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1日 8:10 铅笔经济研究社 admin
秦晖的一系列观点的对象都是转轨问题。其出发点便是对转轨发生前的基本状态的判断。因此这里是最紧要之处。
1，所谓“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
依照秦多次复述过的观点，中国在改革前并非严格的计划经济，而苏联和东欧才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依照他使用的术语，这两者分别被命名为“命令经济”和“ 科学计划经济”。其基本区分在于，命令经济具有特别浓烈的非理性色彩，而科学计划经济则表现出严格的理性规划的性质。
这一区分至少受到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一书的启发。然而这一概念的内涵却主要不是来源于此，而是来源于对中国与苏联东欧的历史观察、归纳和比较。通过这一比较，他发现了一个相当重大的差别——至少外观上是如此——中国的经济表现出强烈的混乱状态和非理性特征，而苏联东欧则体现出某种严密规划的科学性质和理性特征。“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
相比之下，苏联经济体制的优点是明显的。“该体制（指苏联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 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奇迹》）苏联甚至还创造了典型的中央科学计算体系，其数理化程度高得令人叹为观止。秦经常举苏联民航的例子，由于使用了高精度的数理控制方法，甚至可以在全国范围调度民航班机，并使之达到动态最优化的管理。
那么两者之间有没有共性呢？有的。秦还引用了布哈林的观点来证明，“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奇迹》）然而这一具有相当合理性的说法却并没有成为秦晖认识的主脉。因为它根本没有进入稍后的转轨模型的构建之中。
2，如何理解1979年前中国的经济体制？
对此我们要提出质疑：这种差别是否是根本的或者核心的？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理解1979年前中国经济状况的混乱和非理性？这里，必须区分政治现象和经济现象。中国的经济运行较之苏联，受到了来自政治领域的更多的直接干扰和冲击，但是这种现象不应该被直接纳入经济范畴来加以看待。甚至文革时期，一旦政治运动稍息，经济便又按照计划体制的规则运作。秦晖在列举改革前的中国经济状况时却并未对此作出严格区分。错误地将纯属政治领域的现象直接纳入经济领域中来，这当然会造成错误认识。文革结束后，经济秩序好转并非是从命令经济向计划经济靠拢，而是在政治运动大风潮停歇后恢复了旧的规章制度，这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对它的讨论不能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如果一切真如秦晖所言，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实行过计划经济呢？难道就只是1979年后推行了不到十年时间？这岂不是笑话？显然，为了支持自己的“命令经济” 概念，秦故意对这两类现象加以了混淆。
这也涉及到如何看待1979年以前中国经济中的路线分歧。毛与陈云等人的分歧类似于布哈林与斯大林的差别。这涉及对中国农业领域中混乱的看法。事实上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毛与陈只有程度差别并无实质不同——都是使用国家强权从农业中夺取资源用于工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就此而言，两者都同样坚持计划经济，毛从未彻底否定过斯大林的经济路线，正如他在政治上从未彻底否定过斯大林一样。因此，他与陈的差别是次要的。同理，斯大林反对布哈林，然而被反对者就不主张计划经济了吗？中国农业总体上从属于计划体制，它要为工业化积累资源和提供产品消费终端。统购统销制度本身就是为计划体制建立的，即便在混乱的文革时期，这一制度也未受过丝毫动摇。因此，农业的混乱仍旧是属于计划体制的现象，而非计划体制之外的某种怪物。
3，对中苏经济体制的不合法比较
接下来再看秦晖的中苏比较，这里也有不妥之处。
第一，这一比较在时间上发生了错位。苏联同样经历了一个工业化阶段。因此197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状况应该与1920~1930年代的苏联工业化相比。而在斯大林强力推行工业化的时代，大饥荒和政治动荡丝毫不比中国的1960~1970年代差多少。然而这一状况却被用来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时代相比。别忘了，计划经济本身也有水平高低之别，正如市场经济本身也有水平高低的不同。这是同一个道理。难道因为我们看到了今日美国的市场经济便要否定说，十八世纪英国实行的还不能算市场经济？将同一类型的经济体制的不同阶段拿来对比，然后片面强调两者的差异，这有多少合理性？
