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事求是精神的历史底蕴
[日期：2007-12-08]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 作者： [字体：大 中 小]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它既是毛泽东哲学丰富内涵的高度浓缩，也是对毛泽东哲学之深刻思想的最精粹、最简洁的表达。作为一条思想路线，它引导中国共产党从过去走到现在，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它又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半个多世纪以来，由毛泽东所概括的实事求是精神，已经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实践的所有领域，极其深刻地影响和重塑着
当代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
一、实事求是的基本内涵及思想发展历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①ａ］毛泽东哲学思想当然也是中国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而在毛泽东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成为整个理论体系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思想，更是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哲学升华。尽管对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明确提出，是在３０年代初，而系统的、充分的哲学论证，则要到４０年代初，但是从毛泽东哲学萌芽时起，实事求是的精神即伴随始终。可以说，毛泽东哲学之所以产生，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种创造性，并且在当代众多哲学思想中，始终显现其真理的优势，就在于实事求是
的精神。
中国近代社会由于“五四”运动而划分为新旧民主主义阶段。“五四”运动期间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它的科学性、真理性特征立刻就显现出来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遍寻救国救民良药而尽皆失败之余，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他们看到了未来的曙光，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救国救民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最理想的回报。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大旗下集结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几乎是完全地、绝无保留地把这一思想武器运用于最初的革命斗争。那个时候，没有设想过这件武器该如何使用，更不用说对它表示丝毫的怀疑了。只是在经历了１９２７年和１９３４年的两次惨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开始接受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辩证的态度。毛泽东的觉醒似乎要早得多，或者说，他几乎从来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需要搬运进来、按照去做就行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这大概与他早年所接受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以及受杨昌济的影响而形成的对中西哲学采取批判继承和吸收的态度有关。只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仅处于运用于中国的初期，因此她如何运用于中国革命，还有待于一定的过程。这又是毛泽东在革命初期虽然没有机械、教条地盲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却未能公开地、坚定地抵制和批判各种机会主义的一个原因。对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尚存在着一个如何运用，如何结合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进行哲学的思考，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才开始的。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是毛泽东的最初的思考。这种
思考还只是一种理性的实践活动，还没有达到科学的理论活动还没有进行一种哲学的探讨和总结。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已经走在了前面，因为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正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
向。
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早的涉及是在２０年代末。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证明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必须“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①ｂ］显然，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注意从哲学上去思考中国革命的方法和道路了。１９３０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第一次提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强调了调查研究对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②ｂ］从这里，已经能够相当清楚地看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论雏形。无疑，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识的重大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一思想认识的产生，为他全面地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对于全党来说，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识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被广泛接受。显然，完成这一过程，客观
上构成了毛泽东的历史使命，不管他对此的自觉意识从什么时候开始。事实上，毛泽东本人要完成这一过程，也同样需要各种条件，从主观上讲，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有一个如何升华到哲学层次的问题，而从客观上讲，也存在着全党的革命斗争经验的积累和对遭受挫折教训的反思。在这些主客观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毛泽东进行哲学的论证和系统的阐发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９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借用中国一句古语“实事求是”，并加以改造，赋予科学的新意：“„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ｃ］在整个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反复地阐述、发挥这一思想，他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所作的具体阐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对这一思想路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展开了充分的论证。因而，可以说，它是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的哲学命题，是对中国革命基本经
验的理论概括，是毛泽东哲学的基本点和精髓。
