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謇的妇女观

论张謇的妇女观

张 飞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教学部,江苏南通,226006)

摘要:张謇先生在19 世纪下半叶中西方文化交汇、碰撞、融合的时代,对传统的妇女观既有继承又有超越。他角色的多重性决定了他在妇女观上的多重色彩。他虽没有为妇女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男女平等而呼吁。但为妇女的生存、发展和走向解放实实在在做了好多事。

关键词:张謇;妇女观;男主女从;仁爱;妇女解放

张謇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清末民初,他在创实业、兴教育、办慈善等的一系列活动中,引导当时的妇女参与其中,妇女一直是张謇关爱和扶助的对象。但张謇角色的多重性决定了他在妇女观上的多重色彩,作为封建士大夫,长期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妇女观难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作为近代实业家,受西方新思潮和中国近代化潮流的冲击,妇女观也带有近代的色彩。本文就张謇的妇女观展开论述,以求教于行家。

一、坚持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妇道传统

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观就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六礼七出等等,支配社会的—切道德、风俗、习惯、法律、政治、经济,都以男子为中心,“男主女从”。汉代以后,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逐渐形成了一套严重束缚和禁锢着妇女的思想和行为封建礼教。妇女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一切正当的权利,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遵行者和殉道士。

张謇成长的时代是急剧变革的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交汇、碰撞、融合的时代。但科举入仕仍是那时文人士子朝思暮想并为之奋斗的目标,状元及第,更是科举士人最高的荣誉。1894年,磋跌科举考场26年的张謇终于考中状元。张謇4 岁开始读书, 到42 岁中状元,他的大多时间都用于读书写字,所读之书主要是“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在其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伴随他一生的所言所行。

在妇女观上,张謇对儒家道德规范基本遵循的。他对“三纲”所强调的人伦关系深表肯定,“人各

[1]350有伦,各安其生,乃各有其性情之位。”“若如儒之言乎,则衣衣食食、居居处处、夫夫妇妇、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朋朋友友、君君臣臣,范于礼而安于常。事至平淡,而理极高深,愚昧者易忽,而

[1]351黠桀者勿坏。”因此,在他看来维护君、父、夫固有地位是十分有必要的。在他家庭中, 传统的伦常、尊卑长幼排位都非常清楚明确, 他自己也从不轻易打乱它。他把名分看得很重, 他始终都很尊重夫人徐氏。而对张徐妇人为他张罗物色的几个妾, 除了张孝若的生母吴氏外(母以子为贵), 张謇似乎对她们有些漫不经心。陈氏去世后, 张謇仅在日记中给予短短的几句评价, 而对于梁氏的去世几乎未有论及, 比起他对妇人徐氏的高度赞美和无尽怀念, 陈氏、管氏、梁氏似乎不值一提。张徐妇人去世后, 张謇依礼节为她披麻戴孝, 丧礼很是隆重, 而妾陈氏去世后, 却不愿为她治丧。 张謇的嫡孙女张柔武在《往事琐记》里记述:“家长很重视对我们的家庭教育,告诫幼时的我们要尊重长辈和友爱同辈,每日早晚或课后要向长辈请安。”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尊卑长幼在他心里有着严格的界限。

张謇坚持“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他认为“三从四德”有它的合理性,“不知经传所云伦理皆兼

[2]594两义,如夫夫妇妇云者,夫有所以为夫,妇有所以为妇。夫,扶也,妇,服也。义至平允。”张謇

对其母亲的怀念, 更多的是怀念母亲对自己的培养教育, 赞美妇人徐氏,更多的是赞美她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宽厚待人的美好品德。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女子教育以德、言、容、功为宗旨,以桑蚕劳作及包括缝纫在内的家政课为内容,以襄助夫君为目的。他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校训规定为“学习家政,勤俭

[2]270温和”。这体现了张謇的女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培养“贤妻良母”式的人。“贤妻”, 就是要能够很好地侍奉长辈, 主持家政, 勤俭持家, 精心地侍候丈夫, 能够免除丈夫的后顾之忧。“良母”就是要抚养教育好子女, 让子女有好的家庭教养。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贤妻良母标准

[2]178又需注入新的内容, 女子必须有知识, “无知识即不能助人, 无益于世, 无益于人, 无益于家庭。”

