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是世界银行行长提名截止日。当天上午，每个属于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社区的人，都在邮箱里发现了来自达特茅斯学院院长金辰勇的通告，他说，经过深思熟虑，他已接受了下届世界银行行长职位的提名，为国家与世界服务。 在邮件发出之前，戴着绿色领带的金辰勇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站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身边，双手始终紧扣着，和所有人一起听到自己的名字与世行行长的候选人联系在一起。 世行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金融机构，扮演着资助国家克服穷困的角色，希望在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使命中发挥独特的作用。相应地，在定义世界银行行长的角色时，人们也充满激情：世间再也没有比帮助数十亿人摆脱贫困更令人兴奋的事业了。 多年来，许多贫穷的政府依靠世行来资助其发展计划，与此相伴，对世行批评的声音也从未停止，如果说1970年，世行还处于潮流的前端，那么几十年之后，世行似乎已沉疴加身。在这样的环境错位下，挑选一个能改变世界银行的行长变得事关重大。 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戴斯蒙・拉克曼(Desmond Lachman)对《财经》记者说，世行现任行长佐利克在前任行长沃尔福威茨“女友门”事件发生后，临危受命，引领世行走过了混乱与无序，在稳定世行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世行需要进行基础性改革，以与过去30年来全球经济深远的变化相契合。而人们呼唤一位能承担起世行结构调整重担的领导者。 3月31日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金辰勇说，世界银行遇到的最大挑战与世界银行的使命完整地吻合。 在达特茅斯学院，学生们发现金辰勇经常引用前任校长约翰・斯隆・迪基（John Sloan Dickey）在一次演讲中对学生们说的话，“世界的烦恼�也是你们的烦恼�只要人类进德修业，世界上就没有无法修补的错误。” 如今人们的疑问是，下一任世界银行行长是否会解决世行的烦恼？ 为什么是他？ 自3月23日世界银行宣布，来自美国的金辰勇、尼日利亚的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和哥伦比亚的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将角逐世行新行长以来，全世界都在以前所未有的兴奋卷入到这一角色的抉择取舍之中。 三个候选者中，金辰勇这个韩裔美国人的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都很陌生，作为一名医生兼教育家，他的影响更多地停留在健康和卫生领域。 瑞银投资银行(UBS Investment Bank)总经理托马斯・齐默尔曼（Thomas Zimmerman）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奥巴马提名金辰勇做美国候选人，是聪明的政治举动，金辰勇是美国公民，这保证了美国人占据世界银行权力的宝座，其韩国裔背景，又在无形中争取到亚洲国家的支持。 金辰勇尽管对世行的很多职能领域，如基础设施、气候变化、能源、教育、农业、私营部门的发展等并不在行，但这在历任世行行长中并不稀奇。 当年阿尔登・克劳森（曾长期担任美洲银行总裁）第一次被问及是否愿意担任世界银行的行长时，他的回答是自己没有在公共部门工作的经验；五年后接替克劳森的是纽约前国会议员巴尔伯・康纳伯，他对贫困和发展也一无所知，但最后他当选了，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能同时为美国两党接受的人选。 相较而言，金辰勇的形象更容易被推销。奥巴马说，“金辰勇20多年来致力于改善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世界银行是我们减少贫困和提高全球生活标准的最有力工具之一。金辰勇的个人经历和多年服务经验使他成为担任这一职位的理想人选。” 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对《财经》记者说，世界几大组织的领导者的格局安排，反映出我们这个世界不够公平、公正：基本上联合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欧洲的，世界银行是美国的，三个组织领导者的诞生过程都缺乏竞争选拔。 而从美国国内的政治考量出发，也需要在大选年选择一个政治正确的候选人。金辰勇公共卫生专家的头衔契合了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诉求；而“占领华尔街”运动使金融界的世行候选人更有争议性，金辰勇则完全撇清了与华尔街的关联。 