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根荣
经济评论 2007年02期
一、问题的提出
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如何“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一个紧迫课题。“二元经济”理论是现代国内外学者对劳动力流动机制的研究基石。刘易斯 (1954)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先提出“二元经济”理论，后来经过刘易斯本人的一再诠释(1958、1972、1979)，以及费景汉和拉尼斯 (1964)、哈里斯和托达罗(1970)、乔根森(1961)、拉克西特(1982)等众多学者的相继发展，现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劳动力会从低边际用途向高边际用途——或者说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从农业向工商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不同学者在对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具体阐释上存在差异，在发展经济学中主要有两种典型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即刘易斯(W.A.Lewis,1954)模式与哈里斯－托达罗(J.R.Harris-M.P.Todaro,1970)模式。
刘易斯模式的前提条件是：农业部门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力趋向于零，人均生产量与该部门的最低生活水平相等。刘易斯模式的劳动力转移机制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最低生活水平以上的实际工资，农业部门就能够向工业部门无限供给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这样，直到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增大，从而使实际工资上升至与工业部门实际工资相等时，劳动力的转移结束。
从哈里斯－托达罗模式来看，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力主要是客观存在相对经济利益的驱使。该模型假定：劳动力的流动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而不是对实际收入的反应。因此，该模型可以表示为：M=h(pW[,u]-W[,t])，其中M表示某一时期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数；W[,u]为城市收入；W[,t]为乡村收入；p为找到工作的概率，此概率取决于城市人口失业率；h为潜在移居者的反应率。①哈里斯－托达罗模式的劳动力转移机制是：只要工业部门的预期工资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工业部门失业率上升，预期工资随之下降；当预期工资下降到与农业部门的工资相等时，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就停止。
这两种劳动力转移模型对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的解释都存在缺陷。首先，刘易斯模式把劳动力流动机制简单地归于两部门间的工资率差异；而哈里斯－托达罗模式把劳动力的流动动力仅归于城乡预期收益的简单比较，都属于无迁移成本情况下的劳动力流动。其次，两模型都把劳动力市场同质化，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禀赋不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机会不同。最后，两者没有考虑劳动力作为“人”的特性而不同于其他物质性生产要素的特点，忽视了劳动力流动的心理成本。
总之，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缺乏从微观层次上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的深入分析。因此，本文将通过构建劳动力流动的阻力模型，从效用函数等基本微观理论工具出发，来阐释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机制，剖析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阻力因素。
二、劳动力流动阻力模型的构建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效用函数模型
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取决于在家务农与进城务工两种就业方式带来的财富效用水平的比较。但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在家务农的劳动力就业方式能够取得的最大净收入作为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只取决于进城务工的预期效用水平。假设农村劳动力进城意愿的阀值即最低效用为U[,0]，而且阀值U[,0]与农村劳动力的初始财富量(W[,0])有关；预期效用为U[e]，那么只有当预期效用水平U[e]≥U[,0]，农村劳动力才会产生现实的流动。也就是说，在某个劳动者进城意愿的阀值即最低效用为U[,0]既定的情况下，若其进城务工的预期效用水平U[e]越高，则其进城务工的积极性越高。
效用的大小由劳动者的偏好（用效用函数f表示）以及财富量大小W决定，U=f(W)，且f(W)是递增函数。财富量大小取决于农村劳动力的初始财富量(W[,0])及其进城务工的预期净收入(Π[e])，W=W[,0]+Π[e]，则U[e]=f(W[,0]+Π[e])。我们假设流动人口的初始财富量为零，即W[,0]=0，那么财富的大小主要由劳动力流动的预期净收入Π[e]决定，即U[e]=f(Π[e])；同时可以推知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意愿的阀值即最低效用为U[,0]=f(W[,0])=0。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前提条件简化为：U[e]≥0，即f(Π[e])≥0，也就是只要Π[e]≥0即可。
预期净收入Π[e]是由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预期总收入TR[e]与其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总成本TC决定，Π[e]=TR[e]-TC。劳动者的收入预期可以看作是年工资收入预期，显然，劳动者的年工资收入预期是基于对自身就业能力的判断。因此，我们可以直接假设劳动者的预期总收入TR[e]与劳动者的能力——即人力资本禀赋H以函数φ（）形式正相关；且与工资兑付的风险β（即工资被拒付或恶意拖欠的可能性）负相关，由此可得TR[e]=(1-β)φ(H)。而劳动力流动的总成本TC主要由交通费用C[,1]、工作搜寻成本C[,2]、进城务工劳动力的时间机会成本C[,3]、城乡生活费用差异的成本C[,4]、心理成本C[,5]组成。
即：TC=C[,1]+C[,2]+C[,3]+C[,4]+C[,5]
故：Π[e]=(1-β)φ(H)-(C[,1]+C[,2]+C[,3]+C[,4]+C[,5])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前提条件转化为：
(1-β)φ(H)-(C[,1]+C[,2]+C[,3]+C[,4]+C[,5])≥0
即：(1-β)φ(H)≥(C[,1]+C[,2]+C[,3]+C[,4]+C[,5])
(1)关于交通费用C[,1]：其大小主要取决于交通路线L的长短，即空间距离。一般来说，乘坐相同的交通工具，空间距离越远，交通费用也越大。因此，假设交通费用C[,1]与交通路线L以增函数ψ[,1]（）形式正相关，则C[,1]=ψ[,1](L)。
(2)关于工作搜寻成本C[,2]：假设工作搜寻成本 C[,2]与劳动者所掌握的就业信息量θ以减函数ψ[,2]（）形式呈负相关关系，则C[,2]=ψ[,2](θ)。
(3)关于劳动力的时间机会成本C[,3]：是指劳动力在家务农能够取得的最大净收入，这与工农产品的相对价格ρ[1]以及农业税费T大小有关。工农产品的相对价格ρ[1]等于工业品价格P[,1]除以农业品价格P[,2]，即ρ[1]=P[,1]/P[,2]。相对价格ρ[1]越大，则表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越高，相对地，农业产品价格就越低，结果必然导致农民在家务农的净收入下降，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C[,3]也降低。因此，机会成本C[,3]与工农产品的相对价格ρ[1]是负相关的。同样的道理，农业税费T的大小也与机会成本C[,3]负相关。因此，可以用减函数ψ[,3]（）来表示机会成本C[,3]与相对价格ρ[1]、农业税费T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即：C[,3]=ψ[,3](ρ[1],T)。
