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论——概念的解析延拓
庞绍堂①
本文从政府存在的本体论意义及目的论意义入手，据萨缪尔逊公共物品的经典定义，论及非经典的非纯（准）公共物品。并结合二者，解析且延拓了公共物品的内涵与外延。最终揭示：因公共物品的范围及供给关乎国计民生，其供给状态表征的是经济制度性质及其完备性。
关键词：公共物品，纯粹，非纯粹（准），政府，供给（提供）
公共物品乃公共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基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性内涵——追求宏观经济的均衡和良性运行——自然导向优化结构基础上的内源性增长；以及伦理性内涵——追求经济增长前提下的社会公平与公正——必然导向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社会健康、持续性发展；二者可归并为公共经济学的宗旨——政府的经济目标，乃是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广义的社会福利）。此点也是政府（政治学意义上的大政府）存在的本体论意义及目的论意义。换言之，悖离此点，政府（现代意义上的）是不必要的或必最终表现为短暂的过渡性。需要警惕的是，增进全社会的利益是具体的，非抽象的。作为理性经济人集合的政府官员们，常会以“社会”抽象掉“具体”。这淋漓尽致地暴露了这一集合体的劣根性。在作为现代性要素的民主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即官员们行为的边界约束条件高度弹性化——甚至实际上并不存在刚性约束边界，就更其如此。令人不能不由衷钦佩J·布坎南的洞见[1]。诚然，每一项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均能增进全社会的（每一个具体的社会人、自然人）利益，是一种纯粹的理想状态，只能视作理论的假设，在现实中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帕累托优化（最优）和帕累托次优便顺理成章成为政策的选择——决定标准，也相应成为检验政策科学性、公利性的标准。悖离此，则显示了政府制度的严重缺陷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强烈自利性。恰如卡德尔在研究苏联模式时早已揭示的：政府自身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者集团，其政策、体制，具有维护和扩张此既得利益的强烈指向。最终导致社会矛① 作者简介：庞绍堂，博士，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盾的激化及政府体制（制度）的变革乃至革命便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分析，构成南斯拉夫模式创立的理论基础之一。尽管南斯拉夫模式今天已不复存在，但卡德尔对苏联模式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本质的分析，为全世界学术界所认可[2]。化简归约，政府的存在论意义及目的论意义必须通过符合帕累托优化或帕累托次优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呈现并实现。归根结底，通过政策实现为公共物品的充分（逼近化、趋近化的）生产、供给及公正、科学分配。公共物品生产、供给短缺或分配的扭曲，表征的是公共——社会政策的非公平及谋取官僚集团利益的倾向，深层次上乃是政治体制的严重缺陷。正是在此意义上，阿伦·德雷泽言：“公共物品研究是公共经济学的经典主题，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它与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公共选择理论指出，公共物品提供理论是一种政府理论，其本质的观点是政府的建立就在于提供公共物品。”[3](p389-390)
经济学界公认，公共物品的经典定义由萨缪尔逊在1954年给出。他认为，对于私人产品而言，其社会总消费量等于所有个人消费量（额）的总和。因此：xjxji1Ii，（j=0，„„，J），式中i表示个人，显见，有I个个人；j表示产品，
I有J量产品。而对于公共产品而言：xkxki，（k=J+1,„„，J+K）。表示I个消i1
费者消费k种公共物品（分别标为J+1，J+2，„„，J+K）。可见，公共物品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来说，是共同享有的，是不可分的。因此，萨缪尔逊定义公共物品为：“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种物品消费的减少。”也就是说，“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不需要从其他人对它的消费中扣除”
[4](p387-390)。阿伦·德雷泽将此定义精确化为：“我们可以想像这样一种物品，一个人对它的消费不会以相同的数量减少另外一个人对它的消费。”[3](p365)据此定义，经济学家们概括了公共物品的三个基本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指公共物品之效用为社会成员共享，亦即公共物品产生的效用是社会效用）；消费的非竞争性（指消费者的增加不减少其他的共同消费者，即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受益的非排他性（精确的指称为：在技术上无法将哪怕拒绝为之付款者——如拒纳或不纳税者，排除于公共物品的受益者之外。泛指公共物品的消费者可共同受益）。显见，这一概括是萨缪尔逊定义的本有内涵揭示。一种公共物品同时具备这三个特征，即为纯粹公共物品。可见，萨缪尔逊定义其实是对纯粹公共物品表象的描述式定义。经典的纯粹公共物品是国防。纯粹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
生产、供给。所谓政府生产，即政府出资（来源于税收），并非非由政府企业生产，当然也可以由政府企业生产。所谓政府供给，即非市场化免费供给，对于纯粹公共物品而言，若由市场化付费供给，实质是政府对社会实施二次税收。这不仅是政府对社会的巧取豪夺，而且人们有权质疑：原先的（一次）税收用在了何处？或去向不明（政府官员的经济犯罪）；或挥霍浪费；或效率低下损耗殆尽；三者必居其一。纯粹公共物品政府生产与供给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生产与供给恰恰处于市场失灵的区域。崇尚自由市场机制的弗里德曼也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并指证了部分失灵区域：“某些东西市场无能为力，所以需要避开市场。例如，市场不能提供国防。”[5](p65)可见，他讲的“东西”即为纯粹公共物品。与纯粹公共物品相对应的，是纯粹私人物品。其亦满足三个特征：效用的可分割性（绝对个人性）、消费的竞争性、受益的排他性。同时满足三个特征的纯粹公共物品种类、数量皆有限，且作为社会个体常常不能具像地感受、享受。满足纯粹公共物品三个特征的一个或两个，即为准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构成公共物品的主体。其介于私人物品与纯粹公共物品之间，同时兼有二者的某些特征。据此角度，准公共物品亦即非纯粹私人物品，在逻辑上亦可视作准个人物品。这样的物品，深刻体现了个人的社会性，在物背后，反映的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及社会制度。一般言，准公共物品可以由（非政府）厂商生产及市场供给。虽如此，政府作为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义务与作用是不能推托迴避的。毕竟这类物品的生产、供给事关社会全局，表现的是社会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由此类物品的生产、供给状况获取，并延伸为国家——社会的可持续性。公共物品还可划分为有形（物态的）、无形两大类。如政府提供的公共——社会政策、社会公共环境（人文环境、治安环境等）等，均属纯粹公共物品。诸多学者认为，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纯粹公共物品，即为科学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如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制等。
