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中
一、
１９５１年，抗美援朝运动进入高潮，军费激增，致使政府财政收支失去平衡。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经济。当时党和政府采取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着相当大的比重。为了发展经济，政府不能不扶植私人工商业，而对于私人资本经济不可克服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为“五毒”）的行为，采取了尽量容忍并不过于限制、打击的态度。从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材料来看，直至１９５１年底，党中央和毛泽东并没有发动一场运动来打击私人工商业的任何意向，这说明政府是从经济发展的大局上去权衡这一问题的，再则对“五毒”的界定，因时因地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相比来说，党中央更为重视自身的清廉，当时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时称“三害”）现像在一些党政军部门中已有所抬头。中共中央决定从１９５１年２月起开始整党，１０月，又决定在整党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运动陆续揭发出了一些问题，如１９５０年华北地区有“三害”问题的干部有３０３人，１９５１年上半年便增至５３１人；东北沈阳工商局下属各专业公司中有３６２９人有程度不同的贪污行为【注:转引自林蕴晖等著：《凯歌行进的时期》，第２４５页。】；军队中由于整编过来的国民党军队过多等因，亦存在一些问题。上述数字虽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是从总的来看，这与相应的党政军机构相比，实在是一个不大的数字，这恰好说明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及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的清廉。然而，当时党和政府对这些情况相当重视。这说明，一方面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已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及艰苦朴素、严格遵守纪律的光荣传统，他们不能容忍腐败现象的产生。然而在缺乏治国经验的前提下，他们容易把对上述数字的理解绝对化，从而把出现的“三害”现象看得过重。另一方面，党中央和毛泽东与其说是从经济的角度，不如说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的。进北京后，毛泽东曾多次告诚全党，不要作“李自成第二”，希望共产党人能以自己的信仰、清廉及民主，打破历史上所有政权所出现的那种“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１５５—１５７页。】所以，他把这些数字作为“李自成第二”的苗头加以理解。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原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案发，刘、张二人利用职权，直接盗骗的钱财就高达１５５万元（旧币），这在当时看来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毛泽东为此夜不能寐，亲自批准了处决二人的决定。从政治上考虑，党中央和毛泽东感到运动必须向纵深发展。１２月１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批示说：’‘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增产节约运动由此升温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形式，一场群众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二、
任何一个国家都离不开法制，而法制的制定，必须与这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诸国情因素相适应，由是法制对于腐败的惩治，从来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法制如果脱离国情而过松，国家会陷入混乱；过严，超出了社会上实际所能容忍的最低的行为现范，于社会伤害面会过大，同样亦不利于政权的稳定。然而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法制的重要性及其上述含义似乎理解不深，以致于在如何惩治腐败问题上，与其说是依靠法律，不如说是更相信并依赖于战争时期的特长，即用群众斗争的办法去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同志在这一问题上还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相信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比起用法制的方式来，会揭露出更多的问题，解决问题也会更彻底。
三反运动开始后，在各级领导发动下，广大群众揭发出不少问题。不可否认，仅在运动开始的一个月内，被揭发出来的一些问题确实相当严重。如公安部行政处长宋德贵贪污７万元；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长薛昆山贪污２３万元（上述二人后被处决）；农业部干部雷亚卿贪污１．４７余万元，受贿１．４７余万元等等。【注:北京公审大会对七个大贪污犯的控诉，《新华月报》，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９日，中直总党委宣布运动进入“打虎”（当时称贪污犯为“老虎”，贪污额１万元以上称“大老虎”，１万元以下１千元以上称“小老虎”）阶段，于是全国掀起了“打虎”高潮。在高潮中，很多单位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逼、供、信”现象，甚至有诱供、假供等现象。在这一现象下，北京市有１／４的案件因罪状不足不能判刑，１／４案件因情节不清须重新查对。【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１９５２年，第１５２页。】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运动者有３８０万余人，运动高潮打出“大老虎”达２９万人之多，占参加运动人员总数的７％强。【注:转引自林蕴晖：《凯歌行进的时期》，第２５０页。】如果再加上为数众多的“小老虎”，那么在党政军部门中，三反运动的打击面就更宽了。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二：
一是群众运动本身的问题。不可否认，群众运动会猛烈地冲击腐败现象，但是，运动的群众或群众的运动决不会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在符合国家最大利益即法制与非法制之间的临界线上自觉地停下来。如果说平日种种法规及道德规范能对人们有所约束的话，那末运动本身及其惯性能给人们一时情绪、一时需要的发挥留下来相当大的活动余地，使人们可以不顾种种约束继续超越“临界线”往前冲。冲的越远，对国家利益的损害也就越大，不能在国家所需要的临界线上停下来，从而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所有群众运动不可克服的弊病。
