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艾滋病靠洁身自爱不靠避孕套

预防艾滋病靠洁身自爱不靠避孕套

朱 琪

艾滋病最重要的传播途径是性行为混乱,因此防止性传播就成了最关键的措施。现在有这样一种不加解释的宣传,说是“只要使用避孕套,就可以防止艾滋病”。这便给人们这样一种误导:“不管是卖淫嫖娼、性乱,还是经常变换性交对象的其他性行为,只要用个避孕套,就可万无一失地不受艾滋病病毒感染。

事实果真如此吗?正确使用质量可靠的避孕套,保证避孕套在使用过程中不产生裂口或滑脱,并且保证双方的精液或阴道分泌物一点不接触对方身体的任何部分,就可大大减少不洁性交时传染艾滋病病毒的机会,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不能被夸大为“只要使用避孕套,就可以防止艾滋病”,因为它不符合全部事实。

美国一项对配偶双方有一方已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群进行观察研究,18个月后已经有1/6传染给对方,而且受感染的比例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呈加速度增加的。尽管使用避孕套时都是按照正确使用的指导,小心翼翼地进行的,仍然避免不了受感染的厄运。这表明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并不可靠。1993年美国一位学者对87篇有关避孕套防止怀孕和预防艾滋病毒感染的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避孕套用于防止怀孕的效果是87%,用于预防艾滋病病毒的保护率是69%。这就是说避孕套用于防止怀孕的失败率为13%,用于预防艾滋病的失败率是31%。避孕套到底能不能称作安全套或保险套也就不言而喻了。避孕套用于预防艾滋病的效果比防止怀孕差的原因是很多的,例如艾滋病病毒比精子小得多,更容易透过避孕套上细微的裂孔污染对方。精子只有通过阴道,才能和卵子接触受孕;而艾滋病病毒可以通过生殖器粘膜和皮肤上任何一处细微擦伤进入人体,甚至直接感染粘膜上的朗罕氏细胞,因此感染通道是无数的。精液中的精子虽然数以亿计,但只能有一个精子引起怀孕;而精液中的每一个艾滋病病毒都具有感染力,都可能引起感染。每个月只排卵一次,一个月中也只有排卵前后有数的几天中可能怀孕;艾滋病病毒感染却是每次性交都可能发生的,一个月中天天如此。 怀孕的风险是女性单方的,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则男女都有。仅此几点就足以说明两者的效果为何不同。防止怀孕失败和预防艾滋病失败的后果是截然不同的,避孕是阻断正常的生理过程,失败后可能通过人工流产补救,即使足月分娩也是正常的。预防艾滋病失败,至少在今天看来还是无可挽回的。

由于某些人群并不会都接受提倡洁身自爱的教育,从而改变其高危行为。因此有高危行为的人如果能正确使用避孕套,就有可能减少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应该对高危人群进行正确使用避孕套教育的原因。但是同时必须告诉他们,避孕套绝对不是安全套和保险套,即使用避孕套,随着参与卖淫嫖娼和性乱活动次数的增多,受感染的机会也就迅速增多。个人的失败率并不是1/6或31%,而是一次失败就成为100%的彻底失败,所以为了珍惜生命,还是选择洁身自爱最安全可靠。

为了预防艾滋病,在广大普通群众中提倡使用避孕套,而不是提倡洁身自爱,还会引起消极的误导作用,使人们不再遵守性道德,因而促成性自由泛滥。我国有一项研究表明,受调查对象在阅读一篇强调避孕套预防艾滋病性病作用的科普文章后,有21%的人从原来认为为了预防艾滋病应该提倡性道德,转而接受应该提倡使用避孕套。仅仅阅读一篇提倡避孕套的文章就引起十分明显的消极后果,如果大张旗鼓广泛宣传,其对社会风尚的破坏作用将是非常严重的。可见我国决不应该像性自由盛行的西方一样,把广泛宣传提倡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作为预防艾滋病教育的重要内容,而是应该提倡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洁身自爱比使用避孕套更安全可靠,这是既尊重科学,又符合国情的结论。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我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流行的策略基础

朱 琪

自1981年美国首先对艾滋病作出诊断以来,艾滋病以难予遏制之势在全世界广泛流行,至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得以幸免。然而艾滋病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流行差别,西欧和北美有着相似的流行状况,南美则比北美疫情严重;非洲,以撒哈拉沙漠为界,南部国家疫情远较北部阿拉伯国家严峻;在亚洲,东南亚和南亚的流行形势比东北亚更令人担扰。从表面上看,出现这种差异似乎与地理、气候、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然面就艾滋病的传播特征而言,真正原因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历史背景和对传统道德的态度。

传统文化对艾滋病流行产生的影响比较泰国和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状况,就不难发现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泰国于1984年,中国于1985年,相继发现第一例境外传入的艾滋病患者。经过10余年的流行后,到1996年泰国公布有85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实际上根据有代表性的人群感染率测算,1994年即已不少于100万。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至1996年6月仅检测出5157例感染者,但中国学者根据哨点监测等的数据估测,实际数字为10万左右。假如中国艾滋病流行的发展速度与泰国相同。按人口而论,中国为12亿,是泰国6000万的20倍。1995年泰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为100万,1996年中国的感染者就应是2000万,而实际约为10万左右,所以泰国的流行速度是中国的200倍。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措施的力度上,泰国则明显比中国强。以经费投入为例,1996年泰国用于防治艾滋病的经费为8230万美元,而中国仅为2000多万元人民币。按人口计算,泰国是中国的640倍。如按这一期间的累计数算,中国的投入就更低。泰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即1992年,当年的经费已达2550万美元。中国的预防力度比泰国弱,流行的速度反而比泰国慢。

这一现象提示,中国社会存在着抵御艾滋病迅速蔓延的人文机制,一种可以有效延缓艾滋病流行的文化力量。如果我们能认真发现和正确认识产生这种力量的源泉,也就找到了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流行的策略基础;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努力强化这个基础,中国便有了最终制止艾滋病流行的可靠保证。要是我们不能认识和重视这种文化力量,并且任凭这一基础遭到破坏,我国也将像泰国一样陷入艾滋病严重流行的灾祸,其后果则是不堪设想的。由于造成艾滋病在泰国流行的最重要原因是性传播,而中国今后艾滋病疫情加重的原因也将是性传播,因此我们必须从决定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性行为准则的传统道德观念,及由传统道德观念决定的国家有关法律、政策来进行探讨。同时,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传统道德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国家的有关法律、政策也可能随之出现相应的改变,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这种变化对于控制艾滋病流行会产生积极的或是消极的影响。1.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着优良的性道德观念。目前,这种观念虽然已经受到西方腐朽的性自由生活方式冲击,而且曾经销声匿迹的社会丑恶现象卖淫嫖娼也已沉渣泛起,但是受此影响而参与性乱及卖淫嫖娼的人,就全人口来说则仍是少数,大多数人依然遵守洁身自爱的传统性道德。当前由性传播引起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主要限于有卖淫嫖娼和性乱行为的高危人群。泰国则与中国不同,90年代初泰国的一项调查表明,16岁以上男性有嫖妓史者,城市超过70%,农村超过80%,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极为普遍。泰国北部艾滋病流行最严重的帕瑶(Phayao)省艾滋病发病率637.4/10万,93.6%经性传播,居全国之首。全省50万人口中竟有10万妓女,1991年对男性中学生性行为的调查发现60%有嫖妓史,这种情况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时至艾滋病严重流行的今日,据调