实事求是思想的核心是解决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问题，这一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它同时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结合，也是世界观与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统一。实事求是精神的全部内容和基本要求在整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被一再地得到证实，而这种证实包含了两个方面即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
魂，是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因此，
这一思想中必然最充分地体现了它对于中西哲学的融汇。
二、实事求是精神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改造 实事求是是对中国古语的一种改造，然而，它所内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并不是对这一古语的继承，不论这种继承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为这一古语并非哲学命题。它实际上是明清之际在中
国哲学史上出现的“实学”思想的一种逻辑发展。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最早在汉书中是指一种作学问的态度。后来唐代经学家颜师古训“实事求是”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里所谓“求是”之“是”还是“真”，是“事实”。到明清之际，船山哲学以“言必证实，义必切理”［②ｃ］为主要特点，这就使对“实事求是”命题内涵的解释发生了一种转折。如果说在《汉书? 河间献王传》以及颜师古的训中，还只是关于做学问的态度的话，那么明清之际所出现的“实学”思想的解释，则更多地是从对事物的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开始的。因此，这条古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了。王船山明确提出“即事穷理”的实事求是精神，所谓“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③ｃ］是说只有从客观事物本身的探索研究中，才能发现规律，引出法则，而不能先创立一个法则去限制、框定客观事物的发展。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因而必然带有一定的时代性特征，这种种各具特色的哲学思潮，其对于世界的影响和作用，往往因历史条件在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和吻合性，会再次显现出来。明清之际产生的“实学”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其原因正在
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救国图强的历史课题。这一点突出表现为曾国藩对“即事穷理”实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上，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说：“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认为要明白世上千差万别的事物，必须从各种事物本身的研究中去把握其规律。他又说：“近代乾嘉之间，诸儒多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在这里，他明确地把“事”与“物”相等同，指为客观事物；把“是”与“理”相等同，指为事物的客观规律；“求”即是“穷”，即是去研究、穷尽，因此“实事求是”即是“即物穷理”、“即事穷理”，是指从客观事物本身中去研究、穷尽其客观规律。［①ｄ］这一思想已与后来毛泽东的解释十分接近。当然，曾国藩是在他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的，因而，他的哲学思想和言论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消极的因素，但我们又可以从他的阐述中发现一般的哲学意义，尤其是当他把“实事求是”命题同“即事穷理”的实学思潮结合起来时，
对近世的影响就不是一般哲学命题所能比拟的了。
毛泽东处于湖南实学思潮的氛围之中，必然长期受其熏陶。通过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他对于“实事求是”的古训和近代解释自然具有深刻的印象，因而，在一师求学期间，他特别重视“能见之于事实”的“有用之学”，并提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这使得他当时在同学中就赢得了“实践家”的称誉。他后来在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和考虑中国的未来道路时，也始终
没有脱离这一基本的立场。他之所以没有最后成行法国“勤工俭学”，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感到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所以他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②ｄ］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湖湘文化中的实学思潮影响，对于他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创造了有利的思想素材和理论准备。他在革命的初期，在中共党内不断受右和左倾思想支配时，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从实际出发等，与此不无联系。从毛泽东已经正式发表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和线索。毛泽东对于这一命题的解释与曾国藩将汉学“实事求是”与宋儒“即事穷理”相贯通的解释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就是，传统中国哲学所规定的“实事求是”最充分的哲学意义，也只是一种认识论的命题，而毛泽东对于“实事求是”则赋予了最新的内容和生命力，指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上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他首先肯定了事物及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肯定了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人们的认识对象和出发点，坚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其次，肯定了事物及其规律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只是这种认识必须是通过正确的研究，即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达到。再次，对事物及其规律的研究，即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不断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的辩证过程，“求是”过程不仅是主体反映客体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接近客体，以科学理论去把握
客体及其内在规律的过程。“求是”的目的正是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主观能动性，以便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最后，实事求是的本来含义，即是要求我们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要求出发，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这一包含了几乎哲学的所有基本内容的“实事求是”哲学命题，是传统中国哲学所不具备的，同时可以说，这种包含也就是贯穿于这一切哲学内
容之中的核心和灵魂。
