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霍布斯鲍姆是这么介绍《非凡小人物：反对、造反及爵士乐》（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9月）的，“这本书所谈论的几乎都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人物，除了他们的家人和街坊邻居以外，他们的名字不被人知晓，即使是在现代国家，那些登记出生、结婚、死亡的政府机关也没有他们的资料……在现在这样一个媒体时代，音乐与运动让少数人得以获取个人的声望，若是在较早的年代，这些人可能会一辈子默默无闻。这些人占了人类的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辩不会论及这群人……我这一本书的要点在于，应该将这类人物从被遗忘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让他们免于遭受‘后代子孙不屑一顾’的命运。……”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该书中霍布斯鲍姆与与琼·斯科特合著的《政治鞋匠》章节。在他们看来，某些行业与职业的成员传统上被认为具有共同的特质，历史学家虽然观察到这一点，却鲜去追问原因为何。这篇文章试图解释众所周知的鞋匠激进活动。
非常诡异的事情是，每一个行业都会让它的从业者逐渐养成一种独有的性格、一种特殊的气质。一般来说，屠夫看起来严肃而且表现得趾高气扬，粉刷工人则是粗心草率而且过着浪荡的生活，裁缝沉迷于酒色，食品杂货商显得愚蠢，门房好打听、喜欢找人闲聊，最后，还有一副快活模样的制鞋匠和补鞋匠，他们嘴边老是哼着歌曲，有时候甚至显得精力充沛……虽然他们的品位朴实，这些制作修补新旧鞋靴的人总是神采奕奕，间或带有挑衅的意味，而且老是对事物喋喋不休地发表看法，这些都是他们的特点。是否出现了一场骚乱?是不是从群众中蹿起了一位演说家?毋庸置疑，那是一位鞋匠在向人民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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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匠“在人民的行动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这“并非偶然”
鞋匠在十九世纪的政治激进活动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一些持有不同想法的社会历史学家都曾经对此现象加以描述，而且想当然地认为它不需要解释。例如，一位研究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的历史学家就下结论道：鞋匠“在人民的行动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认为这“并非偶然”。研究英格兰“史温”暴动（‘Swing’ riot）的历史学家提到了鞋匠“远近皆晓的激进活动”，而雅克·鲁热里（Jacques Rougerie)则以鞋匠“在传统上斗成性”来解释他们在巴黎公社中引人注目的表现。即使是西奥多·塞丁（Theodore Zedin)这位抱持如此异端观点的作者，他对这一个问题也接受了一般的看法。这篇文章试图来解释鞋匠作为政治激进分子的非凡声望。
当然，要说鞋匠或是其他行业拥有一种激进活动的名声，这可能至少是指以下三种情形的其中之一：首先是他们在社会抗议运动中好战行动的名声，不论是否局限在讨论中的行业；其次，一种同情政治左翼运动的名声，或是与其有所关联，或是涉入其中；最后，一种或许可称之为市井小民的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名声。这些情况虽然很可能有所关联，不过它们并不相同。在传统的手工艺行业中，学徒与未婚的职工（journeymen)可能很容易被动员起来，而和当时的政治激进活动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法国的大学（universitaire)在过去就以支持左翼学生的立场而闻名，至少自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时期以来的情形是如此。不过，这并不必然意指——虽然这也不排除——集体的好战行动。澳大利亚的剪羊毛工虽然往往是激进分子同时和左翼有所联系，但是通常来说，人们不会认为他们对意识形态有强烈的兴趣，反倒是乡村教师往往被认为对意识形态有浓厚的兴趣。
在十九世纪，鞋匠作为一种拥有激进活动名声的职业，同时囊括了上述三种意义。他们在行会事务以及在涵盖范围较广大的社会抗议运动中都表现出激进的倾向。虽然鞋匠的工会局限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地方，而且只有在某些时候才会发挥作用，然而，在法国和瑞典，鞋匠工会很早就以全国的规模组织起来，更何况是在英国。伦敦的鞋匠工会创立于一七九二年，据说在一八〇四年扩展至全国各地。鞋匠与木匠是阿根廷地区工人联盟（Federation of Workers of the Argentine Region)（一八九〇年成立)的首批成员，该联盟是阿根廷第一个试图建立的全国工会组织。在法国的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时期，鞋匠偶尔会发起大规模的罢工，同时也是最容易发起罢工的几个行业之一。他们在革命的群众之中同样相当引人注目。
有许多证据来证明鞋匠扮演了政治行动分子的角色。就我们所知，在英国的人民宪章运动中，从活跃的参与者的职业分布来看，鞋匠在织工和不加区分的“劳工”之后构成最大的单一团体：是建筑工人的两倍还多，同时超过了所有按职业分类描述的激进分子的十分之一。在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中，或者至少在那些因为这起行动而遭到逮捕的人之中，有二十八名鞋匠，这个数目仅少于家具制造工、细木工还有锁匠。而在战神广场（Champ de Mars)以及一七九二年八月的暴动中，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参与人数堪与鞋匠比拟。在所有因为反对一八五一年政变而在巴黎被逮捕的那些人当中，鞋匠的人数居于首位。依照雅克·鲁热里的观察，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涉入其中而遭到放逐的工人当中，比例最高的职业，“当然，一如以往，是鞋匠”。一八四八年四月，当德国的康斯坦兹市（Konstanz)爆发一波造反行动时，鞋匠显然是暴动者中最大的单一团体，几乎等于紧接其后的两个行业（细木工和裁缝）的总和。在世界的彼端，巴西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的一个乡镇，第一位有记录可考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意大利的鞋匠，时间是一八九七年。而根据报道，参加首届（由无政府主义者从中策划）库里提巴工人代表大会（Workers’ Congress of Curitiba）（巴西）的唯一同业工会是鞋匠联合会。
然而，光是好战性格与左翼的激进行动并未凸显鞋匠作为一个团体与其他行业的手工业者有何不同，因为有时其他行业的手工业者至少在这两方面的表现也同样突出。在柏林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的伤亡人员中，细木工的人数是鞋匠的两倍多，裁缝在数量上也显然比鞋匠多，虽然这些行业的规模相仿。在法国的七月王朝时期，木匠和裁缝就如鞋匠般，“动辄发起罢工”。法国的革命群众按其在巴黎人口的比例分配而言，印刷工、细木工、锁匠与建筑工人在其中参与的比例更高。如果一八九二年在里昂被逮捕的四十三名无政府主义者中，十一名鞋匠是当中最大的职业群体，那么，建筑工人也不遑多让。在德国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潮中，裁缝和鞋匠都是典型的活跃分子，然而，若是两者在占了共产主义者联盟（Communist League)多数的德国游方职工中同样显著（魏德迈尔［Weydemeyer］在一八五〇年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工人俱乐部的规模不大，而且只有鞋匠和裁缝参与其中”），则裁缝似乎显得更为突出。的确，鞋匠行动分子的数量优势或许有时仅仅是反映了这一行业的规模，在德国与英国，鞋匠的人数构成最大的单一工匠行业。因而，无法以鞋匠这个群体的集体行动来解释其所享有的激进名声。
然而，鞋匠作为工人—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卓越表现殆无疑义。就如同我们将会发现的，他们在农村与小市镇不太需要面对那些来自当地工匠的竞争，不过他们在这方面显然不是独一无二的。的确，任何对一八三〇年“史温”暴动的探讨或是对乡村政治激进活动的研究，都让人清楚地看到鞋匠在十九世纪的英格兰扮演了乡村人民之发言人与组织者的角色。霍布斯鲍姆和吕德（Rude）的研究指出，在一八三〇年暴动频仍的教区中，当地的鞋匠数量是那些平静的教区的两倍到四倍。引用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言论的地方鞋匠是人们所熟悉的形象，像肯特郡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罕普夏郡的威廉·温克沃思（William Winkworth)。这门行业的成员具有“狂热的政治家”（red-hot politicians）之性格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北安普敦（Northampton)的鞋业制造中心，选举日被人们当作是“传统的节日”来庆祝，就好比是春季和秋季的赛马大会。
然而，令人惊讶的事实是政治与能言善道之间的关系。人们在提及鞋匠时，往往会惊讶地说到他们身兼记者和诗人、宣传者和演说家、作家和专栏主笔。这种印象并不容易用量化的方式来证明，虽然在一八五〇年之前，鞋匠在十九位法国的“工人—诗人”的样本中占了三位，是其中最大的单一团体，而且这些人全都带有激进的想法：荣纳省（Yonne)的西尔万·拉波安特(Sylvain Lapointe)，他曾经是一八四八年选举中的候选人；《揩油者》（Le Grapilleur)的编辑伊波利特·唐普齐（Hippolyte Tampucci)；兰斯市（Rheims)的贡札尔（Conzalle)，他担任过《共和报》的编辑。这份名单可以很轻易地继续延伸下去——我们想到福斯坦·博纳福（Faustin Bonnefoi)，他是路易·菲利普时期马赛地区（Marseille)一家傅立叶主义报纸的编辑，还想到了自学出身的“艾弗赖姆”（Efrahem)，他写过一些宣传手册，极力主张成立“一个由参与每一场政变的工人所形成的组织”，还有公民维利（Citizen Villy)，这名制靴匠曾经在一八四〇年举行的第一届共产主义宴会（Communist Banquet）中发表演说，他还出版过一本讨论消除贫穷的小册子。
当然，没有人会宣称，所有的或是大多数的鞋匠行动分子是工匠——知识分子。的确，有一些例子表明，激进的鞋匠并不善于阅读，至少在他们活动的时期是如此，像是波士顿茶叶党（Boston Tea Party)的最后一位幸存者乔治·休斯（George Hewes)。纵使需要手艺的鞋匠的识字率似乎高于一般水平，我们对其中出现相当比例拙于阅读的人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这个行业规模庞大，且包含了许多众人皆晓的穷人。当这个行业在十九世纪扩张它的规模、含纳更多的从业者时，不善于读写的鞋匠可能会变得更为常见。然而，不能否认存在一群数量庞大的鞋匠——知识分子，即使可能有人会认为，在一个绝大部分的人不具读写能力的社会里，这些人自然会格外引人注目，不过，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或许还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当意识形态主要是以一种宗教的形式出现时，他们就思索《圣经》中的文句，有时候会得出非正统的结论：正是这些人把加尔文教义带到法国的塞文地区（Cevennes)，他们预言同时还鼓吹（与书写）救世主思想、神秘主义和异端邪说。在世俗的年代，绝大多数卡图街（Cato Street)事件的密谋者(大部分信仰斯宾塞共产主义)是鞋匠，而他们一心向往无政府主义也是远近皆知。普热（Emile Pouget)的《潘纳老爹》（Le Pere Pèinard)以颇具象征意味的手法，将一名制鞋匠在其作坊中的图案放在它的封面。更普遍的是，十九世纪出现了许多介绍鞋匠生平的作品，至少在英语世界是如此，就我们所知，这是其他行业所没有的现象。这类著作绝大部分的主题都是在纪念其思想上的成就。他们在这一领域的成功或许可以解释，何以在自我提升的年代出现了这类的文集。
