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旧书虽念得不多，还知道些；西书了解不深，总也接触过。没有赶上裹小脚、穿耳朵：长达半尺的高跷似的高跟鞋还未兴起。精神尚不贫乏，肉体未受虐待，经历更是非凡。抗战那一段体会了人的高贵的品质、信念与坚忍：“文革”那一段阅尽了人性的狠毒与可悲。我们的生活很丰富，其中有一项看来普通、现在却让人羡慕的，值得大书特书的，那就是，我们有兄弟姊妹。 传统文化讲五伦，其中之一是兄弟。常听见现在的中年人说：他们最羡慕别人有兄弟姊妹。想想我的童年，如果没有我的哥哥和弟弟。我将不会长成现在的我。 我们兄弟姊妹四人，大姐钟琏长我九岁，所以接触较少，哥哥钟辽长我四岁，弟弟钟越小我三岁。整个的童年是和哥哥、弟弟一起度过的。抗战胜利，我们回到北平，回到白米斜街旧宅中，这座房屋是父母的唯一房产。有一间屋子堆满了东西，和走的时候完全一样。那时冬日取暖用很高的铁炉，称为洋炉子。烧硬煤，热力很大，便有炉挡，是洋铁皮做成的，从前常在上面烤衣服。我们看到那铁炉依旧，炉挡依旧。最有趣的是炉挡上面写了两行字，也赫然依旧。这两行字是：“立约人：冯钟辽、冯钟璞。只许她打他，不许他打她。”当时在场的人无不失笑。父亲说：“这是什么不平等条约!”那时哥哥已经去美国求学，那条约也因炉挡的启用擦去了，他没有再见到我们的不平等条约。 我已不记得怎么会立下了不平等条约，好像全无必要。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架。不过，这也是一种姿态。另有些事倒是历历如在目前。清华园乙所的住宅中有一间储藏室，靠东墙冬天常摆着几盆米酒，夏天常摆着两排西瓜。中间有一个小桌。孩子们有时在那里做些父母不鼓励的事。记得一天中午，趁父母午睡，哥哥在那里做“试验”，我在旁边看。他的试验是点一支蜡烛烧什么东西，试验目的我不明白。不久听见母亲说话。他急忙一口气噗地吹灭了蜡烛，烛泪溅在我身上。我还没有叫出来，他就捂住我的嘴，小声说：“带你去骑车。”于是我们从后门溜出。哥哥的自行车很小，前后轮都光秃秃没有挡泥板，但却是一辆正式的车。我总是坐在大梁上左顾右盼游览校园。哥哥知道我喜欢坐大梁，便用这“游览”换得我不揭发。那天的“试验”也就混过去了。 后来我要自己骑车了。我想那时的年纪不会超过九岁，大概是八岁。因为九岁那年夏天开始抗战，我们离开了清华园。我学会骑自行车完全是哥哥的力量。那时在清华园内甲乙丙三所之间有一个网球场，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打过网球，只在地上弹玻璃球。我在这场地上学骑自行车，用的是哥哥的那辆小车，我骑车，他在后面扶着座位跟着跑。头一天跑了几圈，第二天又跑了几圈。我忽然看见他不跟着车了，而是站在场地旁边笑。我本来骑得很平稳了，一见他没有扶，立刻觉得要摔倒，便大叫起来。哥哥跑过来扶住车，我跳下来，便捏紧拳头照他身上乱捶。他只是笑，说：“你不是会骑了吗?”我想想也是。可是，下一次还是要他扶。他也就虚应故事地跟着跑。这样我就学会了骑自行车。我可以骑姐姐的成人的女车，在清华园里兜风。常从工字厅东边沿着小河过小桥，绕过大礼堂，经过图书馆前面，再经过当时的校医院——这几间平房还在吗?最后从工字厅西面回家。有时一直骑到西院，去看看那一片荒野。当时清华园内人很少，骑车很自由。后来，20世纪60年代，我常骑车从灯市口穿过闹市到建国门去上班。我从学车起到停止骑车从未摔过跤。 到昆明以后，哥哥上中学，我和小弟上小学。我们所上的南箐学校因为躲避日机的空袭，迁到昆明郊外岗头村，我们都住校。家还在城里，后来家迁到东郊龙泉镇，我们又在城里住校。不记得是怎么回事了，总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常在周末从乡下走进城，或从城里走到乡下，一次的距离大约是二十里左右。