综上所述，萨缪尔逊的定义虽然经典，但仅指向纯粹公共物品。即使纯粹公共物品，同时满足三个特征，但排队现象依然是存在的，所谓拥挤性公共物品定义由此产生。但拥挤性并不排斥三个特征。由此需要对三个特征作本质化阐释，尤其是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公共物品特征表征的是使用者（消费者）使用（消费）其权力的平等性，这才是公共物品的本质。尽管平等性的实现有时需要排队——因拥挤所致。但排队（拥挤）并不剥夺甚至取消平等性。它仅
使平等性的实现呈现时间上的差异（先后），且只对此种产品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而言。人们对于公共物品权力的平等性可视作天赋人权观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据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它还是真正实现天赋人权观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从未否定天赋人权观，马克思将其理解为自然的平等权力。因其被现实社会关系扭曲，马克思更进步地要求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人世间实现。在权力实现的平等性的时间差异（先后）中如何贯彻平等性呢？市场经济背景（现实）自然安排出了收费制度。纯粹公共特品的供给原则上是不收费的，因为其源于税收，税收已提供了其生产、供给的成本。而纯粹公共物品是不涵利润导向的。否则不仅导致二次税收，而且导致政府对社会予取予夺。准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虽可市场化，但政府作为调控、监管的主体（地位）亦是不可动摇的。唯此，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政府这一主体地位的动摇，则是市场的双重性失灵。如卖光医院和学校，不仅未解决原先的市场失灵——低水平低效率供给；而且干脆导致人民群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过度、恶性负债是消费不起的逻辑等价表现。正常消费以有偿付能力的负债为其上限）。准公共物品的市场化生产、供给毕竟与解决权力平等差异（先后）性的收费原则相容甚至一致。那么，无能力支付费用者，是否应被排除于权力平等性原则之外呢？由此产生了国际通行的公共物品供给原则：首先是受益原则，“谁收益，谁付款”，它从一般利益原则直接转化而来。其次是能力原则，“谁有支付能力，谁就应当付款”。那么没有能力者呢？那就可以不付，但其对于使用（消费）公共物品的平等权力依然存在且不可剥夺。只是其平等权力的实现可以且应该在时间上迟于有能力付款者。当然，有能力付款者的钱，必须是来路正当的。否则导致社会的双重性不公直至严重失衡（钱的来路不明，且还优先实现了对公共物品消费的平等权力）。能力原则本为税收原则，因为交不起税者当然就不交，这是现代文明国家的财政通则之一。但交不起税的国民照样拥有各方面的平等权力。因为他们不仅是国家公民，享有天赋人权；而且他们的交不起税可能就是政府导致的呢？如斯大林模式下的农民、农村、农业（但依然被用政治权力剥夺以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此乃所谓“二元结构”及“三农”问题之渊源。这种剥夺，马克思称之为“超经济强制”，他是予以严厉遣责的。而且他英明的指出，“超经济强制”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非市场化的封闭。其多见于针对农民[6]。当然，先天性残疾、智障等不可抗力状况除外。因此，税收及财政的能力原则就自然转化为付费性公共物品消费的能力原则。它安排了拥挤性公
共物品（即使是纯粹的）和作为公共物品主体的大量准公共物品的消费（享受）时序。这一原则是否可以取消呢？不可以！为什么？且不谈其事关天赋人仅，事关一个公平、正义、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与社会；仅就单纯经济学角度言，否定此原则，不仅纯而且准公共物品即荡然无存——其全部转化为了纯粹私人物品。
上述分析，进一步彰显了萨缪尔逊定义的局限。公共物品概念的内涵亟需深化，外延亟需扩大。准公共物品概念的确立已被认同为重要的学术进展。经济学界的深化讨论更大地推进了公共物品概念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巴罗在1970年的一篇讨论美国地方学校财政效率的论文中认为，教育基本上是一种纯粹公共物品。英国经济学家、福利国家经济学的领军人物N·巴尔虽然不同意巴罗的观点，但也认为，教育可以引发形式多样化的外部收益，包括生产收益和文化收益等。这些收益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很难测量，但确实存在，不可低估。诸多经济学家认为教育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特征，“教育的报酬”具有广泛的传播性，特别是对于社会来说，教育的报酬（回报）远远超过了受教育者个人。相对于整个社会所获得的报酬而言，若受教育者个人所获得的报酬所占总报酬的份额越少，则教育的性质越接近公共物品。[7](p533-534)换言之，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正相关性（度）越强，教育越是公共物品。如此，这已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的问题。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已实证了此。医疗，毫无疑问具有与教育（产品）类同的性质。实际上，最初实现医疗保障的发达国家，更多的并非出自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考虑，而是认为健康的国民素质有利于国家经济、文化、政治（至少可以缓解社会此方面的矛盾）的发展。社会保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加以国家财政补贴，更是直接具有纯粹公共物品的全部基本特征——相对于符合社会政策的被保障集合（体）。即使住房，具有明显的私人物品特征。“然而，在实际运作中，住房目标的形成过程往往侧重公平目标，尽管是以间接的形式。要理解这一点，请考虑一个常识：住房是一种必须品。要生存，无疑须有栖身之所。”“由于某些缺陷的存在，不可能依靠私营市场来实现这一目标。收入局限使得许多家庭不能获得充足的住房，从而导致住房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同时，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不完全信息、信息的不对称、供给无弹性和外部效应都意味着，市场的运作将是无效率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已经实施了多种政府政策。”[8](p99-124)政府为什么必须解决住房这一私人物品问题呢？因为，“住房制度不仅影响着全国和地区经
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也影响着社会意义上的经济成果的可接受性”。[9](p235-236)原来，就正、负外部效应而言，住房（私宅）也具有了一定的公共物品性质。
实际上，公共物品思想被公认为源于并非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他那一脍炙人口、精妙绝伦的沼泽地排水之例，被认为已包涵了公共物品的主要思想：在自利的个人间存在某些共同消费的需求及相应物品；这类物品的提供，存在坐享其成的心理（后来称之为搭便车）；这种心理及其转化为现实行为的极大可能性，只能由政府参予才能有效克服。奠定了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应履行三个不言而喻的职责：保护本国及社会的安全；保护人民在社会中的安全；建立并维护必须的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10](p284)。这三者均为公共物品。J·穆勒则言：“公共服务的提供是重要的，但却没人感兴趣，因为这些服务的提供，并不必然自动地获得适当的报酬。”所以，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提供[11](p800-975)。德国十九世纪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及国家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A·瓦格纳较系统阐述了公共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差异：公共经济的主体是代表国家的政府；公共经济为国家提供安全，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特别是生产无形产品；公共部门经济由大量的政府雇员组成并主导（J·布坎南洞见他们均为理性经济人）；公共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则是国家——社会利益[12](p115)。边际革命后，林达尔在维克塞尔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了公共物品投入——产出的均衡分析并作出了实证性解释。其后，庇古于《福利经济学》大作中首创外部性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区分社会净产品和个人净产品，逼近于纯粹公共物品和纯粹私人物品。1954年，萨缪尔逊定义问世之后，被广泛接受。但因其边界条件限制过于严苛，遂有奥尔森定义和J·布坎南定义的相继诞生。奥尔森认为：“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当然可以理解为整个社会、社会共团体——笔者注）x1，„xi，„xn中的任何个人xi都能
