫中断，这样的行为实质上有扰民之嫌。民众当然有配合政府、警方管理好治安的义务，良好的治安环境也是民众之福，但问题是，仅仅凭“封”村这样的举措，能给居民们带来多大的幸福？
流动人口多的村庄治安相对较差，但仅仅针对类似情况村庄的封闭式管理也是一种治标不治本。警方乃至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应该关心每一个社会细胞，将平等的关怀洒向每一个公民。这样，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将社会隐患消弭于无形，将民众积怨疏导于萌芽，真正建设起平安、健康的社区。如果每个公共场域都可以以治安为名建围墙、发证件，一个城市就被划分成若干个“堡垒”，治安倒是好了，但那还是现代化的城市吗？
现代化、城市化的要义首先是社会的开放，消除妨碍人和资源自由流动的一切壁垒。置身于一个大流动、大变迁、大开放的伟大时代，地方管理者应该有治安治理的新思维，而不是抱残守缺，僵化坚硬，总是不愿意放弃“关起来”的思维，尝试着走回头路。
北京将推广大兴封村模式
2010年07月05日 京华时报 张然
村庄建围墙、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大兴区这种对自然村进行社区化管理的模式引发社会热议。记者昨天从大兴区获悉，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等到大兴区西红门镇进行调研，市长郭金龙一同调研。
对大兴区推行的村庄社区化管理工作，孟建柱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许多新难题。村庄社区化管理新模式对破解城市管理难题是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希望大兴区把这项工作推向深入。
刘淇说，大兴区推行的村庄社区化管理模式，是北京在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进行的积极有效探索。这一模式取得了四大成效：一是创新管理模式，提高了村庄管理水平；二是采取多种措施，大大降低了发案率，提高了社会治安水平；三是有效改善了村庄环境；四是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高。大兴区探索的村庄社区化管理经验，今后要在全市大力推广。
>>现场
市委书记村口细询门禁安排
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生庄村是本市第一个实行社区化管理的自然村，与城里的小区一样，村口设有门禁系统，人员、车辆进入须出示证件。在村口，刘淇拿起一张个人出入证，上面登记的项目除姓名、性别、民族等信息，还有原籍、在京职业、身份证号和手机号。他仔细询问当值的巡防队员：“你们是专职还是兼职？队里一共有多少人？是24小时值守吗？”
大兴公安分局负责人介绍，大生庄村是大兴区人口倒挂现象较为严重的村之一，有流动人口2400多人，与常住人口比例为7比1，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实行社区化管理以来，通过“建围墙、安街门、把路口、设岗亭、人车持证出入”等措施，全村连续3年实现刑事案件零发案。目前，大兴金星地区16个村庄全部实行社区化管理，社区民警、村庄专职巡防队员、流动人口管理员共计414人已全部到岗工作。
村民用自行车证明治安改善
杨桂梅是大生庄村的老住户，家里5间出租房屋，有9名租住人。
刘淇翻开杨桂梅家的外来人口登记资料，逐一了解每名租住人的来源、就业及子女上学情况。他还向杨桂梅问起了出租房屋的手续：“是不是要到流管站备案？什么样的房屋符合出租条件？”杨桂梅拿出一本出租房屋责任书说，无论是冬季的取暖安全，还是雨季的房屋安全，村民都要与流管站签订安全协议后，才可出租房屋。“租户对这里的治安管理满意吗？”刘淇问。杨桂梅手一指窗外：“您看那辆自行车，放了一个多月了。以前可不敢，车放到街上一小时，回来准丢了！”
>>回访
公共服务纳入社区化管理
“领导表扬我们了。”大生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武江昨天高兴地告诉记者，村里实行社区化管理投入了20多人，负责流动人口管理的人员白天上班，晚上封闭式管理后，巡防队接班，全村实现24小时安保管理。主要路口、胡同口共设置16个探头，辅助治安管理。
李武江说，村里的流动人口部分经营小吃，为了尽量避免他们的生意受影响，村里允许他们夜间把小摊摆到店外，招揽生意。本村居民反映夜间过路车扰民，借着社区化管理，村里对夜间进出的车辆限速，村里人能睡踏实了。大生庄村还在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向城里的小区化管理“靠拢”。根据村民意见，村里划定了车位，使车辆有序地停放。
冯海宁：流动人口管理须突破“权力围墙”
2010年04月27日 潇湘晨报
北京警方25日召开现场会，试点推行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倒挂”村的封闭管理模式。警方在工作中发现，这些村庄出现警情高发，环境和治安秩序差等情况，已经成为治安工作的瓶颈。按照封闭式的管理模式，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4月26日《新京报》）
近年来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不少城市因此出现了“城中村”。“城中村”也往往成为藏污纳垢之地，不但影响当地居民生活，而且流动人口也不得安宁，“城中村”的确有必要加强治安管理。但我认为，治理“城中村”和管理流动人口，不能简单地采取围墙式管理，而是应该根据当地情况、民众意愿采取人性化的管理模式。
一方面是围墙式管理的效果不敢恭维。某个村庄构筑围墙之后，这个村庄的发案率暂时是下降了，但不排除另一个村庄发案率因此升高，最后难道所有的村庄都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建造围墙吗？再说，犯罪分子难道因为一道围墙就老实了吗？我对此不敢乐观。
另一方面，处于围墙式管理中的流动人口丧失了尊严。我不反对在警情高发地区加强警力提高防范措施（如设岗亭），但是建围墙、安街门似乎不妥，有“集中营”之嫌。犯罪分子毕竟是个别人，但围墙一建，围墙内的流动人口似乎都成了需要防范的“贼”，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对流动人口是一种歧视。
