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对近代中国教育思想的创新
摘 要：张之洞不仅是中国近代教育家， 同时堪称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他一生兴办数十所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在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方面多有创新，为近代中国创立了完备、系统的新式教育制度体系。它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非常突出，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关键词：张之洞；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创新
中法战争前，张之洞曾是“清流”，源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到鸦片战强调“通经致用”；中法战争后，张之洞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携“坚船利在两广、两湖倡导新政，“中体西用”思炮”而来的列强入侵和与之相伴随的“异想日益成熟。无论是他的“通经致用”还教”渗透，造成王朝统治与封建儒学的双是“中体西用”，既有同时代相应的思想重危机，“经世致用”思潮遂得以再度复内涵，又有其自己独特的认识特色，显示兴，并具有了应付来自西方冲击的新的时出他思想信念的不断变化和提升，影响和代内涵。 指导其教育实践。张之洞的思想创新，是怎样为“致用”而“通经”？或怎样他的认识和意识能随着时代和社会实践“通经”而达到“致用”？张之洞为此提不断变化，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独特表现，出了他关于儒学的基本思想，他主张儒学虽然它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总居于时代前各派要相互宽容，破除门户之见，以“致列，但对中国教育改革和体制更新不无裨用”为归。
益，可为后人提供借鉴。 在张之洞所居的历史环境下，经学的
一、“通经致用”与中国教育思想创今、古文之争呈现出经学史上仅次于汉代新 的热烈场面，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汉学与
“通经致用”是张之洞在中法战争前宋学的壁垒对峙和相互消长。张之洞研习的哲学思想特征。晚清时代，传统的儒学古文经学出身，于汉学自有心得。但他对虽然仍然保持中心正统的地位，但是，面宋学，也未予排斥，他不满于门派纠纷，对着鸦片战争以后西学输入的冲击，儒学宁愿各取其长，殊途同归。
本身不可避免的要有所调整，以适应前所他严厉批评儒学内部的门户之见，指未有的变局。张之洞主张“通经致用”，出：“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顺应了晚清“经世”“务实”的学风，体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
现了对传统思想认识的较高水平。
“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思想渊
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
⑴
废，理取相资。诋其求胜，未为通儒”。
他告诫学人汉宋两学各有长短得失，互相争执既无好处也无结果，两派都应当正视现实，彼此采取客观冷静的态度：“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辞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至其所短，前人攻之，我心知之。学人贵通，其论事理也，贵心安。争之而于己无益，排之而究不能胜，不如其己
⑵
也。”他认为汉宋两学都以儒经为据，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界限，应当正视。其实两学均各有长短，相互依托才能互补，由此看来，张之洞既反对儒学门派之见，又主张对儒学内部进行调和。这种调和虽然不是从张之洞就开始的(汉宋调和早在鸦片战争前已出现，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等人加以提倡)，但却是张之洞所大力提倡的，在社会上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张之洞还特别强调要“通经致用”，曾反复指出：“一切学术，„„要其终也，
⑶
归于有用。”通经当用韩愈“提要钩元之
⑷
法”，务以“切用”为“要指”。“读书
⑸
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他倡导“读书宜读有用之书”。他解释何谓有用：“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
⑹
等”他鄙薄不知“财务”不切“经济”的“陋儒”、“腐儒”。
当时，张之洞对林林总总的各门学术取舍毫不含糊，他认为学术应归于是否“切用”、是否“务实”。这里所谓的“用”，是传统经世致用的“用”。“取足应用而止”，是张之洞提倡“经世致用”思想的边界线。超越了“经世致用”界限的学问，则当“止”。在这种务实思想指导下，西
方技术知识，倍受张之洞的青睐。他以切
用为宗旨的思想路线，一方面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正是在“经世致用”的旗帜下很快接受了西洋技艺并进而创立新学。
正因为张之洞能够以学为基，放眼社会，以用为本，汲取各学，他的思想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持续前进的步伐。外放学政和任职疆臣中，他才能选才不拘一格，既改造旧式书院，也着手创建新式学堂。通过改造旧书院培养“博约兼贤，
⑺
文行并美”的人才使之适于社会实际需要。特别把办学宗旨定为“体用兼备，令
⑻