(4)关于城乡生活费用差异的成本C[,4]：其大小与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ρ[2]有关，城乡消费品或服务的相对价格ρ[2]等于城市消费品或服务的价格P[*,1]除以农村消费品或服务的价格P[*,2]，ρ[2]=P[*,1]/P[*,2]。相对价格ρ[2]越大，则表示城市消费品或服务价格越高，或者说，农村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价格越低，结果必然导致农民的城乡生活费用差异的成本C[,4]越高。因此，可以用减函数ψ[,4]（）来表示城乡生活费用差异的成本C[,4]与相对价格ρ[2]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C[,4]=ψ[,4](ρ[2])。
(5)关于心理成本C[,5]：劳动力流动的心理成本是一种隐性成本，容易被忽视。劳动力是具有人格特性的，不同社会环境会给劳动者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由于乡土情深、亲情分隔以及遭受歧视等各种因素会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沉重的心理负担，这种负担我们就称之为心理成本。每个劳动者心理特性不同，对于这些心理因素带来的心理负担也不尽相同，故心理成本难以测定。为分析方便，设心理成本仅与劳动者受公平待遇程度δ(δ∈(0,1))以减函数ψ[,5]（）形式负相关，即C[,5]=ψ[,5](δ)。
至此，我们可以将劳动力流动的总成本中各成本分项用相应的函数来替代，得到：
而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意愿可以用前面所提出的U[e]的大小来衡量，由于Π[e]=TR[e]-TC，由此，我们得到了关于劳动力流动的预期效用函数：
由前面的假设与分析，我们可以推知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因素与预期效用值的关系。
(1)空间因素L。，即劳动力流动目的地越远，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意愿越小。
(2)信息因素θ。，即掌握的就业信息量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意愿越大。
(3)能力因素H。，即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越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意愿越强。
(4)风险因素β。，即工资兑付风险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意愿越小。
(5)价格因素(ρ[1],ρ[2])。，即：工农产品相对价格ρ[1]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意愿越大；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ρ[2]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意愿越小。
(6)税费因素T。，即农村税费越繁重，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意愿越大。
(7)公平因素δ。，即对农民工待遇越公平，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意愿越大。
(8)偏好因素f（）。劳动者的个人偏好决定其具体效用函数f（）形式的选择，从而影响预期效用值。在相同的预期财富量的情况下，风险爱好者的效用大于风险中立者的效用；而风险中立者的效用大于风险厌恶者的效用。因此，偏好因素对劳动者的流动意愿有明显的影响。
（二）从效用函数模型到阻力模型
预期效用函数的构建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意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测度工具。从理论上讲，预期效用函数U[e]值越大，劳动力流动意愿越强烈。这是对劳动力流动意愿顺向测度方法。但由于效用函数无法确定具体形式，因此，通过效用函数对劳动力流动的顺向测度无法实现数量化，我们可以对劳动力流动进行逆向测度。所谓逆向测度，是指对劳动力流动阻碍作用的测度。引入物理学中测量摩擦系数即阻力系数的概念，我们可以用“阻力系数”k来测度劳动力流动的受阻程度。而所谓阻力系数反映了劳动力流动的总成本TC与预期总收入TR[e]的比值关系，即k=TC/TR[e]。由于：
由于在初始财富W[,0]=0以及进城意愿的阀值即最低效用为U[,0]=0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激励条件是：Π[e]≥0，即TR[e]-TC≥0，也就是阻力系数k≤1。反之，当k≥1时，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受到严重的阻碍，甚至出现劳动力逆向流动趋势。显然，影响预期效用的因素对阻力系数的大小同样产生影响。相应地，我们总结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七大阻力，并将该研究框架称为劳动力流动的阻力模型。具体而言，七大阻力如下：
(1)空间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空间距离的阻碍，流动目的地越远，流动阻力越大。
(2)信息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信息的阻碍，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状况严重制约了劳动力的流动。
(3)能力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就业技能阻碍，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流动阻力大。
(4)风险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工资兑付风险的阻碍，工资被拖欠、被拒付的风险越大，劳动者流动阻力大。
(5)价格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工农产品相对价格及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的阻碍，工农产品相对价格越小，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大；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大。
(6)政策阻力。由于影响预期效用值的税费因素、公平因素都与政府政策取向直接相关，因此，我们将之合并称为政策阻力。政策阻力包含农业税费政策、城市有关农民工政策对农民工流动形成的阻碍。一般来说，农业税费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意愿越强，表面上看，流动阻力变小，但实际上这种流动是一种强迫性的流动。另外，农民工在城市所受到的“非市民待遇”越严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成本越高，心理成本越大，农民工流动阻力越大。
(7)心理阻力。不同社会环境会对劳动者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由于乡土情深、亲情分隔以及遭受歧视等各种因素会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沉重的心理负担，这种负担我们就称之为心理阻力。一般而言，农民工所在城市的社会环境越公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小。
三、阻力模型的应用及政策含义
（一）阻力模型的应用：“民工荒”的分析
阻力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劳动力流动的微观经济学框架，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自2004年下半年起，中国在大范围内相继出现了“民工荒”现象的微观机制。这个现象最早出现在珠三角地区，逐渐向沿海的一些地区蔓延。国务院研究室近日发布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对正在城镇务工和返乡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②这无疑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实证资料。根据阻力模型，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阻力状况具体分析如下：
