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新
学习与探索 1997年03期
内容提要 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及相互转换的作用，正推动着我国整个经济的增长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文章从我国经济制度结构转型的主要表现所有制结构的混合化、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产权制度的社会化这三个方面分析指出，我国经济制度结构转型的内在动力在于经济增长。农村工业的高速持续增长不仅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而且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角色，产业结构的成长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国效应”等有利条件，构建新的非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实现国民经济的一元化同质结构和均衡增长；采取多种有力措施，重新构造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分区发展模式和协调发展模式，以促进和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作者曹新，1958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所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室研究人员。
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不仅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增长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结构的变化和国民经济整体结构的变动，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成长，同时，还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结构转换的一般理论分析
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是其变动的真正原因，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然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决不仅仅只是表现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就社会经济结构本身来说，它也是一种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结构性的经济增长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在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也已成为一种无形的变革压力，正推动着整个经济的增长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很显然，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不可分割。
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是整个社会体系结构的变动即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因此，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尽管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和目的，但它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与核心地位是永远不可取代的。这一点对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来说，同样也是适用的。这是因为经济活动是所有社会所共有的基本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手段。
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已充分说明了经济增长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中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他的《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通过对大量历史统计数据的模型分析，对经济中的产值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国际依赖关系等诸方面的变动进行了多国之间的比较研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所提出的二元结构经济论，则从另一个方面引起了人们对结构问题的重新关注。他从研究“劳动力剩余经济”入手，考察了“传统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他认为，只有在“现代经济部门”的增长能够完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时，二元结构经济特征才会消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才会发生根本转变。他用结构分析方法建立的二元经济模型，已成为人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变迁转型的理论框架之一，这种理论框架对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农业劳动力转移、收入分配结构等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顾问钱纳里，正是通过对经济增长一周期的数量分析，在理论上把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工业化过程紧密联系起来的。早在70年代初，钱纳里根据掌握的经济资料，对100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在战后20年中（1950—1970年）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动趋势进行了数量分析。他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把发展过程分为人均100美元到人均1000美元9个阶段，然后考察了每一阶段上经济社会的10个方面共27个相关变量的变动趋势，以期了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具有的结构变动趋势。这10个方面被分成三大类：一是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二是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构成、生产结构和外贸结构；三是人口变化及分配过程，包括劳动力构成、城市化、人口变动和收入分配。所有这些分析都足以说明，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而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①a]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第一，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经济结构中包括经济制度因素或经济制度结构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有的国家已经具备经济增长所需因素（包括在创新、技术进步、教育投资、资本积累等）而经济却不能如愿以偿增长呢？美国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原因在于制度因素，即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要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广泛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纷纷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大大推动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第二，生产要素的流动、劳动力的转移和资源再配置的结构性变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就会看到，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在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资本、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投入。科技进步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所占的比重是逐步提高的，70年代这一比重已上升到60%以上，目前某些发达国家已高达70—80%。我国1952—1982年的30年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9%，近些年来，这一比例有较大提高，但也只达到30%左右。这就说明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都具有特殊重要的增长因素，越是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生产要素结合的结构变动的重要性越大，而处在结构转型期的国家，这种生产要素结构变动的力量和成效就显得更为突出。
第三，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仅表现在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动即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表现为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加速转变。当前，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发展战略的转变或发展战略的调整，即从追求单纯的产值增长向追求全面的社会结构转变；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向同时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益转变；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变；而要实现这些转变最主要的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和社会结构转变两个因素。从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期的现实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这三个基础的结构层面都处于快速的变动期。因此，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优先考虑和加快这些结构的转变，以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加速力量。
第四，充分利用我国社会经济结构非均衡变动的更大空间，加速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在经济发达国家中，由于早已完成现代化过程中的结构转型期，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都比较完善，因而资源再配置和结构变动的空间相对来说都较小。我国正处在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虽然传统的计划体制已被打破，但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经济结构的非平衡和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都非常突出。然而，这也充分说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的空间更大。因此，在我国充分利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非均衡变动的更大空间，加速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制度结构转型的内在动力