我们三个人一路走一路说话，讲故事，猜谜语，对小说的回目，对的主要是《红楼梦》和《水浒》的回目，《三国演义》我不熟。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讲自己创作的故事，轮流主讲。大概也是编故事的需要，三个人每人有一个国家，哥哥的国家叫“晨光国”，在北极；弟弟的国家叫“英武国”，在海底；我的国家叫“逸坚国”，在火星上。不知为什么，我从小便对火星有兴趣。到现在也觉得火星很亲切。我的兄、弟后来都是工程师，但他们具有的艺术细胞绝不比我少，故事编得很热闹，可惜都不记得了。 家里孩子多，吃饭就成为一个有趣的场面。我小时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脱鞋。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觉得脱了鞋最舒服。这时，哥哥就会把鞋拿走藏起来，我便闹着要鞋，弟弟便会找鞋。常常是笑作一团。到后来还是哥哥把鞋拿出来，我又赖着不肯穿。直到母亲发话：“不要闹了，快穿上。”才算安静下来。 我上联大附中时，一度在城里住校。那时联大附中没有宿舍，甚至没有校舍，都是趁别人不用教室时上课，有时就在室外树下上课。有一段时间，不知是借的哪里的一个大房间，大家打地铺。一次我生病了，别人都去上课，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妹，”是哥哥的声音，睁眼只见他蹲在我的“床”边。他送来一碗米线，碗里还有一个鸡蛋。 哥哥于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他不用功，却热心演话剧。参加演出过曹禺的《家》，饰演觉新。我和小弟随父母去看演出那一晚，在高老太爷去世那一场，哥哥把觉新头上的孝布去掉了，为的是怕母亲看了不高兴。他还写小说。我还记得他有一篇小说的第一句是“不疾不徐的雨”。他的文字是很好的。字也写得好，还会刻图章。那时的男孩似乎都会刻图章。他大学二年级时志愿参加远征军。直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贡献。有一次他从滇西回昆明度假，看见我的头发长了，要给我剪一剪。他说：“头发为什么要剪成那样齐?剪成波浪式的不好吗?”当时大家都认为他很荒谬，没想到几十年后头发真的不以“齐”为美了。 抗战胜利后，哥哥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获得此项勋章的翻译官共二十二人。我曾想就此写一篇文章，介绍这些好男儿。因为要用一些英文材料，我的眼睛已坏不能阅读，只能放弃了。哥哥的朋友也曾寄材料来，没有用上，心里很觉歉然。文章虽然没有写，对那些投笔从戎的大哥哥们，无论得没得勋章，我都永远怀有敬意。 以后，哥哥到美国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读机械系，也继续开展他多方面的兴趣。他喜欢击剑，人选了校队，代表学校出去比赛；还学过几个月芭蕾舞。工作以后学会开飞机，曾开着飞机从费城到华盛顿去看望王菲曼、慈炳如夫妇。王菲曼是王浩的姐姐。乘客是我的嫂嫂李文佩姊妹。20世纪70年代哥哥一家回来探亲，说到此事，父亲说：“敢开飞机倒不稀奇，难得的是有人敢坐。”大学毕业以后，他根据兴趣又读了数学、物理两个专业，以后又获得二十几项专利。因为用专利律师申请专利费时费钱，索性自己考了一个美国专利代表人的执照，可以坐在家里申请专利。对于那些烦琐的法律条文，他了如指掌，说起来从不卡壳。退休后，他有了更多时间，至今还在研究有关电的问题，前两年曾回国参加静电学会的活动，但是他的理论很少有人支持。