1.空间阻力。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现代交通工具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空间阻力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甚微。调查显示，大中城市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 2004年到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比上年增加了448万人，增长7.4%，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也由上年的 68%提高到70%；进入大中城市的农民工占总量的 62.4%，比上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③因此，从空间阻力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区位的选择基本上不受空间距离的影响，他们主要流向经济发达地区。
2.信息阻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发现和获取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信息是弱势的。④表面上，农民工可以通过劳务市场、街头招工广告、电视电台报纸的“用工指南”、乡镇干部的代理联系等多种途径和渠道获得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但目前农民工打工主要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通过“资深”农民工介绍，一轮带一轮地以滚动方式进城。据调查，通过熟人或亲戚介绍的比例达到60.37%，而通过中介机构介绍和自己应聘的仅占14.20%和 12.10%。⑤这种“乡土性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就业信息量很小，而且缺乏连续性、稳定性。这种劳动力市场信息的特征：一是信息量少，内容单调，可靠性差；二是信息源头不活跃也不丰富；三是信息联系渠道少，联系方式单一原始，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失真严重；四是信息价值含量低，信息价值转换空间小。因此，农民工就业信息的取得是高成本的，这也是一些地方出现“民工盲流”的重要原因。
3.能力阻力。相关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6.54年，略高于小学毕业水平，农村人口拥有的人力资本低，并且我国农民绝大多数没有受过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⑥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不足 1%。2001年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如下：接受了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为0.46%；接受中专教育的人口比例为2.02%；接受了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为9.65%；接受了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为 48.8%；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为31.14%；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比例为7，69%。⑦正是由于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素质普遍偏低，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工种，导致农民工收入偏低，不足以支撑其家庭在城市定居生活。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元至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至500元的占29.26%， 500元至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 27.90%。⑧因此，能力阻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阻的重要原因。
4.风险阻力。工资兑付的风险主要来自农民工的非合同的就业方式。调查显示，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没有签订的占 30.62%，有15.68%的农民工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劳动合同。在被调查者中，认为用工合同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农民工占20.86%和40.67%，认为没有用的占13.95%。调查显示，农民工工资领取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按月领取，为60.37%；另一种方式是按年领取，为28.02%。在被调查者中，基本能按时领取工资的达到47.78%，有时延期和经常延期的比例达到35.68%和15.68%。⑨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底，9400多万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已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10)工资被拖欠、甚至被拒付的风险阻力，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收入预期，使得一些辛苦劳作却又无法领取工资的农民工无奈地离开城市。
5.价格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工农产品相对价格及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的阻碍，工农产品相对价格越小，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大；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大。从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来看，由于近年来城市物价上涨，其中房租、医疗价格、外来民工子女借读费等服务产品价格上升较快，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增大，致使一些农民工选择返乡。而从工农产品相对价格来看，粮食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而农资产品价格如化肥、薄膜、种子、农药等价格上升受到政府管制，致使工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小，农民增加了返乡务农的积极性。
6.政策阻力。政策阻力包括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对农民工流动产生的阻碍，以及农村税费政策对农民工的逆向吸引。现行的城乡分割二元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对农民工进行政策性歧视，使农民工难以在城市长久居留。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例，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 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11)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使他们流则有根、出而能退、进退有路。因此，目前大多数农民工选择“候鸟式”的生活和就业方式。现阶段大力推进的农业税费减免的改革以及粮食“直补”政策，又使得一些农民工纷纷返乡务农。政策性阻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最大阻力。
