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由来已久，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创立的经济理论到以此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无不探讨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根据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认识的不同，这些理论可以简单划分为两个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结构及经济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重视不够，这时的经济增长注重的是资本、劳动力数量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经济学家如钱纳里(H·Chenery ) 、罗斯托（W ·W ·Rostow ）等通过对许多国家经济增长情况的统计与历史分析，指出了经济结构状况和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钱纳里甚至提出经济结构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慢变量”。
近些年来，产业结构因素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重视，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产业结构有助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会促进经济增长，至于经济增长是否也会带来产业结构相应的变动则存在一定的分歧。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采取两种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并辅以数据支持；采用最新的动态经济计量方法，做实证分析，方法较多。
一、忽视结构因素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型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于资本积累、劳动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而需求的变化和部门之间资源的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不重要。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假设是：所有部门(产业) 的劳动和资本都能带来同样的边际收益，这也就是说资本和劳动在部门(产业) 之间的流动对经济增长没有任何影响作用。
哈罗德（Roy Forties Harrod）和多马（Evsey Domar）在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吸收了凯恩斯（J ·M ·Keynes ）的收入理论，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投资，假定在资本和劳动处于固定的技术关系的前提下，通过资本——产出比率把产出与全部实际资本联系起来，从而证明了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有关。
R ·索洛（R ·M ·Solow ）修改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他采用的是总量生产函数，即：Q=F(K, L, t)，其中Q 是国民经济总产出，K 和L 分别是资本总投入和劳动总投入，t 是时间。在函数中，由于引入了K 和L ，即考虑了劳动的影响因素和技术水平的因素，因此，该模型在揭示经济增长的源泉上比哈罗德——多马模型进了一步。
容易看到，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在探讨经济增长时没有考虑结构因素。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假设整个社会的完全竞争可以长期维持着市场供求均衡，从而无论是从生产者还是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社会资源配置都长期存在“帕累托最优”。这就意味着社会所有部门(产业) 的生产要素收益率都将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因而在任何时点上，部门(产业) 之间资源(劳动和资本) 的流动和转移都不可能增加总产出，即不存在结构效应。显然，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及其理论有严重的缺陷。事实证明，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行政干预，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
均衡调整，社会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现实经济中不可能出现。现实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是反映市场均衡完全失效的短缺或过剩，而且还会更多地存在着不同部门间劳动和资本使用方面的收益差别，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要素的合理转移与流动无疑会带来总产出的增加，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无疑会促进经济增长。
二、国外学者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代表性的研究者有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和帕西内蒂。
库兹涅茨（1985）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的过程，部门的变化都同总量的变化相互联系，而且只有把部门的变化结合到总量的框架中时，才可能对它们加以适当的权衡比较。他认为，在总量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中，首要的问题是总量增长，通过总量的增长来带动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他从两个方面对经济结构变化的趋势进行了研究，这两个方面是：总产值中各部门(产业) 份额的截面考察和长期趋势考察；劳动力各部门(产业) 份额的截面考察和长期趋势考察。库的结论是：第一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降低，第二、三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增加，这个趋势在各部门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的变化中同样明确的反映出来。
罗斯托（1988）认为，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部门变化的过程，它植根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扩散之中，这些发生在技术和组织中的变化只能从部门加以研究。他没有否定总量的概念，但是却强调离开了部门分析将无法解释增长为什么会发生。他用三个方面的论据支持了他的观点：第一，现代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本来就是一个产业经济部门的过程；第二，现代经济增长是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替的结果；第三，引进新的重要技术或者进行技术创新只能是产业经济结构不断联系、相互作用而使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因此，经济增长并不是脱离产业结构而单独发生的经济过程，恰恰是产业结构不断变化而使其功能不断提高的作用结果。
钱纳里（1989）把经济增长过程看作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一组变化，这组变化与国民收人水平的增长有密切关系。他一直提倡并使用结构分析方法，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探索不同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化所具有的共性和特性。在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他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非均衡增长，由于非均衡增长过程存在着增长要素的边际收益差异，因而必然存在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产业) 之间的转移和流动，这种非均衡增长所引致的生产要素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的流动必然产生结构效应。因此，他在新古典经济增长公式的基础上加人了结构变量来研究经济增长，以统计分析来说明结构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帕西内蒂（1981）在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考察了经济增长的三种情况：第一，经济增长是由人口增长引起的；第二，经济增长是由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共同引起的；第三，经济增长是由结构变化引起的。在考察了这三种情况之后，他认为第三种情况是更一般、更现实的情形。帕西内蒂指出，由于不同部门(产业) 之间的生产率提高速度与需求扩张速度是可以不同的，就会发生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产业) 之间的转移，这种转移变化是保证经济不