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尽管这时张之洞所重视学术主要是经世根柢儒学，所培养人才没能避免旧学卫道之嫌。但此时张之洞既强调通今博古，又强调“明习时务”、“体用兼备”，已经开始摆脱传统学术和人才之说旧俗，显示出近代教育思想的萌芽。
二、“中体西用”与中国教育思想创新
早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中体西用”思想，“中体西用”并非张之洞首创，但没人否认张之洞对“中体西用”论述最多，涉及最全面，对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8年，张之洞完成了《劝学篇》。《劝学篇》对“中体西用”论述洋洋万言，很多人都认为它代表了洋务派的思想意志，反对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是维新变法事业中的逆流。其实，《劝学篇》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是复杂的，对之分析也不应该失于简单和表面，表面现象和形式似乎隐藏了许多事物的本旨和内涵。在《劝学篇》里张之洞虽主张“中体西用”，但对西学不遗余力的介绍和推介使人对西学反而印象更深，更有兴趣，
起到传播西学，理性概括西学的社会作此，张之洞没有提出设立议院、国会、宪用。张之洞虽然也强调“中学”，不仅仅法等政治改革内容，因为他怕得罪朝廷，有其政治背景，实际也有要辩证的看待西也不相信康有为的“改制”能够成事，但学的含义。中国人应该做到“洋为中用”，他对中国应该仿效、采纳的西方资本主义同时也不能忽视“古为今用”，因而讲西近代文明进行了比较淋漓尽致的阐述。看学“不能忘本”，当然张之洞对三纲五常了《劝学篇》，不能不承认张之洞对西学的美誉是糟粕，但他对中西学相互关系的的概括和分析有超过时人的见识。张之洞辩证认识可引人对此深思，从而注意勿在提出“西学为用”，实际是他内心推崇西思想和实践中走极端。“中体西用”是张学的主导，要运用西政、西艺、西史种种之洞改造旧教育、构建新教育的指导思学识和技艺，来应对各种世事，达到致用想，而实际上张之洞对西式教育的下力远目的。 远超过传统教育。由他主持制定1903年随着时代的发展，张之洞对西学的认学制中的《学务纲要》56条 则是这一思识在不断进步。甲午战争前他注重西艺；想的进一步具体化。 后来，他认为学习和引进西学不但要“政
（一）张之洞对西学的大力提倡 艺兼学”，而且政急于艺。按照张之洞的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中分析西理解，他所指的“政”是指西方先进国家国强而中国弱的原因时指出：中国之所以治理国家的基本举措和设施；“艺”即西相形见绌，是因为因循守旧，渐失“旧法方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知旧学之精意”， 对于富强新政又视为奇技识和技能。因为没有西政的引导和推广，淫巧，不肯殚心力以求之。“若循此不改，引进西艺也就难以落实，所以他说：“大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得他特别强调西政和西艺两者的关系：“讲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民，已尽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
⑼⒀
为西人之所役矣。”他的结论是：“智以之用意。”相应之下，讲西艺者也不例外，
⑽
救亡，学以益智”，益智的关键在于士先对西政也要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中国的有智，以导农工商兵。张之洞建议的益智教育改革不能仅仅注重引进声、光、化、办法包括游学、译书，学习西方的科学文电、西方语言文字等等技艺，还应该从“西化知识等等，而益智的最主要内容是学习政”改革入手，改革科举制度，提倡游学、西学。 设学，派遣留学生，通过“西政”、“西艺”
张之洞总结前人学说，在更广泛的意两者结合，推动中国的教育更新。 义上概括了西学的内容，他说：“西政、西（二） 强调学“西学”不能忘本
⑾
艺、西史为新学”什么是“西政”？“学张之洞从督鄂兴学中，直接感受到是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春秋、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的世变形势，工、通商，西政也”，即治理国家的种种举“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
⒁
措和设施；什么是“西艺”？“算、绘、学，莫宗衷于一”在他看来，强调新旧
⑿
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即哪一方面，都有其不周全之处：“旧者因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技能和手段。在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
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
⒂
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 他认为这种新旧之争，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如不协调一致，任其发展下去，会导致大祸来临。
不可否认，张之洞是讲辩证法的。《劝学篇》分为内篇与外篇，强调的是对事物要看到矛盾的不同方面，“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实际上主张两者要对立统一。“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
⒃
也。”内篇讲的是内学，外篇讲的是外学，而内学为中学。外学为西学。一言以蔽之，要“新旧兼学”，“不可偏废”。无论张之洞对中西学的相互关系作了怎样的论述，他的这种哲学分析方法提醒了人们，在思想意识上告诫了人们，这是张之洞思想方法的一个亮点，也是后人应该从中得益的一种思想方法，尽管它的表现比较潜移默化。