围墙式管理其实就是防范控制型管理，这一管理模式早已不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共识是，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要向服务型管理转变，即管理者要在就业、医疗、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让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享受同等待遇和同等权利，以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并以科学方式教育、培养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意识，而不是动不动就想当然地建围墙、安街门，把流动人口当“囚犯”看待。
在我看来，围墙式管理的实际要义是权力管制，“城中村”的围墙实质是“权力围墙”，即掌权者不是从民意、民生角度出发，而是按照自己意愿强制式管理流动人口，自认为筑一道围墙不但节省了警力，而且降低了发案率。殊不知，犯罪分子是会流动的，流动人口也需要人的尊严。如何管理流动人口，我以为人性化是唯一的管理方式，重管理轻服务的思维该改一改了。
北京被认为是“首善之区”。几年前北京市就曾计划把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对流动人口实行属地管理，做到与常住人口同服务、同管理，切实使流动人口融入城市、融入社区，实现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和谐相处。这无疑是人性化之举，那么“首善之区”何以出现围墙式管理？值得我们深思。
我以为，北京这种“权力围墙”专为流动人口而建；围墙式管理不仅仅让流动人口难堪，而且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裂痕。期待北京有关方面推倒已建的围墙，多为流动人口构筑社会保障屏障——保障屏障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围墙”。
秋风：碉堡村不是改善治安的正确办法
2010年04月28日 南方网 秋风
秋风 知名学者
北京正在试点对流动人口较多的村庄建立碉堡。具体做法是，由当地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这样，原本开放的自然村将被封闭起来。完成封闭后，村庄将实行军事化管理：平时陌生人进入，必须查验证件；村庄也将在早晨6点开放，晚11点后关门，此间无特殊情况不得出入(4月26日《新京报》)。
看完这样的报道，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在开放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世界已经是平的时候，中国社会内部却在走向相互封闭与分割。城市大机关高筑围墙，新建居住小区用一道道铁栅栏相互分割，已经令人触目惊心。如今，分割的趋势又蔓延到乡村，而这些地方向来是自然地处于开放状态的。
政府当然为自己的做法提出了若干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这些位于郊区的村庄的治安趋于恶化。而据说，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这些村庄，外来人口已经大大超过当地人口，出入村庄的人员鱼龙混杂，多为从事低端服务业的人员，其中不乏无业者、失业者，其犯罪可能性较大。据此，封闭村庄，查验可疑人员的证件，在容易发生犯罪的夜晚封闭村庄，似乎就是最简捷的应对办法。甚至有民众也觉得，这样做确有好处。
也许封闭村庄确实可以带来一些好处，但是，这种措施在伦理上、法律上、政治上不具有任何正当性。首先，它预设了外来人口，尤其是那些从事低端服务业的外来人口具有较高的犯罪可能性，这样的预设构成政府对这个群体的身份歧视。其次，随意设立关口，要求一个公民出示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乃是违法行为，并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要求他人出示证件的。第三，禁止没有证件的人员进入村庄，侵害该公民的人身自由。第四，封闭村庄，对村庄实行军事化管理，侵犯所有村民的人身自由。哪怕大多数村民同意这样做，它也侵犯了少数不同意者的人身自由，而法律在这样的情形无疑是站在少数人一边的。
事实上，任何人，只要了解现代社会、现代政府的基本理念，就不可能支持通过封闭、分割管理社区的做法。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这种开放既指制度上的开放，也指地理上的开放。每个国民至少可以在国境之内迁徙到自己喜欢的任何地方，从农村到城市，或者从城市到农村，或者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当然，每个国民也可以不受阻拦地到任何社区去办理他的私人或公共事务。这是现代社会的最低要求，也是国民的基本权利。
上世纪50-70年代，国民被禁止在地理上流动，农民要进城是需要集体开介绍信的。过去30年中，人们已可以在地理上流动了，但制度给他的身份却绝无改变的可能。此次准
备封闭的村庄中有几十万人口被标以“外来人口”身份，虽然他们中相当数量的人已经在这里生活、工作了若干年。
由制度插在这群人身上的身份标记，让他们在城镇政府、在当地居民眼里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事实上，一群人一旦被标上一个特殊记号，当然也必然成为问题——预言是可以自我实现的。政府不准备让他们本地化，不鼓励他们融入当地社会，那么，他们当然就生活在自己的亚文化群体植被，而不是生活在当地的一般社会秩序之中，他们当然就是以他者的心态对待当地社会及其秩序。由此，他们当然不可能被当地居民平等对待，一种互不信任的紧张气氛必然在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生成，发酵，这些地方的治安也就好不了。
碉堡村是治理失败的产物，也是进一步失败的象征。要求所谓可疑人员进村出示证件，更进一步强化外来人口的身份标记，让他们每天更为强烈地感受被歧视的滋味。或许，在短期内，封闭村庄可以改善治安，但不同人群间的相互猜疑、怨恨，恐怕会强化、深化。
因此，对社区进行封闭管理，不是改善治安的正确办法。但当然，要让基层政府变革户籍制度，似乎又不大可能。那么，这些外来人口聚集村庄的治安问题，怎么解决？对政府来说，可取的办法是，鼓励村民通过自治的办法，寻找适合本村庄的合理解决方案。有些村庄如果通过民主方式决定，采取封闭村庄的办法，也未尝不可。这与警方、政府统一封闭村庄，性质完全不同。