二是中央领导层特别是毛泽东对“三害”现象估计过重，对贪污分子数目估计过多。运动初期，由于各地揭发出来的“问题”太多，自然使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估计更加严重。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８日，即运动刚刚开始，毛泽东就表示：“应把这场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注:《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８日。】１９５２年１月４日，毛泽东以党中央的名义指示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进行三反，并表示：“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于是，很多单位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匆上阵了。毛泽东对三反运动抓得很紧，经常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领导开展三反运动，主任为薄一波）听汇报，多次对有关文件、报告作批示。中央领导层特别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估计过重及其一度矫枉过正的作法，是三反运动一度发生偏差的重要因素。
三反运动扩大的偏差，对当时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企业中一些人怕当“老虎”，不肯干了。一些人以前工作不认真，现在是“宁左勿右”，验货时对产品的质量要求过严，使“次货”达到６０％、７０％，甚至高达８０％，使生产和经商受到一定影响。【注:陈云：《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陈云文选》（１９４９—１９５６），第１５６—１５７页。】在这种情形下，仅华东地区的物资积压与霉烂的损失就相当严重，上海积压待销的土产年货价值达３２０万元。根据１９５１年９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原决定从该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２年４月为镇反运动的第二阶段，以进一步打击反革命分子，但是，由于三反运动在公安系统亦搞得相当激烈，镇反工作被延长了。
值得提出的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谨慎从事，三反运动仅在党政军机关中进行，其偏差及其影响未能波及到广大工农兵及知识分子中。
１月１９日，运动正值高潮，薄一波代表党中央表示，对广大民主人士、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一定要采取保护的政策。对于广大工人阶级，党和政府更是采取了“必须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２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工矿企业中如何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特别强调“在斗争中要注意防止和纠正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工人群众方面的错误倾向”，对存在于工人中的问题，主要是“教育的过程”，“一般应该推到三反后期以坦白教育的方式加以解决，面向将来，不咎既往”。所以说，工人群众在运动中所受到的冲击，就更是微乎其微了。为了保证抗美援朝的顺利进行，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３日，毛泽东特意指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第一线部队应完全停止三反，全力对敌”。
１９５２年３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对三反运动采取了一系列的降温措施。６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决定》，其中特别强调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各地应尽可能地在各级贪污分子总人数中，使摘掉贪污分子帽子、免予行政处分者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判死刑者，应占极少数”；１２日，作出《若干决定的修改通知》，再次放宽政策；３１日，作出《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４月２１日，政务院在上述基础上，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些规定条例，使得三反运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群众运动中那种“无限制性”，基本上被刹住了。
上述种种措施的实行，使三反运动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及影响相当有限。总的来看，三反运动是成功的。据统计，当时全国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是３８３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经反复核实后，贪污千元以上者有１０万余人，约占总人数２．７％；被处决案犯仅５１人。这一结果亦是合情合理的，大体上实事求是地处理了本应当处理的人。从此，干部队伍更为纯洁清廉，广大工人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整个社会空气为之清新，至今使人怀念不已。
三、
三反运动开始后，随之揭发出来资本家的“五毒”问题亦越来越多，如何划分违法与不违法的界限？如何对待为数不少的违法商人？如何把握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时限、规模和趋向？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思之又思，慎之又慎的问题。
从政治上考虑，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民族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１９５０年３月，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表示：“认为可以不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或提前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应该加以批判和纠正”【注:李维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任务》，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１日。】。６月，毛泽东在七届之三中全会上亦表示，面对着国内外强大的反动派，我们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注:转引自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稿》，第８８页。】。比起七届二中全会时的说法，毛泽东的话也策略多了，缓和多了。