实事求是包含着如此丰富的内涵，充分说明了它已完全超越了传统中国哲学仅从治学方法和认识论角度所做的注释。但同时，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它又体现了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的一种继承，或包含。特别是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实学思潮。“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留心经济之学”，不尚空谈，讲求实用，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去探讨富国强兵之道，尤其是魏源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主张，以及重视实践、提倡力行、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等等，在传统中国哲学特别是封建社会末期，不啻一股清风。毛泽东的哲学无疑深受这一具有鲜明特点的湖湘文化的熏染。然而，毛泽东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又不简单地理解为对这一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因为毛泽东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其最根本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它是对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一种最科学、最合理、最精辟的概括。因而在它的精深博大的思想内容中，自然包含着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合理性，决定了它与毛泽东
哲学实事求是思想的密切联系和被包容、内含的必然。
三、“实事求是”精神对西方近现代哲学合理思想的蕴含
和超越
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哲学的活的灵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内容的高度浓缩和概括，充分显示了唯物主义的实践特性和科学容纳力。一方面，毛泽东在创立“实事求是”是“精神的过程中，除了受训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实学思潮的熏陶，而改造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语之外，还受到了近代以来流入中国的西方哲学的影响，从而在这一哲学精神中注入了现代气息，另方面，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命题的创造性改造和阐发，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中国哲学所赋予的内涵和西方近代哲学的特有品质，从而显示出一种新哲学的精神，这使得它对于中西哲学的一切优秀成果实现了一种继承，获得了一种包容。 毛泽东哲学活动之初，正是中国社会、中国思想界处于中西哲学交汇之际，而他受恩师杨昌济的影响，对两种哲学又取一种比较、融汇的正确态度。因而，西方近代哲学虽然在他的思想演进中，一个个都如匆匆过客，但并非是他对这每一种学说都取一种彻底批判的态度。“过客”虽是过客，但过客既留下了脚步印迹，也留下了一段思想碰撞的回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成长过程，毫无疑问地感受到了，并深刻地流传下了这些学说、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受学杨昌济，而初步了解了西方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大流派的对立和斗争，以及对西方哲学中的主观与客观这一对范畴也作了相当程度的研究，这在他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和《体育之研究》中均有适当的表述。至于“实事求是”这一哲学命题，杨昌济
所强调的“学者务积功于实事实物”。［①ｅ］徐特立曾在一师大门之上石刻四个大字“实事求是”，［②ｅ］无疑都深刻地影响了他。另一是他直接对西方近代学说的研习。这种研习大致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在一师读书期间，所研习的西方哲学以近代早期思想为主，如康德主义、达尔文主义等，而后一阶段主要是指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期间所大量接触到的近现代西方各种学说，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等，他都抱以很大的热情去研讨。从这两种影响中，我们可以见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思想的确立的突出性。就前一种影响来说，毛泽东从师于杨昌济，通过对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的学习，而接受了康德的二元论思想，接受了其实践理性批判的思想。就后一种影响而言，毛泽东对于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学说的接受和抛弃的反复过程中，同样留下了实用主义的痕迹，突出的例子是他于１９１９年在长沙组织的问题研究会，即是受当时中国的实用主义者胡适的影响。在其研究会章程中便表现出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要一个一个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要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的主张。总之，西方近代哲学的实践理性批判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实用理性精神，对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成长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造成了一种有利于实事求是精
神生长的氛围。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实事求是”思想是毛泽东哲学的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浓缩，因而它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是显而易见的。在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思想的体系中，
必然具有多层涵义，其中包括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些合理成分，或者说，作为真理性的实事求是精神，同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一些合理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如实用主义所包含的尊重科学实验，反对脱离实际、崇高行动，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具体性，对认识过程与实践过程相统一的说明，这些思想都具有某些积极意义。无疑，这些思想在毛泽东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中都有一定的容纳，当然是有批判地。由此，可以说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对于西方哲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是它以其科学的内容，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而涵容了前此以往一切哲学的优秀成果，这当然包括有实用主义、经验实证主义等以科学实证为特色的学说。这样说，不是认为这些西方哲学的某些合理成分直接被毛泽东哲学所接受、容纳，而是认为这些西方哲学的合理性因素在毛泽东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中都已经被包含了。二是毛泽东哲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是在与各种哲学思潮的交锋中不断成长、完善的。毛泽东在产生于明清之际的、自近代以来在湖湘大地兴盛的“实学”思潮的熏陶下，批判地改造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语之时，他对“实事求是”还只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而赋予新内容的，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特别是随着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反思，对“实事求是”的阐发便由命题到具有系统性的思想，最后达到一种精神。于是“实事求是”在这种自身内涵的不断充实和发展中，通过对现实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训的反思，通过对社会意识形态中各种哲学思潮，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在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下产生的西方
哲学的批判的吸取，从而实现了其内涵中对当代以来一切哲学优秀成果的吸收，正是由此，我们说，毛泽东哲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对西方
近代哲学具有包容性和超越性。
四、“实事求是”精神从实质上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
