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拉斯贵兹与里贝拉绘画风格比较

  摘要:里贝拉与委拉斯贵兹都是西班牙历史上的伟大画家,他们生活的年代相同,作品中都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虽然他们艺术风格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他们绘画特征中都有着共同的通俗化趣味。本文试图分别通过他们的几幅代表性作品的赏析,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阐释。   关键词:委拉斯贵兹;里贝拉;现实主义;通俗化趣味      里贝拉与委拉斯贵兹同为西班牙历史上的伟大画家。在此,我不想再重述美术史上的套话,去介绍一些关于他们生平的繁缛细节。只是试图通过对他们的几幅代表作品的赏析,来分别比较一下他们绘画特征中共同的通俗化趣味但又各有不同的艺术特点的问题。   首先来分析委拉斯贵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和其另一幅送代表作《宫娥》。   1648年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为了建造一座新的宫廷画廊,任命委拉斯贵兹为画廊建筑的工程监督。为了丰富画廊的收藏以供展览,委拉斯贵兹奉命赴意大利收集一流画家的作品。在罗马期间,他应教皇英诺森十世的请求,为他画了一幅肖像画。在这幅世界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中,教皇正襟危坐在华丽的椅上。身子稍向左侧,微皱的眉宇下,一双斜视的眼睛目光严厉。长长的脸型,肥大的略带鹰钩形的鼻子。紧闭的嘴边留着稀疏的胡须,这是一个性格严酷,略带贪婪,凶狠中又含有狡诈的教皇形象。画家形象地再现了他的性格特征,既表现了此人的凶狠和狡猾,又表现了这个七十六岁老头子精神上的虚弱。画面上的教皇,尽管脸上流露出一刹那坚强有力的神情,但是他放在椅上的两只手都显得分外软弱无力。画家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富有个性,从而给观众增加了很多的联想。这幅画的技巧也十分卓越,发光的红色僧帽,鲜血般殷红的披肩以及暗红色的背景和天鹅绒帷幕构成的火红暖色调,表现了一种特有的宗教气氛,红色与白色法衣形成了诱人的色彩对比。整个画面显得沉厚而有金碧辉煌,色调丰富和谐,特点是人物脸上的每一道笔触,给人一种真实生动而又绝妙的感觉。据说教皇看了这幅画后,几乎惊讶又不安地说了一句“画得太像了!”。这幅肖像画是委拉斯贵兹的代表作,后世许多著名画家都对它推崇备至,奉为绘画“典范”。俄国的苏里科夫称赞说“这一切都很完美,技巧、形式、色调,每一部分都使人惊奇……这是一个活的人,这是所有过去绘画中高于一切的绘画。”   委拉斯贵兹的大量肖像画都坚持写实原则,并且注重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1651~1660年是他生活的最后10年,由于当局在对他授勋问题上有争论,使他情绪极不愉快,但仍创作了不少好作品。代表作《宫娥》和《纺织女》,被认为是17世纪欧洲少见的现实主义代表作,也证明他虽然长期担任宫廷画家,但始终未失去平民的本色。   原名为《菲利普四世一家》(The Family of Philip IV )的《宫娥》是委拉斯凯兹的另一幅登峰之作,是高度自觉的作品,展示出绘画所能呈现的极限。可能是画板画所能达到的最佳注解。在17世纪末,一位意大利画家称之为“绘画的神学”(theology of painting )而他确实是一幅“描述绘画的绘画”(a painting about painting )。画面中央是菲利普四世与其第二任太太的女儿――5岁大的玛格丽塔。菲利普夫妇的身影则映在背景处的镜子里。玛格丽塔由两位宫女陪伴,这也是画名的由来。两位宫廷小丑站在一只沉重的大型犬后边。