我国经济制度结构转型的内在动力在于经济增长，即我国经济制度结构的转型不仅要依靠经济增长，而且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制度结构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所有制结构的混合化。由于传统的纯公有制经济缺乏应有的活力，经济效率往往较低，经济增长对社会发展的正向积极作用发挥有限，许多社会发展问题因为经济落后和不发达而不断加剧，因此，单一所有制经济必须向混合所有制经济转变，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就应运而生。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主要表现为公有制为主体的开放性的多元所有制结构。从所有制的宏观结构来看，混合所有制经济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和其他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相反却先后出现了生产大型化和小型化、集中化和分散化并行不悖的新趋势。这种状况的必然要求是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存以便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使每一种所有制经济更有活力和效率，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多种所有制并存就成了任何社会促进其经济增长都可以利用的手段。
从所有制的微观结构来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则表现为各种所有制内部结构的开放性和多元化。这种开放性的多元所有制结构，使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在财产关系上互相渗透、互相溶合。其最大优点是，在各种所有制之间开放了资金融通的渠道，使多种生产要素能够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和不同的企业之间合理流动，这既有利于实现所有制宏观结构的优化配置，也为各所有制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国民经济的高效率运行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必然要求所有制结构的混合化，而混合所有制结构经济又必然促进经济的更快增长。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化、重视等级管理结构的宏观管理体制。由于非价格信号起支配作用，价格、货币和利润的作用相当微弱，致使微观经济活动缺少活力，而“短缺”的普遍化和“资源约束”又强化了这种经济体制的低效率。然而，社会发展要求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财富的扩大，这就要求，一方面资源的配置方式能够使资源的耗费节约，占用减少，周转加快，素质提高，使社会经济效率提高；另一方面资源的配置方式能够使得资源配置及所引起的生产最大程度地合乎社会需求，或者说和社会需求一致，使社会的经济结构优化。这种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很明显，经济的增长要求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并使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则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器。市场经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市场经济以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为最基本的调节方式，便于有效地促进社会总供需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市场经济通过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奖勤罚懒，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然，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解决微观经济的活力问题，为国民经济提供发展和稳定的基础，而且要解决宏观经济的平衡问题，为保证微观经济充满活力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我国必须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实行政府的宏观调控，建立兼顾经济运行效率和平衡双重目标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模式的基本框架是：以市场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以国家宏观调控为导向，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监督体系，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
第三，产权制度的社会化。我国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是封闭性的。这种产权制度的封闭性表现为财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的“三位一体”，行政管理权和财产所有权的“二位一体”，支配权、使用权从属于所有权，所有权又从属于行政权。这种封闭性的产权制度，不仅造成了行政权代替所有权，导致与所有权利益以及与社会物质资源有效配置相关的一系列机制不能出现，而且造成了行政权对企业经营权的直接干预，使企业难以成为独立的主体，导致与经营相关的一系列机制难以生成，[①b]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因此，必须对国有产权制度进行改革，使封闭式的国有制转变为开放性、社会化的国有制，实现产权制度的社会化。产权制度社会化就是所有者不再直接支配和使用自己的财产，他出让财产的支配使用权，换得收取产权转让价格或产权收入的权利，这种财产权利排他性的摒弃，实现了支配权、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这种分离普遍化和深化的结果，是财产无论归谁所有，都可以为社会所支配和使用，即人们可以凭借其才能获得对财产的支配权、使用权，任何财产的支配、使用者都要支付产权价格。由竞争造成的财产使用的机会平等，产权价格就像产品价格和劳动价格那样成为一种机制，即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②b]这种产权制度社会化必然造就完整的市场体系，形成产权市场，实现社会资源的更有效配置和宏观调控体系的更加健全；这种产权制度的社会化也必然表现为企业制度的变革，使现代股份制企业获得普遍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开放性的社会企业；这种产权制度的社会化还进一步确立了劳动者的财产自主权，使劳动者和所有者的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大大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使其释放出潜在的巨大能量。所有这些都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全社会经济的增长。
三、“二元结构经济”—“三元结构经济”—“一元结构经济”：
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最基本特征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并存。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的二元结构经济转换模型说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是要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把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并存的异质结构转化为同质结构，即把“二元结构经济”转变为“一元结构经济”。但发展经济学家并没有最终解决“二元结构经济”如何向“一元结构经济”的转变问题。刘易斯模型的注意力基本上放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和现代部门产量与就业的增长这两个方面。他认为，二元结构经济的转变完全依靠的是现代部门产量的增长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而把农业只当作一个被动的部门，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尽管费景汉和拉尼斯发展了刘易斯模型，强调了农业对工业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它向工业部门提供所需的劳动力，而且还为工业提供剩余，农业剩余对工业部门扩张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这一模型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例如，它把农业劳动力对工业部门的供给看成是无限的；农业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过程既顺利又便宜，而没有看到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还受到工业部门技术有机构成提高的限制，等等。因而，他们并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如何消除其二元结构经济特征，实现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问题。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消除二元结构经济特征是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课题。然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经济特征在其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单靠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盲目推行工业化发展计划是难以消除的。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普遍存在着“发展饥渴症”的驱使下，由于缺乏工业化的必要前提而采取“大跃进”式的形式进行工业化，反而造成了稀缺资源的过度使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被闲置，短缺资本被投入到就业弹性极低的高技术的超现代化工业部门，形成资本“黑洞”，出现二元结构反差逐渐扩大的趋势，使经济的二元结构本身成为经济发展的直接障碍。正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为二元结构经济所困扰并努力寻求城乡二元体制形成的答案之际，中国农村工业的脱颖而出并持续高速增长，打破了中国农村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自然经济的低水平贫穷恶性循环，成了沟通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城市和乡村的桥梁，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新的单元结构，使我国传统的二元结构经济转变成了新的三元结构经济。显然，在我国国民经济成长出现结构断层，整个经济发展形成高度二元反差的历史条件下推出的农村工业化，不仅是农村经济变革的直接产物，是制度创新过程的必然结果，而且还是我国经济现代化政策选择的客观基础。