第二，中国和苏联经济的差别不是同处工业化条件下的经济体之间的差别，而首先是前工业化和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的差别。计划经济是工业化时代的现象。在工业化程度高的地方，中国确实遵循着计划经济的一般规律。例如在东北、上海、重庆、西安等地，无不如此。事实上进入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之后，这些早期建立的国有工业企业都成为了技术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今日的巨型国有企业也没有几家不是那时积累和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农业也完全服从计划经济的积累要求。至少从统购统销制度建立起，中国农业就沿着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路子往前走，主要任务是为工业和城市提供商品粮和工业化资金，一直从属于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发展进程。不管这些从农业中榨取的资源是如何被浪费掉的，这都不改变其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与古代农民战争时期的命令经济相比，这一根本区别显而易见。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才标志着农业结束了牺牲品的地位。
秦晖的比较凸出了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两个计划经济体之间的差别，然而却将这些表面的差别片面加以放大。导致对其共性的理解发生偏差。外观上，一个集权体制下进行初始工业化的农业国的经济，同一个集权体制下的工业国的经济之间，表现出了令人迷惑的差别。我们的问题是，这些差别是内生的吗？答案显然不是。
苏联处于冷战的前沿和核心，当时它与非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交往非常之低。这种历史条件也限制了它进行的改革取向和程度。自1965年开始的蜗牛爬行式的经济改革在市场化取向上进展甚微，但在模仿市场机制上还是有所长进的。例如越来越多地利用了拟利润管理指标的方式，以及更多地求助于数理经济学所支持的动态配置。这当中如果说理性化水平有多少提高，那么也只是归功于对市场机制的计划式模仿。秦晖的分析（即关于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比较）是基于错觉。他误以为自己所观察到的苏联经济的理性化特点是计划经济内生的属性。事实上即便是斯大林主义的效率也主要不是靠它自己，而是依靠了当时的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模仿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分配格局（例如国营工厂的工资等级制度）所带来的激励效应。否则，为什么毛泽东要把斯大林的那一套本质上认定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呢？这不是毛的“农民战争式”的经济理念在作祟，而是他对资本主义因素的敏感。秦晖的这个错觉将带来理论和观念混乱。
4，计划经济与“没有计划的计划”
当我们仔细观察时就会发现，中苏两种经济体制的共性远为深刻——那就是在国家权力主宰下的总体性社会工程。波普写道：“总体论者否定零碎的研究途径，认为它过于审慎。然而，他们对它的否定并不很符合自己的实践；因为他们在实践上，总是求助于一种本质上是零碎方法的运用，但又没有它那谨慎的和自我批评的性质，故而多少是有点混乱、笨拙，尽管是雄心勃勃的而又无情的。原因就在于，在实践上，总体论方法已证明是不可能的；总体变化的企图越大，则非它们所愿望的、而且大部分是出乎意料的反响也就越大，并且还把零碎拼凑的权宜之计强加到总体论工程师的身上。其实，这种权宜之计所具有的集中化的或集体主义计划的特征，更多于小心翼翼的零碎干预的特征；而且，它继续不断地引导着空想的工程师去做他并不打算做的事情；那就是说，它导致了那种声名狼藉的没有计划过的计划的现象。”（波普，《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61页。）
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使用科学理性的计算，而在于它对各种偏好和特定目标的安排是要经过中央当局的全盘安排。这一安排的实质是要通过强权来安排一个偏好序列或者价值序列，以此作为经济投入的依据。这一点早就为米塞斯等人详细论证过了。因此，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没有计划过的计划 ”，这根本不是因为科学理性的技术手段所致，而是中央集权的偏好与价值安排导致了全面的信息失真。
“没有计划过的计划”在苏联绝不比在中国少，只不过表现方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比如有名的咸海低地开发，哈萨克草原开发。总之，你不能说计划体制国家的乱投资行为不属于计划经济现象。“没有计划过的计划”还可以用于解释，在经过了近三十年经济改革后中国为什么仍旧出现了高投资的局面。在一个由国家掌握了要素配置的基本命脉的经济体中，不出现这种高投资情况才反倒是不正常。
因此，秦的这一概念本身充满了混乱。而这一混乱无论如何都是不合法的。这一不合法的概念则可以在将来被用来给强化福利国家和再分配的人作为理论支撑，因为，即然秦式计划经济仍然可以保证一点效率，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推行所谓的再分配战略就不是不可能的逻辑联想了。
