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君子》是莫里哀的代表作。莫里哀为了争取这个剧本的演出，从1664年到1669年，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四年多时间的斗争。在这四年间，他一再对剧本进行修改。因而，这部喜剧可说是莫里哀的精心杰作。 剧本的锋芒指向教会，具有强烈的揭露性。因此，喜剧在1664年5月的凡尔赛宫盛大游园会一上演，宗教反动势力立刻出动，阻挠演出，第二天就被禁演。莫里哀为演出这个剧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在多种场合朗读剧本，在私人宅第里演出，而且三上陈情书，请求国王收回成命。1667年得到国王的口头许诺，他对剧本作了修改后再度上演。但是，只演了一场，《伪君子》又遭厄运：巴黎最高法院下令禁演，巴黎大主教也在教区内张贴告示，严禁教民阅读或者听人朗读这出喜剧，否则就取消教籍。一直到1669年，教皇发布“教会和平”谕令，宗教迫害暂时有所缓和，莫里哀对作品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于1669年2月间上演。这次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 喜剧根据古典主义的基本规则写成，严格遵守“三一律”。剧本的情节单一，地点始终没有离开巴黎富商奥尔恭的家庭，时间不超过24小时，全文用诗体写成。剧中人物明显地分成两个对立的集团：以伪君子答丢夫和他的两个崇拜者——奥尔恭和他的母亲柏奈尔夫人为一方；以女仆桃丽娜及奥尔恭家中的其他成员为另一方，包括奥尔恭的续弦太太欧米尔，儿子达米斯，女儿玛丽亚娜，还有玛丽亚娜的情人瓦赖尔，舅父克雷央特。 伪君子答丢夫是全剧的中心人物。莫里哀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概括了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的伪善本性，对他进行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在戏的头两幕，莫里哀通过奥尔恭一家老、少两派激烈的争吵，从各个方面介绍了他的经历和特点，答丢夫原是外省的一个贵族，后来破落了，穷得连一双鞋都没有。流落到巴黎以后，他利用宗教来谋出路。在教堂里，他装扮成一个虔诚的信士，用一些虚假得过火的虔诚动作骗取了奥尔恭的信任。到了奥尔恭家里，他仍然以矫揉造作的一套骗取信任，“一点点小事他也要扣在自己身上认为罪孽深重”。这种虚伪的外衣和他的实际情况是根本配不上的。从外貌上看，他“又粗又胖，脸蛋子透亮，嘴红红的”，没有一点苦行者的样子。桃丽娜早就指出：他是一个贪图享乐的酒肉之徒。在奥尔恭家，他一个人能吃够六个人吃的东西，每天大嚼松鸡和羊腿，酒足饭饱之后，在睡意缠绵之中走到自己房间，猛孤丁地躺在暖暖和和的床上，安安稳稳地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答丢夫的形象不仅体现了宗教的虚伪性，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形象，莫里哀揭露了宗教伪善对于社会的危害性。答丢夫披上宗教信士的外衣混到奥尔恭家中，其目的是为了破坏别人的家庭，满足自己的兽欲，霸占别人的财产，以伪善的手段来达到掠夺的目的。所以剧本从第三幕开始就逐步深入地揭露答丢夫伪善的本质，让答丢失以自己的行动剥下他虚伪的外衣，暴露出他的罪恶目的和凶狠面目。 第三幕第二场，答丢夫出场时，一见到女仆桃丽娜，他未等说话就掏出手帕，要桃丽娜把袒露的胸脯遮起来，仿佛他是一个断绝一切欲念的圣徒，就突出地表现了人物虚伪透顶的性格特征。答丢夫出场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勾引欧米尔，还恬不知耻地打着上帝的幌子来掩盖自己的用心，他的丑行被达米斯揭发后，他又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被诬告者，耍弄假虔诚的手法，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既洗清了自己又嫁祸于别人，结果使愚蠢的奥尔恭受了骗，反把自己的儿子赶出家门。从这两件事中，我们看到了答丢夫的伪善，也看到了他能言善辩，巧于应变，灵魂肮脏而手段狠毒。 第四幕第五场，答丢夫再次向欧米尔求欢，结果自己把画皮撕了下来。他对欧米尔说：上帝“在我是算不了一回事的”，“一件坏事只是在被人嚷嚷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才成其为坏事”。