一位侍女和男性官员正在交谈,一位皇后的侍从站在房间尽头的通道上。委拉斯凯兹本人则手持调色板和画笔站在巨型画板旁边。这幅史无前例的画作,在通常为正式肖像画和历史画所使用的。全幅画板上记录了宫廷生活中平常的一个瞬间。但是在这看似在镜子中攫取的瞬间背后,却隐含了某些意义。   首先《宫女》这幅画展示了画家让事件静止在某一瞬间的独特能力,将生活再现,宛如发生在我们眼前。人物看似随意的排列,以及画家超然、与其他人物无涉的态度,呈现出类似快照的效果。事实上,只有伟大和精湛的技巧,才可能创造出如此令人信服的幻觉。同样的,在描绘难看的侏儒时全然冷静的记录手法,更让观者感受到玛格丽塔和宫女的美丽。另外镜子里模糊的反射,以及墙上模糊的画作的对照中,也衬托出人物的自然主义成分。而画家出现在画中,则使人想起《唐吉珂德》这部描写旅途中对照各种现实的小说。但在这幅伟大的幻觉作品中,并没有不自然和假象(trompe l’oeil)视觉上的错觉。委拉斯贵兹处理绘画的手法非常自由,在《宫娥》这幅画中画家使用了一种技巧:将人物分解为几笔涂抹的颜料。他也运用长的画笔,使得他能站在画板的后面,衡量整体空间的效果。这个空间中的光源来自右边墙上的窗户、门口、以及最重要的画板前方的位置,也就是国王夫妇理论上所站的位置。这三处光源形成了粗糙而类似舞台效果的阴影。此外,长方形的绘画空间,让人感觉到人物是偶然凑在一起,而非经过刻意的安排。绘画效果的统一并非借由画中人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他们与观者之间的关系。当观者站在显然是国王夫妇(它们的影像在镜子中反映出)所站的位置时被划进作品中而成为画作的一部分,就像同时期的另一件截然不同的作品,贝尼尼的罗马圣玛利维塔莱教堂的礼拜堂中,祷告者所感受的一样。   《宫娥》的第二个主题是绘画作为自由艺术,以及随之延伸的艺术家的地位。委拉斯贵兹在创作时,非常注重后者的问题,因为当时他正寻求成为骑士团的资格,以便晋升成为贵族阶级。之前所有靠手工劳力的画家,都被摒除在贵族阶级之外。因此,艺术是否属于“自由艺术”还是只是“工艺”,这个问题就变得相当重要。绘画若成为“自由艺术”可以带来相当实际的好处,例如可以免除纳税和兵役。有许多人支持画家们的主张,其中包括著名的剧作家洛佩•德•维加(Lope de Vage ,1562―1635年)。因此这幅画也被视为对这场论战的声援。例如,在画面房间墙上的两幅画,就是模仿成为贵族的画家鲁本斯说明艺术神圣的参与的画作。而最重要的是,委拉斯贵兹将自己描绘成为宫廷官员,并在腰带上画上自己的官阶――一只钥匙。事实上,委拉斯贵兹在两年后才成为西班牙的贵族阶级――圣詹姆士(S Iago),他胸前的十字是经过国王的允许才画上去的(一说是国王亲自画上去的)。   自16世纪以来,西班牙几乎每一时期都有名震画坛的艺术大师诞生。委拉斯贵兹则是其中的一颗熠熠发光的明星。在他的故乡塞利维亚,树立着一座雕塑,基座上刻着“纪念真实的画家”。委拉斯贵兹被称为真实的画家,一位坚持真理的艺术大师,在美术史上还从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把生活的真实提高到如此的高度。这不是生活表面的如实反映,而是充满生机的对整个生活的如实反映。作为西班牙国王的宫廷画家,他虽屈居人下,听从指派,但他始终保持人格的尊严,作品中充满着刚正不阿的正气,他的艺术最可贵之处在于不加评论的记录亲眼所见的事物。他没有强烈的宗教情绪,也不借助于想象,在画布上只画下真实可信的形象。正如有人这样形容“是像一个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目睹这一艘沉船的人那样观察,并真实地记录下了人类的痛苦”。   对于胡塞•里贝拉(1591-1652)艺术的具体师承的研究,可以列举的前辈画家有意大利的卡拉奇(1560--1609)、柯勒乔(1489/94--1534),特别是卡拉瓦乔(1560--1609)。由于时代限制,他画的题材大多数离不开宗教内容,但他的宗教画已经完全淡化了宗教的内涵,仅具有一种象征性。   