有人甚至认为，从古代到工业革命，在许多国家都可发现像“鞋匠不应该插手鞋楦以外的事”这类俗语，这些谚语清晰地表明鞋匠喜好发表意见的倾向，他们往往对本应该留给正式学者评论的事物高谈阔论——类似的谚语还有“让补鞋匠做他分内的事，让饱学之士写书”，“好为人师的补鞋匠做不了好鞋”等。的确，这一类俗谚很少会提到其他的行业。
即使我们把这类间接的佐证暂且搁置一旁，鞋匠—知识分子的数目还是相当惊人。他们不一定是激进分子，虽然那些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赞颂他们的人偏好详细叙述他们在学识、文学与宗教等领域的成就，这些成就让那些占有社会优越位置的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他们并未掩饰鞋匠作为民间政治家的声誉。尽管如此，历史学家不会没有留意到，以当时的尺度而言，当鞋匠未和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及无神论结合时，他们用以显现其特色的宗教，往往充满了异端与激进的色彩。在这方面，人们想到的是神秘主义者雅各布·波墨（Jakob Boehme)，他遭到所居住城市的路德教会迫害，还有贵格派（Quaker)的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人们同时也注意到激进活动与文学活动的结合，好比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Thomas Holcroft)的例子，他是鞋匠出身的剧作家，同时也是英国的雅各宾党人；以及弗里德里希·桑德(Friedrich Sander)，他是一八四八年维也纳工人联盟的创立者，同时也是一名诗人；最后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让·格拉夫（Jean Grave)，他由鞋匠改行当印刷工，还是一本显然带有文学——艺术倾向的杂志的编辑。
当然，我们不会认为鞋匠独占了平民的知识活动。塞缪尔·斯迈尔斯一直以来都是自助（self-help)想法的信徒，他在一篇讨论《过着清贫生活的天文学家和学者：“在困境中追求知识”的新篇章》的文章中，也举出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其他行业的知识活动。话虽如此，“在乡下地方，由鞋匠担任教区执事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这项事实显示了鞋匠非凡的知识水平。无论如何，鞋匠这个行业追求知识的精神让许多观察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这种现象无法轻易地解释。温克斯（W.E.Winks)和《克里斯平轶事》（Crispin Anecdotes)的作者都坦承，他们对此现象感到困惑不解，不过他们都同意，“和大多数的行业相比，在鞋匠这一行业中更容易发现思想家”。一位激进的鞋匠约翰·布朗（John Brown)在他的自传中评论道：“那些占有优势、享受良好教育的人几乎不会认为，从事我这个古老行业的成员拥有如此渊博的学识和书本知识。”在法国，鞋匠据说是“思想家……（他们）思索他们所目睹和听闻的事物……他们所思忖摸索的比工人所最关心的还来得更多”。在英格兰，一首十八世纪的诗歌记录道：
在往昔的日子，曾经有那么一位鞋匠。
他坐在小屋门口若有所思。
他说，他喜欢阅读古老的书籍。
然后把书本内容仔细思量。
在俄罗斯，玛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i)作品中的一位人物被描写成“就像许多其他的鞋匠，很容易就对一本书着迷”。
远在工业资本主义登场之前，鞋匠就享有民众哲学家与政治家之声望，同时在范围上远超乎施行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国家。的确，人们意识到，十九世纪的激进鞋匠所扮演的是一长久以来和其行业成员有所关联的角色。这个行业的守护神克里斯平（Crispin)与克里斯皮尼亚（Crispinian)之所以被奉为殉道者，是因为他们在苏瓦松（Soissons)的作坊里向顾客灌输非正统的基督教教义，而遭到不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杀害。在莎士比亚《恺撒》（Julius Casear）的第一幕里，出现补鞋匠的场景是，他带领了一群抗议的群众穿越街道。戴克（Dekker）所创作的《鞋匠的假日》（Shoemaker’s Holiday）所扮演的是伊丽莎白时期伦敦这一“高贵的行业”的人际关系，剧中的职工表现了他们这个行业好勇斗狠的特性：他们要挟着，若是他们的匠师不给游方职工一份工作的话，他们就要离他而去。几乎和这些戏剧提及鞋匠的同一时期，我们发现下列文章提到了鞋匠罗伯特·海德（Robert Hyde)以及一个叫作雪柏恩城堡（Lodge of Sherborne)的地方：
他进一步说道，就在圣诞节不久前，一位来自雪柏恩城堡、名字叫作罗伯特·海德的鞋匠，经过他的住处，顺道拜访了他，这名鞋匠说想要和他会谈，在聊了几句之后，他开始和这名鞋匠会谈。斯卡莱特（Scarlet)先生，你的布道内容已经告诉我们，有一位上帝，还有一个天堂和一个地狱，而且死后还有一次复活，我们应该在工作上尽心负责，灵魂是不朽的。但是现在这位鞋匠说，镇上有一群人认为，地狱不是别的而是此世的贫穷拮据，天堂不是别的而是富有和享受快乐。我们的死亡和畜生的死亡没有什么差别，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再也没有人会想起我们，诸如此类，等等。不过这位访客没有说这帮人是谁。他只是接着说，据传闻在雪柏恩这个地方几乎人人都这么说，而先前提到的艾伦和他的仆从是无神论者。他同时还说，雪柏恩那个地方有座城堡，那里有个鞋匠认为那是无神论的地方。
米德塞克斯郡（Middlesex)汉普顿威克镇（Hampton Wick)的版画家蒂莫西·本内特（Timothy Bennett)（卒于一七五六年）在他的一幅版画上纪念了被诗人格雷(Gray)称为“村民汉普登”（village Hampden)的鞋匠。这名鞋匠挑战了国王封闭通过灌木公园（Bushy Park)先行权的命令，他威胁着要针对此事提起诉讼，而且最后在诉讼中获胜。这名鞋匠在版画中“呈现出一种坚定自满的神情，他以和哈理法克斯勋爵（皇家公园的王苑园林官)交谈的姿态坐着”，他的举动象征了民主向特权的对抗，也是对特权的胜利。另一份资料描述了鞋匠“挨家逐户招揽生意，他把工具箱放在篮子里背在背上走着。一旦生意上门，他会在门口停下来，而当他工作时，他会和他的顾客一边唱歌，或是谈论政治”。 当一群鞋匠来到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面前，向他提出行会的要求时，鞋匠作为群众之领导者的名声让罗伯特·皮尔爵士不禁向其中一些鞋匠问道：“何以你们老是在抗议运动的场合冲锋陷阵?……每当出现密谋事件或政治活动，我总是会发现你们有人参与其中。”E.P.汤普森引用了一位约克郡讽刺作家在一八四九年为一位“乡村政治家”所做的描绘：
他是一个典型的补鞋匠，而且是他所在村庄中德高望重的人：“他拥有一间让他相当引以为豪的藏书室。里头的收藏很奇特。其中包括《伟大的普雷斯佳作》《柯贝特的两便士劣作》……《劳动的错误》《人权论》《法国革命史》以及班扬的《圣战》……当他听说革命取得成功——王室被推翻，国王潜逃，王子们流离四散于海外时，就像喝了一款特香甜的热啤酒，温暖了他那衰老的心……”
此外，英国人相信法国的鞋匠同样拥有这些特点。在提到法国大革命时，不止一位作者描述“补鞋匠在瓦卢瓦王朝（Valois)和卡佩（Capets)王朝绚丽堂皇的宫殿里……热烈地发表演说”，接着带领群众去将国王凌迟处死。法国的鞋匠就如同英国的鞋匠，向来有爱好自由与扮演乡村政治家的声望。鞋匠以“独立自主的见解”而受人敬重。“人民的自由，”一位作家说道，“就在其行为举止中表现出来。”发生在一三八〇年的法国铅锤党人（Maillotins)革命据说就是一位鞋匠从中煽动，他慷慨激昂的演说鼓动了群众。意大利政治家孔西尼（Concini)在一六一七年的垮台，据传闻是一名叫作皮卡德（Picard)的鞋匠从中推波助澜，这名鞋匠兼群众演说家在孔西尼生前对他极尽羞辱，在他死后以烧烤他的尸体的同时将心脏挖出来吃的方式来亵渎他。 人们通常不会把食人的行为和鞋匠联想在一块，毕竟，它和嗜饮烈酒的习惯不同，不过鞋匠在激进活动方面的声誉是名副其实，而且这种名声不仅局限于法国一地。
鞋匠的知识水平和独立性
在多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鞋匠作为哲学家和政治家是他这项行业的产物?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其中之一方面与知识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和他们的独立性有关。
知识水平的问题以及鞋匠广为人知的对书本和阅读的喜好是难以解释的现象，因为这个行业的性质和印刷工不同，并没有什么地方会让人想到它和白纸黑字有职业上的关联。容我们在此做大胆的臆测，他们在皮革方面的技艺使得人们经常要求他们帮忙装订或修补书本，而且有时候他们的摊位就毗邻着书贩的摊位，不过，似乎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这项猜测。
此外，就我们所能够了解的，熟练职工的习俗与传统中并未强调甚至隐含一种对阅读方面的特殊兴趣。虽然每一位歌剧的爱好者都晓得，纽伦堡的鞋匠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是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Meistersinger)中最著名的角色，不过并未有证据显示，在那些爱好诗歌的工匠中，鞋匠占有特别高的比例。在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化之前，鞋匠和书本不会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因为在此之前，书籍对穷人来说几乎是难以直接取得的。鞋匠的职业习俗之一般性质表明，这些习俗绝大部分在该时期就已形成。当然，可能有人会认为，一旦书籍变得容易获取，它们自然会吸引一门热衷于思辨与讨论的职业。话虽如此，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或许，制鞋业相对原始的劳动分工使得或是迫使大批鞋匠完全一个人工作。梅休（Mayhew)推测，“让鞋匠发展出内在智谋的是他们在工作时的孤寂状态”，这一点解释了他们何以是“一群坚韧不拔、不肯妥协与长于思考的人”。当然，四处流动的鞋匠是孤零零的工人。不过，即使是在作坊里，孤独的鞋匠仍是典型的形象。在一八八二年的德国，有三分之二的鞋匠完全没有雇用助手。
尽管如此，即使是单个的鞋匠也不会在文化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他们可能在一个小型作坊接受训练。匠师（master）再加上几名职工还有一两名学徒，以及匠师的妻子，这些人似乎构成了工匠作坊的理想形式。在十九世纪德国最传统的地区，学徒和职工的平均比例只有二点四或二点六。然而，职工的快速流动会开阔匠师和学徒的视野，职工是出名的长时间旅行者。一位德国史瓦比亚（Swabian)地区的乡村鞋匠描述了当他还是学徒时，这些职工对他的影响：“职工之中有许多行万里路的聪明人。在耳濡目染之下，我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而他在完成学徒训练与成为一个小匠师和活跃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依次在十五
个不同地方的十七个工场工作。以德国耶拿（Jena）当地的情形为例，倘若职工在一间作坊平均只停留半年的话，一位典型的学徒在他三年的训练过程中将有机会和大约十五名阅历丰富的职工有密切的接触，而典型的游方职工所接触的对象则来得更多。
