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19日至20日，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新闻传播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海陵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各高校、研究机构和新闻单位的专家学者对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中热点问题、前沿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1.新闻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 南京大学新闻研究所丁柏铨教授对中国共产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状况分几个历史阶段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共和国开初7年，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从总体上说处于正常状态；1957～1966年，经济社会有较大发展，但党的执政能力未能同步提高，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渐趋不正常；“文革”期间，“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占主导地位，大众传媒的功能被严重异化；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随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不断加强，大众传媒被合理使用，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处于良性状态之中。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媒体研究所赵振宇教授提出，舆论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的舆论环境将使得民众的言语与心愿得到畅通的表达与实现，非民主环境下的舆论将使得民意表达不畅，同时影响社会结构中各要素的正常运作。他特别提出，创建一个民主的舆论环境，大众传媒要非常注意弱势群体的意见、少数人的意见，以及不同意见。江南大学文学院的徐协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彰显传媒的人文关怀精神，认为人文关怀是一种从文化的角度对人性的关怀，新闻传媒彰显人文精神，是现代媒介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是传媒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教授等则认为，社会和谐是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它的实现有赖于有效的政治沟通，而目前我国政治沟通的主要特点是党委和政府主导沟通制度，这种沟通格局限制了政治沟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制度内沟通不畅往往会引发制度外沟通行为的增加。 2.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段京肃教授考察了21世纪中国传媒自身观念的转变，这些新观念包括：全球化观念、市场的观念和产业的观念、受众的观念、新闻专业主义、资本的观念、法制观念、利益的观念和无形资产的观念、创新的观念等等。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马艺教授、张培同学在文章中提醒，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的二元分化也表现为舆论生态失衡，那些媒介偏好虽然强烈但仅限于单纯的信息消费与娱乐消费，只关注与己相关的信息和话题，一般情况下表达愿望和意识不强烈进而主动放弃舆论表达权的“私人型公众”和因经济地位、区域地位以及文化地位的相对弱势而形成的“失语型公众”是舆论生态中弱势阶层的两种类型。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曹刚与方晓红提出了“拟合指数”的概念，目的是为了检测在传媒资源（例如版面、时段等）有限的条件下，媒体对于社会各类议题的资源分配是否达到最优化，媒体对社会各类议题的重要性排序是否反映了社会现实（拟合状态）。他们对2004年《人民日报》“三农”报道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其拟合指数为54.5%。中国传媒大学段鹏教授对广东惠州广播电视台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解剖新闻单位员工对其所在单位的“组织责任”完成情况的满意程度。在员工对薪酬关注问题的调查中，66.18%的被访者选择了付出与回报的比例，18.26%的更关注薪酬计算方式是否简洁透明，还有11%的人比较关注是否能按时领到工资的问题。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教授从传播人类学的角度解读了新闻场域中的南京。他认为，之所以南京的报纸表面很热闹，但在社会精英阶层缺少必要的文化影响，当有重要的国家大事发生时，听不到媒体的声音，这与南京“废都”的城市特点有关―――贵族的面孔上蒙了一层没落的颜色，领袖群伦、号令天下的意识，南京的文化人没有，也不敢有。但另一方面，南京的媒体又创造了“电视深度报道”、“民生新闻”、“公共新闻”等新观念，这又体现了南京文化精英意识的释放。河海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易前良博士批评了对电视民生新闻的过度阐释，认为民生新闻的实践开拓了电视新闻的叙述空间，探索出一些新的传播路径，收获了市场、俘获了受众，并通过在新闻规制中的适时调整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嘉许，但是民生新闻毕竟只是地方台的基于自身生存突围的非常规行为，并不具有普适性。 3.省略”（独立传媒中心网站）网站群集为例通过考察世界范围内“公民新闻事业”的崛起和发展，并分析其“Indymedia.org”网站群集的新闻事件，进而探讨其对国际传播存在的潜在影响。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韩彪认为，“内容为王”在新媒体时代的解释和注脚可能是：用途为王和服务为王，网民对互动的要求要大于对新闻内容的要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巢乃鹏、吕梦旦以国家一级贫困乡甘肃省黄羊川镇为例，探讨了互联网传播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发现，互联网进入黄羊川后对当地的经济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主要反映在部分电子商务的成功操作；对村民观念的影响则呈现出两种极端的趋势―――在青少年中，互联网的影响日益体现，而在成年人中，对互联网的认识和接受却很不显著。