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屈超立
现代法学 2003年08期
中图分类号：DF 728 文献标识码：A
宋代社会变革与生产的发展，租佃关系的普遍性以及商品经济的繁荣等等原因，导致 了民事关系的复杂化和民事纠纷的大量增加。宋代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不但制定了 相当严密的民事法规来调整各种民事纠纷，而且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民事诉讼程序来 保障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但是在有关论及宋代司法制度的论著中，却很少对宋代的民 事上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
作为传统社会官方正统哲学的儒家思想一贯主张和为贵，历朝的各级政府官员也大都 劝导人们不要轻易涉讼，因而学界一般认为传统社会的中国人为了面子观念或亲邻关系 或种种其他社会关系而视诉讼为耻辱，为畏途，因之很少为民事纠纷而打官司，即使是 诉讼到官府一般也是以调解结案，至于经官府判决以后还要提起上诉的案件就更是少见 。
但是从迄今所能接触到的宋代案例来看，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观。太平兴国八年(983) ，开封府的司录参军赵孚上言：“庄宅多有争讼，皆由衷私妄写文契，说界至则全无丈 尺，昧邻里则不使闻知，欺罔肆行，狱讼增益。”并提出解决办法，“请下两京及诸道 州府商税院，集庄宅行人众定割移，典卖文契各一本，立为榜样，违者论如律。”建议 为皇帝所采纳，“诏从之”。[1]大中祥符九年，秦州的官员也曾在奏疏中提到“州民 多讼田者”的情况。[2]
南宋绍兴年间，洪适出知徽州，“初至，怂析产不平者纷然”。[3]南宋后期，胡颖任 知州，半年之间，“同室之斗，阋墙之争，几无虚日”。[4]按照宋代法律规定，民事 诉讼的第一审级是县级地方政府，凡是在州级以上的政府论告的民事案件全都是属于民 事上诉案件(详下文)，因此以上资料可以表明当时民事上诉案件的多发性。
更有不少的民事案件还上诉到路一级的监司机构审理，如嘉定三年(1210)宁都县谢文 学诉嫂黎氏立继一案，长达五年之久，曾先后经提刑司、转运司审理。[5]嘉泰元年(12 01)郭氏、刘拱礼诉刘仁谦等冒占田产一案，曾“三诉之宪台(提刑司)，又两诉之帅司( 安抚司)”。[6]端平元年(1234)湖北通城县民妇毛氏在夫亡之后，收养黄臻为子，十八 年后，黄氏族人为此立继之事兴讼，本案曾经提举司受理，“章提举有并立之判。”[7 ]
还有的民事案件甚至上诉到中央的户部和御史台，如南宋建阳县陈与黄清仲争田之讼 ，[8]曾适与张潜争地案，[9]就曾经户部论诉。从宋代资料来看，上诉到户部的民事案 件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如嘉定六年(1213)九月底，户部统计，诸路监司并州郡承受户 部委送的民事上诉案件，尚未结绝的还一千三百三十四件。[10]我们可以想见已经结案 的经由户部上诉的民事案件的数量当远在这之上。
而在宋代判词汇编《清明集》的《户婚门》的187个民事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绝大多 数的都是民事上诉案件。
这说明当时民事上诉案件的数量远比学界想象的要多，其情况也相当复杂，这与宋代 社会变革密不可分。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活跃于中国社会数百 年之久的门阀世族退出历史舞台，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入宋以后，土 地买卖完全合法化，地权转移频繁，庄园农奴制为租佃制所取代。经济结构的变革带来 一系列民事法律关系如土地买卖、租佃、典当等等的发展，由此而推动了农业生产以及 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之随着传统宗族模式的崩溃，经济关系更多的代替了人身关系，导 致了民事关系的复杂化和民事纠纷的大量产生。虽然传统社会儒家思想倡导“无讼”， 然而实际社会生活中，民事关系的当事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顾不得忍让之类的说教 而放弃自身的利益，甚至于“兄弟析产，或因一根之微，忿争失欢；比邻山地，偶有竹 木在两界之间，则兴讼连年。”[11]民事纠纷如果不妥善的处理，将会导致矛盾的进一 步恶化而严重的影响社会生产和稳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宋王朝制定了一系列的民事 实体法和程序法以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宋代行政与司法合一的体制下，对民事 案件的审判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在地方政府所判的大量的民事案件中，因官员的 故意枉法或误判而出现的错判案件成为上诉的一个重要原因。范应铃在“漕司送下互争 田产”案中指出：“乡民持讼，或至更历年深，屡断不从，故多顽嚣，意图终讼，亦有 失在官府，适以起争。如事涉户昏，不照田令，不合人情，偏经诸司，乃情不获已，未 可以一概论。”[12]对于因误判而导致当事人提起的上诉案件，官府表达了一种认同的 态度。
民事上诉的再一个原因是当事人以健讼为能事，反复上诉，无端骚扰官府和对方当事 人，如胡颖判曾仕珍父子侵用已检校财产案，曾仕珍父子反复无理呈控，在不到两个月 的时间里，即遍经诸司，“本府未及结断，而遽经漕司，漕司方为索案，而又经帅司， 帅司方为行下，而又经宪司”。[13]刘克庄判潜彝招桂节夫、周氏、阿刘诉占产事，潜 彝前后骗人田产，巧取强夺，不可胜计。如挟取周氏、阿刘孤儿寡妇之业，已经官司定 夺，犹拒不执行，又撰造淳三年(1243)买桂仔贵田契，前后经饶州及提刑司判决，仍以 健讼为能事，甚至于“辄用干人越经内台”上控。刘克庄指其为“可谓小人之无忌惮者 ”。[14]