除去这些，金辰勇还颇有个人魅力。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在世界银行工作多年，先后担任经济政策部主任和国际贸易部主任，也曾与金辰勇有过交往，他对《财经》记者说，金辰勇非常聪明，擅于倾听，比较乐于接纳新生事物。 美国媒体在播报奥巴马提名金辰勇的新闻中，播放了两个镜头：一个是正襟肃立、接受世行行长提名的金辰勇，一个则是在Youtube上流传的他激情表演的镜头。后者是一段关于“达特茅斯偶像”才艺比赛的视频，视频中的达特茅斯学院院长金辰勇俨然一个摇滚明星的架式。 按照惯例，世行行长是美国人的禁脔，金辰勇将很快走马上任，但是这一次出现了变数，他遇到了对手，而且是两个。 没有悬念的角逐 进入4月，金辰勇与另外两名世行行长提名人的角逐正式上演：世行执行董事会将在4月9日到11日分别面试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和金辰勇，在4月下旬世行与IMF春季会议前,世行执行董事会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选出新行长。 知情人士透露，选拔过程中第一个重要时间点是4月4日，当天欧盟的世行理事将在比利时对三位行长候选人进行长达三个小时的面试。欧盟国家的世行理事投票权占到29.2％，如果再加上瑞士等国的份额，这一投票权份额可能上升到32.1％。此番面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来自哥伦比亚的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履历光鲜，他在1976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获亚历杭德罗・安赫尔・埃斯科瓦尔国家科学奖。学术之外，这位哥伦比亚财政和公共信贷部前部长还出任过该国国家计划部部长、农业部部长。他是典型的国际技术官僚，曾任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奥坎波说，世行发展中国家的董事们推动了公开遴选世行行长的程序。奥坎波本人获得巴西等11个发展中国家的董事提名，衡量利弊后，奥坎波决定参加角逐，他说，这是世行历史上首次行长遴选程序中出现竞争，而有资格胜任的发展中国家候选人应该出现在赛场上。 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专家凯文・盖勒格（Kevin Gallagher）为《财经》记者盘点了奥坎波的优势：作为政策制定者他有最大的诚信；作为外交官，他同美国及发展中国家有良好的合作记录；而在发展领域，他是前沿经济学家。 不过，这是一场不平衡的竞争。奥坎波只赢得了一些拉美国家的支持。甚至在提名奥坎波的11个国家中，巴西对最后到底支持哪一位候选人仍持谨慎态度，而哥伦比亚政府正在支持副总统加尔松竞争国际劳工组织主席一职，从既往经验考虑，两位哥伦比亚人同时在华盛顿担任多边组织的高级职务完全不可能，因此哥伦比亚似乎也很难不遗余力地力挺奥坎波。 喜欢戴鲜艳头饰的尼日利亚的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则幸运得多，不仅南非与尼日利亚、安哥拉等非洲国家支持其参选，三国还准备在即将举行的非洲国家财政部长会议上为其造势。除了开动国家机器，媒体也旗帜鲜明地呼吁世行董事们把选票投给他们属意的这位候选人。《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欧洲主流经济、金融媒体也站在尼日利亚候选人这一边。 以从业经历来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显然具有强大的优势。她曾担任过现任行长佐立克的常务副行长，这使她熟稔世行这样一个巨型国际机构的运作机制。
《金融时报》在社评中说，世行新行长应该懂得宏观经济学，能够获得援助国和受援国领导人的共同尊敬，并拥有实施自己想法的管理技巧，这些条件让伊韦拉成为世行行长的最佳人选。 有美国做强大后盾的金辰勇则马不停蹄，开始了“全球倾听之旅”(global listening tour)。这一旅程展开的前后，先有美国财长盖特纳向世界银行187个成员国致函，要求支持达特茅斯学院院长金辰勇当选为下一任世界银行行长，盖特纳说，金辰勇能够为成员国妥善解决全球课题发挥斡旋者的作用；后有奥巴马总统在韩国首尔外国语大学发表讲话，将金辰勇描述为“到美国后毕生致力于帮助世界上的穷人和病人摆脱困境”。 金辰勇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确认，正是盖特纳向奥巴马推荐了他，而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提名。 金辰勇走访的国家既有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他同非洲联盟副主席姆温查举行了会谈，就世界银行的政策方向等内容交换意见，也有中国、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还有重要的亚洲国家日本、韩国以及美洲的墨西哥。 