职工们不仅会在作坊中接触到其他职工，还会在旅途中以及小酒馆里遭遇，这些小酒馆对他们来说具有职业介绍所（house of call)的功能，职工们可以在此找到工作和获得救济，而且是以一种高度仪式化的形式来进行。一般来说，有许多场合可以讨论关于行业的问题、白天的新闻以及散播信息。在比较大的城市里，鞋匠就如同大多数其他的手工业者，可能集中在那些专供鞋匠生活与工作的街坊巷弄。不论是都市或乡村，这一行业在市场制鞋的中心都不会只是形单影只。因为鞋匠的工作不占什么空间，几个半无产阶级的外做工（outworker)或是寒酸的匠师（garret-master)可以一起共用一个作坊。浸淫在这门“高贵的行业”的文化中一段时间后，即使最孤寂的鞋匠或许也会被社会化。
彼得·柏克（Peter Burke)近来在描述“鞋匠文化”时，认为它是一种比任何其他行业的文化来得顽强、仅次于织工的文化，这种文化非常显著而且历久不衰。例如在苏格兰，它的天主教守护神在加尔文宗教改革后还存留下来，被称为“克里斯平王”（King Crispin);在英格兰，圣克里斯平日一直到十九世纪都还被当作是鞋匠的节日来庆祝，而且通常伴有行业成员的列队游行；或是职工为了政治目的而再度复兴这个节日，像是一八一三年诺威奇的情形。一直到该世纪末，某些淳朴的乡村地区仍记得这个节日或是将它保留下来。在英格兰，一些有组织的行会和同业公会提早地没落，更让此节日的幸存益发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在这一行业的正式或非正式传统中，似乎找不到特别将鞋匠与其追求知识的精神或激进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事物。他们对这个行业引以为傲，这大部分是基于这个行业不论对贫贱贵富或男女老少来说都不可或缺。这一点是关于职工鞋匠之歌曲最常见的主题。他们强调独立，特别是职工的独立，这可由鞋匠自我控制其工作与休闲时间来证明——他能够选择庆祝圣周一（Saint Monday）或是其他节日。因为社交的休闲活动与饮酒是不可分离的，他们也强调饮酒，人们在酒酣耳热之际赞颂鞋匠这个行业，同时产生了其他酒馆文化的副产品，像是以决斗来解决争议。“到马车夫和鞋匠饮酒之处去寻找最好的啤酒。”一句波兰的谚语如此说道。约翰·内斯特罗伊（Johann Nestroy)在他的滑稽剧《流浪汉》（Lumpazivagabundus)（一八三六年)中，让剧中情节随着三名职工鞋匠的命运一路发展，他让鞋匠在剧中既是业余的天文学家（他对彗星的兴趣可能是由阅读历书所启发)又是引人侧目的聒噪酒徒。不过这些并未特别和知识活动有所关联。
或许，对这个行业的知识活动最为貌似可信的解释来自以下事实：鞋匠的工作需要久坐而且比较无须耗费体力。对农村的男性来说，它可能是最不费劲的工作。结果，身材瘦小羸弱或是有肢体缺陷的孩童习惯上就加入了这个行业。这样的例子包括有神秘主义者雅各布·波墨；还有《农夫主子》（The Farmer’s Boy）的作者罗伯特·布卢姆菲尔德（Robert Bloomfield)；稍后担任《每季评论》（Quarterly Review）编辑的威廉·吉福德（William Gifford)，他原先“被要求去犁地”，但是“很快就发现身体过于虚弱，无法负荷这项费力的
工作”；除此之外，还包括像“贫民儿童免费学校”（Ragged School)的先驱约翰·庞兹（John Pounds)，他在遭逢意外残废之后，脱离了原本造船工人的职业，摇身一变为鞋匠；约翰·洛布（John Lobb)，他是一家著名公司的创办人，这家位于圣詹姆斯（St James)的公司现今依然存在，当然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的洛兹（Loitz)地区，“那些会将一生奉献给这个行业的人，几乎都是身染残疾或者是不适合农业与工业劳动的人”。因此，那些无法靠着自身手艺平衡收支的乡村鞋匠（好比在德国石勒苏益格州［Schleswig］海德镇［Heide］的情形)往往会再找一份兼差的工作，像是担任守更人、学校管理员、信差、侍者、市镇的叫卖小贩、牧师的助理或助理邮差以及街道清洁工等。一八一三年，美国海军的征募令上强调，他们要招募那些“身强体壮的干练之士。缺乏经验的人可以充当海员。但是绝不招收裁缝、鞋匠或黑人，因为这些人惯常从事的职业很少会让他们具备强健的体魄”。
拉马齐尼（Bernardino Ramazzini)曾经提到，在意大利的制鞋业和裁缝业中有一定数量的残疾鞋匠与裁缝(“弯腰的，驼背的，瘸脚的”)。然而，和裁缝不同的是，鞋匠和身体羸弱者的关联并非人尽皆知，这项观察在十九世纪英国职业伤亡的统计资料中获得了证实。另外，瘸脚的鞋匠早在拉丁语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的作品中便有记载。屡屡可见乡村鞋匠将其职业与农业活动结合起来，这一点或许在这里值得一提。然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选择进入这个行业的是那些无法在传统价值的体力活动上和同年龄者竞争的孩童。这一点可能提供了他们获取其他方面声望的诱因。
他们的工作大部分带有半常规化的性质，让他们能够兼顾思考、观看与交谈，这或许表明了他们有选择智力活动的余地。就如同其他类似的行业（好比裁缝和雪茄工人），在比较大型的作坊里一起工作的鞋匠发展出一种“朗读人”的制度，大伙轮流大声朗诵报纸或书本内容，或是雇用一名老兵来朗读，或是由最年轻的小老弟义务拿起报纸来朗读（小有名气的鞋匠——诗人乔治·布卢姆菲尔德［George Bloomfield］不无道理地指出，这一点“让那些说‘鞋匠是政治家’的人可以在惊叹之余找到解答”）。市镇里有若干像这样安静的与不耗体力的室内工作，不过很难想象在乡村里有什么其他的职业是如此——当然不会是铁匠或是车轮修造工。
职是之故，鞋匠的工作得以一边干活，一边思考与讨论；他在工作时经常处于孤立的状态，使得他依赖智力活动来自我排遣；这一行业所挑选的新血可能有一股想要弥补他们身体缺憾的动力；学徒的训练和职工的长途跋涉让他接触到这个行业的文化，也让他看到更广大世界的文化与政治。我们或许可以补充一点，和其他行业相较之下，鞋匠轻便的谋生工具，确实让他更容易随身携带书本——这项事实得到若干证据的支持。我们无法确定，以上的说明是否能够作为鞋匠嗜好书籍的一种充分的、可检验的解释。尽管如此，有三件事是确信无疑的。
首先，如同我们即将发现的，比较有文化修养的鞋匠广泛地分布在大多是文盲人口的乡村或小镇的环境，这让他们显得很不寻常，他们在那里可能成为非官方的文书或劳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会遇到多少竞争。其次，鞋匠作为知识分子与激进分子的流行形象一旦确立(毋庸置疑，它确实存在)，它必然会以几种方式影响现实。每当有鞋匠符合该角色，他就会加强公众的期待。结果，鞋匠的行为举止若是符合这种角色，就可能会被更加注意、记录而且被加以评论。这种流行的形象可能吸引了那些具有文学或哲学品味以及对政治感兴趣的年轻人，或者反之，那些和涉猎哲学的激进鞋匠接触的少年可能会对这些事物滋生兴趣。最后，这个行业的文化可能会让它的从业者产生某些特性，不仅是因为物质条件有利于此，还由于这个行业的道德风俗并不会对此有所阻碍。在许多行业，一个“读书人”会因为他的品位而遭受贬损或是受到嘲讽。而这样的人在鞋匠之中比较容易被接受，因为这类行为和鞋匠团体的规范并不相悖。
显然，鞋匠的独立性格和其行业的物质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同时由此造就其成为乡村政治家的能力。除此之外，这个行业的卑微地位以及其从业者的相对贫穷也有助于解释它的激进活动，至少十九世纪的情况大抵如此。
这两项特点具有相互联系的关系。这个行业基本上是建立在皮革的处理上，它的准备工作（脱皮、清洗、鞣皮等）是嘈杂与污秽的，因而通常是由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或流离失所的人来从事这些工作（好比在印度与日本的情形）。鞋匠和制革工人在出身方面有紧密的关联，因为鞋匠经常鞣制他们自己需要的皮革，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波美拉尼西亚洛兹地区的鞋匠仍然从事这样的工作。在莱比锡（Leipzig)，制革工人与鞋匠最早的时候组成单一的行会。鞋匠卑微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在古代经常受到的蔑视——至少是遭到作家的轻视——或许有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和“污秽”的关联或是人们对此的记忆。相反，认为这个行业（它强调它不可或缺与高贵的性质）出于憎恨而倾向于激进活动，这种想法并非没有道理。的确，一种地位卑微的元素似乎一直都存在，这可能是受到鞋匠有身体缺陷的名声所影响，也可能是造成这种名声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十九世纪晚期，一位作者还以下列笔法来描写这个传统的（前工厂时期）行业：“作为一个阶级……一般的鞋匠在其习惯与个人方面既不干净也不整洁，人们蔑视这种职业，认为它是低等的社会位阶之一：这项职业适合招收那些济贫院收容的男童来当学徒。”
尤有甚者，因为当鞋匠学徒所需的费用低廉，那些没有办法让小孩进入一个前景看好、入行门槛高的（所花的代价也比较昂贵）行业的家庭，可以凑齐学习制鞋所需的学费。诚然，鞋匠这门行业与贫穷的关联也是众所周知的现象。“所有的鞋匠都打赤脚。”一句犹太人的谚语如此说道。“鞋匠老是穿着破鞋烂靴。”在汉堡（Hamburg)地区，一道以“鞋匠派”命名的食物事实上是一种残羹剩饭的混合物。
独立与贫穷共同存在于这个行业，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它特有的无所不在。它很早的时候就在市镇与乡村组织起来，至少在温带地区是如此。在温带地区，大家很久以前就晓得，要制作户外的工作鞋，“没有什么材质比皮革”来得更加坚韧。鞋匠通常出身寒微，他的顾客也包括了一大群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和许多其他制造与修补的工作不同，皮制鞋靴的制造与修补需要某种专门技术。在十九世纪末，仍有专门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农庄游走、招揽生意的鞋匠（Strschuster），他们以农民所提供的兽皮和皮革来制作与修补一年的鞋靴。因此，制鞋匠和补鞋匠不仅是一个很早就组织起来的行业（在英国和德国最早有记载的手工业行会之中，鞋匠名列其中），而且也是在市镇与乡村里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行业之一。不论在十八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e)，或是在十九世纪智利的瓦尔帕莱索（Valparaso)，他们在人数上都超过所有其他行业。在一八〇〇年的普鲁士(Prussia)，情形也大致如此（其次是裁缝和铁匠)。一七七一年，鞋匠在巴伐利亚（Bavaria)的人数仅次于织工，但是在市集村庄他们的人数则居于首位，紧接其后的是酿酒工人和织工。一七四九年，在荷兰菲仕兰(Friesland)的乡村地区，每一千名当地居民中有五点七九个鞋匠，相较之下有四点五三个织工，四点四八个木匠，三点七个面包师傅，二点零八个铁匠，一点七六个神职人员，一点五一个客栈老板，一点四五个裁缝；在所有的村落当中，有百分之五十四的村落可以找到鞋匠，木匠则是百分之五十二，铁匠是百分之四十，客栈老板是百分之三十二。有一点似乎很清楚，人们发现，和其他专业的手工业者与服务业者相较，生活周遭缺乏专业的制鞋匠和补鞋匠会更加不便。
虽然鞋匠这门行业涵括了多种技艺和专门技术，它在技术与劳动分工上依然处于相当原始的状态，同时它提供的是性质大抵相同的产品，这让它得以作为一门单一的手工业延续下来。它不像金属加工业般，不断地分化为个别的专业手艺，这类现象在中世纪的行会经济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大体来说，一旦这个行业和制革工人、皮革商贩以及其他的原料生产者与供应者分离，它主要的内部分化就是源于商业方面的因素，即鞋匠和鞋商（不论这些商人是否也制鞋)的分别。此外，还存在一种分工方式，即有些人制鞋，另一些人则仅修补鞋靴，因而有许多不同的界定方式——制鞋匠（cordwainer)和补鞋匠（法语的savetiers，德语的Flickschuster，意大利语的ciabattino)，虽然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即这些商人基本上是从制鞋匠中逐渐产生。鞋靴的生产者和修补者的分离有时候会制度化为个别的行会，虽然补鞋匠的行会要让自己完全从制鞋匠的掌控下解放出来或是保持存活有所困难。