而一些教唆词讼的健讼之人的活动，更是增加了民事上诉案件的复杂性。南宋时期曾 在漳州任职的陈淳指出：教唆词讼之人，“皆于影下教唆，或小事妆为大事，或无伤妆 为几伤性命，或一词实而妆九虚以夹之，或一事切而妆九不切以文之。承行之吏亦乐其 人为鹰犬，而其人亦乐于挟村人之财与之对分。此词讼之所以日繁一日，听断之所以徒 为虚劳而善良者之所以虚被其挠也。”[15]虽然宋代政府对于健讼之人要进行惩治，但 是这种现象却始终也难以禁绝。
二
行政与司法合一是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宋代也不例外，宋代地方行政 机构分州县两级制，与州平级的政府机构有府、军、监。此外，宋代又在州以上设置路 一级的监察区，各路先后设立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司等机构作为监司。县、州、监司 以及各路的安抚司全都具有审判民刑案件的司法职能。
有的学者认为宋代民事诉讼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定，[16]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法令明确 规定：“人户讼诉，在法，先经所属，次本州，次转运司，次提点刑狱司，次尚书本部 ，次御史台，次尚书省”。对判决不服的当事人，有很多次上诉的机会，但是必须依法 逐级上诉，对于“隔越陈诉”者，要予以“惩革”。[17]表明宋代民事诉讼的程序是非 常严密的。民事上诉是从州(府、军、监)级地方政府开始。州的长官为知州，其职责是 “赋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18]州级地方政府又设通判州事一人， 职责是“掌贰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 签书施行”，[19]通判并非知州的属官，而是起着监州的作用。知州的属官有判官、推 官、兵马都监、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户参军、司法参军等职。其中录事参军是负责 审理民事案件的机构(后来也兼管刑事案件)。[20]此外，通判、判官、推官、司户参军 也都参与对民事上诉案件的审理。由于宋代规定州县令长必须躬亲狱讼，所以通判和其 他的州级政府官员在审理民事诉讼案件时，都没有独立的判决权，而只能是就案件的事 实审理清楚并就如何判决写出自己的意见报请知州决定。[21]
当事人如不服州级政府所判，即可以到监司上诉。宋代在州以上设立路一级的监察机 构，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分天下为十五路，神宗元丰八年(1085)增至二十三路。各路 先后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机构，称之为监司，以监察州县地方官员并 负责该路某方面的政务。监司虽职掌不同，但全都可以受理民事上诉。绍兴二十二年(1 152)高宗宣喻：“自来应人户陈诉，经县结断不当，然后经州，由州经监司。”[22]乾 道二年(1066)七月九日臣僚言：“缘在法，县结绝不当，而后经州，州又不当，而后经 监司。”[23]此外，地方上设置的安抚司(帅司)也审理民事上诉案件。
经监司审理不当的案件，则可以上诉到尚书本部，所谓尚书本部，是指尚书省辖有吏 、户、礼、兵、刑、工六部，刑事上诉到了中央政府机构以后，是由刑部审判，民事上 诉到了中央机构则首先是由户部审判，[24]这也是宋代民事与刑事诉讼程序上的一个重 要区别。户部在元丰改制之前，只是一闲置机构，元丰改制之后，户部的机构和事权扩 充，设户部左、右曹，户部左曹的职事中，便有审理户婚、田债等民事上诉案件的职责 ，“以田务券责之理直民讼”。[25]户部受理民事上诉案件以后，大都是转送非原审机 构的地方监司或州郡审理。徐道邻认为宋代民事诉讼的终裁机构是户部，[26]但我们从 前揭宋律所规定的上诉程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御史台也是法定的一级民事上诉机构， 不服户部所判，还可以上诉到御史台。表明户部虽然是中央政府机构中中最重要的民事 审判机构，但还算不上终裁机构。御史台作为宋代最高监察机构，具有司法监督与审判 疑案、大案的职能。孝宗乾道元年(1165)三月十七日，御史台官员曾说到其职事中包括 定夺婚田钱谷并诸色人词讼，“本台系掌行纠弹百官稽违，点检推勘刑狱，定夺疑难刑 名，婚田钱谷并诸色人词讼等，事务繁重。”[27]现存的南宋司法判词中就有御史台审 理民事上诉案件的记录，如绍定六年(1233)，余自强盗卖生父田业引致争讼，此案经县 、经州、经监司论诉，一直告到御史台方才结案。[28]
经过以上的上诉程序以后仍然不服判决者，还可以通过鼓司与登闻院进御状。至道三 年(996)七月已有“诸州吏民诣鼓司，登闻院诉事”的规定。[29]仁宗天圣八年(1030) 八月一日诏：“所有争论婚田公事，今后并仰诣登闻鼓院投进。”[30]现存宋代资料中 仍可看到当事人进御状，或皇帝亲自裁决民事诉讼的案例。如太宗淳化四年(993)十月 ，京畿平民牟晖因家奴丢失小猪而击登闻鼓上诉，太宗因与宰相曰：“似此细事悉诉于 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乃下诏赐千钱赔偿牟 晖的损失。[31]有的民事上诉为皇帝所知后，则是批示有关机构审理，太宗时，“开封 女子李尝击登闻鼓，自言无儿息，身且病，一旦死，家业无所付。”太宗诏：“本府随 所欲裁置之。”[32]以上两例，是当事人亲自击登闻鼓上诉。又据宋律规定，民事纠纷 财产标的数额巨大的，应呈请皇帝亲自裁判，如仁宗天圣中期，“雄州民妻张氏户绝， 有田产于法当给三分之一与其出嫁女，其二分虽有同居外甥，然其估缗钱万余，当奏听 载。仁皇曰：此皆细民自营者，无利其没入，悉以还之。”[33]以上三件案例，一件是 损害赔偿，两件是财产继承。皇帝直接过问民事案件，虽属少见之例，但也表明宋代民 事诉讼的最终审判由皇帝裁决。这一方面体现了皇帝对民事诉讼的重视，另一方面更 说明随着宋代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强化，皇权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司法权的控制 。