虽然金辰勇的倾听之旅不包括欧洲国家，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室主任特洛吉（Marcos Troyjo）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鉴于IMF总裁拉加德参选时得到美国支持，欧洲很难违背美国的意愿投票给非美国指定的候选人。 走访显然很有效果，4月1日日本财相安住淳会见金辰勇时表示，日本政府支持其参选，至此金辰勇得到了世行投票权份额排位前两位的美日两国的支持。此前他还得到了法国、加拿大及韩国的支持。 行长任命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世行股东们手中，而美、日、法这三大股东就分别拥有15.85％、6.84％和3.75％的投票权。美国又是唯一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国家，角逐似乎还未开始就已落幕。 世行回归世界 世行即将走过70年的历程，行长的遴选程序历来是多边主义支持者与挺“美”者之间，主张公开遴选程序的人士与遵循惯例支持暗箱操作的人士之间产生摩擦的焦点。 美国著名的非营利性监督组织政府责任项目(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Project)执行董事碧・爱德华兹（Bea Edwards）曾在2007年与前任行长沃尔福威茨一起工作，她对《财经》记者说，我们那时注意到，沃尔福威茨将两个重要岗位留给了来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多国部队国家的候选人，这显然是对其支持选择他这个美国人担任行长的回报，世行行长遴选程序难免让人生厌的后台操作与政治交易。 美国固守着世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IMF总裁由欧洲人担任的旧规，而这个遴选程序经历了近70年后，变得不合时宜。爱德华兹说，现在的问题是，这一程序正在人们眼前变得不堪一击，转折点始自沃尔福威茨任内。这位颇有争议的行长使世行陷入诚信危机，虽然白宫全力保驾也没有护住沃尔福威茨的乌纱，任满两年便黯然辞职；而IMF前总裁卡恩去年5月因涉嫌性侵在美国被捕，今年3月26日又因涉嫌关联一个色情网络,在法国受到司法控制。 经历了丑闻洗礼，并见证了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世行应该回归“世界的银行”的本真，放弃美国垄断世行行长位置的呼声水涨船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CIGI）高级研究员科林・布拉德福德（Colin Bradford）告诉《财经》记者，国际组织应该反映新的世界秩序，这并非意味着西方的衰落，而是向世界不断增加的多样性与多极化致意。他强调，在世行历史上，今年首次出现了基于竞争、公开和以业绩为前提的行长遴选过程，三位候选人也都出生在非西方国家，这反映出21世纪世界的多极性。对世行和整个国际组织体系来说，这是健康的改变。 而只停留在遴选程序上的改变还远远不够，世行这个庞大机器的内部也应当在力量对比上进行适时调整。有批评者认为，既然世行的工作都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那么任用世行行长的决定权也应当在发展中国家手中。 2010年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中，发达国家共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后者的整体投票权随之从44.06％提高到47.19％；而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提高了基本投票权，并通过了2亿美元规模的特别增资方案，使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整体投票权从33.41％上升到39.48％。但这仅是迈出了一小步。 世行、IMF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国际组织成立之初，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而现在新兴市场成为新的发动机，2011年底新兴市场和其余发展中国家加在一起，其经济规模总量与发达国家的相当，几乎各占全球GDP的一半。 与此相呼应，金砖国家领导人在3月底第四次会晤后发表的《德里宣言》称，新的世界银行领导层必须承诺将世界银行转变为真正反映所有成员观点的多边机构，包括其治理结构应体现当前经济和政治现实。世界银行的性质必须从主要协调北南合作转变为加强同所有国家的平等伙伴关系，以解决发展问题，并不再使用过时的“捐助国－受援国”分类。 在4月初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时，世行行长佐利克没有回避世行现代化的问题。他说，世行、IMF、世贸组织是在1944年成立的，应该改进这些机构，让其更具有现代感，而不能再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类来划界。 