总之, 新型的贤妻良母就是知书达理, 孝敬长辈, 侍好丈夫, 育好子女,解决家庭后顾之忧。

二、认同温和而反对激进的妇女解放思想观点

19世纪末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中国最早接受并宣扬“天赋人权”观,提出带有近代人权观念的妇女观。除了提倡女子权利,禁缠足、兴女学、提倡女子参政、办女报更是维新派具体的女权实践。 “张謇同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变法问题上,就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又存在着原则性分歧。正是这原则性的分歧,决定了张謇对维新运动“若即若离”的态度,这种既有联系、又存距离的举止。”

[3]80张謇与康、梁的早期交往,充其量不过是帝党与维新派在变法图强的形势下短暂结盟的产物。因此,张謇对康、梁的妇女观既有认同又有保留。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女学》阐发了兴办女学的思想,并计划先在上海创设一所女学堂。1897年夏,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会同梁启超、郑观应等筹议并报请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培养维新人才,“以翼中国自强本计。”对于这所女子学堂,张謇不仅是“在事集议者”

[4]184,而且“允为局外竭力匡赞”。

维新变法运到失败后,以废缠足、兴女学为主要内容的的女权主义为较多人接受。张謇也积极创办女子学校、为女子自我谋生办实事、也反对女子缠足。

当中国的女子学堂还寥若晨星的时候, 张謇在家乡通州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 开女子师范校风气之先。他还出资创办了其他各类女校, 如: 女师附小、张徐私立女子小学、女工传习所、保姆传习所等。为配合办实业, 张謇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女工培训班, 如: 纺织、火柴、蚕桑、发网等。 他所兴办的各类女校,使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第一次得到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获取了知识, 这些为女性的解放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

当然, 我们也应看到, 张謇女性教育思想远非是女权运动的产物, 他也不是为妇女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而呼吁, 更不是要培养女豪杰,张謇对康梁妇女解放的观点有所保留的。作为被儒学之风熏染了大半辈子、虽深受科举之苦但终究如愿以偿达到科举之巅之人, 要求他彻底摆脱儒家道统的藩篱, 真正跳出儒学伦常的窠臼, 热心倡导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运动达到了高潮阶段。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展开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如提倡恋爱自由,争取女性婚姻自主等多方面的权利,尊重妇女独立人格,将女性真正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也开始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指导思想。五四时期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观念已蔚然成风,这些言论和行为,“令士大夫道德家也只能向隅叹息”。

张謇对新文化运动后社会上已日渐流行的男女平等的宣传和做法颇有看法,他指责新文化运动“毁弃道义”,“于是提倡男女平权不已,又提倡男女同学,提倡男女学生自由,提倡父子平权,提倡共产,

[]提倡公妻;左提右挈,此唱彼和,必使人非人,国不国”2191。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

[]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张謇严厉批评北京大学实行男女同校,视之为“教育之玷”2496。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任校长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兼收女生的消息传出,流言蜚语不堪入耳,作为校董的张謇和南高老校长江谦明确表示反对。 后经郭秉文、陶行知等人多方解释,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终于如期进行。在张謇看来就男女有别而言,中国传统的夫妇关系[4]184

合理的,并不体现权利的不平。他以自己家庭生活为例。说明夫人一心主内,不仅妻妾可以相安无事,而且夫人用积蓄赞助办学,成绩不小。故“不知男子治外,女子治内,权未尝不平;父母并号严君,权

[]未尝不平。”2191

张謇对激进的妇女解放思想的抗拒,一方面是他作为封建士大夫,对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一份坚守和执着;另一方面他作为儒商,希望社会有序和稳定。因为激进会打破常规,改变利益格局,有可能导致纷争和动荡。在同时代的士人中,张謇是比较开明的,他期望的社会变革逐步扬弃、循序渐进,而不是革故鼎新。

三、感怀女性疾苦的仁爱观

早年坚定走科举道路的张謇饱读儒家经典,儒家仁爱思想在其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仁爱观是其兴办各项事业的思想基础,张謇以儒家“仁者爱人”、“恻隐之心”、“民吾同胞”的精神,克服了儒家“述而不作”的弊病,以务实的精神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他对弱势的女性群体倾注了极大的仁爱关怀。

张謇兴办职业教育的根本的目的,是为生民解忧,办各种职业培训机构,更是为增加弱势群体如妇女的收入。他对此有过许多论述,“鄙人以农工业与学,谋吾南通一般妇女之生计,既有纺织,复有火柴,足容数千人矣!然仅唐闸与天生港两处受益,绣工则少数妇女习之,亦必衣食足以自赡之家,不能及于穷檐蔀屋。是以设蚕桑讲习于南山闸桥,又拟设发网传习于军山奥子圩。诚欲使妇女勤于农之外,