应该指出，在时代迫切要求中国政治改革前，“中体西用”论是进步的。因为它承认了西学，认为西学有用，应该提倡，这时，“中体西用”有反封建、反对顽固思想的积极作用；在政治改革成为时代潮流时，“中体西用”有维护纲常名教，阻挠政治改革的反动作用。不能否认，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认为中国纲常名教的“道”，要优于西方文化教育的“器”。在他看来：“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因此，他主张学西学，但要“中体西用”，变“器”不变“道”他明确指出：“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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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种认识，决定了他维护纲常伦理道德的本质，使他“变”的思想大打折扣，对其教育改革当然不无影响。特别是戊戌维新正在热火朝天之时，维新派与守旧派双方辨争最为激
烈之际，张之洞的门生黄绍萁将《劝学篇》进呈御览，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大加赞赏。光绪帝命军机处将其颁发给各省督、抚和学政各一部，使之“广为刊布，实力劝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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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因此“中体西用”论流传甚广，风行海内，在海外也被冠以《中国的唯一的希望》而得到发行。康梁维新派变法宣传加强皇权，《劝学篇》却宣传忠孝，得罪慈禧太后的是康梁，而张之洞得到的是赞赏。
当然，“中体西用”论，不是张之洞最先提出的，但他却是在理论上对此论作系统论述并使之成为一种完整思想体系的第一人。最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的，一般公认是冯桂芬，1860年他在《校邠庐抗议》一书《采西学议》中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后来，郑观应在1893年所写《西学》一文中又提出“中学其体，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始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连为一词，当推沈寿康。“中体西用”论很快就成为当时的“流行语”。为什么人们总把张之洞作为“中体西用”说的代表人物呢？主要是他撰写了《劝学篇》，将“中体西用”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肯定，成为清朝的一种主要的指导思想。和其他人的有关主张相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更具有时效性。首先，它对“中学为体”内涵的诠释更精密，尤其强调孔儒之学的正宗地位，力奉儒学“经世”之旨，特别注重弘扬孔儒哲学正人心的教化、力图收敛离散的人心。同时，所谓“中学为体”，既指以儒学维系专治政治秩序，更指以儒学强化纲常名教统率下的人际关系。其次，它既归纳总结了“西学”的丰富内涵，同时也严
致用”和“中体西用”除某些纲常观念外，较强的体现了不拘一格、优势互补、博采众长、体用兼备等教育思想，对许多不同事物相互关系的论述还包括着辩证法的因素。张之洞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实干者。他在思考中实践，在实践中思考，许多观点的提出不是最先进的，却往往是实际的。在这个意义上，创新不应该是简单提出什么新名词、新口号、新观念，而是应该根据实际，调整认识，与时而变，所作所为能够真正产生社会效益，人们对创新的认识和理解应该产生更多的新观念。
注释： ⑴《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 ⑵《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 ⑶《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 ⑷《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⑸《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 ⑹《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 ⑺《张文襄公全集》卷十五，奏稿十五。 ⑻《张文襄公全集》卷二十九，奏议二十九。
⑼《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⑽《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⑾《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⑿《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⒀《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⒁《劝学篇》序。 ⒂《劝学篇》序。 ⒃《劝学篇》序。
⒄《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 ⒅《劝学篇》前谕旨。
格限制了西学“致用”的界限。随着洋务实践，清朝官员对西学的认识不能不越来越深入，有了西政、西艺、西史之分。《劝学篇》不断扩充可以从西学中汲取的各种素养，排斥可能对清朝暂时不利的其他成分，既迎合了时事，又垂青于朝廷，因而在当时可以具有广大的影响。