农村工业的高速持续增长不仅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而且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角色。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促进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实质上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转型的一般规律来看，按照先后秩序要经历三个转换点：一是产值结构转换点，即农业的产值比重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下；二是城乡结构的转换点，城镇人口的比重上升到总人口的50%以上；三是就业结构的转换点，即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上升到社会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产值结构的转换，我国在1956年就实现了，当年农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下降到49.8%。如果从1953—1990年这种大跨度统计，农业净产值平均年增长3.0%，而工业平均年增长11.0%。1986—1992年，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平均每年增长3.9%，第二产业平均每年增长11.1%，第三产业平均每年增长8.7%。1992年，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中，第一产业占24.3%，第二产业占48.1%，第三产业占27.6%。[①c]在近十几年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过程中，农村工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自1980年以来，农村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逐年上升，1980年占10.0%，1985年占19.0%，1990年占29.7%，1992年以来，农村工业每年平均以约30%的速度向前发展，不仅大大高于同期国有工业的增长速度，而且多数年份比全国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高1倍左右。[①d]显然，农村工业的发展是促进我国经济从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过渡的重要因素，是促进我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第二，促进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变。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密切相联的，然而，在我国目前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就业结构、城乡结构与产值结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背离。这种背离是由我国现存的城乡制度化壁垒造成的。从就业结构来看，直到1992年，在社会劳动者总数中，第一产业劳动者仍占58.8%，第二产业劳动者占21.7%，第三产业劳动者仅占19.8%。第一产业占58.5%的社会劳动力仅实现了占24.3%的国民生产总值，这说明在农业生产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城乡结构的背离状况也十分严重，1991年全国市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7.6%，即便是考虑到一些统计口径上的因素，市镇人口也不过30%左右，乡村人口仍然是绝大多数。[②d]由此可见，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升级乏力和转型滞后，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严重障碍，致使我国现代化进程难以快速推进。而农村工业的异军突起，为我国跨越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这一障碍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使我们看到了极其广阔的发展前景。改革十数年来农村工业的发展，促成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到1992年农村工业已吸纳1亿多农业劳动力，相当于40多年来全民所有制单位所形成的职工总数。农村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也给原有城乡经济发展格局增添了新的因素，农村工业已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依托，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资金，而且使其在集散商品方面发挥着城市的功能，带有更多的城市化色彩，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结构变革，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业化。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势在必行，农村工业“命中注定”是这次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主要角色。而从“二元结构经济”到“三元结构经济”再到“一元结构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演进，正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途和必由之路。
四、非均衡协调发展：中国产业结构成长的有效途径
我国的现代经济增长，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化带动的非均衡增长。这是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换的一般发展规律相吻合的。然而，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又有与一般经济增长过程相区别的特殊规律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产业结构配置顺序的超前发展。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化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基础工业—重加工工业—服务业的产业配置顺序发展的。这一结构演变过程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却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等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靠农业提供的剩余积累来发展轻工业，靠轻工业的积累来发展重工业，而是要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国效应”等有利条件下，提前把现代产业部门引入产业结构，提前实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这就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化顺序与发达国家的差别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我国正是在农业非常落后的情况下，把现代产业部门引入产业结构体系，提前发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以资金形成为中心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结果，使我国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经济在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尽管这种经济增长带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但是，我国要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争取在短期内赶上发达国家，单靠这种投入资源总量的速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根本行不通的，也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事实上，在我国初步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利用落后工具和生产方法的传统农业并没有多少改观。“二元结构”成了我国典型的经济结构。因此，只重速度，忽视效益的粗放型速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向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构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所谓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构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以结构优化为契机，用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推进效益和质量的提高。在我国完成初步工业化以后，由于经济具有典型的“二无结构”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必须重新回过头来改造和发展农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提高工业体系，消除“二元结构经济”特征。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推进国民经济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加强基础产业建设，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用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重建产业间的关联机制，促进产业间的协调发展；重点扶持新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为形成新的高技术产业群作好准备，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向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统一的方向转变。
然而，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要使各部门的社会产品得到实现达到产业结构的静态平衡和产业结构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动态平衡，就必须使我国的产业结构由现在的比例失调的低水平结构转向比例协调的高度化结构，构建新的非均衡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这是由前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超前性所遗留下的结构缺陷和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动态变化的客观实际决定的。产业结构非均衡协调发展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支配产业的发展来带动从属产业的发展；以“瓶颈”产业的发展来带动被制约产业的发展；以主导产业的发展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这种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协调政策的实施又是建立在依靠国家一定投入的创新基础上的。因为只有创新才能缩小各产业部门的技术差距，强化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才能改造衰退产业或调整衰退产业，提高产业结构水平；才能缓解产业关联中的“瓶颈”制约；才能形成主导产业，并发挥其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这种宏观非均衡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实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协调来发挥产业结构的整体效应，以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通过协调来促进产业发育，以提高产业结构水平；通过协调来提高经济效益和产业素质，达到逐步缩小乃至消除二元结构经济的差距，[①e]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的一元化同质结构和均衡增长。