《圣•伊涅莎》(又名《圣•艾格尼丝》)是其代表作之一,此画取材于基督教传说。圣•伊涅莎是罗马时代的女基督徒,大约生于公元304年,据民间传说,伊涅莎长的优秀貌美,13岁时他自称除基督外别无所爱,也矢志不嫁。后遭到求婚者的陷害,被指控为异教徒。在那个时代,基督教被视为非法宗教,当局把她投入监狱,后又卖入娼门以示惩罚。画面上表现的是圣•伊涅莎被投入监牢时的情景,被剥光衣服的圣•伊涅莎虔诚的跪在地上默默地向上帝祈祷。突然间,神遣天使降下圣衣,把她赤裸的身子遮裹住,画家设计了一个优美的跪姿,着重刻画了这位圣徒的忠贞刚烈和抵抗邪恶势力的意志。画家把视平线略加提高,使这个形象更加显得庄重和肃穆。借用民间流传的这一所谓圣迹的故事以揭示一个历史上令人起敬的烈女的性格。在她身上所反映的已不是某一宗教情感,而是几百年来西班牙人民所具有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画家是照着自己的女儿安娜的形象来画圣•伊涅莎的。此画凝聚了画家全部的热情。人物形象画的也十分传神,整幅画,朴实有力,人物形象自然,毫不造作,明暗关系强烈,用色粗犷但却柔美。这幅画可算是里贝拉所有创作中少有的抒情作品。   《瘸腿男孩》同样是一幅出色的肖像画。画中的流浪儿正踯躅在容的脸正面对着观众,两腿由于残疾而短了半截,一双沾满污泥的赤脚显示流浪生活的凄凉孤苦。他手持的纸片上写道:“可怜可怜我吧!看在上帝的份上。”从人物形象的刻画和纸上题词都表明了画家对下层人民有着深切的怜悯心。这幅画的背景是明净的天空和村落。在这样美的环境下更鲜明地衬托出人物不幸的命运。这幅画画的是一位为世所鄙夷的渺小人物,但在艺术上却有深厚的警示性。   里贝拉的艺术形象多来自民间生活,笔下的人物很有特色。表现技巧娴熟,用笔用色都颇有力度。常以粗笔触显示宽大和豪放,气势非凡。他一生中虽创作了不少宗教题材的作品,但实际描绘的却是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物形象。他并没有美化它们的外形,而是在照着生活中原来的样子如实地去刻画,把这些人的朴素、善良的品质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揭示出来。尤其他对女性的形象有它特殊的审美倾向,学院派的一些画家把他贬为“强盗和凶人画家”,这样的诬蔑和诽谤一点也无损于他的伟大,反而更好地说明了他与学院派艺术家们的世界观、审美趣味的不同。里贝拉和卡拉瓦乔一样,走的是一条面向社会底层,面向时代的艺术创作道路。   通过上面对二人的画作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可以较为明晰地看出,里贝拉和委拉斯贵兹同样走的是一条写实性的绘画风格的道路,但二人的具体特点又差别明显。委拉斯贵兹的绘画写实是在努力的保持绘画题材原貌的客观真实性。并且委拉斯贵兹是以绘制卡拉瓦乔风格的表现百姓日常生活的风俗画开始其创作生涯的如《煎鸡蛋的老妇人》。而里贝拉的绘画特点则是题材的平民化,风俗化。他更多地去关注一些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而这其中原因我想是受二者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的不同所制约吧。      参考文献:   [1]贡布里希,范景中译. 艺术发展史,天津美术出版社,1998.   [2]沃尔夫林,潘耀昌译. 艺术风格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沃尔夫林,沈莹译. 文艺复兴与巴洛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欧阳英,潘耀昌. 外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   刘丽莉,中国美术学院硕士,现为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学