[]兼事工以广生计也。”2177张謇所创办的蚕桑、发网、编杞柳等职业培训班都是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创办的,而且是以培养妇女的劳动技能,增加妇女的就业机会为目的,对妇女的知识要求并不高,甚至不识字的也可以参加。培训内容及培训形式一般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定,较为灵活。这些为期短则半月,长则三四年的职业培训,为不同层次的妇女提供了接受训练和谋生的机会,使她们掌握了劳动技能,增加了就业机会。“所以妇女,特别是童养媳走出家门、走进工厂,从一个农民家庭的辅助劳动力转变为相对独立、出卖自身劳动的工人。从事工资劳动,有较固定的收入,养家活口,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社会

[]地位随之提高,从而开始摆脱封建父系家长制统治,争取自身的解放。”5184

初创时期大生纱厂工作环境和条件还比较差,女工的生产生活都很艰苦。张謇尽力解决女工的后顾之忧。大生纱厂纺织女工,均来自于周边的农村,步行上下班,十分辛苦。还有的妇女带着婴儿上班,根据秦领姑娘回忆,“伢儿(即孩子)带到厂里,放在纱挽子里„„四大人(即张謇)来到车间,问工头:‘这是哪些人家的?放在这儿像话吗!’„„回答是‘他们的娘都在这里做工,家里没有人带。’四大人眉头一皱就走了。后来车间里安排女工专门照顾这些婴儿,这大概是厂里最早的托儿所的雏形

[]了。”621906年张謇还创办了南通新育婴堂,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新式托儿所。

张謇对沦落风尘的落魄女子寄以同情和关爱。随着南通地方工商业的日渐发达,妓女人数也因之而增。1914年张謇在通城内南街建“南通济良所”。性质为收容和教育结合的机构。通城妓女不堪忍受虐待,不愿再为娼者,可以到此申述脱离妓院,济良所会随即开门引入,妓院老板无权索回。收容人员学习科目国文、算学知识外,还有人生行为之价值等伦理学和缝纫、手工、浣涤、烹饪等工艺技术课,授课时为6个月。使她们能改邪归正,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了让她们能有安定的生活,济良所允许社会上有一定职业、住所、作风正派,但无力娶妻的单身男子交一些费用之后,可娶济良所一女子为妻。 张謇做到了“对于娼妓,是应该行二重解放的,先解放他使他变普通女子,再解放他使他变‘人’。”[8]81

早年在抒发自己的人生抱负时,张謇曾说过“士大夫有口当述苦人之苦,有手当救穷人之穷。”他强调,“为众谋利者,士之责也。”在与友人畅谈自己的人生选择时,张謇曾说过这样一席话, 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

[]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7251-252这句话深刻体现了张謇仁爱观

的思想实质。

四、务实进取的女子才德观 “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古代社会男权女权争夺的一种社会结果。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社会男性对女子性别的歧视以及企图在知识启蒙方面蒙蔽女性的感知。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女子无才便是德”出处及含义做出新的考证,指出所谓“女子无才”,实际上是指女子也可以有才,但是要谦卑温顺,看起来就像没才一样,绝不可以恃才傲物。从待人接物的处世思想上说,德大于才,德是才干之首。总之,不管哪种论说都是用“德”束缚女性的才干,禁锢女性走向社会。

张謇在女子的“才”和“德”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闻之周礼,内宰以阴礼教九嫔,以妇职之法教九御。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而自世妇以下,则于功独详。功有事可据依,可分而有。德言容则凡嫔妇皆宜修之,犹欧人所谓普通学也。周家盛时,多贤后妃。„„观内宰诏后亲蚕,可知天下女子无不知蚕者;诏后献种,可知天下女子无不知农者。惜所谓妇学之法不传,久并所谓礼者而堙之。缙绅阀阅之家,其女子犹得与男子享同等之教育。而所谓教育者,又或偏于文字词章之见,由是脂粉简篇样波于华,而一二不自检柙之女子益荡决其所谓教,而恶而矫之者,乃有无才