断增长的条件，即使个别部门就业机会减少和生产增长速度放慢，只要这些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到相当高的就业增长率和生产增长率的部门，整个国民经济仍然能够随着资本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而增长。帕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只要产业结构的变化能够适应需求的变化，能够更有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劳动和资本能够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产业结构的变动就会加速经济增长。
显然，库兹涅茨和罗斯托在结构及其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这种不一致源于两者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库兹涅茨注重产业结构趋势分析，重视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产业结构的变化，将总量增长看作是产业结构有序的渐近变动趋势；罗斯托采用非均衡的动态结构演进分析方法，主要偏重于产业结构机理分析，强调的是结构变动对总量增长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发展，非均衡的增长过程越来越多的被经济学家所接受。钱纳里采用非均衡的分析方法，将结构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更有利的支持了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帕西内蒂同样是把结构变动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分析中，通过各个部门的生产率的不同来分析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而引发资源的合理利用，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结构分析认为不存在资源的最优配置，劳动和资本在不同部门的使用可能带来重大的收益差别，因此资源在部门之间的再分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同现实经济更相符，从而结构分析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三、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国内学者的理论研究
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杨治（1985）较早将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他在《产业经济学导论》一书中，一方面就产业结构理论进行了最初的介绍，另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了产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同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要考虑振兴哪些产业，而且应同时考虑淘汰哪些产业，从而更加合理的研究产业结构变动的问题。
周振华（1995）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一书中，通过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分析，说明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周提出了经济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的理论依据：第一，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产业部门增多，部门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强，而结构有机结合的巨大收益就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第二，大量的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固然是经济增长的必需条件，但其投入的产出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状态，结构之间的合理配置，就会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结构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第三，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创新会引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经济的增长，但技术创新不可能在所有部分平均出现，只能是在某些领域先出现，而后通过结构关联效应来带动其他部门的扩展。结构关联效应使某一部门的技术创新作用不断扩散，并使技术创新的中心不断转移，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刘伟（1995）在其著作《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一书中，把产业结构纳入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进行考察，用理论比较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阐述了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解决结
构转换所面临的共同矛盾以及发达国家为完成结构转换所采取的措施及其规律性，从而得出我国产业结构的政策倾向。他指出，产业结构演化的进程和工业化、现代化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经济增长的实质归结为工业化，进而理解为结构演进。
郭克莎（1999）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的理论基础上，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进行了研究。他从资源配置效应入手，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我国改革以来产业间资源流动和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指出要创造一个总量供求基本平衡和结构关系比较协调的经济环境，以确保经济的良性增长。在《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一书中，郭克莎（2001）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以产业结构问题的分析为中心，以优化资源配置为线索，联系其他结构问题，将促进结构调整来带动经济增长作为研究的目的，分析了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其中重点放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内容上。他指出我国产业结构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瓶颈制约或结构偏差制约；二是结构转变或结构升级缓慢的制约。
另外，郭金龙（1998）认为产业结构的失衡是我国经济增长强烈波动的重要的内在原因，产业结构优化对于平衡供求总量关系，抑制经济波动，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李霞（1998）认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是相互促进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和深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时对经济增长有制约作用。贺炎林（2001）就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了理论概述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 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 同时指出东西部产业结构变化形成的差异是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胡树林（2001）认为总量和结构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经济增长就是总量和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在中长期内依赖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同时经济增长又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演变。王志美（2002）和毛健（2003）也分别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认为二者是一种协同互动的关系。