查泰国仍有300万以上妓女,其中200万来自国外。2.建立在传统道德观念基础上的中国禁止卖淫嫖娼法律、政策的威摄作用和打击卖淫嫖娼的严厉行动,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地下色情行业的蔓延速度。现在常可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所谓:“暗娼越打击越多”。这种认识只看到了卖淫嫖娼日趋严重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在于不打击会更多。如果没有一次次严厉打击卖淫嫖娼的行动,不惩一儆百,那么卖淫嫖娼就不再会被认为是社会丑恶现象,参与卖淫缥娼的人就会更多。“食、色,性也”,要是不严禁卖淫嫖娼,那么街上有多少不同层次,不同风味的餐厅、饭馆、小吃店,也就会有多少不同等次,不同形式的公开或变相妓院,泰国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自艾滋病严重流行以后,泰国社会福利部提出的禁止卖淫嫖娼法律修订案比中国还严厉,去泰国嫖妓的人可判长达10年的徒刑,妓院老板和皮条客的刑期更可长达20年。尽管泰国警方也不时把一些妓女送去康复改造,然而执法力度远不如中国,各种各样的色情行业实际上是被默认的和公开的。以上是两个国家在造成艾滋病病毒传播上的国情差异,既与传统文化的性道德观念有关,又与当前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态度有关。传统性道德在预防艾滋病策略中的位置从流行病学的观点来看,预防艾滋病的策略要从传染源,传染途径和易感人群这样三个环节来考虑。艾滋病的传染源是已经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包括感染者和病人;传染途径虽然有血液、性、母婴三种,但是对我国来说可以造成灾难性流行,并且又难于控制的,则是经性传播;易感人群包括任何一个尚未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艾滋病病毒的经性传播是传染源和易感者的直接性接触,这种有感染风险的接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婚烟的性关系,包括卖淫嫖娼、性乱、婚前和婚外性行为等,而所有这类性关系都是为传统文化的性道德所否定的。因此预防艾滋病最重要的策略基础应该是强化传统文化的性道德观念。可是当今很少有一个国家把预防艾滋病的策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只是强调预防艾滋病的医学知识,避孕套、疫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一种缺乏远见的策略,也是一种不汲取历史教训的策略。1.疫苗、特效药、避孕套、都不可能取代传统性道德对人类健康和生存的保护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主要性病是淋病和梅毒,至今还没有可以预防这两种性病的疫苗。现在新的性病又不断出现,从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到艾滋病,而且艾滋病也不会是人类最严重和最后的一种性病。可以想象,违背传统性道德的性解放仅仅风行10余年,就出现了艾滋病的严重流行,若是不从中汲取教训,出现新的更危险的性病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说至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性病可依靠疫苗来预防,那么也很难设想艾滋病是一个例外,因为研制艾滋病疫苗的成功可能性至今还未得到证实。况且一种疫苗只可能预防一种性病,而传统的性道德却可以预防一切性病。 特效药也不可能解决性病问题。50年代青霉素对于梅毒和淋病的特殊疗效,使医学界感到控制性病有了希望。然而事与愿违,淋球菌迅速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能力,使任何一种治疗淋病的新药很快丧失疗效;梅毒螺旋体尽管至今对青霉素仍保持敏感,然而青霉素也未能制止梅毒的流行。值得深思的是,青霉素的问世不仅未能遏制淋病和梅毒的流行,相反在60年代出现性解放和随之而来的性病大流行,70年代在性病广泛蔓延的流行病学基础上艾滋病病毒悄然传播,紧接着便是80和90年代的全球性艾滋病大流行。这种时间顺序决非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人类以不健康行为造成的灾难性过程。性病特效药从心理上解除了人们对性病的恐惧,使更多的人不再顾虑性病而参与性乱,结果反而加剧了性病的流行。可以预料,一旦艾滋病特效药问世,已经开始收敛的性自由将重新回潮,再因为艾滋病极长的潜伏期,艾滋病的流行必将更趋严重。这并不是说人类不需要艾滋病特效药,而是应该汲取青霉素促使淋病和梅素流行加剧的历史教训,人类必须重视遵守传统的性道德,必须改变性自由生活方式,否则特效药将不可能控制艾滋病的流行。避孕套用于预防性病已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也有某些效果,但是从开始应用避孕套预防性病以来,性病也是越来越多。当前试图用改进质量来提高避孕套的预防效果,实际上并不可能遏制性病和艾滋病的流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抗生素和避孕套对于性病患者和性乱者来说,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某些性病的感染率,这是福;然而就整个社会而言,更多的人因此有恃无恐地追求性自由,最后酿成了性病

艾滋病严重流行之祸。人类的不健康行为,使抗生素和避孕套的积极作用转化为更大的消极作用。这就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对付性病的办法越来越多,而性病的流行却越来越严重,直至出现艾滋病灾难的根本原因。因此人类只有汲取教训,放弃性自由,重新正视传统性道德的重要价值,才能因祸得福,最后遏制性病和艾滋病的流行。2.传统的性道德是控制艾滋病的巨大卫生资源和最有效的预防措施现行的艾滋病预防策略既未把传统性道德视作卫生资源,也未把强化传统性道德作为预防措施,这是重大的缺陷和失误。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原则来认识性道德,就可以明确地将包括传统性道德在内的一切有助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因素纳入预防策略,而不仅仅是疫苗、特效药、避孕套、减少性交对象等生物医学和心理行为因素。从相同的时间内泰国艾滋病传播的速度比中国高出200倍来看,传统性道德既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又是巨大的卫生资源。对于人口众多,物质卫生资源缺乏的中国来说,更应重视这一无形的精神力量。为把预防艾滋病的策略建立在强化传统性道德的基础上,必须从认识强化传统性道德是预防艾滋病的社会医学措施开始。重新审视现行的预防艾滋病策略如果承认强化传统性道德是预防艾滋病最有效的措施和最巨大的卫生资源,因而将此作为预防艾滋病的策略基础,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审视现行的,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引用西方模式的,侧重在以提倡使用避孕套和减少性接触对象为主的预防策略思想。建立在传统道德基础上的预防艾滋病策略和以提倡使用避孕套为主要措施的西方策略模式之间有着原则的分歧,矛盾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大力提倡使用避孕套,和是否应该把大力提倡性道德作为卫生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具体贯彻落实。在中国,提倡使用避孕套从一开始就像宣扬性自由那样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强烈抵制。和西方的宗教力量抵制不同,在这里并不存在宗教戒律问题,而是把提倡避孕套看作容忍卖淫嫖娼和性乱,以及默认性自由生活方式。由于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抵制,提倡避孕套被视为敏感问题。主张提倡使用避孕套的理由是,因为经济原因造成的卖淫嫖娼人群难于改造;受西方性自由生活方式影响,传统的性道德观念正在发生改变,性自由已是大势所趋。为此只有提倡使用避孕套,甚至应该百分之百使用。为了促使人们接受使用避孕套,便不适当地夸大其预防效果,声称100%或接近100%有效,避而不谈实际上存在的失败率。认为如果一提失败率,高危人群就会索性连避孕套也不使用,并且认为提倡使用避孕套不会产生降低社会性道德水准的消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观点并没有调查研究作为依据。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强大社会存在,使持有这种观点的意见也承认性道德的重要性,但又认为这只是思想教育部门的工作,而思想教育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见效,不可能解决预防艾滋病的燃眉之急。因而把性道德教育称为治本,提倡避孕套称为治标。然而从把强化传统道德作为预防艾滋病策略基础的角度来研究和分析上述问题,得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结论。一、卖淫嫖娼人群中的绝大多数可以教育改造的依据1、在传统道德观念中卖淫嫖娼是社会丑恶现象,卖淫嫖娼者承受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现在的暗娼并非因为要饿死才被迫卖淫的,而是把卖淫作为生财之道,或者是追求享乐和贪图安逸。嫖客的挥霍则是产生暗娼的决定性因素。当前卖淫嫖娼日趋严重的原因,一方面是教育失误,不论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高低,都存在着一定数量道德素质低下的人群;另一方面仍然是打击和取缔的力度不够。这种情况在社会上形成一股不以卖淫嫖娼为耻辱和“笑贫不笑娼”的反传统道德暗流,进一步侵蚀着一部分人的心灵。如果认为因为贫穷,甚至大学生缺钱花,就可以卖淫,或者说钱多了就可以嫖娼,而不是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来教育人,自然就会得出卖淫者难于改造的结论。要是这被认为唱高调,那么中华民族还要不要正气。人往高处走,只要有正确的教育改造和社会综合治理,对多数人的改造是可能的。2、暗娼难于改造和越来越多的心理和行为原因是暗娼和嫖客受到的惩罚太轻。暗娼不需辛苦劳动就可获得大量金钱报酬,这就极大地强化了卖淫行为,致使恶习难改。实际上现行的打击卖淫嫖娼行动只使极少数卖淫嫖娼人员受到惩罚,即使受到惩罚也很轻。尤其是嫖客,几千元罚款不伤皮毛。因此不是暗娼和嫖客不易改造,而是当前惩罚和教育结合的措施不力,不论惩罚和教育的力度都

