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易与易科学
——纪念业师《易》学大师黄寿祺教授逝世二十周年
江国樑
《黄寿祺论易学》（黄高宪教授编）于二00三年六月，由台湾“学易斋”出版，并被列选为台湾出版的代表性图书（TOP1），这是当代易学史上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它之所以深受海峡两岸及各地读者的好评，并被誉为二十世纪易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黄老在“义理”与“象数”相结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义理源于象数”，“象数根本于古代科技”的科学论断，为“义理——象数——科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意义深远，影响巨大。它的出版，正值此时，读者赞之，吾师安矣，是以为祭。
黄老曾师从马振彪、高步瀛、吴承仕、尚秉和、林公铎、扬树达、余家钖、孙人和、朱师辙、柯昌泗、任化远、林义光、唐兰、陆墨庵、陆宗达等著名学者，对经史文，易诗礼，无不猎涉，学识精湛渊博。一九二九年，黄老入北平中国大学文科予科，两年后升入本科国学系，又四年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大学期间著有《六庵文稿》、《闽东风俗记》。一九三五年执教于北平云嵩中学，一九三八年执教于中国大学，曾协助吴承仕、尚秉和先生撰写了一百多篇《续修四库全书》中的《礼》、《易》类提要（其中多有他的专撰），并整理了《易类提要目录》一册。一九四零年，黄老的大名，被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列入《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一九四二年，黄老返闽执教于永安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并撰有：《易学群书平议》、《六庵易话》、《六庵读礼录》、《丧服浅说》、《宋儒学说讲稿》、《明儒学说讲稿》、《历代易家考》、《历代易学书目录》、《尚氏易要义》、《六庵读书礼记》、《先秦文学史》、《左传要略》、《世说新语注引书目》、《六庵别略》、《水南读书札记》等。一九四六年，黄老出任址在仙游的国立海疆学校为教授，撰有《群经要略》。一九五四年为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后任主任（至文化革命），撰有《清诗选》（主编）、《福建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等。一九七四年任《李贽著作注释》总纂。一九七九年出任福建师大副校长，为硕士生导师，出版有《楚辞全译》、《六庵诗选》、《易学群书平议》、《周易译注》、《周易研究论文集》等。 从以上各时期的学术成果来看，大家只认为黄老是经学家、诗人和易学家，而在易学研究方面，也只认为是“义理派”的研究者。然而，人们忽略了最重要的是黄老的《易》研究具有“义理兼顾象数”和“象数根本于古代科技”的崭新创意。这从黄老的《周易译注》，可见端倪的。
“名物为象数所依，象数为义理而设”（吴承仕先生语）
“《周易》源于象数，发为义理，故当以义理、象数为主干，其余涉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及方外炉火，禅家妙谛，与夫近世泰西科学者，皆其枝附”（黄老语）
“象与理的结合，正是《周易》卦形、卦爻辞‘象征’特色的体现”，“卦形符号象征中所包含的‘时间’、‘空间’观念以及导致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等特点”。（黄老语） “应当结合考古界发现的有关《周易》资料，细心分析《周易》经传的本来面目及《易》学史研究中的各方面问题”。（黄老语）
“应当重视多学科，多课题相互贯通的比较研究。《周易》作为一部早期的哲学著作，其所旁及的内容至为丰富。如经传的文字价值，史学价值，美学价值，文字音韵价值，以及古代科技研究中的价值等，都有认真发掘的必要”。（黄老语）
这些语录，本来可以体现黄老的易学基本思路及其科学思想。然而，可能黄老因未有“《易》与科学”方面的专著出版，故张其成教授为此曾问及黄高宪教授：“令尊在象数、占