（二）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
钟学义（1997）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出发，应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同产业结构变化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收入增长引起国内需求结构、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产业结构在变化过程中，为适应需求的变化，更有效地利用现有技术，就必须重新分配劳动力、资本等资源，使各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加速总量经济增长。
罗国勋（2000）通过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认为经济增长带动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实际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其结果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业结构变动是由经济发展引发，但其变动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作用。
刘志彪（2002）用Moore 结构变化值指标测算出1978年~1990年、1990年~1999年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度，验证了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产业结构快速变动这一动因, 同时揭示了钱纳里“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这一规律性结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为产业结构政策的可行性提供了可信的理论支点。
刘伟（2002）从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产业结构对经济规模和要素效率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第三产业拉动的，然而第三产业的结构扩张会降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经济规模的正效应，因此中国经济要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就必须改造传统的农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并改革传统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结构，利用资金和新的技术提升工业的生产方式，以此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单纯地依靠第三产业的结构扩张，最终将把经济带入衰退的境地。
蒋振声，周英章（2002）运用协整检验、预测方差分解等动态经济计量分析方法, 对我国 1952——1999 年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存在着某种经济机制使二者之间呈现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实际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而经济总量增长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不显著。
朱慧明，韩玉启（2003）利用各地区1978年~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及一、二、三产业产出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各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 因果关系，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增长造成了我国的结构调整；同时，通过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证明了扩大第三产业产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能引导我国经济的良性增长。
胡晓鹏（2003）通过静态和动态的联动分析，认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累积性的、双向循环式的作用机制。一方面，由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有着较大的差异，因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变动与调整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产业劳动生产率重新分化与组合的过程，而各产业的收缩与扩张过程恰好就是强化专业化与分工的过程，所有这一切必然会促进经济总合生产力的提高而强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总量的扩张（即经济增长）来源于三次产业的贡献，其总增长量又会分配于三次产业，并且因为生产率在三次产业间配比的非均衡性与变动性，使三次产业间的增值比例不同，进而导致三次产业总产值的比例发生变动，这实际就是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徐冬林（2004）借用钱纳里模型对我国1978年~2002年时期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检验证明，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基本符合工业化发展的演变规律，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看，产业结构转换仍滞后于总量增长的要求；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需要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陈华（2005）采用我国1978年至2003年的年度统计数据，应用处理平稳数据的方法——协整检验，检验了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考察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证明了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同发展关系，认为在我国产业结构的次序逐步发展为二、三、一的结构将最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
另外，吕铁，周叔莲（1999）和黄盛，于萍（2001）也分别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基本认为二者是互动的关系。
（三）对国内学者相关研究的评价
国内学者将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并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逻辑推理和规范分析，对我们认识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理论研究基础。但很多学者习惯从整体宏观的角度把握产业经济或经济结构，或者从经济结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入手来全面考察所有问题，客观上造成了对产业结构研究的粗化，同时，研究方法过于注重理论推理，数据支持缺乏。近几年，有些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开始尝试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他们或者借鉴已有的经济增长模型，或者从贡献度模型出发，或者应用最新的动态计量经济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多宝贵的研究成果。