不足于改变他们的行为。更严重的是社会腐败现象保护了地下色情行业的经营者,不法分子胆子越来越大,嫖客和暗娼的行为就更难改变。因此,只要改变导致打击不力的状况,就可以教育改造好更多的暗娼和嫖客,并且使更多的人不再误入歧途。3、正确的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有助于改变卖淫嫖娼行为。由于艾滋病是致命的,至今没有特效药,从心理学原理来看,死亡威胁是促使行为改变的最强烈激励因素。因为艾滋病不同于一般性病,不怕淋病梅毒的暗娼和嫖客,在真正了解艾滋病的凶险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会停止卖淫嫖娼的。如果告诉他们避孕套可以预防艾滋病,他们就会继续高危行为。由于避孕套并非百分之百有效,他们仍然处于艾滋病的威胁之中,艾滋病也将继续流行下去。4、泰国的前车之鉴证明,依靠色情行业解决就业问题和发展色情旅游使经济增长的做法是近视的,甚至是饮鸩止渴的。中国决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建设去换取暂时的经济利益。事在人为,在严禁卖淫嫖娼的社会条件下,可以为青年女性开拓正当就业机会。5、中国社会不可能改变卖淫嫖娼是社会丑恶现象的传统道德观念,应该有组织地强化这种观念,动员社会舆论和群众力量,在城乡普遍建立禁止卖淫嫖娼的社会机制。一方面依法严惩参与卖淫嫖娼人员,另一方面在城市职工守则和农村乡规民约中作出相应规定,使禁止卖淫嫖娼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 6、中国有严禁卖淫嫖娼的法律依据,政府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有关部门的决心和行动力度将决定取缔卖淫嫖娼的成效,其中也包括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改造。

二、性自由决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生活方式违反传统道德观念的性自由、性解放、性革命,在中国又称作性开放,是近30多年前西方掀起的一股反文明逆流,已经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传统的家庭价值被否定,离婚率激增,结婚率下降,大量家庭解体;单亲家庭,重组家庭,使家庭的教育职能削弱甚至消失;少女怀孕、辍学、少年妈妈,儿童被亲生父母遗弃,少年吸毒、卖淫、犯罪,直至性病艾滋病的严重流行。严酷的现实,不仅教育了西方社会,也教育了中国社会,中国人民不会容许性自由生活方式在中国社会蔓延。近10几年来,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开始出现宣扬性自由的舆论,把性自由说成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某些大众传媒则在性自由问题上进行误导;因而使我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性自由倾向,在年轻的人群中表现尤为明显。然而根基深厚的中华文明不会轻易被消极的外来文化冲垮、淹没。一项对北京大学生的性问题调查表明(表1)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影响,教育部门坚持性道德教育,以及大学生对自身长远利益的理智考虑,使大多数学生拒绝性解放。因此在艾滋病流行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性道德教育有可能更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不会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收效。关键是对性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把这一教育建立在坚实和具有说服力的科学基础之上。表1 北京大学生性行为的发生率(%)性别年度接吻性爱抚性交合男性1991199525.319.813.210.45.23.7女性1991199539.527.219.113.35.64.1合计1991199529.721.915.011.25.33.9(引自《大学生拒绝“性革命”》中国青年研究.1997)三、提倡使用避孕套和强化传统性道德的冲突广泛推行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前提是社会上普遍存在性乱行为,性交对象不专一的人们不知道对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已受艾滋病病毒感染。这些情况通常有:(1)卖淫嫖娼;(2)夫妻中一方或双方有外遇;彼此容许或互相隐瞒婚外性关系;(3)婚前性行为。婚前性行为情况十分复杂,可以是与恋爱无关的卖淫嫖娼和性乱,也可以是与婚恋有关的试婚、同居。前者的高危性自不必说,后者由于恋爱双方的关系常常是不稳定的,而且也无法知道对方曾经或现在有多少个性交对象,同样有着感染艾滋病的风险;(4)群居杂交。至于由输血、注射或其他可能的非性途径,虽然也会引起艾滋病病毒传播,但这类情况多数有明确的流行病史,可以通过抗体检查发现。如果夫妻中一方因此受感染而仍保持性关系,这时必须使用避孕套。假如未能觉察,因而没有使用避孕套以至造成对方感染,这种情况在我国并不普遍。只要夫妻性专一,便不会继续扩散,因此在流行病学上没有重要性,不能成为提倡普遍使用避孕套的理由。由于普遍推行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前提与传统性道德直接相冲突,不重视民族文化,不把强化传统性道德作为预防艾滋病的策略基础,在宣传教育中不

充分突出性道德教育,而是片面强调使用避孕套的可靠性,把使用避孕套的性交称作安全性行为,甚至夸大为百分之百有效,完全不提失败的可能性。这种做法不论从动机还是效果上来看,都是对卖淫嫖娼和性自由的容忍和默许,在客观上甚至还起着与严禁卖淫嫖娼和遏制性自由相违背的消极作用:只要使用避孕套,就可放心大胆地去进行违法的和不道德的性乱活动。1.大力提倡避孕套必然削弱对传统性道德的遵守事实上广泛宣传提倡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会严重削弱对传统性道德的遵守。一项对医学院学生关于提倡使用避孕套教育的对比研究表明(表2),仅仅阅读一篇提倡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文章,就使原来认同性道德学生的比例从93.6%下降到71.4%;而阅读避孕套效果并不安全可靠的一组,则从93.6%上升到96.6%。如果大众传媒在以推广避孕套为主的预防艾滋病政策的指导下,大量反复宣传提倡使用避孕套,其对传统道德造成的冲击将是严重的,由此产生的消极社会后果则是性自由泛滥和性病艾滋病的流行进一步加剧。表2 对于性道德还是避孕套的选择问题A组 (n)B组 (n)P为了预防艾滋病选择性道德 阅读前阅读后P93.6 (235)71.4 (180)0.1=1