三
宋代地方政府受理民事上诉也有着严密的程序规定，南宋后期，黄震知抚州，发布司 法文告《词诉约束》，对受理到抚州上诉的案件规定了以下条件：
不经书铺不受，状无保识不受，状过二百字不受，一状诉两事不受，事不干己不受， 告讦不受，经县未及月不受，年月姓名不的实不受，披纸枷布枷、自毁咆哮、故为张皇 不受，非单独无子孙寡孀，辄以妇女出名不受。[34]
朱熹在任职潭州时写的司法文告《约束榜》规定到潭州上诉的当事人如果是一般民户 ，“并各就书铺写状投陈”。如果上诉人是官人、进士、僧道、公人(原注：谓诉已事 ，无以次人，听自陈)等，可以“听亲书状”，书状格式及所写内容要求与原告向第一 审的司法机构提起诉讼的起诉状相似，其目的同样是行使诉讼上的权利，以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不同之处在于：上诉人要求的不但是对自己权利加以确认，而且是变更原司 法机构的裁判。所以，上诉状的内容除了要写明上诉人的姓名，年龄，住址之外，还要 写上已是第几次上诉以及应该到该司法机构上诉的理由等等。朱熹的《约束榜》对上诉 到潭州的诉状格式及内容规定如下：
某县某乡某里姓名，一，年几岁，有无疾荫，合为状首，堪任杖责，系第几状。
一，所诉某人某事合经潭州。一，即不是代名虚妄，无理越诉，或隐匿前状。如违， 甘伏断罪号令。右某(原注：入事明注年月，指涉某事尽实，限二百字)。须至具状、披 陈，伏候判府安抚修撰特赐台旨。[35]
按照两宋法令规定，各级司法机构所审理的民诉案件结绝之后，要发给当事人断由(判 决书)。宋代的断由制度的基本要求是要说明案情的原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 由、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等等内容，断由制度明白地仅适用于“婚田差役之类 ”的民事诉讼，其立法之用意，最初虽主要是为了防止人户越诉，其后则更是起到防止 官员舞弊，保障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作用。[36]当事人提起民事上诉时必须要附上断由 ，不然不受理。但有的民事案件起诉到县衙以后，已过审判期限而县衙仍未结案，当事 人亦可到上级司法机构提起上诉，孝宗乾道二年(1166)规定：民间词诉，“在州县半年 以上不为结绝者，悉许监司受理。”[37]类在县衙原本就没能结绝的民事诉讼，自然没 有断由可以附同上诉状一齐上交。朱熹的做法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上诉状中必须说明经 县未予结绝的原因、经过等等情况，不然要予以惩治：“今仰民户，经由书铺依式书状 。仍于状内分明声说，的于某年某月日经县陈诉，已经几日本县不结绝，以凭行遣。如 不明注经县月日，或不候限满，妄称已过所立日限陈述。致追承行人到州，见得元经月 日未及，其人户连书铺并行收坐，仍毁劈书铺名印。”在递交上诉状时，如有“干照契 据”等书证，连状递上，如有新的事实和证据即“未尽因依”，应在上诉状中说明，“ 听录白连粘状前。”[38]
在开庭审理前三日，受理上诉审的机构贴出开庭通知。上诉人必须按时出庭受审，规 定期限不出庭则视为自动放弃上诉。“朝省、台部以及所在诸司，凡送下州县词诉，必 待词主出官而后施行。门示三日，词主不到，则缴回原牒，此定格也。”[39]
为了防止上诉过程中出现徇私舞弊枉法用情的弊端，宋律规定受理民刑上诉案件的州 或监司绝不能指派原审司法机构或官员审理，上诉到州级政府的民事案件，由知州指派 属官审理，“诣州诉县理断事不当者，州委官定夺。”上诉到监司的案件，则是由监司 送邻州委官定夺，“若诣监司诉本州者，送邻州委官”，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当事人可 以向上级越诉，“诸受诉讼应取会与夺而辄送所讼官司者，听越诉，受诉之司取见诣实 ，具事因及官吏职位姓名，虚妄者具诉人，申尚书省。”违法官吏要“重行黜责”。[4 0]
至于上诉到户部的民事上诉案件，一般也是委送与原审机构不相干的地方政府机构审 理，户部对于委送的案件还要定期检查(置籍稽考)审理情况。如嘉定六年(1213)十月二 十六日，权户部侍郎李珏的奏言，曾说到户部置籍稽考诸路监司并州郡承受本部委送民 讼的情况：“窃惟今日中外之弊，莫甚于按牍积滞，吏司因循，视民政为不切之务。近 因置籍稽考诸路监司并州郡承受本部妥(委)送民讼，截至九月终，未结绝共一千三百三 十四件，其间盖有经数年尚未结绝，近而两浙转运司未结绝者亦二百四十余件，是致人 户不住经部经台催趣。”因此建言朝廷，“乞许从本部仿财赋殿最之法，岁终将诸路诸 郡所受台部符移，按其淹延最甚者，申朝廷量行责罚，至于留意民政，狱讼平理，并无 违滞，亦许以姓名上闻，特加旌擢。庶使为政者皆知以民事为急。”这一建议为朝廷所 采纳。[41]
两宋法令对于民事上诉案件的判决，未见有专门的规定，但从现存的书判中所见的司 法实践中，可以分为维持原判、改正原审判决、发给下属司法机构重审等几种情况。
一、维持原判，如南宋后期，王方之弟王平，贫无资给，堂弟王子才怜其无依，收置 门首，管看典库，使王平藉此以自活。王平死后，王方驾虚入词，称其弟王平有财本五 百千，为王子才所占有，县衙判王方败诉，王方复讼于提举司，提举司经审理后，认为 原判正确，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42]再如淳佑二年(1242)，钱孝良称牛大同伪造伯 父钱居茂遗嘱，强占山地，有词于县，县不直之，再词于府。审理此案的吴革认为，牛 大同若果是伪作遗嘱，强占山地，钱居茂的妻子汪氏、儿子钱孝忠诉之可也，今汪氏与 孝忠俱不以为非，孝良其何词乎?况将遗嘱辨验，委是居茂亲笔书押，因而维持原判， “令牛大同凭遗嘱管业”。[43]