初拟选题范围：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可以看到，国内学者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完美之处：① 学者们基本认为产业结构有助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会促进经济增长，至于经济增长是否也会带来产业结构相应的变动则存在一定的分歧；② 实证分析的学者采用的数据大多只到2002年，且样本数据容量偏小，很容易产生诸如伪回归、多重共线性等问题，使实证结果受到一定的质疑。鉴于此，本文拟采用最新的动态经济计量方法，结合我国1952年~2004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完善我国产业结构研究，并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支持。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由来已久，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创立的经济理论到以此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无不探讨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根据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认识的不同，这些理论可以简单划分为两个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结构及经济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重视不够，这时的经济增长注重的是资本、劳动力数量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经济学家如钱纳里(H·Chenery ) 、罗斯托（W ·W ·Rostow ）等通过对许多国家经济增长情况的统计与历史分析，指出了经济结构状况和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钱纳里甚至提出经济结构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慢变量”。
近些年来，产业结构因素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重视，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产业结构有助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会促进经济增长，至于经济增长是否也会带来产业结构相应的变动则存在一定的分歧。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采取两种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并辅以数据支持；采用最新的动态经济计量方法，做实证分析，方法较多。
一、忽视结构因素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型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于资本积累、劳动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而需求的变化和部门之间资源的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不重要。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假设是：所有部门(产业) 的劳动和资本都能带来同样的边际收益，这也就是说资本和劳动在部门(产业) 之间的流动对经济增长没有任何影响作用。
哈罗德（Roy Forties Harrod）和多马（Evsey Domar）在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吸收了凯恩斯（J ·M ·Keynes ）的收入理论，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投资，假定在资本和劳动处于固定的技术关系的前提下，通过资本——产出比率把产出与全部实际资本联系起来，从而证明了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有关。
R ·索洛（R ·M ·Solow ）修改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他采用的是总量生产函数，即：Q=F(K, L, t)，其中Q 是国民经济总产出，K 和L 分别是资本总投入和劳动总投入，t 是时间。在函数中，由于引入了K 和L ，即考虑了劳动的影响因素和技术水平的因素，因此，该模型在揭示经济增长的源泉上比哈罗德——多马模型进了一步。
容易看到，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在探讨经济增长时没有考虑结构因素。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假设整个社会的完全竞争可以长期维持着市场供求均衡，从而无论是从生产者还是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社会资源配置都长期存在“帕累托最优”。这就意味着社会所有部门(产业) 的生产要素收益率都将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因而在任何时点上，部门(产业) 之间资源(劳动和资本) 的流动和转移都不可能增加总产出，即不存在结构效应。显然，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及其理论有严重的缺陷。事实证明，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行政干预，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
均衡调整，社会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现实经济中不可能出现。现实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是反映市场均衡完全失效的短缺或过剩，而且还会更多地存在着不同部门间劳动和资本使用方面的收益差别，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要素的合理转移与流动无疑会带来总产出的增加，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无疑会促进经济增长。
二、国外学者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代表性的研究者有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和帕西内蒂。
库兹涅茨（1985）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的过程，部门的变化都同总量的变化相互联系，而且只有把部门的变化结合到总量的框架中时，才可能对它们加以适当的权衡比较。他认为，在总量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中，首要的问题是总量增长，通过总量的增长来带动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他从两个方面对经济结构变化的趋势进行了研究，这两个方面是：总产值中各部门(产业) 份额的截面考察和长期趋势考察；劳动力各部门(产业) 份额的截面考察和长期趋势考察。库的结论是：第一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降低，第二、三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增加，这个趋势在各部门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的变化中同样明确的反映出来。
罗斯托（1988）认为，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部门变化的过程，它植根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扩散之中，这些发生在技术和组织中的变化只能从部门加以研究。他没有否定总量的概念，但是却强调离开了部门分析将无法解释增长为什么会发生。他用三个方面的论据支持了他的观点：第一，现代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本来就是一个产业经济部门的过程；第二，现代经济增长是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替的结果；第三，引进新的重要技术或者进行技术创新只能是产业经济结构不断联系、相互作用而使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因此，经济增长并不是脱离产业结构而单独发生的经济过程，恰恰是产业结构不断变化而使其功能不断提高的作用结果。
钱纳里（1989）把经济增长过程看作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一组变化，这组变化与国民收人水平的增长有密切关系。他一直提倡并使用结构分析方法，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探索不同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化所具有的共性和特性。在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他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非均衡增长，由于非均衡增长过程存在着增长要素的边际收益差异，因而必然存在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产业) 之间的转移和流动，这种非均衡增长所引致的生产要素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的流动必然产生结构效应。因此，他在新古典经济增长公式的基础上加人了结构变量来研究经济增长，以统计分析来说明结构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帕西内蒂（1981）在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考察了经济增长的三种情况：第一，经济增长是由人口增长引起的；第二，经济增长是由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共同引起的；第三，经济增长是由结构变化引起的。在考察了这三种情况之后，他认为第三种情况是更一般、更现实的情形。帕西内蒂指出，由于不同部门(产业) 之间的生产率提高速度与需求扩张速度是可以不同的，就会发生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产业) 之间的转移，这种转移变化是保证经济不
