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级：垒孟．
南京坪勉犬掌
硕士学位论文
园
“大跃进”时期的刘少奇与中国民粹主义
作
院者：赵铭系：公共管理学院
朱小玲教授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教师：学科专业：
中文摘要
民粹主义是最初出现在俄国的一种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长期处在封建统治之下，落后的小农经济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经营方式，与俄国国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在内无民主外无独立的中国，民粹主义也很有市场。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终于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独立、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向全世界宣告成立了。但是民粹主义以它独具特色的思想特征却在这时与中国各方面的社会因素相迎合。面对新中国建立之初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和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渴望幸福生活的呼声，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实施了“赶超”战略，并发动了初衷十分美好的“大跃进”运动。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的刘少奇不仅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大跃进”运动，而且其思想深处的民粹主义因素暗生滋长，导致在实践中的重大失误。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惨痛失败之后，刘少奇对中国民粹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宝贵建议和富有深刻内涵的思想，从根本上冲破了民粹主义思想的束缚。
时过境迁，当今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一些社会现象与不稳定因素极有可能为民粹主义这一思想暗流的再次滋生提供条件。我们要通过各种经济方式、政治手段来调节和处理市场经济自身的弊端以及种种社会问题，坚决扼制中国民粹主义再滋生的土壤。
关键词：大跃进刘少奇中国民粹主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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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１、坚持以“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从事研究工作。
２、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研究成果。
３、本论文中除引文外，所有实验、数据和有关材料均是真实的。４、本论文中除引文和致谢的内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５、其他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盘趁
日期：塑堕：啦Ｂ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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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签名：趣盈日期：逆．望，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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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民粹主义是最初出现在俄国的一种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潮。它以维护小生产的私有制度、提倡绝对平均主义、无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为其主要思想特征。二十世纪初，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绝大多数思想精英还不知道民粹主义这个名词的时候，中国民粹主义已经从中国社会内部自发产生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或多或少都受到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
从世界历史来观察，民粹主义的出现和流行一般发生在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而且主要是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而建国初期，中国刚刚从一个几千年的封建小农经济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极端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大众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形成了极大的矛盾，这些国情恰恰为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于是，原本就受到民粹主义思想浸染的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领导人之一，带领全国人民发动了初衷非常美好的“大跃进”运动。可以说，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大跃进”悲剧的发生，也严重左右了刘少奇在“大跃进”期间的思想，致使在实践中出现了重大失误。
今天，我们后人在总结前人的经验时，既要肯定他们进行探索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创造，也要吸取惨痛的教ｉ）ｌＩ，以免重蹈覆辙。许多历史现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周期地重复出现。我们不是历史循环论者，但我们却不能否认某些社会现象的周期性和共时性。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现象和不稳定因素极其可能为民粹主义的再次滋生提供条件。比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出现的“先富”、“后富”现象，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社会上存在的急功近利、急躁冒进的现象等，这些现象都与人民迫切渴望小康生活的心理形成反差：还有一些外界的不稳定因素，这里不一一列举。因此，笔者认为在当前重提中国民粹主义、警惕民粹主义再滋生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写作目的是从中国民粹主义视角来分析刘少奇与“大跃进”运动，并通过分析总结，为我国特别是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提供经验教训。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从“大跃进”时期的中国民粹主义这一角度来对刘少奇思想影响进行研究的专著。笔者就这一问题查阅了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的有关方面的学术期刊，有些是研究中国民粹主义问题的，如祝俊峰的《对中国“民粹主义”的重新解读》、姚曙光的《国民革命失败的民粹主义因素的分析——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个案的探讨》、李帆的《李大钊与民粹主义》、边彦军的《毛泽东和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张祥平《启蒙——民粹——大民主的历史反思》、刘北成的《俄国民粹派和民粹主义的再评价》、胡伟希的《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黄风炎的《论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的根据》、苏文的《不要民粹主义，但能要“精英主义”吗？》、俞可平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敖光旭的《略论近代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整合》、舒广《由民粹主义想到民主观》、胡岩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对当前民粹主义讨论中几个问题的看法》、王也扬的《也评毛泽东的“一张白纸”说》、刘志光．王磊．苏鸿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与民粹主义研究综述》、郭记中的《民粹主义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文章。有些是研究大跃进运动的，这方面的文章比较多，如王河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理论与“大跃进”运动》、张华璞的《中国躺在手术台上》、邓云开的《经济大跃进向政治“大跃进”的转换》、马庆钰的《“大跃进”运动深层动因的思考》、曙初的《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大跃进”前后》、黄爱军的《对“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的深层思考》、谢春涛的《“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赵士刚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愿望与“冒进”成因辨析》、李向前的《“大跃进”历史成因刍论》、李晓勇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国际动因》、孙其明的《中苏关系的演变与中国经济一二论中苏关系恶化对中国的影响》、李付安的《‘‘大跃进”运动悲剧命运探源》、饶志华，庞龙斌的《论“大跃进”的社会心理动因》等。以上一些文章并没有直接、明确地从中国民粹主义这个角度来分析它对刘少奇在“大跃进”的发动和继续时期的思想影响，笔者认为将“大跃进”时期的刘少奇与中国民粹主义结合起来研究有很好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可以更好地对当年的“大跃进”运动进行深刻反思，而且可以防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再犯类似错误。本人愿意在这一领域中进行一些尝试性研究。
三、研究方法和思路
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本文的方法论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本文指明了宏观的研究方向。
２、文献研究法
古籍中蕴藏着丰富的体现中国民粹主义的思想，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经典著作，从中摘录了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有关这方面的论述。
３、历史分析法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不可能超出时代。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法，希望能辨证、科学地阐述在“大跃进”时期，中国民粹主义对刘少奇的影响。
四、本文创新之处
通过对国内已有理论成果的借鉴与分析，本文拟将从中国民粹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刘少奇在“大跃进”时期的失误及其受民粹主义思想影响的原因，并将分析民粹主义的一些内在特质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期扼制民粹主义再滋生的土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五、本文的重点和难点
本文的主旨就是从中国民粹主义视角来分析刘少奇在“大跃进”时期的失误，将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着重阐述在“大跃进”时期中国民粹主义对刘少奇的影响和刘少奇对“大跃进”以及中国民粹主义的反思。在分析这两部分过程中，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而且国内对此作出直接阐述的著作也不是很多，因此第二章、第三章既是本文的重点，也是本文的难点所在。
第一章中国民粹主义溯源
一、民粹主义的由来和特征
民粹主义有特定的含义，是指无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认为只要发展“村社”，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一般认为，民粹主义最初出现于１９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欧洲同时兴起，经历了从１９世纪末的美国西南部农民、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的政治运动构成的第一代民粹主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民粹主义从西欧到南美，从西亚到北非，而拉丁美洲的民族复兴运动则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的象征；８０年代，尤其是９０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在东欧和北美尤为被人们所关注，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一个多世纪以来，民粹主义发生了很大的畸变，概念上的模糊性也日趋明显。民粹主义兼有政治思潮、社会运动和政治策略的丰富内涵，视角不同便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不仅如此，人们还将民粹主义产生的源头从俄国追溯到法国的卢梭。。在现代化的主题之下，民粹主义肩负了东方与西方、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相互冲突和对立中抗争者的角色，于是它与“东方化”、甚至与“后现代主义”又联系在一起。民粹主义还被视为是与启蒙主义、民主主义在某些方面形成对立的一极。
民粹主义是落后的农民国度所特有的一种现象，俄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最为中国学界稔知。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俄国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形成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民粹主义，其基本特征包括：维护小生产的私有制度，维护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提倡绝对平均主义，憧憬平均划一的个体经济；反对在现代工业基础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抽象的道德观念出发，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罪恶，而不能用社会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全面分析资本主义；从英雄史观出发，把社会精英看成是群众的救世主和人民的大救星，他们以人民的“精粹”自居，倡导“到民间去”拯救农民。
二、民粹主义思想内容：
（一）对“人民”的信仰和崇尚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三联书店（上海）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０９页。
有人说，所谓“民粹派”，就是他们自称为“人民的精粹”，这不妨是“民粹派”称谓所由来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这一派都这样那样地信仰人民、崇尚人民。在民粹主义思想中，多数场合都把人民看作农民和社会上的劳动阶级，或者将人民和劳动阶级的社’会范畴等同起来。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这一点上最具共同性。民粹派知识分子在人民面前总有一种忏悔的意识和“罪孽感”，认为他们这些“文明的少数人”，其知识、智慧和进步，“是以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换来的”，因为“多数人被剥夺了达到体魄和思想灵巧的可能性”，失去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正是出于这种“罪孽感”，他们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要为社会进步服务，“偿还”多数人以血泪和苦难为他们付出的文化代价。所以，“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民粹主义思想中一个长盛不衰的永恒的议题。
（二）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企图通过保存农村公社，发展农民“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
民粹派关于农民村社或称农村公社的这种思想观念，也是同他们对“人民”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民粹派把充满宗法家长制传统的农村公社理想化，在他们看来，公社，无论是农村公社还是城市公社都渗透着“社会主义精神”，它是可以避免弯路而通向未来人间天堂的桥梁。民粹主义主张“村社所有制”，认为它“能在村社内部工人之间合理地分配土地”，在这种所有制下，能合理的“充分经营”，这里有着“劳动组合生活的萌芽”，“土地能获得最好的收成”；它“对西欧的群众很富于诱惑力”，能“使知识有用武之地”，“更能大大提高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及其村社所有制是“俄国大多数居民的前途赖以发展的特殊基础”。
从这种对农民村社或农村公社的理想化描述中，可以看出民粹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经济形式中，前瞻、探寻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完全相反，从过往古老村社的传统中展望社会主义的前景，把它视为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这里，很鲜明地透露出了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很自然地带来了它的另一个特征。
（三）绕过资本主义道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在社会政治纲领方面的这一特征，不仅仅是从俄国存在农村公社，将它视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壤这一观念出发的——当然，这一观念是民粹主义主张绕过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和思想基础之一。除此之外，民粹主义的这一特征还有另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出发点，这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恐惧。民粹主义之所以厌恶资产阶级，并怀有对资本主义的“恐惧症”，是由民粹主义所由产生、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由民粹主义固有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各种色彩、各种派别的民粹主义，在企图避免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同他们对“人民”的崇尚和信仰一样，有着最具本质的、最为突出的共性。
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农民这一社会阶级是直接相联系的，它把农民阶级看做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这是民粹派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在这一点上，民意党人的纲领体现得较为典型。它认为在俄国，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农民不但人数众多，而且由于它的社会理想ＥＥ较明确而强大有力。在农民中间还保存着古老的传统原则：人民享有土地的权利、村社自治和地方自治、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农民还是牢固地保持着村社占有土地的制度，而农民的不容怀疑的集体劳动习惯，为可望农民经济直接过渡到接近于社会主义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农民的主要作用在于未来的社会斗争。应当看到，活动在１９世纪末期的民粹派也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但是认为，“按社会作用来说”，工人阶级是“次于农民”的。
三、中国民粹主义溯源
民粹主义虽最初出现在俄国，但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在国情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而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也有影响。正如列宁指出，一些中国人的思想主张，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从孙中山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毕其功于一役”，章士钊的“农业社会主义”，到王明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毕其功于一役”，无不充斥着浓烈的民粹主义色彩。民粹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能够产生影响，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一）农耕文明是中国民粹主义衍生的温床
我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一个以人畜力、手工劳动为生存发展基础的小农经济的农耕社会。小农经济作为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不仅专指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小私有经济，而且包括——甚至更主要是指同落后的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经营方式。马克思说：“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换。”。农业生产完全依赖于生物圈的自然运行，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力水平低，生产周期长，抗风险能力弱，决定了农业产量的有限性和不稳定性。粒粒辛苦，稼樯艰难，农业的这一特征决定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人们在关注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生活的改善时，更多地不是着眼于提高生产力水平，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上。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及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促使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固守小块土地，男耕女织，生产主要用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排除了大规模经常交换的可能，使得个体劳动很难表现出社会劳动的价值。人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对各自劳动的数量、产量及所创造的价值量进行精确的测算。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财富的分配上时，所关心的往往是数量上是否均等。
这种小生产模式固有的自给性、封闭性和狭隘性，导致农民生活毫无保证，而且在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制度下，农民的生活更是穷困潦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社会贫富悬殊的生动写照。农民希望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基础上，正如民粹主义所提倡的“绝对平均主义”一样，憧憬平均的个体经济。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这些为了追求“平均”而爆发的农民起义，如唐末王仙芝号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王小波“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等。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是民粹主义衍生的客观物质基础，“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６９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８９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Ｔ２年敝。７
（－－）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外来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是中国民粹主义产生的政治基础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自然经济是以土地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具有自我封闭性、独立性，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中的关键是生产资料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或封建领主）手中。地主阶级通过掌握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对使用土地的农民通过榨取地租、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农民。广大劳动人民受尽了封建统治的压迫，希望能在一夜之间推翻封建统治，实现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列宁说过，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长期处于黑暗、贫困、闭塞环境中的千百万中国民众，希望一下子推倒压迫，实现“均贫富”的理想社会，实在是非常自然的。
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历史表明，民粹主义的流行与社会转型及政治危机有着必然的联系。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是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下缓慢开始近代化历程的，深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加剧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痛苦。长期的封建统治已经使中国人民饱受剥削和压迫，外来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加剧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破产，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内无民主，外无独立，处在封建统治和西方列强双重压迫下的中国民众，迫切希望尽快摆脱苦难的境地，同时也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的憎恨，这为中国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政治基础。
（三）中国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传统是民粹主义滋生的思想文化因素
这种理想主义传统，主要是“大同思想”。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历代治世的一贯主张，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神核心所在，它所反映的原始公有公享思想，是大同思想的源头。《墨子・公孟篇》有这样一段话：“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列为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８
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为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它表明这样一个重要观点：道德和学问最高的圣人是最宜作帝王的人。可见，“内圣外王之道”实际上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指圣人的道德学问的修养；二是“外王之道”，指对理想社会的事功。在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看来，“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到“外王之道”，实现了理想人格就可以实现其理想社会。它体现着把政治道德化和把道德政治化的明显倾向。