践观的体
现
尽管毛泽东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经世致用”思潮的熏陶，对于“实事求是”古语进行了根本的改造，尽管毛泽东开始哲学活动之际，就经受到西方近代学说的影响，但是，他的“实事求是”哲学内含最根本的来源，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和唯物论。从最本质上的意义来说，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又是一种发展。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虽然一直经受着传统中国哲学“经世致用”思潮的熏染，但他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并未超出曾国藩、杨昌济等人的水平。同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也曾涉猎过西方近代以来一系列学说，共中实用主义也对他直接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学说要么就其在对世界的认识上不及毛泽东从研究传统中国哲学的朴素辩证观和唯物论所达到的水平，而不为他重视，要么也只是在某些方法论上被借鉴，而不能成为他的新哲学思想建构的生长点。我们知道，毛泽东无论是他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还是理论探索活动，其根本的宗旨，都在于探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道路，都在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因而不论他对传统中国哲学
持怎样的继承态度，对西方近代哲学持怎样的吸收态度，只要它们不能提供解决历史课题的真正答案，都不会引致他的一往情深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大地后，便以一种任何哲学理论所没有的逻辑力量和科学精神吸引了毛泽东。毛泽东结合他的革命斗争实践，认真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从而才能够对实事求是的命题赋予全新的内容，并
引发根本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最基本特征，如客观性、能动性、社会历史性，构成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于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的阐述，一改毛泽东从研习西方近代哲学中对于主观与客观关系的见解，而为马克思主义所深刻揭示的实
践。社会实践的最根本目标和原则。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使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解释、阐发达到了哲学的最高境界。所谓“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①ｆ］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领悟和创造性运用中，毛泽东所创立的“实事求是”哲学思想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高度统一。“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中国化的表述，即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和实践观的统一，即是中国共产党的
思想路线。
我们从以上几个方面透视了“实事求是”精神所内含的深刻蕴意，可以说，这一精神不仅是中国革命历史实践经验的丰富总结和高度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同时又是对近代以来中西哲学交汇、论争的一个科学的总结。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这一精神锻铸成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融汇入中华民族精神之河，是我们的事业
不断发展的必要保证，也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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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事求是精神的历史底蕴
[日期：2007-12-08]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 作者： [字体：大 中 小]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它既是毛泽东哲学丰富内涵的高度浓缩，也是对毛泽东哲学之深刻思想的最精粹、最简洁的表达。作为一条思想路线，它引导中国共产党从过去走到现在，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它又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半个多世纪以来，由毛泽东所概括的实事求是精神，已经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实践的所有领域，极其深刻地影响和重塑着
当代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
一、实事求是的基本内涵及思想发展历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①ａ］毛泽东哲学思想当然也是中国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而在毛泽东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成为整个理论体系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思想，更是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哲学升华。尽管对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明确提出，是在３０年代初，而系统的、充分的哲学论证，则要到４０年代初，但是从毛泽东哲学萌芽时起，实事求是的精神即伴随始终。可以说，毛泽东哲学之所以产生，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种创造性，并且在当代众多哲学思想中，始终显现其真理的优势，就在于实事求是
的精神。
中国近代社会由于“五四”运动而划分为新旧民主主义阶段。“五四”运动期间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它的科学性、真理性特征立刻就显现出来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遍寻救国救民良药而尽皆失败之余，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他们看到了未来的曙光，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救国救民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最理想的回报。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大旗下集结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几乎是完全地、绝无保留地把这一思想武器运用于最初的革命斗争。那个时候，没有设想过这件武器该如何使用，更不用说对它表示丝毫的怀疑了。只是在经历了１９２７年和１９３４年的两次惨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开始接受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辩证的态度。毛泽东的觉醒似乎要早得多，或者说，他几乎从来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需要搬运进来、按照去做就行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这大概与他早年所接受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以及受杨昌济的影响而形成的对中西哲学采取批判继承和吸收的态度有关。只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仅处于运用于中国的初期，因此她如何运用于中国革命，还有待于一定的过程。这又是毛泽东在革命初期虽然没有机械、教条地盲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却未能公开地、坚定地抵制和批判各种机会主义的一个原因。对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尚存在着一个如何运用，如何结合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进行哲学的思考，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才开始的。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是毛泽东的最初的思考。这种