这就彻底暴露了他是个亵渎上帝、否认任何道德准则，以伪善手段来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无耻之徒，连糊涂的奥尔恭也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最后，当虚伪骗不了人的时候，他就抛掉画皮，露出凶相。他串通法院，以执行“契约”为名，要赶走奥尔恭，又借奥尔恭交给他的自己朋友的文件匣子，向国王控告奥尔恭是政治犯，妄图把他置于死地，达到永远霸占他的财产的目的。 通过这一形象，莫里哀深刻地揭露了教会和贵族上流社会的伪善、狠毒、荒淫无耻与贪婪，突出地批判了宗教伪善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天主教是欧洲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在当时的法国，它又成了反动势力的代表，而伪善正是它最显著的特点。17世纪初期，教会势力和贵族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组织了反动谍报机构“圣体会”，打着宗教慈善事业的幌子，派人混进“良心导师”的行列，监视人们的言行，陷害进步人士，更露骨地体现了宗教的虚伪性。莫里哀笔下的答丢夫，有着明显的针对性，他把讽刺的锋芒对准了这种宗教伪善，揭露它的罪恶本质。伪善的风气还流行于整个上流社会，莫里哀在他的一些剧本中就曾揭露过当时法国社会的这一特征，《伪君子》里的克雷央特说：有许多人“以假虔诚来配合他们的恶习”，从事罪恶活动。莫里哀的剧本切中时弊，触到了反动势力的痛处，抨击了庞大的反动集团，正如他自己在剧本的序言中所说：“这出喜剧，哄传一时，长久受到迫害；戏里那些人，有本事叫人明白：他们在法国，比起到目前为止我演过的任何人，势力全大。”几百年来。这一形象始终保持了它的生命力。到现在，由于答丢失的形象的高度的典型性，他已经成为伪善、“故作虔诚的奸徒”的代名词。 奥尔恭的形象也富有典型意义。这个巴黎富商是王权的支持者，在国内几次变乱中，他都帮助过国王，表现得十分英勇，但是对于宗教虔诚却表现得异常地狂热，以至于受到答丢失的欺骗而变得十分愚蠢。他的思想比较保守，害怕自由思想，惟恐因此会惹出什么灾祸。另外，此人还有专制家长的作风，刚愎自用，顽固暴躁，为了维护“一家之主”的地位，总想“煞一煞全家人的狂妄气焰”。这些都是17世纪法国上层资产阶级的特征。莫里哀在《乔治·党丹》和《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嘲笑过资产阶级的这种狭隘性和妥协性，劝导他们要认识其危害。在《伪君子》中，奥尔恭几乎被答丢夫害得家破人亡，莫里哀对他有讽刺也有同情。莫里哀的基本态度是希望资产阶级能从灾难中吸取教训，不再受害。 桃丽娜是剧中反对封建道德、揭露宗教伪善的主要人物。她身为女仆，但头脑清醒，目光敏锐。在奥尔恭家里。她最早识破答丢夫的伪善外衣和他贪图金钱、女色的本性。为了彻底揭穿这个伪善者，擦亮奥尔恭的眼睛，桃丽娜把奥尔恭一家人动员起来、一方面与答丢夫的伪善作斗争，另一方面又与奥尔恭的专制作风、封建观念作斗争。桃丽娜是真正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她看不惯奥尔恭的封建观念和专制作风。她认为：“爱情这种事是不能由别人强作主的”，“谁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一个她所厌恶的男子，那么她将来所犯的过失，在上帝面前是该由做父亲的负责的”。她甚至不怕吃耳刮子，与奥尔恭唇枪舌剑，积极支持年轻人争取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斗争。莫里哀把桃丽娜放在反封建、反宗教伪善的重要位置上，并且把她与多种人物形成对照，从中显示出这个劳动人民形象的优秀品质。比起奥尔恭的愚蠢、达米斯的急躁、玛丽亚娜的懦弱、克雷央特的无能来，桃丽娜的聪明、机智、勇敢、灵活更显得突出了。莫里哀塑造出这样一个生动、美好的劳动者的形象，可以说是他民主主义进步思想的具体表现。 克雷央特是古典主义戏剧中常见的“代言人”的形象，作者用他的嘴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人物本身对剧情的发展不起重要作用。克雷央特也属于反答丢夫一派，但是他却希望答丢夫“能痛改前非而改正自己的生活”。这里反映了莫里哀的思想局限。 喜剧的结局是仰仗于国王的英明，恶人受到惩罚，奥尔恭受到恩赦。这个收场来得突然，剧情发展的内在因素不可能产生这种转悲为喜的收尾。但是，社会现实本身缺少解救奥尔恭的根据，莫里哀不得不求助于国王的力量。这反映了作者借助王权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政治态度，体现了作者主张的国王应该以理性治国的政治原则，同时也符合古典主义文艺思想的要求。