“内圣之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道德修养上，它淡化对物质财富的欲求。“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旌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与理想人格相适应，中国历来注重义利之辨。淡泊名利，体恤民生，仗义疏财，便成为历代称颂的仁义道德。而贪财自私，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则遭到世人强烈的谴责和唾弃。这种社会舆论和思想观念是平均主义得以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因此，康有为断言：“人道之争，先从货物始，……先自有吝心，则生贪心，合贪吝心，则生鄙心、诈心、险心、杀一ｔｌ，，无所不至矣。放大同，必自能舍财物始，先绝贪吝之根，乃可人大同之世也。”。“外王之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理想出自《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大同理想作为对私有制社会的丑恶、冷酷、贪婪、不公等现象的批判，表达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由于其特有的亲切温馨、含情脉脉而为历代仁人志士所尊崇。它对理想社会经济生活的构想有如下基本特征：（１）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为摹本。（２）社会财富实行平均分配，消除社会不公，人人有生活保障。康有为的《大同书》曾倡言：“去种界，同人类”、“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才能达到贵贱一、贫富均、男女等的美好社会。我们不难看出，大同思想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而平均主义又为民粹主义所提倡。因此，可以这么说，大同思想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潜在的价值理念支持。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弊端，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对资本主义空前的怀疑和否定，一部分。《左传・裒公十一年》，岳麓书社（长沙），１９８８年版。
ｏ康有为：《论语注》卷五，中华书局（北京），１９８４年版。９
中国由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幻想的破灭转向了中国固有文明，曾经讴歌过西方文明的粱启超旅欧归来写下《欧游心影录》，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章士钊等人则打起了“以农立国”的旗帜，主张建立一个“欲寡而事节，财足则不争”的农业国家。
对于民粹主义思潮，中国共产党人大都能立足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进行正确分析，既没有成为民粹主义浪漫理想王国的追求者，也没有认同拒斥“现代化”思潮的保守派，而是冷静而理智地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对于最终解决通往社会主义途径具有深远影响。然而，中国这样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怎样走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哪些是可以超越的，哪些是不可以超越的，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实践问题。而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远比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一旦脱离了现实国情，就有可能陷入民粹主义的怪圈。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与民粹主义有着不解之缘。１０
第二章“大跃进”时期中国民粹主义对刘少奇的影响从１９５８年起，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生产关系上急剧变革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时期，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大跃进”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偶然，它是由于种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民粹主义作为一股思想暗流，以它独具特色的思想特征与当时的各种社会因素相迎合，成为这场运动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大跃进”时期，我国仍然是一个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这恰恰符合民粹主义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民粹主义所提倡的平均主义迎合了人民群众要迫切摆脱压迫的愿望；社会主义新中国刚刚建立，中国共产党没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但却想尽快赶超资本主义国家，这又与民粹主义所主张的反对资本主义一切事物，直接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有所吻合。可以说，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大跃进”悲剧的发生，而“大跃进”期间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诸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实行粮食供给制等，又极具民粹主义色彩。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不仅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参与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且在运动中的许多所作所为，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民粹主义有关，从而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少失误。
一、民粹主义与“大跃进”时期刘少奇的失误
（一）发明“公社”一词，将之视为到达共产主义的桥梁
在１９５８年１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大社的主张，这也是建立人民公社的开端。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７日在郑州会议上，刘少奇介绍了酝酿人民公社的过程。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少奇同志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志谈过。在广州开会（少奇等同志去广州向毛主席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时间估计可能是１９５８年４月底——作者注），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
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作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了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为当时天津市属河北省，是河北的省会——薄注）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其后刘少奇多次谈到有关人民公社问题。“认为一大二公”，是公社的本质特征，并将之视为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萌芽。
刘少奇认为建立“公社”是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创造的顺利条件，是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桥梁。我们细细斟酌，刘少奇所说的“公社”与民粹主义所提倡建立的“村社”，在设想的途径和目的上都是一致的，“公社”只是“村社”的一个代名词，其实质都是一样的。
（二）将大办公共食堂和粮食供给制视为通向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
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４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少奇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在同一场合，刘少奇还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７３１—７３２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刘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下卷．第４２７页，中央文献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６年版。１２
热衷生活集体化的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等人的未竟之业。
他尤其关心公社的粮食供给制。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对他说群众都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说是“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的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对这两个心思的说法很感兴趣，他说，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的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积极了。这就是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从刘少奇对热衷生活集体化和提倡粮食供给制的理想化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从高度发展的经济形式中，前瞻、探寻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完全相反，从过往古老村社的传统中展望社会主义的前景，将公共食堂、粮食供给制视为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鲜明地透露出了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特性。
（三）全面加快建设速度，赶超英美
在１９５８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这条路线，并将１ｊ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１：３号写进了决议。刘少奇也以满腔的热情在实践中坚决拥护并贯彻执行总路线的号召，加快建设速度，赶超英美。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说：为了摆脱贫穷落后受侵略的被动局面，“几万万人鼓起干劲，满怀信心地投入热烈的劳动和斗争中，这是我们应当双手欢迎的一种革命常规。…‘机器是要人来创造和发明的，物质资料生产是要经过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事在人为，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刘少奇还在同一个报告中说：“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的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批评了以下的一些看法：提高建设速度会使人们过于紧张，宁可慢一点好；执行多、快、好、省方针会造成浪费，会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造成不平衡等，
认为“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①对此，《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１日社论《力争高速度》作了明确的阐述：“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ＯＬ，路线的基本精神。它象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在这里，刘少奇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认为单靠一股朝天的热情和干劲，就能发展国家工业，以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赶上和超过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严重脱离中国国情的空想社会主义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刘少奇又一次在认识上受到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给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危害。
综上所述，在“大跃进”期间，中国民粹主义严重影响了刘少奇，致使在重大决策方面出现了失误，这些都是令我们深感痛惜的。是什么原因使刘少奇浸润了民粹主义色彩，从而对“大跃进”一度充满希冀和热情，进而头脑发热呢？
二、“大跃进”时期中国民粹主义影晌刘少奇的原因分析
刘少奇在“大跃进”时期受到中国民粹主义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因素。
（一）刘少奇作为中国第一代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多或少会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民粹主义思想与俄国１９世纪的民粹主义思潮，构成了近现代中国民粹主义发生的两个源头，而知识分子则是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信奉者和传播者。其中，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国粹主义、工读新村主义、平民教育主义、新儒家思想等等可以归于中国化的早期民粹主义思潮范畴中。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民主的民粹主义之理解，从当时对“民主”一词的译名和理解便可以看出端倪，除音译“德谟克拉西”以外，最流行的译法是“平民主。《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２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１９８６年编，第４４０一４４１页。１４
义”，还有“庶民主义”。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代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受其影响。而且，２０年代中国的社会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发生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意味着在中国社会革命道路的选择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以农村的农民革命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的革命最终目标；另一方面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抵制民粹主义思潮的侵扰，在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一切肯定成就、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而这一选择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在接受了为先进工业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后，未及系统改造与结合，就被用来作为在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的主要思想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非工业化的民粹主义思潮侵入留下空隙。五四时期搏动着道德理想主义、劳动主义、反智主义、唯意志论、反资本主义、反城市思想以及知识分子与民众打成一片的观念等等，如此众多美好的、善良的思想观念，显示民粹主义开始具有了影响力。
刘少奇作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早期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后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者。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他同我们党的先驱们一样，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东方的新村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刘少奇。正如他自己所说，不仅“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并深信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主义学说。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才接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尽管他与大多数共产党人一样，不仅没有成为民粹主义浪漫理想王国的追求者，而且与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与之进行了不懈斗争，但不等于没有沾染民粹主义色彩，特别是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事实上也是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共同心路历程。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口头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内“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会长期存在。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当时民粹主义思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产物。
。刘祟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下卷，第２８９页，中央文献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６年版。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３２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１５
（二）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未能从战争年代的革命经验中及时走出
在极端残酷和艰苦的革命战争时代，革命根据地的物质条件极其困难，因此需要采取特殊的政治、经济政策，确保战争顺利进行，因而普遍采用的是供给制。
具有代表性的军事共产主义的成功，使得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总是怀念供给制，欣赏“大锅饭”，要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并试图首先从分配、消费上来实现共产主义。所谓“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也曾被毛泽东、刘少奇等一些领导人所肯定而普及全国。这说明刘少奇等一些中共领导人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并没有及时完成执政党角色的转换，仍以一个革命党的作风习惯来领导建设，还未从战争年代的革命经验走出来，把以往的一些革命成功的经验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以运动战模式、人民战争模式来进行经济建设，这样就使得刘少奇忽视了环境和客观存在的变化，严重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促使刘少奇的思想在“大跃进”发动时期萌生空想社会主义，导致民粹主义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中国革命是通过在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胜利的。农民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因此，在社会主义建立和建成的基础上，很容易忽视工业化，而以为通过农村公社就可以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三）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迫切希望摆脱旧中国贫困生活的心理与人民群众的高涨热情，刺激了民粹主义因素的滋长
古代中国是一个富国、强国，只是近代以来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屈辱牺牲和失败后，深深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繁荣富强，是全国各族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这种内在的要求和冲动愈加强烈和急迫。同时，建国后短短几年，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１９５７年的工业总产值较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２８％，同期农副业总产值增
长２４．７％。这个不可思议的成功，又使这个古老的民族在激动不已之中焕发出狂热的理想追求和冲天干劲，他们不仅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要奋起、腾飞、赶超，一定要走在世界的前列。他们在品尝了社会主义这个甜果之后，急于想尝尝共产主义这个更甜的果子。因此在“超英赶美”口号提出后，激起了人民群众强烈的爱国热情，党中央发出“大跃进”的号召后，全国各族人民更是积极响应，建设热情十分高涨。一个民族的心态主要不是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而是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条件在心理上的综合反映。
刘少奇本身出生于农民家庭，而且他深信，中国共产党应该是坚定不移地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当然要反映人民的愿望，所以他把使中国尽快变得富强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非常希望能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正如毛泽东在１９５２年说过，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一定不拥护我们。同时，共产党执政以后，国际国内对共产党有没有领导、组织和管理经济的能力，普遍存有怀疑的态度。这都促使共产党想尽快在经济建设方面搞出一点成绩来，以驳斥各种各样的怀疑和不信任，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对人民群众的急切心理和躁动的情绪，促成了刘少奇急于求成指导思想的形成，领导人急于求成的决策又迸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业已躁动不安的“大跃进”热情。领导和民众急于求成的心理、高涨的热情，相互影响，一步一步膨胀，最终导致刘少奇在思想上陷入了民粹主义的泥潭。
（四）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是民粹主义思潮涌动的外部因素首先，是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既增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感，又产生了巨大的压抑感和危机感。一方面，社会主义首先在俄国、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取得胜利，不仅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那样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包围，反而陷入了资本主义的反包围之中。在战后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格局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极为不利，就连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也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直接威胁。这无疑增加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感。另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使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站了起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是“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却难以在短时间内１７
改变。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仍处于农业文明阶段，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几乎是一张白纸。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远远超过我们，并凭借其经济实力在国际市场上要挟甚至封锁我们。因此落后的阴影无疑会使中共的领袖们产生一种巨大的压抑感和危机感。
其次，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初步成就，助长了民粹主义因素的滋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极大地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第一代共产党人的共识。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度发展之中，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是１１．３％，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是１８％。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比英、美等发达国家同一时期的发展速度也快得多。从英国中央统计局提供的数字来看，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６年英国工业的年均增长率只有３％。这说明，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确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这一切，推动着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人为地加快社会主义的进程。
再次，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阵营赶超浪潮的影响。５０年代前期，在苏联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建设速度不断加快的形势下，形成了社会主义赶超资本主义的思潮。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有６４个国家共产党负责人参加的庆祝十月革命４０周年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１５年赶超美国的目标，于是，毛泽东就提出１５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随后，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时提出：“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终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常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社会主义各国在强烈的赶超意识鼓动下，建设热情高涨，建设速度加快，并由于与资本主义大国的竞赛，发展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竞赛。中国提出了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的设想，一个原本极富有创造性的命题，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历史和人们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人民日报【Ｎ１．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３日。
第三章刘少奇对“大跃进”和民粹主义的反思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悲剧性探索。这一探索不仅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反而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经历了“大跃进”的失败之后，刘少奇以痛定思痛的心情，一面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提高理性认识：一面回到湖南调查，在农村蹲点４４天。在此基础上，他对极具民粹主义思想特色的“人民公社”、平均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一、对“人民公社”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一）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