思考还只是一种理性的实践活动，还没有达到科学的理论活动还没有进行一种哲学的探讨和总结。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已经走在了前面，因为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正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
向。
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早的涉及是在２０年代末。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证明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必须“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①ｂ］显然，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注意从哲学上去思考中国革命的方法和道路了。１９３０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第一次提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强调了调查研究对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②ｂ］从这里，已经能够相当清楚地看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论雏形。无疑，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识的重大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一思想认识的产生，为他全面地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对于全党来说，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识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被广泛接受。显然，完成这一过程，客观
上构成了毛泽东的历史使命，不管他对此的自觉意识从什么时候开始。事实上，毛泽东本人要完成这一过程，也同样需要各种条件，从主观上讲，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有一个如何升华到哲学层次的问题，而从客观上讲，也存在着全党的革命斗争经验的积累和对遭受挫折教训的反思。在这些主客观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毛泽东进行哲学的论证和系统的阐发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９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借用中国一句古语“实事求是”，并加以改造，赋予科学的新意：“„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ｃ］在整个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反复地阐述、发挥这一思想，他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所作的具体阐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对这一思想路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展开了充分的论证。因而，可以说，它是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的哲学命题，是对中国革命基本经
验的理论概括，是毛泽东哲学的基本点和精髓。
实事求是思想的核心是解决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问题，这一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它同时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结合，也是世界观与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统一。实事求是精神的全部内容和基本要求在整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被一再地得到证实，而这种证实包含了两个方面即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
魂，是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因此，
这一思想中必然最充分地体现了它对于中西哲学的融汇。
二、实事求是精神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改造 实事求是是对中国古语的一种改造，然而，它所内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并不是对这一古语的继承，不论这种继承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为这一古语并非哲学命题。它实际上是明清之际在中
国哲学史上出现的“实学”思想的一种逻辑发展。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最早在汉书中是指一种作学问的态度。后来唐代经学家颜师古训“实事求是”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里所谓“求是”之“是”还是“真”，是“事实”。到明清之际，船山哲学以“言必证实，义必切理”［②ｃ］为主要特点，这就使对“实事求是”命题内涵的解释发生了一种转折。如果说在《汉书? 河间献王传》以及颜师古的训中，还只是关于做学问的态度的话，那么明清之际所出现的“实学”思想的解释，则更多地是从对事物的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开始的。因此，这条古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了。王船山明确提出“即事穷理”的实事求是精神，所谓“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③ｃ］是说只有从客观事物本身的探索研究中，才能发现规律，引出法则，而不能先创立一个法则去限制、框定客观事物的发展。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因而必然带有一定的时代性特征，这种种各具特色的哲学思潮，其对于世界的影响和作用，往往因历史条件在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和吻合性，会再次显现出来。明清之际产生的“实学”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其原因正在
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救国图强的历史课题。这一点突出表现为曾国藩对“即事穷理”实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上，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说：“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认为要明白世上千差万别的事物，必须从各种事物本身的研究中去把握其规律。他又说：“近代乾嘉之间，诸儒多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在这里，他明确地把“事”与“物”相等同，指为客观事物；把“是”与“理”相等同，指为事物的客观规律；“求”即是“穷”，即是去研究、穷尽，因此“实事求是”即是“即物穷理”、“即事穷理”，是指从客观事物本身中去研究、穷尽其客观规律。［①ｄ］这一思想已与后来毛泽东的解释十分接近。当然，曾国藩是在他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的，因而，他的哲学思想和言论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消极的因素，但我们又可以从他的阐述中发现一般的哲学意义，尤其是当他把“实事求是”命题同“即事穷理”的实学思潮结合起来时，
对近世的影响就不是一般哲学命题所能比拟的了。