二、改正原判，如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错误的，即依法作出改 判。如南宋宁都县林知县在审理丁昌户绝案时，明知丁昌之妻阿甘虽招到接脚夫，但有 三岁以下收养之子，非户绝分明，但由于收养时未到官府办理“除附”的收养手续，于 是根据“除附法”裁判将丁昌产业作户绝籍没。阿甘不服上诉，提刑司经对阿甘的上诉 进行审理之后，认为本案的事实清楚，林知县在适用“除附法”方面有误，并据此裁判 阿甘的上诉请求胜诉。[44]再如绍定二年(1229)八月，唐昌乡民陈嗣佑将山地作价七贯 ，立契卖与何太应，当时陈嗣佑既已离业，何太应亦已过税，实为正行交易。十年以后 ，在淳二年(1242)陈嗣佑有词于县，谓当来止是抵当，初非正行断卖，意欲取赎。知县 以唐昌风俗多有抵当之事，兼此地段，嗣佑于宝庆二年以十三千得之，不应于绍定止以 七贯折价出卖，疑是抵当，判令何太应退赎。何太应不服所判，提起上诉。受理上诉的 吴革认为县判因认定事实错误而作出了错误判决，并根据“诸典卖田地满三年，而诉以 准折债务，并不得受理。”的法律规定，裁定何太应胜诉，“照绍定二年买到赤契管业 。”[45]
三、对于事实不清的案件，则是发给非原审机构的下属机构重审。上诉审机构认为原 审所认定的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需要进一步查清事实的，按宋代法令的规定，是发给 原审州县的相邻州县审理，因为重审机构只是受上级机构的委托进行审理，并在审理结 束以后，写出判决意见(拟判)再申报上级官府，由上级官府长官自行决定，所以这仍然 属上诉案件的审判。
以上由州级政府或地方监司对民事上诉案件作出判决以后，不论是维持原判或是改正 原判，都得作出断由(判决书)发放给当事人，作为执行判决或继续上诉的依据。
州县民户词诉已经朝省监司受理，发下所属州县重新审理者，定有词诉结绝时间的限 制，一个月之内就得结案。绍熙五年九月十四日明堂赦：“州县民户词诉已经朝省监司 受理，行下所属州县追究定夺之类，往往经涉岁月不与断理，使实负冤抑之人无由申雪 。仰诸路监司催促，限一月以公结绝。”[46]
为了保障民事上诉制度得以确实施行，宋代法律还制定了严密的监督措施对不严格依 法办事的政府官员以监督。如户部对于发给监司及州县的民事案件不仅要求限期结案， 而且要将执行情况申尚书省。乾道四年(1168)六月十八日，根据权户部尚书曾怀所言“ 近来监司、州县承受省部看详定夺事件，动经岁月，不为结绝”的情况，朝廷立法规定 ：“行下诸路，自指挥到日，并限一月结绝，具名件申尚书省。”[47]庆元六年(1200) 五月十四日诏：“户部行下所属曹部，将目今应干累年末了词诉公事，须管目下尽行定 断，不得仍前循习旧弊，复致积压词诉不绝，各具已结绝名件申尚书省。”[48]一般情 况下，地方官府审理民事诉讼的处理不当或积滞淹延最甚者，往往由尚书省量行责罚。 或是作为考核政绩时的一个不利因素。[49]以使为政者能充分注重民事诉讼。
四
宋代关于民事上诉制度的种种规定，对于保障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保障当事人的合 法利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有很多上诉的机会，这有助于 减少冤抑。
宋代民事上诉不设审级的限制，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即有的当事人明知理屈，仍然希 图侥幸而任意上诉，甚至无理缠讼，以致有的民事案件经多次上诉后仍未能结案，削弱 了案件的即判力，对社会的安定极为不利并严重影响对方当事人的正常生活。如前揭嘉 定三年(1210)宁都县谢文学诉嫂黎氏立继案，长达五年之久，使得案件长期不能结绝。 尤其严重的是在南宋后期建阳县的一件案例，民妇傅氏在丈夫去世之后，立同宗三岁之 侄为嗣，并经官除附，傅氏的收养行为完全合乎法律的规定。而有族人陈鉴者，“乃垂 涎资财，见利忘义，欲以已子搀继”。于是无端兴讼，并反复上诉，“自县而州，自州 而监司，自监司而省部，滚滚二十余年，词讼始绝。其所以苦傅氏者，可谓酷矣。”其 后陈鉴仍不罢休，又兴词告论傅氏的养子陈兴老与黄渊“违法交易”，“讼之于县，已 责退状，又复翻讼。讼之于州，已行结绝，又复兴词，今又上烦监司听受。”陈鉴对陈 兴老的反复缠讼，被官府认为是“健讼”，而对于健讼之人，官府可以按照“不应为” 的条款科罪。本案的判决即为：“在法；事不干己者，不许受理。今陈鉴以不干己之事 ，故为陈兴老之扰，官司不可不以其末而求其本，不可不因其迹以诛其心，合给断由， 付陈兴老收执，以为永远之照。自后陈鉴如恃健讼，再敢人词，照不应为科罪。”[50] 虽然官府对“健讼”之人加以惩治，但健诉之人无理缠讼扰害对方当事人的情况仍然是 时有发生。
宋代是一个比较重视法制的时代，反映在民事诉讼方面，亦是如此，宋代政府所制定 的较为详备的民事上诉程序法，表明宋代统治者对于民事案件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尤其 是上诉过程中不允许原审机构插手，以及对上诉案件审理的严格的结案时间规定等等措 施，为保障宋代的民事审判的正常进行，防止官府任情轻重、贪赃枉法、维护民事诉讼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宋代的民事上诉制度在中国传统法制史上占有重 要的地位，丰富了传统法文化的内容，虽然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健讼之 人无理缠讼影响判决效力和社会安定等等弊端，但总的来看应该是利大于弊。
收稿日期：2003-02-28
作者介绍：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屈超立(1953—)，男，四川开江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 从事中国法制史研究。