[13](p13) 够消费它，它就不能适当地排斥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这就是公共物品。
J·布坎南认为：“任何集团或社团因为任何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商品或服务，都将被称为公共产品。”[14](p20) 如果说奥尔森的定义已经相当宽泛，J·布坎南的定义则似乎宽泛无边了。奥尔森的定义源于休谟的启发——如果某种（些）共同需要导致集体行动，这种行动的产物当然可被集体消费，甚至被搭便车者消费，这便是公共物品。此类公共物品被称为俱乐部公共物品。若将（客观上相当必然）国家——政府视为俱乐部的一员，或将整个社会作为俱乐部，俱乐部公共物品形成的逻辑即集体行动的逻辑依然成立。由此，俱乐部公共物品的范围必空前扩张，
几可涵盖所有纯和非纯公共物品。布坎南定义可通俗化为：凡社会需要、社会提供、社会共享的，均为公共产品。假若人们清晰地把握住“社会”并非抽象共同体，而是具象个人的集合体，纯粹私人物品的领域便空前缩小了。至此，难怪有学者认为，公共物品不仅与经济学，而且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紧密结合起来了。
对“公共物品”的多重性多维度解析，必然导致“公共物品”内涵及外延的延拓：其一，公共物品必具正外部性，即外部经济性。或：具外部经济性的产品，外部经济性质必具与公共物品一样的特征，特别是对该性质（即产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在最优即理想条件下，外部经济性同样适用萨缪尔逊条件：ＭＣ＝ＭＢＡMBj。MC指A进行一项经济行为所支付的边际成本，j1k
MBA指A从其经济行为中所获得的边际收益，MBj则指该经济行为产生的正外部效应给其他人j带来的额外边际收益。MBj为边际社会收益，相对于私人边j1k
际收益MBA而言。可见，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物品，皆有突出的正外部效应，当属公共物品无疑。负外部效应可否亦视作公共物品呢？质疑从外部性可定义公共物品的学者认为“是”。并且给出了理想（标准）状态下的萨缪尔逊条件：MCMCjMBA。即为A的经济行为所获取的边际收益，不仅支付j1k
了其个人的边际成本MC，而且支付了远大于MC的边际社会成本。但形式的相似不代表内容的相近，作为公共物品基本特征的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实质乃是公共物品给人们带来的享受，具有确定的正面性，而不是负面的损失、伤害。不能将“消费”、“受益”去除，仅仅强调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如此，凡具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因素（产品）均成了“公共物品”，必致荒唐：公共物品的特征可以延伸为受害的非竞争性和损失的非排他性吗？可见，负外部效应与公共物品特征不符，应予排除。
其二，刚性需求物品本质上应均属公共物品。刚性需求是公众需求、公共需求，是每个人的必需。国家——政府最基本的职能——不论从经济角度言，还是从政治、伦理角度言，抑或从文化角度言，就是满足人们的刚性需求，即衣食住行的需求。否则，定将国将不国，遑论其他。当然，满足存在“基本”与“体面”之分，这完全视国家发展程度、国家能力而定。住房问题前已涉及，况且，发达国家已把解决住房问题的政府政策目标（标准）设定为“体面”。“行”，在最简
陋的条件下，可以依靠个人解决，姑且不论。“衣”，只要不以“体面”为目标，亦可个人解决。“吃饭”、粮食问题无疑是公共物品的最基本问题。前资本主义国家逢遇荒年，均知赈灾。尽管A·森指出其赈灾动机与效果与现代民主国家相异，但满足人们刚性需求的追求（目标）却是一样的。今天，赈灾——解决粮食问题不仅是国家行为，甚至成为全球行为（通过联合国）。陈云曾言，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粮食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缺粮不稳，
[15]无粮要乱。还有哪一种公共物品会有这样牵一发以动全身的性质？所有国家均将粮食作为战略物资并实施战略管理，其公共物品属性由此彰显。石油作为战略物资则不一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视其进入何类领域而定。若进入私人消费领域，则为纯粹私人物品。因为其不具有刚性需求性质——你完全可以不开车嘛！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么多人口，若私人汽车普及率达到美国水平，绝对是公害而非公益。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才是解决我国交通问题的首选之策。但若石油进入国防领域，则国防本来就是纯粹公共物品。刚性需求，天然符合受益的非排他性及消费的非竞争性特征，只要未予满足，其就刚性存在，直至以动乱、革命作为满足其的成本。如此，正如陈云英明所言，经济问题成了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决非个人问题、个人事务。可见，刚性需求物品确为公共物品。刚性需求，是市场不能调控亦调控不掉的。试想，市场可以调控到人们放弃吃饭和住房吗？还有医疗（即生病）？但满足刚性需求的时间和程度可以有差异，其下限为“基本”。当然，并非公共物品均为刚性需求物品。
其三，公共物品除有形者（物态者）外，还有大量的无形者（非物态者）。这本来已是共识，但深化此共识非常重要，因为此共识仅仅建立在政府所提供的无形公共物品基础上，远远不够。诚然，政府所供给的科学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由此所形塑的公共环境（包括国内外公共环境）等，确属最重要的纯粹公共物品，尽管其当且仅当，只能在帕累托优化（次优）的条件下满足第一特征（效用的非可分割性）。但无形公共物品的内容远不止于此。教育、医疗保健、社会治安、国防等等准公共物品和纯粹公共物品均可归入无形公共物品，完全不同于道路、桥梁、机车、博物馆、音乐厅、电影院等等。尽管其载体是有形的，但依托载体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大多或基本是无形的。而此类公共物品的本质就是公共服务型物品（产品），载体只是其生产（提供公共服务）的条件，而不是产品本身。社会保障亦然。所有这些公共服务，均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均维系着国家——社