五、共同富裕：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区域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协调发展，对于实现我国宏伟国民经济增长和迈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按照“鼓励先富，带动后富，东西联合，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和“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宗旨，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地区间的产业分工合理化。保证东部沿海地区继续发展，促进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加快发展；保证发达地区经济水平的继续提高，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繁荣；在一部分地区率先富裕继续发展的基础上，合理调控地区差距，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富裕。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采取多种有力措施。
第一，继续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促进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的再发展。8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投资政策的倾斜，加上外汇留成、财政上缴等政策上的倾斜，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财富增多，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兴起和对外开放地带的形成及其由南向北的扩展，给我国国民经济系统注入了新的因素和活力。然而，80年代以来，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得到高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对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联动效应，而是造成了地区差距的全面扩大。因此，东部沿海地区的再发展，不仅是要继续发挥东部地区的优越的区位优势，发挥其在全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中的先导作用，抓住机遇，再创辉煌，而且要充分发挥这一地区先富起来的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使经济增长的“极化效应”转化为“涓滴效应”，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再发展应该以科学技术为导向，以产业结构的协调化、高度化为主要目标，跟踪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根据国内地域分工、优势互补的要求，更大幅度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攀登新的增长台阶。具体来说，就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再发展，应继续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动力，在更高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大循环；进一步提高产业素质、经济增长质量和整体经济效益，率先实现内涵型、资源节约型、科技先导型的发展模式；促进地区内不同类型开放区和北、中、南三个各具特色的开放区域的协调发展；继续发挥对外“窗口”和对内“辐射”的作用，为内陆经济发展开辟对外开放通道，为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提供便利条件；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鼓励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高耗能、高耗原材料，大运量产业和产品，以及各种适用技术向中西部地区中的适宜地区转移，进一步带动和支援中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①f]
第二，积极开发中西部地区，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保持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势头的前提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目标最关键和最有效的核心策略。这是因为，在国民经济宏观发展战略中，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在保证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再上台阶的同时，要支援和带动欠发达地区赶上发达地区的发展步伐，与发达地区同发展、共繁荣；通过对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反过来又支持和促进发达地区的更加健康发展。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市场潜力巨大和自然资源丰富两大优势，并以此为资本，去换取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从而达到以有换无，取长补短，变经济潜能为现实优势。要在加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改制、改组、改造，并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主导作用和骨干作用的同时，大力鼓励和引导各类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要大力发展农村工业，立足现有大中城市，建立乡镇工业密集小区，积极发展城郊及其周围地区的乡镇工业，促进城乡工业化；大力发展农村小城镇，积极引导乡镇工业向小城镇地区相对集中，促进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步发展。要采取重点突破的非均衡模式，合理安排中西部产业与地区开发时序，努力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及质量，如优先发展农业、教育、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促进全国产业结构协调优化的同时，不断强化中西部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相对集中力量，突出重点，积极培育一些新的增长极点，以期带动和组织更大地域的进一步开发与振兴。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还要努力实现中央政府扶持、东部地区支援和中西部地区自力更生三方面的紧密结合，不断完善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此外，还必须进一步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经济开放，以协调东中西三大地带新的经济发展。
第三，重构区际关系和区域经济结构，促进东中西三大地区新的经济增长。调控我国地区差距，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既要发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作用，又要重点考虑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使不同地区都各展其所长，并通过相互开放和平等交换，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地区经济结构。为此，必须重构三大地带新的区际关系和经济结构。①从过度倾斜转向非均衡协调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上存在的差距之所以逐年扩大，除其历史和社会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外，在诸多原因中，国家在全局和整体的投资和经济布局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倾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然而，过度的倾斜或倾斜过度，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经济、社会以至民族问题，造成区域间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地区倾斜必须与产业结构倾斜、中西部地区开发结合起来。也就是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战略要从过度倾斜转向地区间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区域差异很大的大国，由于各地区客观条件和已有基础的巨大差异，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整齐划一地使各地区都繁荣昌盛起来。而是要使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利用其已有的优势，率先发展起来，发挥发达地区前进阵地的作用。在重视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同时，要重点发展西部地区的农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这不仅关系到中西部地区的开发，也关系到东部地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②从区域封闭走向区域开放。区域开放包括向世界开放和区域相互之间的开放两个方面。区域经济应实行对外开放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区域之间的开放。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客观上存在着两个“梯度”：就经济技术水平及工业生产的多数经济效益指标而论，基本上是从东向西呈阶梯形下降；就空间的广度和多种能矿资源的丰度而论，则基本上是从西向东呈阶梯形下降。两个逆向梯度的存在，客观上要求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的相互开放，以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当然，区域之间的开放与向世界的开放是分不开的，两种开放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③从区际摩擦转为区域协调互补。我国两个逆向梯度的客观存在和协调互补，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和促进国内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条件和内在动力。而在对外开放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国内经济也要建立起以技术、资金、人才等支援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则以资源支持东部地区，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新格局。使东中西三大地区在比较利益选择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协调发展，从而使国民经济整体充满活力，并使之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要在“立足沿海，循序西移，中间突破”的总体构想原则的指导下，重新构造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分区发展模式和协调发展模式，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目标。
注释：
①a 参见李培林等《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组织创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9—370页。
①b②b 林子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说》，《文汇报》1992年11月27日。
①c 李培林、王春光：《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乡镇企业社会交换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7页。
①d②d 李培林、王春光：《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乡镇企业社会交换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页；第37—38页。
①e 胡乃武主编：《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选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页。
①f 王一鸣、吴优：《调控地区差距，协调经济发展》，《光明日报》1995年11月1日。