从经济来看，五种经济并存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既定方针，不仅私人工矿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着相当的比重，而且私人商业占的比重更大。１９５０年，全国商业户数为４０２万户，占全国商业户数的９８．４％，其销售额占总批发额的７６．１％，零售额８５％。１９５１年，私人工商业的工业产值和销售额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虽有所下降，但其绝对数额还在上升，如果运动对民族资产阶级冲击过重，整个国民经济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然而三反运动越深入，揭发出来的“五毒”问题也越来越多。如江苏常州市有行贿行为的工商业户达５５个行业、２９３家，其中有１５个同业公会是集体行贿，该市人民代表中有１１名工商界代表亦参加行贿，受贿人员大多有贪污问题【注:《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处理常州税务局干部集体贪污事件的决定》，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人民日报》。】；河南治淮工程总部派往上海的１３名采购员中，有１２个被资本家拉下水成为贪污分子；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已发现的贪污分子中，５０％以上都与不法资本家腐蚀拉拢有关。【注:转引自林蕴晖等：《凯歌先进的时期》，第２５４页。】另外，资本家本身违法现象也比原来所估计的严重，仅以偷税漏税计，据抽样调查，天津市１８０７家纳税户中，偷漏税者占８２％，上海市３５１家纳税户中，偷税漏税者占９９％。其偷漏税额一般占应付款税的５０％，有的高达８０％【注:转引自王学启等：《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１卷，第８９页。】。
上述事实反映出，“三害”和“五毒”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不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一下违法资本家，许多问题就不能彻底解决，连毛泽东的想法也越来越向这方面倾斜。１月初，毛泽东在北京市委的一份报告上写了一段批语：一定要“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一定要“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注:《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１９５２年１月５日。】
１月中旬，三反运动已初见成效，据统计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份物价比１１月份下落１％，较９月份指数下落２．３％，一反过去每月上涨１％的情况；市场货币流通量和银行存款增加，金融物价稳定，政府财政收支“开始表现正常”。【注:《转发三反运动以来市场物价情况报告的批语》，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为这一形势所鼓舞，在他看来，打击资产阶级的客观条件已经开始具备了。２６日，由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针对“五毒”而言）斗争的指示，由是五反运动与三反运动同时进行，在全国一时形成了一股不可抵御的洪流。
根据当时情况，在惩治内部腐败现象的同时，对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以予一定的打击是必要的。但是，在如何开展五反运动问题上，当时党和政府的准备工作很不足，其一，党中央未来得及认真仔细地研究并制定出经济活动的违法与不违法的界限。也未制定出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即能符合无产阶级的一时需要，又能顾及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其二，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三反运动上，镇反工作亦在进行中，他们对“五反”的通知感到合理却又突然，以致来不及“对五反作精密的研究，或虽有研究尚未向中央报告，也未对下面作明确的指示。”【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大中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第４７５—４７６页。】
运动开始时，工作重心通常是在“发动”，而不在“把握”。毛泽东指出“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要把这些人“整得灰溜溜的、臭烘烘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１５５—１５７页；第１７０页；第１６８—１６９页。】中央统战部提出要“火烧工商界，打劫民进会”；中央宣传部发出了一系列反右倾的指示，其刊物《学习》杂志在１—３期中，宣称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要敲响资产阶级的丧钟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思想混乱了，许多基层党委匆匆上阵，在作法上各行其是。有的地方“逼供信”现象盛行，错捕错判问题严重；有的地方采用了土改中对待地主的斗争方式，把人到处“游批斗”，戴高帽子；有的地方多罚、多补、多没收，大有趁势挤垮一切私营工商业的劲头。２月下旬，薄一波奉命去上海考察，发现那里空气很紧张，各界攻击民族资产阶级的火力极为猛烈，报纸宣传还在升温，且已有２００多个资本家被捕，自杀事件达４８起，死了３４人。薄一波在给党中央报告中说：“现在的情况是指挥官未进入阵地，散兵式的各自为战，领导上自顾不暇，运动是在没有领导或半有领导的情况下进着，工人、店员的每一斗争，报纸上的每一宣传鼓动，都使领导的被动性越陷越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１５５—１５７页；第１７０页；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事实说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管理国家方面确实还有待成熟。当然，走向成熟的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理论上还是“四个朋友”之一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却被当作敌人看待。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开始失望了，在短短的二、三个月中，大批私营工商业处于停业或半停业中，由是许多工人失业，城市市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市民们开始有了怨气，政府的税收大受影响，社会上的经济活动，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如天津，批发商业成交额顿为减少。棉纱１月份只完成配售计划的３３％；批发市场粗粮由每天销２００万斤减至９８万斤。许多物资卖不出去，资金积压。市政府税收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０天内尚收１３７０万元，１９５２年１月同期收１０５０万元，２月同期收６６３万元。