生存挑战 1994年在纪念布雷顿森林会议50周年时，世行一度面临生存危机，批评者们提出“50周年足矣”的口号，要求世行关门大吉。 如今，批评者再度提出这个疑问：我们还需要“世界银行”吗？拉克曼便是其中之一。他对《财经》记者说，世界银行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支持世界上最穷国家减贫，而不是把相当一部分资金借给少数几个中等收入国家，如巴西、印度等，这些国家可以在全球资本市场上融资，而现在的状况是，70％的世行贷款流向了并不非常迫切需要得到这些钱的国家。 最近发布的一份独立学术报告则显示，中国国有银行自2005年以来已向拉丁美洲放贷逾750亿美元，其中2010年放贷金额超过了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US Ex-Im Bank)三家的总和。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美联储前理事兰达尔・克鲁斯内尔(Randall Kroszner)对《财经》记者说，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私人资本充足并有意愿流向新兴市场，这些资本的规模要远远大于世行的供给。 事实上，世行作为一个融资机构，它能够提供的资源和它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相比已经非常有限，在未来10到15年间，世行所能提供的可能更多是发展经济的点子（idea)和项目（projects), 而不是资金，特洛吉评价说。 而一些研究表明，世行贷款并未完全体现其贷款宗旨，其贷款成本也经常收到抱怨之辞。 25年来一直专注于应对贫困和发展问题的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地球研究所主任杰弗里・萨克斯在3月初曾高调表示参加世行行长竞争。他撰文表示，长久以来，在世行的领导下，许多完全不适合最贫困国家最贫困人口的美国式概念被强加在他们头上；世行主张采取使用者付费和“覆盖成本”的医疗服务，这导致穷国的最贫困人口――最需要服务的人群――根本无法获得赖以救命的医疗服务；在非洲、亚洲和拉美贫困农村地区世行错失了支持自耕小农、普及促进农村综合发展的关键机会。 从1985年到2005年的近20年时间里，世行一直拒绝使用已被证明效果良好的定向小土地所有者支持项目以帮助贫困自耕农提高产量、走出贫困。而在最近，世行已增加了其对小农的支持，但距离它所能做到也应该做到的还差得很远。 一份英国NGO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是关键的发展议题，而世行近来并没有在此领域做出迅速反应。 在健康领域，世行从1997年到2008年总共花费了180亿美元，满意度调查显示“让人非常满意”的结果极少，大约有三分之二的项目“令人基本满意”，在最贫困的下撒哈拉地区，大约只有27％的项目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爱德华兹则担心，在金融危机后，世行的姊妹组织IMF在处理欧洲危机方面获得了大量资源，重要性也得以提升，而世行则日益陷入与商业银行竞争，很可能会沦为无足轻重的一分子。 关于世行前景的种种担忧，近来因为创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提议而变得更加真实起来。 金砖五国拥有世界人口的半数，其对外贸易规模超过世界贸易总规模的四分之一。在3月29日的金砖国家新德里峰会上，五国领导人要求从世界银行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并提出建立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国际金融机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帮助发展中国家免受较富裕国家的金融危机影响。 南非总统祖马表示，非洲国家领导人欢迎这个拟议中的银行。 布拉德福德认为，金砖国家先行一步，以多边组织的方式集聚、动员资源，为发展进程尽力，是好事。但是他希望这一新生事物是对现有的区域发展银行以及世界银行及联合国发展项目额外、有力的补充，而非碎片化现有的国际组织。 当世界从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中脱身而出，喘息未定时，人们不由想起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世行发挥了稳定经济的作用。但现在特洛吉怀疑，如果新兴国家再次出现那样的金融风险，世行是否还能发挥同样的作用？他说，世行现在已没有那样的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而观察一下金砖国家目前持有的巨大外汇账户，它们却表现出了相当的抗风险实力。 世行面临的现实是，世界经济已然更为多极化，各种势力复杂交错在碎沫状的世界中，无限多彩的观点相碰撞，高度差异化的制度设计共存。 布拉德福德觉得，世行这个庞然大物在转向，只是转得太慢。 本刊记者蔡婷贻对此文亦有贡献