有些村庄也许想不出好办法，那就让社会治安维持原状吧。开放社会必然存在某些在封闭社会看不到的风险，保持开放的那些也许看不见的收益，足以弥补这些风险可能产生的代价。准备享受开放的好处的民众，是会容忍无法避免的风险的。能否在这两者间作出正确抉择，乃是民众心智是否成熟的标志。
社会在开放,小区却封闭
http://view.QQ.com 2007年12月13日 南方都市报 张冲
遍布门禁和到处“进入请登记”，大概算是中国城市的特色。任何一个有点规模的单位，门口总会站个保安。所以，当城市的某部分被分割成若干小区后，也要保安门禁，实在是一点也不突兀。
当然，中国的问题难就难在落实，这我们是知道的。比如我所住的小区因为人口多得堪比小镇，商业繁荣如街市，自然也带来许多“闲杂人员”，所以物业管理几年前就扬言，要严格检查登记出入，大门口还有部分戴着钢盔的保安，小区内也有纠察队式的巡逻人员。不过，业主和非业主们照样昂首挺胸进出、遇到盘查则大声质问：“凭什么怀疑我？”“连我都不认识？！”几年下来，物业所扬言的制度，最后终于回归到实质性的出入自由。
所以，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说，广州越秀区、海珠区有几个小区，在居委会的牵头下，成功地实行了封闭小区管理，进出刷卡，意外之余还有一点嘀咕：能持续多久呢？
成功封闭，其实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小区内的居民笑逐颜开频频点头，说卫生治安秩序都有提升，夜归的女士们“走楼梯也不怕了”；小区外的人则抱怨，这封闭连里面的一些机构如银行也封在里面了；小区里的商家也不满，因为生意少了，况且出门上个公厕也要刷几次卡。
态度迥异，又都有道理，因此也就无可奈何，只好一声长叹，谁叫我们这社会状况就如此呢？本来，几十年的经济红火发展，人口流动也随之勉强自由化，社会基本是日益开放。毕竟开放现代化，开放好嘛。
可惜随之而来的，又有贫富分化，以及劫富不济贫。没钱固然备受冷落，有钱也还颇为担心，因而前些年用粗实的防盗网把自己关在鸟笼里，近来则是鸟笼不流行，而流行住到配有保安的高墙内，自我软禁起来。
如此社会在开放，小区却封闭，实在是当代中国的一大特色。正如罗大佑在他的《现象七十二变》里唱的，“眼看着高楼盖得越来越高，我们的人情味却越来越薄”。那首歌的歌词已经以诗的身份，入选了大陆的《大学语文》，理由是此曲唱出了时代的困惑———越秀区和海珠区一些小区成功封闭引起的争议，似乎也反映出我们的时代困惑。
郭之纯：大城市人口超载不是流动人口的错
2010年01月29日 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一些大城市人口“超载”的问题越发突出，伴生出发展与管理的一系列难题。比如水、土地等资源的紧缺，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复杂的人口状况和社会结构，使得种种矛盾很容易被诱发。据悉，有的城市对此已不堪重负。（《经济参考报》1月27日）
一些大城市人口过多，多到超出其环境承载能力的程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这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对这一现象之所以发生，报道中特意强调了“流动人口过度集中”，而且就此采访了诸多专家，而专家们亦是给出了种种化解的办法，有的建议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引导，有的建议提高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如水价，甚至有的还再度给出“给外来人口设门槛”的馊主意。
然而，只是就事论事，着眼于“流动人口过度集中”这一直接原因，是解决不了这一难题的。一些大城市的人口“超载”，并不是流动人口本身的过错。虽然那么多人都挤到大城
市，从整体上是一种不尽合理的现象，但具体到每个人来说，却未尝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大城市有更多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即便这种机会因为竞争者太多反而显得稀缺。
在笔者看来，一些大城市所面临的人口难题，是对长期以来的一种发展思路的警示。让一部分城市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这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发展思路。以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而论，这一思路无疑是相当正确的。然而到现在，一部分城市的确先发展了起来，一部分人也先富起来了，人们所期待的“共同繁荣”、“共同富裕”却来得太慢。甚至，按照近年来特别流行的一种形容“城市像欧洲，乡村像非洲”，城市与乡村、包括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差距，还越拉越大。如此状况下，人们对大城市趋之若鹜，当然毫不奇怪。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如果由于资源、传统、机会等方面不同，有的率先发展到了“欧洲”水平，有的还停留在“亚洲”水平，本来也属正常。但在目前的中国，城乡发展水平的三六九等，大多都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政策倾斜的结果。不同城市之间所能获得的财政支持、政策庇护等往往差别很大，甚至生活在不同城市中的居民，于升学、就业方面亦有着不同的权利等级。
“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套用这句话来形容中国的城市地位，是很恰当的。在改革开放之初实施这种发展思路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市场和竞争理念已经引入这么多年以后，仍然存在这种现象，显然已经大谬不然。
调查显示，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中，只有不足7％的人愿意回到县城、城镇或农村工作（《中国青年报》1月26日）。这一数据，也正说明了大城市人口“超载”的必然性。如果持续下去，城乡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这显然是社会发展的一条歧路。