作者：曹新
学习与探索 1997年03期
内容提要 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及相互转换的作用，正推动着我国整个经济的增长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文章从我国经济制度结构转型的主要表现所有制结构的混合化、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产权制度的社会化这三个方面分析指出，我国经济制度结构转型的内在动力在于经济增长。农村工业的高速持续增长不仅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而且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角色，产业结构的成长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国效应”等有利条件，构建新的非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实现国民经济的一元化同质结构和均衡增长；采取多种有力措施，重新构造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分区发展模式和协调发展模式，以促进和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作者曹新，1958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所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室研究人员。
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不仅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增长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结构的变化和国民经济整体结构的变动，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成长，同时，还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结构转换的一般理论分析
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是其变动的真正原因，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然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决不仅仅只是表现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就社会经济结构本身来说，它也是一种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结构性的经济增长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在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也已成为一种无形的变革压力，正推动着整个经济的增长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很显然，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不可分割。
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是整个社会体系结构的变动即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因此，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尽管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和目的，但它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与核心地位是永远不可取代的。这一点对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来说，同样也是适用的。这是因为经济活动是所有社会所共有的基本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手段。
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已充分说明了经济增长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中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他的《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通过对大量历史统计数据的模型分析，对经济中的产值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国际依赖关系等诸方面的变动进行了多国之间的比较研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所提出的二元结构经济论，则从另一个方面引起了人们对结构问题的重新关注。他从研究“劳动力剩余经济”入手，考察了“传统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他认为，只有在“现代经济部门”的增长能够完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时，二元结构经济特征才会消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才会发生根本转变。他用结构分析方法建立的二元经济模型，已成为人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变迁转型的理论框架之一，这种理论框架对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农业劳动力转移、收入分配结构等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顾问钱纳里，正是通过对经济增长一周期的数量分析，在理论上把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工业化过程紧密联系起来的。早在70年代初，钱纳里根据掌握的经济资料，对100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在战后20年中（1950—1970年）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动趋势进行了数量分析。他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把发展过程分为人均100美元到人均1000美元9个阶段，然后考察了每一阶段上经济社会的10个方面共27个相关变量的变动趋势，以期了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具有的结构变动趋势。这10个方面被分成三大类：一是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二是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构成、生产结构和外贸结构；三是人口变化及分配过程，包括劳动力构成、城市化、人口变动和收入分配。所有这些分析都足以说明，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而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①a]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第一，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经济结构中包括经济制度因素或经济制度结构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有的国家已经具备经济增长所需因素（包括在创新、技术进步、教育投资、资本积累等）而经济却不能如愿以偿增长呢？美国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原因在于制度因素，即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要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广泛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纷纷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大大推动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第二，生产要素的流动、劳动力的转移和资源再配置的结构性变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就会看到，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在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资本、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投入。科技进步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所占的比重是逐步提高的，70年代这一比重已上升到60%以上，目前某些发达国家已高达70—80%。我国1952—1982年的30年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9%，近些年来，这一比例有较大提高，但也只达到30%左右。这就说明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都具有特殊重要的增长因素，越是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生产要素结合的结构变动的重要性越大，而处在结构转型期的国家，这种生产要素结构变动的力量和成效就显得更为突出。
第三，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仅表现在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动即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表现为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加速转变。当前，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发展战略的转变或发展战略的调整，即从追求单纯的产值增长向追求全面的社会结构转变；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向同时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益转变；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变；而要实现这些转变最主要的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和社会结构转变两个因素。从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期的现实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这三个基础的结构层面都处于快速的变动期。因此，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优先考虑和加快这些结构的转变，以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加速力量。
第四，充分利用我国社会经济结构非均衡变动的更大空间，加速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在经济发达国家中，由于早已完成现代化过程中的结构转型期，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都比较完善，因而资源再配置和结构变动的空间相对来说都较小。我国正处在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虽然传统的计划体制已被打破，但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经济结构的非平衡和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都非常突出。然而，这也充分说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的空间更大。因此，在我国充分利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非均衡变动的更大空间，加速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制度结构转型的内在动力