3月23日是世界银行行长提名截止日。当天上午，每个属于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社区的人，都在邮箱里发现了来自达特茅斯学院院长金辰勇的通告，他说，经过深思熟虑，他已接受了下届世界银行行长职位的提名，为国家与世界服务。 在邮件发出之前，戴着绿色领带的金辰勇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站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身边，双手始终紧扣着，和所有人一起听到自己的名字与世行行长的候选人联系在一起。 世行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金融机构，扮演着资助国家克服穷困的角色，希望在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使命中发挥独特的作用。相应地，在定义世界银行行长的角色时，人们也充满激情：世间再也没有比帮助数十亿人摆脱贫困更令人兴奋的事业了。 多年来，许多贫穷的政府依靠世行来资助其发展计划，与此相伴，对世行批评的声音也从未停止，如果说1970年，世行还处于潮流的前端，那么几十年之后，世行似乎已沉疴加身。在这样的环境错位下，挑选一个能改变世界银行的行长变得事关重大。 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戴斯蒙・拉克曼(Desmond Lachman)对《财经》记者说，世行现任行长佐利克在前任行长沃尔福威茨“女友门”事件发生后，临危受命，引领世行走过了混乱与无序，在稳定世行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世行需要进行基础性改革，以与过去30年来全球经济深远的变化相契合。而人们呼唤一位能承担起世行结构调整重担的领导者。 3月31日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金辰勇说，世界银行遇到的最大挑战与世界银行的使命完整地吻合。 在达特茅斯学院，学生们发现金辰勇经常引用前任校长约翰・斯隆・迪基（John Sloan Dickey）在一次演讲中对学生们说的话，“世界的烦恼�也是你们的烦恼�只要人类进德修业，世界上就没有无法修补的错误。” 如今人们的疑问是，下一任世界银行行长是否会解决世行的烦恼？ 为什么是他？ 自3月23日世界银行宣布，来自美国的金辰勇、尼日利亚的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和哥伦比亚的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将角逐世行新行长以来，全世界都在以前所未有的兴奋卷入到这一角色的抉择取舍之中。 三个候选者中，金辰勇这个韩裔美国人的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都很陌生，作为一名医生兼教育家，他的影响更多地停留在健康和卫生领域。 瑞银投资银行(UBS Investment Bank)总经理托马斯・齐默尔曼（Thomas Zimmerman）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奥巴马提名金辰勇做美国候选人，是聪明的政治举动，金辰勇是美国公民，这保证了美国人占据世界银行权力的宝座，其韩国裔背景，又在无形中争取到亚洲国家的支持。 金辰勇尽管对世行的很多职能领域，如基础设施、气候变化、能源、教育、农业、私营部门的发展等并不在行，但这在历任世行行长中并不稀奇。 当年阿尔登・克劳森（曾长期担任美洲银行总裁）第一次被问及是否愿意担任世界银行的行长时，他的回答是自己没有在公共部门工作的经验；五年后接替克劳森的是纽约前国会议员巴尔伯・康纳伯，他对贫困和发展也一无所知，但最后他当选了，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能同时为美国两党接受的人选。 相较而言，金辰勇的形象更容易被推销。奥巴马说，“金辰勇20多年来致力于改善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世界银行是我们减少贫困和提高全球生活标准的最有力工具之一。金辰勇的个人经历和多年服务经验使他成为担任这一职位的理想人选。” 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对《财经》记者说，世界几大组织的领导者的格局安排，反映出我们这个世界不够公平、公正：基本上联合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欧洲的，世界银行是美国的，三个组织领导者的诞生过程都缺乏竞争选拔。 而从美国国内的政治考量出发，也需要在大选年选择一个政治正确的候选人。金辰勇公共卫生专家的头衔契合了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诉求；而“占领华尔街”运动使金融界的世行候选人更有争议性，金辰勇则完全撇清了与华尔街的关联。 除去这些，金辰勇还颇有个人魅力。