韩涵：“清除无业人员”是收容遣送的翻版
2010年05月01日 新京报
韩涵 媒体人
最好的社会政策其实也是最好的治安政策。
深圳市公安局长李铭日前与政协委员座谈时表示，经过初步估计，深圳至少有100万无固定职业人员。“没有工作怎么办？公安什么也不干，盯着这100万人也管不过来。”李铭说，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深圳没有太平。我们也在争取，深圳不是有立法权吗？如果给我们依据，对3个月以上无正当职业的人，不租房子给他，请他回原籍。(回原籍)至少还有块地方。否则在深圳怎么生活？”
把城市治安恶化归咎于外来人口，这几乎是当下所有城市管理者的一致想法。也因此，一些关于外来人口“准入”政策的设想不断翻新。从法治的视角看，“清除无业人员”不值一驳，在国土上自由迁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随意剥夺，租房者与出租人之间有契约自由，行政机关不能粗暴干涉。
为“清除无业人员”立法，恐怕既过不了法律关，也过不了民意关，因为这实际就是收容遣送的翻版。须知，清除100万的外来人口，这样的规模和烈度可以说比之前的收容遣送更甚。何谓无固定职业？这也很难定义，打零工的、摆地摊的、居家创业„„这些算不算正当职业，如果为了确保治安，执法人员随意扩大化解释，受冲击的外来人口何止100万。把无固定职业人员“请”回原籍，怎么个“请”法？为了生存，没有多少人会自愿离开，不让这些人租房，这些人如果被迫流落街头，问题岂不更大，这时如果动用公权力强制遣返，公民的权利将岌岌可危，没人敢保证不会出现又一个孙志刚悲剧。
要追问的是，无固定职业人员就是天生的犯罪群体吗？李铭局长说，深圳各看守所在押的嫌疑人中,有88%是第一次犯罪。“他们就是生活所迫，在内地都是良民，在深圳找不到工作，生活不下去，铤而走险。”可无论怎么说，这些人都是极少数，而且，虽然他们涉嫌犯罪，无疑也值得同情。
李铭局长也表示，防范和源头治理是治安管理的根本。那么，外来人口到城市后找不到工作被迫犯罪，什么才是“源头”治理？明智的办法恐怕不是把人赶出城市，而是城市建立更完善的救助制度，例如发放临时救济金，安排廉价租房，提供就业服务等。把100万人赶出城市，动用人力物力之庞大，耗费资金之巨不难想象，但也许，只要把这笔资金的一部分拿出来用于外来无业人口救助，或许就能获得事半功倍之效。
外来人口中存在庞大的无固定职业人群，本是城市化过程中正常的现象，这样的群体并没什么可怕，我们没理由将他们污名化。事实上，他们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他们怀揣着梦想来到城市，结果却不幸沦落在社会底层挣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即使生存艰难到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也不会轻易违法犯罪，而是坚信可以通过默默打拼改变自身命运。由此而言，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值得城市给予更多的制度的关怀。最好的社会政策其实也是最好的治安政策，认识到这一点，所谓的外来人口导致治安问题，其实不足为惧。
政府怎能对外来人口嫌贫爱富
2010年05月04日 京华时报 王艳明
为了解决住房成本高企制约人才引进的瓶颈问题，再造“孔雀东南飞”优势，打造人才“宜聚”城市，深圳市委市政府近日原则通过了人才安居工程，为各类人才量身解决住房难问题。
就在这个“宜聚”政策原则通过的当天，深圳市副市长李铭表示:流动人口总量失控，具体管理缺位，是深圳治安的症结所在；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深圳没有太平。深圳不是有立法权吗？如果给我们依据，对3个月以上无正当职业的人，不租房子给他，请他回原籍。
同一地区对不同的外来人口态度截然相反，一方面筑巢引凤，向“杰出人才、领军人才、高级人才和中初级人才”遍抛橄榄枝；一方面对普通流动人口欲拒之千里，对暂时无业的流动人口请回原籍。如此特立独行的地方政府取向，在劳动节来临时曝光，显得格外荒谬。
从法理上讲，大城市的收容遣送制度2003年被取消，取而代之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规定，县级以上政府民政部门有义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各地救助站应当劝导受助人员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换言之，即使沦落至流浪乞讨人员，所在城市政府部门在救助的同时，也仅可以“劝导”其回原籍，不可拒绝提供食物和住处。那么谁有权通过限制租房等强硬措施，驱逐暂时不能就业的城市流动人口？即使作为特区立法，也不能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抵触。
迁徙自由是一种法定人权，也是社会归属感的基脉。每年大量流动人口流向深圳，表明深圳这座后起的城市还有些“宜聚”的品质，同时也为其城市现代化水平推进提供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当“不受欢迎黑名单”、流动人口“请他回原籍”等等政策和论调频繁发布，不晓得深圳最终会不会被普通劳动者“抛弃”，从而抽空其劳动力资源。
虽有“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之类形容世态炎凉的俗语，但如果政府政策嫌贫爱富，那么将关系到公权品质。尤其在特区深圳，政策若嫌贫爱富，或将背离“先富帮后富”的初衷。所以，之于流动人口，先不要急于“请他回原籍”，一方面需要认真盘点“具体管理缺位”问题，另一方面，需要系统且及时的用工信息发布，以避免盲目流动。一定程度上，善待流动人口，就是善待我们的根脉。
“清除无业人员”违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2010年05月02日 南方网 苏振华
（原标题：城市如何让所有人的生活更美好）
苏振华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人口大量流入深圳，治安还能有效治理吗？4月29日，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与深圳市港澳界别的政协委员座谈时说，“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深圳没有太平。我们也在争取，深圳不是有立法权吗？如果给我们依据，对3个月以上无正当职业的人，不租房子给他，请他回原籍。(回原籍)至少还有块地方。否则在深圳怎么生活？”(4月30日《南方日报》)
