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界标，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转折点。曾经生活在开元盛世中的诗人们，忽然被卷入战争的烽火中，面对国家苦难和民生凋敝，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早在天宝年间，社会政治的黑暗与腐败，已使诗人们的许多创作由理想而转入现实，由积极问世而转入消极退隐，安史之乱的爆发则使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王维，这位本身性格软弱，又喜好佛学的诗人，其受战乱的影响十分突出，他的创作中很能反映出其思想的变化。 王维写于安史之乱时期的作品并不多，约为三十篇左右，还不占全集数量的十分之一。但这些作品所流露出的思想情绪与此前的作品不尽相同，其以入为出、以出求入的圆通的人生态度由于战乱的冲击而正式形成，异于天宝年间弃官求隐的心境，而显现出作者晚年时期一种通脱的处世原则。 习惯看法是王维晚年的处世态度是消极退避的，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面。考察王维安史之乱时期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作品中不乏济世安民思想，其为苍生谋的政治想法不时闪光。而他之所以采取一种“无可无不可”的生活主旨，也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要想在当时处境下不受政治迫害，亦进亦退的做法是很合适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王维扈从玄宗不及，身陷贼中，便“服药取痢，伪称喑病”（《旧唐书・王维传》），装哑拒官。后居于洛阳菩提寺，闻安禄山宴于凝碧池事，做诗表达亡国之痛及思念唐室之情。在当时险恶的情况下，王维能够设法拒贼（尽管做法软弱），关心民生的痛苦，希望早日恢复统一，唱出“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菩提寺禁裴迪来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颂示裴迪》）的诗句，实属不易。杜甫云其“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正是肯定的评论。 脱贼后，王维因屈节而陷入一种痛苦的内疚之中，虽然因其《凝碧池》诗及其弟缙请以己官赎维罪，而得到肃宗的宽免，但却始终未能摆脱这种自愧之情。他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中写道：“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今上皇返正……仍开祝网之恩，免臣�鼓之戮。投书削罪，端�立朝，秽污残骸，死灭余气。伏谒明主，岂不自愧于心；仰厕群臣，亦复何施其面？局天内省，无地自容。”可见，王维对于陷贼受伪职痛心疾首，以至于后来“顾影惭朝谒”（《冬夜抒怀》）。这种自愧之情加重了王维出与处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想到过去的几多遭际，便产生了“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的浓重感伤。他想出家修道，在脱离尘世的参禅信佛的宁静生活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安慰与解脱。“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口号又示裴迪》），不仅是一种陷贼脱身的表示，亦是长期以来心灵尘累积蓄到一定程度而发出的深沉呼吸。然而他在思想退隐的同时希望能够济世安民，为国家做些好事以报主恩。他对忠义之士“延颈企踵，响风慕义无穷”（《与工部李侍郎书》），对“慷慨念王室，从容献官箴”（《送韦大夫东京留守》）的有识之士表示激赏，在他人赴任时也希望其能够兴废除弊，为民求福（《送邢桂州》）。这都说明了王维与世无法隔绝的心迹，他对国家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济世情怀存在。可见，王维决不是只图个人或家庭利益的诗人或政客，他的心中牵挂着乱世中的苍生。这是王维不能与世决绝的根本原因。因此，王维的“出”是政治斗争和官场腐败对身心造成压抑所采取的行动，是一种屈节后内心愧疚之情下寻求解脱的方式；而他的“处”则是一种心系苍生的济世情怀的支配，当然也不乏有维持家庭生计等原因，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当然，王维的出与处在天宝年间就已经开始了，但那时与此时尚有不同。天宝年间的“出”主要在摆脱李林甫、杨国忠操纵权柄黑暗官场的尘累，而“处”则在“世网婴我故”（《偶然作》），家庭生计的需要起着重要的影响。但安史之乱后，出与处的矛盾心理却如前所述有了新的不同。而且如果我们结合当时政局的状况来看，还会发现更为深刻的内涵。 首先，作为封建士子，大多数人都想为官的，王维也不例外。“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送綦母校书弃官还江东》），不正从反面说明王维一直想为朝廷所重用的心态？而之所以“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道黑暗，“人情翻覆似波澜”（《酌酒与裴迪》），自己却“顽疏暗人事”（《送綦母校书弃官还江东》），故“恐遭负时累”（《赠从弟司库员外�》），想“归耕为老农”（《送綦母校书弃官还江东》）。毫无疑问，这种思想的消极色彩是很强的，但我们恰恰也能从中感受到王维一心想入世的心情。他的“出”是不情愿的，当别人贬官时，他作诗“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原”（《送扬少府贬彬州》），对其表示安慰；而当己脱贼复拜以官时，心情又是何等的愉悦！“忽蒙汉诏还冠冕，始觉殷王解网罗。日比皇明犹自暗，天齐圣寿未云多。