在公社化运动过程中，“一平二调”、“共产风”盛行。不仅在公社范围内实行穷富拉平，“共”各种“产”，把生产队以至社员的一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而且还实行平均分配，搞各种形式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当时，公社积累过多，义务劳动也过多，在“一大二公”的名目下，严重侵犯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积极眭。１９５８年，农业生产虽然是个好年景，但是生产队的农产品并没有完全收获入仓，而且很快就被供给制和放开肚皮吃饭耗费空了。１９６１年４月，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时指出，现在供给制部分太多了，７０％的供给制，就是７０％的平均主义，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根本利益抵触的。
（二）否定了只有大办“公共食堂”、提倡供给制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１９
１９６１年４月１日至５月１５日，刘少奇率领中央调查组在湖南省湘潭、长沙、宁乡等地视察工作和蹲点调查，历时４４天。在这期间，他在农村住了三十几天，发现农村中存在大量问题，并就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房屋、山林、社员家庭副业、农村商业、集市贸易等问题，同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座谈讨论，广泛听取意见，了解情况，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到见解的思想，为制定正确的调整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对转变经济形势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３日，刘少奇在湖南天华大队干部座谈会议上指出，不要怕不办食堂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不要人民公社了，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怎么有利于群众的方便。当然，还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要对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方面都有利，只一利不行，大家有利才好。刘少奇进一步指出，在办食堂问题上，过去宣传上也有一些毛病，对办食堂强调得有一点过分了、厉害了，好像不办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就不是人民公社了，就是资本主义了。其实不是那样，对大家都有利、对生产发展有利可以办，可以不办，可以大办，可以小办，可以常年办，可以临时办，而这几种都是社会主义，并不妨碍社会主义。
在办与不办食堂问题上，刘少奇认为一定要自愿，自愿就办，不自愿就不办，办得好就办，办不好就散。他还指出，不加入食堂的，也不是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公社，也不是不光荣，不要对他们歧视，生活单干还是社会主义。
经过进一步调查研究，刘少奇对农村办食堂有了新的认识。４月１７日他在天华大队总支委会议上指出，公社办食堂以来，把困难户的问题解决了，可是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户不积极，这不利。看来，１９５８年ｌＯ月１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他还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了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①
（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不能混淆
在生产关系中，所有制、人们的相互关系与分配三个要素，所有制是基础。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逐步发展的过程，不可能。刘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下卷，第５２０页，中央文献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６年版。
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需要很长的时间，过早地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就会犯剥夺农民的错误，就会损害以至破坏工农联盟。
刘少奇还主张全民所有制要根据生产发展情况不断调整。他说，同样是全民所有制，由谁来体现，用什么方法去执行，结果大不相同，大有文章可做。例如石景山钢铁厂是由冶金部掌握所有权、使用权，还是由石景山钢铁厂掌握所有权，使用权，大不相同。石景山钢铁厂，国家投资２４０００万元，准各五年内扩建为年产６０万吨钢，１２０万吨铁的大厂。实行投资包干后，钢铁生产规模增加了一倍，扩建时间缩短了一半。投资还是那么多，还是那个全民所有制，生产力猛增了许多，生产力从哪里来？无非是投资归谁掌握的问题。他这个举例，包含了对国有企业的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
二、对经济建设和遵循客观规律的反思
（一）制定经济计划要实事求是，采取务实的态度
ｌ、实事求是地估计经济形势。
在６０年代初的经济调整中，由于“大跃进”以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许多同志不能正确看待形势，对现实中存在的严重困难视而不见，甚至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他们一提到形势，总是讲大好，一说起缺点，又总是用“一个指头、九个指头”的公式去套。其结果，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无论什么文件、报告、文章，总要先讲一通大好形势，而对存在问题要么回避，要么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害怕被说成思想右倾。
刘少奇看到了这种思潮对经济调整的危害性，因此，他在许多场合反复阐述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他在１９６１年５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严肃地说：“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①他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说：“讲了这么多年的太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３３７－－３３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２１
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刘少奇分析道：“对困难的估计，无非是这样三种：估计够了，或者估计过了头，或者估计不够。”刘少奇认为，对困难估计多一点危险性不大，如果后来发现困难没有原来估计的那么多，这没什么关系；但如果对困难估计不够就有危险性，我们多少年来都因为对困难估计不足而陷于被动。
２、在工农业生产高指标方面，明确提出制订经济计划要留有余地。
１９５８年２月，《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３月，成都会议同意了所谓反映“大跃进新形势”的１９５８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账。第二本账同２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本账相比，其主要计划指标都大幅度提高了。例如，农业产值的速度由６．１％提高到１６．２％，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１０％提高到３３％。这样，就标志着经济工作中高指标的“左”倾错误开始发展起来。１９５８年８月，北戴河会议估计并正式宣布：１９５８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６０００亿斤到７０００亿斤，比上年增产６０％到９０％，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将达到ｉ０００斤左右：棉花产量将达到７０００万担左右，比上年增长一倍以上。会议确定，１９５８年钢产量要达到１０７０万吨，比１９５７年翻一番。从此，在工农业生产方面以高指标为特征的“左”的错误，就被推向了一个高峰。
对于“大跃进”中形成的浮夸风、高指标，刘少奇是有看法的，但被高涨的“大跃进”运动所感染，刘少奇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正如他自己在１９５９年底写的《经济建设工作中若干经验总结》里指出：“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之后，１９５９年计划应该订低一点，留有余地，较为主动。但在年初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实际的。当时对于六亿多人民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之后到底有多大的力量，还没有摸至４底，在北戴河会议时，在人民群众中唤起了伟大的生产潜力，我们大家都感到惊奇和兴奋，似乎一切都是顺利的，对于１９５９年生产３０００万吨钢的计划是接受了。这就埋伏了被动。”。经过深入调查，刘少奇有了进一步认识，他指出，“有一些同志觉得，指标低了，就不能鼓足人民群众的干劲，指标高一点，才能鼓足干劲，指标越高，人民群众的干劲就越大，指标低了，干劲就没有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刘少奇认为，指标和干劲有一定关系，但不是正比例关系。“指标对于人民群众的干劲不起决定作用。”因为，“在最近几年中，有过咖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下卷，第４７５页，中央文献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６年版。２２
这样的情形：在指标比较低的情况下，人民的于劲起来了。有几次，指标很高，人民的干劲反而落下来了，因为达不到这样高的指标。所以指标应该适当，应该符合实际可能。适当的指标，经过努力，可以完成，还可以超过一点，这样，群众的干劲就会起来，而且能够长期保持。”。他还说：“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刘少奇透彻地分析了指标与人民群众干劲的关系，并说明指标调低不是消极的，而是为了能够完成任务，鼓舞人民群众的干劲。只有计划留有余地，工作才能争取主动。
在以后的调整进程中，他针对不时冒头的投资过大，指标过高的错误倾向，又多次告诫全党，要牢牢记取１９５８年的惨痛教训，在经济建设上要“实事求是”，“不要同过去一样在生产数字和计划指标上去反对右倾”。
（二）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
很长一个时期，不少同志在经济工作中很容易犯急于求成的毛病，总是想很快把经济搞上去，因而忽视经济规律。由于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农业丰收，经济形势比较好，就头脑发热，大批“反冒进”，逐步导致了１９５８年以来“大跃进”。当时有许多同志觉得粮食多得吃不了了，在实行吃饭不要钱的同时，又大上各项基本建设。钢产量从５３５万吨增加到１０７０万吨，基本建设投资从１９５７年的１３８亿元增加到２６７亿元，使积累率从２４．９％猛增到３３．９％，国家职工从２４５１万人增加到４５３２万人。这样大的建设规模，大大超过了农业可能负担的水平。从１９５９年农业产量开始大幅度下降之后，工业和基本建设就更无法维持了，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针对这种因忽视经济规律而引起的恶果，刘少奇指出，必须根据农民自身消费以后能剩下多少粮食即能提供商品粮的多少，来决定相应地办多少工业、交通运输业和文教等事业。他说：“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能提供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工业原料）和能够腾出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适应。”。也就是说要看农民生产的东西，在他们自己吃用以后，还能够提供多少粮食、肉类以及其他的工业原料，才能决定这个社会可以拿出多少人去从事。《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３０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刘少奇：‘刘少奇论新中田经济建设》，第５０３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３６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１９９３年版。
其他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就是客观经济规律，我们只有遵循“以农业为基础”这一基本规律，并使之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才能在经济工作中避免失误。
在调整国民经济、理顺各方面关系的过程中，刘少奇特别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他在湖南调查期间，还提出了许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意见。如强调要利用价值规律指导生产。他针对当时许多不合理的价格造成的生产不合理情况，指出：“有些东西多了，有些东西少了，你用价值法则指导生产嘛！又说：价格定得不合理，不仅是妨碍生产的问题，而且破坏生产，破坏生产力。强调按合理的经济联系组织商品流通，反对画地为牢，按行政区划分配商品。“大跃进”中把许多历史上形成的合理的商品流通渠道打乱了，不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而是按行政区划分配商品，调拨物资。这既不利于生产发展，也给群众购买商品增加了极大的不便。对此，刘少奇指出：要恢复长期形成的合理的传统经济关系。要允许销售自由。商业不能层层封锁，画地为牢。现在这样的关卡，这不是经济的客观规律，而是人为地建立起来的障碍、壁垒。刘少奇还强调收购农副产品要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反对强迫命令；强调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提高手工业工人的工资待遇等等重要意见，这些意见后来都被中央采纳了，制定出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政策来。
（三）一切工作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出发
群众路线，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分不开的。”究竟什么是群众路线？刘少奇作过精辟的论述：“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旆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然而，这一优良传统，在５０年代后期被束之高阁。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慢慢脱离群众，急于求成，不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导致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盛行。
面对这种不良风气，１９６１年刘少奇亲自到湖南农村蹲点调查，他随身带着。《刘少奇选集》下卷，第加０——４０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２４
在广州会议上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六十条》草案），他说，要用群众的实践检验《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可行性，从群众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与农民群众促膝谈心，了解群众的疾苦。他发现，所谓公共食堂节约劳力，解放了妇女等优越性，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大部分群众对办公共食堂意见很大，天华大队就有９０％的人要求退出食堂。刘少奇从实际出发，根据群众的意见，果断地解散了天华、花明楼两地的公共食堂。他针对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给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的恶劣影响，明确提出要取消供给制。刘少奇把《农业六十条》草案交给农民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弄清了办公共食堂的利弊和群众的意愿，为制定正确的农村人民公社政策打下了基础。以后，根据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见，中央又进行了多次修改，修改的主要部分是供给制和食堂问题。修正草案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修正草案取消了分配中的供给制，规定“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刘少奇认为：“一切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必须依靠群众的自觉和自愿”。①只有尊重群众的选择，听取群众的意见，才能提高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党的威信。
三、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从１９４８年９月政治局会议前后，至ｆ］１９５２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刘少奇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实践，从国情出发，曾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并有着较鲜明的个人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构想，特别是如何发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涵。
首先，刘少奇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双重压迫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尽管它们本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弱点，但它们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正处于上升时期，对于摆脱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是持赞成和积极态度的，因此，如果引导得好，它们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将是一支积极的建设力量。刘少奇在建国前夕多次强调：中国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ｏ《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０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２５
的时候”。他还明确提出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朋友”。的观点。
其次，刘少奇认为，新中国建立后首要和基本的任务，是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在这方面，由于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还不发达，由于小农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落后，就给资本主义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真空”，同时，中国工业化的实现，也需要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因此，我们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诚恳地发展它”，这“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第三，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时要以联合为主。这是刘少奇在建国前后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刘少奇了解到这种情况，对此提出了提出，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而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实践证明，刘少奇对资产阶级以联合为主的思想在建国初期对于恢复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强制使用行政手段，而要采取“和平的经济竞争”的办法。而且这种竞争，不是短时期的，而是长时期的，将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
第五，利用资本主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刘少奇提出，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来开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除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直接进行扶持和帮助外，还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更快的恢复和发展。
以上这些设想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很好实现，特别是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到来而被淹没了。
在经历了“大跃进ｎ惨痛的失败之后，刘少奇对民粹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并对运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托拉斯为社会主义服务，进行了可贵探索。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矛盾
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尚未成熟的，带有旧社会斑痕的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不要把它当成是独立的社会形态，是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尤其。刘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下卷，第２０９页，中央文献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６年版。２６
是在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搞社会主义“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建设”。，而且必须充分考虑主客观条件。正如刘少奇在１９６２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上的讲话所说：“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要有客观的条件，还要有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就是说，要具备一定的时间条件、空间条件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事情才能办好。条件是可以经过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和改变的，但是不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事情是不能办好的。”。
刘少奇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有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思想习惯、生活习惯等等，但总的矛盾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就是这种矛盾促进生产的发展。“社会需要”，包括生产和生活需要，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是全体人民的需要。在讨论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中，刘少奇再次阐述了他在１９５７年讲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对抗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本质区别和斗争形式问题，强调协调和解人民内部矛盾，以利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二）社会主义阶段还得利用资本主义的旧形式
刘少奇说：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得利用资本主义的旧形式，如商品、价值、货币、银行等，都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生产资料是商品，劳动力也是商品，斯大林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敢承认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商品；只要两种所有制存在，按劳分配存在，就要有商品存在，哪怕是两种所有制消灭了，只要按劳分配存在，商品就仍然存在；等价交换，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恐怕还要存在，因为生产消耗就需要补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不同于～般商品，最根本的一点是为使用价值、为社会需要而生产，资本主义社会是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经济核算，到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搞好国民经济的核算很重要，基础是搞好国民经济部门的核算，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要帐越算越细。如果以为有政治挂帅就不要算帐那是错误的；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全面的经济分析，不能ｏ‘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２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ｏ‘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２６－－４２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只注意总产值，不注意成本、劳动生产率，那样，就会多花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净产值比总产值更接近实际，各企业要注意净产值这个指标，搞好经济核算。搞政治挂帅，好像经济核算、计划工作马虎点不要紧，这是不对的。。
（三）大力提倡办托拉斯
托拉斯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很高的程度后产生的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它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和与产品经营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开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托拉斯先河的是列宁。他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批判“左”的错误时，明确指出：必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的本领，否则就不配称共产主义者。列宁并没有把托拉斯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把它看作组织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有效手段。列宁的这一思想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托拉斯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创办托拉斯，在当时无论是对刘少奇还是党的其他领导人来说，都没有经验，只能从调查研究入手，一方面研究国外的做法，一方面研究我国的具体情况。刘少奇正是把这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他创办托拉斯思想的丰富内涵。
１、创办托拉斯的必要性。刘少奇认为：由于当时工业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存在着弊端，不能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要求。其主要表现：工业的管理工作偏重于用行政办法（而不是经济办法）：管理多头、多级；管理机构重叠庞大，效能不高；有些规章制度不合理等等。从而形成难以对企业实行具体的领导，难以对同一行业的生产和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和合理布局；形成地区间和企业间的生产缺乏合理分类和密切协作，许多企业不必要地重复生产同一品种规格的产品；一些行业的产供销结合不够好，中间环节多，物资流转慢，资源不能合理利用。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的经济规律要求扩大市场，加强交换，理顺流通环节，打破部门、地区间的限制。这就要求在组织社会生产上，根据专业化协作的规则，按行业组织多种形式的专业公司，即组织托拉斯。