在另一座城市，一场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理念的博览会正在隆重上演。此番欲“清除无业人员”而后快的发言，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是没有将“无业游民”包含在其中的。当然，若仅仅对副市长进行某种脸谱化的解读，在我看来也是不客观的，如果对他进行某种同情化的理解，应该承认，其发言中包含了相当多的无奈。
其一，副市长的发言中是有“爱”的。希望解决治安问题，这体现的是对深圳的爱。在深圳3个月还找不到工作，则证明缺乏在深圳的谋生能力；而深圳居大不易，将这些人清除出去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有好处的，甚至不妨认为，这些人要是回老家，至少谋生是没问题的。如是观之，这种主张固然有不正确的嫌疑，但得承认这绝非他的本意，这种立场其实遵循的是爱的逻辑，“因为爱市民和爱流民，所以要将流民清除出去”。
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呢？政治学上有一个术语叫“父权主义”，它存在于16—17世纪英国政治文化之中。政治上的父权主义把家和国进行类比，国是家的扩大，君主是国家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和父亲，人民是大家庭里的子女，由于家长一定是爱自己的子女的，故而君主对人民应该拥有父亲对子女般的权力和权威，而人民也应该像服从自己的父亲一样来服从君主，因为君主的任何行为，皆是以爱人民为出发点的。父权主义是作为为专制主义进行辩护的一种学说而存在的，17世纪伟大的英国思想家洛克在其著名的《政府论》中，用整个上篇反驳了父权主义，他雄辩地论证了，以“爱”的名义而存在的父权主义一定是导向对人民的专制的。现代政治要求，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授权关系，保障人民的自由是政府行政的目的，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提供服务，在法律范围内人民拥有选择的自由，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比如“爱”进行干涉。
其二，对一个城市管理官员来说，面对人口流入量过大所引致的治安问题，还真没什么办法。“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这是20多年前的老话了，但至今仍然如此。人口大量流入深圳，在现阶段是必然的，这是由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过大所决定的。先发地区是人口、资金、资源的净流入地区，相对于“老家”来说，深圳的就业机会要多得多，国家的财政资金也大量投在深圳，“老家”作为资金资源的净流出地、作为公共财政遗忘的角落，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后发地区的民众，之所以“赖也得赖在深圳”，实在是因为别无选择。不解决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实现人口在全国各地的均衡化流动，由人口过于集中引发的治安问题就将必然存在。然而，这又哪里是一个副市长所能解决的？
不过，人口均衡流动、地区均衡发展，也是有其可能性的。著名的蒂伯特机制是说，如果地方领导人是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的，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地方政府之间必定会在努力发展经济和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之间展开竞争，以吸引其他地区的民众流入本地为自己投票，在这一竞争格局之下，区域发展将会趋同，人口也将在各地均衡化流动。这一机制不建立起来，在我看来，深圳市副市长除了采取更合法一些的围追堵截政策，还真没什么好招。
外籍人员三非现象困扰我国城市管理
2009年10月14日 经济参考报
来自尼日利亚的那瓦姆就是来中国淘金的非洲裔。他现在广州一家商贸批发城拥有自己的档口，经营着服装贸易。
然而，在那瓦姆看来，的确有些非洲人不守中国的法律，“在中国合法做生意的非洲人对他们也很反感，但拿他们没有办法。”
随着在粤外国人的增多，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等“三非”现象也随之增加，给广东的经济、社会管理和治安秩序带来了新的挑战。
有人一入境就把护照撕了
那瓦姆拥有自己的档口，他每天去广州沙河的服装厂批发衣服，然后发到尼日利亚出售。然而，即使在广州一些非洲裔聚集的商贸城里，像那瓦姆一样拥有档口的非洲裔也不多，大多数非洲裔只能利用限期一个月的旅游签证频繁往返中非两地。
那瓦姆说，他们中有的签证属于过期，有的则是故意遗失护照，“他们不想回非洲。因为在中国可以赚到钱。”尼日利亚人普林斯说：“他们就是想在中国赚钱。就算中国政府免除罚款，提供免费机票让他们回非洲，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也不想回去。”
广州市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说，几个世纪以来，广州一直是出境移民而不是入境移民中心，对外国人的管理较欧美地区尚显稚嫩，对“三非”人员的管理更无成熟经验可谈。一些没有护照或签证过期的非洲裔非法滞留在广州从事违法行为，纵使被公安机关抓到，也因为遣送费用过高等问题往往是缴纳罚金了事。
今年7月15日广州发生的200多名非洲裔聚集街道派出所事件，起因就是警察例行检查护照过程中一名非洲裔逃跑坠楼受伤。有关专家指出，这次事件也给政府敲起了警钟，外籍人员管理已经被摆在桌面上，刻不容缓也无法逃避。
非法贸易经营和就业情况日益突出
随着外籍人员增多，在粤外国人违法从事贸易经营活动的问题日益突出。据介绍，由于在我国办理外商投资贸易企业登记手续较多，办理常驻代表机构登记手续简便，而且我国不允许外国人以自然人身份从事经营活动，部分外籍人员就利用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渠道申请中国就业签证并实际从事贸易活动，实际上就是无证无照经营，而这些人士就主要来源于南亚、中东、非洲等地。