毛泽东处于湖南实学思潮的氛围之中，必然长期受其熏陶。通过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他对于“实事求是”的古训和近代解释自然具有深刻的印象，因而，在一师求学期间，他特别重视“能见之于事实”的“有用之学”，并提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这使得他当时在同学中就赢得了“实践家”的称誉。他后来在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和考虑中国的未来道路时，也始终
没有脱离这一基本的立场。他之所以没有最后成行法国“勤工俭学”，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感到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所以他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②ｄ］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湖湘文化中的实学思潮影响，对于他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创造了有利的思想素材和理论准备。他在革命的初期，在中共党内不断受右和左倾思想支配时，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从实际出发等，与此不无联系。从毛泽东已经正式发表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和线索。毛泽东对于这一命题的解释与曾国藩将汉学“实事求是”与宋儒“即事穷理”相贯通的解释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就是，传统中国哲学所规定的“实事求是”最充分的哲学意义，也只是一种认识论的命题，而毛泽东对于“实事求是”则赋予了最新的内容和生命力，指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上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他首先肯定了事物及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肯定了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人们的认识对象和出发点，坚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其次，肯定了事物及其规律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只是这种认识必须是通过正确的研究，即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达到。再次，对事物及其规律的研究，即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不断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的辩证过程，“求是”过程不仅是主体反映客体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接近客体，以科学理论去把握
客体及其内在规律的过程。“求是”的目的正是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主观能动性，以便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最后，实事求是的本来含义，即是要求我们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要求出发，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这一包含了几乎哲学的所有基本内容的“实事求是”哲学命题，是传统中国哲学所不具备的，同时可以说，这种包含也就是贯穿于这一切哲学内
容之中的核心和灵魂。
实事求是包含着如此丰富的内涵，充分说明了它已完全超越了传统中国哲学仅从治学方法和认识论角度所做的注释。但同时，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它又体现了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的一种继承，或包含。特别是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实学思潮。“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留心经济之学”，不尚空谈，讲求实用，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去探讨富国强兵之道，尤其是魏源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主张，以及重视实践、提倡力行、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等等，在传统中国哲学特别是封建社会末期，不啻一股清风。毛泽东的哲学无疑深受这一具有鲜明特点的湖湘文化的熏染。然而，毛泽东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又不简单地理解为对这一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因为毛泽东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其最根本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它是对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一种最科学、最合理、最精辟的概括。因而在它的精深博大的思想内容中，自然包含着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合理性，决定了它与毛泽东
哲学实事求是思想的密切联系和被包容、内含的必然。
三、“实事求是”精神对西方近现代哲学合理思想的蕴含
和超越
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哲学的活的灵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内容的高度浓缩和概括，充分显示了唯物主义的实践特性和科学容纳力。一方面，毛泽东在创立“实事求是”是“精神的过程中，除了受训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实学思潮的熏陶，而改造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语之外，还受到了近代以来流入中国的西方哲学的影响，从而在这一哲学精神中注入了现代气息，另方面，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命题的创造性改造和阐发，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中国哲学所赋予的内涵和西方近代哲学的特有品质，从而显示出一种新哲学的精神，这使得它对于中西哲学的一切优秀成果实现了一种继承，获得了一种包容。 毛泽东哲学活动之初，正是中国社会、中国思想界处于中西哲学交汇之际，而他受恩师杨昌济的影响，对两种哲学又取一种比较、融汇的正确态度。因而，西方近代哲学虽然在他的思想演进中，一个个都如匆匆过客，但并非是他对这每一种学说都取一种彻底批判的态度。“过客”虽是过客，但过客既留下了脚步印迹，也留下了一段思想碰撞的回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成长过程，毫无疑问地感受到了，并深刻地流传下了这些学说、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受学杨昌济，而初步了解了西方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大流派的对立和斗争，以及对西方哲学中的主观与客观这一对范畴也作了相当程度的研究，这在他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和《体育之研究》中均有适当的表述。至于“实事求是”这一哲学命题，杨昌济
所强调的“学者务积功于实事实物”。［①ｅ］徐特立曾在一师大门之上石刻四个大字“实事求是”，［②ｅ］无疑都深刻地影响了他。另一是他直接对西方近代学说的研习。这种研习大致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在一师读书期间，所研习的西方哲学以近代早期思想为主，如康德主义、达尔文主义等，而后一阶段主要是指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期间所大量接触到的近现代西方各种学说，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等，他都抱以很大的热情去研讨。从这两种影响中，我们可以见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思想的确立的突出性。就前一种影响来说，毛泽东从师于杨昌济，通过对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的学习，而接受了康德的二元论思想，接受了其实践理性批判的思想。就后一种影响而言，毛泽东对于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学说的接受和抛弃的反复过程中，同样留下了实用主义的痕迹，突出的例子是他于１９１９年在长沙组织的问题研究会，即是受当时中国的实用主义者胡适的影响。在其研究会章程中便表现出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要一个一个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要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的主张。总之，西方近代哲学的实践理性批判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实用理性精神，对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成长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造成了一种有利于实事求是精