测方面对您说过些什么？”高宪只正面地回答了一句：“没听说他说过什么，他是反对算命的。只是在文革期间有一次他曾经说过一句：如果真的生活不下去，就上街摆卦摊去。”从两先生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人们对黄老的思路深处了解不多，也不充分。黄老既然是“象数”大师尚秉和先生的高徒，那就不可能没有“象数”方面的著说。至于“占测”的事，黄老从不明说，只是强调，应注意《春秋左传》、《国语》占筮例与易象的有机联系，考明其“所以然”，方能明瞭作《易》者之用心。这里应当指出：象数，应是包括象与数。既然名物有“象”，那么有“象”必有“数”。然而卦中体现出来的“数”，也只是“九、六”和“六爻、六位”说，而《易传》中的“数”，也只有“大衍数”和“天地数”，即使到宋代出现的“河洛图数”，也无非是天地、阴阳、奇偶之数。在《周易》中并没有说明这些“数”的由来和真义。那么，具有象、数、理一体的《周易》，又如何让研究者去理解“极深研几”的意义呢？这确实很难。为了知道这个“数”，我曾提出若干问询和求教。黄老说：“关于大衍数。唐僧一行演过，并有《大衍历》存；南宋朱熹属蔡元定述成《易学启蒙》，也都没有说该数最基本的东西。关于天地数，五代、宋间陈抟演过‘先后天图’，北宋邵雍传之。该‘先后天图’也只是以方位配上卦与数，即‘先天’数配南北为一与八；‘后天’数配南北、夏冬为九与一，亦没有说明这些“数”之由来和真义。但我认为：既然《周易》中有象和数，那必然有先民的科学活动；秦政焚书，虽有《周易》因谓之筮书而幸存。然而，农书与医书亦存，这不但说明先民的智慧，也反映了《周易》中的最基本的数——九、六的真正含义，我们不能简单地过目而已，应当认真地考证。”黄老还说：“研究《周易》必须把握一定的方法；一，从源溯流。首须熟习经传本文，考明《春秋内外传》诸占筮；其次，观汉魏古注；其次，观六朝，隋唐诸家义疏；最后始参稽宋元以来各家之经说。不从古注入手者，是为迷不知本源。二，强干弱枝。须知《周易》源本象数，发为义理，故当以义理、象数为主干；其余，涉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及方外炉火，禅家妙谛，与夫近世泰西科学者，皆其附枝。不由根干而寻枝叶者，是为浑不辨主客。另则，若是要研究《周易》的发生、发展、以及它的来龙去脉，也可以适用它。不过，其意义应理解为‘从源溯流’，要知源清流洁，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强干弱枝’，要知本盛末荣，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接着，黄老还提示几条“《传》辞”让我记录：
一阴一阳之谓道。（《繋辞上》）
参天两地而倚数。（《说卦传》）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说卦传》）
阴阳不测之谓神。（《繋辞上》）
神者也，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传》）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繋辞下》）
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繋辞下》）
天地絪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繋辞下》）
生生之为易。（《繋辞上》）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繋辞上》）
„„
在黄老的指导和鼓励下，我下决心加倍努力，遵循业师的指导方向，调整自我的思路：从远古到周，研究该时期的社会和科技发展情况，说明《周易》的哲理建立，有其牢固的基础；研究《连山》，《归藏》到《周易》的哲学体系（或言玄理学）的形成和建构；研究秦汉到明清时期的易学和科技的发展；研究近代易学发展与西方科学的相关连；研究《周易》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功用，以求理论创新。经过多年的努力，《周易原理与
古代科技》初稿由黄老亲自审阅。一九八四年，为了完善该书的理论，则由黄老推荐下，我专程赴沪，得到华东师范大学潘雨廷教授面授和指导，几经修订，于一九八七年定稿。后由黄老亲自題笺，并交付出版社。一九九零年二月终由鹭江出版社出版。一部用《周易》原理来研究自然，并建立了“宇宙总体理论”（或言“宇宙统一自然场”）的专著——《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终于面世了。同年三月，黄老出访美国回来见到拙作出版时，则眼闪泪花，感动地说：“不简单啊！不简单啊！下次去美国，我一定带你去，向海外推荐，《周易》在古代科技应用上的成果，要走向世界。”他笑了一下，又若有所思地说：“在当代周易研究的领域里，该著作应是《周易译注》的姐妹篇”。谁晓得，老天无眼，于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敬爱的业师黄老便西归去了。然而，他留给我的是沉重的，又是我乐意接受的“科学易”研究的担子。