２、创办托拉斯的目的。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托拉斯与资本主义国。‘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３７３＂－＂－４１７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家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组织托拉斯的目的是“实行垄断”，我们“办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不只是一个企业要组织起来，一个行业要组织起来，整个国民经济都要组织起来……试办托拉斯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整个国民经济更有计划些，更有组织些”。。由于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引起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关注，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的经济建设时，一方面十分注重吸收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又借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并强调在党的领导下来发展中国的经济。指出“我们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是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统一计划，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而不是行政办法）来管理工业、交通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办好这种托拉斯，就可以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先进的技术水平，更好的质量，更多的品种，更大的积累，并且节约投资，促进工业生产、建设多快好省的向前发展”圆。
３、托拉斯的形式是多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托拉斯参加者在法律上和业务上都是完全丧失了其独立性，而由托拉斯的董事会掌握全部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权力掌握在大股东手里，小股东则无法过问。由于参加者丧失了独立性，在托拉斯内部消灭了竞争，无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在中国创办托拉斯，刘少奇认为：统一起来是主要的，并提出“托拉斯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人权、财权、物权全部统，工厂全部收：另一种是只统一计划、价格、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第三种是只管计划、安排任务、交流经验。恐怕几种形式都要有，只一种不行”。。多种形式的托拉斯之间就可以竞赛了。
４、创办托拉斯要注意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在当时的中国办托拉斯，由于没有完整的经验，因此会遇到一些矛盾：一是托拉斯内部统一经营与所属企业分级管理的矛盾。为实行集中统一经营，托拉斯着手将过去由各厂矿企业分散管理的计划、财务、供销、劳动等项业务权力集中到分公司或公司手里，实行产供销和人财物的统一，这就同曾经是独立核算的厂矿企业产生许多摩擦。二是托拉斯同现行统一经济管理体制的矛盾。按照当时的体制，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工业利润和税收，厂矿企业上收到托拉斯后，影响了地方的财政收入，这是当时一些地方不赞成上收企业的重要原因。托拉斯虽然掌握一批企业，但物资分配渠道却。‘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７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７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没有打通，产品定价权也分别掌握在国家或地方物价委员会手里，托拉斯不能问津，管理生产和统一经营便发生实际困难。对此，刘少奇提出，“要全面考虑一下，哪些托拉斯由地方办合理，哪些托拉斯由中央办合理。有些由中央办合理的，也不一定马上就办，可以让地方先办，将来再成立总公司。有些将来也只能是地方办的，中央就不要办”国。
刘少奇的托拉斯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它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社会主义可以借鉴资本主义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打断了这一富有深远意义的探索，这是令我们深感痛惜的。。《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７４－－４７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结束语
在论述了刘少奇对“大跃进”和中国民粹主义反思之后，留给我们的是惨痛的教训和冷静的思考。今天，我们后人在总结前人的经验时，既要肯定他们进行探索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创造，也要吸取惨痛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许多历史现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周期地重复出现。我们不是历史循环论者，但我们却不能否认某些社会现象的周期性和共时性。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现象和不稳定因素极其可能为民粹主义的再次滋生提供条件，若民粹主义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那将对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民粹主义提倡的绝对平均主义，容易混淆我们在对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的“先富”、“后富”政策的理解，引导我们走入平均主义的误区。
时下，在一部分地区和个人迅速富起来，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由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越来越靠近的同时，出现了“先富”、“后富”现象，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种现象与民粹主义所提倡的绝对平均主义、憧憬平均划一的个体经济的愿望所违背。因而，社会上类似民粹主义的思潮有所抬头，他们对“先富＋后富＝共同富裕”提出了质疑，觉得“先富”、“后富”成为“两极分化”的代名词，开始怀念过去“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年代。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作为解放思想，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一个大政策提了出来。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和个人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新办法”。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是以承认差别、克服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为着眼点，以
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前提条件，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严谨而完整的体系。
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战略决策。因为，第一，共同富裕只能随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才能逐步实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决定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由于历史、地理、传统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现实生产力存在着多层次、非均质的特点，物质基础、资金积累、生产条件、劳动资源都不一样。无视这些差别，不利于消灭差别：承认差别，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先发展，先走一步，条件差的创造条件，逐步发展，才能缩小差别，最终消除差别。第三，在我国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中，由于生产关系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经营水平和机遇不同，分配方式不同，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自然不会一样。第四，就每一个劳动者来说，人们的智力、体力和技能不同，平均收入和实际富裕程度也不一样。总之，共同富裕决不可能是同时富裕、齐步走。因此，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便成了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不仅如此，这还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对先富和两极分化的关系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１９８６年秋，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６０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化莱士电视采访时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道理很简单，中国有十多亿人口，现在还比较落后，如果走两极分化的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多数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怎样才能保证不走邪路？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坚持两条，就可以保证不会导致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
二、民粹主义主张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容易使我们忽视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
马克思根据生产关系的两重结构对人类社会历史形态进行了双重划分。依据劳动占有关系的不同历史类型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五种社会形态。依据交换关系的不同历史类型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形态，他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在经济形态上，第一大阶段是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第二大阶段是与商品市场经济对应的。正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改变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社会权力表现为物的权力，从而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于是商品、货币、资本等范围应运而生，它们都是以物表示的社会权力的化身。正是在它们的作用下，社会生产力才真正得到全面的巨大的发展，既改变着物，也改变着人，客观地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第三大阶段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预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它与产品经济或自由经济相对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极高，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中国由于经济原来十分落后，革命胜利后，尽管我们实现了生产关系中占有关系形态的一定跨越（这是以中国有一定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生产力发展阶段、生产关系中交换关系形态无法跨越。尽管经过５０年的发展，自然经济在我国农村仍占相当比重，我国社会仍带有人治特点，依法治国的实现仍需时间，我国并没有彻底摆脱第一大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更不能超越第二大历史阶段，只有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第１０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为第三大阶段的到来创造条件。就生产力水平，交换关系形态的发展，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还没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因此，我们要实现马克思设想的第三大历史阶段的到来，将有一个漫长的道路要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在中国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有两层：第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阶段。这一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而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这个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邓小平的话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我国制定一切的方针、政策都必须要以这个最大的国情出发，民粹主义试图超越历史发展趋势，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们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新时期的经济建设是极为不利的。
三、扼制民粹主义再滋生
民粹主义对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尤其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社会转型不仅具有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而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具有长期性的特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原来都十分落后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高度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二是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三是高度的系统性和配套性；四是全方位的大开放性和赶超跳跃性。有的学者认为，二元结构转换（即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转换）和新旧体制转轨（即从传统的产品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并存，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点。民粹主义思潮容易在社会转型期抬头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对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危害。因此，我们。‘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２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必须坚决扼制中国民粹主义再滋生的土壤。
第一，产生民粹主义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社会的不公正，特别是社会财富分配、个人收入的不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原则的“公平分配”必然带来收入不平均或多寡悬殊，这方面的弊端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这种弊端造成了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明显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大和地区收入明显扩大的现象。人民群众的心理悬殊极易被民粹主义提倡的“平均主义”所利用，造成社会不稳定。
因此，要保持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发展，必须处理好收入差距问题。为保持我国社会安定和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个人收入差距问题。应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在政策上支持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按生产提高的合理的、有序的收入差距。对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应逐步予以规范和纠正。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个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监督机制，通过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不合理收入差距问题。我们在提倡允许一部分有条件发展快的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言起来的同时，还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采取措施，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第二，脱离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民粹主义的典型表现。在“大跃进”期间，党的领导政筻与人民群众的脱离实际的热情盲于，给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靠短时间的建设就能达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潮中，在面ｌ临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对新时期以胡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运用价值规律，增强工作的实效性；要顺应竞争规律，增强工作的创造性；掌握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提高工作指导的预见性；适应自主特性，发挥宏观谋划作用。在党的领导下，人们的热情和干劲一定要遵循经济规律的要求。不能急于求成，急于过渡，主观地在短期内就想达到什么目标，而应该遵循社会转型的规律，循序渐进地进行。第三，民粹主义是一种周期性的复发现象，它常常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
新的社会问题相结合，而后以新的面目出现于世。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体制和相应制度的不完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农民工问题、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等，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而工人阶级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力军，如果不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势必会影响中共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除此之外，社会保障体系、农民的医疗保险体系等，也都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这些都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若是不能及时处理、解决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必然会被民粹主义思想暗流所利用，终会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引入歧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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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饶志华，庞龙斌：《论“大跃进”的社会心理动因》，《景德镇高专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２４、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３日。２５、光明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４日。
后记
时光荏苒，三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在我即将完成这篇论文的时候，扪心自问，如果没有那么多指导、关心、支持、帮助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我是难以走到今天的。
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朱小玲教授。三年来，她的学问、人品深深影响着我，她像慈母一样关怀着我的成长，同时她又是一个严师，时刻关注着我的学习。论文从选题到开题，从构思到行文，从字句到篇章，都得到了朱老师的悉心指导。另外，王小锡教授、王跃教授、左用章教授、谢世诚教授等对我的论文选题、写作大纲都提出了很多指导性意见。同时，我还必须感谢三年来给我们授过课的王建华教授、张之沧教授、徐强副教授、孙迎光副教授，是他们拓宽了我的视野，提高了我的科研能力，对此表示深深的谢意。另外，对张振、周静、李建、何杰等老师给予我的具体帮助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室友刘妍、王海洁、朱雯等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感谢同门师兄、师妹对我的帮助和支持，这也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
我的爱人蒋春晓及家人的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是我完成本文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由于自身学术水平及理论功底方面的原因，本篇论文肯定存在着错讹，恳请专家学者们斧正。
赵铭２００５年春于随园
“大跃进”时期的刘少奇与中国民粹主义
作者：
学位授予单位：赵铭南京师范大学
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72
2.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1972
3.朱学勤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1994
4.左传 1988
5.康有为 论语注 1984
6.李锐 庐山会议实录 1999
7.刘崇文.陈绍畴 刘少奇年谱 1996
8.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 1985
9.刘少奇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1993
10.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1993
11.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1986
12.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1996
13.马克思.恩格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9
14.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1993
15.姚曙光 国民革命失败的民粹主义因素分析--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个案的探讨[期刊论文]-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3(3)
16.俞可平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 19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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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黄风炎 论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的根据 199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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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查看详情 1957
39.查看详情 1958
1.期刊论文 张志永 大跃进运动时期刘少奇的心路历程 -前沿2007(12)
1958-1960年间,刘少奇对大跃进运动的心态具有不变与变两个层面.不变层面是渴望把中国尽快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使命感;变的层面则是采取什么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在酝酿和发动大跃进运动时期,他感到惊奇和兴奋,积极拥护和倡导大跃进;北戴河会议后,对大跃进运动逐渐产生了疑虑;庐山会议后,对大跃进运动表示失望,并最终放弃了大跃进运动.
2.期刊论文 黄岭峻 刘少奇与大跃进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6(2)
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这一用词外,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从1961年开始,刘少奇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一样,他对"大跃进"的错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3.期刊论文 杜本礼 刘少奇对“大跃进”运动的反思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9(6)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对“大跃进”中盲目追求高指标和高速度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针对国民经济中工农业比例失调，他提出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以保证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针对积累与消费比例的失调，他提出不能无限制地实行高积累，靠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牺牲来减少消费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最根本的办法是加快农业发展，在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积累，才能促进生产的长期发展。对于经济上的高指标，他提出要把“留有余地”作为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才能保持主动，少犯错误。
4.期刊论文 甄丽华 简析"大跃进"运动期间刘少奇的思想转变 -党史博采（纪实版）2004(3)
"大跃进"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次重大失误,它严重违反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给我国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我国学术界对此研究比较多,但对某个人在运动中思想变化的研究还较少,本文试对刘少奇在运动中不同阶段的思想变化进行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5.期刊论文 何立波 "大跃进"运动前后的刘少奇 -党史纵横2008(5)
1958年至1960年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6.学位论文 谭炳华 “文革”前十年毛泽东与刘少奇调查研究实践的比较研究 2006
本文论述了“文革”前十年毛泽东与刘少奇调查研究实践的比较研究。 “文革”前十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调查研究实践上有相同点也有差异。毛泽东侧重于间接调查，也结出了调研硕果；刘少奇有间接调查，也有直接调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直接调查使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的经济困难形势和造成困难的原因等方面有正确客观的估计和分析，也由此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都出现“左”的错误，两人的调研都不够深入，留下历史的遗憾。
7.期刊论文 肖楠.Xiao Nan 也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经济研究导刊2009(12)
纵观历史,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选择.毛泽东主张打倒刘少奇的主要因素,就是基于刘少奇时"大跃进"模式的放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想通过领导阶层的"革命化",重新推行"大跃进"的经济发展模式.
