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诗和读诗”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以后，我收到了许多读者同志的来信，以至无法一一作覆。在这些信里面，有一部分是和我讨论现代格律诗问题的。关于现代格律诗，我那篇文章实在讲得太简单了，应该略加补充，同时也就把这作为我对这一部分来信的回答。 一、为什么有建立现代格律诗之必要 我在那篇文章里说，“虽然自由诗可以算作中国新诗之一体，我们仍很有必要建立中国现代的格律诗”。 不少同志同意我这样的看法；但也有不以为然的。有一位同志说，他认为诗只应该在语言的精练、和谐和节奏鲜明上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不赞成除此而外再对诗的形式作更多更具体的规定。他又说，如果我们要把诗加以区分的话，只能按照内容分为抒情诗、叙事诗、政治讽刺诗等，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它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 说诗根本不可以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我觉得是没有理由的。文学艺术的样式可以从它们的内容上的差异来分类，也可以从它们的形式上的差异来分类。按照形式上的显著的不同把诗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这是和中国的外国的诗歌的情况都符合的，已经为大家所公认，并没有什么不妥当。所以，问题倒并不在诗可不可以这样分类，而在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建立格律诗之必要。 为什么我说我们很有必要建立中国现代的格律诗呢？这是因为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很成功地建立起这种格律诗的缘故。这是因为我认为没有很成功的普遍承认的现代格律诗，是不利于新诗的发展的缘故。 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应该承认，自由诗不过是诗歌的一体，而且恐怕还不过是一种变体。”也有同志不以为然，免得这种说法对自由诗有些贬低。但我倒并非想对格律诗和自由诗有所褒贬，而是从诗歌的发展的历史看来，好像事实是如此而已。 中国的和外国的古代的诗歌，差不多都有一定的格律。这难道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吗？不，我想这不但和诗歌的起源有关系，而且和诗歌的内容也有关系。最早的诗是和歌唱不分的，这就决定了它的节奏常常有一定的规律。后来诗和歌唱分了家，但仍长期地普遍地虽说程度不同地保存着这种形式上的特点。我想，这绝不是一种“蛮性的遗留”，而是这种形式上的特点虽然一方面对于诗的内容的表达给予了若干限制，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和诗的内容的某些根本之点是相适应的，而且能起一种补助作用的缘故。诗的内容既然总是饱和着强烈的或者深厚的感情，这就要求着它的形式便利于表现出一种反复回旋、一唱三欢的抒情气氛。有一定的格律是有助于造成这种气氛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把我们古代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去掉了它们原来的格律，改写为类似现在一般的自由诗的样子，它们一定会减色不少。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否定自由诗。自由诗产生于近代。它的产生是由于有那样的诗人，他感到用传统的格律诗的形式不能表现出他所要表现的内容，不得不采取一种新的形式。应该承认，这是非常富于创造性的，而且对于诗歌的发展是有利的，因为它丰富了诗歌的形式。但文学的历史又告诉我们，自由诗并不能全部代替格律诗。不但自由诗兴起以后仍然有许多诗人写格律诗，而且苏联今天还是格律诗占绝对优势。这难道也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吗？不，我想绝不是这些诗人特别保守，而是其中有一些深刻的原因。这恐怕首先应该这样解释：虽然现代生活的某些内容更适宜于用自由诗来表现，但仍然有许多内容可以写成格律诗，或者说更适宜于写成格律诗。其次，很多读者长期地习惯于格律诗的传统，他们往往更喜欢有格律的诗，以便于反复咏味，这种倾向也不能不对于写诗的人发生影响。有一位同志在来信中说，“战斗的号召或是带有鼓动性的诗歌”更适宜于用自由体，“一般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可以用格律体。他也就是从内容上的不同感到这两种体裁都有必要。 有几位同志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新诗不像古诗那样令人百读不厌？其中有一位这样说：“谁都承认新诗所描写的人物、事件、生活总比古诗所描写的要来得动人，为什么效果不同呢？是我的思想感情有毛病吗？是观察上的错误吗？还是由于新诗在形式上存在着错误，或者是写新诗的人在技巧上比过 去的诗人差？”还有一位同志甚至这样说：“为什么现代的新诗就没有伟大的诗人和作品出现呢？我和很多同志一样有这样一个疑问。我想——这是我个人幼稚的想法——这主要是现代的新诗和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脱了节，而这种脱节又主要是在形式方面。”