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闻道百城新佩印，还来双阙共鸣珂”（《既蒙有罪旋复拜官伏感圣恩窃书鄙意兼奉简新除使君等诸公》）。当自己感到年老时，便发出“自怜黄花暮,一倍惜年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的感慨。可见，王维的用世之心是非常强的，他的“出”有一种迫不得已的因素在内。因此当王维脱贼后复拜以官时心情是十分亢奋的。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由太子中允迁为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至乾元二年又转为尚书右丞，可谓官运亨通，但他却还想着“出”，这又是为何呢？这除了对佛教有信仰，同时受道教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内，即王维在久经挫折之后，在为人处世上已达到了一种圆通的地步。 乾元元年春，王维、贾至、岑参、杜甫同朝奉制，互相唱和。但时隔不久，约四月初，贾至即贬为汝州刺史，后又贬越州刺史；六月，杜甫坐房�党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四月，岑参贬为虢州刺史。而王维虽与诸公唱和甚密，却未遭贬谪反而有所升迁，这应该与王维笃信佛老、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紧密相关。史料称肃宗十分信佛，他不但让天竺僧人给他七宝灌顶，受菩萨戒，即位灵武后，还找一百名僧人进宫，早晚诵经，求佛保佑安史之乱平，得复于朝。收复长安后，肃宗真的认为是信佛颂经的功劳。因此王维信佛恰好投合了肃宗的胃口。而王维终以信佛赢得肃宗放心且躲过奸臣的迫害，得以立足于朝廷。这与其说是王维的明哲保身，或者说是消极退守，莫如看作是一种处世的智慧。否则，莫说为民谋利益，就是自身性命恐怕也还难保呢！这也是王维长期官宦生活中所总结出来的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吧。信佛属于信仰问题，但王维并非是依单纯信仰而信佛的。及王维上《请施庄为寺表》，肃宗很快就准请了，亦可透露出“佛”在肃宗与王维之间的关系。王维在临终时“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励朋友奉佛修心之旨”（《旧唐书・王维传》），是其信佛之痴迷，也是更有一种处世的理解在其中吧。 王维的以入为出、以出求入的思想在《与魏居士书》中有很好的体现。在这篇文里，王维申发了“无可无不可”之旨，云：“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这有与世妥协意味，但也恰恰反映出王维出与入互参的思想。苟能做到身心相离，该也是一种境界。王维身在洛阳菩提寺而心思朝廷，身在朝廷而心往佛国，身在陋巷而心又在苍生，故逢乱而遇吉，逢吉而济民。 （作者单位：张安、张鹤，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界标，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转折点。曾经生活在开元盛世中的诗人们，忽然被卷入战争的烽火中，面对国家苦难和民生凋敝，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早在天宝年间，社会政治的黑暗与腐败，已使诗人们的许多创作由理想而转入现实，由积极问世而转入消极退隐，安史之乱的爆发则使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王维，这位本身性格软弱，又喜好佛学的诗人，其受战乱的影响十分突出，他的创作中很能反映出其思想的变化。 王维写于安史之乱时期的作品并不多，约为三十篇左右，还不占全集数量的十分之一。但这些作品所流露出的思想情绪与此前的作品不尽相同，其以入为出、以出求入的圆通的人生态度由于战乱的冲击而正式形成，异于天宝年间弃官求隐的心境，而显现出作者晚年时期一种通脱的处世原则。 习惯看法是王维晚年的处世态度是消极退避的，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面。考察王维安史之乱时期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作品中不乏济世安民思想，其为苍生谋的政治想法不时闪光。而他之所以采取一种“无可无不可”的生活主旨，也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要想在当时处境下不受政治迫害，亦进亦退的做法是很合适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王维扈从玄宗不及，身陷贼中，便“服药取痢，伪称喑病”（《旧唐书・王维传》），装哑拒官。后居于洛阳菩提寺，闻安禄山宴于凝碧池事，做诗表达亡国之痛及思念唐室之情。在当时险恶的情况下，王维能够设法拒贼（尽管做法软弱），关心民生的痛苦，希望早日恢复统一，唱出“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菩提寺禁裴迪来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颂示裴迪》）的诗句，实属不易。杜甫云其“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正是肯定的评论。 脱贼后，王维因屈节而陷入一种痛苦的内疚之中，虽然因其《凝碧池》诗及其弟缙请以己官赎维罪，而得到肃宗的宽免，但却始终未能摆脱这种自愧之情。他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中写道：“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今上皇返正……仍开祝网之恩，免臣�鼓之戮。投书削罪，端�立朝，秽污残骸，死灭余气。伏谒明主，岂不自愧于心；仰厕群臣，亦复何施其面？局天内省，无地自容。”可见，王维对于陷贼受伪职痛心疾首，以至于后来“顾影惭朝谒”（《冬夜抒怀》）。