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陶渊明的思想归属，历来众说纷纭，但纵规诗人所处的历史环境、诗人的思想及人生变化，则不难看出诗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魏晋玄学的影响，甚至诗人的创作风格及题材上，都打上了玄学的烙印。
关键词：魏晋玄学 陶渊明 影响
不仅是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陶渊明，其思想较为复杂，其归属问题，历来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不揣冒昧，就魏晋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发一管之见。
一
历来论者多认为陶渊明的思想主要以儒、道为主，儒家使他早年具有济世之志，几次出仕，正是儒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思想体现。之后，诗人的生活实践使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的结果使道家思想终于成了诗人思想的主导，他的道家思想，继承了正始以后道家精神批判现实、否定现实的一面，但其中老庄的消极避世、清静无为、顺适自然的思想又给了他极大的消极影响，而此时诗人所受道家思想影响，有一个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儒家思想道家化，像诗人韵《饮酒》之二十中那样，把道家的“复真”、“远淳”的使命加到了孔子身上。这已经是经过魏晋玄学浸染之后的道家思想了。
一定的思想产生于一定的时代，陶渊明的思想产生于他那特定的时代风潮之中。当时，魏晋玄谈之风盛行，玄学家以及玄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就是把儒道两家调和起来，其手法就是将儒家思想道家化。这种情况，在玄学的创始人王弼、何晏身上就表现得相当明显，而到了西晋，郭象进一步用儒家思想道家化的手法，更巧妙地把儒家和道家统一起来，他在《庄子・大宗师》注中说：“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当淡然自若。”所谓“游外”，就是超越现实之外；“游内”，就是在现实礼法之中。
在郭象那里，“游外”与“游内”是一致的，而且只有极好的“游外”者，才能是最好的“游内”者，而“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所以他既能超越现实，又能光大人事，“终日挥形神气无变，俯仰万物而淡然自若”。这样的“圣人”，不正是道家心目中的“神人”吗?所以郭象在《庄子・逍遥游》注中干脆就说：“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把圣人和神人等同起来，这里儒家的圣人彻底道家化了。这以后，玄学的发展，也都是顺着儒家思想道家化的这条路子前行的。而陶渊明的这种把儒家思想道家化的做法，正好说明诗人受到当时魏晋玄学的深刻影响。
二
当然，陶渊明受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远不止于简单地将儒家思想道家化，而是表现在他生活创作的各个方面。
生活创作中，他崇尚自然并以自然为核心，追求人生的淳朴真诚、淡泊高远、任运委化，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大多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沽悠远的外貌；在言与意的辩说中，他接受得意忘言说；在生死问题上，他采取一任自然的豁达态度。但陶渊明是诗人，不是哲学家和思想家，因而他身上的玄学思想并不表现为系统的理论，而是渗透于其人生实践和诗文创作之中。正因为这样，诗人身上的玄学思想就表现得更细致、更有个性特征，以下分而述之。
首先，关于诗人崇尚自然的问题。崇尚自然，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特征，这对诗人的影响极深。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更深的哲学思考，他所积极追求的是一种顺应自然状态和变化，抱朴含真，遁心任性的生活，他希望自己返璞归真，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得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归田园居》其一)，表达了诗人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诗人的归隐，表面上看是政治原因，实则是诗人的思想原因。因为他并没有受到类似屈原那样的打击，非走不可，也不像贾谊那样受人排挤，他之所以辞官归隐，实在是因为他不愿在“尘网”、“樊笼”中挣扎。这在他很多作品中都有明确的表示，除《归去来兮辞序》里讲的“质性自然”，《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中写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刚一做官，便“心念山泽居”，诗人崇尚自然之心昭然而显。
关于陶渊明的归隐，前人论述甚多，多以为是诗人迷恋田庄别业的舒适生活，其实与实际生活现实背离甚远。诗人虽有几处田庄别业，但规模很小，且破败不堪，他隐居之后的生活，更是“夏日报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除非心念坚定，谁会忍受这样的生活，隐埋于蚕桑而不出仕。其核心就源自于诗人对自然的崇尚，他向往的是一种和平安宁、白耕自食、无竞无逐无虚伪的自然大同的社会。而这种崇尚一部分因素，即来自魏晋以来谈玄多隐士。诗人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遭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相结合，作为他心目中理想的“自然”社会来歌颂。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
魏晋以来，玄学家推崇的自然，来自老庄。在老庄那里，把“自然”视为宇宙万物的最高法则，认为一切都应该顺应自然。玄学本是一种超世哲学，它强调人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每一个人即每一个精神主体，都是直接面对宇宙存在的，因此人生的根本意义，也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得失成败，而在于精神的超越与升华，对世界、对生命的彻底把握。宇宙的本体是玄虚的，“道”四时运转，万物兴衰是“道”的外观。从这种观念中引导出人对自然的体悟追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念，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陶渊明一生追求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境界。在诗人那个时代，多谈玄学，标榜“自然”，隐逸山林者确实不少，但要说真因为崇尚自然而安贫乐道，恐怕除诗人之外不出其二了吧!