修补鞋靴（Cobbing)的地位显然比制鞋要低，同时“Cobbing”这个词语（在英语的用法中)被用来指称那些品质拙劣的产品。尽管如此，二者之间的界限确实是而且必然是模糊含混的，特别是在那些需求相当稳定、不过却面临市镇中日益增长的供给的时代与地区（如十八世纪的德国)。除了少数人以外，光靠制鞋来维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事实上，人们假定做鞋的人也会做些修补鞋靴的活儿。因此，一个匠师若是要达到一份“体面的”收入（一年九十一个金盾［gulden］），据称（无疑是略嫌夸张的说法）“每天得做一双新鞋或三只鞋，同时还要做些修补的工作，除此之外还要指望顾客的酬赏”。因此，到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这两个字眼在英语中似乎已经可以交互使用，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须感到诧异。在法语中，“cordonnier”这个词同时意指制鞋者和修补者，犹如“Schuster”在流行的德语用法中一般，虽然德语有一种使用更高级的“Schuhmacher”来取而代之的趋势。的确，在那些受到行会严厉控制的城市以外的地方——这种控制力量正逐渐地减弱——要严格地区分鞋靴的制造与修补的工作怎么可能？
对专业的制鞋匠和补鞋匠的广泛需求使得城市无法垄断这个行业。乡村的补鞋业几乎不可能被禁止。虽然乡间补鞋业免于（无疑是必然的情形）行会的控制同时不受资格所限，不过它几乎总是得拜师学艺。在大规模的生产与销售兴起之前，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地方的补鞋匠同时也提供地方上对鞋靴的需求，尤其是粗制的工作用鞋靴。所以，在受到行会控制的城市里，那些苦无机会成为匠师的职工可能宁愿在某些乡村或乡镇里开业。的确，一直到十九世纪，仍有人注意到这种现象在德国有渐增的趋势。一八四〇年，萨克森州（Saxony)最终解除了对乡村制鞋匠的禁令，每个乡村允许有一名制鞋师傅(学徒)，于是该地区顿时出现了大量的乡村鞋匠。我们可以推测，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过是换了个正式头衔。
另外，倘若最熟练、最专业的制鞋匠和最平庸的补鞋匠之间没有明确的划分，那么这个行业的庞大数量暗示，其中必定有相当高比例是属于收入甚微的从业者，他们无法光凭其技艺维生，尤其当他们从事的是无利可图的修补鞋靴的工作——德国的乡村补鞋匠或许从修补的工作中赚取一半的收入。很难找到前工业化时期的数据来佐证上述说法，不过一份对十九世纪史瓦比亚村庄所做的估算显示，由于需求不足的缘故，当地的制鞋匠平均一年顶多做七双鞋。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份工作不过是作为贴补收入之用，甚至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从事这项工作。因此，制鞋业是穷人的行业这种说法有了一个充分的基础，虽然我们还不太清楚它人数过多的原因。或许有一部分可以用其基本谋生工具的价廉以及可以在家里从事这项工作来解释。这可能也是因为以下事实：鞋匠是从外部来补充征募新成员，即从手工业者及其家庭之外吸收“新血液”。印刷匠和玻璃工人将其行业之“新血液”的来源限制在儿子、亲戚与少数特许的圈外人；鞋匠很少是如此。结果，鞋匠几乎无法控制入行的资格限制，也无法调节他们行业的大小，因此造成从业人数的过度饱和。
因而，这个行业远非是同质的。不过，只要它基本上还是一门手工的工匠行业，其内部的劳动分工就会是不明确的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一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家用缝纫机仍未能进入这一行业。所以，就如同工匠兼共产党员威廉·魏特林（Wilhelm Wditing)所做的观察，虽然鞋匠和裁缝一样，在其中有“贵族”或占有优势的部门（例如，城市里的高级定制行业），不过就整体来说，这个行业并未在需要手艺的行业位阶中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因为两者——尤其是鞋匠——的数量非常多，因而包含相当高比例的勉强凑合的从业者与穷困潦倒的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有数百名熟练工匠来到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打算申请居留许可，这当中至少有百分之十四点七（这当中有百分之十七来自波西米亚地区)是鞋匠，接着是占百分之十（其中百分之十四点六是波西米亚人）的裁缝以及百分之八点三（其中百分之九点一是波西米亚人）的细木工。
乡村鞋匠是一门自行经营的行业。他的生意不需要太多的资金。他的维生工具价格低廉、重量轻盈同时还可随身携带，他所要求的仅仅是一小块能让他工作与生活的栖身之处，最糟糕的情况是生活与工作都在同一个屋檐下。虽然这些条件让他有很大的流动性，不过并未使他和其他一些手工业有所区别。真正凸显鞋匠特性的地方在于，他的工作性质让他得以接触大批底层人民，以及他无须仰赖那些老顾客、豪门巨富与雇主。农民仰赖地主，车轮制造工和建筑工人要靠农人与富商巨贾下的订单维持生计。裁缝为有钱人效劳，因为穷人自己做自己的衣服。鞋匠也供富人差使，因为这些有钱人需要他，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主要的顾客来源还是穷人，因为穷人同样少不了他。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即使关于穷人对于皮制鞋靴的实际使用情形，我们所知甚少，不过和我们当前富裕的年代相比，前者必然来得更加有限。的确，有证据显示，到了十九世纪晚期，比较富裕的乡村居民开始到店铺购买其他地方所生产的鞋靴时，即使不是高级的定制鞋靴，乡村的鞋匠变得日益仰赖老客户的回头，这些人需要穿的是供户外劳动用的坚韧鞋靴。
因此，鞋匠可以表达意见而无须冒着失去工作或是客户的风险，假若他拥有精湛的手艺，他甚至不用担心会失去那些体面的顾客。此外，鞋匠和他的顾客是通过信赖感而紧密联结的。这部分是因为这些顾客很可能是他的债务人，因为农场工人——或许还包括佃农——只有在他们收到一次付清的款项时方有能力付款，例如，在收割之后（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付款日是在圣克里斯平日，也就是十月二十五日)这种农业活动的节奏和圣克里斯平日定在十月二十五日两者之间是否有所关联?或是介于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Whitsun）之间，即年度雇佣契约更新之际。鞋匠必须相信他的顾客，但是顾客没有理由不信任鞋匠。那些和穷人打交道的人，像磨坊主、面包师傅，甚至是酒馆老板，这些人可能会缺斤少两或是偷工减料，而无论是鞋匠所生产的新鞋还是所修补的旧鞋，它们的良莠都可以当下立判，品质的差异几乎多半归因于技艺方面的因素，而非诈骗。鞋匠因此得以表达他的意见，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
鞋匠发表的意见往往带有异端与民主的色彩，这一点应该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因为乡村鞋匠的生活贴近穷人的世界，而非富人与当权者。他对等级制度与正式组织不感兴趣。在他的行业里很难发现这一类的制度性安排，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对行会的管制或是同业的规约不予理会。他晓得独立的价值，同时有许多机会和他的顾客比较相对的自主性。我们很难断定，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善于表达独立观点的能力局限于一小部分相对比较成功的少数鞋匠，而非大多数收入甚微的打零工补鞋匠，因为很难或者说不可能收集到这个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激进分子样本。对此问题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然而，在十八世纪晚期与十九世纪初期的特定脉络中，我们很自然地发现，那些激进的鞋匠阅读柯贝特的著作，这位作者在书中大声疾呼，反对小手艺人的消失殆尽，他同时谴责了以“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来取代“师傅和伙计的关系”的社会制度，他认为，后者代表的是一种“人人皆各安其位、自由自在”的社会关系。同样，鞋匠们出现在无套裤汉（sansculottes)以及稍后的无政府主义的行列之中，也不足为奇。在所有这些例子当中，乡村鞋匠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强调适度的财产、辛勤的工作与独立是解决不公与贫穷问题的方法。
这种论点的大部分或许也适用于其他的乡村工匠。但是在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工作环境的因素，比方说，铁匠的作坊喧嚷嘈杂，让他难以在工作时和他人交谈，而鞋匠的工作场所对传递城市的理念以及发起行动而言则相当适合。就此目的来看，他在乡村的作坊正是一理想的场所，让那些在多数时间独自工作、不过能言善道的鞋匠能够在客人面前高谈阔论，而且可以一边工作一边交谈。乡村鞋匠即使并未兼任教区执事或是其他市镇的职务，他的眼睛还是会盯着街道，晓得村子里发生什么事情。此外，他们位于乡村与小城镇的安静的作坊是仅次于小酒馆的社交中心，全天候开放，供人交谈。无怪乎在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四年之间，法国的乡村鞋匠和小酒馆老板的“真正职业似乎是发动革命” 。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强调：
鞋匠所扮演的角色就有如乡村的革命分子，那些在一七九三年夏季的革命浪潮中就任乡镇长或是担任监督委员会首脑的鞋匠，带领少数的无套裤汉反对权势人物(les gros)……那些张贴在乡间地带“需要缴械的恐怖分子”的名单里，鞋匠占了其中的多数，在此，我们看到一个无可否认的社会现象。
当然，补鞋匠的作坊与小酒馆在作为集会场所上有一个重要的差别。男人成群结伙地聚在一起饮酒，但是在补鞋匠作坊里则是三三两两。小酒馆只适合成年的男性，但是妇女和孩童却有机会来接近鞋匠这样的乡村知识分子。鞋匠竟在这么多的乡村和小镇生活中扮演了教育者的角色!因此，霍恩（Hone)在他的《每日之书》（Every-Day Book)中回忆道：“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一位真诚的长者帮我修补鞋子，充实我的心灵……我的这位补鞋匠朋友虽然不是一位形而上学者，不过他热衷于反复思考‘因果关系’。”他把“放在座位底下抽屉的书本……连同他那门‘高贵的手艺’所使用的工具”借给了孩童。迟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位日后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历史学家的孩童，也是在补鞋匠的作坊里首度接受政治的洗礼，这个作坊位于他的祖国罗马尼亚的一个小乡镇。