8.期刊论文 一晴 刘少奇: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 -各界2008(4)
刘少奇激动地对毛泽东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思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
9.学位论文 刘法坤 建国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演变 2009
毛泽东和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的信念和对祖国人民的深厚热爱之情，把他们长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两人相互配合共同战斗近五十年，但是他们的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期间有默契，也有分歧，甚至有冲突和矛盾。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建设提上日程。如何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要探索的主要问题。随着探索的深入，毛泽东与刘少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分歧也越来越明显，直到最后二人的关系决裂。 建国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关系的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包括：分歧的初现、分歧的弥合、分歧的公开化和政治上的分手。在分歧的初现阶段，虽然毛泽东与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建设方针问题有不同看法，但是高饶事件中毛泽东还是支持了刘少奇。在分歧的弥合阶段，尽管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分歧，但是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得到了弥合。在分歧的公开化阶段，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和“四清”运动这两大事件上，有着原则性的分歧。在政治上的分手阶段，毛泽东与刘少奇对工作组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最终他们二人的关系彻底决裂。 认真总结与反思建国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关系演变，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执政党如果不注意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牢记历史的教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道路，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才能获得可靠的政治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避免功败垂成的悲剧。
10.期刊论文 曹应旺.Cao Yingwang 经济调整中的刘少奇与陈云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13(2)
刘少奇和陈云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在瑞金和延安的岁月,而给历史留下最深印记的是"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工作中.陈云在经济调整的决策和组织领导方面得到刘少奇的信任和支持,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也得到刘少奇的推举和赞赏.特别是刘少奇首倡学习陈云论著,反映了他深远的历史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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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级：垒孟．
南京坪勉犬掌
硕士学位论文
园
“大跃进”时期的刘少奇与中国民粹主义
作
院者：赵铭系：公共管理学院
朱小玲教授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教师：学科专业：
中文摘要
民粹主义是最初出现在俄国的一种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长期处在封建统治之下，落后的小农经济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经营方式，与俄国国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在内无民主外无独立的中国，民粹主义也很有市场。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终于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独立、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向全世界宣告成立了。但是民粹主义以它独具特色的思想特征却在这时与中国各方面的社会因素相迎合。面对新中国建立之初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和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渴望幸福生活的呼声，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实施了“赶超”战略，并发动了初衷十分美好的“大跃进”运动。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的刘少奇不仅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大跃进”运动，而且其思想深处的民粹主义因素暗生滋长，导致在实践中的重大失误。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惨痛失败之后，刘少奇对中国民粹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宝贵建议和富有深刻内涵的思想，从根本上冲破了民粹主义思想的束缚。
时过境迁，当今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一些社会现象与不稳定因素极有可能为民粹主义这一思想暗流的再次滋生提供条件。我们要通过各种经济方式、政治手段来调节和处理市场经济自身的弊端以及种种社会问题，坚决扼制中国民粹主义再滋生的土壤。
关键词：大跃进刘少奇中国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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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ｐｔｈｓｃａｔｃｈａｎｄｇｒｏｗｓｅｃｒｅｔｌｙ，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ｇｒｅａｔｆａｕｌｔ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ｆｔｅｒｇｏ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ａｉｎｆｕｌ
ｏ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ｇｒｅａｔｌｅａｐ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ｉｕＳｈａｏｑｉｈ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ｄｅｅｐ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ｆｔｅｒｐｕｔｔｉｎｇ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ａｎｄｒｉｃｈｉｎ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ｄｅｅｐｉｎｔｅｎｓｉｏ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ｈａｖｅｂｒｏｋｅｎａｌｏｔｏｆ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ｗｉｔｈ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ａ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ｏｕｒ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ｉｎｇｓｈａｖ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ａｐｓｅｏｆｔｉｍｅ，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ｓｉｎｎｅｗ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ｍａｋ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ｓｏｍｅｓｏｃｉ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ａｎｄｄ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ｕｎｄ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ｏｓｔｗｉｌｌｏｆｆ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ａｇａｉｎｏｆ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ｔｈｉ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Ｗｅｗｉｌ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ａｎｄ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ｎｅｓｅｌｆａｎｄａｌｌｓｏｒｔ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ｃｅｍ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ｖａｒｉｏｕｓｋｉｎｄ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ｗａｙ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ｓｏｉｌ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ｂｒｅｅｄｓａｇａｉｎｆｉｒｍ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ｒｅａｔｌｅａｐ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ｉｕＳｈａｏｑｉ；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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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１、坚持以“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从事研究工作。
２、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研究成果。
３、本论文中除引文外，所有实验、数据和有关材料均是真实的。４、本论文中除引文和致谢的内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５、其他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盘趁
日期：塑堕：啦Ｂ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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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签名：趣盈日期：逆．望，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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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民粹主义是最初出现在俄国的一种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潮。它以维护小生产的私有制度、提倡绝对平均主义、无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为其主要思想特征。二十世纪初，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绝大多数思想精英还不知道民粹主义这个名词的时候，中国民粹主义已经从中国社会内部自发产生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或多或少都受到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
从世界历史来观察，民粹主义的出现和流行一般发生在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而且主要是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而建国初期，中国刚刚从一个几千年的封建小农经济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极端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大众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形成了极大的矛盾，这些国情恰恰为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于是，原本就受到民粹主义思想浸染的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领导人之一，带领全国人民发动了初衷非常美好的“大跃进”运动。可以说，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大跃进”悲剧的发生，也严重左右了刘少奇在“大跃进”期间的思想，致使在实践中出现了重大失误。
今天，我们后人在总结前人的经验时，既要肯定他们进行探索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创造，也要吸取惨痛的教ｉ）ｌＩ，以免重蹈覆辙。许多历史现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周期地重复出现。我们不是历史循环论者，但我们却不能否认某些社会现象的周期性和共时性。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现象和不稳定因素极其可能为民粹主义的再次滋生提供条件。比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出现的“先富”、“后富”现象，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社会上存在的急功近利、急躁冒进的现象等，这些现象都与人民迫切渴望小康生活的心理形成反差：还有一些外界的不稳定因素，这里不一一列举。因此，笔者认为在当前重提中国民粹主义、警惕民粹主义再滋生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写作目的是从中国民粹主义视角来分析刘少奇与“大跃进”运动，并通过分析总结，为我国特别是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提供经验教训。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从“大跃进”时期的中国民粹主义这一角度来对刘少奇思想影响进行研究的专著。笔者就这一问题查阅了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的有关方面的学术期刊，有些是研究中国民粹主义问题的，如祝俊峰的《对中国“民粹主义”的重新解读》、姚曙光的《国民革命失败的民粹主义因素的分析——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个案的探讨》、李帆的《李大钊与民粹主义》、边彦军的《毛泽东和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张祥平《启蒙——民粹——大民主的历史反思》、刘北成的《俄国民粹派和民粹主义的再评价》、胡伟希的《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黄风炎的《论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的根据》、苏文的《不要民粹主义，但能要“精英主义”吗？》、俞可平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敖光旭的《略论近代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整合》、舒广《由民粹主义想到民主观》、胡岩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对当前民粹主义讨论中几个问题的看法》、王也扬的《也评毛泽东的“一张白纸”说》、刘志光．王磊．苏鸿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与民粹主义研究综述》、郭记中的《民粹主义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文章。有些是研究大跃进运动的，这方面的文章比较多，如王河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理论与“大跃进”运动》、张华璞的《中国躺在手术台上》、邓云开的《经济大跃进向政治“大跃进”的转换》、马庆钰的《“大跃进”运动深层动因的思考》、曙初的《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大跃进”前后》、黄爱军的《对“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的深层思考》、谢春涛的《“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赵士刚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愿望与“冒进”成因辨析》、李向前的《“大跃进”历史成因刍论》、李晓勇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国际动因》、孙其明的《中苏关系的演变与中国经济一二论中苏关系恶化对中国的影响》、李付安的《‘‘大跃进”运动悲剧命运探源》、饶志华，庞龙斌的《论“大跃进”的社会心理动因》等。以上一些文章并没有直接、明确地从中国民粹主义这个角度来分析它对刘少奇在“大跃进”的发动和继续时期的思想影响，笔者认为将“大跃进”时期的刘少奇与中国民粹主义结合起来研究有很好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可以更好地对当年的“大跃进”运动进行深刻反思，而且可以防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再犯类似错误。本人愿意在这一领域中进行一些尝试性研究。
三、研究方法和思路
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本文的方法论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本文指明了宏观的研究方向。
２、文献研究法
古籍中蕴藏着丰富的体现中国民粹主义的思想，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经典著作，从中摘录了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有关这方面的论述。
３、历史分析法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不可能超出时代。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法，希望能辨证、科学地阐述在“大跃进”时期，中国民粹主义对刘少奇的影响。
四、本文创新之处
通过对国内已有理论成果的借鉴与分析，本文拟将从中国民粹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刘少奇在“大跃进”时期的失误及其受民粹主义思想影响的原因，并将分析民粹主义的一些内在特质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期扼制民粹主义再滋生的土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五、本文的重点和难点
本文的主旨就是从中国民粹主义视角来分析刘少奇在“大跃进”时期的失误，将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着重阐述在“大跃进”时期中国民粹主义对刘少奇的影响和刘少奇对“大跃进”以及中国民粹主义的反思。在分析这两部分过程中，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而且国内对此作出直接阐述的著作也不是很多，因此第二章、第三章既是本文的重点，也是本文的难点所在。
第一章中国民粹主义溯源
一、民粹主义的由来和特征
民粹主义有特定的含义，是指无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认为只要发展“村社”，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一般认为，民粹主义最初出现于１９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欧洲同时兴起，经历了从１９世纪末的美国西南部农民、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的政治运动构成的第一代民粹主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民粹主义从西欧到南美，从西亚到北非，而拉丁美洲的民族复兴运动则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的象征；８０年代，尤其是９０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在东欧和北美尤为被人们所关注，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一个多世纪以来，民粹主义发生了很大的畸变，概念上的模糊性也日趋明显。民粹主义兼有政治思潮、社会运动和政治策略的丰富内涵，视角不同便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不仅如此，人们还将民粹主义产生的源头从俄国追溯到法国的卢梭。。在现代化的主题之下，民粹主义肩负了东方与西方、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相互冲突和对立中抗争者的角色，于是它与“东方化”、甚至与“后现代主义”又联系在一起。民粹主义还被视为是与启蒙主义、民主主义在某些方面形成对立的一极。
民粹主义是落后的农民国度所特有的一种现象，俄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最为中国学界稔知。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俄国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形成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民粹主义，其基本特征包括：维护小生产的私有制度，维护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提倡绝对平均主义，憧憬平均划一的个体经济；反对在现代工业基础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抽象的道德观念出发，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罪恶，而不能用社会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全面分析资本主义；从英雄史观出发，把社会精英看成是群众的救世主和人民的大救星，他们以人民的“精粹”自居，倡导“到民间去”拯救农民。
二、民粹主义思想内容：
（一）对“人民”的信仰和崇尚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三联书店（上海）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０９页。
有人说，所谓“民粹派”，就是他们自称为“人民的精粹”，这不妨是“民粹派”称谓所由来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这一派都这样那样地信仰人民、崇尚人民。在民粹主义思想中，多数场合都把人民看作农民和社会上的劳动阶级，或者将人民和劳动阶级的社’会范畴等同起来。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这一点上最具共同性。民粹派知识分子在人民面前总有一种忏悔的意识和“罪孽感”，认为他们这些“文明的少数人”，其知识、智慧和进步，“是以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换来的”，因为“多数人被剥夺了达到体魄和思想灵巧的可能性”，失去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正是出于这种“罪孽感”，他们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要为社会进步服务，“偿还”多数人以血泪和苦难为他们付出的文化代价。所以，“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民粹主义思想中一个长盛不衰的永恒的议题。
（二）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企图通过保存农村公社，发展农民“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
民粹派关于农民村社或称农村公社的这种思想观念，也是同他们对“人民”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民粹派把充满宗法家长制传统的农村公社理想化，在他们看来，公社，无论是农村公社还是城市公社都渗透着“社会主义精神”，它是可以避免弯路而通向未来人间天堂的桥梁。民粹主义主张“村社所有制”，认为它“能在村社内部工人之间合理地分配土地”，在这种所有制下，能合理的“充分经营”，这里有着“劳动组合生活的萌芽”，“土地能获得最好的收成”；它“对西欧的群众很富于诱惑力”，能“使知识有用武之地”，“更能大大提高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及其村社所有制是“俄国大多数居民的前途赖以发展的特殊基础”。
从这种对农民村社或农村公社的理想化描述中，可以看出民粹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经济形式中，前瞻、探寻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完全相反，从过往古老村社的传统中展望社会主义的前景，把它视为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这里，很鲜明地透露出了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很自然地带来了它的另一个特征。
（三）绕过资本主义道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在社会政治纲领方面的这一特征，不仅仅是从俄国存在农村公社，将它视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壤这一观念出发的——当然，这一观念是民粹主义主张绕过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和思想基础之一。除此之外，民粹主义的这一特征还有另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出发点，这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恐惧。民粹主义之所以厌恶资产阶级，并怀有对资本主义的“恐惧症”，是由民粹主义所由产生、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由民粹主义固有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各种色彩、各种派别的民粹主义，在企图避免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同他们对“人民”的崇尚和信仰一样，有着最具本质的、最为突出的共性。
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农民这一社会阶级是直接相联系的，它把农民阶级看做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这是民粹派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在这一点上，民意党人的纲领体现得较为典型。它认为在俄国，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农民不但人数众多，而且由于它的社会理想ＥＥ较明确而强大有力。在农民中间还保存着古老的传统原则：人民享有土地的权利、村社自治和地方自治、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农民还是牢固地保持着村社占有土地的制度，而农民的不容怀疑的集体劳动习惯，为可望农民经济直接过渡到接近于社会主义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农民的主要作用在于未来的社会斗争。应当看到，活动在１９世纪末期的民粹派也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但是认为，“按社会作用来说”，工人阶级是“次于农民”的。
三、中国民粹主义溯源
民粹主义虽最初出现在俄国，但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在国情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而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也有影响。正如列宁指出，一些中国人的思想主张，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从孙中山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毕其功于一役”，章士钊的“农业社会主义”，到王明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毕其功于一役”，无不充斥着浓烈的民粹主义色彩。民粹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能够产生影响，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一）农耕文明是中国民粹主义衍生的温床
我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一个以人畜力、手工劳动为生存发展基础的小农经济的农耕社会。小农经济作为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不仅专指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小私有经济，而且包括——甚至更主要是指同落后的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经营方式。马克思说：“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换。”。农业生产完全依赖于生物圈的自然运行，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力水平低，生产周期长，抗风险能力弱，决定了农业产量的有限性和不稳定性。粒粒辛苦，稼樯艰难，农业的这一特征决定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人们在关注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生活的改善时，更多地不是着眼于提高生产力水平，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上。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及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促使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固守小块土地，男耕女织，生产主要用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排除了大规模经常交换的可能，使得个体劳动很难表现出社会劳动的价值。人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对各自劳动的数量、产量及所创造的价值量进行精确的测算。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财富的分配上时，所关心的往往是数量上是否均等。