此外，非法就业问题也日益突出，据有关方面统计，未持有就业证和外国专家证就在广州非法就业和非法经营的比例高达69%；很多非法就业集中在教育(英语培训)、文化(商业演出)、体育、家政、休闲服务等行业。
虽然“三非”外国人中非刻意违法者居多，但涉及“三非”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问题仍比较突出。今年上半年，就有超过百名的外国人因涉及刑事犯罪而被查处，犯罪类型主要为贩毒、诈骗和抢劫。而违法犯罪的外国人中非洲籍人占比例较高，广州警方2008年共拘留审查“三非”外国人1000多人，2009年上半年有800多人。
非法营运等“地下产业链”滋生
天秀大厦后面的院子里每天都停着数十辆微型面包车，专门帮非洲裔把买来的货物运到别处，但这里的司机对记者的采访十分排斥。自称在天秀大厦开贸易公司的一位男子说，由于这里的面包车都是非法营运，所以他们都很害怕被查。一名司机告诉记者，他受雇于在天秀大厦开电子机票订购点的非洲裔老板，负责开面包车以每人150元的价格把订票者送往机场，顾客主要是非洲裔。
夜幕降临后，在小北路、童心路、下塘西路一带活动的非洲裔看起来比白天更多。这一方面是由于非洲裔喜欢夜生活，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三非”人员只有晚上才敢出来活动。据了解，这一带存在非洲籍人员非法从事卖电话卡、兑换货币、贩毒等活动，由于这些人中很多是“三非”人员，因此他们几乎不会跟中国人接触。
由于交际圈相对封闭、惧怕执法部门检查等原因，非洲裔之间产生的纠纷一般都在内部化解。据登峰街司法所介绍，虽然司法所等有关部门愿意为解决外国人之间的纠纷提供法律服务，但非洲裔更愿意通过他们自己组成的商会来解决非洲裔之间的纠纷，有的商会负责人还会从中收取一定“提成”。
在广州市白云区等非洲裔最早从事商贸活动的城区，当地政府已经在逐步摸索更为合理的外国人管理办法。白云区永平街派出所所长黄志权说：“目前我们辖区采用‘围院式’管理方法，将外国人引入治安良好的小区居住，以保障他们的安全。”
“自从一年前采取严格的居住审查制度，永平街涉外案件发生率大大降低，今年截至8月份才有一起涉外案件，而在2007年同类案件高达42宗，”黄志权说。
广州市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说，在广州迈向国际化都市的过程中，外籍人员管理是地方政府不可避免的一道坎。尽管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先例，但政府必须找到应对的方法，因为和非洲裔追逐淘金梦一样，广州也不会让管理漏洞延缓其向国际化都市转变的步伐。
外地人的占领 中国最大移民县义乌的外来人口管理困局
2011年08月04日 来源：凤凰周刊
海莉亚那天早上还没起床，窗外人声鼎沸，她知道有事情发生。
推开窗，循声看去，“挖掘机和推土机正隆隆地开进，塑料布、木板、竹架子搭起来的窝棚被推倒，地基被铲平，护村队的人抱着一大摞棉被和家什，扔到空地上，用火点着。” 22岁的新疆穆斯林海莉亚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有点心悸。半年前，她还是宁夏同心阿拉伯语学院的学生。
她租住的楼外面是一大片棚户区，居住3000名外来“淘金者”。低矮错落的窝棚里，男女老少多数捡破烂为生。当天，海莉亚在楼上静静地围观，足足看了一上午，直到现场灰飞烟灭，700余亩平地上的窝棚夷为平地。外乡人在推土机的强力面前瞬间瓦解，作鸟兽散。 有媒体报道称，强拆棚户区是因为“脏乱差不符合义乌这个新兴特区的形象要求”——3个月前，经国务院批复，义乌一跃而为大陆第10个经济特区。但义乌宣传部官员告诉本刊记者，那片棚户区长期以来占用本地村民的农耕地，拆违只是对违章建设用地的恢复，媒体放大了负面的效应。
虽然这天的事件被网友称为“对中国最大棚户区的强拆”，但它并没有引起一丝余后的风波——除了在本地论坛上，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之间有关城市包容度、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生活隔阂、利益冲突的口水战仍在激烈展开，而在其中，很多为外地居民抱不平的还是本地网民。
外地人的“占领”
早在2005年，义乌被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等机构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之前，这里的小商品专业批发市场已经历了20多年发展，外商云集。之后，鉴于外国人持续增长的情况，义乌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具有审批、签发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权力的县级城市。
根据最新统计数字，义乌外来人口目前有143万人，本地户籍人口70多万——在中国的县级市中，无论从外来人口的绝对数字还是人口占比来看，义乌都堪称国内“最大移民县”。
不只数量庞大，外来人口的国别、民族及地域分布也堪称最丰富。义乌本是纯汉族聚居区，如今，全国55个少数民族，有48个在义乌聚齐。苗、布依两个民族的外来者过万人。来自137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常驻此地采购商品。
1990年代末，义乌小商品市场已扩建四期，鼎盛向上。楼诩君那时在义乌廿三里镇派出所当教导员，他记得当时该镇外来流动人口不过3万，现在已超过10万。
本世纪初前后，义乌开始建设第五代小商品市场，即国际商贸城。市场扩张、大量商户和外来人口的涌入，原有狭小的城区无法应对。宗塘村等大批近郊村庄被列入了旧城改造规划—1980年代初，宗塘村还是全村遍地是豆腐作坊的穷村，现在，仅就对外地人出租房子一项收入，全村就能年创收5000多万元。全村人不超过1500，外地人就有一万多。
对海莉亚这样的上班族，宗塘村村主任宗产宝不担心。让他头疼的正是之前住在棚户区的人，“那些人不仅捡破烂，也附带偷东西”，他忿忿地说，宗塘村民放在门口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比如电瓶车，一根烟的功夫不到，就不翼而飞了。甚至连居民楼梯口的铝合金门窗，也会在一夜之间被人撬光门框，玻璃碎了一地。
这个棚户区，原本是2005年前后为了配合旧城改造，为迁出的居民临时搭建的过渡房。当新房建成、居民迁入后，这些空房被在义乌捡破烂为生的外来人口迅速占领。就此，临时过渡房变成了“拆不掉”的棚户区。
当年，江东街道和宗塘村组织了第一次强拆。但风声过后，棚户区不但重新建起，规模还变得更大了，从村东首一直延伸到山脚水库边上，占地700多亩。最多时，这里住了3000多名外乡人。“现在，一说起宗塘村就是‘有名的垃圾村’，把我们村的名誉给毁了。”当地人忿忿不平。
