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一宗”四次“灭佛”
前几天写了关于玄奘受冷遇的文章，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不少读者还阅读了我以前写的另外几篇关于当今社会有人利用宗教骗钱的文章。有极少数读者不喜欢我的观点，在我的博克上留言、评论，说我对佛不尊重，该下地狱（此留言已被删除）。我看了一下留言者的博客，居然还是一个自称信佛、弘佛的人。因信仰佛教而偏执到如此地步，只能说他并没有真正懂得佛教的精髓。
这也让我想起1500年前，有一位和尚诅咒北周武帝宇文邕下地狱的话。当时，一位名叫慧远的和尚对周武帝宇文邕说：“陛下今恃王力，破坏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论贵贱，陛下安得不怖？”武帝听后，瞪着慧远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也不怕入地狱！”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地藏王也有名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因此，地狱即便真的有，也没什么可怕的，吓唬胆小者而已。通过这件事情，我想介绍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灭佛”事件。
我不太清楚“灭佛”这个词最早是谁开始用的。在我看来，这个词不好，显出一种仇恨，而且也造成一些历史的误会。如果帝王一声令下便能“灭佛”，“佛法无边”恐怕就是一句假话了。我更愿意使用“禁佛”这个词。
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禁佛”事件，分别发生在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禁佛；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禁佛；公元955年，后周周世宗柴荣禁佛。这四次禁佛事件，被后人统称为“三武一宗”四次“灭佛”。简单分析一下原因。
有一种说法认为，禁佛是因为佛道之争。这种说法，眼界太小了。在几次禁佛事件中，确实有佛教和道教某些人物的争执，他们在帝王面前争风吃醋，斤斤计较于一些现实利益。但是，用它来解释禁佛的原因，只能歪曲宗教的本意。不管是佛是道，都要求远离尘世，归于平淡。为了在世俗社会的地位争来争去，这不符合真正的宗教精神。因此，参与佛道之争的人，显然不是真佛、真道，而是假佛、假道。所以，如果佛道之争是导致禁佛的原因，那么，这些假佛、假道也确实该禁。例如，在北魏太武帝第一次禁佛的时候，就发现寺庙藏有大量兵器，涉嫌谋反，僧人吃肉喝酒，替贪官窝藏赃物，甚至还密藏女人供淫乱活动。这位被佛教徒称为“当今如来”的太武帝，即便没有道教的背景，也会下达禁佛的诏书。唐武宗禁佛的时候，佛教寺院的情况更糟，僧侣鱼龙混杂，长安的寺院几乎变成娱乐场所，藏污纳垢，与玄奘时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禁佛是儒佛之争，这种说法也没道理。北周武帝宇文邕尊崇儒家学说，曾经安排8次儒、释、道的辩论。参与辩论的佛教人士从来没把矛头对准儒家，而是拼命与道教争夺第二把交椅，甚至还辱骂、中伤道教。唐朝著名文人韩愈是一个坚决反对佛教的儒家重要人物。韩愈提出排佛建议的时候，正是佛教最昌盛的时候。崇佛的唐宪宗一怒之下，差点要处死韩愈。后经他人说情，才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唐宪宗没有听取韩愈的建议，导致佛教混乱发展。隔了好几代皇帝，到了唐武宗，不得不采取禁佛措施。此后，儒家学者杜牧也激烈地反对佛教，但是佛教还是在唐武宗之后有所恢复。而且，儒家人物并不都像狄仁杰、韩愈、杜牧那样反对佛教。南北朝时期《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大力为佛教辩护，隋代大儒王通也对佛教非常推崇，与韩愈同时期的柳宗元也批评过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到了周世宗第四次禁佛之后，宋明理学更是融合很多佛教
的思想。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禁佛是出于经济原因。这种观点基本正确，但不太全面。北魏太武帝禁佛之前，仅洛阳就有寺院1400所左右，僧尼数万人。史书记载“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侵夺细民，广占田宅”。这些僧尼们自己不劳而获，靠着别人供养而养尊处优。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时，境内佛寺3万多所，僧尼数量200万。宇文邕征服北齐后，坚持禁佛，因为北齐的佛寺超过4万所，僧尼数量超过300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禁佛时，历史记载“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全国的寺院居然还有15万奴仆。周世宗禁佛时的经济形势也差不多。