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在世界银行工作多年，先后担任经济政策部主任和国际贸易部主任，也曾与金辰勇有过交往，他对《财经》记者说，金辰勇非常聪明，擅于倾听，比较乐于接纳新生事物。 美国媒体在播报奥巴马提名金辰勇的新闻中，播放了两个镜头：一个是正襟肃立、接受世行行长提名的金辰勇，一个则是在Youtube上流传的他激情表演的镜头。后者是一段关于“达特茅斯偶像”才艺比赛的视频，视频中的达特茅斯学院院长金辰勇俨然一个摇滚明星的架式。 按照惯例，世行行长是美国人的禁脔，金辰勇将很快走马上任，但是这一次出现了变数，他遇到了对手，而且是两个。 没有悬念的角逐 进入4月，金辰勇与另外两名世行行长提名人的角逐正式上演：世行执行董事会将在4月9日到11日分别面试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和金辰勇，在4月下旬世行与IMF春季会议前,世行执行董事会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选出新行长。 知情人士透露，选拔过程中第一个重要时间点是4月4日，当天欧盟的世行理事将在比利时对三位行长候选人进行长达三个小时的面试。欧盟国家的世行理事投票权占到29.2％，如果再加上瑞士等国的份额，这一投票权份额可能上升到32.1％。此番面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来自哥伦比亚的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履历光鲜，他在1976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获亚历杭德罗・安赫尔・埃斯科瓦尔国家科学奖。学术之外，这位哥伦比亚财政和公共信贷部前部长还出任过该国国家计划部部长、农业部部长。他是典型的国际技术官僚，曾任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奥坎波说，世行发展中国家的董事们推动了公开遴选世行行长的程序。奥坎波本人获得巴西等11个发展中国家的董事提名，衡量利弊后，奥坎波决定参加角逐，他说，这是世行历史上首次行长遴选程序中出现竞争，而有资格胜任的发展中国家候选人应该出现在赛场上。 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专家凯文・盖勒格（Kevin Gallagher）为《财经》记者盘点了奥坎波的优势：作为政策制定者他有最大的诚信；作为外交官，他同美国及发展中国家有良好的合作记录；而在发展领域，他是前沿经济学家。 不过，这是一场不平衡的竞争。奥坎波只赢得了一些拉美国家的支持。甚至在提名奥坎波的11个国家中，巴西对最后到底支持哪一位候选人仍持谨慎态度，而哥伦比亚政府正在支持副总统加尔松竞争国际劳工组织主席一职，从既往经验考虑，两位哥伦比亚人同时在华盛顿担任多边组织的高级职务完全不可能，因此哥伦比亚似乎也很难不遗余力地力挺奥坎波。 喜欢戴鲜艳头饰的尼日利亚的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则幸运得多，不仅南非与尼日利亚、安哥拉等非洲国家支持其参选，三国还准备在即将举行的非洲国家财政部长会议上为其造势。除了开动国家机器，媒体也旗帜鲜明地呼吁世行董事们把选票投给他们属意的这位候选人。《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欧洲主流经济、金融媒体也站在尼日利亚候选人这一边。 以从业经历来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显然具有强大的优势。她曾担任过现任行长佐立克的常务副行长，这使她熟稔世行这样一个巨型国际机构的运作机制。
《金融时报》在社评中说，世行新行长应该懂得宏观经济学，能够获得援助国和受援国领导人的共同尊敬，并拥有实施自己想法的管理技巧，这些条件让伊韦拉成为世行行长的最佳人选。 有美国做强大后盾的金辰勇则马不停蹄，开始了“全球倾听之旅”(global listening tour)。这一旅程展开的前后，先有美国财长盖特纳向世界银行187个成员国致函，要求支持达特茅斯学院院长金辰勇当选为下一任世界银行行长，盖特纳说，金辰勇能够为成员国妥善解决全球课题发挥斡旋者的作用；后有奥巴马总统在韩国首尔外国语大学发表讲话，将金辰勇描述为“到美国后毕生致力于帮助世界上的穷人和病人摆脱困境”。 金辰勇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确认，正是盖特纳向奥巴马推荐了他，而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提名。 金辰勇走访的国家既有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他同非洲联盟副主席姆温查举行了会谈，就世界银行的政策方向等内容交换意见，也有中国、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还有重要的亚洲国家日本、韩国以及美洲的墨西哥。 