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秦州副教授对虚拟教堂的信息传播特点进行了探析，认为虚拟教堂具有互联网传播的一切特点与优势，福音信息在其间的传播呈现出“多对多”、“全时性”与“主、附信息”并传的特点，实现了对“现实教堂”传播能量的超越与嬗变。他指出，虚拟教堂的出现，在互联网文明的背景之上再现了传播的“仪式观”这一久违的话题，有助于重新审视这一关于人类传播的起源与定义的本质内涵。 4.体制改革与传媒产业发展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友芝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传媒产业发展与传媒产业规则的关系，认为目前分散化的传媒规制体制在市场化条件下，致使传媒规制“重复交叉”与“管制真空”的现象并存，造成传媒规制的协调量大、协调困难、协调成本上升，加之管理漏洞的出现，使得现行分散化的传媒规制体制的规制效率大为降低，为此，必须变“分散化”的规制体制为统一的规制体制。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张伟教授提到，中国现阶段传媒制度的政策性界定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其制定与实施，使中国的传媒产业和传媒市场初步形成，同时由于产业与企业性质不同，两种完全不同的组织逻辑集于传媒一身，严重阻碍传媒业的发展，在时机成熟时应向企业转型，以确保中国传媒产业做大做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郑丽勇副教授则认为，中国国情以及传媒的文化经济双重属性决定了传媒产业的发展既离不开政府，也离不开市场，适度市场化是传媒体制变革的理想目标；产权变革是传媒体制变革的关键，传媒产权变革应该“抓渠道，放内容”；跨区域组建大型股份制传媒集团将成为下一步调整传媒产业结构的主要策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朱春阳认为，新媒体的繁荣和传统媒体的暮气沉沉绝不仅仅由于技术原因，体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新媒体的制度体系是其竞争力的关键，也对传统媒体形成压力与示范。中央财经大学谭云明、栾明月认为，在越来越强调传媒产业属性，鼓励传媒参与市场竞争的今天，以行政整顿为特色的报刊退出机制越来越显出其自身的弊端，因此，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报刊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 总之，本次新闻传播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选题广泛，众多研究者的视角与观点也颇具新意，体现出一定的前沿性与时代特征。从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专家学者们紧扣国家与社会发展脉搏的问题意识，以及进一步感受到由前沿的问题意识所引发出的我国新闻传播学不断的学术创新。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007年5月19日至20日，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新闻传播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海陵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各高校、研究机构和新闻单位的专家学者对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中热点问题、前沿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1.新闻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 南京大学新闻研究所丁柏铨教授对中国共产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状况分几个历史阶段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共和国开初7年，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从总体上说处于正常状态；1957～1966年，经济社会有较大发展，但党的执政能力未能同步提高，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渐趋不正常；“文革”期间，“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占主导地位，大众传媒的功能被严重异化；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随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不断加强，大众传媒被合理使用，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处于良性状态之中。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媒体研究所赵振宇教授提出，舆论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的舆论环境将使得民众的言语与心愿得到畅通的表达与实现，非民主环境下的舆论将使得民意表达不畅，同时影响社会结构中各要素的正常运作。他特别提出，创建一个民主的舆论环境，大众传媒要非常注意弱势群体的意见、少数人的意见，以及不同意见。江南大学文学院的徐协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彰显传媒的人文关怀精神，认为人文关怀是一种从文化的角度对人性的关怀，新闻传媒彰显人文精神，是现代媒介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是传媒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教授等则认为，社会和谐是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它的实现有赖于有效的政治沟通，而目前我国政治沟通的主要特点是党委和政府主导沟通制度，这种沟通格局限制了政治沟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制度内沟通不畅往往会引发制度外沟通行为的增加。 2.