然而，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无论一种思想多么先进，在社会上却不能不有一定的立锥之地，否则，人们对之了解甚少，就达不到应有社会影响的初衷。实际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具有表面难以觉察的内在含义。为了生存，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调和了许多矛盾。在学习西方上，它与维新派和其他洋务派有很多共同点，对“中学”的强调又能为封建顽固保守派所接受，在中学西学关系上，还能阻止维新派的许多过激之词。《劝学篇》宣传忠孝，恐怕不是导致维新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而张之洞对西学的倡导和实践在中国大地上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劝学篇》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是复杂的。《劝学篇》在某些政治观念上墨守封建顽固，但它利用著作形式倡导西学，阐述中学和西学的辩证关系，强调中学和西学的辩证统一，是张之洞对中国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大胆创新。虽然张之洞强调三纲五常，表面上防止“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反对维新派的官制改革，担心异端横行，动摇国本，但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使西学传播和西学实践再次得到清廷的正式承认，务实地使中国近代改革进一步冲破了顽固派的阻挠，突破了原有“中学”的旧框框，使“中学”承认和西学共存和互补，为中国近代化争取了有利条件。
在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发展中，“通经
张之洞对近代中国教育思想的创新
摘 要：张之洞不仅是中国近代教育家， 同时堪称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他一生兴办数十所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在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方面多有创新，为近代中国创立了完备、系统的新式教育制度体系。它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非常突出，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关键词：张之洞；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创新
中法战争前，张之洞曾是“清流”，源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到鸦片战强调“通经致用”；中法战争后，张之洞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携“坚船利在两广、两湖倡导新政，“中体西用”思炮”而来的列强入侵和与之相伴随的“异想日益成熟。无论是他的“通经致用”还教”渗透，造成王朝统治与封建儒学的双是“中体西用”，既有同时代相应的思想重危机，“经世致用”思潮遂得以再度复内涵，又有其自己独特的认识特色，显示兴，并具有了应付来自西方冲击的新的时出他思想信念的不断变化和提升，影响和代内涵。 指导其教育实践。张之洞的思想创新，是怎样为“致用”而“通经”？或怎样他的认识和意识能随着时代和社会实践“通经”而达到“致用”？张之洞为此提不断变化，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独特表现，出了他关于儒学的基本思想，他主张儒学虽然它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总居于时代前各派要相互宽容，破除门户之见，以“致列，但对中国教育改革和体制更新不无裨用”为归。
益，可为后人提供借鉴。 在张之洞所居的历史环境下，经学的
一、“通经致用”与中国教育思想创今、古文之争呈现出经学史上仅次于汉代新 的热烈场面，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汉学与
“通经致用”是张之洞在中法战争前宋学的壁垒对峙和相互消长。张之洞研习的哲学思想特征。晚清时代，传统的儒学古文经学出身，于汉学自有心得。但他对虽然仍然保持中心正统的地位，但是，面宋学，也未予排斥，他不满于门派纠纷，对着鸦片战争以后西学输入的冲击，儒学宁愿各取其长，殊途同归。
本身不可避免的要有所调整，以适应前所他严厉批评儒学内部的门户之见，指未有的变局。张之洞主张“通经致用”，出：“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顺应了晚清“经世”“务实”的学风，体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
现了对传统思想认识的较高水平。
“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思想渊
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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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理取相资。诋其求胜，未为通儒”。
他告诫学人汉宋两学各有长短得失，互相争执既无好处也无结果，两派都应当正视现实，彼此采取客观冷静的态度：“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辞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至其所短，前人攻之，我心知之。学人贵通，其论事理也，贵心安。争之而于己无益，排之而究不能胜，不如其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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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他认为汉宋两学都以儒经为据，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界限，应当正视。