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蓝靛厂住的时候，附近有军营，每天很早就会有军号响起，冬季天亮得晚，恍惚觉得每一次号响都是在半夜，我也随着那号声，被父母推醒，冻得瑟瑟发抖。
朦胧中的军号声，空气中的煤烟味，就是我在14年前关于北京冬天最初的印象。
之所以要这么早起床，是因为那时的体育课有1000米跑，中考也有这一项。父亲便陪我每天早起跑步，我常常睡眼惺忪地跑在蓝靛厂荒凉的路上，一路上总是被父亲拍脑袋叫我跑快点。
在那些街灯照不到的路上，我和父亲往往只能听到彼此的喘息和脚步声。很多年以后，我每次在黄昏陪着父亲散步，都会记起当年的与父之路，想起那些年我的长跑总是满分。
父亲那时候是把全部的希望都押在我身上了。他从县国税局辞职下海，到北京做生意，带着妻子和儿子，家里全部的现金给我交完赞助费就剩下1000元了。很多人问我们当初为何那么意气用事，抛弃县城的优渥条件，北漂来受苦。父母会说，怕孩子将来考上好学校却供不起，怕考到好学校我们也不认得门。再说到根上，父母会说，因为读书少，没多想。
所以，当我在北京的第一次数学考试才考了79分，父亲在夜里得知后摔门而出，立在院子外面，抽烟望着远方，气得夹烟的手都在颤抖。那是我见过的父亲关于我的最失望的背影。
在我小学毕业后父母带我来北京玩，之后就没回去。在天安门广场，父亲问一个捡瓶子的人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那人说2000块。父亲说，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捡破烂都能活。因为当时父亲的工资才800元。
现在大家都往公务员队伍里挤，虽然说那时已接近下海浪潮的尾声，可父亲当时以优异的业绩炒了公家的鱿鱼，还是震动家乡，以至于我们那个县盛传着谣言说我父亲是到北京来贩毒的，否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
贩毒什么的，聊供笑谈吧，当初我们是连暖气都烧不起，每天要砸冰出门的，因为晚上呼出的水蒸气会把门死死封住。这个恐怕很少有人体验过吧。第二年更是穷得过年只剩200块钱，连老家都回不去。
但那个时候，终究没饿死不是。我母亲说北京人傻，吃鸭子就吃皮，留下个那么多肉的大鸭架子只卖两块钱一个，所以母亲就常买鸭架子给我吃。我不记得自己吃了多少，母亲说那时候我蹲在门口就能吃下一整只，她看着特别开心，但还是总后悔那时候没给我补好，害我个头没有长得像舅舅那么高。
母亲还会买将死的泥鳅给我吃。她说泥鳅早上被贩到菜市场，颠簸得都会翻白肚子，看起来像死的，所以才卖一块钱一斤，母亲就把它们买回来，用凉水一冲，不一会儿就都活了。
其实即便是死鱼又有什么关系，几十年前去菜场买鱼，能有几条是活的？去年看电影《女人四十》，里面的母亲买鱼也是在等鱼死，好像还趁卖家不注意使劲拍了那鱼几下。要是这段子搁在相声里会让人大笑，我听到也会哈哈大笑，但转念就想到母亲当初买将死泥鳅的情景。
母亲买回泥鳅后会把它们收拾好，晒到屋顶上，晒干了就存在瓶子里慢慢吃。
有一回母亲穿着拖鞋上屋顶，下来时滑倒，大脚趾戳到铁簸箕上，流了好多血。一连一个月，我每过几天就搀扶着母亲到医院去换药，走过的四季青路，也是我同父亲跑步的那条路。
那条路现在完全繁华了起来，一点当年的影子都找不到。当年那条路的样子我也不记得了，因为，要么是在黎明之前跑过，要么是挽着母亲时经过。挽着母亲的时候，我的心就像她的脚一样疼，哪里会注意到周围。
当年住过的小屋，我却记得清清楚楚，记得电饭锅里的锅巴香，记得书桌被热锅底烫过的油漆味，还有后窗飘来的厕所的味道。
家里就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电灯，一口锅，最高级的电器是我学英语不得不用的复读机，那也是我们全家的娱乐工具，一家人吃完饭总要围着它唱歌录音。父亲有时候出差，两三个月都不能回家，想他的时候我就抱着复读机听他的歌声。有一回我半夜在外面的厕所里听，母亲穿好大衣跑了出去，以为是父亲回来了，却发现我抱着复读机从厕所里出来，她骂我神经病。