因此，鞋匠在乡村的知识生活与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他具有读写能力，能说善道，消息比别人来得灵通，能够独立思考，有时候也能在经济上自主，至少在他所生活的乡村地区来说是如此。他经常在最容易发生群众动员的场所现身：在乡村的街道上，在市场、集市以及宗教节日。我们还无法确定，这是否足以解释他经常扮演群众领导者的角色。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我们发现鞋匠偶尔扮演这种角色时，几乎不会感到讶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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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霍布斯鲍姆是这么介绍《非凡小人物：反对、造反及爵士乐》（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9月）的，“这本书所谈论的几乎都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人物，除了他们的家人和街坊邻居以外，他们的名字不被人知晓，即使是在现代国家，那些登记出生、结婚、死亡的政府机关也没有他们的资料……在现在这样一个媒体时代，音乐与运动让少数人得以获取个人的声望，若是在较早的年代，这些人可能会一辈子默默无闻。这些人占了人类的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辩不会论及这群人……我这一本书的要点在于，应该将这类人物从被遗忘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让他们免于遭受‘后代子孙不屑一顾’的命运。……”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该书中霍布斯鲍姆与与琼·斯科特合著的《政治鞋匠》章节。在他们看来，某些行业与职业的成员传统上被认为具有共同的特质，历史学家虽然观察到这一点，却鲜去追问原因为何。这篇文章试图解释众所周知的鞋匠激进活动。
非常诡异的事情是，每一个行业都会让它的从业者逐渐养成一种独有的性格、一种特殊的气质。一般来说，屠夫看起来严肃而且表现得趾高气扬，粉刷工人则是粗心草率而且过着浪荡的生活，裁缝沉迷于酒色，食品杂货商显得愚蠢，门房好打听、喜欢找人闲聊，最后，还有一副快活模样的制鞋匠和补鞋匠，他们嘴边老是哼着歌曲，有时候甚至显得精力充沛……虽然他们的品位朴实，这些制作修补新旧鞋靴的人总是神采奕奕，间或带有挑衅的意味，而且老是对事物喋喋不休地发表看法，这些都是他们的特点。是否出现了一场骚乱?是不是从群众中蹿起了一位演说家?毋庸置疑，那是一位鞋匠在向人民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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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匠“在人民的行动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这“并非偶然”
鞋匠在十九世纪的政治激进活动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一些持有不同想法的社会历史学家都曾经对此现象加以描述，而且想当然地认为它不需要解释。例如，一位研究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的历史学家就下结论道：鞋匠“在人民的行动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认为这“并非偶然”。研究英格兰“史温”暴动（‘Swing’ riot）的历史学家提到了鞋匠“远近皆晓的激进活动”，而雅克·鲁热里（Jacques Rougerie)则以鞋匠“在传统上斗成性”来解释他们在巴黎公社中引人注目的表现。即使是西奥多·塞丁（Theodore Zedin)这位抱持如此异端观点的作者，他对这一个问题也接受了一般的看法。这篇文章试图来解释鞋匠作为政治激进分子的非凡声望。
当然，要说鞋匠或是其他行业拥有一种激进活动的名声，这可能至少是指以下三种情形的其中之一：首先是他们在社会抗议运动中好战行动的名声，不论是否局限在讨论中的行业；其次，一种同情政治左翼运动的名声，或是与其有所关联，或是涉入其中；最后，一种或许可称之为市井小民的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名声。这些情况虽然很可能有所关联，不过它们并不相同。在传统的手工艺行业中，学徒与未婚的职工（journeymen)可能很容易被动员起来，而和当时的政治激进活动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法国的大学（universitaire)在过去就以支持左翼学生的立场而闻名，至少自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时期以来的情形是如此。不过，这并不必然意指——虽然这也不排除——集体的好战行动。澳大利亚的剪羊毛工虽然往往是激进分子同时和左翼有所联系，但是通常来说，人们不会认为他们对意识形态有强烈的兴趣，反倒是乡村教师往往被认为对意识形态有浓厚的兴趣。
在十九世纪，鞋匠作为一种拥有激进活动名声的职业，同时囊括了上述三种意义。他们在行会事务以及在涵盖范围较广大的社会抗议运动中都表现出激进的倾向。虽然鞋匠的工会局限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地方，而且只有在某些时候才会发挥作用，然而，在法国和瑞典，鞋匠工会很早就以全国的规模组织起来，更何况是在英国。伦敦的鞋匠工会创立于一七九二年，据说在一八〇四年扩展至全国各地。鞋匠与木匠是阿根廷地区工人联盟（Federation of Workers of the Argentine Region)（一八九〇年成立)的首批成员，该联盟是阿根廷第一个试图建立的全国工会组织。在法国的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时期，鞋匠偶尔会发起大规模的罢工，同时也是最容易发起罢工的几个行业之一。他们在革命的群众之中同样相当引人注目。
有许多证据来证明鞋匠扮演了政治行动分子的角色。就我们所知，在英国的人民宪章运动中，从活跃的参与者的职业分布来看，鞋匠在织工和不加区分的“劳工”之后构成最大的单一团体：是建筑工人的两倍还多，同时超过了所有按职业分类描述的激进分子的十分之一。在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中，或者至少在那些因为这起行动而遭到逮捕的人之中，有二十八名鞋匠，这个数目仅少于家具制造工、细木工还有锁匠。而在战神广场（Champ de Mars)以及一七九二年八月的暴动中，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参与人数堪与鞋匠比拟。在所有因为反对一八五一年政变而在巴黎被逮捕的那些人当中，鞋匠的人数居于首位。依照雅克·鲁热里的观察，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涉入其中而遭到放逐的工人当中，比例最高的职业，“当然，一如以往，是鞋匠”。一八四八年四月，当德国的康斯坦兹市（Konstanz)爆发一波造反行动时，鞋匠显然是暴动者中最大的单一团体，几乎等于紧接其后的两个行业（细木工和裁缝）的总和。在世界的彼端，巴西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的一个乡镇，第一位有记录可考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意大利的鞋匠，时间是一八九七年。而根据报道，参加首届（由无政府主义者从中策划）库里提巴工人代表大会（Workers’ Congress of Curitiba）（巴西）的唯一同业工会是鞋匠联合会。
然而，光是好战性格与左翼的激进行动并未凸显鞋匠作为一个团体与其他行业的手工业者有何不同，因为有时其他行业的手工业者至少在这两方面的表现也同样突出。在柏林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的伤亡人员中，细木工的人数是鞋匠的两倍多，裁缝在数量上也显然比鞋匠多，虽然这些行业的规模相仿。在法国的七月王朝时期，木匠和裁缝就如鞋匠般，“动辄发起罢工”。法国的革命群众按其在巴黎人口的比例分配而言，印刷工、细木工、锁匠与建筑工人在其中参与的比例更高。如果一八九二年在里昂被逮捕的四十三名无政府主义者中，十一名鞋匠是当中最大的职业群体，那么，建筑工人也不遑多让。在德国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潮中，裁缝和鞋匠都是典型的活跃分子，然而，若是两者在占了共产主义者联盟（Communist League)多数的德国游方职工中同样显著（魏德迈尔［Weydemeyer］在一八五〇年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工人俱乐部的规模不大，而且只有鞋匠和裁缝参与其中”），则裁缝似乎显得更为突出。的确，鞋匠行动分子的数量优势或许有时仅仅是反映了这一行业的规模，在德国与英国，鞋匠的人数构成最大的单一工匠行业。因而，无法以鞋匠这个群体的集体行动来解释其所享有的激进名声。
然而，鞋匠作为工人—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卓越表现殆无疑义。就如同我们将会发现的，他们在农村与小市镇不太需要面对那些来自当地工匠的竞争，不过他们在这方面显然不是独一无二的。的确，任何对一八三〇年“史温”暴动的探讨或是对乡村政治激进活动的研究，都让人清楚地看到鞋匠在十九世纪的英格兰扮演了乡村人民之发言人与组织者的角色。霍布斯鲍姆和吕德（Rude）的研究指出，在一八三〇年暴动频仍的教区中，当地的鞋匠数量是那些平静的教区的两倍到四倍。引用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言论的地方鞋匠是人们所熟悉的形象，像肯特郡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罕普夏郡的威廉·温克沃思（William Winkworth)。这门行业的成员具有“狂热的政治家”（red-hot politicians）之性格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北安普敦（Northampton)的鞋业制造中心，选举日被人们当作是“传统的节日”来庆祝，就好比是春季和秋季的赛马大会。
然而，令人惊讶的事实是政治与能言善道之间的关系。人们在提及鞋匠时，往往会惊讶地说到他们身兼记者和诗人、宣传者和演说家、作家和专栏主笔。这种印象并不容易用量化的方式来证明，虽然在一八五〇年之前，鞋匠在十九位法国的“工人—诗人”的样本中占了三位，是其中最大的单一团体，而且这些人全都带有激进的想法：荣纳省（Yonne)的西尔万·拉波安特(Sylvain Lapointe)，他曾经是一八四八年选举中的候选人；《揩油者》（Le Grapilleur)的编辑伊波利特·唐普齐（Hippolyte Tampucci)；兰斯市（Rheims)的贡札尔（Conzalle)，他担任过《共和报》的编辑。这份名单可以很轻易地继续延伸下去——我们想到福斯坦·博纳福（Faustin Bonnefoi)，他是路易·菲利普时期马赛地区（Marseille)一家傅立叶主义报纸的编辑，还想到了自学出身的“艾弗赖姆”（Efrahem)，他写过一些宣传手册，极力主张成立“一个由参与每一场政变的工人所形成的组织”，还有公民维利（Citizen Villy)，这名制靴匠曾经在一八四〇年举行的第一届共产主义宴会（Communist Banquet）中发表演说，他还出版过一本讨论消除贫穷的小册子。
当然，没有人会宣称，所有的或是大多数的鞋匠行动分子是工匠——知识分子。的确，有一些例子表明，激进的鞋匠并不善于阅读，至少在他们活动的时期是如此，像是波士顿茶叶党（Boston Tea Party)的最后一位幸存者乔治·休斯（George Hewes)。纵使需要手艺的鞋匠的识字率似乎高于一般水平，我们对其中出现相当比例拙于阅读的人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这个行业规模庞大，且包含了许多众人皆晓的穷人。当这个行业在十九世纪扩张它的规模、含纳更多的从业者时，不善于读写的鞋匠可能会变得更为常见。然而，不能否认存在一群数量庞大的鞋匠——知识分子，即使可能有人会认为，在一个绝大部分的人不具读写能力的社会里，这些人自然会格外引人注目，不过，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或许还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当意识形态主要是以一种宗教的形式出现时，他们就思索《圣经》中的文句，有时候会得出非正统的结论：正是这些人把加尔文教义带到法国的塞文地区（Cevennes)，他们预言同时还鼓吹（与书写）救世主思想、神秘主义和异端邪说。在世俗的年代，绝大多数卡图街（Cato Street)事件的密谋者(大部分信仰斯宾塞共产主义)是鞋匠，而他们一心向往无政府主义也是远近皆知。普热（Emile Pouget)的《潘纳老爹》（Le Pere Pèinard)以颇具象征意味的手法，将一名制鞋匠在其作坊中的图案放在它的封面。更普遍的是，十九世纪出现了许多介绍鞋匠生平的作品，至少在英语世界是如此，就我们所知，这是其他行业所没有的现象。这类著作绝大部分的主题都是在纪念其思想上的成就。他们在这一领域的成功或许可以解释，何以在自我提升的年代出现了这类的文集。