(15)27.8 (70)0.1>0.10.1>0.1

(40)0.1>0.1

2.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不可靠性美国计划生育后勤管理规划1994年提出的一项报告,列举的多个调查结果表明,避孕套的破裂率从低于1%至7.3%,到高达12.9%;滑脱率的多项研究结果为1.6%至5%;高则可达10%,甚至接近16%。美国得克隆斯医科大学一位学者在综合87篇有关文献后,得出如下结论:避孕套预防怀孕的成功率为87%,用于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保护率为69%。也即相对风险率分别为13%和31%。1995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在巴西的一项研究,发现避孕套用于预防艾滋病的相对风险率更高达43%。避孕套尽管在美国中小学的性教育中就提倡使用,但自80年代以来每年百万以上的少女怀孕始终居高不下,而且进入90年代后青少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仍在上升。这些均反映出推广使用避孕套的难度和避孕套效果的不可靠。泰国推行100%使用避孕套后,高危人群使用避孕套的比例明显提高,但效果却并不理想。泰国北部帕瑶省妓女艾滋病病毒感染率1991年为66%,到1995年下降至45%,1995年又上升至58.6%。男性性病患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1992年为45%,到1994年曾降至20%,但随即又上升至1995年的43%和1996年的40%。这一情形也反映出避孕套不可能在预防艾滋病上起想象中的重要作用。相比之下,行为改变才有真正的积极意义,帕瑶男性中学生的嫖妓行为从1991年的60%,下降到1995年的5.6%和1996年的2.3%。这一事实导致了应征服兵役青年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的明显下降。

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效果差于预防怀孕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是多方面的。 (1)正常精液每毫升约含1亿精子,每次射精虽然有数亿精子进入阴道,但只可能有一个精子引起怀孕。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未接受抚病毒治疗时每毫升精液含病毒1千万至1亿,每个进入阴道的艾滋病病毒都有引起感染的相同概率;(2)精子必须通过阴道、子宫颈、宫腔,才能进入输卵管与卵子相遇受精,而艾滋病病毒可以通过任何有轻微擦伤甚或正常的生殖器粘膜进入体内。精子引起怀孕的通道是唯一的,艾滋病病毒的感染途径是无数的;(3)艾滋病病毒比精子要小得多,更容易从避孕套的微小裂隙中通过,(4)每月只排卵一次,只有排卵期间的性交才会引起怀孕,怀孕机会与每个月的性交次数无关,而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则是每次高危性交都有的,并且会随着性交的次数增多而增大;(5)怀孕的可能只存在于女性,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则是参与性乱的男女两性都有的;(6)避孕失败只存在于生育功能健全的育龄妇女,而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失败却是所有选择性自由生活方式的男女在一生中都可能

遇到的;(7)在性自由生活方式下,为了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只要有性生活终身都需要使用避孕套。即使只有0.1%的失败率,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失败的机率也将随之增高,对于卖淫嫖娼和性乱者来说,最终都难免受感染;(8)在避孕套既不滑脱又不破裂的情况下,由于使用不当或前列腺液和精液的分泌量大时,有可能从阴茎根部溢出避孕套而接触女性外生殖器;同样,阴道分泌物更容易溢出阴道沾染男性阴茎根部及会阴部皮肤。这类体液接触都有可能引起艾滋病病毒感染,对女性来说尤其是这样。值得强调指出的是避孕和预防艾滋病有着本质区别,避孕是阻断一种正常生理过程,即或使用失败而怀孕、分娩,也仍是正常生理现象,对健康女性是无害的;况且怀孕还可以通过人工流产补救。预防艾滋病则不然,是为了避免感染致命的病毒,一旦失败,无可挽回。再者,避孕套的失败率即使只有0.1%,但就具体的个人而言,并不存在千分之一的失败,一朝失败就是百分之百失败。以上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使大量文化层次低的人接受使用避孕套,并教会他们鉴别避孕套质量和掌握正确使用避孕套方法,难度极大;因为购买力和习俗上的原因,要他们坚持使用同样不易。对于传统性道德还没有被西方性自由生活方式摧毁的中国社会来说,与其要作出很大努力去说服群众使用避孕套,还不如尊重传统,用同样的努力以科学道理来解释性道德的重要性,教育群众遵守性道德的效果更好,更符合中国国情。认为提倡使用避孕套可以治标的说法本身,就已经承认了避服套不可能制止艾滋病的流行。因为治标只能减轻或暂时消除症状,而不能治愈疾病。然而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的治标都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治标不能伤本,否则不宜使用。在预防艾滋病流行上的本是指社会人群的性道德水平。凡是性自由生活方式盛行的社会,性道德这个本已经衰微,对于大量社会成员来说,公认的性道德已不复存在,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性乱和卖淫嫖娼已不再是耻辱。欧美社会70%以上成年男女患过性病,泰国色情行业风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广泛提倡使用避孕套实际上已无本可伤。相反,由于畏惧艾滋病,即使提倡使用避孕套,也还是有许多人因珍惜生命而宁可采取比避孕套安全得多的坚持一夫一妻生活方式,甚至选择禁欲。西方社会的不少人士在认识到性自由造成的灾难后,正在为恢复传统的性道德而努力。例如美国已有50万少年男女宣誓在婚前保持童贞,许多中小学的性教育开始着重保持童贞,明确要求学生禁欲。美国国会也开始拨专款支持青少年禁欲教育。

由于中国社会高危性行为人群的客观存在,并且一时还没有可能全部改变他们的行为;也由于不加说明的使用避孕套可以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已经存在,因此在确立和实施以强化传统性道德为基础的预防艾滋病策略时,不可忽视纠正大力推广使用避孕套造成的误导。要通过如实介绍避孕套的失败率以向高危人群指明,避孕套的正确使用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会,但远远不是安全可靠的,只有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才有可能使自己免遭艾滋病灾祸。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说明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不可靠性,有助于促进高危人群停止冒险的性行为,而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因此索性连避孕套都不用就去参与性乱活动,因为绝大多数人是珍惜自己的生命的。中华文化是维系我们民族生存的伟大人文力量,它是无形的,然而处处都显示出它的存在。以强化传统道德中的优良成份为基础的预防艾滋病策略,既把教育群众遵守性道德视为遏制艾滋病流行最有效的根本性措施,又把激励群众重视传统性道德作为预防艾滋病的最重要和最巨大的卫生资源来开发。珍爱人生,人人洁身自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青少年要为今日的学业和明日的事业,以及一生的幸福而保持童贞。情爱和性爱统一,夫妻双方要重视婚姻和家庭的价值,互相忠贞,不要有婚外性行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珍惜我们民族千古不朽的生存精神,不可因富有而嫖娼,不能因贫穷而卖淫,更不得倚仗权势玩弄异性。“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曾一度背离传统性道德的人们,不要为昨日的失误而妨碍今日去接受和追求真理。我们虽然不可能指望每一个人都会接受传统的性道德,但是珍视中华文化的人,善良和理智的人,有着高尚情操的人,以及至少还知道爱护自己生命的人,是会自觉地以传统的性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的。 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道德对于维护我们民族的生存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广泛而又深远的意