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１９５２年春季，全国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同期减少了１３％，银行汇兑及票据交换也仅及去冬旺季的３０％。【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１５５—１５７页；第１７０页；第１６８—１６９页。】总而言之，经济萎缩现象在各地区、各行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这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建国初期，在国民经济生活中，既然我们还不能不给资本主义留下一定的位置，那么资主义的某些弊病，包括资本家在唯利是图本性下某些违法的活动，也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而存在，此其一；在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下，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能力还很有限，而有限的管理能力亦不可避免的会给资本家的违法活动留下较大的余地，此其二；更何况旧社会给新中国留下了那么多的旧人员、旧作风、旧思想、旧关系。也就是说，私人工商业的违法活动有很多是应当杜绝的，但亦有些违法活动或不超过一定限度的违法活动仍应有一定的历史的合理性，不管人们对这些违法活动表示出多大的义愤，但要绝对地、从根本上去杜绝是不可能的。杜绝只能是相对的，杜绝的程度只能依据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更应当看到，绝大多数私人工商业者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中国的，私人工商业的活动对国计民生来说是利远远大于弊，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
然而，五反运动的浪潮确实把资本家们打痛了，国民经济亦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时，共产党人才对资本主义对新中国的必要性及打击民族资产阶级不宜过宽过重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毛泽东认识到，“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的太远，走的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价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１７６页。】２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必须在自己所在地的城市（包括大城市和一部分中等城市）对五反斗争作精密研究”，“决定策略，取得经验，推动斗争，将情况和意见随时电告中央”。运动“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注:《中央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５日，毛主席指示上海，“决不能盲目地进行五反”，“不应当提出反暴利口号”，“严密控制，非常需要”。同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通知说，私人工商户“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在划类时，要“过去从宽，将来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１９５１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就大城市来说，“前三类约占９５％左右，后二类约占５％左右”。【注:《中央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１９５２年３月５日。】现实生活是复杂的，这种订比例来确定打击面的办法虽然有些机械，但从打击面尽量小的含义来看，毕竟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如何把握上述比例，各地可依自己的情况而定。如北京，基本守法户的违法款额大体订在２００元。结果在全市５２５８７私营工商户中，严重违法户仅９３７户，占１．８％，完全违法户４６１户，占０．９％。【注:《当代中国的北京》第１册，第７７页。】又如上海是工商业集中之地，情况比较特殊，其作法是：一、基本守法户的违法数额订在２０００元；二、分类时不单纯按违法数额划线，而是适当考虑审查对象的政治态度及过去对革命的贡献。三、对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实行只退不罚（更不捉人）政策，原先估计退罚款为１０亿元，现降为４亿元左右，补退方式除付现款外，亦可采用分期偿付，转资本为公股等多种方式。【注:中共中央关于结束“五反”定案、退补等问题的指示。】资本家们如释重担。
原将荣毅仁先生家拟订为基本守法户，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１７４页。】这个标兵一树，对上海产生了很大影响，上海３０３位上层资本家，若按其违法金额来说，“大部份须列入严重违法户或完全违法户”，这时参照政治态度等种种因素在不同程度上被保护过关。很多资本家一面感激涕零，一面又觉得压力很重，说：“不幸生而为资产阶级，又幸生而为上海资产阶级”。【注: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斗争情况及第三战役部署问题的报告》。】
６月１３日，政务院指示结束五反运动，强调善后工作要实事求是，要“既有利于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对违法工商户，一般只令其退财补税，少数才予以罚款”。【注:《新华月报》，１９５２年６月。】这样，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终于在比较温和的气氛中结束了。据北京、天津、上海、济南、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八个城市统计，参加五反的工商总户为４６７７７６户，严重违法户为１１４３３户，占总数的２．４５％，完全违法户为２１８９户，占总数０．４５％，二者合计仅占总数的２．９％。【注:八个城市‘五反’中工商户分类统计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第８８３—９２８页；第５２５页。】这样的比例数，可以说是基本上保护了民族资产阶级恢复国民经济的积极性，又有力地打击了他们的消极作用。
三反五反运动都发生过程度不同的扩大化，但都又在错误的道路上没走出多远就退了回来，总的来说，它们的积极成果远远大于其消极影响。一方面，广大工人热情高涨，生产提高，成本下降，４月以后，北京等七大城市商品物价平均下降了５％；【注:《胜利地结束五反运动》，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另一方面，资本家们大多不敢再作违法活动了，大多实际上已丧失了控制其企业的权力，之后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外，他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作者单位 当代中国研究所）