[]是德之过论。”262从上论述可以看出,一方面,张謇把女子之“才”局限在以德、言、容、功为宗旨,

以桑蚕劳作及包括缝纫在内的家政方面。他还为通州女师写作了校歌,内容为:“人生必有家,家政赖女治。女知向学明义礼,相夫教子可与古之贤母今妻比。养成贤令才,道从师范始,师有范兮范女子。”[9]154。这体现了张謇儒家伦理的缱倦,对正统儒者的继承。另一方面,张謇所倡导的女学无论是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或多或少注入了时代的内容。女子学校所开课程也体现了张謇重视西方科学知识的精神。如女师所开课程除了国文、修身、教育、劳作、簿记、家事外,还有英文、算术、生物、历史、地理、美术、实习等。在教育方法上,女子学校一方面注重传统的启发式,因材施教,寓教于乐, 同时也注意学习西方对于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的培养, 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张謇创办女子学校,这本身就是对“无才即德”的最大超越。 张謇在女子“才”与“德”的关系上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无才即德”有失偏颇。女子无才不一定是德,德是要经过后天培养教育的;而女子有才更不等于无德,“德”“才”在女子身上也不是对立的。张謇把“才”与“德”分离,并不是不重视“德”,而是不用“德”束缚和禁锢女性,他主张德才并重。张謇于女性的独立、解放虽不曾着意关注,甚至对社会上一些较为开放的风气颇有微辞,但他对沈寿女士、范姚夫人、其妻徐夫人等或有真才实学,或有不俗追求,自立自强的女性表现出的尊敬赞赏态度,可使我们略窥其对女性由经济而至人格独立的认可与期待。

1910年,南京举行南洋劝业会,农工商部聘张謇任展品审查长。在众多送展的绣品中,张謇一下子被一幅精致秀美的意大利皇后像所吸引,赞其“精绝为世所未有”。通过这件绣品,张謇认识了沈寿,认识了沈寿超人的技艺。1912 年, 张謇创办女工传习所。聘请刺绣艺术家沈寿执教。沈寿于1914 年应邀来到南通, 担任南通女工传习所所长。张謇极为珍视传统绣艺,珍惜人才,除给沈寿创造良好的教学、生活环境外,还极为珍视其用心血绣成的艺术品。在沈寿病重后,为使其绣艺不至失传,让沈寿口述,张謇亲自记录共同撰成《雪宦绣谱》出版,使沈绣得以流传下来。 沈寿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刺绣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刺绣教育家。在沈寿的精心教诲下,南通女工传习所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刺绣人才, 如巫玉、张元芳、陈锦、庄锦云等卓有成就刺绣艺人,使传统的刺绣工艺得以承传下来, 并为中国刺绣走向世界作了开路先锋。绣品如人物、山水、字画、戏衣、婚礼装饰、喜庆欣赏品、礼品等畅销美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国际市场赞誉女工传习所的绣品具有“细致、生动、美观”等三大特色。如今被南通人誉为“红楼”的当年女工传习所旧址,虽历经风尘、时光变迁,仍不减当年丰韵。最令张謇、沈寿等前辈告慰的是,如今的沈绣作品,屡屡作为国礼走出国门,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馈赠外国元首的、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中国名片”,被国外政要尊崇并精心收藏。

“种种苛责女子的道德将他压住,智识的门被关闭了,那里还有理解力,创造力? 所以精神上的压

[8]80迫,比物质上的压迫更厉害。”张謇虽然也要求妇女遵循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但不用“德”禁锢和

束缚妇女,为妇女卸下精神上的包袱。从而使妇女的创造力得到发挥,才艺得到展现。为妇女走向解放铺垫了一个台阶。

19 世纪下半叶是中西方文化交汇、碰撞、融合的时代。一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经两千年的历练, 根

深蒂固, 烙刻于中国人的身心。另一方面, 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强行输入, 加上中国有识之士的主动探求, 中西文化形成了一次大交汇、大冲撞并缓慢趋向于融合的态势。张謇生长于这样的历史环境之中,不能不受其深刻濡染。在妇女观上他没有与旧思想旧观念了断,但不僵化、不固守,不阻止妇女呼吸新时代的空气,保守而不顽固。一如他政治上的务实、求稳、善变的风格。他带着一颗仁爱的心,为妇女谋生计,希冀妇女安稳安逸地生活。他没有高举妇女解放的大旗,也没有为妇女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男女平等而呼吁。但为妇女的生存、发展和走向解放实实在在做了好多事,铺垫了道路。

他的挚友刘厚生说:“张謇一生似乎是一个结束二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一个

[]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为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7286这在他的妇女观上也可看出端

倪。

参考文献

[1] 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五卷上)[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 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四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3] 苑书义:张謇与维新运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99年第1期.