断增长的条件，即使个别部门就业机会减少和生产增长速度放慢，只要这些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到相当高的就业增长率和生产增长率的部门，整个国民经济仍然能够随着资本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而增长。帕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只要产业结构的变化能够适应需求的变化，能够更有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劳动和资本能够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产业结构的变动就会加速经济增长。
显然，库兹涅茨和罗斯托在结构及其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这种不一致源于两者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库兹涅茨注重产业结构趋势分析，重视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产业结构的变化，将总量增长看作是产业结构有序的渐近变动趋势；罗斯托采用非均衡的动态结构演进分析方法，主要偏重于产业结构机理分析，强调的是结构变动对总量增长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发展，非均衡的增长过程越来越多的被经济学家所接受。钱纳里采用非均衡的分析方法，将结构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更有利的支持了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帕西内蒂同样是把结构变动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分析中，通过各个部门的生产率的不同来分析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而引发资源的合理利用，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结构分析认为不存在资源的最优配置，劳动和资本在不同部门的使用可能带来重大的收益差别，因此资源在部门之间的再分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同现实经济更相符，从而结构分析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三、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国内学者的理论研究
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杨治（1985）较早将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他在《产业经济学导论》一书中，一方面就产业结构理论进行了最初的介绍，另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了产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同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要考虑振兴哪些产业，而且应同时考虑淘汰哪些产业，从而更加合理的研究产业结构变动的问题。
周振华（1995）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一书中，通过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分析，说明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周提出了经济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的理论依据：第一，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产业部门增多，部门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强，而结构有机结合的巨大收益就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第二，大量的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固然是经济增长的必需条件，但其投入的产出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状态，结构之间的合理配置，就会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结构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第三，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创新会引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经济的增长，但技术创新不可能在所有部分平均出现，只能是在某些领域先出现，而后通过结构关联效应来带动其他部门的扩展。结构关联效应使某一部门的技术创新作用不断扩散，并使技术创新的中心不断转移，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刘伟（1995）在其著作《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一书中，把产业结构纳入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进行考察，用理论比较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阐述了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解决结
构转换所面临的共同矛盾以及发达国家为完成结构转换所采取的措施及其规律性，从而得出我国产业结构的政策倾向。他指出，产业结构演化的进程和工业化、现代化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经济增长的实质归结为工业化，进而理解为结构演进。
郭克莎（1999）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的理论基础上，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进行了研究。他从资源配置效应入手，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我国改革以来产业间资源流动和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指出要创造一个总量供求基本平衡和结构关系比较协调的经济环境，以确保经济的良性增长。在《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一书中，郭克莎（2001）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以产业结构问题的分析为中心，以优化资源配置为线索，联系其他结构问题，将促进结构调整来带动经济增长作为研究的目的，分析了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其中重点放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内容上。他指出我国产业结构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瓶颈制约或结构偏差制约；二是结构转变或结构升级缓慢的制约。
另外，郭金龙（1998）认为产业结构的失衡是我国经济增长强烈波动的重要的内在原因，产业结构优化对于平衡供求总量关系，抑制经济波动，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李霞（1998）认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是相互促进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和深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时对经济增长有制约作用。贺炎林（2001）就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了理论概述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 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 同时指出东西部产业结构变化形成的差异是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胡树林（2001）认为总量和结构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经济增长就是总量和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在中长期内依赖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同时经济增长又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演变。王志美（2002）和毛健（2003）也分别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认为二者是一种协同互动的关系。