这种小生产模式固有的自给性、封闭性和狭隘性，导致农民生活毫无保证，而且在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制度下，农民的生活更是穷困潦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社会贫富悬殊的生动写照。农民希望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基础上，正如民粹主义所提倡的“绝对平均主义”一样，憧憬平均的个体经济。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这些为了追求“平均”而爆发的农民起义，如唐末王仙芝号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王小波“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等。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是民粹主义衍生的客观物质基础，“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６９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８９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Ｔ２年敝。７
（－－）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外来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是中国民粹主义产生的政治基础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自然经济是以土地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具有自我封闭性、独立性，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中的关键是生产资料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或封建领主）手中。地主阶级通过掌握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对使用土地的农民通过榨取地租、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农民。广大劳动人民受尽了封建统治的压迫，希望能在一夜之间推翻封建统治，实现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列宁说过，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长期处于黑暗、贫困、闭塞环境中的千百万中国民众，希望一下子推倒压迫，实现“均贫富”的理想社会，实在是非常自然的。
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历史表明，民粹主义的流行与社会转型及政治危机有着必然的联系。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是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下缓慢开始近代化历程的，深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加剧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痛苦。长期的封建统治已经使中国人民饱受剥削和压迫，外来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加剧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破产，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内无民主，外无独立，处在封建统治和西方列强双重压迫下的中国民众，迫切希望尽快摆脱苦难的境地，同时也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的憎恨，这为中国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政治基础。
（三）中国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传统是民粹主义滋生的思想文化因素
这种理想主义传统，主要是“大同思想”。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历代治世的一贯主张，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神核心所在，它所反映的原始公有公享思想，是大同思想的源头。《墨子・公孟篇》有这样一段话：“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列为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８
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为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它表明这样一个重要观点：道德和学问最高的圣人是最宜作帝王的人。可见，“内圣外王之道”实际上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指圣人的道德学问的修养；二是“外王之道”，指对理想社会的事功。在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看来，“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到“外王之道”，实现了理想人格就可以实现其理想社会。它体现着把政治道德化和把道德政治化的明显倾向。
“内圣之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道德修养上，它淡化对物质财富的欲求。“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旌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与理想人格相适应，中国历来注重义利之辨。淡泊名利，体恤民生，仗义疏财，便成为历代称颂的仁义道德。而贪财自私，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则遭到世人强烈的谴责和唾弃。这种社会舆论和思想观念是平均主义得以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因此，康有为断言：“人道之争，先从货物始，……先自有吝心，则生贪心，合贪吝心，则生鄙心、诈心、险心、杀一ｔｌ，，无所不至矣。放大同，必自能舍财物始，先绝贪吝之根，乃可人大同之世也。”。“外王之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理想出自《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大同理想作为对私有制社会的丑恶、冷酷、贪婪、不公等现象的批判，表达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由于其特有的亲切温馨、含情脉脉而为历代仁人志士所尊崇。它对理想社会经济生活的构想有如下基本特征：（１）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为摹本。（２）社会财富实行平均分配，消除社会不公，人人有生活保障。康有为的《大同书》曾倡言：“去种界，同人类”、“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才能达到贵贱一、贫富均、男女等的美好社会。我们不难看出，大同思想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而平均主义又为民粹主义所提倡。因此，可以这么说，大同思想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潜在的价值理念支持。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弊端，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对资本主义空前的怀疑和否定，一部分。《左传・裒公十一年》，岳麓书社（长沙），１９８８年版。
ｏ康有为：《论语注》卷五，中华书局（北京），１９８４年版。９
中国由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幻想的破灭转向了中国固有文明，曾经讴歌过西方文明的粱启超旅欧归来写下《欧游心影录》，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章士钊等人则打起了“以农立国”的旗帜，主张建立一个“欲寡而事节，财足则不争”的农业国家。
对于民粹主义思潮，中国共产党人大都能立足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进行正确分析，既没有成为民粹主义浪漫理想王国的追求者，也没有认同拒斥“现代化”思潮的保守派，而是冷静而理智地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对于最终解决通往社会主义途径具有深远影响。然而，中国这样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怎样走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哪些是可以超越的，哪些是不可以超越的，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实践问题。而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远比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一旦脱离了现实国情，就有可能陷入民粹主义的怪圈。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与民粹主义有着不解之缘。１０
第二章“大跃进”时期中国民粹主义对刘少奇的影响从１９５８年起，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生产关系上急剧变革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时期，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大跃进”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偶然，它是由于种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民粹主义作为一股思想暗流，以它独具特色的思想特征与当时的各种社会因素相迎合，成为这场运动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大跃进”时期，我国仍然是一个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这恰恰符合民粹主义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民粹主义所提倡的平均主义迎合了人民群众要迫切摆脱压迫的愿望；社会主义新中国刚刚建立，中国共产党没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但却想尽快赶超资本主义国家，这又与民粹主义所主张的反对资本主义一切事物，直接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有所吻合。可以说，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大跃进”悲剧的发生，而“大跃进”期间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诸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实行粮食供给制等，又极具民粹主义色彩。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不仅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参与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且在运动中的许多所作所为，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民粹主义有关，从而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少失误。
一、民粹主义与“大跃进”时期刘少奇的失误
（一）发明“公社”一词，将之视为到达共产主义的桥梁
在１９５８年１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大社的主张，这也是建立人民公社的开端。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７日在郑州会议上，刘少奇介绍了酝酿人民公社的过程。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少奇同志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志谈过。在广州开会（少奇等同志去广州向毛主席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时间估计可能是１９５８年４月底——作者注），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
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作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了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为当时天津市属河北省，是河北的省会——薄注）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其后刘少奇多次谈到有关人民公社问题。“认为一大二公”，是公社的本质特征，并将之视为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萌芽。
刘少奇认为建立“公社”是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创造的顺利条件，是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桥梁。我们细细斟酌，刘少奇所说的“公社”与民粹主义所提倡建立的“村社”，在设想的途径和目的上都是一致的，“公社”只是“村社”的一个代名词，其实质都是一样的。
（二）将大办公共食堂和粮食供给制视为通向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
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４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少奇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在同一场合，刘少奇还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７３１—７３２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刘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下卷．第４２７页，中央文献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６年版。１２
热衷生活集体化的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等人的未竟之业。
他尤其关心公社的粮食供给制。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对他说群众都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说是“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的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对这两个心思的说法很感兴趣，他说，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的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积极了。这就是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从刘少奇对热衷生活集体化和提倡粮食供给制的理想化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从高度发展的经济形式中，前瞻、探寻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完全相反，从过往古老村社的传统中展望社会主义的前景，将公共食堂、粮食供给制视为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鲜明地透露出了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特性。
（三）全面加快建设速度，赶超英美
在１９５８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这条路线，并将１ｊ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１：３号写进了决议。刘少奇也以满腔的热情在实践中坚决拥护并贯彻执行总路线的号召，加快建设速度，赶超英美。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说：为了摆脱贫穷落后受侵略的被动局面，“几万万人鼓起干劲，满怀信心地投入热烈的劳动和斗争中，这是我们应当双手欢迎的一种革命常规。…‘机器是要人来创造和发明的，物质资料生产是要经过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事在人为，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刘少奇还在同一个报告中说：“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的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批评了以下的一些看法：提高建设速度会使人们过于紧张，宁可慢一点好；执行多、快、好、省方针会造成浪费，会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造成不平衡等，
认为“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①对此，《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１日社论《力争高速度》作了明确的阐述：“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ＯＬ，路线的基本精神。它象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在这里，刘少奇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认为单靠一股朝天的热情和干劲，就能发展国家工业，以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赶上和超过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严重脱离中国国情的空想社会主义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刘少奇又一次在认识上受到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给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危害。
综上所述，在“大跃进”期间，中国民粹主义严重影响了刘少奇，致使在重大决策方面出现了失误，这些都是令我们深感痛惜的。是什么原因使刘少奇浸润了民粹主义色彩，从而对“大跃进”一度充满希冀和热情，进而头脑发热呢？
二、“大跃进”时期中国民粹主义影晌刘少奇的原因分析
刘少奇在“大跃进”时期受到中国民粹主义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因素。
（一）刘少奇作为中国第一代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多或少会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民粹主义思想与俄国１９世纪的民粹主义思潮，构成了近现代中国民粹主义发生的两个源头，而知识分子则是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信奉者和传播者。其中，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国粹主义、工读新村主义、平民教育主义、新儒家思想等等可以归于中国化的早期民粹主义思潮范畴中。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民主的民粹主义之理解，从当时对“民主”一词的译名和理解便可以看出端倪，除音译“德谟克拉西”以外，最流行的译法是“平民主。《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２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１９８６年编，第４４０一４４１页。１４
义”，还有“庶民主义”。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代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受其影响。而且，２０年代中国的社会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发生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意味着在中国社会革命道路的选择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以农村的农民革命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的革命最终目标；另一方面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抵制民粹主义思潮的侵扰，在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一切肯定成就、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而这一选择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在接受了为先进工业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后，未及系统改造与结合，就被用来作为在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的主要思想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非工业化的民粹主义思潮侵入留下空隙。五四时期搏动着道德理想主义、劳动主义、反智主义、唯意志论、反资本主义、反城市思想以及知识分子与民众打成一片的观念等等，如此众多美好的、善良的思想观念，显示民粹主义开始具有了影响力。
刘少奇作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早期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后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者。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他同我们党的先驱们一样，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东方的新村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刘少奇。正如他自己所说，不仅“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并深信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主义学说。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才接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尽管他与大多数共产党人一样，不仅没有成为民粹主义浪漫理想王国的追求者，而且与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与之进行了不懈斗争，但不等于没有沾染民粹主义色彩，特别是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事实上也是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共同心路历程。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口头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内“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会长期存在。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当时民粹主义思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产物。
。刘祟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下卷，第２８９页，中央文献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６年版。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３２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１５
（二）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未能从战争年代的革命经验中及时走出
在极端残酷和艰苦的革命战争时代，革命根据地的物质条件极其困难，因此需要采取特殊的政治、经济政策，确保战争顺利进行，因而普遍采用的是供给制。
具有代表性的军事共产主义的成功，使得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总是怀念供给制，欣赏“大锅饭”，要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并试图首先从分配、消费上来实现共产主义。所谓“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也曾被毛泽东、刘少奇等一些领导人所肯定而普及全国。这说明刘少奇等一些中共领导人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并没有及时完成执政党角色的转换，仍以一个革命党的作风习惯来领导建设，还未从战争年代的革命经验走出来，把以往的一些革命成功的经验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以运动战模式、人民战争模式来进行经济建设，这样就使得刘少奇忽视了环境和客观存在的变化，严重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促使刘少奇的思想在“大跃进”发动时期萌生空想社会主义，导致民粹主义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中国革命是通过在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胜利的。农民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因此，在社会主义建立和建成的基础上，很容易忽视工业化，而以为通过农村公社就可以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三）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迫切希望摆脱旧中国贫困生活的心理与人民群众的高涨热情，刺激了民粹主义因素的滋长
古代中国是一个富国、强国，只是近代以来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屈辱牺牲和失败后，深深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繁荣富强，是全国各族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这种内在的要求和冲动愈加强烈和急迫。同时，建国后短短几年，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１９５７年的工业总产值较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２８％，同期农副业总产值增
长２４．７％。这个不可思议的成功，又使这个古老的民族在激动不已之中焕发出狂热的理想追求和冲天干劲，他们不仅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要奋起、腾飞、赶超，一定要走在世界的前列。他们在品尝了社会主义这个甜果之后，急于想尝尝共产主义这个更甜的果子。因此在“超英赶美”口号提出后，激起了人民群众强烈的爱国热情，党中央发出“大跃进”的号召后，全国各族人民更是积极响应，建设热情十分高涨。一个民族的心态主要不是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而是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条件在心理上的综合反映。
刘少奇本身出生于农民家庭，而且他深信，中国共产党应该是坚定不移地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当然要反映人民的愿望，所以他把使中国尽快变得富强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非常希望能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正如毛泽东在１９５２年说过，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一定不拥护我们。同时，共产党执政以后，国际国内对共产党有没有领导、组织和管理经济的能力，普遍存有怀疑的态度。这都促使共产党想尽快在经济建设方面搞出一点成绩来，以驳斥各种各样的怀疑和不信任，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对人民群众的急切心理和躁动的情绪，促成了刘少奇急于求成指导思想的形成，领导人急于求成的决策又迸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业已躁动不安的“大跃进”热情。领导和民众急于求成的心理、高涨的热情，相互影响，一步一步膨胀，最终导致刘少奇在思想上陷入了民粹主义的泥潭。
（四）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是民粹主义思潮涌动的外部因素首先，是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既增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感，又产生了巨大的压抑感和危机感。一方面，社会主义首先在俄国、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取得胜利，不仅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那样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包围，反而陷入了资本主义的反包围之中。在战后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格局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极为不利，就连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也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直接威胁。这无疑增加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感。另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使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站了起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是“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却难以在短时间内１７
改变。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仍处于农业文明阶段，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几乎是一张白纸。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远远超过我们，并凭借其经济实力在国际市场上要挟甚至封锁我们。因此落后的阴影无疑会使中共的领袖们产生一种巨大的压抑感和危机感。