[4] 经元善:中国女学堂缘起,《经元善集》[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 严学熙:近代中国工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大生纱厂工人生活的调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6] 穆烜,严学熙:《大生纱厂工人生活的调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7] 刘厚生:《张謇传记》[M],上海:上海书店,1985.

[8] 李达:女子解放论,李达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9] 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五卷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论张謇的妇女观

张 飞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教学部,江苏南通,226006)

摘要:张謇先生在19 世纪下半叶中西方文化交汇、碰撞、融合的时代,对传统的妇女观既有继承又有超越。他角色的多重性决定了他在妇女观上的多重色彩。他虽没有为妇女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男女平等而呼吁。但为妇女的生存、发展和走向解放实实在在做了好多事。

关键词:张謇;妇女观;男主女从;仁爱;妇女解放

张謇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清末民初,他在创实业、兴教育、办慈善等的一系列活动中,引导当时的妇女参与其中,妇女一直是张謇关爱和扶助的对象。但张謇角色的多重性决定了他在妇女观上的多重色彩,作为封建士大夫,长期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妇女观难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作为近代实业家,受西方新思潮和中国近代化潮流的冲击,妇女观也带有近代的色彩。本文就张謇的妇女观展开论述,以求教于行家。

一、坚持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妇道传统

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观就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六礼七出等等,支配社会的—切道德、风俗、习惯、法律、政治、经济,都以男子为中心,“男主女从”。汉代以后,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逐渐形成了一套严重束缚和禁锢着妇女的思想和行为封建礼教。妇女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一切正当的权利,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遵行者和殉道士。

张謇成长的时代是急剧变革的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交汇、碰撞、融合的时代。但科举入仕仍是那时文人士子朝思暮想并为之奋斗的目标,状元及第,更是科举士人最高的荣誉。1894年,磋跌科举考场26年的张謇终于考中状元。张謇4 岁开始读书, 到42 岁中状元,他的大多时间都用于读书写字,所读之书主要是“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在其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伴随他一生的所言所行。

在妇女观上,张謇对儒家道德规范基本遵循的。他对“三纲”所强调的人伦关系深表肯定,“人各

[1]350有伦,各安其生,乃各有其性情之位。”“若如儒之言乎,则衣衣食食、居居处处、夫夫妇妇、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朋朋友友、君君臣臣,范于礼而安于常。事至平淡,而理极高深,愚昧者易忽,而

[1]351黠桀者勿坏。”因此,在他看来维护君、父、夫固有地位是十分有必要的。在他家庭中, 传统的伦常、尊卑长幼排位都非常清楚明确, 他自己也从不轻易打乱它。他把名分看得很重, 他始终都很尊重夫人徐氏。而对张徐妇人为他张罗物色的几个妾, 除了张孝若的生母吴氏外(母以子为贵), 张謇似乎对她们有些漫不经心。陈氏去世后, 张謇仅在日记中给予短短的几句评价, 而对于梁氏的去世几乎未有论及, 比起他对妇人徐氏的高度赞美和无尽怀念, 陈氏、管氏、梁氏似乎不值一提。张徐妇人去世后, 张謇依礼节为她披麻戴孝, 丧礼很是隆重, 而妾陈氏去世后, 却不愿为她治丧。 张謇的嫡孙女张柔武在《往事琐记》里记述:“家长很重视对我们的家庭教育,告诫幼时的我们要尊重长辈和友爱同辈,每日早晚或课后要向长辈请安。”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尊卑长幼在他心里有着严格的界限。

张謇坚持“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他认为“三从四德”有它的合理性,“不知经传所云伦理皆兼

[2]594两义,如夫夫妇妇云者,夫有所以为夫,妇有所以为妇。夫,扶也,妇,服也。义至平允。”张謇

对其母亲的怀念, 更多的是怀念母亲对自己的培养教育, 赞美妇人徐氏,更多的是赞美她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宽厚待人的美好品德。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女子教育以德、言、容、功为宗旨,以桑蚕劳作及包括缝纫在内的家政课为内容,以襄助夫君为目的。他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校训规定为“学习家政,勤俭

[2]270温和”。这体现了张謇的女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培养“贤妻良母”式的人。“贤妻”, 就是要能够很好地侍奉长辈, 主持家政, 勤俭持家, 精心地侍候丈夫, 能够免除丈夫的后顾之忧。“良母”就是要抚养教育好子女, 让子女有好的家庭教养。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贤妻良母标准

[2]178又需注入新的内容, 女子必须有知识, “无知识即不能助人, 无益于世, 无益于人, 无益于家庭。”