  摘要:里贝拉与委拉斯贵兹都是西班牙历史上的伟大画家,他们生活的年代相同,作品中都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虽然他们艺术风格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他们绘画特征中都有着共同的通俗化趣味。本文试图分别通过他们的几幅代表性作品的赏析,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阐释。   关键词:委拉斯贵兹;里贝拉;现实主义;通俗化趣味      里贝拉与委拉斯贵兹同为西班牙历史上的伟大画家。在此,我不想再重述美术史上的套话,去介绍一些关于他们生平的繁缛细节。只是试图通过对他们的几幅代表作品的赏析,来分别比较一下他们绘画特征中共同的通俗化趣味但又各有不同的艺术特点的问题。   首先来分析委拉斯贵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和其另一幅送代表作《宫娥》。   1648年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为了建造一座新的宫廷画廊,任命委拉斯贵兹为画廊建筑的工程监督。为了丰富画廊的收藏以供展览,委拉斯贵兹奉命赴意大利收集一流画家的作品。在罗马期间,他应教皇英诺森十世的请求,为他画了一幅肖像画。在这幅世界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中,教皇正襟危坐在华丽的椅上。身子稍向左侧,微皱的眉宇下,一双斜视的眼睛目光严厉。长长的脸型,肥大的略带鹰钩形的鼻子。紧闭的嘴边留着稀疏的胡须,这是一个性格严酷,略带贪婪,凶狠中又含有狡诈的教皇形象。画家形象地再现了他的性格特征,既表现了此人的凶狠和狡猾,又表现了这个七十六岁老头子精神上的虚弱。画面上的教皇,尽管脸上流露出一刹那坚强有力的神情,但是他放在椅上的两只手都显得分外软弱无力。画家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富有个性,从而给观众增加了很多的联想。这幅画的技巧也十分卓越,发光的红色僧帽,鲜血般殷红的披肩以及暗红色的背景和天鹅绒帷幕构成的火红暖色调,表现了一种特有的宗教气氛,红色与白色法衣形成了诱人的色彩对比。整个画面显得沉厚而有金碧辉煌,色调丰富和谐,特点是人物脸上的每一道笔触,给人一种真实生动而又绝妙的感觉。据说教皇看了这幅画后,几乎惊讶又不安地说了一句“画得太像了!”。这幅肖像画是委拉斯贵兹的代表作,后世许多著名画家都对它推崇备至,奉为绘画“典范”。俄国的苏里科夫称赞说“这一切都很完美,技巧、形式、色调,每一部分都使人惊奇……这是一个活的人,这是所有过去绘画中高于一切的绘画。”   委拉斯贵兹的大量肖像画都坚持写实原则,并且注重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1651~1660年是他生活的最后10年,由于当局在对他授勋问题上有争论,使他情绪极不愉快,但仍创作了不少好作品。代表作《宫娥》和《纺织女》,被认为是17世纪欧洲少见的现实主义代表作,也证明他虽然长期担任宫廷画家,但始终未失去平民的本色。   原名为《菲利普四世一家》(The Family of Philip IV )的《宫娥》是委拉斯凯兹的另一幅登峰之作,是高度自觉的作品,展示出绘画所能呈现的极限。可能是画板画所能达到的最佳注解。在17世纪末,一位意大利画家称之为“绘画的神学”(theology of painting )而他确实是一幅“描述绘画的绘画”(a painting about painting )。画面中央是菲利普四世与其第二任太太的女儿――5岁大的玛格丽塔。菲利普夫妇的身影则映在背景处的镜子里。玛格丽塔由两位宫女陪伴,这也是画名的由来。两位宫廷小丑站在一只沉重的大型犬后边。一位侍女和男性官员正在交谈,一位皇后的侍从站在房间尽头的通道上。委拉斯凯兹本人则手持调色板和画笔站在巨型画板旁边。