王善中
一、
１９５１年，抗美援朝运动进入高潮，军费激增，致使政府财政收支失去平衡。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经济。当时党和政府采取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着相当大的比重。为了发展经济，政府不能不扶植私人工商业，而对于私人资本经济不可克服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为“五毒”）的行为，采取了尽量容忍并不过于限制、打击的态度。从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材料来看，直至１９５１年底，党中央和毛泽东并没有发动一场运动来打击私人工商业的任何意向，这说明政府是从经济发展的大局上去权衡这一问题的，再则对“五毒”的界定，因时因地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相比来说，党中央更为重视自身的清廉，当时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时称“三害”）现像在一些党政军部门中已有所抬头。中共中央决定从１９５１年２月起开始整党，１０月，又决定在整党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运动陆续揭发出了一些问题，如１９５０年华北地区有“三害”问题的干部有３０３人，１９５１年上半年便增至５３１人；东北沈阳工商局下属各专业公司中有３６２９人有程度不同的贪污行为【注:转引自林蕴晖等著：《凯歌行进的时期》，第２４５页。】；军队中由于整编过来的国民党军队过多等因，亦存在一些问题。上述数字虽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是从总的来看，这与相应的党政军机构相比，实在是一个不大的数字，这恰好说明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及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的清廉。然而，当时党和政府对这些情况相当重视。这说明，一方面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已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及艰苦朴素、严格遵守纪律的光荣传统，他们不能容忍腐败现象的产生。然而在缺乏治国经验的前提下，他们容易把对上述数字的理解绝对化，从而把出现的“三害”现象看得过重。另一方面，党中央和毛泽东与其说是从经济的角度，不如说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的。进北京后，毛泽东曾多次告诚全党，不要作“李自成第二”，希望共产党人能以自己的信仰、清廉及民主，打破历史上所有政权所出现的那种“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１５５—１５７页。】所以，他把这些数字作为“李自成第二”的苗头加以理解。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原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案发，刘、张二人利用职权，直接盗骗的钱财就高达１５５万元（旧币），这在当时看来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毛泽东为此夜不能寐，亲自批准了处决二人的决定。从政治上考虑，党中央和毛泽东感到运动必须向纵深发展。１２月１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批示说：’‘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增产节约运动由此升温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形式，一场群众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二、
任何一个国家都离不开法制，而法制的制定，必须与这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诸国情因素相适应，由是法制对于腐败的惩治，从来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法制如果脱离国情而过松，国家会陷入混乱；过严，超出了社会上实际所能容忍的最低的行为现范，于社会伤害面会过大，同样亦不利于政权的稳定。然而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法制的重要性及其上述含义似乎理解不深，以致于在如何惩治腐败问题上，与其说是依靠法律，不如说是更相信并依赖于战争时期的特长，即用群众斗争的办法去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同志在这一问题上还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相信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比起用法制的方式来，会揭露出更多的问题，解决问题也会更彻底。
三反运动开始后，在各级领导发动下，广大群众揭发出不少问题。不可否认，仅在运动开始的一个月内，被揭发出来的一些问题确实相当严重。如公安部行政处长宋德贵贪污７万元；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长薛昆山贪污２３万元（上述二人后被处决）；农业部干部雷亚卿贪污１．４７余万元，受贿１．４７余万元等等。【注:北京公审大会对七个大贪污犯的控诉，《新华月报》，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９日，中直总党委宣布运动进入“打虎”（当时称贪污犯为“老虎”，贪污额１万元以上称“大老虎”，１万元以下１千元以上称“小老虎”）阶段，于是全国掀起了“打虎”高潮。在高潮中，很多单位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逼、供、信”现象，甚至有诱供、假供等现象。在这一现象下，北京市有１／４的案件因罪状不足不能判刑，１／４案件因情节不清须重新查对。【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１９５２年，第１５２页。】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运动者有３８０万余人，运动高潮打出“大老虎”达２９万人之多，占参加运动人员总数的７％强。【注:转引自林蕴晖：《凯歌行进的时期》，第２５０页。】如果再加上为数众多的“小老虎”，那么在党政军部门中，三反运动的打击面就更宽了。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二：
一是群众运动本身的问题。不可否认，群众运动会猛烈地冲击腐败现象，但是，运动的群众或群众的运动决不会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在符合国家最大利益即法制与非法制之间的临界线上自觉地停下来。如果说平日种种法规及道德规范能对人们有所约束的话，那末运动本身及其惯性能给人们一时情绪、一时需要的发挥留下来相当大的活动余地，使人们可以不顾种种约束继续超越“临界线”往前冲。冲的越远，对国家利益的损害也就越大，不能在国家所需要的临界线上停下来，从而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所有群众运动不可克服的弊病。