会的正常运行。如社会保障，被公认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安全阀及减震器，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机构成部分，关乎社会经济及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因此，如若对于国防、社会治安的重视不需要反复申诉太多理由的话，因为其几乎均属不证自明的公理；那么对于其他公共服务型公共物品，为什么非得社会反复呼吁方才勉强予以重视呢？而且从语言到实践尚须待时日。实际上，诸多公共服务型公共物品所提供的效用，完全满足帕累托无差异曲线。尽管不可相互无差异替代，但其效用对国家——社会而言，具有等值性。因此，大可不必厚彼薄此。此外，诸多公共物品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产生的正外部效应不仅大多无形存在，且其经济性（效用——价值）因极其巨大而无法评估。如强大的国防利于国际环境的稳定，利于国家周边环境的稳定，利于台海形势的稳定，这些对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作用巨大，但无法量化计算。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利于市场体制的健全及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于国家现代化进程同样作用巨大，但也无法量化评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成就于先进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则发端于政府决策创新。科学决策的正外部效应更是无法框算。1972年，中美两国封闭了20余年的交往之门被重新开启后，为了更准确、恰当地与中国打交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建立了一个专门班子，深入详致地研究了中国经济状况，发表了题为《对于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的著名报告。此报告准确刻划了农业作为中国经济最薄弱环节的状况，并且估计，若要基本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最起码需要不低于5千亿美
[16]元的投资。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农业经济体制的革命基本扭转了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虽然中国农村的体制变革源于安徽、四川、内蒙古，但正是经过邓小平的支持、肯定和决策，才得以在全国推广。据上述美国人的报告推算，这一重大科学决策的价值应大抵相当于5千亿美元。至于以农村改革为先导所形成的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当代史上“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从而促进促成当代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的后续巨量经济——社会效应，仍是无法框算的。教育——科技在当代全球化大潮及全球化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作用完全无需赘言。因此，正确的教育——科技政策的效应也就一目了然，虽无法精确计量。正因为此，若政府不能及时供给相应的正确公共政策——社会政策，从而导致国家——社会需求不能及时满足——常常表现为一系列严重问题不能及时有效解决，甚至积重难返，其所产生、扩张的负外部效应也是无法框算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与负外部效应正相关。且时序成本、机会成本呈算术级数增长，则负外部效应呈几何级数增长。
如环渤海湾的污染程度已高达98%可为明显例证。如此，无形公共物品（狭义与广义的公共服务）产生的正外部效应是双重的：直接的正外部效应；对负外部效应的阻遏乃至消除。其实证个案不胜枚举。难怪J·布坎南言，对于公共物品的均衡分析，实证方法优于理论（抽象）方法。因为任一公共物品的均衡问题，在本质上均是一个实证性问题而非抽象性问题。[14]
其四，由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型公共物品派生、衍生的产品，包括其正外部效应，一般均为公共物品，典型者如公共环境。从理论上言，无需政府催生（可直接通过公共服务催生，亦可以公共服务作为媒介催生）的产品，均可由市场生产、供给。此类产品，多为私人产品。公共物品多处于市场失灵区域（纯粹公共物品）或半失灵、准失灵区域（准公共物品。表现为市场效率低下，兴奋阈值太高，生产——供给不及时不充分等。如市场对于经济型住宅，廉租房等的反应。）而政府经济行为的边界，恰在市场失灵区域。因此，政府经济行为的内容，就是生产、供给公共物品。一个强有力的反证来自于德布鲁的证明。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的最重要获奖者，通过“关于市场均衡的存在性（指向性——笔者所加）证明”，破解了瓦尔拉斯关于市场一般均衡性的猜测。通俗言之，理想状态市场（充分竞争的市场）的运行自发趋于均衡。[17] 因此，政府对于市场是没有什么作用也不应有什么作用的。其仅有作用，是尽力保障市场的理想状态——可推广为保障市场正常运行的边界条件。换言之，政府的经济作用域主要为市场失灵区域。而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及内容，乃是公共物品的需求与短缺——它不能由市场利润诱导产生，或不能完全由。据形式逻辑可传律，J·布坎南断言：政府的基本（主要）经济作用，就是提供公共物品。由此，政府直接提供的有形、无形公共物品固然，而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所产生的公共物品亦然。政府发挥经济作用的手段主要有三类，即经济、行政、法律。除经济手段是对市场机制的模拟，可以作用于市场及其失灵区域外，行政、法律手段均是针对市场失灵的利器。据前所分析，它们也只能产生公共物品。由此，认为政策（当然必须是科学的）制定了就万事大吉，政策制定后即放任自流的政府，最起码是非尽责的。不仅使政策流于形式，而且政策的后续产物无法催生乃至中断。
其五，受制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的产品，多为公共物品。此点是对前述之点的相向强调。前述之点可以简化为：如果A则B；A、B均为公共物品。此点可简化为如果非B（没有B、B缺失），则因非A。这样的强调并非文字与
逻辑游戏，而是提供了一条充分供给公共物品的“思维经济原则”：当B短缺或缺失，首先应当考虑A的短缺与缺失。再往上，则应考虑基础性制度（体制）的短缺与缺失。这无疑是解决公共物品短缺、缺失的可行之道，必行之道，即使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此逻辑关系式依然成立。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公共物品广泛虽低程度的供给可为明证。
完全满足萨缪尔逊定义及其派生的三个基本特征的纯粹公共物品并非公共物品之主体，虽为公共物品之基础。部分满足萨氏定义并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中的
一、二个的准公共物品构成公共物品之主体。其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上述解析与拓展，大多可归属此类。两类公共物品是否矛盾呢？其相容与否？不仅不矛盾，且完全相容。一个极为简洁的证明是完全成立的：凡具三个基本特征中的一、二个特征的准公共物品，附加（辅之以）能力原则（前已述及，能力原则是必须的。否定此原则，公共物品便不复存在——全部转化为私人物品），即可化归为纯公共物品。不仅兼容于、而且回归萨氏定义。当然，对于能力原则的秉持，在时序上不能是无限的。
公共物品已巨量地介入、改变了社会个体的生活。实际上，纯私人物品的时空已非常有限。当代发达国家，连资本都高度社会化了——即趋向公有制，何况公共物品之扩张！公共物品范围的确认及充分或较充分供给，反映的是国家分配制度的正当、公平与完善，透射出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质。物的背后，是人的关系，人的关系规约着物的分配格局。以琼·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一以贯之地认为：所有制的意义在于分配。即所有制只是手段，分配才是目的（这一思想可视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提出的“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实现”的著名论断的逻辑推广）。只要分配公正、合理（当然还要富于效率），即是所有制（有利于全社会）的实质性变革。据此，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是否可视作公有制的有效实现途径（本质化实现）及实现程度的量标？名之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应当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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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品论——概念的解析延拓