为什么佛教寺院过渡膨胀不好？僧尼可以免除徭役、兵役，但却需要其他人供养。换句话说，自己没有产出，纯粹只有消耗社会财富。为了稳固地获得供养，寺院就要占有大量农田和房产，甚至还放高利贷，普通百姓就容易失去生活保障。出家人都是成年人，自己在寺院享福，孩子、父母谁来养？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一个国家十分之一的人天经地义地不劳而获，势必大大影响国家经济。几百万人出家还会严重影响人口增长，在那个年代，人口是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之所以说出于经济原因禁佛的观点不太全面，是因为经济归根到底还是政治。但是，这里的政治并非宗教团体的权利斗争，而是世俗政治与宗教的角力。唐武宗禁佛前，杜牧曾经批评佛教，他指出，当时的佛教并没有实现教人向善的目的。很多信佛之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奸犯科。明知自己有罪，便向寺院捐钱，希望“有罪罪灭，无福福至”。而寺院也积极配合此类人的心态，大肆敛财。结果造成“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这种情况不禁令人想起欧洲中世纪教会发行的“赎罪券”，不管犯了多大的罪，哪怕是杀人罪，都可以用“赎罪券”来抵罪。欧洲是因为在16世纪出现了马丁-路德，才开始改变这种宗教恶行，中国早早就强力杜绝此类现象，实在是一件大幸事。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禁佛，有人说是中国人一贯的宗教迫害，这种观点实为大谬。四次禁佛过程中，第一次北魏太武帝杀了一些人，但那是因为涉嫌谋反，而非针对信仰。第二次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只是强迫几百万僧尼还俗，并没有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在家当居士也一样可以信佛。第三次唐武宗禁佛，有记录的死亡人数只有300多人。这些人的死亡，也是因为传言奸细混入寺院，发生打斗，与信仰无关。
唐武宗开始禁佛时的政策非常温和：如果想继续做僧尼，就要坚守不拥有财产（田宅）的戒律；如果不想放弃财产，那就必须还俗；对于犯淫戒的、娶妻的、不受戒的，勒令还俗；甚至还允许比丘、比丘尼保留1、2名奴仆。但是，骄奢淫逸惯了的僧尼们，根本不理。唐武宗不得不强迫26万出家人还俗。但是，唐武宗仍然保留了部分寺院，规定了这些寺院的僧尼人数。周世宗禁佛时规定，出家前先得获得父母、亲属同意，统一设臵戒坛，不允许私度僧尼，同时还禁止了宗教习俗中的一些伤害身体的残忍方式。
应该说，历史上的这四次禁佛事件，是对佛教盲目发展的几次规范，不存在纯粹因信仰而迫害的事情。对比欧洲历史上的宗教迫害，中国的四次禁佛显得仁慈太多了。再对比一下某些站在宗教立场上的人，他们对这四次禁佛的态度很不客观。“灭佛”、“毁佛”、“法难”等词汇显示出隐含的恨意。甚至还有人说，这四位禁佛的帝王的下场都很不好，都是“灭佛”的因果报应，因为“灭佛”而
堕入地狱。这种心态极其恶俗。
中国历史上的这四次主要禁佛事件，很典型地表现出中国传统对于宗教的理性态度。宗教不能成为超世俗的独立世界，世俗政治可以与宗教合作，但也努力维护自身的非宗教性，并时刻保持对于宗教的有效控制。这种传统使得中国的传统政治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具有明显的世俗特征。从而使得中国历史上，很少陷入大规模的宗教狂热。这些特征也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治普遍承认的共同准则。
四次禁佛之后，在中国最兴旺的佛教派别就是禅宗。这是有道理的。禅宗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百丈怀海禅师，所处时代大致与反对佛教的韩愈在同一时期。百丈禅师制定了一套《百丈清规》，除了要求出家人立誓遵守戒律外，还要求：不坐高广大床、不歌舞娼妓、不抹香涂身、不蓄钱财珠宝等。最为关键的是，人们现在最容易记住的一句话：“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他改变了印度佛教吃伸手饭的传统，要求出家人自食其力，不做社会的寄生虫。在此之前，来自印度的佛教轻视劳动，反对僧人劳动，认为僧人只应该接受供养，或者把乞讨当成一种功德。而且，禅宗不靠经典、不依赖佛像，不主张建造佛殿。从禅院到禅师个人，都以简朴为荣。上述种种特点，似乎都是对禁佛时期，佛教所存在种种怪象的反思和纠正，从而使得禅宗在禁佛事件中，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并且能够日后在中国获得蓬勃发展。对比当今某些宗教现象，百丈禅师确实令人敬仰。