我国经济制度结构转型的内在动力在于经济增长，即我国经济制度结构的转型不仅要依靠经济增长，而且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制度结构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所有制结构的混合化。由于传统的纯公有制经济缺乏应有的活力，经济效率往往较低，经济增长对社会发展的正向积极作用发挥有限，许多社会发展问题因为经济落后和不发达而不断加剧，因此，单一所有制经济必须向混合所有制经济转变，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就应运而生。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主要表现为公有制为主体的开放性的多元所有制结构。从所有制的宏观结构来看，混合所有制经济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和其他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相反却先后出现了生产大型化和小型化、集中化和分散化并行不悖的新趋势。这种状况的必然要求是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存以便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使每一种所有制经济更有活力和效率，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多种所有制并存就成了任何社会促进其经济增长都可以利用的手段。
从所有制的微观结构来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则表现为各种所有制内部结构的开放性和多元化。这种开放性的多元所有制结构，使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在财产关系上互相渗透、互相溶合。其最大优点是，在各种所有制之间开放了资金融通的渠道，使多种生产要素能够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和不同的企业之间合理流动，这既有利于实现所有制宏观结构的优化配置，也为各所有制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国民经济的高效率运行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必然要求所有制结构的混合化，而混合所有制结构经济又必然促进经济的更快增长。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化、重视等级管理结构的宏观管理体制。由于非价格信号起支配作用，价格、货币和利润的作用相当微弱，致使微观经济活动缺少活力，而“短缺”的普遍化和“资源约束”又强化了这种经济体制的低效率。然而，社会发展要求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财富的扩大，这就要求，一方面资源的配置方式能够使资源的耗费节约，占用减少，周转加快，素质提高，使社会经济效率提高；另一方面资源的配置方式能够使得资源配置及所引起的生产最大程度地合乎社会需求，或者说和社会需求一致，使社会的经济结构优化。这种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很明显，经济的增长要求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并使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则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器。市场经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市场经济以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为最基本的调节方式，便于有效地促进社会总供需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市场经济通过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奖勤罚懒，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然，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解决微观经济的活力问题，为国民经济提供发展和稳定的基础，而且要解决宏观经济的平衡问题，为保证微观经济充满活力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我国必须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实行政府的宏观调控，建立兼顾经济运行效率和平衡双重目标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模式的基本框架是：以市场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以国家宏观调控为导向，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监督体系，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
第三，产权制度的社会化。我国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是封闭性的。这种产权制度的封闭性表现为财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的“三位一体”，行政管理权和财产所有权的“二位一体”，支配权、使用权从属于所有权，所有权又从属于行政权。这种封闭性的产权制度，不仅造成了行政权代替所有权，导致与所有权利益以及与社会物质资源有效配置相关的一系列机制不能出现，而且造成了行政权对企业经营权的直接干预，使企业难以成为独立的主体，导致与经营相关的一系列机制难以生成，[①b]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因此，必须对国有产权制度进行改革，使封闭式的国有制转变为开放性、社会化的国有制，实现产权制度的社会化。产权制度社会化就是所有者不再直接支配和使用自己的财产，他出让财产的支配使用权，换得收取产权转让价格或产权收入的权利，这种财产权利排他性的摒弃，实现了支配权、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这种分离普遍化和深化的结果，是财产无论归谁所有，都可以为社会所支配和使用，即人们可以凭借其才能获得对财产的支配权、使用权，任何财产的支配、使用者都要支付产权价格。由竞争造成的财产使用的机会平等，产权价格就像产品价格和劳动价格那样成为一种机制，即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②b]这种产权制度社会化必然造就完整的市场体系，形成产权市场，实现社会资源的更有效配置和宏观调控体系的更加健全；这种产权制度的社会化也必然表现为企业制度的变革，使现代股份制企业获得普遍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开放性的社会企业；这种产权制度的社会化还进一步确立了劳动者的财产自主权，使劳动者和所有者的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大大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使其释放出潜在的巨大能量。所有这些都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全社会经济的增长。
三、“二元结构经济”—“三元结构经济”—“一元结构经济”：
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最基本特征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并存。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的二元结构经济转换模型说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是要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把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并存的异质结构转化为同质结构，即把“二元结构经济”转变为“一元结构经济”。但发展经济学家并没有最终解决“二元结构经济”如何向“一元结构经济”的转变问题。刘易斯模型的注意力基本上放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和现代部门产量与就业的增长这两个方面。他认为，二元结构经济的转变完全依靠的是现代部门产量的增长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而把农业只当作一个被动的部门，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尽管费景汉和拉尼斯发展了刘易斯模型，强调了农业对工业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它向工业部门提供所需的劳动力，而且还为工业提供剩余，农业剩余对工业部门扩张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这一模型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例如，它把农业劳动力对工业部门的供给看成是无限的；农业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过程既顺利又便宜，而没有看到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还受到工业部门技术有机构成提高的限制，等等。因而，他们并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如何消除其二元结构经济特征，实现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问题。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消除二元结构经济特征是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课题。然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经济特征在其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单靠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盲目推行工业化发展计划是难以消除的。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普遍存在着“发展饥渴症”的驱使下，由于缺乏工业化的必要前提而采取“大跃进”式的形式进行工业化，反而造成了稀缺资源的过度使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被闲置，短缺资本被投入到就业弹性极低的高技术的超现代化工业部门，形成资本“黑洞”，出现二元结构反差逐渐扩大的趋势，使经济的二元结构本身成为经济发展的直接障碍。正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为二元结构经济所困扰并努力寻求城乡二元体制形成的答案之际，中国农村工业的脱颖而出并持续高速增长，打破了中国农村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自然经济的低水平贫穷恶性循环，成了沟通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城市和乡村的桥梁，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新的单元结构，使我国传统的二元结构经济转变成了新的三元结构经济。显然，在我国国民经济成长出现结构断层，整个经济发展形成高度二元反差的历史条件下推出的农村工业化，不仅是农村经济变革的直接产物，是制度创新过程的必然结果，而且还是我国经济现代化政策选择的客观基础。