二十春秋过去了，而案上的《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出版）和《黄寿祺论易学》，仍然还在闪烁着黄老的思想光辉。他的笑容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似乎在问我，“科学易与易科学”的系统研究怎么样了？我只好回答说：刚刚开始。他似乎在微笑，笑看我的拙作——《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和台湾学易斋出版社已出版二十二册（待续）的《易学研究基础与方法》。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这只是在实践老师遗愿的初步。
高山仰止，细水流长。我们缅怀黄老，就是要学习和承继他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治学精神和为人师表的风范。以下试举三则事例以作说明：
一，关于“科学易与易科学”。
黄老为什么会提出“科学易”这一命题呢？简单地说，他是在延续先师尚秉和先生的“象数”研究成果之后的一种思考与“探索”。
何谓“科学易”？《易》的思想和理论的形成决不是凭空而就的，而它的基础，就是先民在长期劳动实践中的体悟和创造。也就是说，它包括了先民的社会活动，科学实践和自然感悟而可认识的全过程；以及有感应，然而还无法认定的准认识，或有感观的现象存在，但还不认识的全过程。如果把其中科学实践和可认知的部分，归纳为一般意义的“象与数”。这种象数若用西方的语言来表达，就算为“科学”吧。如果把象与数再加以归纳升华，就是我们常言的《易》“象数”。这样的“象数”只具有哲学意义的象数，或言之为含西方“逻辑学”意义的象数内容。我们则称之为“科学易”。
何谓“易科学”。就是在“科学易”的基础上归纳采用阴阳符号，或奇偶（阴阳）数，进行有机的排列，作为八卦和六十四卦的象数与时位的“象征”，然后再用文辞来表达事物在卦和爻，也就是卦与卦、卦与爻、爻与爻之间相互关系演变中的道理。这就是我们常言的《易》。如果我们把《易》所蕴含的事物发生、发展及其普遍规律，或称原理，进行“理——象——数”的还原，再通过“极深研几”，找出物质存在的总体和各科类的规律并加以应用。这就是《易·繋辞上》所说：“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的“易科学”内容。
应当指出，当今社会上普遍流传的“科学易”，其实是“科学易”与“易科学”的合二而一。若使把它简化成一个符号，即“爻”，我把它称为《易》发展史的符号范畴学。
二，进德修业，厚德载物。
有人说：“黄老是儒家”。这也有一定道理。因为黄老讲《易》，主讲经传。他认为以《传》解《经》是合理的；也因为《传》中有许多“子曰”，是与《论语》相近，而孔子又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所以作为一名教育家的黄老，他谈论“孔子的教育思想”则成为必然。记得，黄老在讲《乾》的“元、亨、利、贞”四德时，就刻意提到《乾·文言》：“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
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君子进德者仁也，善也，简言之谓品德的修养；修业者，立诚也，畜业也，简言之谓业务进修。故《易·繋辞上》曰：“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在讲《坤》四德时，黄老还刻意提到《坤·象辞》曰：“君子以厚德载物”。也就是说，若无“厚德”，则不能和顺，宽容；则不能容载万物。他还举《谦·初六·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坤·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以告诫我们要做君子，不做小人；要胸怀坦白；宽容待人；要积德行善。惟此，方可广业也。
三，自强不息，日新其德。
做人难，知人更难。黄老经常告诉我们：作为学人，应懂得尊师，以后才能作为人师。只有立身敬德，修业立诚，才能为人师表。又说，君子道长，小人辞游，唯君子谦谦，方成大业。黄老的道德言行在三千桃李中曾传有许多佳话。记得，有一次，黄老和我谈《易》时说：“学《易》难，用《易》更难。”而后还风趣地说：你是我的门生，徒弟，要尊重门派，但不能有门派之见，要博采群言，要有自己的新见，才是好的研究者。说着，他抚摸一下自己的肩膀说，可以从我这里上去。黄老，不但是一位可敬的师长，而且还有甘为人梯的风范，实是难得。在当今社会，可能还有人视此为“儒者”、“傻人”，或者视之为是自己捞取资本的猎物。这些人极为可笑，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鲁迅先生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呢。当然，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不过，面对这些问题，也应该尊重一个基本道德吧。《坤·文言》曰：“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故，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不善者休矣。