常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旧书虽念得不多，还知道些；西书了解不深，总也接触过。没有赶上裹小脚、穿耳朵：长达半尺的高跷似的高跟鞋还未兴起。精神尚不贫乏，肉体未受虐待，经历更是非凡。抗战那一段体会了人的高贵的品质、信念与坚忍：“文革”那一段阅尽了人性的狠毒与可悲。我们的生活很丰富，其中有一项看来普通、现在却让人羡慕的，值得大书特书的，那就是，我们有兄弟姊妹。 传统文化讲五伦，其中之一是兄弟。常听见现在的中年人说：他们最羡慕别人有兄弟姊妹。想想我的童年，如果没有我的哥哥和弟弟。我将不会长成现在的我。 我们兄弟姊妹四人，大姐钟琏长我九岁，所以接触较少，哥哥钟辽长我四岁，弟弟钟越小我三岁。整个的童年是和哥哥、弟弟一起度过的。抗战胜利，我们回到北平，回到白米斜街旧宅中，这座房屋是父母的唯一房产。有一间屋子堆满了东西，和走的时候完全一样。那时冬日取暖用很高的铁炉，称为洋炉子。烧硬煤，热力很大，便有炉挡，是洋铁皮做成的，从前常在上面烤衣服。我们看到那铁炉依旧，炉挡依旧。最有趣的是炉挡上面写了两行字，也赫然依旧。这两行字是：“立约人：冯钟辽、冯钟璞。只许她打他，不许他打她。”当时在场的人无不失笑。父亲说：“这是什么不平等条约!”那时哥哥已经去美国求学，那条约也因炉挡的启用擦去了，他没有再见到我们的不平等条约。 我已不记得怎么会立下了不平等条约，好像全无必要。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架。不过，这也是一种姿态。另有些事倒是历历如在目前。清华园乙所的住宅中有一间储藏室，靠东墙冬天常摆着几盆米酒，夏天常摆着两排西瓜。中间有一个小桌。孩子们有时在那里做些父母不鼓励的事。记得一天中午，趁父母午睡，哥哥在那里做“试验”，我在旁边看。他的试验是点一支蜡烛烧什么东西，试验目的我不明白。不久听见母亲说话。他急忙一口气噗地吹灭了蜡烛，烛泪溅在我身上。我还没有叫出来，他就捂住我的嘴，小声说：“带你去骑车。”于是我们从后门溜出。哥哥的自行车很小，前后轮都光秃秃没有挡泥板，但却是一辆正式的车。我总是坐在大梁上左顾右盼游览校园。哥哥知道我喜欢坐大梁，便用这“游览”换得我不揭发。那天的“试验”也就混过去了。 后来我要自己骑车了。我想那时的年纪不会超过九岁，大概是八岁。因为九岁那年夏天开始抗战，我们离开了清华园。我学会骑自行车完全是哥哥的力量。那时在清华园内甲乙丙三所之间有一个网球场，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打过网球，只在地上弹玻璃球。我在这场地上学骑自行车，用的是哥哥的那辆小车，我骑车，他在后面扶着座位跟着跑。头一天跑了几圈，第二天又跑了几圈。我忽然看见他不跟着车了，而是站在场地旁边笑。我本来骑得很平稳了，一见他没有扶，立刻觉得要摔倒，便大叫起来。哥哥跑过来扶住车，我跳下来，便捏紧拳头照他身上乱捶。他只是笑，说：“你不是会骑了吗?”我想想也是。可是，下一次还是要他扶。他也就虚应故事地跟着跑。这样我就学会了骑自行车。我可以骑姐姐的成人的女车，在清华园里兜风。常从工字厅东边沿着小河过小桥，绕过大礼堂，经过图书馆前面，再经过当时的校医院——这几间平房还在吗?最后从工字厅西面回家。有时一直骑到西院，去看看那一片荒野。当时清华园内人很少，骑车很自由。后来，20世纪60年代，我常骑车从灯市口穿过闹市到建国门去上班。我从学车起到停止骑车从未摔过跤。 到昆明以后，哥哥上中学，我和小弟上小学。我们所上的南箐学校因为躲避日机的空袭，迁到昆明郊外岗头村，我们都住校。家还在城里，后来家迁到东郊龙泉镇，我们又在城里住校。不记得是怎么回事了，总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常在周末从乡下走进城，或从城里走到乡下，一次的距离大约是二十里左右。