农村工业的高速持续增长不仅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而且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角色。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促进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实质上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转型的一般规律来看，按照先后秩序要经历三个转换点：一是产值结构转换点，即农业的产值比重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下；二是城乡结构的转换点，城镇人口的比重上升到总人口的50%以上；三是就业结构的转换点，即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上升到社会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产值结构的转换，我国在1956年就实现了，当年农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下降到49.8%。如果从1953—1990年这种大跨度统计，农业净产值平均年增长3.0%，而工业平均年增长11.0%。1986—1992年，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平均每年增长3.9%，第二产业平均每年增长11.1%，第三产业平均每年增长8.7%。1992年，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中，第一产业占24.3%，第二产业占48.1%，第三产业占27.6%。[①c]在近十几年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过程中，农村工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自1980年以来，农村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逐年上升，1980年占10.0%，1985年占19.0%，1990年占29.7%，1992年以来，农村工业每年平均以约30%的速度向前发展，不仅大大高于同期国有工业的增长速度，而且多数年份比全国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高1倍左右。[①d]显然，农村工业的发展是促进我国经济从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过渡的重要因素，是促进我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第二，促进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变。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密切相联的，然而，在我国目前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就业结构、城乡结构与产值结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背离。这种背离是由我国现存的城乡制度化壁垒造成的。从就业结构来看，直到1992年，在社会劳动者总数中，第一产业劳动者仍占58.8%，第二产业劳动者占21.7%，第三产业劳动者仅占19.8%。第一产业占58.5%的社会劳动力仅实现了占24.3%的国民生产总值，这说明在农业生产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城乡结构的背离状况也十分严重，1991年全国市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7.6%，即便是考虑到一些统计口径上的因素，市镇人口也不过30%左右，乡村人口仍然是绝大多数。[②d]由此可见，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升级乏力和转型滞后，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严重障碍，致使我国现代化进程难以快速推进。而农村工业的异军突起，为我国跨越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这一障碍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使我们看到了极其广阔的发展前景。改革十数年来农村工业的发展，促成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到1992年农村工业已吸纳1亿多农业劳动力，相当于40多年来全民所有制单位所形成的职工总数。农村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也给原有城乡经济发展格局增添了新的因素，农村工业已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依托，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资金，而且使其在集散商品方面发挥着城市的功能，带有更多的城市化色彩，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结构变革，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业化。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势在必行，农村工业“命中注定”是这次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主要角色。而从“二元结构经济”到“三元结构经济”再到“一元结构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演进，正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途和必由之路。
四、非均衡协调发展：中国产业结构成长的有效途径
我国的现代经济增长，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化带动的非均衡增长。这是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换的一般发展规律相吻合的。然而，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又有与一般经济增长过程相区别的特殊规律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产业结构配置顺序的超前发展。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化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基础工业—重加工工业—服务业的产业配置顺序发展的。这一结构演变过程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却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等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靠农业提供的剩余积累来发展轻工业，靠轻工业的积累来发展重工业，而是要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国效应”等有利条件下，提前把现代产业部门引入产业结构，提前实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这就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化顺序与发达国家的差别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我国正是在农业非常落后的情况下，把现代产业部门引入产业结构体系，提前发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以资金形成为中心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结果，使我国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经济在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尽管这种经济增长带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但是，我国要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争取在短期内赶上发达国家，单靠这种投入资源总量的速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根本行不通的，也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事实上，在我国初步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利用落后工具和生产方法的传统农业并没有多少改观。“二元结构”成了我国典型的经济结构。因此，只重速度，忽视效益的粗放型速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向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构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所谓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构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以结构优化为契机，用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推进效益和质量的提高。在我国完成初步工业化以后，由于经济具有典型的“二无结构”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必须重新回过头来改造和发展农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提高工业体系，消除“二元结构经济”特征。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推进国民经济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加强基础产业建设，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用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重建产业间的关联机制，促进产业间的协调发展；重点扶持新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为形成新的高技术产业群作好准备，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向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统一的方向转变。
然而，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要使各部门的社会产品得到实现达到产业结构的静态平衡和产业结构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动态平衡，就必须使我国的产业结构由现在的比例失调的低水平结构转向比例协调的高度化结构，构建新的非均衡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这是由前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超前性所遗留下的结构缺陷和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动态变化的客观实际决定的。产业结构非均衡协调发展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支配产业的发展来带动从属产业的发展；以“瓶颈”产业的发展来带动被制约产业的发展；以主导产业的发展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这种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协调政策的实施又是建立在依靠国家一定投入的创新基础上的。因为只有创新才能缩小各产业部门的技术差距，强化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才能改造衰退产业或调整衰退产业，提高产业结构水平；才能缓解产业关联中的“瓶颈”制约；才能形成主导产业，并发挥其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这种宏观非均衡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实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协调来发挥产业结构的整体效应，以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通过协调来促进产业发育，以提高产业结构水平；通过协调来提高经济效益和产业素质，达到逐步缩小乃至消除二元结构经济的差距，[①e]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的一元化同质结构和均衡增长。
五、共同富裕：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区域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协调发展，对于实现我国宏伟国民经济增长和迈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按照“鼓励先富，带动后富，东西联合，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和“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宗旨，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地区间的产业分工合理化。保证东部沿海地区继续发展，促进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加快发展；保证发达地区经济水平的继续提高，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繁荣；在一部分地区率先富裕继续发展的基础上，合理调控地区差距，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富裕。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采取多种有力措施。