其次，就“得意忘言”讲。萧统《陶渊明传》和《晋书・隐逸志》中都说：“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有人问他，便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诗人的这种思想，真乃老庄再生，是老庄思想的直接实践，也是魏晋玄学中“得意忘言”说的直接演绎。
“得意忘言”说是魏晋玄学家们独具的思想方法，也是魏晋玄学体系建立的根本方法和手段。魏晋以来，玄学家们探讨的根本问题是宇宙的本体问题，但源于老庄的玄学认为，宇宙本体是超言绝象的，既难把握，又难言说，这样就必须找到一种特殊的表现方法，即《庄子・外物》中所讲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用以突出和把握宇宙的本质地位。
“得意忘言”作为玄学家对宇宙认识和把握的方法，是王弼首先提出来的。他依据《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和《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的思想，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奠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尽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认为，言生于意，但不能以“言”为“意”，“言”不过是“意”的工具，所以应通过“言”而体会其“意”，甚至应抛开“言”而去体会“言外之意”。
陶渊明既不解音律，又爱弹无弦之琴。正说明他受了“得意忘言”说的影响，追求的不是“言”，而是“意”，不是音响的律动，而是音乐的神髓，是“言外的意”、“弦外的音”。诗人的这种追求意趣，一直贯穿于诗人的生活和创作之中，他的《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结尾两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实质上是“得意忘言”的拆解。《古学千金谱》中说：“从古高人只是心无凝碍，空洞无崖，故所见高远，非一切明象之可障隔，又岂俗物之可忘干，有时而静境也，即动境亦静。境有异而物无异者。故远也。心不滞物，在人境不虞其寂，逢车马不觉其喧，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箜，其谁辨之?”这高人，不正是深悟“得意忘言”的陶渊明吗?这一方法，不仅渗透于诗人的作品，而且成了诗人的思想和主张。
最后，是生死问题。生死问题是魏晋玄学终结时的一个特殊内容。玄学家们从老庄著作中汲取了道家的生死观，同时又糅合了当时门阀世族中普遍流行的及时行乐思想，然后以王弼、郭象的玄学理论为纲，重新构合，从而创造出了一种富有玄学意味和时代特征的生死观。陶渊明是以田园诗而著称的，但其几乎有与田园诗等量的有关生死的作品。这部分作品从内容上暗含了玄学家们对生死问题的关注。在这方面，他现存的一百多首诗作中，竟有几十处提及“老”和“死”。但在生命哲学思想上，诗人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一种豁达，如组诗《形、影、神》中，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便是诗人不求解脱的解脱，也是诗人受玄学有关生死的影响，在诗作中过多地关心生死，表现得焦灼，又不同于玄学家们有关生死，超然于外，一任自然的豁达高旷的态度。
三
纵观魏晋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他的思想及作品内容，更渗透于他的诗歌风格之中。
关于陶渊明诗的风格，钟嵘的评价是：“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辛弃疾在《鹧鸪天》中说，陶诗是“更无一字不清真”。元好问《论诗绝句》则说陶诗“豪华落尽见真淳”。清人沈德潜《说诗啐语》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这些评论言语虽不尽相同，但核心义理一致，具体说明了陶渊明艺术风格上以平淡自然著称，多呈现出深远无涯的意境和疏淡自然的情趣。
陶渊明这种自然朴素的风格，得力于魏晋玄学“尚自然”的思想。千百年来，陶诗的这种自然风格赢得了人们普遍的推寄。与历代山水诗人相比，陶渊明的山水诗情真意切，既平淡无华，又生意盎然，看来是客观的自然描绘，却只有通过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才能达到，陶诗中的这种平淡冲和、超然物外，向来被认为是一种道家气质，也是魏晋玄学影响下的审美心理。
另外，东晋时代那些表述老庄哲理的玄言诗，虽然已几乎失去了文学趣味，也已不称其为诗了，然而东晋的玄言诗中却酝酿着一种新的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山水诗的萌芽，而陶渊明的田园诗，在某种意义上讲，又是山水诗的分支，与玄学家们的玄言诗同样有着直接关系。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查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有在陶渊明的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
提要：陶渊明的思想归属，历来众说纷纭，但纵规诗人所处的历史环境、诗人的思想及人生变化，则不难看出诗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魏晋玄学的影响，甚至诗人的创作风格及题材上，都打上了玄学的烙印。
关键词：魏晋玄学 陶渊明 影响
不仅是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陶渊明，其思想较为复杂，其归属问题，历来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不揣冒昧，就魏晋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发一管之见。
一