研究《周易》，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在“义理”与“象数”分道扬镳的大背景中研究“象数”，又常会被扣上大逆不道，旁门左道的大帽子。因此，研究者要想逾越“象数”和“科学易”这两座大山，确实难上加难。不过，我经常想到黄老的亲切关怀和鼓励，想到他的一片苦心，更坚定了我闯“科学易”难关的决心。偶然与悟性，往往是成功的契机。记得我在整理《周易》有关“象数”，特别是“数”的问题时，正值黄老给我讲解“日月为易”的来龙去脉。我心里高兴极了，就问黄老说：“老师，‘日月为易’不是与光有密切关系吗？我想从‘光’入手，探个究竟。”黄老说：“《山海经》虽是一部神话传说，然而，它也是信史，其中应该有许多史实，要多考证。《周髀算经》是古代留下的最早的天文算书。其中有许多数学和天文知识，不仿可以研究一下。这方面，我研究不多，还是你有这个条件，可以试一试。”此后，我则进一步对《周易参同契》、《山海经》、《周髀算经》等有关著作进行研究挖掘，从而迈进了古今天文学的研究，并做了许多演算，还导出了《周易》中一组重要的数据，即“九”与“六”，以及它的科学与哲学的意义。这就是我闯“三才之道”，即天道、地道、人道的首关，也是研究“科学易”的第一道大门。黄老刻意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辞》）。和“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易·繋辞上》）。是其意也。
黄老离开易学界已经二十春秋了，我们在二十年间，栉风沐雨，悉心研究，以期获得更多成果，不辜负业师的希望，以报业师在天之灵。这是我的真挚的心意，以表深切的缅怀。
作者：国际易学应用工程学会高级总顾问
福建省易学研究会副会长
台湾学易斋出版社《易学研究丛书》主编
写于福州琅岐九龙山周易城太极阁易学研究基地《学易斋》
二0一0年 七月一日
科学易与易科学
——纪念业师《易》学大师黄寿祺教授逝世二十周年
江国樑
《黄寿祺论易学》（黄高宪教授编）于二00三年六月，由台湾“学易斋”出版，并被列选为台湾出版的代表性图书（TOP1），这是当代易学史上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它之所以深受海峡两岸及各地读者的好评，并被誉为二十世纪易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黄老在“义理”与“象数”相结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义理源于象数”，“象数根本于古代科技”的科学论断，为“义理——象数——科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意义深远，影响巨大。它的出版，正值此时，读者赞之，吾师安矣，是以为祭。
黄老曾师从马振彪、高步瀛、吴承仕、尚秉和、林公铎、扬树达、余家钖、孙人和、朱师辙、柯昌泗、任化远、林义光、唐兰、陆墨庵、陆宗达等著名学者，对经史文，易诗礼，无不猎涉，学识精湛渊博。一九二九年，黄老入北平中国大学文科予科，两年后升入本科国学系，又四年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大学期间著有《六庵文稿》、《闽东风俗记》。一九三五年执教于北平云嵩中学，一九三八年执教于中国大学，曾协助吴承仕、尚秉和先生撰写了一百多篇《续修四库全书》中的《礼》、《易》类提要（其中多有他的专撰），并整理了《易类提要目录》一册。一九四零年，黄老的大名，被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列入《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一九四二年，黄老返闽执教于永安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并撰有：《易学群书平议》、《六庵易话》、《六庵读礼录》、《丧服浅说》、《宋儒学说讲稿》、《明儒学说讲稿》、《历代易家考》、《历代易学书目录》、《尚氏易要义》、《六庵读书礼记》、《先秦文学史》、《左传要略》、《世说新语注引书目》、《六庵别略》、《水南读书札记》等。一九四六年，黄老出任址在仙游的国立海疆学校为教授，撰有《群经要略》。