7.心理阻力。农民工的心理阻力来自于工作压力、性压抑、不公平的社会待遇以及乡土情结等情感因素。调查显示，农民工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每天工作大多超过 8小时。在被调查者中，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以内的仅占13.70%，8～9小时之间的达到40.30%，9～ 10小时之间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23.48%和 22.50%。调查显示，大多数农民工采取两栖的生活方式。农民工具有较强的乡土情结，再加上回乡投资、子女上学等因素，劳动力回流比较明显。有一定积蓄后就返乡的农民工比例为39.07%，计划在原城市里长期打工的占8.13%，视工作情况定夺的占 37.48%，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后去其他城市工作的占15.32%。(12)心理阻力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可忽视的因素。
所以，从阻力模型来分析，农民工的流动受多种因素堵塞制约，现阶段出现发达地区劳动力的短缺现象，主要是各种阻力导致劳动力流动不通畅所致。一些企业为了解决用工问题，采取了为农民工提供了带薪休假、报销探亲往返车船费、准时发放工资以及提高工资与福利待遇等有效措施，挽留农民工。但从长远看，农民工的流动受到的阻碍重重，单靠个别企业的行为只能解决该企业的燃眉之急，同行业企业可能出现相互挖人的恶性竞争。因此，需要政府相关配套政策解决企业用工短缺问题。
（二）阻力模型的政策含义
虽然阻力模型是基于对劳动者微观行为机制的考察，但它却不失宏观政策含义，使得相关政策的制订更具有针对性。根据阻力模型分析，为了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地向城市顺利转移，解决当前“民工荒”现象，可以采取以下的政策措施：
第一，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发布渠道，降低农民工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输出集中的地区，要建立、健全企业用工信息网络，各级政府应积极参与对企业用工信息的收集、整理、发布工作，并通过报纸、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公布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要建立和规范劳动力中介市场，严厉打击发布虚假信息骗取农民工钱财的非法中介组织，鼓励发展各类专业劳动力市场，并严格控制信息价格，降低农民工的信息搜寻成本。
第二，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目前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还未普及，农民工输出数量大，但技能低，劳务收入不高，这是制约农民增收的瓶颈。加强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实现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提高农民进军市场的本领，是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和亟待落实的任务。
第三，提高《劳动法》执法力度，规范用工行为，降低工资兑付风险。2006年初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工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文件）提出了要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应严格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从法律法规上彻底解决。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们不缺少法律和政策，关键是执行环节，相关部门应加快落实，在执行上不要“打折扣”。
第四，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消除二元户籍制度，取消就业限制，并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平等待遇，以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减轻其成本负担。在消除二元户籍制度方面，可以考虑建立“农民工身份转换制度”，以在城市工作达到一定工作年限为主要条件，给予农民工城市户籍，从而逐步转换农民工身份。要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困难问题，让每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2001年，国家就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出了“两个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和以公办学校借读为主。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要把政策进一步落实下来，还要通过发展民办教育缓解农民工子女就学难。要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农民必须市民化，应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保障范围。
第五，关爱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为农民工提供健康娱乐活动场所，为夫妻分居农民工提供配偶探亲便利条件，形成尊重农民工的社会氛围，以减轻其心理压力。应该重视农民工的文化权利，包括文化参与权和享受权。建议国家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将社会保障、子女上学、文化权利三大核心问题纳入国家立法轨道，过渡期内可考虑先出台一些条例或地方性的法规。政府应调整公共财政政策，建立农民工的文化专项经费，将农民工文化活动经费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央和省级政府还可设立“农民工文化发展基金”。
四、结语
本文通过阻力模型来实现对农民工微观行为机制的考察，是从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单方面来对农民工流动机制的解释，必然存在视野狭窄的局限性。实际上，劳动力的流动还受到劳动力市场需求因素的影响，如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对劳动力需求产生的结构性变化等因素，都是导致现阶段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出现“民工荒”现象的重要成因。因此，阻力模型只为我们今后更深入地研究农民工流动机制提供了一个基点，若结合对劳动力需求的研究，将会使该项研究更加深入、完整。基于篇幅关系，相关研究放在以后进行。
注释：
①洪银兴 编著：《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16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②③⑤⑧⑨(12)新华社北京2006年4月16日电（记者徐京跃、李菲）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④郑隆英：《中国农民工弱信息能力初探》，载《经济学家》，2005(5)。
⑥王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决定因素的经济学分析》，载《经济学家》，2005(5)。
⑦邹薇、张芬：《农村地区收入差异与人力资本积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2)。
⑩资料源于2004年1月1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公布的相关信息。
(11)《代表和农民工的“共同关注”：“幸福指数”在哪里》，来源于http:// finance.163.com,2006-03-06。
作者介绍：刘根荣，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南京 210093；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厦门 361005