虽然金辰勇的倾听之旅不包括欧洲国家，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室主任特洛吉（Marcos Troyjo）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鉴于IMF总裁拉加德参选时得到美国支持，欧洲很难违背美国的意愿投票给非美国指定的候选人。 走访显然很有效果，4月1日日本财相安住淳会见金辰勇时表示，日本政府支持其参选，至此金辰勇得到了世行投票权份额排位前两位的美日两国的支持。此前他还得到了法国、加拿大及韩国的支持。 行长任命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世行股东们手中，而美、日、法这三大股东就分别拥有15.85％、6.84％和3.75％的投票权。美国又是唯一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国家，角逐似乎还未开始就已落幕。 世行回归世界 世行即将走过70年的历程，行长的遴选程序历来是多边主义支持者与挺“美”者之间，主张公开遴选程序的人士与遵循惯例支持暗箱操作的人士之间产生摩擦的焦点。 美国著名的非营利性监督组织政府责任项目(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Project)执行董事碧・爱德华兹（Bea Edwards）曾在2007年与前任行长沃尔福威茨一起工作，她对《财经》记者说，我们那时注意到，沃尔福威茨将两个重要岗位留给了来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多国部队国家的候选人，这显然是对其支持选择他这个美国人担任行长的回报，世行行长遴选程序难免让人生厌的后台操作与政治交易。 美国固守着世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IMF总裁由欧洲人担任的旧规，而这个遴选程序经历了近70年后，变得不合时宜。爱德华兹说，现在的问题是，这一程序正在人们眼前变得不堪一击，转折点始自沃尔福威茨任内。这位颇有争议的行长使世行陷入诚信危机，虽然白宫全力保驾也没有护住沃尔福威茨的乌纱，任满两年便黯然辞职；而IMF前总裁卡恩去年5月因涉嫌性侵在美国被捕，今年3月26日又因涉嫌关联一个色情网络,在法国受到司法控制。 经历了丑闻洗礼，并见证了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世行应该回归“世界的银行”的本真，放弃美国垄断世行行长位置的呼声水涨船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CIGI）高级研究员科林・布拉德福德（Colin Bradford）告诉《财经》记者，国际组织应该反映新的世界秩序，这并非意味着西方的衰落，而是向世界不断增加的多样性与多极化致意。他强调，在世行历史上，今年首次出现了基于竞争、公开和以业绩为前提的行长遴选过程，三位候选人也都出生在非西方国家，这反映出21世纪世界的多极性。对世行和整个国际组织体系来说，这是健康的改变。 而只停留在遴选程序上的改变还远远不够，世行这个庞大机器的内部也应当在力量对比上进行适时调整。有批评者认为，既然世行的工作都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那么任用世行行长的决定权也应当在发展中国家手中。 2010年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中，发达国家共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后者的整体投票权随之从44.06％提高到47.19％；而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提高了基本投票权，并通过了2亿美元规模的特别增资方案，使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整体投票权从33.41％上升到39.48％。但这仅是迈出了一小步。 世行、IMF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国际组织成立之初，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而现在新兴市场成为新的发动机，2011年底新兴市场和其余发展中国家加在一起，其经济规模总量与发达国家的相当，几乎各占全球GDP的一半。 与此相呼应，金砖国家领导人在3月底第四次会晤后发表的《德里宣言》称，新的世界银行领导层必须承诺将世界银行转变为真正反映所有成员观点的多边机构，包括其治理结构应体现当前经济和政治现实。世界银行的性质必须从主要协调北南合作转变为加强同所有国家的平等伙伴关系，以解决发展问题，并不再使用过时的“捐助国－受援国”分类。 在4月初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时，世行行长佐利克没有回避世行现代化的问题。他说，世行、IMF、世贸组织是在1944年成立的，应该改进这些机构，让其更具有现代感，而不能再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类来划界。 