二是中央领导层特别是毛泽东对“三害”现象估计过重，对贪污分子数目估计过多。运动初期，由于各地揭发出来的“问题”太多，自然使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估计更加严重。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８日，即运动刚刚开始，毛泽东就表示：“应把这场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注:《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８日。】１９５２年１月４日，毛泽东以党中央的名义指示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进行三反，并表示：“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于是，很多单位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匆上阵了。毛泽东对三反运动抓得很紧，经常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领导开展三反运动，主任为薄一波）听汇报，多次对有关文件、报告作批示。中央领导层特别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估计过重及其一度矫枉过正的作法，是三反运动一度发生偏差的重要因素。
三反运动扩大的偏差，对当时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企业中一些人怕当“老虎”，不肯干了。一些人以前工作不认真，现在是“宁左勿右”，验货时对产品的质量要求过严，使“次货”达到６０％、７０％，甚至高达８０％，使生产和经商受到一定影响。【注:陈云：《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陈云文选》（１９４９—１９５６），第１５６—１５７页。】在这种情形下，仅华东地区的物资积压与霉烂的损失就相当严重，上海积压待销的土产年货价值达３２０万元。根据１９５１年９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原决定从该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２年４月为镇反运动的第二阶段，以进一步打击反革命分子，但是，由于三反运动在公安系统亦搞得相当激烈，镇反工作被延长了。
值得提出的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谨慎从事，三反运动仅在党政军机关中进行，其偏差及其影响未能波及到广大工农兵及知识分子中。
１月１９日，运动正值高潮，薄一波代表党中央表示，对广大民主人士、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一定要采取保护的政策。对于广大工人阶级，党和政府更是采取了“必须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２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工矿企业中如何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特别强调“在斗争中要注意防止和纠正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工人群众方面的错误倾向”，对存在于工人中的问题，主要是“教育的过程”，“一般应该推到三反后期以坦白教育的方式加以解决，面向将来，不咎既往”。所以说，工人群众在运动中所受到的冲击，就更是微乎其微了。为了保证抗美援朝的顺利进行，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３日，毛泽东特意指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第一线部队应完全停止三反，全力对敌”。
１９５２年３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对三反运动采取了一系列的降温措施。６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决定》，其中特别强调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各地应尽可能地在各级贪污分子总人数中，使摘掉贪污分子帽子、免予行政处分者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判死刑者，应占极少数”；１２日，作出《若干决定的修改通知》，再次放宽政策；３１日，作出《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４月２１日，政务院在上述基础上，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些规定条例，使得三反运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群众运动中那种“无限制性”，基本上被刹住了。
上述种种措施的实行，使三反运动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及影响相当有限。总的来看，三反运动是成功的。据统计，当时全国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是３８３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经反复核实后，贪污千元以上者有１０万余人，约占总人数２．７％；被处决案犯仅５１人。这一结果亦是合情合理的，大体上实事求是地处理了本应当处理的人。从此，干部队伍更为纯洁清廉，广大工人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整个社会空气为之清新，至今使人怀念不已。
三、
三反运动开始后，随之揭发出来资本家的“五毒”问题亦越来越多，如何划分违法与不违法的界限？如何对待为数不少的违法商人？如何把握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时限、规模和趋向？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思之又思，慎之又慎的问题。
从政治上考虑，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民族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１９５０年３月，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表示：“认为可以不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或提前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应该加以批判和纠正”【注:李维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任务》，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１日。】。６月，毛泽东在七届之三中全会上亦表示，面对着国内外强大的反动派，我们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注:转引自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稿》，第８８页。】。比起七届二中全会时的说法，毛泽东的话也策略多了，缓和多了。