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段京肃教授考察了21世纪中国传媒自身观念的转变，这些新观念包括：全球化观念、市场的观念和产业的观念、受众的观念、新闻专业主义、资本的观念、法制观念、利益的观念和无形资产的观念、创新的观念等等。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马艺教授、张培同学在文章中提醒，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的二元分化也表现为舆论生态失衡，那些媒介偏好虽然强烈但仅限于单纯的信息消费与娱乐消费，只关注与己相关的信息和话题，一般情况下表达愿望和意识不强烈进而主动放弃舆论表达权的“私人型公众”和因经济地位、区域地位以及文化地位的相对弱势而形成的“失语型公众”是舆论生态中弱势阶层的两种类型。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曹刚与方晓红提出了“拟合指数”的概念，目的是为了检测在传媒资源（例如版面、时段等）有限的条件下，媒体对于社会各类议题的资源分配是否达到最优化，媒体对社会各类议题的重要性排序是否反映了社会现实（拟合状态）。他们对2004年《人民日报》“三农”报道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其拟合指数为54.5%。中国传媒大学段鹏教授对广东惠州广播电视台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解剖新闻单位员工对其所在单位的“组织责任”完成情况的满意程度。在员工对薪酬关注问题的调查中，66.18%的被访者选择了付出与回报的比例，18.26%的更关注薪酬计算方式是否简洁透明，还有11%的人比较关注是否能按时领到工资的问题。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教授从传播人类学的角度解读了新闻场域中的南京。他认为，之所以南京的报纸表面很热闹，但在社会精英阶层缺少必要的文化影响，当有重要的国家大事发生时，听不到媒体的声音，这与南京“废都”的城市特点有关―――贵族的面孔上蒙了一层没落的颜色，领袖群伦、号令天下的意识，南京的文化人没有，也不敢有。但另一方面，南京的媒体又创造了“电视深度报道”、“民生新闻”、“公共新闻”等新观念，这又体现了南京文化精英意识的释放。河海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易前良博士批评了对电视民生新闻的过度阐释，认为民生新闻的实践开拓了电视新闻的叙述空间，探索出一些新的传播路径，收获了市场、俘获了受众，并通过在新闻规制中的适时调整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嘉许，但是民生新闻毕竟只是地方台的基于自身生存突围的非常规行为，并不具有普适性。 3.省略”（独立传媒中心网站）网站群集为例通过考察世界范围内“公民新闻事业”的崛起和发展，并分析其“Indymedia.org”网站群集的新闻事件，进而探讨其对国际传播存在的潜在影响。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韩彪认为，“内容为王”在新媒体时代的解释和注脚可能是：用途为王和服务为王，网民对互动的要求要大于对新闻内容的要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巢乃鹏、吕梦旦以国家一级贫困乡甘肃省黄羊川镇为例，探讨了互联网传播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发现，互联网进入黄羊川后对当地的经济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主要反映在部分电子商务的成功操作；对村民观念的影响则呈现出两种极端的趋势―――在青少年中，互联网的影响日益体现，而在成年人中，对互联网的认识和接受却很不显著。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秦州副教授对虚拟教堂的信息传播特点进行了探析，认为虚拟教堂具有互联网传播的一切特点与优势，福音信息在其间的传播呈现出“多对多”、“全时性”与“主、附信息”并传的特点，实现了对“现实教堂”传播能量的超越与嬗变。他指出，虚拟教堂的出现，在互联网文明的背景之上再现了传播的“仪式观”这一久违的话题，有助于重新审视这一关于人类传播的起源与定义的本质内涵。 4.体制改革与传媒产业发展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友芝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传媒产业发展与传媒产业规则的关系，认为目前分散化的传媒规制体制在市场化条件下，致使传媒规制“重复交叉”与“管制真空”的现象并存，造成传媒规制的协调量大、协调困难、协调成本上升，加之管理漏洞的出现，使得现行分散化的传媒规制体制的规制效率大为降低，为此，必须变“分散化”的规制体制为统一的规制体制。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张伟教授提到，中国现阶段传媒制度的政策性界定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其制定与实施，使中国的传媒产业和传媒市场初步形成，同时由于产业与企业性质不同，两种完全不同的组织逻辑集于传媒一身，严重阻碍传媒业的发展，在时机成熟时应向企业转型，以确保中国传媒产业做大做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郑丽勇副教授则认为，中国国情以及传媒的文化经济双重属性决定了传媒产业的发展既离不开政府，也离不开市场，适度市场化是传媒体制变革的理想目标；产权变革是传媒体制变革的关键，传媒产权变革应该“抓渠道，放内容”；跨区域组建大型股份制传媒集团将成为下一步调整传媒产业结构的主要策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朱春阳认为，新媒体的繁荣和传统媒体的暮气沉沉绝不仅仅由于技术原因，体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新媒体的制度体系是其竞争力的关键，也对传统媒体形成压力与示范。中央财经大学谭云明、栾明月认为，在越来越强调传媒产业属性，鼓励传媒参与市场竞争的今天，以行政整顿为特色的报刊退出机制越来越显出其自身的弊端，因此，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报刊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 总之，本次新闻传播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选题广泛，众多研究者的视角与观点也颇具新意，体现出一定的前沿性与时代特征。从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专家学者们紧扣国家与社会发展脉搏的问题意识，以及进一步感受到由前沿的问题意识所引发出的我国新闻传播学不断的学术创新。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