有人甚至认为，从古代到工业革命，在许多国家都可发现像“鞋匠不应该插手鞋楦以外的事”这类俗语，这些谚语清晰地表明鞋匠喜好发表意见的倾向，他们往往对本应该留给正式学者评论的事物高谈阔论——类似的谚语还有“让补鞋匠做他分内的事，让饱学之士写书”，“好为人师的补鞋匠做不了好鞋”等。的确，这一类俗谚很少会提到其他的行业。
即使我们把这类间接的佐证暂且搁置一旁，鞋匠—知识分子的数目还是相当惊人。他们不一定是激进分子，虽然那些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赞颂他们的人偏好详细叙述他们在学识、文学与宗教等领域的成就，这些成就让那些占有社会优越位置的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他们并未掩饰鞋匠作为民间政治家的声誉。尽管如此，历史学家不会没有留意到，以当时的尺度而言，当鞋匠未和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及无神论结合时，他们用以显现其特色的宗教，往往充满了异端与激进的色彩。在这方面，人们想到的是神秘主义者雅各布·波墨（Jakob Boehme)，他遭到所居住城市的路德教会迫害，还有贵格派（Quaker)的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人们同时也注意到激进活动与文学活动的结合，好比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Thomas Holcroft)的例子，他是鞋匠出身的剧作家，同时也是英国的雅各宾党人；以及弗里德里希·桑德(Friedrich Sander)，他是一八四八年维也纳工人联盟的创立者，同时也是一名诗人；最后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让·格拉夫（Jean Grave)，他由鞋匠改行当印刷工，还是一本显然带有文学——艺术倾向的杂志的编辑。
当然，我们不会认为鞋匠独占了平民的知识活动。塞缪尔·斯迈尔斯一直以来都是自助（self-help)想法的信徒，他在一篇讨论《过着清贫生活的天文学家和学者：“在困境中追求知识”的新篇章》的文章中，也举出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其他行业的知识活动。话虽如此，“在乡下地方，由鞋匠担任教区执事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这项事实显示了鞋匠非凡的知识水平。无论如何，鞋匠这个行业追求知识的精神让许多观察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这种现象无法轻易地解释。温克斯（W.E.Winks)和《克里斯平轶事》（Crispin Anecdotes)的作者都坦承，他们对此现象感到困惑不解，不过他们都同意，“和大多数的行业相比，在鞋匠这一行业中更容易发现思想家”。一位激进的鞋匠约翰·布朗（John Brown)在他的自传中评论道：“那些占有优势、享受良好教育的人几乎不会认为，从事我这个古老行业的成员拥有如此渊博的学识和书本知识。”在法国，鞋匠据说是“思想家……（他们）思索他们所目睹和听闻的事物……他们所思忖摸索的比工人所最关心的还来得更多”。在英格兰，一首十八世纪的诗歌记录道：
在往昔的日子，曾经有那么一位鞋匠。
他坐在小屋门口若有所思。
他说，他喜欢阅读古老的书籍。
然后把书本内容仔细思量。
在俄罗斯，玛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i)作品中的一位人物被描写成“就像许多其他的鞋匠，很容易就对一本书着迷”。
远在工业资本主义登场之前，鞋匠就享有民众哲学家与政治家之声望，同时在范围上远超乎施行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国家。的确，人们意识到，十九世纪的激进鞋匠所扮演的是一长久以来和其行业成员有所关联的角色。这个行业的守护神克里斯平（Crispin)与克里斯皮尼亚（Crispinian)之所以被奉为殉道者，是因为他们在苏瓦松（Soissons)的作坊里向顾客灌输非正统的基督教教义，而遭到不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杀害。在莎士比亚《恺撒》（Julius Casear）的第一幕里，出现补鞋匠的场景是，他带领了一群抗议的群众穿越街道。戴克（Dekker）所创作的《鞋匠的假日》（Shoemaker’s Holiday）所扮演的是伊丽莎白时期伦敦这一“高贵的行业”的人际关系，剧中的职工表现了他们这个行业好勇斗狠的特性：他们要挟着，若是他们的匠师不给游方职工一份工作的话，他们就要离他而去。几乎和这些戏剧提及鞋匠的同一时期，我们发现下列文章提到了鞋匠罗伯特·海德（Robert Hyde)以及一个叫作雪柏恩城堡（Lodge of Sherborne)的地方：
他进一步说道，就在圣诞节不久前，一位来自雪柏恩城堡、名字叫作罗伯特·海德的鞋匠，经过他的住处，顺道拜访了他，这名鞋匠说想要和他会谈，在聊了几句之后，他开始和这名鞋匠会谈。斯卡莱特（Scarlet)先生，你的布道内容已经告诉我们，有一位上帝，还有一个天堂和一个地狱，而且死后还有一次复活，我们应该在工作上尽心负责，灵魂是不朽的。但是现在这位鞋匠说，镇上有一群人认为，地狱不是别的而是此世的贫穷拮据，天堂不是别的而是富有和享受快乐。我们的死亡和畜生的死亡没有什么差别，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再也没有人会想起我们，诸如此类，等等。不过这位访客没有说这帮人是谁。他只是接着说，据传闻在雪柏恩这个地方几乎人人都这么说，而先前提到的艾伦和他的仆从是无神论者。他同时还说，雪柏恩那个地方有座城堡，那里有个鞋匠认为那是无神论的地方。
米德塞克斯郡（Middlesex)汉普顿威克镇（Hampton Wick)的版画家蒂莫西·本内特（Timothy Bennett)（卒于一七五六年）在他的一幅版画上纪念了被诗人格雷(Gray)称为“村民汉普登”（village Hampden)的鞋匠。这名鞋匠挑战了国王封闭通过灌木公园（Bushy Park)先行权的命令，他威胁着要针对此事提起诉讼，而且最后在诉讼中获胜。这名鞋匠在版画中“呈现出一种坚定自满的神情，他以和哈理法克斯勋爵（皇家公园的王苑园林官)交谈的姿态坐着”，他的举动象征了民主向特权的对抗，也是对特权的胜利。另一份资料描述了鞋匠“挨家逐户招揽生意，他把工具箱放在篮子里背在背上走着。一旦生意上门，他会在门口停下来，而当他工作时，他会和他的顾客一边唱歌，或是谈论政治”。 当一群鞋匠来到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面前，向他提出行会的要求时，鞋匠作为群众之领导者的名声让罗伯特·皮尔爵士不禁向其中一些鞋匠问道：“何以你们老是在抗议运动的场合冲锋陷阵?……每当出现密谋事件或政治活动，我总是会发现你们有人参与其中。”E.P.汤普森引用了一位约克郡讽刺作家在一八四九年为一位“乡村政治家”所做的描绘：
他是一个典型的补鞋匠，而且是他所在村庄中德高望重的人：“他拥有一间让他相当引以为豪的藏书室。里头的收藏很奇特。其中包括《伟大的普雷斯佳作》《柯贝特的两便士劣作》……《劳动的错误》《人权论》《法国革命史》以及班扬的《圣战》……当他听说革命取得成功——王室被推翻，国王潜逃，王子们流离四散于海外时，就像喝了一款特香甜的热啤酒，温暖了他那衰老的心……”
此外，英国人相信法国的鞋匠同样拥有这些特点。在提到法国大革命时，不止一位作者描述“补鞋匠在瓦卢瓦王朝（Valois)和卡佩（Capets)王朝绚丽堂皇的宫殿里……热烈地发表演说”，接着带领群众去将国王凌迟处死。法国的鞋匠就如同英国的鞋匠，向来有爱好自由与扮演乡村政治家的声望。鞋匠以“独立自主的见解”而受人敬重。“人民的自由，”一位作家说道，“就在其行为举止中表现出来。”发生在一三八〇年的法国铅锤党人（Maillotins)革命据说就是一位鞋匠从中煽动，他慷慨激昂的演说鼓动了群众。意大利政治家孔西尼（Concini)在一六一七年的垮台，据传闻是一名叫作皮卡德（Picard)的鞋匠从中推波助澜，这名鞋匠兼群众演说家在孔西尼生前对他极尽羞辱，在他死后以烧烤他的尸体的同时将心脏挖出来吃的方式来亵渎他。 人们通常不会把食人的行为和鞋匠联想在一块，毕竟，它和嗜饮烈酒的习惯不同，不过鞋匠在激进活动方面的声誉是名副其实，而且这种名声不仅局限于法国一地。
鞋匠的知识水平和独立性
在多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鞋匠作为哲学家和政治家是他这项行业的产物?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其中之一方面与知识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和他们的独立性有关。
知识水平的问题以及鞋匠广为人知的对书本和阅读的喜好是难以解释的现象，因为这个行业的性质和印刷工不同，并没有什么地方会让人想到它和白纸黑字有职业上的关联。容我们在此做大胆的臆测，他们在皮革方面的技艺使得人们经常要求他们帮忙装订或修补书本，而且有时候他们的摊位就毗邻着书贩的摊位，不过，似乎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这项猜测。
此外，就我们所能够了解的，熟练职工的习俗与传统中并未强调甚至隐含一种对阅读方面的特殊兴趣。虽然每一位歌剧的爱好者都晓得，纽伦堡的鞋匠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是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Meistersinger)中最著名的角色，不过并未有证据显示，在那些爱好诗歌的工匠中，鞋匠占有特别高的比例。在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化之前，鞋匠和书本不会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因为在此之前，书籍对穷人来说几乎是难以直接取得的。鞋匠的职业习俗之一般性质表明，这些习俗绝大部分在该时期就已形成。当然，可能有人会认为，一旦书籍变得容易获取，它们自然会吸引一门热衷于思辨与讨论的职业。话虽如此，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或许，制鞋业相对原始的劳动分工使得或是迫使大批鞋匠完全一个人工作。梅休（Mayhew)推测，“让鞋匠发展出内在智谋的是他们在工作时的孤寂状态”，这一点解释了他们何以是“一群坚韧不拔、不肯妥协与长于思考的人”。当然，四处流动的鞋匠是孤零零的工人。不过，即使是在作坊里，孤独的鞋匠仍是典型的形象。在一八八二年的德国，有三分之二的鞋匠完全没有雇用助手。
尽管如此，即使是单个的鞋匠也不会在文化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他们可能在一个小型作坊接受训练。匠师（master）再加上几名职工还有一两名学徒，以及匠师的妻子，这些人似乎构成了工匠作坊的理想形式。在十九世纪德国最传统的地区，学徒和职工的平均比例只有二点四或二点六。然而，职工的快速流动会开阔匠师和学徒的视野，职工是出名的长时间旅行者。一位德国史瓦比亚（Swabian)地区的乡村鞋匠描述了当他还是学徒时，这些职工对他的影响：“职工之中有许多行万里路的聪明人。在耳濡目染之下，我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而他在完成学徒训练与成为一个小匠师和活跃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依次在十五
个不同地方的十七个工场工作。以德国耶拿（Jena）当地的情形为例，倘若职工在一间作坊平均只停留半年的话，一位典型的学徒在他三年的训练过程中将有机会和大约十五名阅历丰富的职工有密切的接触，而典型的游方职工所接触的对象则来得更多。