庞绍堂①
本文从政府存在的本体论意义及目的论意义入手，据萨缪尔逊公共物品的经典定义，论及非经典的非纯（准）公共物品。并结合二者，解析且延拓了公共物品的内涵与外延。最终揭示：因公共物品的范围及供给关乎国计民生，其供给状态表征的是经济制度性质及其完备性。
关键词：公共物品，纯粹，非纯粹（准），政府，供给（提供）
公共物品乃公共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基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性内涵——追求宏观经济的均衡和良性运行——自然导向优化结构基础上的内源性增长；以及伦理性内涵——追求经济增长前提下的社会公平与公正——必然导向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社会健康、持续性发展；二者可归并为公共经济学的宗旨——政府的经济目标，乃是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广义的社会福利）。此点也是政府（政治学意义上的大政府）存在的本体论意义及目的论意义。换言之，悖离此点，政府（现代意义上的）是不必要的或必最终表现为短暂的过渡性。需要警惕的是，增进全社会的利益是具体的，非抽象的。作为理性经济人集合的政府官员们，常会以“社会”抽象掉“具体”。这淋漓尽致地暴露了这一集合体的劣根性。在作为现代性要素的民主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即官员们行为的边界约束条件高度弹性化——甚至实际上并不存在刚性约束边界，就更其如此。令人不能不由衷钦佩J·布坎南的洞见[1]。诚然，每一项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均能增进全社会的（每一个具体的社会人、自然人）利益，是一种纯粹的理想状态，只能视作理论的假设，在现实中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帕累托优化（最优）和帕累托次优便顺理成章成为政策的选择——决定标准，也相应成为检验政策科学性、公利性的标准。悖离此，则显示了政府制度的严重缺陷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强烈自利性。恰如卡德尔在研究苏联模式时早已揭示的：政府自身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者集团，其政策、体制，具有维护和扩张此既得利益的强烈指向。最终导致社会矛① 作者简介：庞绍堂，博士，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盾的激化及政府体制（制度）的变革乃至革命便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分析，构成南斯拉夫模式创立的理论基础之一。尽管南斯拉夫模式今天已不复存在，但卡德尔对苏联模式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本质的分析，为全世界学术界所认可[2]。化简归约，政府的存在论意义及目的论意义必须通过符合帕累托优化或帕累托次优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呈现并实现。归根结底，通过政策实现为公共物品的充分（逼近化、趋近化的）生产、供给及公正、科学分配。公共物品生产、供给短缺或分配的扭曲，表征的是公共——社会政策的非公平及谋取官僚集团利益的倾向，深层次上乃是政治体制的严重缺陷。正是在此意义上，阿伦·德雷泽言：“公共物品研究是公共经济学的经典主题，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它与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公共选择理论指出，公共物品提供理论是一种政府理论，其本质的观点是政府的建立就在于提供公共物品。”[3](p389-390)
经济学界公认，公共物品的经典定义由萨缪尔逊在1954年给出。他认为，对于私人产品而言，其社会总消费量等于所有个人消费量（额）的总和。因此：xjxji1Ii，（j=0，„„，J），式中i表示个人，显见，有I个个人；j表示产品，
I有J量产品。而对于公共产品而言：xkxki，（k=J+1,„„，J+K）。表示I个消i1
费者消费k种公共物品（分别标为J+1，J+2，„„，J+K）。可见，公共物品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来说，是共同享有的，是不可分的。因此，萨缪尔逊定义公共物品为：“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种物品消费的减少。”也就是说，“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不需要从其他人对它的消费中扣除”
[4](p387-390)。阿伦·德雷泽将此定义精确化为：“我们可以想像这样一种物品，一个人对它的消费不会以相同的数量减少另外一个人对它的消费。”[3](p365)据此定义，经济学家们概括了公共物品的三个基本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指公共物品之效用为社会成员共享，亦即公共物品产生的效用是社会效用）；消费的非竞争性（指消费者的增加不减少其他的共同消费者，即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受益的非排他性（精确的指称为：在技术上无法将哪怕拒绝为之付款者——如拒纳或不纳税者，排除于公共物品的受益者之外。泛指公共物品的消费者可共同受益）。显见，这一概括是萨缪尔逊定义的本有内涵揭示。一种公共物品同时具备这三个特征，即为纯粹公共物品。可见，萨缪尔逊定义其实是对纯粹公共物品表象的描述式定义。经典的纯粹公共物品是国防。纯粹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
生产、供给。所谓政府生产，即政府出资（来源于税收），并非非由政府企业生产，当然也可以由政府企业生产。所谓政府供给，即非市场化免费供给，对于纯粹公共物品而言，若由市场化付费供给，实质是政府对社会实施二次税收。这不仅是政府对社会的巧取豪夺，而且人们有权质疑：原先的（一次）税收用在了何处？或去向不明（政府官员的经济犯罪）；或挥霍浪费；或效率低下损耗殆尽；三者必居其一。纯粹公共物品政府生产与供给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生产与供给恰恰处于市场失灵的区域。崇尚自由市场机制的弗里德曼也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并指证了部分失灵区域：“某些东西市场无能为力，所以需要避开市场。例如，市场不能提供国防。”[5](p65)可见，他讲的“东西”即为纯粹公共物品。与纯粹公共物品相对应的，是纯粹私人物品。其亦满足三个特征：效用的可分割性（绝对个人性）、消费的竞争性、受益的排他性。同时满足三个特征的纯粹公共物品种类、数量皆有限，且作为社会个体常常不能具像地感受、享受。满足纯粹公共物品三个特征的一个或两个，即为准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构成公共物品的主体。其介于私人物品与纯粹公共物品之间，同时兼有二者的某些特征。据此角度，准公共物品亦即非纯粹私人物品，在逻辑上亦可视作准个人物品。这样的物品，深刻体现了个人的社会性，在物背后，反映的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及社会制度。一般言，准公共物品可以由（非政府）厂商生产及市场供给。虽如此，政府作为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义务与作用是不能推托迴避的。毕竟这类物品的生产、供给事关社会全局，表现的是社会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由此类物品的生产、供给状况获取，并延伸为国家——社会的可持续性。公共物品还可划分为有形（物态的）、无形两大类。如政府提供的公共——社会政策、社会公共环境（人文环境、治安环境等）等，均属纯粹公共物品。诸多学者认为，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纯粹公共物品，即为科学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如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制等。