作者：屈超立
现代法学 2003年08期
中图分类号：DF 728 文献标识码：A
宋代社会变革与生产的发展，租佃关系的普遍性以及商品经济的繁荣等等原因，导致 了民事关系的复杂化和民事纠纷的大量增加。宋代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不但制定了 相当严密的民事法规来调整各种民事纠纷，而且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民事诉讼程序来 保障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但是在有关论及宋代司法制度的论著中，却很少对宋代的民 事上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
作为传统社会官方正统哲学的儒家思想一贯主张和为贵，历朝的各级政府官员也大都 劝导人们不要轻易涉讼，因而学界一般认为传统社会的中国人为了面子观念或亲邻关系 或种种其他社会关系而视诉讼为耻辱，为畏途，因之很少为民事纠纷而打官司，即使是 诉讼到官府一般也是以调解结案，至于经官府判决以后还要提起上诉的案件就更是少见 。
但是从迄今所能接触到的宋代案例来看，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观。太平兴国八年(983) ，开封府的司录参军赵孚上言：“庄宅多有争讼，皆由衷私妄写文契，说界至则全无丈 尺，昧邻里则不使闻知，欺罔肆行，狱讼增益。”并提出解决办法，“请下两京及诸道 州府商税院，集庄宅行人众定割移，典卖文契各一本，立为榜样，违者论如律。”建议 为皇帝所采纳，“诏从之”。[1]大中祥符九年，秦州的官员也曾在奏疏中提到“州民 多讼田者”的情况。[2]
南宋绍兴年间，洪适出知徽州，“初至，怂析产不平者纷然”。[3]南宋后期，胡颖任 知州，半年之间，“同室之斗，阋墙之争，几无虚日”。[4]按照宋代法律规定，民事 诉讼的第一审级是县级地方政府，凡是在州级以上的政府论告的民事案件全都是属于民 事上诉案件(详下文)，因此以上资料可以表明当时民事上诉案件的多发性。
更有不少的民事案件还上诉到路一级的监司机构审理，如嘉定三年(1210)宁都县谢文 学诉嫂黎氏立继一案，长达五年之久，曾先后经提刑司、转运司审理。[5]嘉泰元年(12 01)郭氏、刘拱礼诉刘仁谦等冒占田产一案，曾“三诉之宪台(提刑司)，又两诉之帅司( 安抚司)”。[6]端平元年(1234)湖北通城县民妇毛氏在夫亡之后，收养黄臻为子，十八 年后，黄氏族人为此立继之事兴讼，本案曾经提举司受理，“章提举有并立之判。”[7 ]
还有的民事案件甚至上诉到中央的户部和御史台，如南宋建阳县陈与黄清仲争田之讼 ，[8]曾适与张潜争地案，[9]就曾经户部论诉。从宋代资料来看，上诉到户部的民事案 件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如嘉定六年(1213)九月底，户部统计，诸路监司并州郡承受户 部委送的民事上诉案件，尚未结绝的还一千三百三十四件。[10]我们可以想见已经结案 的经由户部上诉的民事案件的数量当远在这之上。
而在宋代判词汇编《清明集》的《户婚门》的187个民事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绝大多 数的都是民事上诉案件。
这说明当时民事上诉案件的数量远比学界想象的要多，其情况也相当复杂，这与宋代 社会变革密不可分。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活跃于中国社会数百 年之久的门阀世族退出历史舞台，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入宋以后，土 地买卖完全合法化，地权转移频繁，庄园农奴制为租佃制所取代。经济结构的变革带来 一系列民事法律关系如土地买卖、租佃、典当等等的发展，由此而推动了农业生产以及 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之随着传统宗族模式的崩溃，经济关系更多的代替了人身关系，导 致了民事关系的复杂化和民事纠纷的大量产生。虽然传统社会儒家思想倡导“无讼”， 然而实际社会生活中，民事关系的当事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顾不得忍让之类的说教 而放弃自身的利益，甚至于“兄弟析产，或因一根之微，忿争失欢；比邻山地，偶有竹 木在两界之间，则兴讼连年。”[11]民事纠纷如果不妥善的处理，将会导致矛盾的进一 步恶化而严重的影响社会生产和稳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宋王朝制定了一系列的民事 实体法和程序法以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宋代行政与司法合一的体制下，对民事 案件的审判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在地方政府所判的大量的民事案件中，因官员的 故意枉法或误判而出现的错判案件成为上诉的一个重要原因。范应铃在“漕司送下互争 田产”案中指出：“乡民持讼，或至更历年深，屡断不从，故多顽嚣，意图终讼，亦有 失在官府，适以起争。如事涉户昏，不照田令，不合人情，偏经诸司，乃情不获已，未 可以一概论。”[12]对于因误判而导致当事人提起的上诉案件，官府表达了一种认同的 态度。
民事上诉的再一个原因是当事人以健讼为能事，反复上诉，无端骚扰官府和对方当事 人，如胡颖判曾仕珍父子侵用已检校财产案，曾仕珍父子反复无理呈控，在不到两个月 的时间里，即遍经诸司，“本府未及结断，而遽经漕司，漕司方为索案，而又经帅司， 帅司方为行下，而又经宪司”。[13]刘克庄判潜彝招桂节夫、周氏、阿刘诉占产事，潜 彝前后骗人田产，巧取强夺，不可胜计。如挟取周氏、阿刘孤儿寡妇之业，已经官司定 夺，犹拒不执行，又撰造淳三年(1243)买桂仔贵田契，前后经饶州及提刑司判决，仍以 健讼为能事，甚至于“辄用干人越经内台”上控。刘克庄指其为“可谓小人之无忌惮者 ”。[14]