生存挑战 1994年在纪念布雷顿森林会议50周年时，世行一度面临生存危机，批评者们提出“50周年足矣”的口号，要求世行关门大吉。 如今，批评者再度提出这个疑问：我们还需要“世界银行”吗？拉克曼便是其中之一。他对《财经》记者说，世界银行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支持世界上最穷国家减贫，而不是把相当一部分资金借给少数几个中等收入国家，如巴西、印度等，这些国家可以在全球资本市场上融资，而现在的状况是，70％的世行贷款流向了并不非常迫切需要得到这些钱的国家。 最近发布的一份独立学术报告则显示，中国国有银行自2005年以来已向拉丁美洲放贷逾750亿美元，其中2010年放贷金额超过了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US Ex-Im Bank)三家的总和。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美联储前理事兰达尔・克鲁斯内尔(Randall Kroszner)对《财经》记者说，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私人资本充足并有意愿流向新兴市场，这些资本的规模要远远大于世行的供给。 事实上，世行作为一个融资机构，它能够提供的资源和它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相比已经非常有限，在未来10到15年间，世行所能提供的可能更多是发展经济的点子（idea)和项目（projects), 而不是资金，特洛吉评价说。 而一些研究表明，世行贷款并未完全体现其贷款宗旨，其贷款成本也经常收到抱怨之辞。 25年来一直专注于应对贫困和发展问题的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地球研究所主任杰弗里・萨克斯在3月初曾高调表示参加世行行长竞争。他撰文表示，长久以来，在世行的领导下，许多完全不适合最贫困国家最贫困人口的美国式概念被强加在他们头上；世行主张采取使用者付费和“覆盖成本”的医疗服务，这导致穷国的最贫困人口――最需要服务的人群――根本无法获得赖以救命的医疗服务；在非洲、亚洲和拉美贫困农村地区世行错失了支持自耕小农、普及促进农村综合发展的关键机会。 从1985年到2005年的近20年时间里，世行一直拒绝使用已被证明效果良好的定向小土地所有者支持项目以帮助贫困自耕农提高产量、走出贫困。而在最近，世行已增加了其对小农的支持，但距离它所能做到也应该做到的还差得很远。 一份英国NGO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是关键的发展议题，而世行近来并没有在此领域做出迅速反应。 在健康领域，世行从1997年到2008年总共花费了180亿美元，满意度调查显示“让人非常满意”的结果极少，大约有三分之二的项目“令人基本满意”，在最贫困的下撒哈拉地区，大约只有27％的项目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爱德华兹则担心，在金融危机后，世行的姊妹组织IMF在处理欧洲危机方面获得了大量资源，重要性也得以提升，而世行则日益陷入与商业银行竞争，很可能会沦为无足轻重的一分子。 关于世行前景的种种担忧，近来因为创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提议而变得更加真实起来。 金砖五国拥有世界人口的半数，其对外贸易规模超过世界贸易总规模的四分之一。在3月29日的金砖国家新德里峰会上，五国领导人要求从世界银行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并提出建立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国际金融机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帮助发展中国家免受较富裕国家的金融危机影响。 南非总统祖马表示，非洲国家领导人欢迎这个拟议中的银行。 布拉德福德认为，金砖国家先行一步，以多边组织的方式集聚、动员资源，为发展进程尽力，是好事。但是他希望这一新生事物是对现有的区域发展银行以及世界银行及联合国发展项目额外、有力的补充，而非碎片化现有的国际组织。 当世界从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中脱身而出，喘息未定时，人们不由想起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世行发挥了稳定经济的作用。但现在特洛吉怀疑，如果新兴国家再次出现那样的金融风险，世行是否还能发挥同样的作用？他说，世行现在已没有那样的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而观察一下金砖国家目前持有的巨大外汇账户，它们却表现出了相当的抗风险实力。 世行面临的现实是，世界经济已然更为多极化，各种势力复杂交错在碎沫状的世界中，无限多彩的观点相碰撞，高度差异化的制度设计共存。 布拉德福德觉得，世行这个庞然大物在转向，只是转得太慢。 本刊记者蔡婷贻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