综上所述，萨缪尔逊的定义虽然经典，但仅指向纯粹公共物品。即使纯粹公共物品，同时满足三个特征，但排队现象依然是存在的，所谓拥挤性公共物品定义由此产生。但拥挤性并不排斥三个特征。由此需要对三个特征作本质化阐释，尤其是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公共物品特征表征的是使用者（消费者）使用（消费）其权力的平等性，这才是公共物品的本质。尽管平等性的实现有时需要排队——因拥挤所致。但排队（拥挤）并不剥夺甚至取消平等性。它仅
使平等性的实现呈现时间上的差异（先后），且只对此种产品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而言。人们对于公共物品权力的平等性可视作天赋人权观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据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它还是真正实现天赋人权观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从未否定天赋人权观，马克思将其理解为自然的平等权力。因其被现实社会关系扭曲，马克思更进步地要求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人世间实现。在权力实现的平等性的时间差异（先后）中如何贯彻平等性呢？市场经济背景（现实）自然安排出了收费制度。纯粹公共特品的供给原则上是不收费的，因为其源于税收，税收已提供了其生产、供给的成本。而纯粹公共物品是不涵利润导向的。否则不仅导致二次税收，而且导致政府对社会予取予夺。准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虽可市场化，但政府作为调控、监管的主体（地位）亦是不可动摇的。唯此，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政府这一主体地位的动摇，则是市场的双重性失灵。如卖光医院和学校，不仅未解决原先的市场失灵——低水平低效率供给；而且干脆导致人民群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过度、恶性负债是消费不起的逻辑等价表现。正常消费以有偿付能力的负债为其上限）。准公共物品的市场化生产、供给毕竟与解决权力平等差异（先后）性的收费原则相容甚至一致。那么，无能力支付费用者，是否应被排除于权力平等性原则之外呢？由此产生了国际通行的公共物品供给原则：首先是受益原则，“谁收益，谁付款”，它从一般利益原则直接转化而来。其次是能力原则，“谁有支付能力，谁就应当付款”。那么没有能力者呢？那就可以不付，但其对于使用（消费）公共物品的平等权力依然存在且不可剥夺。只是其平等权力的实现可以且应该在时间上迟于有能力付款者。当然，有能力付款者的钱，必须是来路正当的。否则导致社会的双重性不公直至严重失衡（钱的来路不明，且还优先实现了对公共物品消费的平等权力）。能力原则本为税收原则，因为交不起税者当然就不交，这是现代文明国家的财政通则之一。但交不起税的国民照样拥有各方面的平等权力。因为他们不仅是国家公民，享有天赋人权；而且他们的交不起税可能就是政府导致的呢？如斯大林模式下的农民、农村、农业（但依然被用政治权力剥夺以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此乃所谓“二元结构”及“三农”问题之渊源。这种剥夺，马克思称之为“超经济强制”，他是予以严厉遣责的。而且他英明的指出，“超经济强制”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非市场化的封闭。其多见于针对农民[6]。当然，先天性残疾、智障等不可抗力状况除外。因此，税收及财政的能力原则就自然转化为付费性公共物品消费的能力原则。它安排了拥挤性公
共物品（即使是纯粹的）和作为公共物品主体的大量准公共物品的消费（享受）时序。这一原则是否可以取消呢？不可以！为什么？且不谈其事关天赋人仅，事关一个公平、正义、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与社会；仅就单纯经济学角度言，否定此原则，不仅纯而且准公共物品即荡然无存——其全部转化为了纯粹私人物品。
上述分析，进一步彰显了萨缪尔逊定义的局限。公共物品概念的内涵亟需深化，外延亟需扩大。准公共物品概念的确立已被认同为重要的学术进展。经济学界的深化讨论更大地推进了公共物品概念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巴罗在1970年的一篇讨论美国地方学校财政效率的论文中认为，教育基本上是一种纯粹公共物品。英国经济学家、福利国家经济学的领军人物N·巴尔虽然不同意巴罗的观点，但也认为，教育可以引发形式多样化的外部收益，包括生产收益和文化收益等。这些收益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很难测量，但确实存在，不可低估。诸多经济学家认为教育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特征，“教育的报酬”具有广泛的传播性，特别是对于社会来说，教育的报酬（回报）远远超过了受教育者个人。相对于整个社会所获得的报酬而言，若受教育者个人所获得的报酬所占总报酬的份额越少，则教育的性质越接近公共物品。[7](p533-534)换言之，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正相关性（度）越强，教育越是公共物品。如此，这已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的问题。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已实证了此。医疗，毫无疑问具有与教育（产品）类同的性质。实际上，最初实现医疗保障的发达国家，更多的并非出自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考虑，而是认为健康的国民素质有利于国家经济、文化、政治（至少可以缓解社会此方面的矛盾）的发展。社会保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加以国家财政补贴，更是直接具有纯粹公共物品的全部基本特征——相对于符合社会政策的被保障集合（体）。即使住房，具有明显的私人物品特征。“然而，在实际运作中，住房目标的形成过程往往侧重公平目标，尽管是以间接的形式。要理解这一点，请考虑一个常识：住房是一种必须品。要生存，无疑须有栖身之所。”“由于某些缺陷的存在，不可能依靠私营市场来实现这一目标。收入局限使得许多家庭不能获得充足的住房，从而导致住房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同时，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不完全信息、信息的不对称、供给无弹性和外部效应都意味着，市场的运作将是无效率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已经实施了多种政府政策。”[8](p99-124)政府为什么必须解决住房这一私人物品问题呢？因为，“住房制度不仅影响着全国和地区经
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也影响着社会意义上的经济成果的可接受性”。[9](p235-236)原来，就正、负外部效应而言，住房（私宅）也具有了一定的公共物品性质。
实际上，公共物品思想被公认为源于并非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他那一脍炙人口、精妙绝伦的沼泽地排水之例，被认为已包涵了公共物品的主要思想：在自利的个人间存在某些共同消费的需求及相应物品；这类物品的提供，存在坐享其成的心理（后来称之为搭便车）；这种心理及其转化为现实行为的极大可能性，只能由政府参予才能有效克服。奠定了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应履行三个不言而喻的职责：保护本国及社会的安全；保护人民在社会中的安全；建立并维护必须的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10](p284)。这三者均为公共物品。J·穆勒则言：“公共服务的提供是重要的，但却没人感兴趣，因为这些服务的提供，并不必然自动地获得适当的报酬。”所以，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提供[11](p800-975)。德国十九世纪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及国家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A·瓦格纳较系统阐述了公共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差异：公共经济的主体是代表国家的政府；公共经济为国家提供安全，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特别是生产无形产品；公共部门经济由大量的政府雇员组成并主导（J·布坎南洞见他们均为理性经济人）；公共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则是国家——社会利益[12](p115)。边际革命后，林达尔在维克塞尔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了公共物品投入——产出的均衡分析并作出了实证性解释。其后，庇古于《福利经济学》大作中首创外部性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区分社会净产品和个人净产品，逼近于纯粹公共物品和纯粹私人物品。1954年，萨缪尔逊定义问世之后，被广泛接受。但因其边界条件限制过于严苛，遂有奥尔森定义和J·布坎南定义的相继诞生。奥尔森认为：“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当然可以理解为整个社会、社会共团体——笔者注）x1，„xi，„xn中的任何个人xi都能