而一些教唆词讼的健讼之人的活动，更是增加了民事上诉案件的复杂性。南宋时期曾 在漳州任职的陈淳指出：教唆词讼之人，“皆于影下教唆，或小事妆为大事，或无伤妆 为几伤性命，或一词实而妆九虚以夹之，或一事切而妆九不切以文之。承行之吏亦乐其 人为鹰犬，而其人亦乐于挟村人之财与之对分。此词讼之所以日繁一日，听断之所以徒 为虚劳而善良者之所以虚被其挠也。”[15]虽然宋代政府对于健讼之人要进行惩治，但 是这种现象却始终也难以禁绝。
二
行政与司法合一是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宋代也不例外，宋代地方行政 机构分州县两级制，与州平级的政府机构有府、军、监。此外，宋代又在州以上设置路 一级的监察区，各路先后设立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司等机构作为监司。县、州、监司 以及各路的安抚司全都具有审判民刑案件的司法职能。
有的学者认为宋代民事诉讼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定，[16]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法令明确 规定：“人户讼诉，在法，先经所属，次本州，次转运司，次提点刑狱司，次尚书本部 ，次御史台，次尚书省”。对判决不服的当事人，有很多次上诉的机会，但是必须依法 逐级上诉，对于“隔越陈诉”者，要予以“惩革”。[17]表明宋代民事诉讼的程序是非 常严密的。民事上诉是从州(府、军、监)级地方政府开始。州的长官为知州，其职责是 “赋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18]州级地方政府又设通判州事一人， 职责是“掌贰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 签书施行”，[19]通判并非知州的属官，而是起着监州的作用。知州的属官有判官、推 官、兵马都监、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户参军、司法参军等职。其中录事参军是负责 审理民事案件的机构(后来也兼管刑事案件)。[20]此外，通判、判官、推官、司户参军 也都参与对民事上诉案件的审理。由于宋代规定州县令长必须躬亲狱讼，所以通判和其 他的州级政府官员在审理民事诉讼案件时，都没有独立的判决权，而只能是就案件的事 实审理清楚并就如何判决写出自己的意见报请知州决定。[21]
当事人如不服州级政府所判，即可以到监司上诉。宋代在州以上设立路一级的监察机 构，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分天下为十五路，神宗元丰八年(1085)增至二十三路。各路 先后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机构，称之为监司，以监察州县地方官员并 负责该路某方面的政务。监司虽职掌不同，但全都可以受理民事上诉。绍兴二十二年(1 152)高宗宣喻：“自来应人户陈诉，经县结断不当，然后经州，由州经监司。”[22]乾 道二年(1066)七月九日臣僚言：“缘在法，县结绝不当，而后经州，州又不当，而后经 监司。”[23]此外，地方上设置的安抚司(帅司)也审理民事上诉案件。
经监司审理不当的案件，则可以上诉到尚书本部，所谓尚书本部，是指尚书省辖有吏 、户、礼、兵、刑、工六部，刑事上诉到了中央政府机构以后，是由刑部审判，民事上 诉到了中央机构则首先是由户部审判，[24]这也是宋代民事与刑事诉讼程序上的一个重 要区别。户部在元丰改制之前，只是一闲置机构，元丰改制之后，户部的机构和事权扩 充，设户部左、右曹，户部左曹的职事中，便有审理户婚、田债等民事上诉案件的职责 ，“以田务券责之理直民讼”。[25]户部受理民事上诉案件以后，大都是转送非原审机 构的地方监司或州郡审理。徐道邻认为宋代民事诉讼的终裁机构是户部，[26]但我们从 前揭宋律所规定的上诉程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御史台也是法定的一级民事上诉机构， 不服户部所判，还可以上诉到御史台。表明户部虽然是中央政府机构中中最重要的民事 审判机构，但还算不上终裁机构。御史台作为宋代最高监察机构，具有司法监督与审判 疑案、大案的职能。孝宗乾道元年(1165)三月十七日，御史台官员曾说到其职事中包括 定夺婚田钱谷并诸色人词讼，“本台系掌行纠弹百官稽违，点检推勘刑狱，定夺疑难刑 名，婚田钱谷并诸色人词讼等，事务繁重。”[27]现存的南宋司法判词中就有御史台审 理民事上诉案件的记录，如绍定六年(1233)，余自强盗卖生父田业引致争讼，此案经县 、经州、经监司论诉，一直告到御史台方才结案。[28]
经过以上的上诉程序以后仍然不服判决者，还可以通过鼓司与登闻院进御状。至道三 年(996)七月已有“诸州吏民诣鼓司，登闻院诉事”的规定。[29]仁宗天圣八年(1030) 八月一日诏：“所有争论婚田公事，今后并仰诣登闻鼓院投进。”[30]现存宋代资料中 仍可看到当事人进御状，或皇帝亲自裁决民事诉讼的案例。如太宗淳化四年(993)十月 ，京畿平民牟晖因家奴丢失小猪而击登闻鼓上诉，太宗因与宰相曰：“似此细事悉诉于 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乃下诏赐千钱赔偿牟 晖的损失。[31]有的民事上诉为皇帝所知后，则是批示有关机构审理，太宗时，“开封 女子李尝击登闻鼓，自言无儿息，身且病，一旦死，家业无所付。”太宗诏：“本府随 所欲裁置之。”[32]以上两例，是当事人亲自击登闻鼓上诉。又据宋律规定，民事纠纷 财产标的数额巨大的，应呈请皇帝亲自裁判，如仁宗天圣中期，“雄州民妻张氏户绝， 有田产于法当给三分之一与其出嫁女，其二分虽有同居外甥，然其估缗钱万余，当奏听 载。仁皇曰：此皆细民自营者，无利其没入，悉以还之。”[33]以上三件案例，一件是 损害赔偿，两件是财产继承。皇帝直接过问民事案件，虽属少见之例，但也表明宋代民 事诉讼的最终审判由皇帝裁决。这一方面体现了皇帝对民事诉讼的重视，另一方面更 说明随着宋代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强化，皇权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司法权的控制 。
