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怀沙研究看屈原的悲剧价值doc

由《怀沙》研究看屈原的悲剧价值

中文师范032 王 莉 莉

摘要: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怀沙》是屈原的绝笔之词,是研究屈原生平、思想的重要作品之一。本文以《怀沙》为突破口,通过对《怀沙》的单篇分析来探讨屈原的悲剧人生。从社会悲剧、生命悲剧以及悲剧艺术三方面进行论述,从社会、个人、文本三个角度剖析屈原的悲剧价值。因此,诗人的死不仅仅是肉体的消亡,更是精神和价值的体现。《怀沙》将诗人的悲剧推向高潮,从而使诗人的悲情人生永远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关键词: 屈原,怀沙,悲剧价值

《怀沙》是《九章》中的重要篇章之一,是研究屈原生平、思想、艺术创作等方面的重要作品。它是屈原对自身的回顾总结,预示着诗人投水自沉的命运,蕴涵了诗人的内心独白,是一曲令人哀叹的悲歌。历年来,研究者们主要围绕《怀沙》的题解、《怀沙》是否是屈原的绝命诗、《怀沙》中所包含的生死观等问题来讨论。尤其是《怀沙》的题解问题,研究者众说纷纭、各抒己见:

前人关于《怀沙》的题解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怀沙石自沉。”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1]东方朔《七谏·沉江》:“怀沙砾以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塞。”朱熹《楚辞集注》:“怀沙,言怀抱沙石以自沈也。”[2]从释义角度解释“怀沙”二字。王夫之《楚辞通释》:“怀沙者,自述其沈湘而陈尸于沙碛之怀。”[3] 第二种观点为:“感怀长沙。”这是明清时期兴起的另一种解释。学说首创者汪瑗在《楚辞集解》中称:“怀者感也,沙指长沙。”[4]认为沙是指地名长沙。李陈玉《楚辞笺注》:“旧谓怀沙石以自死,非也”,极力否定“怀沙石自沉”一说。赞成此说的还有学者蒋骥,他在《山带阁注楚辞》中说:“怀沙之名,与哀郢,涉江同义。沙本地名,循甲经,沙土之祗,云阳氏之墟,纪云阳氏,神农氏,皆宇于沙。即今长沙之地,汨罗所在也。曰怀沙者,盖寓怀其地,欲往而就死焉耳。”[5]

后代学者在研究《怀沙》题解时大都以这两种观点为基础,得出新论。很显然,“怀沙石自沉”一说更具说服力。屈原在《离骚》中说:“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王逸《楚辞章句》注:“彭咸,殷贤大夫,谏其

君不听,自投水而死。”[6] 彭咸,乃颛顼的后世子孙,楚人的祖伯,是个胸怀大志、刚正不阿、不从流俗的人,遭遇与屈原有所相似,屈原对他怀有很深的感情,在作品中多次提及此人,大有效仿之意。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中也认为“顾志之有像”中的“有像”二字即欲法彭咸之死也。彭咸既投汨罗,屈原必当从之。再者,据考证,“长沙在屈原的年代不称‘沙’,而称‘青阳’。”[7]长沙作为地名是出现在秦之后,秦以前楚国内的长沙之地称“青阳”,而后来出现的长沙,也不能简称为“沙”。所以,“感怀长沙”一说自然有失偏颇,“怀沙石自沉”才是《怀沙》精髓的体现。