把新诗的一切缺点都归罪于它的形式，或者特别归罪于自由诗的形式，这未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因而是并不恰当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没有产生伟大的诗人，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诗歌还不能像古代那些最好的诗歌那样令人百读不厌，我认为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新诗的形式问题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不过是原因之一。其他种种原因我巳经以“关于写诗和读诗”、“更多的作品，更高的思想艺术水平”这两篇文章里说过了，用不着重述。然而，这些同志的意见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国古代的诗歌曾经找到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而且有那样一些作者，他们运用那些形式达到了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完美；而我们今天，却还没有能够很成功地建立起普遍承认的现代格律诗的形式，能够把自由诗的形式运用得很好，或者说能够把自由诗写得从内容到形式都真正是诗的人，也是很少的。在理论上我们不能否认，用自由诗的形式也可以写出百读不厌的诗来。但事实上我们却很难得读到这样的自由诗。也许自由诗本身就有这样一个弱点，容易流放松散。但我想决定的原因还是在于写诗的人。许多写诗的人并没有受过认真的专门的训练，他们写自由诗并不是因为他们所要表现的内容只能采取这种形式，却不过是这样写最容易，或者大家这样写他也就这样写，这怎么能够写出令人百读不厌的诗来呢？我曾碰到过一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年轻的诗人。我问他：“你们现在写诗，是写格律诗的人多，还是写自由诗的人多？”可能他们的情况和我们有些相似，年轻的诗人还是写自由诗的比较多吧，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我们写自由诗的人都是先受过格律诗的训练的。”我觉得这句话很有些道理。后来我想，如果我们现在办一所培养写诗的人的学校，到底开头应该叫他们练习写什么样的诗呢？又用些什么方法来训练他们的语言文字，使他们能够从写作中辨别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的区别，以至自己能够写出精练的优美的诗的语言呢？我不能不承认，先练习写格律诗比先练习写自由诗好。先受过一个时期写格律诗的训练，再写自由诗，总不至于把一些冗长无味的散文的语言分行排列起来就自以为诗吧。但是，我接着又想，先练习写格律诗，我们现在又有些什么很成功的格律诗可以供他们学习呢？这就不能不使我深切地感到，我们实在需要有一些有才能的作者来努力建立现代格律诗，来写出许多为今天以至将来的人们传诵和学习的新的格律诗了。
“关于写诗和读诗”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以后，我收到了许多读者同志的来信，以至无法一一作覆。在这些信里面，有一部分是和我讨论现代格律诗问题的。关于现代格律诗，我那篇文章实在讲得太简单了，应该略加补充，同时也就把这作为我对这一部分来信的回答。 一、为什么有建立现代格律诗之必要 我在那篇文章里说，“虽然自由诗可以算作中国新诗之一体，我们仍很有必要建立中国现代的格律诗”。 不少同志同意我这样的看法；但也有不以为然的。有一位同志说，他认为诗只应该在语言的精练、和谐和节奏鲜明上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不赞成除此而外再对诗的形式作更多更具体的规定。他又说，如果我们要把诗加以区分的话，只能按照内容分为抒情诗、叙事诗、政治讽刺诗等，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它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 说诗根本不可以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我觉得是没有理由的。文学艺术的样式可以从它们的内容上的差异来分类，也可以从它们的形式上的差异来分类。按照形式上的显著的不同把诗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这是和中国的外国的诗歌的情况都符合的，已经为大家所公认，并没有什么不妥当。所以，问题倒并不在诗可不可以这样分类，而在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建立格律诗之必要。 为什么我说我们很有必要建立中国现代的格律诗呢？这是因为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很成功地建立起这种格律诗的缘故。这是因为我认为没有很成功的普遍承认的现代格律诗，是不利于新诗的发展的缘故。 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应该承认，自由诗不过是诗歌的一体，而且恐怕还不过是一种变体。”也有同志不以为然，免得这种说法对自由诗有些贬低。但我倒并非想对格律诗和自由诗有所褒贬，而是从诗歌的发展的历史看来，好像事实是如此而已。 中国的和外国的古代的诗歌，差不多都有一定的格律。这难道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吗？不，我想这不但和诗歌的起源有关系，而且和诗歌的内容也有关系。最早的诗是和歌唱不分的，这就决定了它的节奏常常有一定的规律。后来诗和歌唱分了家，但仍长期地普遍地虽说程度不同地保存着这种形式上的特点。