但在5月底的最后清除中，有村民在现场看到强拆时，突然开始不忍心。“看到城管就这么强行踏进去，老的跪在地上磕头，小的光着身子哭，”他走过去劝说。街道办的人诧异了：“你怎么帮他们说话？”
对这个与他们为邻四五年的棚户区，村民的情感不觉间变得复杂。
其实，以近1比10的人口比例，在宗塘村，外地人占压倒性优势。“在宗塘村，我们本地人还会受外地人欺负，本地人和外地人发生矛盾，本地人都是吃亏的。”当了9年村主任的宗产宝说，“我们这里派出所都是这样的，本地人怎么抓、怎么讲都没关系，外地人不敢碰，碰的话，矛盾闹大了，有些是国际冲突，有些是民族矛盾。”
对外来人员管理隐忍的这一说法，得到警方的印证。楼诩君1996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无论是带他的老民警、还是所长或是分管政法的领导下来，总是教育他们：义乌人和外地人发生冲突，在法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适当偏向于外地人。“虽没有形成文字的东西，但义乌这边一直有这样的观念。”
义乌政府一位官员解释称：“相对外乡人，本地人占有资源多，总是强势点，如果政府再倾向本地人的话，外乡人没地方讲话，恐怕无法待下去。义乌是个商贸城市，以后谁还来这个地方做生意，还怎么发展？”
因为害怕出门在外被欺负而抱团，是各地的外地人都会采取的方式。义乌也不例外。 一位当地媒体记者称，在义乌的河南、甘肃、青海等地外来人喜欢串联，一般都入网虚拟网短号（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建的虚拟网，长号即手机号码，短号则获得更优惠的服务，不过仅限于在同一虚拟网的人互相通话），一旦老乡有什么麻烦，互相联系方便。
河南西华县来的出租司机李师傅来义乌不过半年，已经加入了西华在河南的出租车司机虚拟网，“网上有500多人，都是我们一个县的。老乡联盟有好处，路上看到老乡的车歇火，或与人发生刮擦，一看到他的牌照都会主动停下来。要是受到别的地方人欺负，接到信息后，我们都会马上按下客满的指示灯，空车跑过去帮忙。”
“外地人打起架，几百人一下就到了，都是身强力壮的，而我们村里要叫出几百个年轻人都没那么容易，大家各有各的事，就是叫也叫不来。”宗产宝感叹本地人的弱势。
“老乡会只是个初级形态，多少带点暴力和乡情的盲目冲动。”义乌大丰财富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健发2003年从山东来义乌务工，从打工仔开始一步步发展到今天有自己的企业。当年他也加入过老乡联谊会。“以前的老乡会没有规矩，大家有什么事情，脑袋一热，就一起上了。”
现在，赵健发加入了在义乌的山东省商会。在这个商会里，登记在册的商户有347家，常联络的山东籍务工人员有几千人。商会的管理机构是义乌工商联、民政局，指导单位是市政府协作办。
外省市驻义乌的商会，原本用于企业会员间信息发布和商机应对服务，从今年开始，被当地政府赋予了矛盾纠纷居中调停和司法调解的新职能。义乌山东商会秘书长杨荣寿告诉本刊记者，“义乌人在这方面的智慧相当可以”，他们能够把政府的构想努力延伸到基层各个触角上，并且都能发挥作用。
今年，义乌市司法局组织了两次商会的培训，规定每个商会至少要有1-2名司法调解员，专门负责协调会员企业及外来打工者在从事社会经营活动中的摩擦冲突。
就在培训后不久，山东商会一位会员与福建莆田人因小事发生了肢体冲突。对方出手很重，山东人脑袋被酒瓶砸出血。“当地山东老乡得知此事后，发誓要把它干回来！”福建莆田人在义乌经商务工人员比山东人多，双方的冲突一触及发。
杨荣寿得知后，找到福建商会想了解一下情况，却发现打人一方所在的莆田商会会长正好是熟人。“平常不是经常喝酒的吗？坐下来，两下一调和，矛盾就化解了。”杨说，今年商会还出面帮刚筹建的青海驻义乌商会会长成功调解了一起义乌本地人与青海穆斯林回族的交通纠纷。
“各地商会之间平时有交集，有些民族或是地域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和矛盾，通过本乡人用本乡的风俗习惯去沟通、解释，效果会非常好。”杨荣寿说，目前正式备案登记的各地
商会总数已有28家，经义乌工商联审批的有38家，省级商会有山东、湖北、四川、安徽等8家。
看到商会势力在社会维稳方面的种种好处之后，义乌政府今年将指导在义乌的新疆人筹建继青海商会后的第10个省级商会新疆商会。
警务创新
义乌一位资深警官总结称，浙江义乌和广东东莞等地在治安的形势和特点有很大共性，如外来人口流动性大、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倒挂严重。甚至通过警方监控能发现：往往广东出现一种新型犯罪手法，义乌接着就会发生——由于义乌市跟广东番禹区是“共建城市”，因此两省警情互动交流近年来颇为密切。
不过，两地的管控手段不太一样。比如，广东一些发达城市城郊结合部摩托车盗抢猖獗，久治不愈，广东一些城市最近采取取消城市摩托车上路来试图根除这种现象。义乌在2004、2005年前后，同样出现了严重了摩托车盗抢现象，义乌专门开发了一个系统，对所有外地摩托车购买后去向实施登记监控，同时加强街面打击力度，摩托车盗抢案迅速减少。
另外，在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登记方面，两地都取消了暂住证的办证收费。浙江外来人口的做证和照相收费全部由政府买单，广东则是公安不收，政府还在收取。
不过，两地经济结构不同，两地外来人口结构也有差别，这也是即使被一地证实为成功的管理模式难以复制到另一地区的原因。比如义乌这样的商业社会中，今年替人跑单的打工者，明年可能就自己当老板了；而在广东一些地方，高度单一的某一制造业吸引来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往往是单一色的工人，他们虽然有换老板的自由，但转换工种和向上发展的机会都很少，相应的，管理难度却很大。
义乌另一项创新是“外警管外口”的警务管理模式。鉴于在义乌的新疆及中东穆斯林很多，义乌上报公安部协调，请新疆伊犁市定期派出两名民警、一位副局长到义乌任职，因为“在警务处理中，本地警察更了解并尊重对方的民族传统和习惯，处理起来会更少磨擦”。这一政策实行多年，义乌没发生过一起维吾尔族民族矛盾冲突。该模式后来被公安部作为先进经验推广。
软性环境建设
其实，义乌地处浙中丘陵，城市发展空间小，土地资源匮乏，剧增的外来人口更容易给当地带来诸多流行疾患、人员就业和社会稳定等问题。义乌历年犯罪群体中，80%以上是外来流动人口，而外来人口犯罪率为千分之二，最高时达到千分之三点五。尽管比例不高，但基数大，流动人口给这座城市带来的管理压力巨大。