还有一次我踩翻了晾在电饭锅里的开水，烫了一脚的泡，哇哇地哭，母亲抱着我也一个劲儿地哭，心肝宝贝地喊。那么大的北京，好像就我们这一对母子，母亲哭喊着：“真对不起，对不起，好好的干吗到北京受这份罪呢？要是在老家，哪里会这样。”那倒是真的，我们用电饭锅煮开水，不就是为了省下一个热得快的钱么？
但忧患就是如此，会让相亲相爱的人抱得更紧。父亲在日后与我散步时曾对我说，那时他与母亲比新婚时还要恩爱。有太多的夜晚，他们都会愁到失眠，但是可以相依为命。
可我毕竟年少，对于当时的贫穷并没有太多的感受，很多时候都是嬉笑着就过去了。比如我没有钱买第二套校服，我却需要每天都穿它，没办法的时候就在锅里炒衣服——校服洗过放到锅里去炒干。我很擅长这种技艺，我可以告诉你如何不把衣服炒皱，如何不把拉链炒化。
后来才知道，原来不止我一个人炒过衣服，我表弟被大舅、舅妈带到上海打工的时候也炒过衣服。当时大冬天的，弟弟掉到泥沟里，舅妈只好把弟弟脱得光光的，裹在被子里，一整天都在洗衣服炒衣服。
去年大舅还专程到上海把他们当年租过的小房子拍下来，那样的一个窝棚，大舅却看得深情脉脉，感慨万千。
我小舅也闯过上海滩，他睡了半年的水泥地，冬天就是盖着报纸睡。当初大舅跑到上海去看小舅的时候，两个人抱头痛哭，可他们就是不回去，混不出个样子就是不回去。
好在后来大家都富裕了。
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热播，叫《温州一家人》，播出之时，很多店面都到点打烊收看。
那是只有苦过、拼过的人才知道的滋味。温州人是富了，可有哪一个不是从赤贫闯出来的？中国人富了，可有几个人30年前手上有祖产，有几个可以号称是世家？不都是从零开始的？
但真正的财富，也许不是后来的富有，而是当年的贫寒；不是后来的安乐，而是当年的忧患；不是那些小家子气的冷暖自知，而是破釜沉舟的卧薪尝胆、咽辛啖苦。
贫寒像凛冽的酒，喝过才敢提着虎拳，往世上走。
我家在蓝靛厂住的时候，附近有军营，每天很早就会有军号响起，冬季天亮得晚，恍惚觉得每一次号响都是在半夜，我也随着那号声，被父母推醒，冻得瑟瑟发抖。
朦胧中的军号声，空气中的煤烟味，就是我在14年前关于北京冬天最初的印象。
之所以要这么早起床，是因为那时的体育课有1000米跑，中考也有这一项。父亲便陪我每天早起跑步，我常常睡眼惺忪地跑在蓝靛厂荒凉的路上，一路上总是被父亲拍脑袋叫我跑快点。
在那些街灯照不到的路上，我和父亲往往只能听到彼此的喘息和脚步声。很多年以后，我每次在黄昏陪着父亲散步，都会记起当年的与父之路，想起那些年我的长跑总是满分。
父亲那时候是把全部的希望都押在我身上了。他从县国税局辞职下海，到北京做生意，带着妻子和儿子，家里全部的现金给我交完赞助费就剩下1000元了。很多人问我们当初为何那么意气用事，抛弃县城的优渥条件，北漂来受苦。父母会说，怕孩子将来考上好学校却供不起，怕考到好学校我们也不认得门。再说到根上，父母会说，因为读书少，没多想。
所以，当我在北京的第一次数学考试才考了79分，父亲在夜里得知后摔门而出，立在院子外面，抽烟望着远方，气得夹烟的手都在颤抖。那是我见过的父亲关于我的最失望的背影。
在我小学毕业后父母带我来北京玩，之后就没回去。在天安门广场，父亲问一个捡瓶子的人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那人说2000块。父亲说，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捡破烂都能活。因为当时父亲的工资才800元。
现在大家都往公务员队伍里挤，虽然说那时已接近下海浪潮的尾声，可父亲当时以优异的业绩炒了公家的鱿鱼，还是震动家乡，以至于我们那个县盛传着谣言说我父亲是到北京来贩毒的，否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