第一，继续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促进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的再发展。8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投资政策的倾斜，加上外汇留成、财政上缴等政策上的倾斜，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财富增多，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兴起和对外开放地带的形成及其由南向北的扩展，给我国国民经济系统注入了新的因素和活力。然而，80年代以来，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得到高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对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联动效应，而是造成了地区差距的全面扩大。因此，东部沿海地区的再发展，不仅是要继续发挥东部地区的优越的区位优势，发挥其在全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中的先导作用，抓住机遇，再创辉煌，而且要充分发挥这一地区先富起来的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使经济增长的“极化效应”转化为“涓滴效应”，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再发展应该以科学技术为导向，以产业结构的协调化、高度化为主要目标，跟踪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根据国内地域分工、优势互补的要求，更大幅度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攀登新的增长台阶。具体来说，就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再发展，应继续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动力，在更高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大循环；进一步提高产业素质、经济增长质量和整体经济效益，率先实现内涵型、资源节约型、科技先导型的发展模式；促进地区内不同类型开放区和北、中、南三个各具特色的开放区域的协调发展；继续发挥对外“窗口”和对内“辐射”的作用，为内陆经济发展开辟对外开放通道，为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提供便利条件；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鼓励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高耗能、高耗原材料，大运量产业和产品，以及各种适用技术向中西部地区中的适宜地区转移，进一步带动和支援中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①f]
第二，积极开发中西部地区，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保持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势头的前提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目标最关键和最有效的核心策略。这是因为，在国民经济宏观发展战略中，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在保证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再上台阶的同时，要支援和带动欠发达地区赶上发达地区的发展步伐，与发达地区同发展、共繁荣；通过对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反过来又支持和促进发达地区的更加健康发展。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市场潜力巨大和自然资源丰富两大优势，并以此为资本，去换取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从而达到以有换无，取长补短，变经济潜能为现实优势。要在加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改制、改组、改造，并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主导作用和骨干作用的同时，大力鼓励和引导各类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要大力发展农村工业，立足现有大中城市，建立乡镇工业密集小区，积极发展城郊及其周围地区的乡镇工业，促进城乡工业化；大力发展农村小城镇，积极引导乡镇工业向小城镇地区相对集中，促进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步发展。要采取重点突破的非均衡模式，合理安排中西部产业与地区开发时序，努力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及质量，如优先发展农业、教育、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促进全国产业结构协调优化的同时，不断强化中西部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相对集中力量，突出重点，积极培育一些新的增长极点，以期带动和组织更大地域的进一步开发与振兴。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还要努力实现中央政府扶持、东部地区支援和中西部地区自力更生三方面的紧密结合，不断完善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此外，还必须进一步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经济开放，以协调东中西三大地带新的经济发展。
第三，重构区际关系和区域经济结构，促进东中西三大地区新的经济增长。调控我国地区差距，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既要发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作用，又要重点考虑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使不同地区都各展其所长，并通过相互开放和平等交换，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地区经济结构。为此，必须重构三大地带新的区际关系和经济结构。①从过度倾斜转向非均衡协调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上存在的差距之所以逐年扩大，除其历史和社会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外，在诸多原因中，国家在全局和整体的投资和经济布局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倾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然而，过度的倾斜或倾斜过度，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经济、社会以至民族问题，造成区域间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地区倾斜必须与产业结构倾斜、中西部地区开发结合起来。也就是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战略要从过度倾斜转向地区间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区域差异很大的大国，由于各地区客观条件和已有基础的巨大差异，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整齐划一地使各地区都繁荣昌盛起来。而是要使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利用其已有的优势，率先发展起来，发挥发达地区前进阵地的作用。在重视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同时，要重点发展西部地区的农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这不仅关系到中西部地区的开发，也关系到东部地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②从区域封闭走向区域开放。区域开放包括向世界开放和区域相互之间的开放两个方面。区域经济应实行对外开放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区域之间的开放。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客观上存在着两个“梯度”：就经济技术水平及工业生产的多数经济效益指标而论，基本上是从东向西呈阶梯形下降；就空间的广度和多种能矿资源的丰度而论，则基本上是从西向东呈阶梯形下降。两个逆向梯度的存在，客观上要求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的相互开放，以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当然，区域之间的开放与向世界的开放是分不开的，两种开放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③从区际摩擦转为区域协调互补。我国两个逆向梯度的客观存在和协调互补，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和促进国内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条件和内在动力。而在对外开放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国内经济也要建立起以技术、资金、人才等支援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则以资源支持东部地区，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新格局。使东中西三大地区在比较利益选择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协调发展，从而使国民经济整体充满活力，并使之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要在“立足沿海，循序西移，中间突破”的总体构想原则的指导下，重新构造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分区发展模式和协调发展模式，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目标。
注释：
①a 参见李培林等《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组织创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9—370页。
①b②b 林子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说》，《文汇报》1992年11月27日。
①c 李培林、王春光：《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乡镇企业社会交换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7页。
①d②d 李培林、王春光：《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乡镇企业社会交换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页；第37—38页。
①e 胡乃武主编：《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选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页。
①f 王一鸣、吴优：《调控地区差距，协调经济发展》，《光明日报》1995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