《伪君子》是莫里哀的代表作。莫里哀为了争取这个剧本的演出，从1664年到1669年，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四年多时间的斗争。在这四年间，他一再对剧本进行修改。因而，这部喜剧可说是莫里哀的精心杰作。 剧本的锋芒指向教会，具有强烈的揭露性。因此，喜剧在1664年5月的凡尔赛宫盛大游园会一上演，宗教反动势力立刻出动，阻挠演出，第二天就被禁演。莫里哀为演出这个剧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在多种场合朗读剧本，在私人宅第里演出，而且三上陈情书，请求国王收回成命。1667年得到国王的口头许诺，他对剧本作了修改后再度上演。但是，只演了一场，《伪君子》又遭厄运：巴黎最高法院下令禁演，巴黎大主教也在教区内张贴告示，严禁教民阅读或者听人朗读这出喜剧，否则就取消教籍。一直到1669年，教皇发布“教会和平”谕令，宗教迫害暂时有所缓和，莫里哀对作品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于1669年2月间上演。这次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 喜剧根据古典主义的基本规则写成，严格遵守“三一律”。剧本的情节单一，地点始终没有离开巴黎富商奥尔恭的家庭，时间不超过24小时，全文用诗体写成。剧中人物明显地分成两个对立的集团：以伪君子答丢夫和他的两个崇拜者——奥尔恭和他的母亲柏奈尔夫人为一方；以女仆桃丽娜及奥尔恭家中的其他成员为另一方，包括奥尔恭的续弦太太欧米尔，儿子达米斯，女儿玛丽亚娜，还有玛丽亚娜的情人瓦赖尔，舅父克雷央特。 伪君子答丢夫是全剧的中心人物。莫里哀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概括了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的伪善本性，对他进行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在戏的头两幕，莫里哀通过奥尔恭一家老、少两派激烈的争吵，从各个方面介绍了他的经历和特点，答丢夫原是外省的一个贵族，后来破落了，穷得连一双鞋都没有。流落到巴黎以后，他利用宗教来谋出路。在教堂里，他装扮成一个虔诚的信士，用一些虚假得过火的虔诚动作骗取了奥尔恭的信任。到了奥尔恭家里，他仍然以矫揉造作的一套骗取信任，“一点点小事他也要扣在自己身上认为罪孽深重”。这种虚伪的外衣和他的实际情况是根本配不上的。从外貌上看，他“又粗又胖，脸蛋子透亮，嘴红红的”，没有一点苦行者的样子。桃丽娜早就指出：他是一个贪图享乐的酒肉之徒。在奥尔恭家，他一个人能吃够六个人吃的东西，每天大嚼松鸡和羊腿，酒足饭饱之后，在睡意缠绵之中走到自己房间，猛孤丁地躺在暖暖和和的床上，安安稳稳地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答丢夫的形象不仅体现了宗教的虚伪性，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形象，莫里哀揭露了宗教伪善对于社会的危害性。答丢夫披上宗教信士的外衣混到奥尔恭家中，其目的是为了破坏别人的家庭，满足自己的兽欲，霸占别人的财产，以伪善的手段来达到掠夺的目的。所以剧本从第三幕开始就逐步深入地揭露答丢夫伪善的本质，让答丢失以自己的行动剥下他虚伪的外衣，暴露出他的罪恶目的和凶狠面目。 第三幕第二场，答丢夫出场时，一见到女仆桃丽娜，他未等说话就掏出手帕，要桃丽娜把袒露的胸脯遮起来，仿佛他是一个断绝一切欲念的圣徒，就突出地表现了人物虚伪透顶的性格特征。答丢夫出场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勾引欧米尔，还恬不知耻地打着上帝的幌子来掩盖自己的用心，他的丑行被达米斯揭发后，他又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被诬告者，耍弄假虔诚的手法，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既洗清了自己又嫁祸于别人，结果使愚蠢的奥尔恭受了骗，反把自己的儿子赶出家门。从这两件事中，我们看到了答丢夫的伪善，也看到了他能言善辩，巧于应变，灵魂肮脏而手段狠毒。 第四幕第五场，答丢夫再次向欧米尔求欢，结果自己把画皮撕了下来。他对欧米尔说：上帝“在我是算不了一回事的”，“一件坏事只是在被人嚷嚷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才成其为坏事”。