一九五四年为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后任主任（至文化革命），撰有《清诗选》（主编）、《福建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等。一九七四年任《李贽著作注释》总纂。一九七九年出任福建师大副校长，为硕士生导师，出版有《楚辞全译》、《六庵诗选》、《易学群书平议》、《周易译注》、《周易研究论文集》等。 从以上各时期的学术成果来看，大家只认为黄老是经学家、诗人和易学家，而在易学研究方面，也只认为是“义理派”的研究者。然而，人们忽略了最重要的是黄老的《易》研究具有“义理兼顾象数”和“象数根本于古代科技”的崭新创意。这从黄老的《周易译注》，可见端倪的。
“名物为象数所依，象数为义理而设”（吴承仕先生语）
“《周易》源于象数，发为义理，故当以义理、象数为主干，其余涉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及方外炉火，禅家妙谛，与夫近世泰西科学者，皆其枝附”（黄老语）
“象与理的结合，正是《周易》卦形、卦爻辞‘象征’特色的体现”，“卦形符号象征中所包含的‘时间’、‘空间’观念以及导致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等特点”。（黄老语） “应当结合考古界发现的有关《周易》资料，细心分析《周易》经传的本来面目及《易》学史研究中的各方面问题”。（黄老语）
“应当重视多学科，多课题相互贯通的比较研究。《周易》作为一部早期的哲学著作，其所旁及的内容至为丰富。如经传的文字价值，史学价值，美学价值，文字音韵价值，以及古代科技研究中的价值等，都有认真发掘的必要”。（黄老语）
这些语录，本来可以体现黄老的易学基本思路及其科学思想。然而，可能黄老因未有“《易》与科学”方面的专著出版，故张其成教授为此曾问及黄高宪教授：“令尊在象数、占
测方面对您说过些什么？”高宪只正面地回答了一句：“没听说他说过什么，他是反对算命的。只是在文革期间有一次他曾经说过一句：如果真的生活不下去，就上街摆卦摊去。”从两先生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人们对黄老的思路深处了解不多，也不充分。黄老既然是“象数”大师尚秉和先生的高徒，那就不可能没有“象数”方面的著说。至于“占测”的事，黄老从不明说，只是强调，应注意《春秋左传》、《国语》占筮例与易象的有机联系，考明其“所以然”，方能明瞭作《易》者之用心。这里应当指出：象数，应是包括象与数。既然名物有“象”，那么有“象”必有“数”。然而卦中体现出来的“数”，也只是“九、六”和“六爻、六位”说，而《易传》中的“数”，也只有“大衍数”和“天地数”，即使到宋代出现的“河洛图数”，也无非是天地、阴阳、奇偶之数。在《周易》中并没有说明这些“数”的由来和真义。那么，具有象、数、理一体的《周易》，又如何让研究者去理解“极深研几”的意义呢？这确实很难。为了知道这个“数”，我曾提出若干问询和求教。黄老说：“关于大衍数。唐僧一行演过，并有《大衍历》存；南宋朱熹属蔡元定述成《易学启蒙》，也都没有说该数最基本的东西。关于天地数，五代、宋间陈抟演过‘先后天图’，北宋邵雍传之。该‘先后天图’也只是以方位配上卦与数，即‘先天’数配南北为一与八；‘后天’数配南北、夏冬为九与一，亦没有说明这些“数”之由来和真义。但我认为：既然《周易》中有象和数，那必然有先民的科学活动；秦政焚书，虽有《周易》因谓之筮书而幸存。然而，农书与医书亦存，这不但说明先民的智慧，也反映了《周易》中的最基本的数——九、六的真正含义，我们不能简单地过目而已，应当认真地考证。”黄老还说：“研究《周易》必须把握一定的方法；一，从源溯流。首须熟习经传本文，考明《春秋内外传》诸占筮；其次，观汉魏古注；其次，观六朝，隋唐诸家义疏；最后始参稽宋元以来各家之经说。不从古注入手者，是为迷不知本源。二，强干弱枝。须知《周易》源本象数，发为义理，故当以义理、象数为主干；其余，涉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及方外炉火，禅家妙谛，与夫近世泰西科学者，皆其附枝。不由根干而寻枝叶者，是为浑不辨主客。另则，若是要研究《周易》的发生、发展、以及它的来龙去脉，也可以适用它。不过，其意义应理解为‘从源溯流’，要知源清流洁，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强干弱枝’，要知本盛末荣，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接着，黄老还提示几条“《传》辞”让我记录：
一阴一阳之谓道。（《繋辞上》）
参天两地而倚数。（《说卦传》）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说卦传》）
阴阳不测之谓神。（《繋辞上》）