贩毒什么的，聊供笑谈吧，当初我们是连暖气都烧不起，每天要砸冰出门的，因为晚上呼出的水蒸气会把门死死封住。这个恐怕很少有人体验过吧。第二年更是穷得过年只剩200块钱，连老家都回不去。
但那个时候，终究没饿死不是。我母亲说北京人傻，吃鸭子就吃皮，留下个那么多肉的大鸭架子只卖两块钱一个，所以母亲就常买鸭架子给我吃。我不记得自己吃了多少，母亲说那时候我蹲在门口就能吃下一整只，她看着特别开心，但还是总后悔那时候没给我补好，害我个头没有长得像舅舅那么高。
母亲还会买将死的泥鳅给我吃。她说泥鳅早上被贩到菜市场，颠簸得都会翻白肚子，看起来像死的，所以才卖一块钱一斤，母亲就把它们买回来，用凉水一冲，不一会儿就都活了。
其实即便是死鱼又有什么关系，几十年前去菜场买鱼，能有几条是活的？去年看电影《女人四十》，里面的母亲买鱼也是在等鱼死，好像还趁卖家不注意使劲拍了那鱼几下。要是这段子搁在相声里会让人大笑，我听到也会哈哈大笑，但转念就想到母亲当初买将死泥鳅的情景。
母亲买回泥鳅后会把它们收拾好，晒到屋顶上，晒干了就存在瓶子里慢慢吃。
有一回母亲穿着拖鞋上屋顶，下来时滑倒，大脚趾戳到铁簸箕上，流了好多血。一连一个月，我每过几天就搀扶着母亲到医院去换药，走过的四季青路，也是我同父亲跑步的那条路。
那条路现在完全繁华了起来，一点当年的影子都找不到。当年那条路的样子我也不记得了，因为，要么是在黎明之前跑过，要么是挽着母亲时经过。挽着母亲的时候，我的心就像她的脚一样疼，哪里会注意到周围。
当年住过的小屋，我却记得清清楚楚，记得电饭锅里的锅巴香，记得书桌被热锅底烫过的油漆味，还有后窗飘来的厕所的味道。
家里就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电灯，一口锅，最高级的电器是我学英语不得不用的复读机，那也是我们全家的娱乐工具，一家人吃完饭总要围着它唱歌录音。父亲有时候出差，两三个月都不能回家，想他的时候我就抱着复读机听他的歌声。有一回我半夜在外面的厕所里听，母亲穿好大衣跑了出去，以为是父亲回来了，却发现我抱着复读机从厕所里出来，她骂我神经病。
还有一次我踩翻了晾在电饭锅里的开水，烫了一脚的泡，哇哇地哭，母亲抱着我也一个劲儿地哭，心肝宝贝地喊。那么大的北京，好像就我们这一对母子，母亲哭喊着：“真对不起，对不起，好好的干吗到北京受这份罪呢？要是在老家，哪里会这样。”那倒是真的，我们用电饭锅煮开水，不就是为了省下一个热得快的钱么？
但忧患就是如此，会让相亲相爱的人抱得更紧。父亲在日后与我散步时曾对我说，那时他与母亲比新婚时还要恩爱。有太多的夜晚，他们都会愁到失眠，但是可以相依为命。
可我毕竟年少，对于当时的贫穷并没有太多的感受，很多时候都是嬉笑着就过去了。比如我没有钱买第二套校服，我却需要每天都穿它，没办法的时候就在锅里炒衣服——校服洗过放到锅里去炒干。我很擅长这种技艺，我可以告诉你如何不把衣服炒皱，如何不把拉链炒化。
后来才知道，原来不止我一个人炒过衣服，我表弟被大舅、舅妈带到上海打工的时候也炒过衣服。当时大冬天的，弟弟掉到泥沟里，舅妈只好把弟弟脱得光光的，裹在被子里，一整天都在洗衣服炒衣服。
去年大舅还专程到上海把他们当年租过的小房子拍下来，那样的一个窝棚，大舅却看得深情脉脉，感慨万千。
我小舅也闯过上海滩，他睡了半年的水泥地，冬天就是盖着报纸睡。当初大舅跑到上海去看小舅的时候，两个人抱头痛哭，可他们就是不回去，混不出个样子就是不回去。
好在后来大家都富裕了。
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热播，叫《温州一家人》，播出之时，很多店面都到点打烊收看。
那是只有苦过、拼过的人才知道的滋味。温州人是富了，可有哪一个不是从赤贫闯出来的？中国人富了，可有几个人30年前手上有祖产，有几个可以号称是世家？不都是从零开始的？
但真正的财富，也许不是后来的富有，而是当年的贫寒；不是后来的安乐，而是当年的忧患；不是那些小家子气的冷暖自知，而是破釜沉舟的卧薪尝胆、咽辛啖苦。
贫寒像凛冽的酒，喝过才敢提着虎拳，往世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