2009年11月11日 8:10 铅笔经济研究社 admin
秦晖的一系列观点的对象都是转轨问题。其出发点便是对转轨发生前的基本状态的判断。因此这里是最紧要之处。
1，所谓“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
依照秦多次复述过的观点，中国在改革前并非严格的计划经济，而苏联和东欧才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依照他使用的术语，这两者分别被命名为“命令经济”和“ 科学计划经济”。其基本区分在于，命令经济具有特别浓烈的非理性色彩，而科学计划经济则表现出严格的理性规划的性质。
这一区分至少受到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一书的启发。然而这一概念的内涵却主要不是来源于此，而是来源于对中国与苏联东欧的历史观察、归纳和比较。通过这一比较，他发现了一个相当重大的差别——至少外观上是如此——中国的经济表现出强烈的混乱状态和非理性特征，而苏联东欧则体现出某种严密规划的科学性质和理性特征。“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
相比之下，苏联经济体制的优点是明显的。“该体制（指苏联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 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奇迹》）苏联甚至还创造了典型的中央科学计算体系，其数理化程度高得令人叹为观止。秦经常举苏联民航的例子，由于使用了高精度的数理控制方法，甚至可以在全国范围调度民航班机，并使之达到动态最优化的管理。
那么两者之间有没有共性呢？有的。秦还引用了布哈林的观点来证明，“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奇迹》）然而这一具有相当合理性的说法却并没有成为秦晖认识的主脉。因为它根本没有进入稍后的转轨模型的构建之中。
2，如何理解1979年前中国的经济体制？
对此我们要提出质疑：这种差别是否是根本的或者核心的？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理解1979年前中国经济状况的混乱和非理性？这里，必须区分政治现象和经济现象。中国的经济运行较之苏联，受到了来自政治领域的更多的直接干扰和冲击，但是这种现象不应该被直接纳入经济范畴来加以看待。甚至文革时期，一旦政治运动稍息，经济便又按照计划体制的规则运作。秦晖在列举改革前的中国经济状况时却并未对此作出严格区分。错误地将纯属政治领域的现象直接纳入经济领域中来，这当然会造成错误认识。文革结束后，经济秩序好转并非是从命令经济向计划经济靠拢，而是在政治运动大风潮停歇后恢复了旧的规章制度，这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对它的讨论不能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如果一切真如秦晖所言，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实行过计划经济呢？难道就只是1979年后推行了不到十年时间？这岂不是笑话？显然，为了支持自己的“命令经济” 概念，秦故意对这两类现象加以了混淆。
这也涉及到如何看待1979年以前中国经济中的路线分歧。毛与陈云等人的分歧类似于布哈林与斯大林的差别。这涉及对中国农业领域中混乱的看法。事实上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毛与陈只有程度差别并无实质不同——都是使用国家强权从农业中夺取资源用于工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就此而言，两者都同样坚持计划经济，毛从未彻底否定过斯大林的经济路线，正如他在政治上从未彻底否定过斯大林一样。因此，他与陈的差别是次要的。同理，斯大林反对布哈林，然而被反对者就不主张计划经济了吗？中国农业总体上从属于计划体制，它要为工业化积累资源和提供产品消费终端。统购统销制度本身就是为计划体制建立的，即便在混乱的文革时期，这一制度也未受过丝毫动摇。因此，农业的混乱仍旧是属于计划体制的现象，而非计划体制之外的某种怪物。
3，对中苏经济体制的不合法比较
接下来再看秦晖的中苏比较，这里也有不妥之处。
第一，这一比较在时间上发生了错位。苏联同样经历了一个工业化阶段。因此197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状况应该与1920~1930年代的苏联工业化相比。而在斯大林强力推行工业化的时代，大饥荒和政治动荡丝毫不比中国的1960~1970年代差多少。然而这一状况却被用来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时代相比。别忘了，计划经济本身也有水平高低之别，正如市场经济本身也有水平高低的不同。这是同一个道理。难道因为我们看到了今日美国的市场经济便要否定说，十八世纪英国实行的还不能算市场经济？将同一类型的经济体制的不同阶段拿来对比，然后片面强调两者的差异，这有多少合理性？