神者也，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传》）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繋辞下》）
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繋辞下》）
天地絪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繋辞下》）
生生之为易。（《繋辞上》）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繋辞上》）
„„
在黄老的指导和鼓励下，我下决心加倍努力，遵循业师的指导方向，调整自我的思路：从远古到周，研究该时期的社会和科技发展情况，说明《周易》的哲理建立，有其牢固的基础；研究《连山》，《归藏》到《周易》的哲学体系（或言玄理学）的形成和建构；研究秦汉到明清时期的易学和科技的发展；研究近代易学发展与西方科学的相关连；研究《周易》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功用，以求理论创新。经过多年的努力，《周易原理与
古代科技》初稿由黄老亲自审阅。一九八四年，为了完善该书的理论，则由黄老推荐下，我专程赴沪，得到华东师范大学潘雨廷教授面授和指导，几经修订，于一九八七年定稿。后由黄老亲自題笺，并交付出版社。一九九零年二月终由鹭江出版社出版。一部用《周易》原理来研究自然，并建立了“宇宙总体理论”（或言“宇宙统一自然场”）的专著——《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终于面世了。同年三月，黄老出访美国回来见到拙作出版时，则眼闪泪花，感动地说：“不简单啊！不简单啊！下次去美国，我一定带你去，向海外推荐，《周易》在古代科技应用上的成果，要走向世界。”他笑了一下，又若有所思地说：“在当代周易研究的领域里，该著作应是《周易译注》的姐妹篇”。谁晓得，老天无眼，于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敬爱的业师黄老便西归去了。然而，他留给我的是沉重的，又是我乐意接受的“科学易”研究的担子。
二十春秋过去了，而案上的《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出版）和《黄寿祺论易学》，仍然还在闪烁着黄老的思想光辉。他的笑容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似乎在问我，“科学易与易科学”的系统研究怎么样了？我只好回答说：刚刚开始。他似乎在微笑，笑看我的拙作——《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和台湾学易斋出版社已出版二十二册（待续）的《易学研究基础与方法》。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这只是在实践老师遗愿的初步。
高山仰止，细水流长。我们缅怀黄老，就是要学习和承继他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治学精神和为人师表的风范。以下试举三则事例以作说明：
一，关于“科学易与易科学”。
黄老为什么会提出“科学易”这一命题呢？简单地说，他是在延续先师尚秉和先生的“象数”研究成果之后的一种思考与“探索”。
何谓“科学易”？《易》的思想和理论的形成决不是凭空而就的，而它的基础，就是先民在长期劳动实践中的体悟和创造。也就是说，它包括了先民的社会活动，科学实践和自然感悟而可认识的全过程；以及有感应，然而还无法认定的准认识，或有感观的现象存在，但还不认识的全过程。如果把其中科学实践和可认知的部分，归纳为一般意义的“象与数”。这种象数若用西方的语言来表达，就算为“科学”吧。如果把象与数再加以归纳升华，就是我们常言的《易》“象数”。这样的“象数”只具有哲学意义的象数，或言之为含西方“逻辑学”意义的象数内容。我们则称之为“科学易”。
何谓“易科学”。就是在“科学易”的基础上归纳采用阴阳符号，或奇偶（阴阳）数，进行有机的排列，作为八卦和六十四卦的象数与时位的“象征”，然后再用文辞来表达事物在卦和爻，也就是卦与卦、卦与爻、爻与爻之间相互关系演变中的道理。这就是我们常言的《易》。如果我们把《易》所蕴含的事物发生、发展及其普遍规律，或称原理，进行“理——象——数”的还原，再通过“极深研几”，找出物质存在的总体和各科类的规律并加以应用。这就是《易·繋辞上》所说：“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的“易科学”内容。
应当指出，当今社会上普遍流传的“科学易”，其实是“科学易”与“易科学”的合二而一。若使把它简化成一个符号，即“爻”，我把它称为《易》发展史的符号范畴学。