义。历史上,它曾经护佑了民族的健康繁衍和推进了文明进步;今天又必将对我国预防艾滋病的策略产生重大影响,从而成为有效遏制艾滋病流行的决定因素。（参考文献略）

预防艾滋病靠洁身自爱不靠避孕套

朱 琪

艾滋病最重要的传播途径是性行为混乱,因此防止性传播就成了最关键的措施。现在有这样一种不加解释的宣传,说是“只要使用避孕套,就可以防止艾滋病”。这便给人们这样一种误导:“不管是卖淫嫖娼、性乱,还是经常变换性交对象的其他性行为,只要用个避孕套,就可万无一失地不受艾滋病病毒感染。

事实果真如此吗?正确使用质量可靠的避孕套,保证避孕套在使用过程中不产生裂口或滑脱,并且保证双方的精液或阴道分泌物一点不接触对方身体的任何部分,就可大大减少不洁性交时传染艾滋病病毒的机会,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不能被夸大为“只要使用避孕套,就可以防止艾滋病”,因为它不符合全部事实。

美国一项对配偶双方有一方已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群进行观察研究,18个月后已经有1/6传染给对方,而且受感染的比例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呈加速度增加的。尽管使用避孕套时都是按照正确使用的指导,小心翼翼地进行的,仍然避免不了受感染的厄运。这表明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并不可靠。1993年美国一位学者对87篇有关避孕套防止怀孕和预防艾滋病毒感染的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避孕套用于防止怀孕的效果是87%,用于预防艾滋病病毒的保护率是69%。这就是说避孕套用于防止怀孕的失败率为13%,用于预防艾滋病的失败率是31%。避孕套到底能不能称作安全套或保险套也就不言而喻了。避孕套用于预防艾滋病的效果比防止怀孕差的原因是很多的,例如艾滋病病毒比精子小得多,更容易透过避孕套上细微的裂孔污染对方。精子只有通过阴道,才能和卵子接触受孕;而艾滋病病毒可以通过生殖器粘膜和皮肤上任何一处细微擦伤进入人体,甚至直接感染粘膜上的朗罕氏细胞,因此感染通道是无数的。精液中的精子虽然数以亿计,但只能有一个精子引起怀孕;而精液中的每一个艾滋病病毒都具有感染力,都可能引起感染。每个月只排卵一次,一个月中也只有排卵前后有数的几天中可能怀孕;艾滋病病毒感染却是每次性交都可能发生的,一个月中天天如此。 怀孕的风险是女性单方的,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则男女都有。仅此几点就足以说明两者的效果为何不同。防止怀孕失败和预防艾滋病失败的后果是截然不同的,避孕是阻断正常的生理过程,失败后可能通过人工流产补救,即使足月分娩也是正常的。预防艾滋病失败,至少在今天看来还是无可挽回的。

由于某些人群并不会都接受提倡洁身自爱的教育,从而改变其高危行为。因此有高危行为的人如果能正确使用避孕套,就有可能减少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应该对高危人群进行正确使用避孕套教育的原因。但是同时必须告诉他们,避孕套绝对不是安全套和保险套,即使用避孕套,随着参与卖淫嫖娼和性乱活动次数的增多,受感染的机会也就迅速增多。个人的失败率并不是1/6或31%,而是一次失败就成为100%的彻底失败,所以为了珍惜生命,还是选择洁身自爱最安全可靠。

为了预防艾滋病,在广大普通群众中提倡使用避孕套,而不是提倡洁身自爱,还会引起消极的误导作用,使人们不再遵守性道德,因而促成性自由泛滥。我国有一项研究表明,受调查对象在阅读一篇强调避孕套预防艾滋病性病作用的科普文章后,有21%的人从原来认为为了预防艾滋病应该提倡性道德,转而接受应该提倡使用避孕套。仅仅阅读一篇提倡避孕套的文章就引起十分明显的消极后果,如果大张旗鼓广泛宣传,其对社会风尚的破坏作用将是非常严重的。可见我国决不应该像性自由盛行的西方一样,把广泛宣传提倡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作为预防艾滋病教育的重要内容,而是应该提倡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洁身自爱比使用避孕套更安全可靠,这是既尊重科学,又符合国情的结论。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我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流行的策略基础

朱 琪

自1981年美国首先对艾滋病作出诊断以来,艾滋病以难予遏制之势在全世界广泛流行,至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得以幸免。然而艾滋病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流行差别,西欧和北美有着相似的流行状况,南美则比北美疫情严重;非洲,以撒哈拉沙漠为界,南部国家疫情远较北部阿拉伯国家严峻;在亚洲,东南亚和南亚的流行形势比东北亚更令人担扰。从表面上看,出现这种差异似乎与地理、气候、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然面就艾滋病的传播特征而言,真正原因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历史背景和对传统道德的态度。

传统文化对艾滋病流行产生的影响比较泰国和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状况,就不难发现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泰国于1984年,中国于1985年,相继发现第一例境外传入的艾滋病患者。经过10余年的流行后,到1996年泰国公布有85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实际上根据有代表性的人群感染率测算,1994年即已不少于100万。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至1996年6月仅检测出5157例感染者,但中国学者根据哨点监测等的数据估测,实际数字为10万左右。假如中国艾滋病流行的发展速度与泰国相同。按人口而论,中国为12亿,是泰国6000万的20倍。1995年泰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为100万,1996年中国的感染者就应是2000万,而实际约为10万左右,所以泰国的流行速度是中国的200倍。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措施的力度上,泰国则明显比中国强。以经费投入为例,1996年泰国用于防治艾滋病的经费为8230万美元,而中国仅为2000多万元人民币。按人口计算,泰国是中国的640倍。如按这一期间的累计数算,中国的投入就更低。泰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即1992年,当年的经费已达2550万美元。中国的预防力度比泰国弱,流行的速度反而比泰国慢。

这一现象提示,中国社会存在着抵御艾滋病迅速蔓延的人文机制,一种可以有效延缓艾滋病流行的文化力量。如果我们能认真发现和正确认识产生这种力量的源泉,也就找到了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流行的策略基础;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努力强化这个基础,中国便有了最终制止艾滋病流行的可靠保证。要是我们不能认识和重视这种文化力量,并且任凭这一基础遭到破坏,我国也将像泰国一样陷入艾滋病严重流行的灾祸,其后果则是不堪设想的。由于造成艾滋病在泰国流行的最重要原因是性传播,而中国今后艾滋病疫情加重的原因也将是性传播,因此我们必须从决定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性行为准则的传统道德观念,及由传统道德观念决定的国家有关法律、政策来进行探讨。同时,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传统道德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国家的有关法律、政策也可能随之出现相应的改变,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这种变化对于控制艾滋病流行会产生积极的或是消极的影响。1.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着优良的性道德观念。目前,这种观念虽然已经受到西方腐朽的性自由生活方式冲击,而且曾经销声匿迹的社会丑恶现象卖淫嫖娼也已沉渣泛起,但是受此影响而参与性乱及卖淫嫖娼的人,就全人口来说则仍是少数,大多数人依然遵守洁身自爱的传统性道德。当前由性传播引起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主要限于有卖淫嫖娼和性乱行为的高危人群。泰国则与中国不同,90年代初泰国的一项调查表明,16岁以上男性有嫖妓史者,城市超过70%,农村超过80%,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极为普遍。泰国北部艾滋病流行最严重的帕瑶(Phayao)省艾滋病发病率637.4/10万,93.6%经性传播,居全国之首。全省50万人口中竟有10万妓女,1991年对男性中学生性行为的调查发现60%有嫖妓史,这种情况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时至艾滋病严重流行的今日,据调