总之, 新型的贤妻良母就是知书达理, 孝敬长辈, 侍好丈夫, 育好子女,解决家庭后顾之忧。

二、认同温和而反对激进的妇女解放思想观点

19世纪末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中国最早接受并宣扬“天赋人权”观,提出带有近代人权观念的妇女观。除了提倡女子权利,禁缠足、兴女学、提倡女子参政、办女报更是维新派具体的女权实践。 “张謇同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变法问题上,就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又存在着原则性分歧。正是这原则性的分歧,决定了张謇对维新运动“若即若离”的态度,这种既有联系、又存距离的举止。”

[3]80张謇与康、梁的早期交往,充其量不过是帝党与维新派在变法图强的形势下短暂结盟的产物。因此,张謇对康、梁的妇女观既有认同又有保留。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女学》阐发了兴办女学的思想,并计划先在上海创设一所女学堂。1897年夏,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会同梁启超、郑观应等筹议并报请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培养维新人才,“以翼中国自强本计。”对于这所女子学堂,张謇不仅是“在事集议者”

[4]184,而且“允为局外竭力匡赞”。

维新变法运到失败后,以废缠足、兴女学为主要内容的的女权主义为较多人接受。张謇也积极创办女子学校、为女子自我谋生办实事、也反对女子缠足。

当中国的女子学堂还寥若晨星的时候, 张謇在家乡通州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 开女子师范校风气之先。他还出资创办了其他各类女校, 如: 女师附小、张徐私立女子小学、女工传习所、保姆传习所等。为配合办实业, 张謇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女工培训班, 如: 纺织、火柴、蚕桑、发网等。 他所兴办的各类女校,使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第一次得到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获取了知识, 这些为女性的解放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

当然, 我们也应看到, 张謇女性教育思想远非是女权运动的产物, 他也不是为妇女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而呼吁, 更不是要培养女豪杰,张謇对康梁妇女解放的观点有所保留的。作为被儒学之风熏染了大半辈子、虽深受科举之苦但终究如愿以偿达到科举之巅之人, 要求他彻底摆脱儒家道统的藩篱, 真正跳出儒学伦常的窠臼, 热心倡导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运动达到了高潮阶段。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展开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如提倡恋爱自由,争取女性婚姻自主等多方面的权利,尊重妇女独立人格,将女性真正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也开始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指导思想。五四时期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观念已蔚然成风,这些言论和行为,“令士大夫道德家也只能向隅叹息”。

张謇对新文化运动后社会上已日渐流行的男女平等的宣传和做法颇有看法,他指责新文化运动“毁弃道义”,“于是提倡男女平权不已,又提倡男女同学,提倡男女学生自由,提倡父子平权,提倡共产,

[]提倡公妻;左提右挈,此唱彼和,必使人非人,国不国”2191。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

[]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张謇严厉批评北京大学实行男女同校,视之为“教育之玷”2496。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任校长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兼收女生的消息传出,流言蜚语不堪入耳,作为校董的张謇和南高老校长江谦明确表示反对。 后经郭秉文、陶行知等人多方解释,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终于如期进行。在张謇看来就男女有别而言,中国传统的夫妇关系[4]184

合理的,并不体现权利的不平。他以自己家庭生活为例。说明夫人一心主内,不仅妻妾可以相安无事,而且夫人用积蓄赞助办学,成绩不小。故“不知男子治外,女子治内,权未尝不平;父母并号严君,权

[]未尝不平。”2191

张謇对激进的妇女解放思想的抗拒,一方面是他作为封建士大夫,对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一份坚守和执着;另一方面他作为儒商,希望社会有序和稳定。因为激进会打破常规,改变利益格局,有可能导致纷争和动荡。在同时代的士人中,张謇是比较开明的,他期望的社会变革逐步扬弃、循序渐进,而不是革故鼎新。

三、感怀女性疾苦的仁爱观

早年坚定走科举道路的张謇饱读儒家经典,儒家仁爱思想在其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仁爱观是其兴办各项事业的思想基础,张謇以儒家“仁者爱人”、“恻隐之心”、“民吾同胞”的精神,克服了儒家“述而不作”的弊病,以务实的精神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他对弱势的女性群体倾注了极大的仁爱关怀。

张謇兴办职业教育的根本的目的,是为生民解忧,办各种职业培训机构,更是为增加弱势群体如妇女的收入。他对此有过许多论述,“鄙人以农工业与学,谋吾南通一般妇女之生计,既有纺织,复有火柴,足容数千人矣!然仅唐闸与天生港两处受益,绣工则少数妇女习之,亦必衣食足以自赡之家,不能及于穷檐蔀屋。是以设蚕桑讲习于南山闸桥,又拟设发网传习于军山奥子圩。诚欲使妇女勤于农之外,