第二，中国和苏联经济的差别不是同处工业化条件下的经济体之间的差别，而首先是前工业化和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的差别。计划经济是工业化时代的现象。在工业化程度高的地方，中国确实遵循着计划经济的一般规律。例如在东北、上海、重庆、西安等地，无不如此。事实上进入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之后，这些早期建立的国有工业企业都成为了技术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今日的巨型国有企业也没有几家不是那时积累和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农业也完全服从计划经济的积累要求。至少从统购统销制度建立起，中国农业就沿着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路子往前走，主要任务是为工业和城市提供商品粮和工业化资金，一直从属于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发展进程。不管这些从农业中榨取的资源是如何被浪费掉的，这都不改变其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与古代农民战争时期的命令经济相比，这一根本区别显而易见。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才标志着农业结束了牺牲品的地位。
秦晖的比较凸出了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两个计划经济体之间的差别，然而却将这些表面的差别片面加以放大。导致对其共性的理解发生偏差。外观上，一个集权体制下进行初始工业化的农业国的经济，同一个集权体制下的工业国的经济之间，表现出了令人迷惑的差别。我们的问题是，这些差别是内生的吗？答案显然不是。
苏联处于冷战的前沿和核心，当时它与非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交往非常之低。这种历史条件也限制了它进行的改革取向和程度。自1965年开始的蜗牛爬行式的经济改革在市场化取向上进展甚微，但在模仿市场机制上还是有所长进的。例如越来越多地利用了拟利润管理指标的方式，以及更多地求助于数理经济学所支持的动态配置。这当中如果说理性化水平有多少提高，那么也只是归功于对市场机制的计划式模仿。秦晖的分析（即关于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比较）是基于错觉。他误以为自己所观察到的苏联经济的理性化特点是计划经济内生的属性。事实上即便是斯大林主义的效率也主要不是靠它自己，而是依靠了当时的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模仿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分配格局（例如国营工厂的工资等级制度）所带来的激励效应。否则，为什么毛泽东要把斯大林的那一套本质上认定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呢？这不是毛的“农民战争式”的经济理念在作祟，而是他对资本主义因素的敏感。秦晖的这个错觉将带来理论和观念混乱。
4，计划经济与“没有计划的计划”
当我们仔细观察时就会发现，中苏两种经济体制的共性远为深刻——那就是在国家权力主宰下的总体性社会工程。波普写道：“总体论者否定零碎的研究途径，认为它过于审慎。然而，他们对它的否定并不很符合自己的实践；因为他们在实践上，总是求助于一种本质上是零碎方法的运用，但又没有它那谨慎的和自我批评的性质，故而多少是有点混乱、笨拙，尽管是雄心勃勃的而又无情的。原因就在于，在实践上，总体论方法已证明是不可能的；总体变化的企图越大，则非它们所愿望的、而且大部分是出乎意料的反响也就越大，并且还把零碎拼凑的权宜之计强加到总体论工程师的身上。其实，这种权宜之计所具有的集中化的或集体主义计划的特征，更多于小心翼翼的零碎干预的特征；而且，它继续不断地引导着空想的工程师去做他并不打算做的事情；那就是说，它导致了那种声名狼藉的没有计划过的计划的现象。”（波普，《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61页。）
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使用科学理性的计算，而在于它对各种偏好和特定目标的安排是要经过中央当局的全盘安排。这一安排的实质是要通过强权来安排一个偏好序列或者价值序列，以此作为经济投入的依据。这一点早就为米塞斯等人详细论证过了。因此，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没有计划过的计划 ”，这根本不是因为科学理性的技术手段所致，而是中央集权的偏好与价值安排导致了全面的信息失真。
“没有计划过的计划”在苏联绝不比在中国少，只不过表现方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比如有名的咸海低地开发，哈萨克草原开发。总之，你不能说计划体制国家的乱投资行为不属于计划经济现象。“没有计划过的计划”还可以用于解释，在经过了近三十年经济改革后中国为什么仍旧出现了高投资的局面。在一个由国家掌握了要素配置的基本命脉的经济体中，不出现这种高投资情况才反倒是不正常。
因此，秦的这一概念本身充满了混乱。而这一混乱无论如何都是不合法的。这一不合法的概念则可以在将来被用来给强化福利国家和再分配的人作为理论支撑，因为，即然秦式计划经济仍然可以保证一点效率，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推行所谓的再分配战略就不是不可能的逻辑联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