查泰国仍有300万以上妓女,其中200万来自国外。2.建立在传统道德观念基础上的中国禁止卖淫嫖娼法律、政策的威摄作用和打击卖淫嫖娼的严厉行动,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地下色情行业的蔓延速度。现在常可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所谓:“暗娼越打击越多”。这种认识只看到了卖淫嫖娼日趋严重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在于不打击会更多。如果没有一次次严厉打击卖淫嫖娼的行动,不惩一儆百,那么卖淫嫖娼就不再会被认为是社会丑恶现象,参与卖淫缥娼的人就会更多。“食、色,性也”,要是不严禁卖淫嫖娼,那么街上有多少不同层次,不同风味的餐厅、饭馆、小吃店,也就会有多少不同等次,不同形式的公开或变相妓院,泰国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自艾滋病严重流行以后,泰国社会福利部提出的禁止卖淫嫖娼法律修订案比中国还严厉,去泰国嫖妓的人可判长达10年的徒刑,妓院老板和皮条客的刑期更可长达20年。尽管泰国警方也不时把一些妓女送去康复改造,然而执法力度远不如中国,各种各样的色情行业实际上是被默认的和公开的。以上是两个国家在造成艾滋病病毒传播上的国情差异,既与传统文化的性道德观念有关,又与当前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态度有关。传统性道德在预防艾滋病策略中的位置从流行病学的观点来看,预防艾滋病的策略要从传染源,传染途径和易感人群这样三个环节来考虑。艾滋病的传染源是已经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包括感染者和病人;传染途径虽然有血液、性、母婴三种,但是对我国来说可以造成灾难性流行,并且又难于控制的,则是经性传播;易感人群包括任何一个尚未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艾滋病病毒的经性传播是传染源和易感者的直接性接触,这种有感染风险的接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婚烟的性关系,包括卖淫嫖娼、性乱、婚前和婚外性行为等,而所有这类性关系都是为传统文化的性道德所否定的。因此预防艾滋病最重要的策略基础应该是强化传统文化的性道德观念。可是当今很少有一个国家把预防艾滋病的策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只是强调预防艾滋病的医学知识,避孕套、疫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一种缺乏远见的策略,也是一种不汲取历史教训的策略。1.疫苗、特效药、避孕套、都不可能取代传统性道德对人类健康和生存的保护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主要性病是淋病和梅毒,至今还没有可以预防这两种性病的疫苗。现在新的性病又不断出现,从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到艾滋病,而且艾滋病也不会是人类最严重和最后的一种性病。可以想象,违背传统性道德的性解放仅仅风行10余年,就出现了艾滋病的严重流行,若是不从中汲取教训,出现新的更危险的性病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说至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性病可依靠疫苗来预防,那么也很难设想艾滋病是一个例外,因为研制艾滋病疫苗的成功可能性至今还未得到证实。况且一种疫苗只可能预防一种性病,而传统的性道德却可以预防一切性病。 特效药也不可能解决性病问题。50年代青霉素对于梅毒和淋病的特殊疗效,使医学界感到控制性病有了希望。然而事与愿违,淋球菌迅速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能力,使任何一种治疗淋病的新药很快丧失疗效;梅毒螺旋体尽管至今对青霉素仍保持敏感,然而青霉素也未能制止梅毒的流行。值得深思的是,青霉素的问世不仅未能遏制淋病和梅毒的流行,相反在60年代出现性解放和随之而来的性病大流行,70年代在性病广泛蔓延的流行病学基础上艾滋病病毒悄然传播,紧接着便是80和90年代的全球性艾滋病大流行。这种时间顺序决非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人类以不健康行为造成的灾难性过程。性病特效药从心理上解除了人们对性病的恐惧,使更多的人不再顾虑性病而参与性乱,结果反而加剧了性病的流行。可以预料,一旦艾滋病特效药问世,已经开始收敛的性自由将重新回潮,再因为艾滋病极长的潜伏期,艾滋病的流行必将更趋严重。这并不是说人类不需要艾滋病特效药,而是应该汲取青霉素促使淋病和梅素流行加剧的历史教训,人类必须重视遵守传统的性道德,必须改变性自由生活方式,否则特效药将不可能控制艾滋病的流行。避孕套用于预防性病已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也有某些效果,但是从开始应用避孕套预防性病以来,性病也是越来越多。当前试图用改进质量来提高避孕套的预防效果,实际上并不可能遏制性病和艾滋病的流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抗生素和避孕套对于性病患者和性乱者来说,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某些性病的感染率,这是福;然而就整个社会而言,更多的人因此有恃无恐地追求性自由,最后酿成了性病

艾滋病严重流行之祸。人类的不健康行为,使抗生素和避孕套的积极作用转化为更大的消极作用。这就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对付性病的办法越来越多,而性病的流行却越来越严重,直至出现艾滋病灾难的根本原因。因此人类只有汲取教训,放弃性自由,重新正视传统性道德的重要价值,才能因祸得福,最后遏制性病和艾滋病的流行。2.传统的性道德是控制艾滋病的巨大卫生资源和最有效的预防措施现行的艾滋病预防策略既未把传统性道德视作卫生资源,也未把强化传统性道德作为预防措施,这是重大的缺陷和失误。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原则来认识性道德,就可以明确地将包括传统性道德在内的一切有助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因素纳入预防策略,而不仅仅是疫苗、特效药、避孕套、减少性交对象等生物医学和心理行为因素。从相同的时间内泰国艾滋病传播的速度比中国高出200倍来看,传统性道德既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又是巨大的卫生资源。对于人口众多,物质卫生资源缺乏的中国来说,更应重视这一无形的精神力量。为把预防艾滋病的策略建立在强化传统性道德的基础上,必须从认识强化传统性道德是预防艾滋病的社会医学措施开始。重新审视现行的预防艾滋病策略如果承认强化传统性道德是预防艾滋病最有效的措施和最巨大的卫生资源,因而将此作为预防艾滋病的策略基础,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审视现行的,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引用西方模式的,侧重在以提倡使用避孕套和减少性接触对象为主的预防策略思想。建立在传统道德基础上的预防艾滋病策略和以提倡使用避孕套为主要措施的西方策略模式之间有着原则的分歧,矛盾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大力提倡使用避孕套,和是否应该把大力提倡性道德作为卫生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具体贯彻落实。在中国,提倡使用避孕套从一开始就像宣扬性自由那样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强烈抵制。和西方的宗教力量抵制不同,在这里并不存在宗教戒律问题,而是把提倡避孕套看作容忍卖淫嫖娼和性乱,以及默认性自由生活方式。由于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抵制,提倡避孕套被视为敏感问题。主张提倡使用避孕套的理由是,因为经济原因造成的卖淫嫖娼人群难于改造;受西方性自由生活方式影响,传统的性道德观念正在发生改变,性自由已是大势所趋。为此只有提倡使用避孕套,甚至应该百分之百使用。为了促使人们接受使用避孕套,便不适当地夸大其预防效果,声称100%或接近100%有效,避而不谈实际上存在的失败率。认为如果一提失败率,高危人群就会索性连避孕套也不使用,并且认为提倡使用避孕套不会产生降低社会性道德水准的消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观点并没有调查研究作为依据。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强大社会存在,使持有这种观点的意见也承认性道德的重要性,但又认为这只是思想教育部门的工作,而思想教育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见效,不可能解决预防艾滋病的燃眉之急。因而把性道德教育称为治本,提倡避孕套称为治标。然而从把强化传统道德作为预防艾滋病策略基础的角度来研究和分析上述问题,得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结论。一、卖淫嫖娼人群中的绝大多数可以教育改造的依据1、在传统道德观念中卖淫嫖娼是社会丑恶现象,卖淫嫖娼者承受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现在的暗娼并非因为要饿死才被迫卖淫的,而是把卖淫作为生财之道,或者是追求享乐和贪图安逸。嫖客的挥霍则是产生暗娼的决定性因素。当前卖淫嫖娼日趋严重的原因,一方面是教育失误,不论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高低,都存在着一定数量道德素质低下的人群;另一方面仍然是打击和取缔的力度不够。这种情况在社会上形成一股不以卖淫嫖娼为耻辱和“笑贫不笑娼”的反传统道德暗流,进一步侵蚀着一部分人的心灵。如果认为因为贫穷,甚至大学生缺钱花,就可以卖淫,或者说钱多了就可以嫖娼,而不是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来教育人,自然就会得出卖淫者难于改造的结论。要是这被认为唱高调,那么中华民族还要不要正气。人往高处走,只要有正确的教育改造和社会综合治理,对多数人的改造是可能的。2、暗娼难于改造和越来越多的心理和行为原因是暗娼和嫖客受到的惩罚太轻。暗娼不需辛苦劳动就可获得大量金钱报酬,这就极大地强化了卖淫行为,致使恶习难改。实际上现行的打击卖淫嫖娼行动只使极少数卖淫嫖娼人员受到惩罚,即使受到惩罚也很轻。尤其是嫖客,几千元罚款不伤皮毛。因此不是暗娼和嫖客不易改造,而是当前惩罚和教育结合的措施不力,不论惩罚和教育的力度都