三
宋代地方政府受理民事上诉也有着严密的程序规定，南宋后期，黄震知抚州，发布司 法文告《词诉约束》，对受理到抚州上诉的案件规定了以下条件：
不经书铺不受，状无保识不受，状过二百字不受，一状诉两事不受，事不干己不受， 告讦不受，经县未及月不受，年月姓名不的实不受，披纸枷布枷、自毁咆哮、故为张皇 不受，非单独无子孙寡孀，辄以妇女出名不受。[34]
朱熹在任职潭州时写的司法文告《约束榜》规定到潭州上诉的当事人如果是一般民户 ，“并各就书铺写状投陈”。如果上诉人是官人、进士、僧道、公人(原注：谓诉已事 ，无以次人，听自陈)等，可以“听亲书状”，书状格式及所写内容要求与原告向第一 审的司法机构提起诉讼的起诉状相似，其目的同样是行使诉讼上的权利，以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不同之处在于：上诉人要求的不但是对自己权利加以确认，而且是变更原司 法机构的裁判。所以，上诉状的内容除了要写明上诉人的姓名，年龄，住址之外，还要 写上已是第几次上诉以及应该到该司法机构上诉的理由等等。朱熹的《约束榜》对上诉 到潭州的诉状格式及内容规定如下：
某县某乡某里姓名，一，年几岁，有无疾荫，合为状首，堪任杖责，系第几状。
一，所诉某人某事合经潭州。一，即不是代名虚妄，无理越诉，或隐匿前状。如违， 甘伏断罪号令。右某(原注：入事明注年月，指涉某事尽实，限二百字)。须至具状、披 陈，伏候判府安抚修撰特赐台旨。[35]
按照两宋法令规定，各级司法机构所审理的民诉案件结绝之后，要发给当事人断由(判 决书)。宋代的断由制度的基本要求是要说明案情的原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 由、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等等内容，断由制度明白地仅适用于“婚田差役之类 ”的民事诉讼，其立法之用意，最初虽主要是为了防止人户越诉，其后则更是起到防止 官员舞弊，保障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作用。[36]当事人提起民事上诉时必须要附上断由 ，不然不受理。但有的民事案件起诉到县衙以后，已过审判期限而县衙仍未结案，当事 人亦可到上级司法机构提起上诉，孝宗乾道二年(1166)规定：民间词诉，“在州县半年 以上不为结绝者，悉许监司受理。”[37]类在县衙原本就没能结绝的民事诉讼，自然没 有断由可以附同上诉状一齐上交。朱熹的做法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上诉状中必须说明经 县未予结绝的原因、经过等等情况，不然要予以惩治：“今仰民户，经由书铺依式书状 。仍于状内分明声说，的于某年某月日经县陈诉，已经几日本县不结绝，以凭行遣。如 不明注经县月日，或不候限满，妄称已过所立日限陈述。致追承行人到州，见得元经月 日未及，其人户连书铺并行收坐，仍毁劈书铺名印。”在递交上诉状时，如有“干照契 据”等书证，连状递上，如有新的事实和证据即“未尽因依”，应在上诉状中说明，“ 听录白连粘状前。”[38]
在开庭审理前三日，受理上诉审的机构贴出开庭通知。上诉人必须按时出庭受审，规 定期限不出庭则视为自动放弃上诉。“朝省、台部以及所在诸司，凡送下州县词诉，必 待词主出官而后施行。门示三日，词主不到，则缴回原牒，此定格也。”[39]
为了防止上诉过程中出现徇私舞弊枉法用情的弊端，宋律规定受理民刑上诉案件的州 或监司绝不能指派原审司法机构或官员审理，上诉到州级政府的民事案件，由知州指派 属官审理，“诣州诉县理断事不当者，州委官定夺。”上诉到监司的案件，则是由监司 送邻州委官定夺，“若诣监司诉本州者，送邻州委官”，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当事人可 以向上级越诉，“诸受诉讼应取会与夺而辄送所讼官司者，听越诉，受诉之司取见诣实 ，具事因及官吏职位姓名，虚妄者具诉人，申尚书省。”违法官吏要“重行黜责”。[4 0]
至于上诉到户部的民事上诉案件，一般也是委送与原审机构不相干的地方政府机构审 理，户部对于委送的案件还要定期检查(置籍稽考)审理情况。如嘉定六年(1213)十月二 十六日，权户部侍郎李珏的奏言，曾说到户部置籍稽考诸路监司并州郡承受本部委送民 讼的情况：“窃惟今日中外之弊，莫甚于按牍积滞，吏司因循，视民政为不切之务。近 因置籍稽考诸路监司并州郡承受本部妥(委)送民讼，截至九月终，未结绝共一千三百三 十四件，其间盖有经数年尚未结绝，近而两浙转运司未结绝者亦二百四十余件，是致人 户不住经部经台催趣。”因此建言朝廷，“乞许从本部仿财赋殿最之法，岁终将诸路诸 郡所受台部符移，按其淹延最甚者，申朝廷量行责罚，至于留意民政，狱讼平理，并无 违滞，亦许以姓名上闻，特加旌擢。庶使为政者皆知以民事为急。”这一建议为朝廷所 采纳。[41]
两宋法令对于民事上诉案件的判决，未见有专门的规定，但从现存的书判中所见的司 法实践中，可以分为维持原判、改正原审判决、发给下属司法机构重审等几种情况。
一、维持原判，如南宋后期，王方之弟王平，贫无资给，堂弟王子才怜其无依，收置 门首，管看典库，使王平藉此以自活。王平死后，王方驾虚入词，称其弟王平有财本五 百千，为王子才所占有，县衙判王方败诉，王方复讼于提举司，提举司经审理后，认为 原判正确，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42]再如淳佑二年(1242)，钱孝良称牛大同伪造伯 父钱居茂遗嘱，强占山地，有词于县，县不直之，再词于府。审理此案的吴革认为，牛 大同若果是伪作遗嘱，强占山地，钱居茂的妻子汪氏、儿子钱孝忠诉之可也，今汪氏与 孝忠俱不以为非，孝良其何词乎?况将遗嘱辨验，委是居茂亲笔书押，因而维持原判， “令牛大同凭遗嘱管业”。[43]