其次，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初步成就，助长了民粹主义因素的滋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极大地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第一代共产党人的共识。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度发展之中，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是１１．３％，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是１８％。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比英、美等发达国家同一时期的发展速度也快得多。从英国中央统计局提供的数字来看，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６年英国工业的年均增长率只有３％。这说明，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确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这一切，推动着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人为地加快社会主义的进程。
再次，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阵营赶超浪潮的影响。５０年代前期，在苏联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建设速度不断加快的形势下，形成了社会主义赶超资本主义的思潮。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有６４个国家共产党负责人参加的庆祝十月革命４０周年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１５年赶超美国的目标，于是，毛泽东就提出１５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随后，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时提出：“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终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常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社会主义各国在强烈的赶超意识鼓动下，建设热情高涨，建设速度加快，并由于与资本主义大国的竞赛，发展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竞赛。中国提出了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的设想，一个原本极富有创造性的命题，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历史和人们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人民日报【Ｎ１．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３日。
第三章刘少奇对“大跃进”和民粹主义的反思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悲剧性探索。这一探索不仅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反而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经历了“大跃进”的失败之后，刘少奇以痛定思痛的心情，一面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提高理性认识：一面回到湖南调查，在农村蹲点４４天。在此基础上，他对极具民粹主义思想特色的“人民公社”、平均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一、对“人民公社”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一）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
在公社化运动过程中，“一平二调”、“共产风”盛行。不仅在公社范围内实行穷富拉平，“共”各种“产”，把生产队以至社员的一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而且还实行平均分配，搞各种形式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当时，公社积累过多，义务劳动也过多，在“一大二公”的名目下，严重侵犯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积极眭。１９５８年，农业生产虽然是个好年景，但是生产队的农产品并没有完全收获入仓，而且很快就被供给制和放开肚皮吃饭耗费空了。１９６１年４月，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时指出，现在供给制部分太多了，７０％的供给制，就是７０％的平均主义，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根本利益抵触的。
（二）否定了只有大办“公共食堂”、提倡供给制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１９
１９６１年４月１日至５月１５日，刘少奇率领中央调查组在湖南省湘潭、长沙、宁乡等地视察工作和蹲点调查，历时４４天。在这期间，他在农村住了三十几天，发现农村中存在大量问题，并就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房屋、山林、社员家庭副业、农村商业、集市贸易等问题，同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座谈讨论，广泛听取意见，了解情况，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到见解的思想，为制定正确的调整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对转变经济形势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３日，刘少奇在湖南天华大队干部座谈会议上指出，不要怕不办食堂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不要人民公社了，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怎么有利于群众的方便。当然，还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要对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方面都有利，只一利不行，大家有利才好。刘少奇进一步指出，在办食堂问题上，过去宣传上也有一些毛病，对办食堂强调得有一点过分了、厉害了，好像不办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就不是人民公社了，就是资本主义了。其实不是那样，对大家都有利、对生产发展有利可以办，可以不办，可以大办，可以小办，可以常年办，可以临时办，而这几种都是社会主义，并不妨碍社会主义。
在办与不办食堂问题上，刘少奇认为一定要自愿，自愿就办，不自愿就不办，办得好就办，办不好就散。他还指出，不加入食堂的，也不是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公社，也不是不光荣，不要对他们歧视，生活单干还是社会主义。
经过进一步调查研究，刘少奇对农村办食堂有了新的认识。４月１７日他在天华大队总支委会议上指出，公社办食堂以来，把困难户的问题解决了，可是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户不积极，这不利。看来，１９５８年ｌＯ月１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他还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了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①
（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不能混淆
在生产关系中，所有制、人们的相互关系与分配三个要素，所有制是基础。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逐步发展的过程，不可能。刘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下卷，第５２０页，中央文献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６年版。
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需要很长的时间，过早地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就会犯剥夺农民的错误，就会损害以至破坏工农联盟。
刘少奇还主张全民所有制要根据生产发展情况不断调整。他说，同样是全民所有制，由谁来体现，用什么方法去执行，结果大不相同，大有文章可做。例如石景山钢铁厂是由冶金部掌握所有权、使用权，还是由石景山钢铁厂掌握所有权，使用权，大不相同。石景山钢铁厂，国家投资２４０００万元，准各五年内扩建为年产６０万吨钢，１２０万吨铁的大厂。实行投资包干后，钢铁生产规模增加了一倍，扩建时间缩短了一半。投资还是那么多，还是那个全民所有制，生产力猛增了许多，生产力从哪里来？无非是投资归谁掌握的问题。他这个举例，包含了对国有企业的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
二、对经济建设和遵循客观规律的反思
（一）制定经济计划要实事求是，采取务实的态度
ｌ、实事求是地估计经济形势。
在６０年代初的经济调整中，由于“大跃进”以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许多同志不能正确看待形势，对现实中存在的严重困难视而不见，甚至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他们一提到形势，总是讲大好，一说起缺点，又总是用“一个指头、九个指头”的公式去套。其结果，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无论什么文件、报告、文章，总要先讲一通大好形势，而对存在问题要么回避，要么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害怕被说成思想右倾。
刘少奇看到了这种思潮对经济调整的危害性，因此，他在许多场合反复阐述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他在１９６１年５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严肃地说：“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①他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说：“讲了这么多年的太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３３７－－３３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２１
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刘少奇分析道：“对困难的估计，无非是这样三种：估计够了，或者估计过了头，或者估计不够。”刘少奇认为，对困难估计多一点危险性不大，如果后来发现困难没有原来估计的那么多，这没什么关系；但如果对困难估计不够就有危险性，我们多少年来都因为对困难估计不足而陷于被动。
２、在工农业生产高指标方面，明确提出制订经济计划要留有余地。
１９５８年２月，《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３月，成都会议同意了所谓反映“大跃进新形势”的１９５８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账。第二本账同２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本账相比，其主要计划指标都大幅度提高了。例如，农业产值的速度由６．１％提高到１６．２％，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１０％提高到３３％。这样，就标志着经济工作中高指标的“左”倾错误开始发展起来。１９５８年８月，北戴河会议估计并正式宣布：１９５８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６０００亿斤到７０００亿斤，比上年增产６０％到９０％，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将达到ｉ０００斤左右：棉花产量将达到７０００万担左右，比上年增长一倍以上。会议确定，１９５８年钢产量要达到１０７０万吨，比１９５７年翻一番。从此，在工农业生产方面以高指标为特征的“左”的错误，就被推向了一个高峰。
对于“大跃进”中形成的浮夸风、高指标，刘少奇是有看法的，但被高涨的“大跃进”运动所感染，刘少奇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正如他自己在１９５９年底写的《经济建设工作中若干经验总结》里指出：“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之后，１９５９年计划应该订低一点，留有余地，较为主动。但在年初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实际的。当时对于六亿多人民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之后到底有多大的力量，还没有摸至４底，在北戴河会议时，在人民群众中唤起了伟大的生产潜力，我们大家都感到惊奇和兴奋，似乎一切都是顺利的，对于１９５９年生产３０００万吨钢的计划是接受了。这就埋伏了被动。”。经过深入调查，刘少奇有了进一步认识，他指出，“有一些同志觉得，指标低了，就不能鼓足人民群众的干劲，指标高一点，才能鼓足干劲，指标越高，人民群众的干劲就越大，指标低了，干劲就没有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刘少奇认为，指标和干劲有一定关系，但不是正比例关系。“指标对于人民群众的干劲不起决定作用。”因为，“在最近几年中，有过咖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下卷，第４７５页，中央文献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６年版。２２
这样的情形：在指标比较低的情况下，人民的于劲起来了。有几次，指标很高，人民的干劲反而落下来了，因为达不到这样高的指标。所以指标应该适当，应该符合实际可能。适当的指标，经过努力，可以完成，还可以超过一点，这样，群众的干劲就会起来，而且能够长期保持。”。他还说：“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刘少奇透彻地分析了指标与人民群众干劲的关系，并说明指标调低不是消极的，而是为了能够完成任务，鼓舞人民群众的干劲。只有计划留有余地，工作才能争取主动。
在以后的调整进程中，他针对不时冒头的投资过大，指标过高的错误倾向，又多次告诫全党，要牢牢记取１９５８年的惨痛教训，在经济建设上要“实事求是”，“不要同过去一样在生产数字和计划指标上去反对右倾”。
（二）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
很长一个时期，不少同志在经济工作中很容易犯急于求成的毛病，总是想很快把经济搞上去，因而忽视经济规律。由于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农业丰收，经济形势比较好，就头脑发热，大批“反冒进”，逐步导致了１９５８年以来“大跃进”。当时有许多同志觉得粮食多得吃不了了，在实行吃饭不要钱的同时，又大上各项基本建设。钢产量从５３５万吨增加到１０７０万吨，基本建设投资从１９５７年的１３８亿元增加到２６７亿元，使积累率从２４．９％猛增到３３．９％，国家职工从２４５１万人增加到４５３２万人。这样大的建设规模，大大超过了农业可能负担的水平。从１９５９年农业产量开始大幅度下降之后，工业和基本建设就更无法维持了，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针对这种因忽视经济规律而引起的恶果，刘少奇指出，必须根据农民自身消费以后能剩下多少粮食即能提供商品粮的多少，来决定相应地办多少工业、交通运输业和文教等事业。他说：“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能提供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工业原料）和能够腾出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适应。”。也就是说要看农民生产的东西，在他们自己吃用以后，还能够提供多少粮食、肉类以及其他的工业原料，才能决定这个社会可以拿出多少人去从事。《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３０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刘少奇：‘刘少奇论新中田经济建设》，第５０３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３６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１９９３年版。
其他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就是客观经济规律，我们只有遵循“以农业为基础”这一基本规律，并使之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才能在经济工作中避免失误。
在调整国民经济、理顺各方面关系的过程中，刘少奇特别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他在湖南调查期间，还提出了许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意见。如强调要利用价值规律指导生产。他针对当时许多不合理的价格造成的生产不合理情况，指出：“有些东西多了，有些东西少了，你用价值法则指导生产嘛！又说：价格定得不合理，不仅是妨碍生产的问题，而且破坏生产，破坏生产力。强调按合理的经济联系组织商品流通，反对画地为牢，按行政区划分配商品。“大跃进”中把许多历史上形成的合理的商品流通渠道打乱了，不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而是按行政区划分配商品，调拨物资。这既不利于生产发展，也给群众购买商品增加了极大的不便。对此，刘少奇指出：要恢复长期形成的合理的传统经济关系。要允许销售自由。商业不能层层封锁，画地为牢。现在这样的关卡，这不是经济的客观规律，而是人为地建立起来的障碍、壁垒。刘少奇还强调收购农副产品要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反对强迫命令；强调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提高手工业工人的工资待遇等等重要意见，这些意见后来都被中央采纳了，制定出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政策来。
（三）一切工作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出发
群众路线，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分不开的。”究竟什么是群众路线？刘少奇作过精辟的论述：“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旆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然而，这一优良传统，在５０年代后期被束之高阁。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慢慢脱离群众，急于求成，不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导致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盛行。
面对这种不良风气，１９６１年刘少奇亲自到湖南农村蹲点调查，他随身带着。《刘少奇选集》下卷，第加０——４０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２４
在广州会议上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六十条》草案），他说，要用群众的实践检验《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可行性，从群众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与农民群众促膝谈心，了解群众的疾苦。他发现，所谓公共食堂节约劳力，解放了妇女等优越性，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大部分群众对办公共食堂意见很大，天华大队就有９０％的人要求退出食堂。刘少奇从实际出发，根据群众的意见，果断地解散了天华、花明楼两地的公共食堂。他针对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给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的恶劣影响，明确提出要取消供给制。刘少奇把《农业六十条》草案交给农民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弄清了办公共食堂的利弊和群众的意愿，为制定正确的农村人民公社政策打下了基础。以后，根据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见，中央又进行了多次修改，修改的主要部分是供给制和食堂问题。修正草案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修正草案取消了分配中的供给制，规定“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刘少奇认为：“一切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必须依靠群众的自觉和自愿”。①只有尊重群众的选择，听取群众的意见，才能提高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党的威信。
三、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从１９４８年９月政治局会议前后，至ｆ］１９５２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刘少奇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实践，从国情出发，曾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并有着较鲜明的个人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构想，特别是如何发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涵。
首先，刘少奇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双重压迫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尽管它们本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弱点，但它们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正处于上升时期，对于摆脱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是持赞成和积极态度的，因此，如果引导得好，它们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将是一支积极的建设力量。刘少奇在建国前夕多次强调：中国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ｏ《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０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２５
的时候”。他还明确提出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朋友”。的观点。
其次，刘少奇认为，新中国建立后首要和基本的任务，是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在这方面，由于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还不发达，由于小农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落后，就给资本主义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真空”，同时，中国工业化的实现，也需要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因此，我们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诚恳地发展它”，这“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第三，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时要以联合为主。这是刘少奇在建国前后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刘少奇了解到这种情况，对此提出了提出，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而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实践证明，刘少奇对资产阶级以联合为主的思想在建国初期对于恢复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强制使用行政手段，而要采取“和平的经济竞争”的办法。而且这种竞争，不是短时期的，而是长时期的，将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
第五，利用资本主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刘少奇提出，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来开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除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直接进行扶持和帮助外，还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更快的恢复和发展。
以上这些设想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很好实现，特别是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到来而被淹没了。
在经历了“大跃进ｎ惨痛的失败之后，刘少奇对民粹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并对运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托拉斯为社会主义服务，进行了可贵探索。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矛盾
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尚未成熟的，带有旧社会斑痕的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不要把它当成是独立的社会形态，是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尤其。刘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下卷，第２０９页，中央文献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６年版。２６
是在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搞社会主义“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建设”。，而且必须充分考虑主客观条件。正如刘少奇在１９６２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上的讲话所说：“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要有客观的条件，还要有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就是说，要具备一定的时间条件、空间条件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事情才能办好。条件是可以经过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和改变的，但是不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事情是不能办好的。”。
刘少奇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有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思想习惯、生活习惯等等，但总的矛盾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就是这种矛盾促进生产的发展。“社会需要”，包括生产和生活需要，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是全体人民的需要。在讨论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中，刘少奇再次阐述了他在１９５７年讲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对抗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本质区别和斗争形式问题，强调协调和解人民内部矛盾，以利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二）社会主义阶段还得利用资本主义的旧形式
刘少奇说：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得利用资本主义的旧形式，如商品、价值、货币、银行等，都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生产资料是商品，劳动力也是商品，斯大林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敢承认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商品；只要两种所有制存在，按劳分配存在，就要有商品存在，哪怕是两种所有制消灭了，只要按劳分配存在，商品就仍然存在；等价交换，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恐怕还要存在，因为生产消耗就需要补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不同于～般商品，最根本的一点是为使用价值、为社会需要而生产，资本主义社会是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经济核算，到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搞好国民经济的核算很重要，基础是搞好国民经济部门的核算，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要帐越算越细。如果以为有政治挂帅就不要算帐那是错误的；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全面的经济分析，不能ｏ‘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２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ｏ‘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２６－－４２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只注意总产值，不注意成本、劳动生产率，那样，就会多花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净产值比总产值更接近实际，各企业要注意净产值这个指标，搞好经济核算。搞政治挂帅，好像经济核算、计划工作马虎点不要紧，这是不对的。。
（三）大力提倡办托拉斯
托拉斯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很高的程度后产生的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它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和与产品经营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开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托拉斯先河的是列宁。他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批判“左”的错误时，明确指出：必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的本领，否则就不配称共产主义者。列宁并没有把托拉斯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把它看作组织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有效手段。列宁的这一思想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托拉斯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创办托拉斯，在当时无论是对刘少奇还是党的其他领导人来说，都没有经验，只能从调查研究入手，一方面研究国外的做法，一方面研究我国的具体情况。刘少奇正是把这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他创办托拉斯思想的丰富内涵。