[13](p13) 够消费它，它就不能适当地排斥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这就是公共物品。
J·布坎南认为：“任何集团或社团因为任何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商品或服务，都将被称为公共产品。”[14](p20) 如果说奥尔森的定义已经相当宽泛，J·布坎南的定义则似乎宽泛无边了。奥尔森的定义源于休谟的启发——如果某种（些）共同需要导致集体行动，这种行动的产物当然可被集体消费，甚至被搭便车者消费，这便是公共物品。此类公共物品被称为俱乐部公共物品。若将（客观上相当必然）国家——政府视为俱乐部的一员，或将整个社会作为俱乐部，俱乐部公共物品形成的逻辑即集体行动的逻辑依然成立。由此，俱乐部公共物品的范围必空前扩张，
几可涵盖所有纯和非纯公共物品。布坎南定义可通俗化为：凡社会需要、社会提供、社会共享的，均为公共产品。假若人们清晰地把握住“社会”并非抽象共同体，而是具象个人的集合体，纯粹私人物品的领域便空前缩小了。至此，难怪有学者认为，公共物品不仅与经济学，而且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紧密结合起来了。
对“公共物品”的多重性多维度解析，必然导致“公共物品”内涵及外延的延拓：其一，公共物品必具正外部性，即外部经济性。或：具外部经济性的产品，外部经济性质必具与公共物品一样的特征，特别是对该性质（即产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在最优即理想条件下，外部经济性同样适用萨缪尔逊条件：ＭＣ＝ＭＢＡMBj。MC指A进行一项经济行为所支付的边际成本，j1k
MBA指A从其经济行为中所获得的边际收益，MBj则指该经济行为产生的正外部效应给其他人j带来的额外边际收益。MBj为边际社会收益，相对于私人边j1k
际收益MBA而言。可见，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物品，皆有突出的正外部效应，当属公共物品无疑。负外部效应可否亦视作公共物品呢？质疑从外部性可定义公共物品的学者认为“是”。并且给出了理想（标准）状态下的萨缪尔逊条件：MCMCjMBA。即为A的经济行为所获取的边际收益，不仅支付j1k
了其个人的边际成本MC，而且支付了远大于MC的边际社会成本。但形式的相似不代表内容的相近，作为公共物品基本特征的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实质乃是公共物品给人们带来的享受，具有确定的正面性，而不是负面的损失、伤害。不能将“消费”、“受益”去除，仅仅强调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如此，凡具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因素（产品）均成了“公共物品”，必致荒唐：公共物品的特征可以延伸为受害的非竞争性和损失的非排他性吗？可见，负外部效应与公共物品特征不符，应予排除。
其二，刚性需求物品本质上应均属公共物品。刚性需求是公众需求、公共需求，是每个人的必需。国家——政府最基本的职能——不论从经济角度言，还是从政治、伦理角度言，抑或从文化角度言，就是满足人们的刚性需求，即衣食住行的需求。否则，定将国将不国，遑论其他。当然，满足存在“基本”与“体面”之分，这完全视国家发展程度、国家能力而定。住房问题前已涉及，况且，发达国家已把解决住房问题的政府政策目标（标准）设定为“体面”。“行”，在最简
陋的条件下，可以依靠个人解决，姑且不论。“衣”，只要不以“体面”为目标，亦可个人解决。“吃饭”、粮食问题无疑是公共物品的最基本问题。前资本主义国家逢遇荒年，均知赈灾。尽管A·森指出其赈灾动机与效果与现代民主国家相异，但满足人们刚性需求的追求（目标）却是一样的。今天，赈灾——解决粮食问题不仅是国家行为，甚至成为全球行为（通过联合国）。陈云曾言，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粮食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缺粮不稳，
[15]无粮要乱。还有哪一种公共物品会有这样牵一发以动全身的性质？所有国家均将粮食作为战略物资并实施战略管理，其公共物品属性由此彰显。石油作为战略物资则不一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视其进入何类领域而定。若进入私人消费领域，则为纯粹私人物品。因为其不具有刚性需求性质——你完全可以不开车嘛！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么多人口，若私人汽车普及率达到美国水平，绝对是公害而非公益。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才是解决我国交通问题的首选之策。但若石油进入国防领域，则国防本来就是纯粹公共物品。刚性需求，天然符合受益的非排他性及消费的非竞争性特征，只要未予满足，其就刚性存在，直至以动乱、革命作为满足其的成本。如此，正如陈云英明所言，经济问题成了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决非个人问题、个人事务。可见，刚性需求物品确为公共物品。刚性需求，是市场不能调控亦调控不掉的。试想，市场可以调控到人们放弃吃饭和住房吗？还有医疗（即生病）？但满足刚性需求的时间和程度可以有差异，其下限为“基本”。当然，并非公共物品均为刚性需求物品。
其三，公共物品除有形者（物态者）外，还有大量的无形者（非物态者）。这本来已是共识，但深化此共识非常重要，因为此共识仅仅建立在政府所提供的无形公共物品基础上，远远不够。诚然，政府所供给的科学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由此所形塑的公共环境（包括国内外公共环境）等，确属最重要的纯粹公共物品，尽管其当且仅当，只能在帕累托优化（次优）的条件下满足第一特征（效用的非可分割性）。但无形公共物品的内容远不止于此。教育、医疗保健、社会治安、国防等等准公共物品和纯粹公共物品均可归入无形公共物品，完全不同于道路、桥梁、机车、博物馆、音乐厅、电影院等等。尽管其载体是有形的，但依托载体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大多或基本是无形的。而此类公共物品的本质就是公共服务型物品（产品），载体只是其生产（提供公共服务）的条件，而不是产品本身。社会保障亦然。所有这些公共服务，均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均维系着国家——社