职工们不仅会在作坊中接触到其他职工，还会在旅途中以及小酒馆里遭遇，这些小酒馆对他们来说具有职业介绍所（house of call)的功能，职工们可以在此找到工作和获得救济，而且是以一种高度仪式化的形式来进行。一般来说，有许多场合可以讨论关于行业的问题、白天的新闻以及散播信息。在比较大的城市里，鞋匠就如同大多数其他的手工业者，可能集中在那些专供鞋匠生活与工作的街坊巷弄。不论是都市或乡村，这一行业在市场制鞋的中心都不会只是形单影只。因为鞋匠的工作不占什么空间，几个半无产阶级的外做工（outworker)或是寒酸的匠师（garret-master)可以一起共用一个作坊。浸淫在这门“高贵的行业”的文化中一段时间后，即使最孤寂的鞋匠或许也会被社会化。
彼得·柏克（Peter Burke)近来在描述“鞋匠文化”时，认为它是一种比任何其他行业的文化来得顽强、仅次于织工的文化，这种文化非常显著而且历久不衰。例如在苏格兰，它的天主教守护神在加尔文宗教改革后还存留下来，被称为“克里斯平王”（King Crispin);在英格兰，圣克里斯平日一直到十九世纪都还被当作是鞋匠的节日来庆祝，而且通常伴有行业成员的列队游行；或是职工为了政治目的而再度复兴这个节日，像是一八一三年诺威奇的情形。一直到该世纪末，某些淳朴的乡村地区仍记得这个节日或是将它保留下来。在英格兰，一些有组织的行会和同业公会提早地没落，更让此节日的幸存益发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在这一行业的正式或非正式传统中，似乎找不到特别将鞋匠与其追求知识的精神或激进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事物。他们对这个行业引以为傲，这大部分是基于这个行业不论对贫贱贵富或男女老少来说都不可或缺。这一点是关于职工鞋匠之歌曲最常见的主题。他们强调独立，特别是职工的独立，这可由鞋匠自我控制其工作与休闲时间来证明——他能够选择庆祝圣周一（Saint Monday）或是其他节日。因为社交的休闲活动与饮酒是不可分离的，他们也强调饮酒，人们在酒酣耳热之际赞颂鞋匠这个行业，同时产生了其他酒馆文化的副产品，像是以决斗来解决争议。“到马车夫和鞋匠饮酒之处去寻找最好的啤酒。”一句波兰的谚语如此说道。约翰·内斯特罗伊（Johann Nestroy)在他的滑稽剧《流浪汉》（Lumpazivagabundus)（一八三六年)中，让剧中情节随着三名职工鞋匠的命运一路发展，他让鞋匠在剧中既是业余的天文学家（他对彗星的兴趣可能是由阅读历书所启发)又是引人侧目的聒噪酒徒。不过这些并未特别和知识活动有所关联。
或许，对这个行业的知识活动最为貌似可信的解释来自以下事实：鞋匠的工作需要久坐而且比较无须耗费体力。对农村的男性来说，它可能是最不费劲的工作。结果，身材瘦小羸弱或是有肢体缺陷的孩童习惯上就加入了这个行业。这样的例子包括有神秘主义者雅各布·波墨；还有《农夫主子》（The Farmer’s Boy）的作者罗伯特·布卢姆菲尔德（Robert Bloomfield)；稍后担任《每季评论》（Quarterly Review）编辑的威廉·吉福德（William Gifford)，他原先“被要求去犁地”，但是“很快就发现身体过于虚弱，无法负荷这项费力的
工作”；除此之外，还包括像“贫民儿童免费学校”（Ragged School)的先驱约翰·庞兹（John Pounds)，他在遭逢意外残废之后，脱离了原本造船工人的职业，摇身一变为鞋匠；约翰·洛布（John Lobb)，他是一家著名公司的创办人，这家位于圣詹姆斯（St James)的公司现今依然存在，当然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的洛兹（Loitz)地区，“那些会将一生奉献给这个行业的人，几乎都是身染残疾或者是不适合农业与工业劳动的人”。因此，那些无法靠着自身手艺平衡收支的乡村鞋匠（好比在德国石勒苏益格州［Schleswig］海德镇［Heide］的情形)往往会再找一份兼差的工作，像是担任守更人、学校管理员、信差、侍者、市镇的叫卖小贩、牧师的助理或助理邮差以及街道清洁工等。一八一三年，美国海军的征募令上强调，他们要招募那些“身强体壮的干练之士。缺乏经验的人可以充当海员。但是绝不招收裁缝、鞋匠或黑人，因为这些人惯常从事的职业很少会让他们具备强健的体魄”。
拉马齐尼（Bernardino Ramazzini)曾经提到，在意大利的制鞋业和裁缝业中有一定数量的残疾鞋匠与裁缝(“弯腰的，驼背的，瘸脚的”)。然而，和裁缝不同的是，鞋匠和身体羸弱者的关联并非人尽皆知，这项观察在十九世纪英国职业伤亡的统计资料中获得了证实。另外，瘸脚的鞋匠早在拉丁语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的作品中便有记载。屡屡可见乡村鞋匠将其职业与农业活动结合起来，这一点或许在这里值得一提。然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选择进入这个行业的是那些无法在传统价值的体力活动上和同年龄者竞争的孩童。这一点可能提供了他们获取其他方面声望的诱因。
他们的工作大部分带有半常规化的性质，让他们能够兼顾思考、观看与交谈，这或许表明了他们有选择智力活动的余地。就如同其他类似的行业（好比裁缝和雪茄工人），在比较大型的作坊里一起工作的鞋匠发展出一种“朗读人”的制度，大伙轮流大声朗诵报纸或书本内容，或是雇用一名老兵来朗读，或是由最年轻的小老弟义务拿起报纸来朗读（小有名气的鞋匠——诗人乔治·布卢姆菲尔德［George Bloomfield］不无道理地指出，这一点“让那些说‘鞋匠是政治家’的人可以在惊叹之余找到解答”）。市镇里有若干像这样安静的与不耗体力的室内工作，不过很难想象在乡村里有什么其他的职业是如此——当然不会是铁匠或是车轮修造工。
职是之故，鞋匠的工作得以一边干活，一边思考与讨论；他在工作时经常处于孤立的状态，使得他依赖智力活动来自我排遣；这一行业所挑选的新血可能有一股想要弥补他们身体缺憾的动力；学徒的训练和职工的长途跋涉让他接触到这个行业的文化，也让他看到更广大世界的文化与政治。我们或许可以补充一点，和其他行业相较之下，鞋匠轻便的谋生工具，确实让他更容易随身携带书本——这项事实得到若干证据的支持。我们无法确定，以上的说明是否能够作为鞋匠嗜好书籍的一种充分的、可检验的解释。尽管如此，有三件事是确信无疑的。
首先，如同我们即将发现的，比较有文化修养的鞋匠广泛地分布在大多是文盲人口的乡村或小镇的环境，这让他们显得很不寻常，他们在那里可能成为非官方的文书或劳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会遇到多少竞争。其次，鞋匠作为知识分子与激进分子的流行形象一旦确立(毋庸置疑，它确实存在)，它必然会以几种方式影响现实。每当有鞋匠符合该角色，他就会加强公众的期待。结果，鞋匠的行为举止若是符合这种角色，就可能会被更加注意、记录而且被加以评论。这种流行的形象可能吸引了那些具有文学或哲学品味以及对政治感兴趣的年轻人，或者反之，那些和涉猎哲学的激进鞋匠接触的少年可能会对这些事物滋生兴趣。最后，这个行业的文化可能会让它的从业者产生某些特性，不仅是因为物质条件有利于此，还由于这个行业的道德风俗并不会对此有所阻碍。在许多行业，一个“读书人”会因为他的品位而遭受贬损或是受到嘲讽。而这样的人在鞋匠之中比较容易被接受，因为这类行为和鞋匠团体的规范并不相悖。
显然，鞋匠的独立性格和其行业的物质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同时由此造就其成为乡村政治家的能力。除此之外，这个行业的卑微地位以及其从业者的相对贫穷也有助于解释它的激进活动，至少十九世纪的情况大抵如此。
这两项特点具有相互联系的关系。这个行业基本上是建立在皮革的处理上，它的准备工作（脱皮、清洗、鞣皮等）是嘈杂与污秽的，因而通常是由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或流离失所的人来从事这些工作（好比在印度与日本的情形）。鞋匠和制革工人在出身方面有紧密的关联，因为鞋匠经常鞣制他们自己需要的皮革，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波美拉尼西亚洛兹地区的鞋匠仍然从事这样的工作。在莱比锡（Leipzig)，制革工人与鞋匠最早的时候组成单一的行会。鞋匠卑微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在古代经常受到的蔑视——至少是遭到作家的轻视——或许有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和“污秽”的关联或是人们对此的记忆。相反，认为这个行业（它强调它不可或缺与高贵的性质）出于憎恨而倾向于激进活动，这种想法并非没有道理。的确，一种地位卑微的元素似乎一直都存在，这可能是受到鞋匠有身体缺陷的名声所影响，也可能是造成这种名声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十九世纪晚期，一位作者还以下列笔法来描写这个传统的（前工厂时期）行业：“作为一个阶级……一般的鞋匠在其习惯与个人方面既不干净也不整洁，人们蔑视这种职业，认为它是低等的社会位阶之一：这项职业适合招收那些济贫院收容的男童来当学徒。”
尤有甚者，因为当鞋匠学徒所需的费用低廉，那些没有办法让小孩进入一个前景看好、入行门槛高的（所花的代价也比较昂贵）行业的家庭，可以凑齐学习制鞋所需的学费。诚然，鞋匠这门行业与贫穷的关联也是众所周知的现象。“所有的鞋匠都打赤脚。”一句犹太人的谚语如此说道。“鞋匠老是穿着破鞋烂靴。”在汉堡（Hamburg)地区，一道以“鞋匠派”命名的食物事实上是一种残羹剩饭的混合物。
独立与贫穷共同存在于这个行业，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它特有的无所不在。它很早的时候就在市镇与乡村组织起来，至少在温带地区是如此。在温带地区，大家很久以前就晓得，要制作户外的工作鞋，“没有什么材质比皮革”来得更加坚韧。鞋匠通常出身寒微，他的顾客也包括了一大群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和许多其他制造与修补的工作不同，皮制鞋靴的制造与修补需要某种专门技术。在十九世纪末，仍有专门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农庄游走、招揽生意的鞋匠（Strschuster），他们以农民所提供的兽皮和皮革来制作与修补一年的鞋靴。因此，制鞋匠和补鞋匠不仅是一个很早就组织起来的行业（在英国和德国最早有记载的手工业行会之中，鞋匠名列其中），而且也是在市镇与乡村里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行业之一。不论在十八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e)，或是在十九世纪智利的瓦尔帕莱索（Valparaso)，他们在人数上都超过所有其他行业。在一八〇〇年的普鲁士(Prussia)，情形也大致如此（其次是裁缝和铁匠)。一七七一年，鞋匠在巴伐利亚（Bavaria)的人数仅次于织工，但是在市集村庄他们的人数则居于首位，紧接其后的是酿酒工人和织工。一七四九年，在荷兰菲仕兰(Friesland)的乡村地区，每一千名当地居民中有五点七九个鞋匠，相较之下有四点五三个织工，四点四八个木匠，三点七个面包师傅，二点零八个铁匠，一点七六个神职人员，一点五一个客栈老板，一点四五个裁缝；在所有的村落当中，有百分之五十四的村落可以找到鞋匠，木匠则是百分之五十二，铁匠是百分之四十，客栈老板是百分之三十二。有一点似乎很清楚，人们发现，和其他专业的手工业者与服务业者相较，生活周遭缺乏专业的制鞋匠和补鞋匠会更加不便。
虽然鞋匠这门行业涵括了多种技艺和专门技术，它在技术与劳动分工上依然处于相当原始的状态，同时它提供的是性质大抵相同的产品，这让它得以作为一门单一的手工业延续下来。它不像金属加工业般，不断地分化为个别的专业手艺，这类现象在中世纪的行会经济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大体来说，一旦这个行业和制革工人、皮革商贩以及其他的原料生产者与供应者分离，它主要的内部分化就是源于商业方面的因素，即鞋匠和鞋商（不论这些商人是否也制鞋)的分别。此外，还存在一种分工方式，即有些人制鞋，另一些人则仅修补鞋靴，因而有许多不同的界定方式——制鞋匠（cordwainer)和补鞋匠（法语的savetiers，德语的Flickschuster，意大利语的ciabattino)，虽然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即这些商人基本上是从制鞋匠中逐渐产生。鞋靴的生产者和修补者的分离有时候会制度化为个别的行会，虽然补鞋匠的行会要让自己完全从制鞋匠的掌控下解放出来或是保持存活有所困难。