从经济来看，五种经济并存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既定方针，不仅私人工矿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着相当的比重，而且私人商业占的比重更大。１９５０年，全国商业户数为４０２万户，占全国商业户数的９８．４％，其销售额占总批发额的７６．１％，零售额８５％。１９５１年，私人工商业的工业产值和销售额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虽有所下降，但其绝对数额还在上升，如果运动对民族资产阶级冲击过重，整个国民经济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然而三反运动越深入，揭发出来的“五毒”问题也越来越多。如江苏常州市有行贿行为的工商业户达５５个行业、２９３家，其中有１５个同业公会是集体行贿，该市人民代表中有１１名工商界代表亦参加行贿，受贿人员大多有贪污问题【注:《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处理常州税务局干部集体贪污事件的决定》，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人民日报》。】；河南治淮工程总部派往上海的１３名采购员中，有１２个被资本家拉下水成为贪污分子；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已发现的贪污分子中，５０％以上都与不法资本家腐蚀拉拢有关。【注:转引自林蕴晖等：《凯歌先进的时期》，第２５４页。】另外，资本家本身违法现象也比原来所估计的严重，仅以偷税漏税计，据抽样调查，天津市１８０７家纳税户中，偷漏税者占８２％，上海市３５１家纳税户中，偷税漏税者占９９％。其偷漏税额一般占应付款税的５０％，有的高达８０％【注:转引自王学启等：《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１卷，第８９页。】。
上述事实反映出，“三害”和“五毒”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不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一下违法资本家，许多问题就不能彻底解决，连毛泽东的想法也越来越向这方面倾斜。１月初，毛泽东在北京市委的一份报告上写了一段批语：一定要“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一定要“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注:《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１９５２年１月５日。】
１月中旬，三反运动已初见成效，据统计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份物价比１１月份下落１％，较９月份指数下落２．３％，一反过去每月上涨１％的情况；市场货币流通量和银行存款增加，金融物价稳定，政府财政收支“开始表现正常”。【注:《转发三反运动以来市场物价情况报告的批语》，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为这一形势所鼓舞，在他看来，打击资产阶级的客观条件已经开始具备了。２６日，由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针对“五毒”而言）斗争的指示，由是五反运动与三反运动同时进行，在全国一时形成了一股不可抵御的洪流。
根据当时情况，在惩治内部腐败现象的同时，对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以予一定的打击是必要的。但是，在如何开展五反运动问题上，当时党和政府的准备工作很不足，其一，党中央未来得及认真仔细地研究并制定出经济活动的违法与不违法的界限。也未制定出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即能符合无产阶级的一时需要，又能顾及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其二，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三反运动上，镇反工作亦在进行中，他们对“五反”的通知感到合理却又突然，以致来不及“对五反作精密的研究，或虽有研究尚未向中央报告，也未对下面作明确的指示。”【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大中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第４７５—４７６页。】
运动开始时，工作重心通常是在“发动”，而不在“把握”。毛泽东指出“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要把这些人“整得灰溜溜的、臭烘烘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１５５—１５７页；第１７０页；第１６８—１６９页。】中央统战部提出要“火烧工商界，打劫民进会”；中央宣传部发出了一系列反右倾的指示，其刊物《学习》杂志在１—３期中，宣称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要敲响资产阶级的丧钟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思想混乱了，许多基层党委匆匆上阵，在作法上各行其是。有的地方“逼供信”现象盛行，错捕错判问题严重；有的地方采用了土改中对待地主的斗争方式，把人到处“游批斗”，戴高帽子；有的地方多罚、多补、多没收，大有趁势挤垮一切私营工商业的劲头。２月下旬，薄一波奉命去上海考察，发现那里空气很紧张，各界攻击民族资产阶级的火力极为猛烈，报纸宣传还在升温，且已有２００多个资本家被捕，自杀事件达４８起，死了３４人。薄一波在给党中央报告中说：“现在的情况是指挥官未进入阵地，散兵式的各自为战，领导上自顾不暇，运动是在没有领导或半有领导的情况下进着，工人、店员的每一斗争，报纸上的每一宣传鼓动，都使领导的被动性越陷越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１５５—１５７页；第１７０页；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事实说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管理国家方面确实还有待成熟。当然，走向成熟的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理论上还是“四个朋友”之一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却被当作敌人看待。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开始失望了，在短短的二、三个月中，大批私营工商业处于停业或半停业中，由是许多工人失业，城市市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市民们开始有了怨气，政府的税收大受影响，社会上的经济活动，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如天津，批发商业成交额顿为减少。棉纱１月份只完成配售计划的３３％；批发市场粗粮由每天销２００万斤减至９８万斤。许多物资卖不出去，资金积压。市政府税收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０天内尚收１３７０万元，１９５２年１月同期收１０５０万元，２月同期收６６３万元。