“义乌在编警察不足1千人，这个配比是按照常驻人口来配备的。警力吃紧，一线民警普遍压力很大。”对义乌这样的新型移民城市管理，浙江省警察学院的一位副教授认为应
“软硬两手抓”。事实上，这个城市拥有县级市中网点最多、设施最好的社会治安网络监控系统，义乌治安动态视频监控系统还成为公安部指定的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在全国范围适用。
不过，执政者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应对矛盾游刃有余，多数时候，还是千方百计平衡各方利益，求得社会稳定。但在各类矛盾冲突应急预案中，义乌政府最强调的是要灌输给本地人一种意识：义乌有今天的辉煌，外来建设者们功不可没。
义乌政府特别乐于推广讨论“义乌精神”这类务虚话题，被政府提出的“义乌精神”最终被定为“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最后四个字，在这座新兴移民城市常常被提及。“不同于深圳等沿海经济特区，义乌经济是由早年‘鸡毛换糖’式的小农经济发展到今天这种大格局的，义乌人知道，要发展就不能排外。”义乌市政府一位官员称。
这种意识最终成为这个县城的“城市文化”，义乌人甚至为自己的宽容和多元而自豪。比如他们认为，同为大陆知名的一些商贸城市，原来市场规模和名气都大过义乌，但后来据说因为当地人长期排外倾向严重，使得一些地方的商人不去那边进货，最终落在了义乌后面。
这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义乌人嘴里的其他商贸城市，有的的确一度存在可怕的绑架和欺诈外地商人现象，而地方政府却在长年扮演包庇的角色，最终令许多外地商人望而却步。
此外，虽然义乌被认为是“商业浮华社会”，当地有商会领袖却认为，金钱的主流价值标杆也正具有好的引导力，能促人奋发向上，一心赚钱，不在其他方面走邪路，有利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打造公平畅通的创业环境，打开外来人口的向上通道，也是社会管理的治本之策。
“义乌就像香港，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在成熟的商业环境里，公平、公正的原则会自动确立，不用刻意去做什么创造公平的工作。在这里，不同国籍、民族和地域的人，包括本地人在内，都是一样靠打拼奋斗的。政府对大家的服务也没有不同。”
从结果看来，漂在义乌的人们，一段时间之后，大致都会在三条路中选一条：打工起步，在义乌商业氛围的感召推动下，迈入商界创业；在公司挣到越来越多钱，成为心里踏实的新义乌人；把义乌当成人生驿站，转战他处或回家。
“只有正规表达和维权渠道畅通，其他非正规渠道的生存空间才受到压缩。”浙江省“平安办”有关官员称，中国内地所有31个省级行政区都有人在义乌，江西、贵州、河南三省人数列前三位。其中仅江西一地20多万，河南人有17万。少数民族有7万余人。义乌在1990年代末，就允许外来人口参选本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少数民族和外籍人士列席地方“两会”，这在大陆各地亦属先行先试。
而据义乌外来人口办有关人士透露，义乌准备借鉴推行慈溪和谐促进会、台州共享基金会等吸收外来人口共同管理社区的模式，推动外来人口主动加入本地组织，参与公共事务。
让流动人口集中居住，不可取
2011年08月26日 作者：社论
■ 社论
人们有自由流动的权利，也有在一个城市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政府服务于民众，决不能让民众为了自己的所谓“服务”，而放弃这些权利。
据报道，江苏省将加大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力度，在实施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的同时，还将在今年推广流动人口“集中住宿、集中服务、集中管理”模式。
江苏通过居住证制度，让流动人口享受和本地居民同等的社保、教育、就业等待遇，值得肯定与鼓励，希望这种制度得到大力推广。
但所谓“集中住宿、集中服务、集中管理”的“三集中”制度，存在道义上的不合理和政策执行环节的不可行，还容易让人生出强化歧视、群体分割、自由受侵之感，值得商榷。
从国家和居民的关系看，只要是一国之内的公民，即享有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权利，同时，基于“国民”而非“省民”或“县民”之概念，任何国民，也应享有在本国内迁徙、流动之权利。但“三集中”制度，恰恰与人的这种权利形成了悖反。
流动人口散布在一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因为服务处所和经营场所的地域区别，不可能做到集中居住，如果强制要求这样做，就会加大流动人口的生活成本、交通成本和其他成本。
不管是流动人口还是本地市民，他们不仅有在全国范围流动的权利，也有在一个城市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即便城市政府不强制要求集中居住，但哪怕是一种政策的引导，也容易给流动人口造成心理上的压力，甚至因为不符合这种引导政策而失去本应获得的各种权利。
以“集中服务”之名，让流动人口“集中居住、集中管理”，颠倒了行政服务和服务对象的关系。现代政府的服务理念告诉我们，政府服务于民众，应当基于保障民众之权利而积极为之，决不是让民众为了自己“服务”的便利，而放弃权利。
以政策方式将流动人口与本地原住民区别对待，还容易在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之间人为
造成鸿沟，不利于社会和谐。当前社会，人们基于故乡情结、文化差异、经济差别、城乡分野、职业鸿沟等各种因素，本已存在各种阶层隔阂和对立，城市政府应该做的，不是强化和增加这些对立与区别，而是采取政策促进差别消融，推进社会和谐。
江苏拟推行的“三集中”制度，于法无据，从操作环节来看，这种政策也很难落到实处，与其出台这样一个不合理又无操作性的政策，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善待流动人口方面。
公共管理决策者应当意识到，流动人口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把每一个人当人看，把每一个流动人口当成“自己人”，通过强化服务、平等待之，以促进各地人群的体谅、互助和融合，而不是时刻把流动人口当“外人”，甚至贴上标签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