历来论者多认为陶渊明的思想主要以儒、道为主，儒家使他早年具有济世之志，几次出仕，正是儒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思想体现。之后，诗人的生活实践使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的结果使道家思想终于成了诗人思想的主导，他的道家思想，继承了正始以后道家精神批判现实、否定现实的一面，但其中老庄的消极避世、清静无为、顺适自然的思想又给了他极大的消极影响，而此时诗人所受道家思想影响，有一个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儒家思想道家化，像诗人韵《饮酒》之二十中那样，把道家的“复真”、“远淳”的使命加到了孔子身上。这已经是经过魏晋玄学浸染之后的道家思想了。
一定的思想产生于一定的时代，陶渊明的思想产生于他那特定的时代风潮之中。当时，魏晋玄谈之风盛行，玄学家以及玄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就是把儒道两家调和起来，其手法就是将儒家思想道家化。这种情况，在玄学的创始人王弼、何晏身上就表现得相当明显，而到了西晋，郭象进一步用儒家思想道家化的手法，更巧妙地把儒家和道家统一起来，他在《庄子・大宗师》注中说：“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当淡然自若。”所谓“游外”，就是超越现实之外；“游内”，就是在现实礼法之中。
在郭象那里，“游外”与“游内”是一致的，而且只有极好的“游外”者，才能是最好的“游内”者，而“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所以他既能超越现实，又能光大人事，“终日挥形神气无变，俯仰万物而淡然自若”。这样的“圣人”，不正是道家心目中的“神人”吗?所以郭象在《庄子・逍遥游》注中干脆就说：“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把圣人和神人等同起来，这里儒家的圣人彻底道家化了。这以后，玄学的发展，也都是顺着儒家思想道家化的这条路子前行的。而陶渊明的这种把儒家思想道家化的做法，正好说明诗人受到当时魏晋玄学的深刻影响。
二
当然，陶渊明受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远不止于简单地将儒家思想道家化，而是表现在他生活创作的各个方面。
生活创作中，他崇尚自然并以自然为核心，追求人生的淳朴真诚、淡泊高远、任运委化，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大多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沽悠远的外貌；在言与意的辩说中，他接受得意忘言说；在生死问题上，他采取一任自然的豁达态度。但陶渊明是诗人，不是哲学家和思想家，因而他身上的玄学思想并不表现为系统的理论，而是渗透于其人生实践和诗文创作之中。正因为这样，诗人身上的玄学思想就表现得更细致、更有个性特征，以下分而述之。
首先，关于诗人崇尚自然的问题。崇尚自然，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特征，这对诗人的影响极深。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更深的哲学思考，他所积极追求的是一种顺应自然状态和变化，抱朴含真，遁心任性的生活，他希望自己返璞归真，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得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归田园居》其一)，表达了诗人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诗人的归隐，表面上看是政治原因，实则是诗人的思想原因。因为他并没有受到类似屈原那样的打击，非走不可，也不像贾谊那样受人排挤，他之所以辞官归隐，实在是因为他不愿在“尘网”、“樊笼”中挣扎。这在他很多作品中都有明确的表示，除《归去来兮辞序》里讲的“质性自然”，《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中写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刚一做官，便“心念山泽居”，诗人崇尚自然之心昭然而显。
关于陶渊明的归隐，前人论述甚多，多以为是诗人迷恋田庄别业的舒适生活，其实与实际生活现实背离甚远。诗人虽有几处田庄别业，但规模很小，且破败不堪，他隐居之后的生活，更是“夏日报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除非心念坚定，谁会忍受这样的生活，隐埋于蚕桑而不出仕。其核心就源自于诗人对自然的崇尚，他向往的是一种和平安宁、白耕自食、无竞无逐无虚伪的自然大同的社会。而这种崇尚一部分因素，即来自魏晋以来谈玄多隐士。诗人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遭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相结合，作为他心目中理想的“自然”社会来歌颂。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
魏晋以来，玄学家推崇的自然，来自老庄。在老庄那里，把“自然”视为宇宙万物的最高法则，认为一切都应该顺应自然。玄学本是一种超世哲学，它强调人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每一个人即每一个精神主体，都是直接面对宇宙存在的，因此人生的根本意义，也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得失成败，而在于精神的超越与升华，对世界、对生命的彻底把握。宇宙的本体是玄虚的，“道”四时运转，万物兴衰是“道”的外观。从这种观念中引导出人对自然的体悟追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念，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陶渊明一生追求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境界。在诗人那个时代，多谈玄学，标榜“自然”，隐逸山林者确实不少，但要说真因为崇尚自然而安贫乐道，恐怕除诗人之外不出其二了吧!