其实两学均各有长短，相互依托才能互补，由此看来，张之洞既反对儒学门派之见，又主张对儒学内部进行调和。这种调和虽然不是从张之洞就开始的(汉宋调和早在鸦片战争前已出现，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等人加以提倡)，但却是张之洞所大力提倡的，在社会上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张之洞还特别强调要“通经致用”，曾反复指出：“一切学术，„„要其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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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有用。”通经当用韩愈“提要钩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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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务以“切用”为“要指”。“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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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他倡导“读书宜读有用之书”。他解释何谓有用：“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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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鄙薄不知“财务”不切“经济”的“陋儒”、“腐儒”。
当时，张之洞对林林总总的各门学术取舍毫不含糊，他认为学术应归于是否“切用”、是否“务实”。这里所谓的“用”，是传统经世致用的“用”。“取足应用而止”，是张之洞提倡“经世致用”思想的边界线。超越了“经世致用”界限的学问，则当“止”。在这种务实思想指导下，西
方技术知识，倍受张之洞的青睐。他以切
用为宗旨的思想路线，一方面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正是在“经世致用”的旗帜下很快接受了西洋技艺并进而创立新学。
正因为张之洞能够以学为基，放眼社会，以用为本，汲取各学，他的思想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持续前进的步伐。外放学政和任职疆臣中，他才能选才不拘一格，既改造旧式书院，也着手创建新式学堂。通过改造旧书院培养“博约兼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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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行并美”的人才使之适于社会实际需要。特别把办学宗旨定为“体用兼备，令
⑻
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尽管这时张之洞所重视学术主要是经世根柢儒学，所培养人才没能避免旧学卫道之嫌。但此时张之洞既强调通今博古，又强调“明习时务”、“体用兼备”，已经开始摆脱传统学术和人才之说旧俗，显示出近代教育思想的萌芽。
二、“中体西用”与中国教育思想创新
早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中体西用”思想，“中体西用”并非张之洞首创，但没人否认张之洞对“中体西用”论述最多，涉及最全面，对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8年，张之洞完成了《劝学篇》。《劝学篇》对“中体西用”论述洋洋万言，很多人都认为它代表了洋务派的思想意志，反对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是维新变法事业中的逆流。其实，《劝学篇》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是复杂的，对之分析也不应该失于简单和表面，表面现象和形式似乎隐藏了许多事物的本旨和内涵。在《劝学篇》里张之洞虽主张“中体西用”，但对西学不遗余力的介绍和推介使人对西学反而印象更深，更有兴趣，
起到传播西学，理性概括西学的社会作此，张之洞没有提出设立议院、国会、宪用。张之洞虽然也强调“中学”，不仅仅法等政治改革内容，因为他怕得罪朝廷，有其政治背景，实际也有要辩证的看待西也不相信康有为的“改制”能够成事，但学的含义。中国人应该做到“洋为中用”，他对中国应该仿效、采纳的西方资本主义同时也不能忽视“古为今用”，因而讲西近代文明进行了比较淋漓尽致的阐述。看学“不能忘本”，当然张之洞对三纲五常了《劝学篇》，不能不承认张之洞对西学的美誉是糟粕，但他对中西学相互关系的的概括和分析有超过时人的见识。张之洞辩证认识可引人对此深思，从而注意勿在提出“西学为用”，实际是他内心推崇西思想和实践中走极端。“中体西用”是张学的主导，要运用西政、西艺、西史种种之洞改造旧教育、构建新教育的指导思学识和技艺，来应对各种世事，达到致用想，而实际上张之洞对西式教育的下力远目的。 远超过传统教育。由他主持制定1903年随着时代的发展，张之洞对西学的认学制中的《学务纲要》56条 则是这一思识在不断进步。甲午战争前他注重西艺；想的进一步具体化。 后来，他认为学习和引进西学不但要“政