我想，这绝不是一种“蛮性的遗留”，而是这种形式上的特点虽然一方面对于诗的内容的表达给予了若干限制，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和诗的内容的某些根本之点是相适应的，而且能起一种补助作用的缘故。诗的内容既然总是饱和着强烈的或者深厚的感情，这就要求着它的形式便利于表现出一种反复回旋、一唱三欢的抒情气氛。有一定的格律是有助于造成这种气氛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把我们古代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去掉了它们原来的格律，改写为类似现在一般的自由诗的样子，它们一定会减色不少。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否定自由诗。自由诗产生于近代。它的产生是由于有那样的诗人，他感到用传统的格律诗的形式不能表现出他所要表现的内容，不得不采取一种新的形式。应该承认，这是非常富于创造性的，而且对于诗歌的发展是有利的，因为它丰富了诗歌的形式。但文学的历史又告诉我们，自由诗并不能全部代替格律诗。不但自由诗兴起以后仍然有许多诗人写格律诗，而且苏联今天还是格律诗占绝对优势。这难道也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吗？不，我想绝不是这些诗人特别保守，而是其中有一些深刻的原因。这恐怕首先应该这样解释：虽然现代生活的某些内容更适宜于用自由诗来表现，但仍然有许多内容可以写成格律诗，或者说更适宜于写成格律诗。其次，很多读者长期地习惯于格律诗的传统，他们往往更喜欢有格律的诗，以便于反复咏味，这种倾向也不能不对于写诗的人发生影响。有一位同志在来信中说，“战斗的号召或是带有鼓动性的诗歌”更适宜于用自由体，“一般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可以用格律体。他也就是从内容上的不同感到这两种体裁都有必要。 有几位同志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新诗不像古诗那样令人百读不厌？其中有一位这样说：“谁都承认新诗所描写的人物、事件、生活总比古诗所描写的要来得动人，为什么效果不同呢？是我的思想感情有毛病吗？是观察上的错误吗？还是由于新诗在形式上存在着错误，或者是写新诗的人在技巧上比过 去的诗人差？”还有一位同志甚至这样说：“为什么现代的新诗就没有伟大的诗人和作品出现呢？我和很多同志一样有这样一个疑问。我想——这是我个人幼稚的想法——这主要是现代的新诗和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脱了节，而这种脱节又主要是在形式方面。”把新诗的一切缺点都归罪于它的形式，或者特别归罪于自由诗的形式，这未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因而是并不恰当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没有产生伟大的诗人，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诗歌还不能像古代那些最好的诗歌那样令人百读不厌，我认为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新诗的形式问题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不过是原因之一。其他种种原因我巳经以“关于写诗和读诗”、“更多的作品，更高的思想艺术水平”这两篇文章里说过了，用不着重述。然而，这些同志的意见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国古代的诗歌曾经找到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而且有那样一些作者，他们运用那些形式达到了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完美；而我们今天，却还没有能够很成功地建立起普遍承认的现代格律诗的形式，能够把自由诗的形式运用得很好，或者说能够把自由诗写得从内容到形式都真正是诗的人，也是很少的。在理论上我们不能否认，用自由诗的形式也可以写出百读不厌的诗来。但事实上我们却很难得读到这样的自由诗。也许自由诗本身就有这样一个弱点，容易流放松散。但我想决定的原因还是在于写诗的人。许多写诗的人并没有受过认真的专门的训练，他们写自由诗并不是因为他们所要表现的内容只能采取这种形式，却不过是这样写最容易，或者大家这样写他也就这样写，这怎么能够写出令人百读不厌的诗来呢？我曾碰到过一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年轻的诗人。我问他：“你们现在写诗，是写格律诗的人多，还是写自由诗的人多？”可能他们的情况和我们有些相似，年轻的诗人还是写自由诗的比较多吧，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我们写自由诗的人都是先受过格律诗的训练的。”我觉得这句话很有些道理。后来我想，如果我们现在办一所培养写诗的人的学校，到底开头应该叫他们练习写什么样的诗呢？又用些什么方法来训练他们的语言文字，使他们能够从写作中辨别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的区别，以至自己能够写出精练的优美的诗的语言呢？我不能不承认，先练习写格律诗比先练习写自由诗好。先受过一个时期写格律诗的训练，再写自由诗，总不至于把一些冗长无味的散文的语言分行排列起来就自以为诗吧。但是，我接着又想，先练习写格律诗，我们现在又有些什么很成功的格律诗可以供他们学习呢？这就不能不使我深切地感到，我们实在需要有一些有才能的作者来努力建立现代格律诗，来写出许多为今天以至将来的人们传诵和学习的新的格律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