其次，就“得意忘言”讲。萧统《陶渊明传》和《晋书・隐逸志》中都说：“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有人问他，便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诗人的这种思想，真乃老庄再生，是老庄思想的直接实践，也是魏晋玄学中“得意忘言”说的直接演绎。
“得意忘言”说是魏晋玄学家们独具的思想方法，也是魏晋玄学体系建立的根本方法和手段。魏晋以来，玄学家们探讨的根本问题是宇宙的本体问题，但源于老庄的玄学认为，宇宙本体是超言绝象的，既难把握，又难言说，这样就必须找到一种特殊的表现方法，即《庄子・外物》中所讲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用以突出和把握宇宙的本质地位。
“得意忘言”作为玄学家对宇宙认识和把握的方法，是王弼首先提出来的。他依据《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和《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的思想，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奠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尽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认为，言生于意，但不能以“言”为“意”，“言”不过是“意”的工具，所以应通过“言”而体会其“意”，甚至应抛开“言”而去体会“言外之意”。
陶渊明既不解音律，又爱弹无弦之琴。正说明他受了“得意忘言”说的影响，追求的不是“言”，而是“意”，不是音响的律动，而是音乐的神髓，是“言外的意”、“弦外的音”。诗人的这种追求意趣，一直贯穿于诗人的生活和创作之中，他的《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结尾两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实质上是“得意忘言”的拆解。《古学千金谱》中说：“从古高人只是心无凝碍，空洞无崖，故所见高远，非一切明象之可障隔，又岂俗物之可忘干，有时而静境也，即动境亦静。境有异而物无异者。故远也。心不滞物，在人境不虞其寂，逢车马不觉其喧，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箜，其谁辨之?”这高人，不正是深悟“得意忘言”的陶渊明吗?这一方法，不仅渗透于诗人的作品，而且成了诗人的思想和主张。
最后，是生死问题。生死问题是魏晋玄学终结时的一个特殊内容。玄学家们从老庄著作中汲取了道家的生死观，同时又糅合了当时门阀世族中普遍流行的及时行乐思想，然后以王弼、郭象的玄学理论为纲，重新构合，从而创造出了一种富有玄学意味和时代特征的生死观。陶渊明是以田园诗而著称的，但其几乎有与田园诗等量的有关生死的作品。这部分作品从内容上暗含了玄学家们对生死问题的关注。在这方面，他现存的一百多首诗作中，竟有几十处提及“老”和“死”。但在生命哲学思想上，诗人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一种豁达，如组诗《形、影、神》中，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便是诗人不求解脱的解脱，也是诗人受玄学有关生死的影响，在诗作中过多地关心生死，表现得焦灼，又不同于玄学家们有关生死，超然于外，一任自然的豁达高旷的态度。
三
纵观魏晋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他的思想及作品内容，更渗透于他的诗歌风格之中。
关于陶渊明诗的风格，钟嵘的评价是：“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辛弃疾在《鹧鸪天》中说，陶诗是“更无一字不清真”。元好问《论诗绝句》则说陶诗“豪华落尽见真淳”。清人沈德潜《说诗啐语》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这些评论言语虽不尽相同，但核心义理一致，具体说明了陶渊明艺术风格上以平淡自然著称，多呈现出深远无涯的意境和疏淡自然的情趣。
陶渊明这种自然朴素的风格，得力于魏晋玄学“尚自然”的思想。千百年来，陶诗的这种自然风格赢得了人们普遍的推寄。与历代山水诗人相比，陶渊明的山水诗情真意切，既平淡无华，又生意盎然，看来是客观的自然描绘，却只有通过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才能达到，陶诗中的这种平淡冲和、超然物外，向来被认为是一种道家气质，也是魏晋玄学影响下的审美心理。
另外，东晋时代那些表述老庄哲理的玄言诗，虽然已几乎失去了文学趣味，也已不称其为诗了，然而东晋的玄言诗中却酝酿着一种新的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山水诗的萌芽，而陶渊明的田园诗，在某种意义上讲，又是山水诗的分支，与玄学家们的玄言诗同样有着直接关系。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查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有在陶渊明的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