二、改正原判，如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错误的，即依法作出改 判。如南宋宁都县林知县在审理丁昌户绝案时，明知丁昌之妻阿甘虽招到接脚夫，但有 三岁以下收养之子，非户绝分明，但由于收养时未到官府办理“除附”的收养手续，于 是根据“除附法”裁判将丁昌产业作户绝籍没。阿甘不服上诉，提刑司经对阿甘的上诉 进行审理之后，认为本案的事实清楚，林知县在适用“除附法”方面有误，并据此裁判 阿甘的上诉请求胜诉。[44]再如绍定二年(1229)八月，唐昌乡民陈嗣佑将山地作价七贯 ，立契卖与何太应，当时陈嗣佑既已离业，何太应亦已过税，实为正行交易。十年以后 ，在淳二年(1242)陈嗣佑有词于县，谓当来止是抵当，初非正行断卖，意欲取赎。知县 以唐昌风俗多有抵当之事，兼此地段，嗣佑于宝庆二年以十三千得之，不应于绍定止以 七贯折价出卖，疑是抵当，判令何太应退赎。何太应不服所判，提起上诉。受理上诉的 吴革认为县判因认定事实错误而作出了错误判决，并根据“诸典卖田地满三年，而诉以 准折债务，并不得受理。”的法律规定，裁定何太应胜诉，“照绍定二年买到赤契管业 。”[45]
三、对于事实不清的案件，则是发给非原审机构的下属机构重审。上诉审机构认为原 审所认定的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需要进一步查清事实的，按宋代法令的规定，是发给 原审州县的相邻州县审理，因为重审机构只是受上级机构的委托进行审理，并在审理结 束以后，写出判决意见(拟判)再申报上级官府，由上级官府长官自行决定，所以这仍然 属上诉案件的审判。
以上由州级政府或地方监司对民事上诉案件作出判决以后，不论是维持原判或是改正 原判，都得作出断由(判决书)发放给当事人，作为执行判决或继续上诉的依据。
州县民户词诉已经朝省监司受理，发下所属州县重新审理者，定有词诉结绝时间的限 制，一个月之内就得结案。绍熙五年九月十四日明堂赦：“州县民户词诉已经朝省监司 受理，行下所属州县追究定夺之类，往往经涉岁月不与断理，使实负冤抑之人无由申雪 。仰诸路监司催促，限一月以公结绝。”[46]
为了保障民事上诉制度得以确实施行，宋代法律还制定了严密的监督措施对不严格依 法办事的政府官员以监督。如户部对于发给监司及州县的民事案件不仅要求限期结案， 而且要将执行情况申尚书省。乾道四年(1168)六月十八日，根据权户部尚书曾怀所言“ 近来监司、州县承受省部看详定夺事件，动经岁月，不为结绝”的情况，朝廷立法规定 ：“行下诸路，自指挥到日，并限一月结绝，具名件申尚书省。”[47]庆元六年(1200) 五月十四日诏：“户部行下所属曹部，将目今应干累年末了词诉公事，须管目下尽行定 断，不得仍前循习旧弊，复致积压词诉不绝，各具已结绝名件申尚书省。”[48]一般情 况下，地方官府审理民事诉讼的处理不当或积滞淹延最甚者，往往由尚书省量行责罚。 或是作为考核政绩时的一个不利因素。[49]以使为政者能充分注重民事诉讼。
四
宋代关于民事上诉制度的种种规定，对于保障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保障当事人的合 法利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有很多上诉的机会，这有助于 减少冤抑。
宋代民事上诉不设审级的限制，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即有的当事人明知理屈，仍然希 图侥幸而任意上诉，甚至无理缠讼，以致有的民事案件经多次上诉后仍未能结案，削弱 了案件的即判力，对社会的安定极为不利并严重影响对方当事人的正常生活。如前揭嘉 定三年(1210)宁都县谢文学诉嫂黎氏立继案，长达五年之久，使得案件长期不能结绝。 尤其严重的是在南宋后期建阳县的一件案例，民妇傅氏在丈夫去世之后，立同宗三岁之 侄为嗣，并经官除附，傅氏的收养行为完全合乎法律的规定。而有族人陈鉴者，“乃垂 涎资财，见利忘义，欲以已子搀继”。于是无端兴讼，并反复上诉，“自县而州，自州 而监司，自监司而省部，滚滚二十余年，词讼始绝。其所以苦傅氏者，可谓酷矣。”其 后陈鉴仍不罢休，又兴词告论傅氏的养子陈兴老与黄渊“违法交易”，“讼之于县，已 责退状，又复翻讼。讼之于州，已行结绝，又复兴词，今又上烦监司听受。”陈鉴对陈 兴老的反复缠讼，被官府认为是“健讼”，而对于健讼之人，官府可以按照“不应为” 的条款科罪。本案的判决即为：“在法；事不干己者，不许受理。今陈鉴以不干己之事 ，故为陈兴老之扰，官司不可不以其末而求其本，不可不因其迹以诛其心，合给断由， 付陈兴老收执，以为永远之照。自后陈鉴如恃健讼，再敢人词，照不应为科罪。”[50] 虽然官府对“健讼”之人加以惩治，但健诉之人无理缠讼扰害对方当事人的情况仍然是 时有发生。
宋代是一个比较重视法制的时代，反映在民事诉讼方面，亦是如此，宋代政府所制定 的较为详备的民事上诉程序法，表明宋代统治者对于民事案件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尤其 是上诉过程中不允许原审机构插手，以及对上诉案件审理的严格的结案时间规定等等措 施，为保障宋代的民事审判的正常进行，防止官府任情轻重、贪赃枉法、维护民事诉讼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宋代的民事上诉制度在中国传统法制史上占有重 要的地位，丰富了传统法文化的内容，虽然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健讼之 人无理缠讼影响判决效力和社会安定等等弊端，但总的来看应该是利大于弊。
收稿日期：2003-02-28
作者介绍：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屈超立(1953—)，男，四川开江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 从事中国法制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