这种自愧之情加重了王维出与处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想到过去的几多遭际，便产生了“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的浓重感伤。他想出家修道，在脱离尘世的参禅信佛的宁静生活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安慰与解脱。“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口号又示裴迪》），不仅是一种陷贼脱身的表示，亦是长期以来心灵尘累积蓄到一定程度而发出的深沉呼吸。然而他在思想退隐的同时希望能够济世安民，为国家做些好事以报主恩。他对忠义之士“延颈企踵，响风慕义无穷”（《与工部李侍郎书》），对“慷慨念王室，从容献官箴”（《送韦大夫东京留守》）的有识之士表示激赏，在他人赴任时也希望其能够兴废除弊，为民求福（《送邢桂州》）。这都说明了王维与世无法隔绝的心迹，他对国家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济世情怀存在。可见，王维决不是只图个人或家庭利益的诗人或政客，他的心中牵挂着乱世中的苍生。这是王维不能与世决绝的根本原因。因此，王维的“出”是政治斗争和官场腐败对身心造成压抑所采取的行动，是一种屈节后内心愧疚之情下寻求解脱的方式；而他的“处”则是一种心系苍生的济世情怀的支配，当然也不乏有维持家庭生计等原因，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当然，王维的出与处在天宝年间就已经开始了，但那时与此时尚有不同。天宝年间的“出”主要在摆脱李林甫、杨国忠操纵权柄黑暗官场的尘累，而“处”则在“世网婴我故”（《偶然作》），家庭生计的需要起着重要的影响。但安史之乱后，出与处的矛盾心理却如前所述有了新的不同。而且如果我们结合当时政局的状况来看，还会发现更为深刻的内涵。 首先，作为封建士子，大多数人都想为官的，王维也不例外。“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送綦母校书弃官还江东》），不正从反面说明王维一直想为朝廷所重用的心态？而之所以“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道黑暗，“人情翻覆似波澜”（《酌酒与裴迪》），自己却“顽疏暗人事”（《送綦母校书弃官还江东》），故“恐遭负时累”（《赠从弟司库员外�》），想“归耕为老农”（《送綦母校书弃官还江东》）。毫无疑问，这种思想的消极色彩是很强的，但我们恰恰也能从中感受到王维一心想入世的心情。他的“出”是不情愿的，当别人贬官时，他作诗“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原”（《送扬少府贬彬州》），对其表示安慰；而当己脱贼复拜以官时，心情又是何等的愉悦！“忽蒙汉诏还冠冕，始觉殷王解网罗。日比皇明犹自暗，天齐圣寿未云多。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闻道百城新佩印，还来双阙共鸣珂”（《既蒙有罪旋复拜官伏感圣恩窃书鄙意兼奉简新除使君等诸公》）。当自己感到年老时，便发出“自怜黄花暮,一倍惜年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的感慨。可见，王维的用世之心是非常强的，他的“出”有一种迫不得已的因素在内。因此当王维脱贼后复拜以官时心情是十分亢奋的。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由太子中允迁为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至乾元二年又转为尚书右丞，可谓官运亨通，但他却还想着“出”，这又是为何呢？这除了对佛教有信仰，同时受道教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内，即王维在久经挫折之后，在为人处世上已达到了一种圆通的地步。 乾元元年春，王维、贾至、岑参、杜甫同朝奉制，互相唱和。但时隔不久，约四月初，贾至即贬为汝州刺史，后又贬越州刺史；六月，杜甫坐房�党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四月，岑参贬为虢州刺史。而王维虽与诸公唱和甚密，却未遭贬谪反而有所升迁，这应该与王维笃信佛老、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紧密相关。史料称肃宗十分信佛，他不但让天竺僧人给他七宝灌顶，受菩萨戒，即位灵武后，还找一百名僧人进宫，早晚诵经，求佛保佑安史之乱平，得复于朝。收复长安后，肃宗真的认为是信佛颂经的功劳。因此王维信佛恰好投合了肃宗的胃口。而王维终以信佛赢得肃宗放心且躲过奸臣的迫害，得以立足于朝廷。这与其说是王维的明哲保身，或者说是消极退守，莫如看作是一种处世的智慧。否则，莫说为民谋利益，就是自身性命恐怕也还难保呢！这也是王维长期官宦生活中所总结出来的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吧。信佛属于信仰问题，但王维并非是依单纯信仰而信佛的。及王维上《请施庄为寺表》，肃宗很快就准请了，亦可透露出“佛”在肃宗与王维之间的关系。王维在临终时“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励朋友奉佛修心之旨”（《旧唐书・王维传》），是其信佛之痴迷，也是更有一种处世的理解在其中吧。 王维的以入为出、以出求入的思想在《与魏居士书》中有很好的体现。在这篇文里，王维申发了“无可无不可”之旨，云：“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这有与世妥协意味，但也恰恰反映出王维出与入互参的思想。苟能做到身心相离，该也是一种境界。王维身在洛阳菩提寺而心思朝廷，身在朝廷而心往佛国，身在陋巷而心又在苍生，故逢乱而遇吉，逢吉而济民。 （作者单位：张安、张鹤，河北艺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