作者：刘根荣
经济评论 2007年02期
一、问题的提出
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如何“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一个紧迫课题。“二元经济”理论是现代国内外学者对劳动力流动机制的研究基石。刘易斯 (1954)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先提出“二元经济”理论，后来经过刘易斯本人的一再诠释(1958、1972、1979)，以及费景汉和拉尼斯 (1964)、哈里斯和托达罗(1970)、乔根森(1961)、拉克西特(1982)等众多学者的相继发展，现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劳动力会从低边际用途向高边际用途——或者说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从农业向工商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不同学者在对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具体阐释上存在差异，在发展经济学中主要有两种典型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即刘易斯(W.A.Lewis,1954)模式与哈里斯－托达罗(J.R.Harris-M.P.Todaro,1970)模式。
刘易斯模式的前提条件是：农业部门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力趋向于零，人均生产量与该部门的最低生活水平相等。刘易斯模式的劳动力转移机制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最低生活水平以上的实际工资，农业部门就能够向工业部门无限供给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这样，直到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增大，从而使实际工资上升至与工业部门实际工资相等时，劳动力的转移结束。
从哈里斯－托达罗模式来看，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力主要是客观存在相对经济利益的驱使。该模型假定：劳动力的流动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而不是对实际收入的反应。因此，该模型可以表示为：M=h(pW[,u]-W[,t])，其中M表示某一时期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数；W[,u]为城市收入；W[,t]为乡村收入；p为找到工作的概率，此概率取决于城市人口失业率；h为潜在移居者的反应率。①哈里斯－托达罗模式的劳动力转移机制是：只要工业部门的预期工资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工业部门失业率上升，预期工资随之下降；当预期工资下降到与农业部门的工资相等时，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就停止。
这两种劳动力转移模型对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的解释都存在缺陷。首先，刘易斯模式把劳动力流动机制简单地归于两部门间的工资率差异；而哈里斯－托达罗模式把劳动力的流动动力仅归于城乡预期收益的简单比较，都属于无迁移成本情况下的劳动力流动。其次，两模型都把劳动力市场同质化，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禀赋不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机会不同。最后，两者没有考虑劳动力作为“人”的特性而不同于其他物质性生产要素的特点，忽视了劳动力流动的心理成本。
总之，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缺乏从微观层次上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的深入分析。因此，本文将通过构建劳动力流动的阻力模型，从效用函数等基本微观理论工具出发，来阐释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机制，剖析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阻力因素。
二、劳动力流动阻力模型的构建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效用函数模型
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取决于在家务农与进城务工两种就业方式带来的财富效用水平的比较。但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在家务农的劳动力就业方式能够取得的最大净收入作为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只取决于进城务工的预期效用水平。假设农村劳动力进城意愿的阀值即最低效用为U[,0]，而且阀值U[,0]与农村劳动力的初始财富量(W[,0])有关；预期效用为U[e]，那么只有当预期效用水平U[e]≥U[,0]，农村劳动力才会产生现实的流动。也就是说，在某个劳动者进城意愿的阀值即最低效用为U[,0]既定的情况下，若其进城务工的预期效用水平U[e]越高，则其进城务工的积极性越高。
效用的大小由劳动者的偏好（用效用函数f表示）以及财富量大小W决定，U=f(W)，且f(W)是递增函数。财富量大小取决于农村劳动力的初始财富量(W[,0])及其进城务工的预期净收入(Π[e])，W=W[,0]+Π[e]，则U[e]=f(W[,0]+Π[e])。我们假设流动人口的初始财富量为零，即W[,0]=0，那么财富的大小主要由劳动力流动的预期净收入Π[e]决定，即U[e]=f(Π[e])；同时可以推知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意愿的阀值即最低效用为U[,0]=f(W[,0])=0。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前提条件简化为：U[e]≥0，即f(Π[e])≥0，也就是只要Π[e]≥0即可。
预期净收入Π[e]是由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预期总收入TR[e]与其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总成本TC决定，Π[e]=TR[e]-TC。劳动者的收入预期可以看作是年工资收入预期，显然，劳动者的年工资收入预期是基于对自身就业能力的判断。因此，我们可以直接假设劳动者的预期总收入TR[e]与劳动者的能力——即人力资本禀赋H以函数φ（）形式正相关；且与工资兑付的风险β（即工资被拒付或恶意拖欠的可能性）负相关，由此可得TR[e]=(1-β)φ(H)。而劳动力流动的总成本TC主要由交通费用C[,1]、工作搜寻成本C[,2]、进城务工劳动力的时间机会成本C[,3]、城乡生活费用差异的成本C[,4]、心理成本C[,5]组成。
即：TC=C[,1]+C[,2]+C[,3]+C[,4]+C[,5]
故：Π[e]=(1-β)φ(H)-(C[,1]+C[,2]+C[,3]+C[,4]+C[,5])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前提条件转化为：
(1-β)φ(H)-(C[,1]+C[,2]+C[,3]+C[,4]+C[,5])≥0
即：(1-β)φ(H)≥(C[,1]+C[,2]+C[,3]+C[,4]+C[,5])
(1)关于交通费用C[,1]：其大小主要取决于交通路线L的长短，即空间距离。一般来说，乘坐相同的交通工具，空间距离越远，交通费用也越大。因此，假设交通费用C[,1]与交通路线L以增函数ψ[,1]（）形式正相关，则C[,1]=ψ[,1](L)。
(2)关于工作搜寻成本C[,2]：假设工作搜寻成本 C[,2]与劳动者所掌握的就业信息量θ以减函数ψ[,2]（）形式呈负相关关系，则C[,2]=ψ[,2](θ)。
(3)关于劳动力的时间机会成本C[,3]：是指劳动力在家务农能够取得的最大净收入，这与工农产品的相对价格ρ[1]以及农业税费T大小有关。工农产品的相对价格ρ[1]等于工业品价格P[,1]除以农业品价格P[,2]，即ρ[1]=P[,1]/P[,2]。相对价格ρ[1]越大，则表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越高，相对地，农业产品价格就越低，结果必然导致农民在家务农的净收入下降，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C[,3]也降低。因此，机会成本C[,3]与工农产品的相对价格ρ[1]是负相关的。同样的道理，农业税费T的大小也与机会成本C[,3]负相关。因此，可以用减函数ψ[,3]（）来表示机会成本C[,3]与相对价格ρ[1]、农业税费T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即：C[,3]=ψ[,3](ρ[1],T)。