（一）张之洞对西学的大力提倡 艺兼学”，而且政急于艺。按照张之洞的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中分析西理解，他所指的“政”是指西方先进国家国强而中国弱的原因时指出：中国之所以治理国家的基本举措和设施；“艺”即西相形见绌，是因为因循守旧，渐失“旧法方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知旧学之精意”， 对于富强新政又视为奇技识和技能。因为没有西政的引导和推广，淫巧，不肯殚心力以求之。“若循此不改，引进西艺也就难以落实，所以他说：“大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得他特别强调西政和西艺两者的关系：“讲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民，已尽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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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人之所役矣。”他的结论是：“智以之用意。”相应之下，讲西艺者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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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学以益智”，益智的关键在于士先对西政也要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中国的有智，以导农工商兵。张之洞建议的益智教育改革不能仅仅注重引进声、光、化、办法包括游学、译书，学习西方的科学文电、西方语言文字等等技艺，还应该从“西化知识等等，而益智的最主要内容是学习政”改革入手，改革科举制度，提倡游学、西学。 设学，派遣留学生，通过“西政”、“西艺”
张之洞总结前人学说，在更广泛的意两者结合，推动中国的教育更新。 义上概括了西学的内容，他说：“西政、西（二） 强调学“西学”不能忘本
⑾
艺、西史为新学”什么是“西政”？“学张之洞从督鄂兴学中，直接感受到是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春秋、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的世变形势，工、通商，西政也”，即治理国家的种种举“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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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和设施；什么是“西艺”？“算、绘、学，莫宗衷于一”在他看来，强调新旧
⑿
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即哪一方面，都有其不周全之处：“旧者因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技能和手段。在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
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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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 他认为这种新旧之争，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如不协调一致，任其发展下去，会导致大祸来临。
不可否认，张之洞是讲辩证法的。《劝学篇》分为内篇与外篇，强调的是对事物要看到矛盾的不同方面，“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实际上主张两者要对立统一。“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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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内篇讲的是内学，外篇讲的是外学，而内学为中学。外学为西学。一言以蔽之，要“新旧兼学”，“不可偏废”。无论张之洞对中西学的相互关系作了怎样的论述，他的这种哲学分析方法提醒了人们，在思想意识上告诫了人们，这是张之洞思想方法的一个亮点，也是后人应该从中得益的一种思想方法，尽管它的表现比较潜移默化。
应该指出，在时代迫切要求中国政治改革前，“中体西用”论是进步的。因为它承认了西学，认为西学有用，应该提倡，这时，“中体西用”有反封建、反对顽固思想的积极作用；在政治改革成为时代潮流时，“中体西用”有维护纲常名教，阻挠政治改革的反动作用。不能否认，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认为中国纲常名教的“道”，要优于西方文化教育的“器”。在他看来：“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因此，他主张学西学，但要“中体西用”，变“器”不变“道”他明确指出：“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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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种认识，决定了他维护纲常伦理道德的本质，使他“变”的思想大打折扣，对其教育改革当然不无影响。特别是戊戌维新正在热火朝天之时，维新派与守旧派双方辨争最为激
烈之际，张之洞的门生黄绍萁将《劝学篇》进呈御览，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大加赞赏。光绪帝命军机处将其颁发给各省督、抚和学政各一部，使之“广为刊布，实力劝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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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因此“中体西用”论流传甚广，风行海内，在海外也被冠以《中国的唯一的希望》而得到发行。康梁维新派变法宣传加强皇权，《劝学篇》却宣传忠孝，得罪慈禧太后的是康梁，而张之洞得到的是赞赏。