这幅史无前例的画作,在通常为正式肖像画和历史画所使用的。全幅画板上记录了宫廷生活中平常的一个瞬间。但是在这看似在镜子中攫取的瞬间背后,却隐含了某些意义。   首先《宫女》这幅画展示了画家让事件静止在某一瞬间的独特能力,将生活再现,宛如发生在我们眼前。人物看似随意的排列,以及画家超然、与其他人物无涉的态度,呈现出类似快照的效果。事实上,只有伟大和精湛的技巧,才可能创造出如此令人信服的幻觉。同样的,在描绘难看的侏儒时全然冷静的记录手法,更让观者感受到玛格丽塔和宫女的美丽。另外镜子里模糊的反射,以及墙上模糊的画作的对照中,也衬托出人物的自然主义成分。而画家出现在画中,则使人想起《唐吉珂德》这部描写旅途中对照各种现实的小说。但在这幅伟大的幻觉作品中,并没有不自然和假象(trompe l’oeil)视觉上的错觉。委拉斯贵兹处理绘画的手法非常自由,在《宫娥》这幅画中画家使用了一种技巧:将人物分解为几笔涂抹的颜料。他也运用长的画笔,使得他能站在画板的后面,衡量整体空间的效果。这个空间中的光源来自右边墙上的窗户、门口、以及最重要的画板前方的位置,也就是国王夫妇理论上所站的位置。这三处光源形成了粗糙而类似舞台效果的阴影。此外,长方形的绘画空间,让人感觉到人物是偶然凑在一起,而非经过刻意的安排。绘画效果的统一并非借由画中人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他们与观者之间的关系。当观者站在显然是国王夫妇(它们的影像在镜子中反映出)所站的位置时被划进作品中而成为画作的一部分,就像同时期的另一件截然不同的作品,贝尼尼的罗马圣玛利维塔莱教堂的礼拜堂中,祷告者所感受的一样。   《宫娥》的第二个主题是绘画作为自由艺术,以及随之延伸的艺术家的地位。委拉斯贵兹在创作时,非常注重后者的问题,因为当时他正寻求成为骑士团的资格,以便晋升成为贵族阶级。之前所有靠手工劳力的画家,都被摒除在贵族阶级之外。因此,艺术是否属于“自由艺术”还是只是“工艺”,这个问题就变得相当重要。绘画若成为“自由艺术”可以带来相当实际的好处,例如可以免除纳税和兵役。有许多人支持画家们的主张,其中包括著名的剧作家洛佩•德•维加(Lope de Vage ,1562―1635年)。因此这幅画也被视为对这场论战的声援。例如,在画面房间墙上的两幅画,就是模仿成为贵族的画家鲁本斯说明艺术神圣的参与的画作。而最重要的是,委拉斯贵兹将自己描绘成为宫廷官员,并在腰带上画上自己的官阶――一只钥匙。事实上,委拉斯贵兹在两年后才成为西班牙的贵族阶级――圣詹姆士(S Iago),他胸前的十字是经过国王的允许才画上去的(一说是国王亲自画上去的)。   自16世纪以来,西班牙几乎每一时期都有名震画坛的艺术大师诞生。委拉斯贵兹则是其中的一颗熠熠发光的明星。在他的故乡塞利维亚,树立着一座雕塑,基座上刻着“纪念真实的画家”。委拉斯贵兹被称为真实的画家,一位坚持真理的艺术大师,在美术史上还从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把生活的真实提高到如此的高度。这不是生活表面的如实反映,而是充满生机的对整个生活的如实反映。作为西班牙国王的宫廷画家,他虽屈居人下,听从指派,但他始终保持人格的尊严,作品中充满着刚正不阿的正气,他的艺术最可贵之处在于不加评论的记录亲眼所见的事物。他没有强烈的宗教情绪,也不借助于想象,在画布上只画下真实可信的形象。正如有人这样形容“是像一个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目睹这一艘沉船的人那样观察,并真实地记录下了人类的痛苦”。   对于胡塞•里贝拉(1591-1652)艺术的具体师承的研究,可以列举的前辈画家有意大利的卡拉奇(1560--1609)、柯勒乔(1489/94--1534),特别是卡拉瓦乔(1560--1609)。由于时代限制,他画的题材大多数离不开宗教内容,但他的宗教画已经完全淡化了宗教的内涵,仅具有一种象征性。   《圣•伊涅莎》(又名《圣•艾格尼丝》)是其代表作之一,此画取材于基督教传说。