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１９５２年春季，全国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同期减少了１３％，银行汇兑及票据交换也仅及去冬旺季的３０％。【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１５５—１５７页；第１７０页；第１６８—１６９页。】总而言之，经济萎缩现象在各地区、各行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这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建国初期，在国民经济生活中，既然我们还不能不给资本主义留下一定的位置，那么资主义的某些弊病，包括资本家在唯利是图本性下某些违法的活动，也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而存在，此其一；在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下，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能力还很有限，而有限的管理能力亦不可避免的会给资本家的违法活动留下较大的余地，此其二；更何况旧社会给新中国留下了那么多的旧人员、旧作风、旧思想、旧关系。也就是说，私人工商业的违法活动有很多是应当杜绝的，但亦有些违法活动或不超过一定限度的违法活动仍应有一定的历史的合理性，不管人们对这些违法活动表示出多大的义愤，但要绝对地、从根本上去杜绝是不可能的。杜绝只能是相对的，杜绝的程度只能依据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更应当看到，绝大多数私人工商业者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中国的，私人工商业的活动对国计民生来说是利远远大于弊，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
然而，五反运动的浪潮确实把资本家们打痛了，国民经济亦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时，共产党人才对资本主义对新中国的必要性及打击民族资产阶级不宜过宽过重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毛泽东认识到，“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的太远，走的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价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１７６页。】２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必须在自己所在地的城市（包括大城市和一部分中等城市）对五反斗争作精密研究”，“决定策略，取得经验，推动斗争，将情况和意见随时电告中央”。运动“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注:《中央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５日，毛主席指示上海，“决不能盲目地进行五反”，“不应当提出反暴利口号”，“严密控制，非常需要”。同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通知说，私人工商户“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在划类时，要“过去从宽，将来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１９５１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就大城市来说，“前三类约占９５％左右，后二类约占５％左右”。【注:《中央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１９５２年３月５日。】现实生活是复杂的，这种订比例来确定打击面的办法虽然有些机械，但从打击面尽量小的含义来看，毕竟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如何把握上述比例，各地可依自己的情况而定。如北京，基本守法户的违法款额大体订在２００元。结果在全市５２５８７私营工商户中，严重违法户仅９３７户，占１．８％，完全违法户４６１户，占０．９％。【注:《当代中国的北京》第１册，第７７页。】又如上海是工商业集中之地，情况比较特殊，其作法是：一、基本守法户的违法数额订在２０００元；二、分类时不单纯按违法数额划线，而是适当考虑审查对象的政治态度及过去对革命的贡献。三、对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实行只退不罚（更不捉人）政策，原先估计退罚款为１０亿元，现降为４亿元左右，补退方式除付现款外，亦可采用分期偿付，转资本为公股等多种方式。【注:中共中央关于结束“五反”定案、退补等问题的指示。】资本家们如释重担。
原将荣毅仁先生家拟订为基本守法户，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１７４页。】这个标兵一树，对上海产生了很大影响，上海３０３位上层资本家，若按其违法金额来说，“大部份须列入严重违法户或完全违法户”，这时参照政治态度等种种因素在不同程度上被保护过关。很多资本家一面感激涕零，一面又觉得压力很重，说：“不幸生而为资产阶级，又幸生而为上海资产阶级”。【注: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斗争情况及第三战役部署问题的报告》。】
６月１３日，政务院指示结束五反运动，强调善后工作要实事求是，要“既有利于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对违法工商户，一般只令其退财补税，少数才予以罚款”。【注:《新华月报》，１９５２年６月。】这样，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终于在比较温和的气氛中结束了。据北京、天津、上海、济南、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八个城市统计，参加五反的工商总户为４６７７７６户，严重违法户为１１４３３户，占总数的２．４５％，完全违法户为２１８９户，占总数０．４５％，二者合计仅占总数的２．９％。【注:八个城市‘五反’中工商户分类统计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第８８３—９２８页；第５２５页。】这样的比例数，可以说是基本上保护了民族资产阶级恢复国民经济的积极性，又有力地打击了他们的消极作用。
三反五反运动都发生过程度不同的扩大化，但都又在错误的道路上没走出多远就退了回来，总的来说，它们的积极成果远远大于其消极影响。一方面，广大工人热情高涨，生产提高，成本下降，４月以后，北京等七大城市商品物价平均下降了５％；【注:《胜利地结束五反运动》，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另一方面，资本家们大多不敢再作违法活动了，大多实际上已丧失了控制其企业的权力，之后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外，他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作者单位 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