(4)关于城乡生活费用差异的成本C[,4]：其大小与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ρ[2]有关，城乡消费品或服务的相对价格ρ[2]等于城市消费品或服务的价格P[*,1]除以农村消费品或服务的价格P[*,2]，ρ[2]=P[*,1]/P[*,2]。相对价格ρ[2]越大，则表示城市消费品或服务价格越高，或者说，农村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价格越低，结果必然导致农民的城乡生活费用差异的成本C[,4]越高。因此，可以用减函数ψ[,4]（）来表示城乡生活费用差异的成本C[,4]与相对价格ρ[2]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C[,4]=ψ[,4](ρ[2])。
(5)关于心理成本C[,5]：劳动力流动的心理成本是一种隐性成本，容易被忽视。劳动力是具有人格特性的，不同社会环境会给劳动者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由于乡土情深、亲情分隔以及遭受歧视等各种因素会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沉重的心理负担，这种负担我们就称之为心理成本。每个劳动者心理特性不同，对于这些心理因素带来的心理负担也不尽相同，故心理成本难以测定。为分析方便，设心理成本仅与劳动者受公平待遇程度δ(δ∈(0,1))以减函数ψ[,5]（）形式负相关，即C[,5]=ψ[,5](δ)。
至此，我们可以将劳动力流动的总成本中各成本分项用相应的函数来替代，得到：
而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意愿可以用前面所提出的U[e]的大小来衡量，由于Π[e]=TR[e]-TC，由此，我们得到了关于劳动力流动的预期效用函数：
由前面的假设与分析，我们可以推知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因素与预期效用值的关系。
(1)空间因素L。，即劳动力流动目的地越远，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意愿越小。
(2)信息因素θ。，即掌握的就业信息量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意愿越大。
(3)能力因素H。，即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越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意愿越强。
(4)风险因素β。，即工资兑付风险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意愿越小。
(5)价格因素(ρ[1],ρ[2])。，即：工农产品相对价格ρ[1]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意愿越大；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ρ[2]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意愿越小。
(6)税费因素T。，即农村税费越繁重，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意愿越大。
(7)公平因素δ。，即对农民工待遇越公平，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意愿越大。
(8)偏好因素f（）。劳动者的个人偏好决定其具体效用函数f（）形式的选择，从而影响预期效用值。在相同的预期财富量的情况下，风险爱好者的效用大于风险中立者的效用；而风险中立者的效用大于风险厌恶者的效用。因此，偏好因素对劳动者的流动意愿有明显的影响。
（二）从效用函数模型到阻力模型
预期效用函数的构建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意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测度工具。从理论上讲，预期效用函数U[e]值越大，劳动力流动意愿越强烈。这是对劳动力流动意愿顺向测度方法。但由于效用函数无法确定具体形式，因此，通过效用函数对劳动力流动的顺向测度无法实现数量化，我们可以对劳动力流动进行逆向测度。所谓逆向测度，是指对劳动力流动阻碍作用的测度。引入物理学中测量摩擦系数即阻力系数的概念，我们可以用“阻力系数”k来测度劳动力流动的受阻程度。而所谓阻力系数反映了劳动力流动的总成本TC与预期总收入TR[e]的比值关系，即k=TC/TR[e]。由于：
由于在初始财富W[,0]=0以及进城意愿的阀值即最低效用为U[,0]=0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激励条件是：Π[e]≥0，即TR[e]-TC≥0，也就是阻力系数k≤1。反之，当k≥1时，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受到严重的阻碍，甚至出现劳动力逆向流动趋势。显然，影响预期效用的因素对阻力系数的大小同样产生影响。相应地，我们总结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七大阻力，并将该研究框架称为劳动力流动的阻力模型。具体而言，七大阻力如下：
(1)空间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空间距离的阻碍，流动目的地越远，流动阻力越大。
(2)信息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信息的阻碍，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状况严重制约了劳动力的流动。
(3)能力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就业技能阻碍，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流动阻力大。
(4)风险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工资兑付风险的阻碍，工资被拖欠、被拒付的风险越大，劳动者流动阻力大。
(5)价格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工农产品相对价格及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的阻碍，工农产品相对价格越小，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大；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大。
(6)政策阻力。由于影响预期效用值的税费因素、公平因素都与政府政策取向直接相关，因此，我们将之合并称为政策阻力。政策阻力包含农业税费政策、城市有关农民工政策对农民工流动形成的阻碍。一般来说，农业税费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意愿越强，表面上看，流动阻力变小，但实际上这种流动是一种强迫性的流动。另外，农民工在城市所受到的“非市民待遇”越严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成本越高，心理成本越大，农民工流动阻力越大。
(7)心理阻力。不同社会环境会对劳动者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由于乡土情深、亲情分隔以及遭受歧视等各种因素会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沉重的心理负担，这种负担我们就称之为心理阻力。一般而言，农民工所在城市的社会环境越公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小。
三、阻力模型的应用及政策含义
（一）阻力模型的应用：“民工荒”的分析
阻力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劳动力流动的微观经济学框架，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自2004年下半年起，中国在大范围内相继出现了“民工荒”现象的微观机制。这个现象最早出现在珠三角地区，逐渐向沿海的一些地区蔓延。国务院研究室近日发布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对正在城镇务工和返乡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②这无疑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实证资料。根据阻力模型，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阻力状况具体分析如下：