修补鞋靴（Cobbing)的地位显然比制鞋要低，同时“Cobbing”这个词语（在英语的用法中)被用来指称那些品质拙劣的产品。尽管如此，二者之间的界限确实是而且必然是模糊含混的，特别是在那些需求相当稳定、不过却面临市镇中日益增长的供给的时代与地区（如十八世纪的德国)。除了少数人以外，光靠制鞋来维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事实上，人们假定做鞋的人也会做些修补鞋靴的活儿。因此，一个匠师若是要达到一份“体面的”收入（一年九十一个金盾［gulden］），据称（无疑是略嫌夸张的说法）“每天得做一双新鞋或三只鞋，同时还要做些修补的工作，除此之外还要指望顾客的酬赏”。因此，到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这两个字眼在英语中似乎已经可以交互使用，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须感到诧异。在法语中，“cordonnier”这个词同时意指制鞋者和修补者，犹如“Schuster”在流行的德语用法中一般，虽然德语有一种使用更高级的“Schuhmacher”来取而代之的趋势。的确，在那些受到行会严厉控制的城市以外的地方——这种控制力量正逐渐地减弱——要严格地区分鞋靴的制造与修补的工作怎么可能？
对专业的制鞋匠和补鞋匠的广泛需求使得城市无法垄断这个行业。乡村的补鞋业几乎不可能被禁止。虽然乡间补鞋业免于（无疑是必然的情形）行会的控制同时不受资格所限，不过它几乎总是得拜师学艺。在大规模的生产与销售兴起之前，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地方的补鞋匠同时也提供地方上对鞋靴的需求，尤其是粗制的工作用鞋靴。所以，在受到行会控制的城市里，那些苦无机会成为匠师的职工可能宁愿在某些乡村或乡镇里开业。的确，一直到十九世纪，仍有人注意到这种现象在德国有渐增的趋势。一八四〇年，萨克森州（Saxony)最终解除了对乡村制鞋匠的禁令，每个乡村允许有一名制鞋师傅(学徒)，于是该地区顿时出现了大量的乡村鞋匠。我们可以推测，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过是换了个正式头衔。
另外，倘若最熟练、最专业的制鞋匠和最平庸的补鞋匠之间没有明确的划分，那么这个行业的庞大数量暗示，其中必定有相当高比例是属于收入甚微的从业者，他们无法光凭其技艺维生，尤其当他们从事的是无利可图的修补鞋靴的工作——德国的乡村补鞋匠或许从修补的工作中赚取一半的收入。很难找到前工业化时期的数据来佐证上述说法，不过一份对十九世纪史瓦比亚村庄所做的估算显示，由于需求不足的缘故，当地的制鞋匠平均一年顶多做七双鞋。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份工作不过是作为贴补收入之用，甚至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从事这项工作。因此，制鞋业是穷人的行业这种说法有了一个充分的基础，虽然我们还不太清楚它人数过多的原因。或许有一部分可以用其基本谋生工具的价廉以及可以在家里从事这项工作来解释。这可能也是因为以下事实：鞋匠是从外部来补充征募新成员，即从手工业者及其家庭之外吸收“新血液”。印刷匠和玻璃工人将其行业之“新血液”的来源限制在儿子、亲戚与少数特许的圈外人；鞋匠很少是如此。结果，鞋匠几乎无法控制入行的资格限制，也无法调节他们行业的大小，因此造成从业人数的过度饱和。
因而，这个行业远非是同质的。不过，只要它基本上还是一门手工的工匠行业，其内部的劳动分工就会是不明确的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一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家用缝纫机仍未能进入这一行业。所以，就如同工匠兼共产党员威廉·魏特林（Wilhelm Wditing)所做的观察，虽然鞋匠和裁缝一样，在其中有“贵族”或占有优势的部门（例如，城市里的高级定制行业），不过就整体来说，这个行业并未在需要手艺的行业位阶中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因为两者——尤其是鞋匠——的数量非常多，因而包含相当高比例的勉强凑合的从业者与穷困潦倒的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有数百名熟练工匠来到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打算申请居留许可，这当中至少有百分之十四点七（这当中有百分之十七来自波西米亚地区)是鞋匠，接着是占百分之十（其中百分之十四点六是波西米亚人）的裁缝以及百分之八点三（其中百分之九点一是波西米亚人）的细木工。
乡村鞋匠是一门自行经营的行业。他的生意不需要太多的资金。他的维生工具价格低廉、重量轻盈同时还可随身携带，他所要求的仅仅是一小块能让他工作与生活的栖身之处，最糟糕的情况是生活与工作都在同一个屋檐下。虽然这些条件让他有很大的流动性，不过并未使他和其他一些手工业有所区别。真正凸显鞋匠特性的地方在于，他的工作性质让他得以接触大批底层人民，以及他无须仰赖那些老顾客、豪门巨富与雇主。农民仰赖地主，车轮制造工和建筑工人要靠农人与富商巨贾下的订单维持生计。裁缝为有钱人效劳，因为穷人自己做自己的衣服。鞋匠也供富人差使，因为这些有钱人需要他，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主要的顾客来源还是穷人，因为穷人同样少不了他。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即使关于穷人对于皮制鞋靴的实际使用情形，我们所知甚少，不过和我们当前富裕的年代相比，前者必然来得更加有限。的确，有证据显示，到了十九世纪晚期，比较富裕的乡村居民开始到店铺购买其他地方所生产的鞋靴时，即使不是高级的定制鞋靴，乡村的鞋匠变得日益仰赖老客户的回头，这些人需要穿的是供户外劳动用的坚韧鞋靴。
因此，鞋匠可以表达意见而无须冒着失去工作或是客户的风险，假若他拥有精湛的手艺，他甚至不用担心会失去那些体面的顾客。此外，鞋匠和他的顾客是通过信赖感而紧密联结的。这部分是因为这些顾客很可能是他的债务人，因为农场工人——或许还包括佃农——只有在他们收到一次付清的款项时方有能力付款，例如，在收割之后（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付款日是在圣克里斯平日，也就是十月二十五日)这种农业活动的节奏和圣克里斯平日定在十月二十五日两者之间是否有所关联?或是介于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Whitsun）之间，即年度雇佣契约更新之际。鞋匠必须相信他的顾客，但是顾客没有理由不信任鞋匠。那些和穷人打交道的人，像磨坊主、面包师傅，甚至是酒馆老板，这些人可能会缺斤少两或是偷工减料，而无论是鞋匠所生产的新鞋还是所修补的旧鞋，它们的良莠都可以当下立判，品质的差异几乎多半归因于技艺方面的因素，而非诈骗。鞋匠因此得以表达他的意见，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
鞋匠发表的意见往往带有异端与民主的色彩，这一点应该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因为乡村鞋匠的生活贴近穷人的世界，而非富人与当权者。他对等级制度与正式组织不感兴趣。在他的行业里很难发现这一类的制度性安排，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对行会的管制或是同业的规约不予理会。他晓得独立的价值，同时有许多机会和他的顾客比较相对的自主性。我们很难断定，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善于表达独立观点的能力局限于一小部分相对比较成功的少数鞋匠，而非大多数收入甚微的打零工补鞋匠，因为很难或者说不可能收集到这个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激进分子样本。对此问题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然而，在十八世纪晚期与十九世纪初期的特定脉络中，我们很自然地发现，那些激进的鞋匠阅读柯贝特的著作，这位作者在书中大声疾呼，反对小手艺人的消失殆尽，他同时谴责了以“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来取代“师傅和伙计的关系”的社会制度，他认为，后者代表的是一种“人人皆各安其位、自由自在”的社会关系。同样，鞋匠们出现在无套裤汉（sansculottes)以及稍后的无政府主义的行列之中，也不足为奇。在所有这些例子当中，乡村鞋匠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强调适度的财产、辛勤的工作与独立是解决不公与贫穷问题的方法。
这种论点的大部分或许也适用于其他的乡村工匠。但是在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工作环境的因素，比方说，铁匠的作坊喧嚷嘈杂，让他难以在工作时和他人交谈，而鞋匠的工作场所对传递城市的理念以及发起行动而言则相当适合。就此目的来看，他在乡村的作坊正是一理想的场所，让那些在多数时间独自工作、不过能言善道的鞋匠能够在客人面前高谈阔论，而且可以一边工作一边交谈。乡村鞋匠即使并未兼任教区执事或是其他市镇的职务，他的眼睛还是会盯着街道，晓得村子里发生什么事情。此外，他们位于乡村与小城镇的安静的作坊是仅次于小酒馆的社交中心，全天候开放，供人交谈。无怪乎在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四年之间，法国的乡村鞋匠和小酒馆老板的“真正职业似乎是发动革命” 。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强调：
鞋匠所扮演的角色就有如乡村的革命分子，那些在一七九三年夏季的革命浪潮中就任乡镇长或是担任监督委员会首脑的鞋匠，带领少数的无套裤汉反对权势人物(les gros)……那些张贴在乡间地带“需要缴械的恐怖分子”的名单里，鞋匠占了其中的多数，在此，我们看到一个无可否认的社会现象。
当然，补鞋匠的作坊与小酒馆在作为集会场所上有一个重要的差别。男人成群结伙地聚在一起饮酒，但是在补鞋匠作坊里则是三三两两。小酒馆只适合成年的男性，但是妇女和孩童却有机会来接近鞋匠这样的乡村知识分子。鞋匠竟在这么多的乡村和小镇生活中扮演了教育者的角色!因此，霍恩（Hone)在他的《每日之书》（Every-Day Book)中回忆道：“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一位真诚的长者帮我修补鞋子，充实我的心灵……我的这位补鞋匠朋友虽然不是一位形而上学者，不过他热衷于反复思考‘因果关系’。”他把“放在座位底下抽屉的书本……连同他那门‘高贵的手艺’所使用的工具”借给了孩童。迟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位日后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历史学家的孩童，也是在补鞋匠的作坊里首度接受政治的洗礼，这个作坊位于他的祖国罗马尼亚的一个小乡镇。
因此，鞋匠在乡村的知识生活与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他具有读写能力，能说善道，消息比别人来得灵通，能够独立思考，有时候也能在经济上自主，至少在他所生活的乡村地区来说是如此。他经常在最容易发生群众动员的场所现身：在乡村的街道上，在市场、集市以及宗教节日。我们还无法确定，这是否足以解释他经常扮演群众领导者的角色。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我们发现鞋匠偶尔扮演这种角色时，几乎不会感到讶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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