当然，“中体西用”论，不是张之洞最先提出的，但他却是在理论上对此论作系统论述并使之成为一种完整思想体系的第一人。最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的，一般公认是冯桂芬，1860年他在《校邠庐抗议》一书《采西学议》中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后来，郑观应在1893年所写《西学》一文中又提出“中学其体，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始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连为一词，当推沈寿康。“中体西用”论很快就成为当时的“流行语”。为什么人们总把张之洞作为“中体西用”说的代表人物呢？主要是他撰写了《劝学篇》，将“中体西用”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肯定，成为清朝的一种主要的指导思想。和其他人的有关主张相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更具有时效性。首先，它对“中学为体”内涵的诠释更精密，尤其强调孔儒之学的正宗地位，力奉儒学“经世”之旨，特别注重弘扬孔儒哲学正人心的教化、力图收敛离散的人心。同时，所谓“中学为体”，既指以儒学维系专治政治秩序，更指以儒学强化纲常名教统率下的人际关系。其次，它既归纳总结了“西学”的丰富内涵，同时也严
致用”和“中体西用”除某些纲常观念外，较强的体现了不拘一格、优势互补、博采众长、体用兼备等教育思想，对许多不同事物相互关系的论述还包括着辩证法的因素。张之洞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实干者。他在思考中实践，在实践中思考，许多观点的提出不是最先进的，却往往是实际的。在这个意义上，创新不应该是简单提出什么新名词、新口号、新观念，而是应该根据实际，调整认识，与时而变，所作所为能够真正产生社会效益，人们对创新的认识和理解应该产生更多的新观念。
注释： ⑴《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 ⑵《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 ⑶《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 ⑷《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⑸《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 ⑹《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 ⑺《张文襄公全集》卷十五，奏稿十五。 ⑻《张文襄公全集》卷二十九，奏议二十九。
⑼《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⑽《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⑾《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⑿《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⒀《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⒁《劝学篇》序。 ⒂《劝学篇》序。 ⒃《劝学篇》序。
⒄《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 ⒅《劝学篇》前谕旨。
格限制了西学“致用”的界限。随着洋务实践，清朝官员对西学的认识不能不越来越深入，有了西政、西艺、西史之分。《劝学篇》不断扩充可以从西学中汲取的各种素养，排斥可能对清朝暂时不利的其他成分，既迎合了时事，又垂青于朝廷，因而在当时可以具有广大的影响。
然而，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无论一种思想多么先进，在社会上却不能不有一定的立锥之地，否则，人们对之了解甚少，就达不到应有社会影响的初衷。实际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具有表面难以觉察的内在含义。为了生存，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调和了许多矛盾。在学习西方上，它与维新派和其他洋务派有很多共同点，对“中学”的强调又能为封建顽固保守派所接受，在中学西学关系上，还能阻止维新派的许多过激之词。《劝学篇》宣传忠孝，恐怕不是导致维新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而张之洞对西学的倡导和实践在中国大地上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劝学篇》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是复杂的。《劝学篇》在某些政治观念上墨守封建顽固，但它利用著作形式倡导西学，阐述中学和西学的辩证关系，强调中学和西学的辩证统一，是张之洞对中国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大胆创新。虽然张之洞强调三纲五常，表面上防止“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反对维新派的官制改革，担心异端横行，动摇国本，但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使西学传播和西学实践再次得到清廷的正式承认，务实地使中国近代改革进一步冲破了顽固派的阻挠，突破了原有“中学”的旧框框，使“中学”承认和西学共存和互补，为中国近代化争取了有利条件。
在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发展中，“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