1.空间阻力。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现代交通工具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空间阻力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甚微。调查显示，大中城市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 2004年到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比上年增加了448万人，增长7.4%，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也由上年的 68%提高到70%；进入大中城市的农民工占总量的 62.4%，比上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③因此，从空间阻力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区位的选择基本上不受空间距离的影响，他们主要流向经济发达地区。
2.信息阻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发现和获取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信息是弱势的。④表面上，农民工可以通过劳务市场、街头招工广告、电视电台报纸的“用工指南”、乡镇干部的代理联系等多种途径和渠道获得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但目前农民工打工主要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通过“资深”农民工介绍，一轮带一轮地以滚动方式进城。据调查，通过熟人或亲戚介绍的比例达到60.37%，而通过中介机构介绍和自己应聘的仅占14.20%和 12.10%。⑤这种“乡土性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就业信息量很小，而且缺乏连续性、稳定性。这种劳动力市场信息的特征：一是信息量少，内容单调，可靠性差；二是信息源头不活跃也不丰富；三是信息联系渠道少，联系方式单一原始，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失真严重；四是信息价值含量低，信息价值转换空间小。因此，农民工就业信息的取得是高成本的，这也是一些地方出现“民工盲流”的重要原因。
3.能力阻力。相关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6.54年，略高于小学毕业水平，农村人口拥有的人力资本低，并且我国农民绝大多数没有受过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⑥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不足 1%。2001年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如下：接受了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为0.46%；接受中专教育的人口比例为2.02%；接受了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为9.65%；接受了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为 48.8%；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为31.14%；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比例为7，69%。⑦正是由于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素质普遍偏低，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工种，导致农民工收入偏低，不足以支撑其家庭在城市定居生活。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元至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至500元的占29.26%， 500元至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 27.90%。⑧因此，能力阻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阻的重要原因。
4.风险阻力。工资兑付的风险主要来自农民工的非合同的就业方式。调查显示，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没有签订的占 30.62%，有15.68%的农民工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劳动合同。在被调查者中，认为用工合同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农民工占20.86%和40.67%，认为没有用的占13.95%。调查显示，农民工工资领取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按月领取，为60.37%；另一种方式是按年领取，为28.02%。在被调查者中，基本能按时领取工资的达到47.78%，有时延期和经常延期的比例达到35.68%和15.68%。⑨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底，9400多万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已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10)工资被拖欠、甚至被拒付的风险阻力，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收入预期，使得一些辛苦劳作却又无法领取工资的农民工无奈地离开城市。
5.价格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工农产品相对价格及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的阻碍，工农产品相对价格越小，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大；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大。从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来看，由于近年来城市物价上涨，其中房租、医疗价格、外来民工子女借读费等服务产品价格上升较快，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增大，致使一些农民工选择返乡。而从工农产品相对价格来看，粮食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而农资产品价格如化肥、薄膜、种子、农药等价格上升受到政府管制，致使工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小，农民增加了返乡务农的积极性。
6.政策阻力。政策阻力包括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对农民工流动产生的阻碍，以及农村税费政策对农民工的逆向吸引。现行的城乡分割二元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对农民工进行政策性歧视，使农民工难以在城市长久居留。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例，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 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11)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使他们流则有根、出而能退、进退有路。因此，目前大多数农民工选择“候鸟式”的生活和就业方式。现阶段大力推进的农业税费减免的改革以及粮食“直补”政策，又使得一些农民工纷纷返乡务农。政策性阻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最大阻力。