“三武一宗”四次“灭佛”
前几天写了关于玄奘受冷遇的文章，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不少读者还阅读了我以前写的另外几篇关于当今社会有人利用宗教骗钱的文章。有极少数读者不喜欢我的观点，在我的博克上留言、评论，说我对佛不尊重，该下地狱（此留言已被删除）。我看了一下留言者的博客，居然还是一个自称信佛、弘佛的人。因信仰佛教而偏执到如此地步，只能说他并没有真正懂得佛教的精髓。
这也让我想起1500年前，有一位和尚诅咒北周武帝宇文邕下地狱的话。当时，一位名叫慧远的和尚对周武帝宇文邕说：“陛下今恃王力，破坏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论贵贱，陛下安得不怖？”武帝听后，瞪着慧远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也不怕入地狱！”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地藏王也有名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因此，地狱即便真的有，也没什么可怕的，吓唬胆小者而已。通过这件事情，我想介绍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灭佛”事件。
我不太清楚“灭佛”这个词最早是谁开始用的。在我看来，这个词不好，显出一种仇恨，而且也造成一些历史的误会。如果帝王一声令下便能“灭佛”，“佛法无边”恐怕就是一句假话了。我更愿意使用“禁佛”这个词。
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禁佛”事件，分别发生在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禁佛；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禁佛；公元955年，后周周世宗柴荣禁佛。这四次禁佛事件，被后人统称为“三武一宗”四次“灭佛”。简单分析一下原因。
有一种说法认为，禁佛是因为佛道之争。这种说法，眼界太小了。在几次禁佛事件中，确实有佛教和道教某些人物的争执，他们在帝王面前争风吃醋，斤斤计较于一些现实利益。但是，用它来解释禁佛的原因，只能歪曲宗教的本意。不管是佛是道，都要求远离尘世，归于平淡。为了在世俗社会的地位争来争去，这不符合真正的宗教精神。因此，参与佛道之争的人，显然不是真佛、真道，而是假佛、假道。所以，如果佛道之争是导致禁佛的原因，那么，这些假佛、假道也确实该禁。例如，在北魏太武帝第一次禁佛的时候，就发现寺庙藏有大量兵器，涉嫌谋反，僧人吃肉喝酒，替贪官窝藏赃物，甚至还密藏女人供淫乱活动。这位被佛教徒称为“当今如来”的太武帝，即便没有道教的背景，也会下达禁佛的诏书。唐武宗禁佛的时候，佛教寺院的情况更糟，僧侣鱼龙混杂，长安的寺院几乎变成娱乐场所，藏污纳垢，与玄奘时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禁佛是儒佛之争，这种说法也没道理。北周武帝宇文邕尊崇儒家学说，曾经安排8次儒、释、道的辩论。参与辩论的佛教人士从来没把矛头对准儒家，而是拼命与道教争夺第二把交椅，甚至还辱骂、中伤道教。唐朝著名文人韩愈是一个坚决反对佛教的儒家重要人物。韩愈提出排佛建议的时候，正是佛教最昌盛的时候。崇佛的唐宪宗一怒之下，差点要处死韩愈。后经他人说情，才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唐宪宗没有听取韩愈的建议，导致佛教混乱发展。隔了好几代皇帝，到了唐武宗，不得不采取禁佛措施。此后，儒家学者杜牧也激烈地反对佛教，但是佛教还是在唐武宗之后有所恢复。而且，儒家人物并不都像狄仁杰、韩愈、杜牧那样反对佛教。南北朝时期《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大力为佛教辩护，隋代大儒王通也对佛教非常推崇，与韩愈同时期的柳宗元也批评过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到了周世宗第四次禁佛之后，宋明理学更是融合很多佛教
的思想。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禁佛是出于经济原因。这种观点基本正确，但不太全面。北魏太武帝禁佛之前，仅洛阳就有寺院1400所左右，僧尼数万人。史书记载“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侵夺细民，广占田宅”。这些僧尼们自己不劳而获，靠着别人供养而养尊处优。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时，境内佛寺3万多所，僧尼数量200万。宇文邕征服北齐后，坚持禁佛，因为北齐的佛寺超过4万所，僧尼数量超过300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禁佛时，历史记载“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全国的寺院居然还有15万奴仆。周世宗禁佛时的经济形势也差不多。