二，进德修业，厚德载物。
有人说：“黄老是儒家”。这也有一定道理。因为黄老讲《易》，主讲经传。他认为以《传》解《经》是合理的；也因为《传》中有许多“子曰”，是与《论语》相近，而孔子又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所以作为一名教育家的黄老，他谈论“孔子的教育思想”则成为必然。记得，黄老在讲《乾》的“元、亨、利、贞”四德时，就刻意提到《乾·文言》：“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
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君子进德者仁也，善也，简言之谓品德的修养；修业者，立诚也，畜业也，简言之谓业务进修。故《易·繋辞上》曰：“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在讲《坤》四德时，黄老还刻意提到《坤·象辞》曰：“君子以厚德载物”。也就是说，若无“厚德”，则不能和顺，宽容；则不能容载万物。他还举《谦·初六·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坤·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以告诫我们要做君子，不做小人；要胸怀坦白；宽容待人；要积德行善。惟此，方可广业也。
三，自强不息，日新其德。
做人难，知人更难。黄老经常告诉我们：作为学人，应懂得尊师，以后才能作为人师。只有立身敬德，修业立诚，才能为人师表。又说，君子道长，小人辞游，唯君子谦谦，方成大业。黄老的道德言行在三千桃李中曾传有许多佳话。记得，有一次，黄老和我谈《易》时说：“学《易》难，用《易》更难。”而后还风趣地说：你是我的门生，徒弟，要尊重门派，但不能有门派之见，要博采群言，要有自己的新见，才是好的研究者。说着，他抚摸一下自己的肩膀说，可以从我这里上去。黄老，不但是一位可敬的师长，而且还有甘为人梯的风范，实是难得。在当今社会，可能还有人视此为“儒者”、“傻人”，或者视之为是自己捞取资本的猎物。这些人极为可笑，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鲁迅先生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呢。当然，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不过，面对这些问题，也应该尊重一个基本道德吧。《坤·文言》曰：“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故，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不善者休矣。
研究《周易》，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在“义理”与“象数”分道扬镳的大背景中研究“象数”，又常会被扣上大逆不道，旁门左道的大帽子。因此，研究者要想逾越“象数”和“科学易”这两座大山，确实难上加难。不过，我经常想到黄老的亲切关怀和鼓励，想到他的一片苦心，更坚定了我闯“科学易”难关的决心。偶然与悟性，往往是成功的契机。记得我在整理《周易》有关“象数”，特别是“数”的问题时，正值黄老给我讲解“日月为易”的来龙去脉。我心里高兴极了，就问黄老说：“老师，‘日月为易’不是与光有密切关系吗？我想从‘光’入手，探个究竟。”黄老说：“《山海经》虽是一部神话传说，然而，它也是信史，其中应该有许多史实，要多考证。《周髀算经》是古代留下的最早的天文算书。其中有许多数学和天文知识，不仿可以研究一下。这方面，我研究不多，还是你有这个条件，可以试一试。”此后，我则进一步对《周易参同契》、《山海经》、《周髀算经》等有关著作进行研究挖掘，从而迈进了古今天文学的研究，并做了许多演算，还导出了《周易》中一组重要的数据，即“九”与“六”，以及它的科学与哲学的意义。这就是我闯“三才之道”，即天道、地道、人道的首关，也是研究“科学易”的第一道大门。黄老刻意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辞》）。和“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易·繋辞上》）。是其意也。
黄老离开易学界已经二十春秋了，我们在二十年间，栉风沐雨，悉心研究，以期获得更多成果，不辜负业师的希望，以报业师在天之灵。这是我的真挚的心意，以表深切的缅怀。
作者：国际易学应用工程学会高级总顾问
福建省易学研究会副会长
台湾学易斋出版社《易学研究丛书》主编
写于福州琅岐九龙山周易城太极阁易学研究基地《学易斋》
二0一0年 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