不足于改变他们的行为。更严重的是社会腐败现象保护了地下色情行业的经营者,不法分子胆子越来越大,嫖客和暗娼的行为就更难改变。因此,只要改变导致打击不力的状况,就可以教育改造好更多的暗娼和嫖客,并且使更多的人不再误入歧途。3、正确的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有助于改变卖淫嫖娼行为。由于艾滋病是致命的,至今没有特效药,从心理学原理来看,死亡威胁是促使行为改变的最强烈激励因素。因为艾滋病不同于一般性病,不怕淋病梅毒的暗娼和嫖客,在真正了解艾滋病的凶险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会停止卖淫嫖娼的。如果告诉他们避孕套可以预防艾滋病,他们就会继续高危行为。由于避孕套并非百分之百有效,他们仍然处于艾滋病的威胁之中,艾滋病也将继续流行下去。4、泰国的前车之鉴证明,依靠色情行业解决就业问题和发展色情旅游使经济增长的做法是近视的,甚至是饮鸩止渴的。中国决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建设去换取暂时的经济利益。事在人为,在严禁卖淫嫖娼的社会条件下,可以为青年女性开拓正当就业机会。5、中国社会不可能改变卖淫嫖娼是社会丑恶现象的传统道德观念,应该有组织地强化这种观念,动员社会舆论和群众力量,在城乡普遍建立禁止卖淫嫖娼的社会机制。一方面依法严惩参与卖淫嫖娼人员,另一方面在城市职工守则和农村乡规民约中作出相应规定,使禁止卖淫嫖娼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 6、中国有严禁卖淫嫖娼的法律依据,政府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有关部门的决心和行动力度将决定取缔卖淫嫖娼的成效,其中也包括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改造。

二、性自由决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生活方式违反传统道德观念的性自由、性解放、性革命,在中国又称作性开放,是近30多年前西方掀起的一股反文明逆流,已经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传统的家庭价值被否定,离婚率激增,结婚率下降,大量家庭解体;单亲家庭,重组家庭,使家庭的教育职能削弱甚至消失;少女怀孕、辍学、少年妈妈,儿童被亲生父母遗弃,少年吸毒、卖淫、犯罪,直至性病艾滋病的严重流行。严酷的现实,不仅教育了西方社会,也教育了中国社会,中国人民不会容许性自由生活方式在中国社会蔓延。近10几年来,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开始出现宣扬性自由的舆论,把性自由说成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某些大众传媒则在性自由问题上进行误导;因而使我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性自由倾向,在年轻的人群中表现尤为明显。然而根基深厚的中华文明不会轻易被消极的外来文化冲垮、淹没。一项对北京大学生的性问题调查表明(表1)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影响,教育部门坚持性道德教育,以及大学生对自身长远利益的理智考虑,使大多数学生拒绝性解放。因此在艾滋病流行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性道德教育有可能更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不会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收效。关键是对性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把这一教育建立在坚实和具有说服力的科学基础之上。表1 北京大学生性行为的发生率(%)性别年度接吻性爱抚性交合男性1991199525.319.813.210.45.23.7女性1991199539.527.219.113.35.64.1合计1991199529.721.915.011.25.33.9(引自《大学生拒绝“性革命”》中国青年研究.1997)三、提倡使用避孕套和强化传统性道德的冲突广泛推行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前提是社会上普遍存在性乱行为,性交对象不专一的人们不知道对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已受艾滋病病毒感染。这些情况通常有:(1)卖淫嫖娼;(2)夫妻中一方或双方有外遇;彼此容许或互相隐瞒婚外性关系;(3)婚前性行为。婚前性行为情况十分复杂,可以是与恋爱无关的卖淫嫖娼和性乱,也可以是与婚恋有关的试婚、同居。前者的高危性自不必说,后者由于恋爱双方的关系常常是不稳定的,而且也无法知道对方曾经或现在有多少个性交对象,同样有着感染艾滋病的风险;(4)群居杂交。至于由输血、注射或其他可能的非性途径,虽然也会引起艾滋病病毒传播,但这类情况多数有明确的流行病史,可以通过抗体检查发现。如果夫妻中一方因此受感染而仍保持性关系,这时必须使用避孕套。假如未能觉察,因而没有使用避孕套以至造成对方感染,这种情况在我国并不普遍。只要夫妻性专一,便不会继续扩散,因此在流行病学上没有重要性,不能成为提倡普遍使用避孕套的理由。由于普遍推行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前提与传统性道德直接相冲突,不重视民族文化,不把强化传统性道德作为预防艾滋病的策略基础,在宣传教育中不