[]兼事工以广生计也。”2177张謇所创办的蚕桑、发网、编杞柳等职业培训班都是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创办的,而且是以培养妇女的劳动技能,增加妇女的就业机会为目的,对妇女的知识要求并不高,甚至不识字的也可以参加。培训内容及培训形式一般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定,较为灵活。这些为期短则半月,长则三四年的职业培训,为不同层次的妇女提供了接受训练和谋生的机会,使她们掌握了劳动技能,增加了就业机会。“所以妇女,特别是童养媳走出家门、走进工厂,从一个农民家庭的辅助劳动力转变为相对独立、出卖自身劳动的工人。从事工资劳动,有较固定的收入,养家活口,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社会

[]地位随之提高,从而开始摆脱封建父系家长制统治,争取自身的解放。”5184

初创时期大生纱厂工作环境和条件还比较差,女工的生产生活都很艰苦。张謇尽力解决女工的后顾之忧。大生纱厂纺织女工,均来自于周边的农村,步行上下班,十分辛苦。还有的妇女带着婴儿上班,根据秦领姑娘回忆,“伢儿(即孩子)带到厂里,放在纱挽子里„„四大人(即张謇)来到车间,问工头:‘这是哪些人家的?放在这儿像话吗!’„„回答是‘他们的娘都在这里做工,家里没有人带。’四大人眉头一皱就走了。后来车间里安排女工专门照顾这些婴儿,这大概是厂里最早的托儿所的雏形

[]了。”621906年张謇还创办了南通新育婴堂,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新式托儿所。

张謇对沦落风尘的落魄女子寄以同情和关爱。随着南通地方工商业的日渐发达,妓女人数也因之而增。1914年张謇在通城内南街建“南通济良所”。性质为收容和教育结合的机构。通城妓女不堪忍受虐待,不愿再为娼者,可以到此申述脱离妓院,济良所会随即开门引入,妓院老板无权索回。收容人员学习科目国文、算学知识外,还有人生行为之价值等伦理学和缝纫、手工、浣涤、烹饪等工艺技术课,授课时为6个月。使她们能改邪归正,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了让她们能有安定的生活,济良所允许社会上有一定职业、住所、作风正派,但无力娶妻的单身男子交一些费用之后,可娶济良所一女子为妻。 张謇做到了“对于娼妓,是应该行二重解放的,先解放他使他变普通女子,再解放他使他变‘人’。”[8]81

早年在抒发自己的人生抱负时,张謇曾说过“士大夫有口当述苦人之苦,有手当救穷人之穷。”他强调,“为众谋利者,士之责也。”在与友人畅谈自己的人生选择时,张謇曾说过这样一席话, 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

[]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7251-252这句话深刻体现了张謇仁爱观

的思想实质。

四、务实进取的女子才德观 “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古代社会男权女权争夺的一种社会结果。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社会男性对女子性别的歧视以及企图在知识启蒙方面蒙蔽女性的感知。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女子无才便是德”出处及含义做出新的考证,指出所谓“女子无才”,实际上是指女子也可以有才,但是要谦卑温顺,看起来就像没才一样,绝不可以恃才傲物。从待人接物的处世思想上说,德大于才,德是才干之首。总之,不管哪种论说都是用“德”束缚女性的才干,禁锢女性走向社会。

张謇在女子的“才”和“德”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闻之周礼,内宰以阴礼教九嫔,以妇职之法教九御。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而自世妇以下,则于功独详。功有事可据依,可分而有。德言容则凡嫔妇皆宜修之,犹欧人所谓普通学也。周家盛时,多贤后妃。„„观内宰诏后亲蚕,可知天下女子无不知蚕者;诏后献种,可知天下女子无不知农者。惜所谓妇学之法不传,久并所谓礼者而堙之。缙绅阀阅之家,其女子犹得与男子享同等之教育。而所谓教育者,又或偏于文字词章之见,由是脂粉简篇样波于华,而一二不自检柙之女子益荡决其所谓教,而恶而矫之者,乃有无才