这就彻底暴露了他是个亵渎上帝、否认任何道德准则，以伪善手段来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无耻之徒，连糊涂的奥尔恭也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最后，当虚伪骗不了人的时候，他就抛掉画皮，露出凶相。他串通法院，以执行“契约”为名，要赶走奥尔恭，又借奥尔恭交给他的自己朋友的文件匣子，向国王控告奥尔恭是政治犯，妄图把他置于死地，达到永远霸占他的财产的目的。 通过这一形象，莫里哀深刻地揭露了教会和贵族上流社会的伪善、狠毒、荒淫无耻与贪婪，突出地批判了宗教伪善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天主教是欧洲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在当时的法国，它又成了反动势力的代表，而伪善正是它最显著的特点。17世纪初期，教会势力和贵族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组织了反动谍报机构“圣体会”，打着宗教慈善事业的幌子，派人混进“良心导师”的行列，监视人们的言行，陷害进步人士，更露骨地体现了宗教的虚伪性。莫里哀笔下的答丢夫，有着明显的针对性，他把讽刺的锋芒对准了这种宗教伪善，揭露它的罪恶本质。伪善的风气还流行于整个上流社会，莫里哀在他的一些剧本中就曾揭露过当时法国社会的这一特征，《伪君子》里的克雷央特说：有许多人“以假虔诚来配合他们的恶习”，从事罪恶活动。莫里哀的剧本切中时弊，触到了反动势力的痛处，抨击了庞大的反动集团，正如他自己在剧本的序言中所说：“这出喜剧，哄传一时，长久受到迫害；戏里那些人，有本事叫人明白：他们在法国，比起到目前为止我演过的任何人，势力全大。”几百年来。这一形象始终保持了它的生命力。到现在，由于答丢失的形象的高度的典型性，他已经成为伪善、“故作虔诚的奸徒”的代名词。 奥尔恭的形象也富有典型意义。这个巴黎富商是王权的支持者，在国内几次变乱中，他都帮助过国王，表现得十分英勇，但是对于宗教虔诚却表现得异常地狂热，以至于受到答丢失的欺骗而变得十分愚蠢。他的思想比较保守，害怕自由思想，惟恐因此会惹出什么灾祸。另外，此人还有专制家长的作风，刚愎自用，顽固暴躁，为了维护“一家之主”的地位，总想“煞一煞全家人的狂妄气焰”。这些都是17世纪法国上层资产阶级的特征。莫里哀在《乔治·党丹》和《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嘲笑过资产阶级的这种狭隘性和妥协性，劝导他们要认识其危害。在《伪君子》中，奥尔恭几乎被答丢夫害得家破人亡，莫里哀对他有讽刺也有同情。莫里哀的基本态度是希望资产阶级能从灾难中吸取教训，不再受害。 桃丽娜是剧中反对封建道德、揭露宗教伪善的主要人物。她身为女仆，但头脑清醒，目光敏锐。在奥尔恭家里。她最早识破答丢夫的伪善外衣和他贪图金钱、女色的本性。为了彻底揭穿这个伪善者，擦亮奥尔恭的眼睛，桃丽娜把奥尔恭一家人动员起来、一方面与答丢夫的伪善作斗争，另一方面又与奥尔恭的专制作风、封建观念作斗争。桃丽娜是真正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她看不惯奥尔恭的封建观念和专制作风。她认为：“爱情这种事是不能由别人强作主的”，“谁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一个她所厌恶的男子，那么她将来所犯的过失，在上帝面前是该由做父亲的负责的”。她甚至不怕吃耳刮子，与奥尔恭唇枪舌剑，积极支持年轻人争取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斗争。莫里哀把桃丽娜放在反封建、反宗教伪善的重要位置上，并且把她与多种人物形成对照，从中显示出这个劳动人民形象的优秀品质。比起奥尔恭的愚蠢、达米斯的急躁、玛丽亚娜的懦弱、克雷央特的无能来，桃丽娜的聪明、机智、勇敢、灵活更显得突出了。莫里哀塑造出这样一个生动、美好的劳动者的形象，可以说是他民主主义进步思想的具体表现。 克雷央特是古典主义戏剧中常见的“代言人”的形象，作者用他的嘴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人物本身对剧情的发展不起重要作用。克雷央特也属于反答丢夫一派，但是他却希望答丢夫“能痛改前非而改正自己的生活”。这里反映了莫里哀的思想局限。 喜剧的结局是仰仗于国王的英明，恶人受到惩罚，奥尔恭受到恩赦。这个收场来得突然，剧情发展的内在因素不可能产生这种转悲为喜的收尾。但是，社会现实本身缺少解救奥尔恭的根据，莫里哀不得不求助于国王的力量。这反映了作者借助王权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政治态度，体现了作者主张的国王应该以理性治国的政治原则，同时也符合古典主义文艺思想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