充分突出性道德教育,而是片面强调使用避孕套的可靠性,把使用避孕套的性交称作安全性行为,甚至夸大为百分之百有效,完全不提失败的可能性。这种做法不论从动机还是效果上来看,都是对卖淫嫖娼和性自由的容忍和默许,在客观上甚至还起着与严禁卖淫嫖娼和遏制性自由相违背的消极作用:只要使用避孕套,就可放心大胆地去进行违法的和不道德的性乱活动。1.大力提倡避孕套必然削弱对传统性道德的遵守事实上广泛宣传提倡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会严重削弱对传统性道德的遵守。一项对医学院学生关于提倡使用避孕套教育的对比研究表明(表2),仅仅阅读一篇提倡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文章,就使原来认同性道德学生的比例从93.6%下降到71.4%;而阅读避孕套效果并不安全可靠的一组,则从93.6%上升到96.6%。如果大众传媒在以推广避孕套为主的预防艾滋病政策的指导下,大量反复宣传提倡使用避孕套,其对传统道德造成的冲击将是严重的,由此产生的消极社会后果则是性自由泛滥和性病艾滋病的流行进一步加剧。表2 对于性道德还是避孕套的选择问题A组 (n)B组 (n)P为了预防艾滋病选择性道德 阅读前阅读后P93.6 (235)71.4 (18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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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不可靠性美国计划生育后勤管理规划1994年提出的一项报告,列举的多个调查结果表明,避孕套的破裂率从低于1%至7.3%,到高达12.9%;滑脱率的多项研究结果为1.6%至5%;高则可达10%,甚至接近16%。美国得克隆斯医科大学一位学者在综合87篇有关文献后,得出如下结论:避孕套预防怀孕的成功率为87%,用于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保护率为69%。也即相对风险率分别为13%和31%。1995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在巴西的一项研究,发现避孕套用于预防艾滋病的相对风险率更高达43%。避孕套尽管在美国中小学的性教育中就提倡使用,但自80年代以来每年百万以上的少女怀孕始终居高不下,而且进入90年代后青少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仍在上升。这些均反映出推广使用避孕套的难度和避孕套效果的不可靠。泰国推行100%使用避孕套后,高危人群使用避孕套的比例明显提高,但效果却并不理想。泰国北部帕瑶省妓女艾滋病病毒感染率1991年为66%,到1995年下降至45%,1995年又上升至58.6%。男性性病患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1992年为45%,到1994年曾降至20%,但随即又上升至1995年的43%和1996年的40%。这一情形也反映出避孕套不可能在预防艾滋病上起想象中的重要作用。相比之下,行为改变才有真正的积极意义,帕瑶男性中学生的嫖妓行为从1991年的60%,下降到1995年的5.6%和1996年的2.3%。这一事实导致了应征服兵役青年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的明显下降。

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效果差于预防怀孕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是多方面的。 (1)正常精液每毫升约含1亿精子,每次射精虽然有数亿精子进入阴道,但只可能有一个精子引起怀孕。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未接受抚病毒治疗时每毫升精液含病毒1千万至1亿,每个进入阴道的艾滋病病毒都有引起感染的相同概率;(2)精子必须通过阴道、子宫颈、宫腔,才能进入输卵管与卵子相遇受精,而艾滋病病毒可以通过任何有轻微擦伤甚或正常的生殖器粘膜进入体内。精子引起怀孕的通道是唯一的,艾滋病病毒的感染途径是无数的;(3)艾滋病病毒比精子要小得多,更容易从避孕套的微小裂隙中通过,(4)每月只排卵一次,只有排卵期间的性交才会引起怀孕,怀孕机会与每个月的性交次数无关,而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则是每次高危性交都有的,并且会随着性交的次数增多而增大;(5)怀孕的可能只存在于女性,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则是参与性乱的男女两性都有的;(6)避孕失败只存在于生育功能健全的育龄妇女,而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失败却是所有选择性自由生活方式的男女在一生中都可能

遇到的;(7)在性自由生活方式下,为了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只要有性生活终身都需要使用避孕套。即使只有0.1%的失败率,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失败的机率也将随之增高,对于卖淫嫖娼和性乱者来说,最终都难免受感染;(8)在避孕套既不滑脱又不破裂的情况下,由于使用不当或前列腺液和精液的分泌量大时,有可能从阴茎根部溢出避孕套而接触女性外生殖器;同样,阴道分泌物更容易溢出阴道沾染男性阴茎根部及会阴部皮肤。这类体液接触都有可能引起艾滋病病毒感染,对女性来说尤其是这样。值得强调指出的是避孕和预防艾滋病有着本质区别,避孕是阻断一种正常生理过程,即或使用失败而怀孕、分娩,也仍是正常生理现象,对健康女性是无害的;况且怀孕还可以通过人工流产补救。预防艾滋病则不然,是为了避免感染致命的病毒,一旦失败,无可挽回。再者,避孕套的失败率即使只有0.1%,但就具体的个人而言,并不存在千分之一的失败,一朝失败就是百分之百失败。以上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使大量文化层次低的人接受使用避孕套,并教会他们鉴别避孕套质量和掌握正确使用避孕套方法,难度极大;因为购买力和习俗上的原因,要他们坚持使用同样不易。对于传统性道德还没有被西方性自由生活方式摧毁的中国社会来说,与其要作出很大努力去说服群众使用避孕套,还不如尊重传统,用同样的努力以科学道理来解释性道德的重要性,教育群众遵守性道德的效果更好,更符合中国国情。认为提倡使用避孕套可以治标的说法本身,就已经承认了避服套不可能制止艾滋病的流行。因为治标只能减轻或暂时消除症状,而不能治愈疾病。然而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的治标都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治标不能伤本,否则不宜使用。在预防艾滋病流行上的本是指社会人群的性道德水平。凡是性自由生活方式盛行的社会,性道德这个本已经衰微,对于大量社会成员来说,公认的性道德已不复存在,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性乱和卖淫嫖娼已不再是耻辱。欧美社会70%以上成年男女患过性病,泰国色情行业风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广泛提倡使用避孕套实际上已无本可伤。相反,由于畏惧艾滋病,即使提倡使用避孕套,也还是有许多人因珍惜生命而宁可采取比避孕套安全得多的坚持一夫一妻生活方式,甚至选择禁欲。西方社会的不少人士在认识到性自由造成的灾难后,正在为恢复传统的性道德而努力。例如美国已有50万少年男女宣誓在婚前保持童贞,许多中小学的性教育开始着重保持童贞,明确要求学生禁欲。美国国会也开始拨专款支持青少年禁欲教育。

由于中国社会高危性行为人群的客观存在,并且一时还没有可能全部改变他们的行为;也由于不加说明的使用避孕套可以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已经存在,因此在确立和实施以强化传统性道德为基础的预防艾滋病策略时,不可忽视纠正大力推广使用避孕套造成的误导。要通过如实介绍避孕套的失败率以向高危人群指明,避孕套的正确使用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会,但远远不是安全可靠的,只有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才有可能使自己免遭艾滋病灾祸。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说明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不可靠性,有助于促进高危人群停止冒险的性行为,而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因此索性连避孕套都不用就去参与性乱活动,因为绝大多数人是珍惜自己的生命的。中华文化是维系我们民族生存的伟大人文力量,它是无形的,然而处处都显示出它的存在。以强化传统道德中的优良成份为基础的预防艾滋病策略,既把教育群众遵守性道德视为遏制艾滋病流行最有效的根本性措施,又把激励群众重视传统性道德作为预防艾滋病的最重要和最巨大的卫生资源来开发。珍爱人生,人人洁身自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青少年要为今日的学业和明日的事业,以及一生的幸福而保持童贞。情爱和性爱统一,夫妻双方要重视婚姻和家庭的价值,互相忠贞,不要有婚外性行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珍惜我们民族千古不朽的生存精神,不可因富有而嫖娼,不能因贫穷而卖淫,更不得倚仗权势玩弄异性。“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曾一度背离传统性道德的人们,不要为昨日的失误而妨碍今日去接受和追求真理。我们虽然不可能指望每一个人都会接受传统的性道德,但是珍视中华文化的人,善良和理智的人,有着高尚情操的人,以及至少还知道爱护自己生命的人,是会自觉地以传统的性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的。 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道德对于维护我们民族的生存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广泛而又深远的意

义。历史上,它曾经护佑了民族的健康繁衍和推进了文明进步;今天又必将对我国预防艾滋病的策略产生重大影响,从而成为有效遏制艾滋病流行的决定因素。（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