7.心理阻力。农民工的心理阻力来自于工作压力、性压抑、不公平的社会待遇以及乡土情结等情感因素。调查显示，农民工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每天工作大多超过 8小时。在被调查者中，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以内的仅占13.70%，8～9小时之间的达到40.30%，9～ 10小时之间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23.48%和 22.50%。调查显示，大多数农民工采取两栖的生活方式。农民工具有较强的乡土情结，再加上回乡投资、子女上学等因素，劳动力回流比较明显。有一定积蓄后就返乡的农民工比例为39.07%，计划在原城市里长期打工的占8.13%，视工作情况定夺的占 37.48%，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后去其他城市工作的占15.32%。(12)心理阻力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可忽视的因素。
所以，从阻力模型来分析，农民工的流动受多种因素堵塞制约，现阶段出现发达地区劳动力的短缺现象，主要是各种阻力导致劳动力流动不通畅所致。一些企业为了解决用工问题，采取了为农民工提供了带薪休假、报销探亲往返车船费、准时发放工资以及提高工资与福利待遇等有效措施，挽留农民工。但从长远看，农民工的流动受到的阻碍重重，单靠个别企业的行为只能解决该企业的燃眉之急，同行业企业可能出现相互挖人的恶性竞争。因此，需要政府相关配套政策解决企业用工短缺问题。
（二）阻力模型的政策含义
虽然阻力模型是基于对劳动者微观行为机制的考察，但它却不失宏观政策含义，使得相关政策的制订更具有针对性。根据阻力模型分析，为了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地向城市顺利转移，解决当前“民工荒”现象，可以采取以下的政策措施：
第一，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发布渠道，降低农民工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输出集中的地区，要建立、健全企业用工信息网络，各级政府应积极参与对企业用工信息的收集、整理、发布工作，并通过报纸、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公布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要建立和规范劳动力中介市场，严厉打击发布虚假信息骗取农民工钱财的非法中介组织，鼓励发展各类专业劳动力市场，并严格控制信息价格，降低农民工的信息搜寻成本。
第二，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目前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还未普及，农民工输出数量大，但技能低，劳务收入不高，这是制约农民增收的瓶颈。加强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实现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提高农民进军市场的本领，是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和亟待落实的任务。
第三，提高《劳动法》执法力度，规范用工行为，降低工资兑付风险。2006年初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工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文件）提出了要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应严格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从法律法规上彻底解决。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们不缺少法律和政策，关键是执行环节，相关部门应加快落实，在执行上不要“打折扣”。
第四，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消除二元户籍制度，取消就业限制，并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平等待遇，以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减轻其成本负担。在消除二元户籍制度方面，可以考虑建立“农民工身份转换制度”，以在城市工作达到一定工作年限为主要条件，给予农民工城市户籍，从而逐步转换农民工身份。要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困难问题，让每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2001年，国家就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出了“两个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和以公办学校借读为主。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要把政策进一步落实下来，还要通过发展民办教育缓解农民工子女就学难。要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农民必须市民化，应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保障范围。
第五，关爱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为农民工提供健康娱乐活动场所，为夫妻分居农民工提供配偶探亲便利条件，形成尊重农民工的社会氛围，以减轻其心理压力。应该重视农民工的文化权利，包括文化参与权和享受权。建议国家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将社会保障、子女上学、文化权利三大核心问题纳入国家立法轨道，过渡期内可考虑先出台一些条例或地方性的法规。政府应调整公共财政政策，建立农民工的文化专项经费，将农民工文化活动经费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央和省级政府还可设立“农民工文化发展基金”。
四、结语
本文通过阻力模型来实现对农民工微观行为机制的考察，是从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单方面来对农民工流动机制的解释，必然存在视野狭窄的局限性。实际上，劳动力的流动还受到劳动力市场需求因素的影响，如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对劳动力需求产生的结构性变化等因素，都是导致现阶段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出现“民工荒”现象的重要成因。因此，阻力模型只为我们今后更深入地研究农民工流动机制提供了一个基点，若结合对劳动力需求的研究，将会使该项研究更加深入、完整。基于篇幅关系，相关研究放在以后进行。
注释：
①洪银兴 编著：《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16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②③⑤⑧⑨(12)新华社北京2006年4月16日电（记者徐京跃、李菲）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④郑隆英：《中国农民工弱信息能力初探》，载《经济学家》，2005(5)。
⑥王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决定因素的经济学分析》，载《经济学家》，2005(5)。
⑦邹薇、张芬：《农村地区收入差异与人力资本积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2)。
⑩资料源于2004年1月1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公布的相关信息。
(11)《代表和农民工的“共同关注”：“幸福指数”在哪里》，来源于http:// finance.163.com,2006-03-06。
作者介绍：刘根荣，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南京 210093；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厦门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