[]是德之过论。”262从上论述可以看出,一方面,张謇把女子之“才”局限在以德、言、容、功为宗旨,

以桑蚕劳作及包括缝纫在内的家政方面。他还为通州女师写作了校歌,内容为:“人生必有家,家政赖女治。女知向学明义礼,相夫教子可与古之贤母今妻比。养成贤令才,道从师范始,师有范兮范女子。”[9]154。这体现了张謇儒家伦理的缱倦,对正统儒者的继承。另一方面,张謇所倡导的女学无论是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或多或少注入了时代的内容。女子学校所开课程也体现了张謇重视西方科学知识的精神。如女师所开课程除了国文、修身、教育、劳作、簿记、家事外,还有英文、算术、生物、历史、地理、美术、实习等。在教育方法上,女子学校一方面注重传统的启发式,因材施教,寓教于乐, 同时也注意学习西方对于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的培养, 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张謇创办女子学校,这本身就是对“无才即德”的最大超越。 张謇在女子“才”与“德”的关系上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无才即德”有失偏颇。女子无才不一定是德,德是要经过后天培养教育的;而女子有才更不等于无德,“德”“才”在女子身上也不是对立的。张謇把“才”与“德”分离,并不是不重视“德”,而是不用“德”束缚和禁锢女性,他主张德才并重。张謇于女性的独立、解放虽不曾着意关注,甚至对社会上一些较为开放的风气颇有微辞,但他对沈寿女士、范姚夫人、其妻徐夫人等或有真才实学,或有不俗追求,自立自强的女性表现出的尊敬赞赏态度,可使我们略窥其对女性由经济而至人格独立的认可与期待。

1910年,南京举行南洋劝业会,农工商部聘张謇任展品审查长。在众多送展的绣品中,张謇一下子被一幅精致秀美的意大利皇后像所吸引,赞其“精绝为世所未有”。通过这件绣品,张謇认识了沈寿,认识了沈寿超人的技艺。1912 年, 张謇创办女工传习所。聘请刺绣艺术家沈寿执教。沈寿于1914 年应邀来到南通, 担任南通女工传习所所长。张謇极为珍视传统绣艺,珍惜人才,除给沈寿创造良好的教学、生活环境外,还极为珍视其用心血绣成的艺术品。在沈寿病重后,为使其绣艺不至失传,让沈寿口述,张謇亲自记录共同撰成《雪宦绣谱》出版,使沈绣得以流传下来。 沈寿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刺绣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刺绣教育家。在沈寿的精心教诲下,南通女工传习所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刺绣人才, 如巫玉、张元芳、陈锦、庄锦云等卓有成就刺绣艺人,使传统的刺绣工艺得以承传下来, 并为中国刺绣走向世界作了开路先锋。绣品如人物、山水、字画、戏衣、婚礼装饰、喜庆欣赏品、礼品等畅销美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国际市场赞誉女工传习所的绣品具有“细致、生动、美观”等三大特色。如今被南通人誉为“红楼”的当年女工传习所旧址,虽历经风尘、时光变迁,仍不减当年丰韵。最令张謇、沈寿等前辈告慰的是,如今的沈绣作品,屡屡作为国礼走出国门,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馈赠外国元首的、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中国名片”,被国外政要尊崇并精心收藏。

“种种苛责女子的道德将他压住,智识的门被关闭了,那里还有理解力,创造力? 所以精神上的压

[8]80迫,比物质上的压迫更厉害。”张謇虽然也要求妇女遵循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但不用“德”禁锢和

束缚妇女,为妇女卸下精神上的包袱。从而使妇女的创造力得到发挥,才艺得到展现。为妇女走向解放铺垫了一个台阶。

19 世纪下半叶是中西方文化交汇、碰撞、融合的时代。一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经两千年的历练, 根

深蒂固, 烙刻于中国人的身心。另一方面, 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强行输入, 加上中国有识之士的主动探求, 中西文化形成了一次大交汇、大冲撞并缓慢趋向于融合的态势。张謇生长于这样的历史环境之中,不能不受其深刻濡染。在妇女观上他没有与旧思想旧观念了断,但不僵化、不固守,不阻止妇女呼吸新时代的空气,保守而不顽固。一如他政治上的务实、求稳、善变的风格。他带着一颗仁爱的心,为妇女谋生计,希冀妇女安稳安逸地生活。他没有高举妇女解放的大旗,也没有为妇女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男女平等而呼吁。但为妇女的生存、发展和走向解放实实在在做了好多事,铺垫了道路。

他的挚友刘厚生说:“张謇一生似乎是一个结束二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一个

[]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为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7286这在他的妇女观上也可看出端

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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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四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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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穆烜,严学熙:《大生纱厂工人生活的调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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