（二）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
钟学义（1997）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出发，应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同产业结构变化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收入增长引起国内需求结构、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产业结构在变化过程中，为适应需求的变化，更有效地利用现有技术，就必须重新分配劳动力、资本等资源，使各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加速总量经济增长。
罗国勋（2000）通过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认为经济增长带动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实际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其结果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业结构变动是由经济发展引发，但其变动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作用。
刘志彪（2002）用Moore 结构变化值指标测算出1978年~1990年、1990年~1999年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度，验证了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产业结构快速变动这一动因, 同时揭示了钱纳里“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这一规律性结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为产业结构政策的可行性提供了可信的理论支点。
刘伟（2002）从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产业结构对经济规模和要素效率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第三产业拉动的，然而第三产业的结构扩张会降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经济规模的正效应，因此中国经济要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就必须改造传统的农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并改革传统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结构，利用资金和新的技术提升工业的生产方式，以此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单纯地依靠第三产业的结构扩张，最终将把经济带入衰退的境地。
蒋振声，周英章（2002）运用协整检验、预测方差分解等动态经济计量分析方法, 对我国 1952——1999 年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存在着某种经济机制使二者之间呈现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实际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而经济总量增长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不显著。
朱慧明，韩玉启（2003）利用各地区1978年~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及一、二、三产业产出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各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 因果关系，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增长造成了我国的结构调整；同时，通过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证明了扩大第三产业产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能引导我国经济的良性增长。
胡晓鹏（2003）通过静态和动态的联动分析，认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累积性的、双向循环式的作用机制。一方面，由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有着较大的差异，因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变动与调整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产业劳动生产率重新分化与组合的过程，而各产业的收缩与扩张过程恰好就是强化专业化与分工的过程，所有这一切必然会促进经济总合生产力的提高而强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总量的扩张（即经济增长）来源于三次产业的贡献，其总增长量又会分配于三次产业，并且因为生产率在三次产业间配比的非均衡性与变动性，使三次产业间的增值比例不同，进而导致三次产业总产值的比例发生变动，这实际就是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徐冬林（2004）借用钱纳里模型对我国1978年~2002年时期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检验证明，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基本符合工业化发展的演变规律，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看，产业结构转换仍滞后于总量增长的要求；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需要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陈华（2005）采用我国1978年至2003年的年度统计数据，应用处理平稳数据的方法——协整检验，检验了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考察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证明了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同发展关系，认为在我国产业结构的次序逐步发展为二、三、一的结构将最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
另外，吕铁，周叔莲（1999）和黄盛，于萍（2001）也分别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基本认为二者是互动的关系。
（三）对国内学者相关研究的评价
国内学者将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并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逻辑推理和规范分析，对我们认识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理论研究基础。但很多学者习惯从整体宏观的角度把握产业经济或经济结构，或者从经济结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入手来全面考察所有问题，客观上造成了对产业结构研究的粗化，同时，研究方法过于注重理论推理，数据支持缺乏。近几年，有些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开始尝试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他们或者借鉴已有的经济增长模型，或者从贡献度模型出发，或者应用最新的动态计量经济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多宝贵的研究成果。
初拟选题范围：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可以看到，国内学者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完美之处：① 学者们基本认为产业结构有助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会促进经济增长，至于经济增长是否也会带来产业结构相应的变动则存在一定的分歧；② 实证分析的学者采用的数据大多只到2002年，且样本数据容量偏小，很容易产生诸如伪回归、多重共线性等问题，使实证结果受到一定的质疑。鉴于此，本文拟采用最新的动态经济计量方法，结合我国1952年~2004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完善我国产业结构研究，并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