会的正常运行。如社会保障，被公认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安全阀及减震器，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机构成部分，关乎社会经济及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因此，如若对于国防、社会治安的重视不需要反复申诉太多理由的话，因为其几乎均属不证自明的公理；那么对于其他公共服务型公共物品，为什么非得社会反复呼吁方才勉强予以重视呢？而且从语言到实践尚须待时日。实际上，诸多公共服务型公共物品所提供的效用，完全满足帕累托无差异曲线。尽管不可相互无差异替代，但其效用对国家——社会而言，具有等值性。因此，大可不必厚彼薄此。此外，诸多公共物品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产生的正外部效应不仅大多无形存在，且其经济性（效用——价值）因极其巨大而无法评估。如强大的国防利于国际环境的稳定，利于国家周边环境的稳定，利于台海形势的稳定，这些对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作用巨大，但无法量化计算。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利于市场体制的健全及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于国家现代化进程同样作用巨大，但也无法量化评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成就于先进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则发端于政府决策创新。科学决策的正外部效应更是无法框算。1972年，中美两国封闭了20余年的交往之门被重新开启后，为了更准确、恰当地与中国打交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建立了一个专门班子，深入详致地研究了中国经济状况，发表了题为《对于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的著名报告。此报告准确刻划了农业作为中国经济最薄弱环节的状况，并且估计，若要基本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最起码需要不低于5千亿美
[16]元的投资。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农业经济体制的革命基本扭转了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虽然中国农村的体制变革源于安徽、四川、内蒙古，但正是经过邓小平的支持、肯定和决策，才得以在全国推广。据上述美国人的报告推算，这一重大科学决策的价值应大抵相当于5千亿美元。至于以农村改革为先导所形成的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当代史上“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从而促进促成当代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的后续巨量经济——社会效应，仍是无法框算的。教育——科技在当代全球化大潮及全球化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作用完全无需赘言。因此，正确的教育——科技政策的效应也就一目了然，虽无法精确计量。正因为此，若政府不能及时供给相应的正确公共政策——社会政策，从而导致国家——社会需求不能及时满足——常常表现为一系列严重问题不能及时有效解决，甚至积重难返，其所产生、扩张的负外部效应也是无法框算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与负外部效应正相关。且时序成本、机会成本呈算术级数增长，则负外部效应呈几何级数增长。
如环渤海湾的污染程度已高达98%可为明显例证。如此，无形公共物品（狭义与广义的公共服务）产生的正外部效应是双重的：直接的正外部效应；对负外部效应的阻遏乃至消除。其实证个案不胜枚举。难怪J·布坎南言，对于公共物品的均衡分析，实证方法优于理论（抽象）方法。因为任一公共物品的均衡问题，在本质上均是一个实证性问题而非抽象性问题。[14]
其四，由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型公共物品派生、衍生的产品，包括其正外部效应，一般均为公共物品，典型者如公共环境。从理论上言，无需政府催生（可直接通过公共服务催生，亦可以公共服务作为媒介催生）的产品，均可由市场生产、供给。此类产品，多为私人产品。公共物品多处于市场失灵区域（纯粹公共物品）或半失灵、准失灵区域（准公共物品。表现为市场效率低下，兴奋阈值太高，生产——供给不及时不充分等。如市场对于经济型住宅，廉租房等的反应。）而政府经济行为的边界，恰在市场失灵区域。因此，政府经济行为的内容，就是生产、供给公共物品。一个强有力的反证来自于德布鲁的证明。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的最重要获奖者，通过“关于市场均衡的存在性（指向性——笔者所加）证明”，破解了瓦尔拉斯关于市场一般均衡性的猜测。通俗言之，理想状态市场（充分竞争的市场）的运行自发趋于均衡。[17] 因此，政府对于市场是没有什么作用也不应有什么作用的。其仅有作用，是尽力保障市场的理想状态——可推广为保障市场正常运行的边界条件。换言之，政府的经济作用域主要为市场失灵区域。而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及内容，乃是公共物品的需求与短缺——它不能由市场利润诱导产生，或不能完全由。据形式逻辑可传律，J·布坎南断言：政府的基本（主要）经济作用，就是提供公共物品。由此，政府直接提供的有形、无形公共物品固然，而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所产生的公共物品亦然。政府发挥经济作用的手段主要有三类，即经济、行政、法律。除经济手段是对市场机制的模拟，可以作用于市场及其失灵区域外，行政、法律手段均是针对市场失灵的利器。据前所分析，它们也只能产生公共物品。由此，认为政策（当然必须是科学的）制定了就万事大吉，政策制定后即放任自流的政府，最起码是非尽责的。不仅使政策流于形式，而且政策的后续产物无法催生乃至中断。
其五，受制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的产品，多为公共物品。此点是对前述之点的相向强调。前述之点可以简化为：如果A则B；A、B均为公共物品。此点可简化为如果非B（没有B、B缺失），则因非A。这样的强调并非文字与
逻辑游戏，而是提供了一条充分供给公共物品的“思维经济原则”：当B短缺或缺失，首先应当考虑A的短缺与缺失。再往上，则应考虑基础性制度（体制）的短缺与缺失。这无疑是解决公共物品短缺、缺失的可行之道，必行之道，即使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此逻辑关系式依然成立。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公共物品广泛虽低程度的供给可为明证。
完全满足萨缪尔逊定义及其派生的三个基本特征的纯粹公共物品并非公共物品之主体，虽为公共物品之基础。部分满足萨氏定义并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中的
一、二个的准公共物品构成公共物品之主体。其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上述解析与拓展，大多可归属此类。两类公共物品是否矛盾呢？其相容与否？不仅不矛盾，且完全相容。一个极为简洁的证明是完全成立的：凡具三个基本特征中的一、二个特征的准公共物品，附加（辅之以）能力原则（前已述及，能力原则是必须的。否定此原则，公共物品便不复存在——全部转化为私人物品），即可化归为纯公共物品。不仅兼容于、而且回归萨氏定义。当然，对于能力原则的秉持，在时序上不能是无限的。
公共物品已巨量地介入、改变了社会个体的生活。实际上，纯私人物品的时空已非常有限。当代发达国家，连资本都高度社会化了——即趋向公有制，何况公共物品之扩张！公共物品范围的确认及充分或较充分供给，反映的是国家分配制度的正当、公平与完善，透射出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质。物的背后，是人的关系，人的关系规约着物的分配格局。以琼·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一以贯之地认为：所有制的意义在于分配。即所有制只是手段，分配才是目的（这一思想可视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提出的“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实现”的著名论断的逻辑推广）。只要分配公正、合理（当然还要富于效率），即是所有制（有利于全社会）的实质性变革。据此，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是否可视作公有制的有效实现途径（本质化实现）及实现程度的量标？名之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应当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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