为什么佛教寺院过渡膨胀不好？僧尼可以免除徭役、兵役，但却需要其他人供养。换句话说，自己没有产出，纯粹只有消耗社会财富。为了稳固地获得供养，寺院就要占有大量农田和房产，甚至还放高利贷，普通百姓就容易失去生活保障。出家人都是成年人，自己在寺院享福，孩子、父母谁来养？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一个国家十分之一的人天经地义地不劳而获，势必大大影响国家经济。几百万人出家还会严重影响人口增长，在那个年代，人口是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之所以说出于经济原因禁佛的观点不太全面，是因为经济归根到底还是政治。但是，这里的政治并非宗教团体的权利斗争，而是世俗政治与宗教的角力。唐武宗禁佛前，杜牧曾经批评佛教，他指出，当时的佛教并没有实现教人向善的目的。很多信佛之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奸犯科。明知自己有罪，便向寺院捐钱，希望“有罪罪灭，无福福至”。而寺院也积极配合此类人的心态，大肆敛财。结果造成“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这种情况不禁令人想起欧洲中世纪教会发行的“赎罪券”，不管犯了多大的罪，哪怕是杀人罪，都可以用“赎罪券”来抵罪。欧洲是因为在16世纪出现了马丁-路德，才开始改变这种宗教恶行，中国早早就强力杜绝此类现象，实在是一件大幸事。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禁佛，有人说是中国人一贯的宗教迫害，这种观点实为大谬。四次禁佛过程中，第一次北魏太武帝杀了一些人，但那是因为涉嫌谋反，而非针对信仰。第二次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只是强迫几百万僧尼还俗，并没有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在家当居士也一样可以信佛。第三次唐武宗禁佛，有记录的死亡人数只有300多人。这些人的死亡，也是因为传言奸细混入寺院，发生打斗，与信仰无关。
唐武宗开始禁佛时的政策非常温和：如果想继续做僧尼，就要坚守不拥有财产（田宅）的戒律；如果不想放弃财产，那就必须还俗；对于犯淫戒的、娶妻的、不受戒的，勒令还俗；甚至还允许比丘、比丘尼保留1、2名奴仆。但是，骄奢淫逸惯了的僧尼们，根本不理。唐武宗不得不强迫26万出家人还俗。但是，唐武宗仍然保留了部分寺院，规定了这些寺院的僧尼人数。周世宗禁佛时规定，出家前先得获得父母、亲属同意，统一设臵戒坛，不允许私度僧尼，同时还禁止了宗教习俗中的一些伤害身体的残忍方式。
应该说，历史上的这四次禁佛事件，是对佛教盲目发展的几次规范，不存在纯粹因信仰而迫害的事情。对比欧洲历史上的宗教迫害，中国的四次禁佛显得仁慈太多了。再对比一下某些站在宗教立场上的人，他们对这四次禁佛的态度很不客观。“灭佛”、“毁佛”、“法难”等词汇显示出隐含的恨意。甚至还有人说，这四位禁佛的帝王的下场都很不好，都是“灭佛”的因果报应，因为“灭佛”而
堕入地狱。这种心态极其恶俗。
中国历史上的这四次主要禁佛事件，很典型地表现出中国传统对于宗教的理性态度。宗教不能成为超世俗的独立世界，世俗政治可以与宗教合作，但也努力维护自身的非宗教性，并时刻保持对于宗教的有效控制。这种传统使得中国的传统政治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具有明显的世俗特征。从而使得中国历史上，很少陷入大规模的宗教狂热。这些特征也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治普遍承认的共同准则。
四次禁佛之后，在中国最兴旺的佛教派别就是禅宗。这是有道理的。禅宗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百丈怀海禅师，所处时代大致与反对佛教的韩愈在同一时期。百丈禅师制定了一套《百丈清规》，除了要求出家人立誓遵守戒律外，还要求：不坐高广大床、不歌舞娼妓、不抹香涂身、不蓄钱财珠宝等。最为关键的是，人们现在最容易记住的一句话：“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他改变了印度佛教吃伸手饭的传统，要求出家人自食其力，不做社会的寄生虫。在此之前，来自印度的佛教轻视劳动，反对僧人劳动，认为僧人只应该接受供养，或者把乞讨当成一种功德。而且，禅宗不靠经典、不依赖佛像，不主张建造佛殿。从禅院到禅师个人，都以简朴为荣。上述种种特点，似乎都是对禁佛时期，佛教所存在种种怪象的反思和纠正，从而使得禅宗在禁佛事件中，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并且能够日后在中国获得蓬勃发展。对比当今某些宗教现象，百丈禅师确实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