我们三个人一路走一路说话，讲故事，猜谜语，对小说的回目，对的主要是《红楼梦》和《水浒》的回目，《三国演义》我不熟。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讲自己创作的故事，轮流主讲。大概也是编故事的需要，三个人每人有一个国家，哥哥的国家叫“晨光国”，在北极；弟弟的国家叫“英武国”，在海底；我的国家叫“逸坚国”，在火星上。不知为什么，我从小便对火星有兴趣。到现在也觉得火星很亲切。我的兄、弟后来都是工程师，但他们具有的艺术细胞绝不比我少，故事编得很热闹，可惜都不记得了。 家里孩子多，吃饭就成为一个有趣的场面。我小时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脱鞋。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觉得脱了鞋最舒服。这时，哥哥就会把鞋拿走藏起来，我便闹着要鞋，弟弟便会找鞋。常常是笑作一团。到后来还是哥哥把鞋拿出来，我又赖着不肯穿。直到母亲发话：“不要闹了，快穿上。”才算安静下来。 我上联大附中时，一度在城里住校。那时联大附中没有宿舍，甚至没有校舍，都是趁别人不用教室时上课，有时就在室外树下上课。有一段时间，不知是借的哪里的一个大房间，大家打地铺。一次我生病了，别人都去上课，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妹，”是哥哥的声音，睁眼只见他蹲在我的“床”边。他送来一碗米线，碗里还有一个鸡蛋。 哥哥于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他不用功，却热心演话剧。参加演出过曹禺的《家》，饰演觉新。我和小弟随父母去看演出那一晚，在高老太爷去世那一场，哥哥把觉新头上的孝布去掉了，为的是怕母亲看了不高兴。他还写小说。我还记得他有一篇小说的第一句是“不疾不徐的雨”。他的文字是很好的。字也写得好，还会刻图章。那时的男孩似乎都会刻图章。他大学二年级时志愿参加远征军。直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贡献。有一次他从滇西回昆明度假，看见我的头发长了，要给我剪一剪。他说：“头发为什么要剪成那样齐?剪成波浪式的不好吗?”当时大家都认为他很荒谬，没想到几十年后头发真的不以“齐”为美了。 抗战胜利后，哥哥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获得此项勋章的翻译官共二十二人。我曾想就此写一篇文章，介绍这些好男儿。因为要用一些英文材料，我的眼睛已坏不能阅读，只能放弃了。哥哥的朋友也曾寄材料来，没有用上，心里很觉歉然。文章虽然没有写，对那些投笔从戎的大哥哥们，无论得没得勋章，我都永远怀有敬意。 以后，哥哥到美国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读机械系，也继续开展他多方面的兴趣。他喜欢击剑，人选了校队，代表学校出去比赛；还学过几个月芭蕾舞。工作以后学会开飞机，曾开着飞机从费城到华盛顿去看望王菲曼、慈炳如夫妇。王菲曼是王浩的姐姐。乘客是我的嫂嫂李文佩姊妹。20世纪70年代哥哥一家回来探亲，说到此事，父亲说：“敢开飞机倒不稀奇，难得的是有人敢坐。”大学毕业以后，他根据兴趣又读了数学、物理两个专业，以后又获得二十几项专利。因为用专利律师申请专利费时费钱，索性自己考了一个美国专利代表人的执照，可以坐在家里申请专利。对于那些烦琐的法律条文，他了如指掌，说起来从不卡壳。退休后，他有了更多时间，至今还在研究有关电的问题，前两年曾回国参加静电学会的活动，但是他的理论很少有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