１、创办托拉斯的必要性。刘少奇认为：由于当时工业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存在着弊端，不能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要求。其主要表现：工业的管理工作偏重于用行政办法（而不是经济办法）：管理多头、多级；管理机构重叠庞大，效能不高；有些规章制度不合理等等。从而形成难以对企业实行具体的领导，难以对同一行业的生产和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和合理布局；形成地区间和企业间的生产缺乏合理分类和密切协作，许多企业不必要地重复生产同一品种规格的产品；一些行业的产供销结合不够好，中间环节多，物资流转慢，资源不能合理利用。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的经济规律要求扩大市场，加强交换，理顺流通环节，打破部门、地区间的限制。这就要求在组织社会生产上，根据专业化协作的规则，按行业组织多种形式的专业公司，即组织托拉斯。
２、创办托拉斯的目的。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托拉斯与资本主义国。‘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３７３＂－＂－４１７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家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组织托拉斯的目的是“实行垄断”，我们“办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不只是一个企业要组织起来，一个行业要组织起来，整个国民经济都要组织起来……试办托拉斯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整个国民经济更有计划些，更有组织些”。。由于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引起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关注，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的经济建设时，一方面十分注重吸收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又借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并强调在党的领导下来发展中国的经济。指出“我们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是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统一计划，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而不是行政办法）来管理工业、交通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办好这种托拉斯，就可以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先进的技术水平，更好的质量，更多的品种，更大的积累，并且节约投资，促进工业生产、建设多快好省的向前发展”圆。
３、托拉斯的形式是多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托拉斯参加者在法律上和业务上都是完全丧失了其独立性，而由托拉斯的董事会掌握全部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权力掌握在大股东手里，小股东则无法过问。由于参加者丧失了独立性，在托拉斯内部消灭了竞争，无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在中国创办托拉斯，刘少奇认为：统一起来是主要的，并提出“托拉斯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人权、财权、物权全部统，工厂全部收：另一种是只统一计划、价格、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第三种是只管计划、安排任务、交流经验。恐怕几种形式都要有，只一种不行”。。多种形式的托拉斯之间就可以竞赛了。
４、创办托拉斯要注意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在当时的中国办托拉斯，由于没有完整的经验，因此会遇到一些矛盾：一是托拉斯内部统一经营与所属企业分级管理的矛盾。为实行集中统一经营，托拉斯着手将过去由各厂矿企业分散管理的计划、财务、供销、劳动等项业务权力集中到分公司或公司手里，实行产供销和人财物的统一，这就同曾经是独立核算的厂矿企业产生许多摩擦。二是托拉斯同现行统一经济管理体制的矛盾。按照当时的体制，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工业利润和税收，厂矿企业上收到托拉斯后，影响了地方的财政收入，这是当时一些地方不赞成上收企业的重要原因。托拉斯虽然掌握一批企业，但物资分配渠道却。‘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７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７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没有打通，产品定价权也分别掌握在国家或地方物价委员会手里，托拉斯不能问津，管理生产和统一经营便发生实际困难。对此，刘少奇提出，“要全面考虑一下，哪些托拉斯由地方办合理，哪些托拉斯由中央办合理。有些由中央办合理的，也不一定马上就办，可以让地方先办，将来再成立总公司。有些将来也只能是地方办的，中央就不要办”国。
刘少奇的托拉斯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它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社会主义可以借鉴资本主义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打断了这一富有深远意义的探索，这是令我们深感痛惜的。。《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７４－－４７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结束语
在论述了刘少奇对“大跃进”和中国民粹主义反思之后，留给我们的是惨痛的教训和冷静的思考。今天，我们后人在总结前人的经验时，既要肯定他们进行探索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创造，也要吸取惨痛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许多历史现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周期地重复出现。我们不是历史循环论者，但我们却不能否认某些社会现象的周期性和共时性。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现象和不稳定因素极其可能为民粹主义的再次滋生提供条件，若民粹主义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那将对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民粹主义提倡的绝对平均主义，容易混淆我们在对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的“先富”、“后富”政策的理解，引导我们走入平均主义的误区。
时下，在一部分地区和个人迅速富起来，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由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越来越靠近的同时，出现了“先富”、“后富”现象，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种现象与民粹主义所提倡的绝对平均主义、憧憬平均划一的个体经济的愿望所违背。因而，社会上类似民粹主义的思潮有所抬头，他们对“先富＋后富＝共同富裕”提出了质疑，觉得“先富”、“后富”成为“两极分化”的代名词，开始怀念过去“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年代。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作为解放思想，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一个大政策提了出来。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和个人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新办法”。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是以承认差别、克服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为着眼点，以
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前提条件，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严谨而完整的体系。
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战略决策。因为，第一，共同富裕只能随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才能逐步实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决定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由于历史、地理、传统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现实生产力存在着多层次、非均质的特点，物质基础、资金积累、生产条件、劳动资源都不一样。无视这些差别，不利于消灭差别：承认差别，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先发展，先走一步，条件差的创造条件，逐步发展，才能缩小差别，最终消除差别。第三，在我国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中，由于生产关系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经营水平和机遇不同，分配方式不同，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自然不会一样。第四，就每一个劳动者来说，人们的智力、体力和技能不同，平均收入和实际富裕程度也不一样。总之，共同富裕决不可能是同时富裕、齐步走。因此，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便成了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不仅如此，这还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对先富和两极分化的关系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１９８６年秋，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６０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化莱士电视采访时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道理很简单，中国有十多亿人口，现在还比较落后，如果走两极分化的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多数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怎样才能保证不走邪路？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坚持两条，就可以保证不会导致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
二、民粹主义主张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容易使我们忽视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
马克思根据生产关系的两重结构对人类社会历史形态进行了双重划分。依据劳动占有关系的不同历史类型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五种社会形态。依据交换关系的不同历史类型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形态，他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在经济形态上，第一大阶段是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第二大阶段是与商品市场经济对应的。正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改变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社会权力表现为物的权力，从而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于是商品、货币、资本等范围应运而生，它们都是以物表示的社会权力的化身。正是在它们的作用下，社会生产力才真正得到全面的巨大的发展，既改变着物，也改变着人，客观地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第三大阶段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预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它与产品经济或自由经济相对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极高，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中国由于经济原来十分落后，革命胜利后，尽管我们实现了生产关系中占有关系形态的一定跨越（这是以中国有一定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生产力发展阶段、生产关系中交换关系形态无法跨越。尽管经过５０年的发展，自然经济在我国农村仍占相当比重，我国社会仍带有人治特点，依法治国的实现仍需时间，我国并没有彻底摆脱第一大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更不能超越第二大历史阶段，只有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第１０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为第三大阶段的到来创造条件。就生产力水平，交换关系形态的发展，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还没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因此，我们要实现马克思设想的第三大历史阶段的到来，将有一个漫长的道路要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在中国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有两层：第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阶段。这一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而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这个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邓小平的话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我国制定一切的方针、政策都必须要以这个最大的国情出发，民粹主义试图超越历史发展趋势，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们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新时期的经济建设是极为不利的。
三、扼制民粹主义再滋生
民粹主义对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尤其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社会转型不仅具有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而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具有长期性的特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原来都十分落后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高度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二是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三是高度的系统性和配套性；四是全方位的大开放性和赶超跳跃性。有的学者认为，二元结构转换（即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转换）和新旧体制转轨（即从传统的产品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并存，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点。民粹主义思潮容易在社会转型期抬头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对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危害。因此，我们。‘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２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必须坚决扼制中国民粹主义再滋生的土壤。
第一，产生民粹主义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社会的不公正，特别是社会财富分配、个人收入的不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原则的“公平分配”必然带来收入不平均或多寡悬殊，这方面的弊端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这种弊端造成了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明显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大和地区收入明显扩大的现象。人民群众的心理悬殊极易被民粹主义提倡的“平均主义”所利用，造成社会不稳定。
因此，要保持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发展，必须处理好收入差距问题。为保持我国社会安定和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个人收入差距问题。应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在政策上支持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按生产提高的合理的、有序的收入差距。对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应逐步予以规范和纠正。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个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监督机制，通过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不合理收入差距问题。我们在提倡允许一部分有条件发展快的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言起来的同时，还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采取措施，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第二，脱离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民粹主义的典型表现。在“大跃进”期间，党的领导政筻与人民群众的脱离实际的热情盲于，给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靠短时间的建设就能达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潮中，在面ｌ临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对新时期以胡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运用价值规律，增强工作的实效性；要顺应竞争规律，增强工作的创造性；掌握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提高工作指导的预见性；适应自主特性，发挥宏观谋划作用。在党的领导下，人们的热情和干劲一定要遵循经济规律的要求。不能急于求成，急于过渡，主观地在短期内就想达到什么目标，而应该遵循社会转型的规律，循序渐进地进行。第三，民粹主义是一种周期性的复发现象，它常常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
新的社会问题相结合，而后以新的面目出现于世。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体制和相应制度的不完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农民工问题、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等，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而工人阶级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力军，如果不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势必会影响中共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除此之外，社会保障体系、农民的医疗保险体系等，也都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这些都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若是不能及时处理、解决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必然会被民粹主义思想暗流所利用，终会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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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光荏苒，三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在我即将完成这篇论文的时候，扪心自问，如果没有那么多指导、关心、支持、帮助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我是难以走到今天的。
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朱小玲教授。三年来，她的学问、人品深深影响着我，她像慈母一样关怀着我的成长，同时她又是一个严师，时刻关注着我的学习。论文从选题到开题，从构思到行文，从字句到篇章，都得到了朱老师的悉心指导。另外，王小锡教授、王跃教授、左用章教授、谢世诚教授等对我的论文选题、写作大纲都提出了很多指导性意见。同时，我还必须感谢三年来给我们授过课的王建华教授、张之沧教授、徐强副教授、孙迎光副教授，是他们拓宽了我的视野，提高了我的科研能力，对此表示深深的谢意。另外，对张振、周静、李建、何杰等老师给予我的具体帮助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室友刘妍、王海洁、朱雯等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感谢同门师兄、师妹对我的帮助和支持，这也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
我的爱人蒋春晓及家人的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是我完成本文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由于自身学术水平及理论功底方面的原因，本篇论文肯定存在着错讹，恳请专家学者们斧正。
赵铭２００５年春于随园
“大跃进”时期的刘少奇与中国民粹主义
作者：
学位授予单位：赵铭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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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刊论文 黄岭峻 刘少奇与大跃进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6(2)
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这一用词外,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从1961年开始,刘少奇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一样,他对"大跃进"的错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3.期刊论文 杜本礼 刘少奇对“大跃进”运动的反思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9(6)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对“大跃进”中盲目追求高指标和高速度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针对国民经济中工农业比例失调，他提出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以保证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针对积累与消费比例的失调，他提出不能无限制地实行高积累，靠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牺牲来减少消费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最根本的办法是加快农业发展，在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积累，才能促进生产的长期发展。对于经济上的高指标，他提出要把“留有余地”作为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才能保持主动，少犯错误。
4.期刊论文 甄丽华 简析"大跃进"运动期间刘少奇的思想转变 -党史博采（纪实版）2004(3)
"大跃进"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次重大失误,它严重违反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给我国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我国学术界对此研究比较多,但对某个人在运动中思想变化的研究还较少,本文试对刘少奇在运动中不同阶段的思想变化进行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5.期刊论文 何立波 "大跃进"运动前后的刘少奇 -党史纵横2008(5)
1958年至1960年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6.学位论文 谭炳华 “文革”前十年毛泽东与刘少奇调查研究实践的比较研究 2006
本文论述了“文革”前十年毛泽东与刘少奇调查研究实践的比较研究。 “文革”前十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调查研究实践上有相同点也有差异。毛泽东侧重于间接调查，也结出了调研硕果；刘少奇有间接调查，也有直接调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直接调查使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的经济困难形势和造成困难的原因等方面有正确客观的估计和分析，也由此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都出现“左”的错误，两人的调研都不够深入，留下历史的遗憾。
7.期刊论文 肖楠.Xiao Nan 也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经济研究导刊2009(12)
纵观历史,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选择.毛泽东主张打倒刘少奇的主要因素,就是基于刘少奇时"大跃进"模式的放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想通过领导阶层的"革命化",重新推行"大跃进"的经济发展模式.
8.期刊论文 一晴 刘少奇: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 -各界2008(4)
刘少奇激动地对毛泽东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思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
9.学位论文 刘法坤 建国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演变 2009
毛泽东和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的信念和对祖国人民的深厚热爱之情，把他们长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两人相互配合共同战斗近五十年，但是他们的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期间有默契，也有分歧，甚至有冲突和矛盾。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建设提上日程。如何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要探索的主要问题。随着探索的深入，毛泽东与刘少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分歧也越来越明显，直到最后二人的关系决裂。 建国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关系的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包括：分歧的初现、分歧的弥合、分歧的公开化和政治上的分手。在分歧的初现阶段，虽然毛泽东与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建设方针问题有不同看法，但是高饶事件中毛泽东还是支持了刘少奇。在分歧的弥合阶段，尽管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分歧，但是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得到了弥合。在分歧的公开化阶段，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和“四清”运动这两大事件上，有着原则性的分歧。在政治上的分手阶段，毛泽东与刘少奇对工作组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最终他们二人的关系彻底决裂。 认真总结与反思建国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关系演变，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执政党如果不注意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牢记历史的教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道路，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才能获得可靠的政治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避免功败垂成的悲剧。
10.期刊论文 曹应旺.Cao Yingwang 经济调整中的刘少奇与陈云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13(2)
刘少奇和陈云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在瑞金和延安的岁月,而给历史留下最深印记的是"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工作中.陈云在经济调整的决策和组织领导方面得到刘少奇的信任和支持,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也得到刘少奇的推举和赞赏.特别是刘少奇首倡学习陈云论著,反映了他深远的历史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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