圣•伊涅莎是罗马时代的女基督徒,大约生于公元304年,据民间传说,伊涅莎长的优秀貌美,13岁时他自称除基督外别无所爱,也矢志不嫁。后遭到求婚者的陷害,被指控为异教徒。在那个时代,基督教被视为非法宗教,当局把她投入监狱,后又卖入娼门以示惩罚。画面上表现的是圣•伊涅莎被投入监牢时的情景,被剥光衣服的圣•伊涅莎虔诚的跪在地上默默地向上帝祈祷。突然间,神遣天使降下圣衣,把她赤裸的身子遮裹住,画家设计了一个优美的跪姿,着重刻画了这位圣徒的忠贞刚烈和抵抗邪恶势力的意志。画家把视平线略加提高,使这个形象更加显得庄重和肃穆。借用民间流传的这一所谓圣迹的故事以揭示一个历史上令人起敬的烈女的性格。在她身上所反映的已不是某一宗教情感,而是几百年来西班牙人民所具有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画家是照着自己的女儿安娜的形象来画圣•伊涅莎的。此画凝聚了画家全部的热情。人物形象画的也十分传神,整幅画,朴实有力,人物形象自然,毫不造作,明暗关系强烈,用色粗犷但却柔美。这幅画可算是里贝拉所有创作中少有的抒情作品。   《瘸腿男孩》同样是一幅出色的肖像画。画中的流浪儿正踯躅在容的脸正面对着观众,两腿由于残疾而短了半截,一双沾满污泥的赤脚显示流浪生活的凄凉孤苦。他手持的纸片上写道:“可怜可怜我吧!看在上帝的份上。”从人物形象的刻画和纸上题词都表明了画家对下层人民有着深切的怜悯心。这幅画的背景是明净的天空和村落。在这样美的环境下更鲜明地衬托出人物不幸的命运。这幅画画的是一位为世所鄙夷的渺小人物,但在艺术上却有深厚的警示性。   里贝拉的艺术形象多来自民间生活,笔下的人物很有特色。表现技巧娴熟,用笔用色都颇有力度。常以粗笔触显示宽大和豪放,气势非凡。他一生中虽创作了不少宗教题材的作品,但实际描绘的却是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物形象。他并没有美化它们的外形,而是在照着生活中原来的样子如实地去刻画,把这些人的朴素、善良的品质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揭示出来。尤其他对女性的形象有它特殊的审美倾向,学院派的一些画家把他贬为“强盗和凶人画家”,这样的诬蔑和诽谤一点也无损于他的伟大,反而更好地说明了他与学院派艺术家们的世界观、审美趣味的不同。里贝拉和卡拉瓦乔一样,走的是一条面向社会底层,面向时代的艺术创作道路。   通过上面对二人的画作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可以较为明晰地看出,里贝拉和委拉斯贵兹同样走的是一条写实性的绘画风格的道路,但二人的具体特点又差别明显。委拉斯贵兹的绘画写实是在努力的保持绘画题材原貌的客观真实性。并且委拉斯贵兹是以绘制卡拉瓦乔风格的表现百姓日常生活的风俗画开始其创作生涯的如《煎鸡蛋的老妇人》。而里贝拉的绘画特点则是题材的平民化,风俗化。他更多地去关注一些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而这其中原因我想是受二者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的不同所制约吧。      参考文献:   [1]贡布里希,范景中译. 艺术发展史,天津美术出版社,1998.   [2]沃尔夫林,潘耀昌译. 艺术风格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沃尔夫林,沈莹译. 文艺复兴与巴洛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欧阳英,潘耀昌. 外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   刘丽莉,中国美术学院硕士,现为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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