神生长的氛围。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实事求是”思想是毛泽东哲学的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浓缩，因而它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是显而易见的。在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思想的体系中，
必然具有多层涵义，其中包括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些合理成分，或者说，作为真理性的实事求是精神，同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一些合理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如实用主义所包含的尊重科学实验，反对脱离实际、崇高行动，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具体性，对认识过程与实践过程相统一的说明，这些思想都具有某些积极意义。无疑，这些思想在毛泽东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中都有一定的容纳，当然是有批判地。由此，可以说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对于西方哲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是它以其科学的内容，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而涵容了前此以往一切哲学的优秀成果，这当然包括有实用主义、经验实证主义等以科学实证为特色的学说。这样说，不是认为这些西方哲学的某些合理成分直接被毛泽东哲学所接受、容纳，而是认为这些西方哲学的合理性因素在毛泽东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中都已经被包含了。二是毛泽东哲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是在与各种哲学思潮的交锋中不断成长、完善的。毛泽东在产生于明清之际的、自近代以来在湖湘大地兴盛的“实学”思潮的熏陶下，批判地改造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语之时，他对“实事求是”还只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而赋予新内容的，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特别是随着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反思，对“实事求是”的阐发便由命题到具有系统性的思想，最后达到一种精神。于是“实事求是”在这种自身内涵的不断充实和发展中，通过对现实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训的反思，通过对社会意识形态中各种哲学思潮，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在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下产生的西方
哲学的批判的吸取，从而实现了其内涵中对当代以来一切哲学优秀成果的吸收，正是由此，我们说，毛泽东哲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对西方
近代哲学具有包容性和超越性。
四、“实事求是”精神从实质上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
践观的体
现
尽管毛泽东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经世致用”思潮的熏陶，对于“实事求是”古语进行了根本的改造，尽管毛泽东开始哲学活动之际，就经受到西方近代学说的影响，但是，他的“实事求是”哲学内含最根本的来源，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和唯物论。从最本质上的意义来说，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又是一种发展。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虽然一直经受着传统中国哲学“经世致用”思潮的熏染，但他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并未超出曾国藩、杨昌济等人的水平。同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也曾涉猎过西方近代以来一系列学说，共中实用主义也对他直接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学说要么就其在对世界的认识上不及毛泽东从研究传统中国哲学的朴素辩证观和唯物论所达到的水平，而不为他重视，要么也只是在某些方法论上被借鉴，而不能成为他的新哲学思想建构的生长点。我们知道，毛泽东无论是他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还是理论探索活动，其根本的宗旨，都在于探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道路，都在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因而不论他对传统中国哲学
持怎样的继承态度，对西方近代哲学持怎样的吸收态度，只要它们不能提供解决历史课题的真正答案，都不会引致他的一往情深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大地后，便以一种任何哲学理论所没有的逻辑力量和科学精神吸引了毛泽东。毛泽东结合他的革命斗争实践，认真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从而才能够对实事求是的命题赋予全新的内容，并
引发根本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最基本特征，如客观性、能动性、社会历史性，构成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于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的阐述，一改毛泽东从研习西方近代哲学中对于主观与客观关系的见解，而为马克思主义所深刻揭示的实
践。社会实践的最根本目标和原则。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使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解释、阐发达到了哲学的最高境界。所谓“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①ｆ］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领悟和创造性运用中，毛泽东所创立的“实事求是”哲学思想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高度统一。“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中国化的表述，即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和实践观的统一，即是中国共产党的
思想路线。
我们从以上几个方面透视了“实事求是”精神所内含的深刻蕴意，可以说，这一精神不仅是中国革命历史实践经验的丰富总结和高度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同时又是对近代以来中西哲学交汇、论争的一个科学的总结。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这一精神锻铸成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融汇入中华民族精神之河，是我们的事业
不断发展的必要保证，也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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