一、社会悲剧

(一)个人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碰撞

屈原生活在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发生碰撞的战国。中原文化融儒、道、法于一体,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进步的代表。楚文化渊源流长,神秘浪漫,温文尔雅,充满人性美,但却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中原文化入侵楚国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屈原生长于楚国,骨子里流淌着楚文化浪漫的血液,但是他并没有排斥中原文化,而是从思想上接受了它,尤其吸取了法家精华。然而也就是这两种文化的碰撞,注定了诗人的悲剧。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墨、法、道诸派兴起。屈原的思想和政治主张都受到这些学说的深刻影响,很多人认为屈原集诸派思想于一身,是一位“杂家”。但笔者以为,屈原的思想更趋向于法家思想,屈原为振兴祖国而主张依法治国,他的法家思想在《怀沙》中有明显体现:“常度未替。”洪兴祖《楚辞补注》和蒋骥《山带阁注楚辞》都认为“度”即“法”,认为无论怎样改变,常法具在,主张贯彻法度。“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又体现屈原具有不畏强暴,不向恶势力低头的法家抗争精神。

但是法家崇尚改革与进步的同时又具有功利冷酷的实用主义,当改革不能顺利进行时,法家之人能及时调整心态,选择其他道路。而屈原的纯真浪漫将法家功利冷酷的一面摒弃了,他只汲取了法家立法制国、积极用世的进步性思想,使得吸收过来的法家思想失去了原有的平衡,变得极端。这种极端激进的思想危害到很多贵族的利益,并且与当时不提倡抗争的儒家、消极避退的道家、兼爱的墨家思想也不相融合,违背了当时的大环境,受到来自个方面的阻挠。但屈原在贵族势力的压制下毫不动摇,坚持法治主张,面对庸俗的世态,屈原作为独行之士陷入了孤立的处境。自古以来,坚持正确道路的个人必然招致不幸,屈原又一次将自己推入了险境。

(二)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冲突

“人的实践本质上是社会的实践,孤立的个体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无力与自然对立,无法发挥充分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只有在社会中的人才能获得争取自由的力量。”[8]一个人的生命表现,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屈原便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个体,他的一切只有放到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洪流中才能体现出其完美的价值,他的生命表现建立在对故土的贡献之上。

1.个人对社会的促进

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一个普通的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伟大的英雄人物却往往是一个民族的典型形象。

屈原是楚国贵族,家世显赫。由“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可知屈原与楚王共祖,上推最早的祖先是古帝高阳氏,高阳是“五帝”之一颛顼的称号,楚族是其后裔。“屈”是氏称,昭、屈、景是楚王族三姓,且三姓中以屈氏年代最为久远,任要职者最多,如:屈瑕、屈重、屈完等等。屈氏是颇有文化传统的世族,对国家发展贡献颇多。屈原又是一个知识渊博、能言善辩的可塑之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详细记载了关于屈原在楚国的任职:“为左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9]屈原具有非凡的政治外交才能,这使他成为楚王的得力助手,社会的栋梁之才,初时,他对楚国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屈原受其他贵族势力的排挤,遭流放。在其流放期间,楚国在一些奸诈、贪婪、目光短浅的贵族们的经营下,内政外交处处失利,国家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国力遭到严重摧残,楚怀王沦落至秦,含恨而死,楚国逐渐滑向衰败的深渊,难逃灭亡的厄运。可见,英雄人物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2.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制约

屈原生活在楚怀王、顷襄王时代,此时的楚国已呈现由盛转衰的局面。在《怀沙》中,屈原回顾自己一生遭遇时,描绘了朝中 “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的环境;刻画了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的小人目光短浅,有眼无珠的丑态;无情的鞭挞了社会的黑暗,痛斥奸诈之辈的虚伪无耻。楚王昏庸愚昧,缺乏治理国家的政治才干,又荒淫奢侈,他听信小人谗言,疏远屈原,直接导致诗人不被重用的局面,使诗人对当权丧失信心。屈原身处乱世之邦,现实给屈原提供了一个悲剧的舞台,他的理想抱负淹埋在混浊的污水里,空怀一腔热情,无处抛洒。屈原的个人价值本应体现在

对国家的忠贞与贡献上,但是现实环境不容许他施展抱负,郁闷孤独之下产生脱离尘世束缚的想法,最终投水自沉,发出“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庸君之识”的呼声,体现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独特冷静。

可见,社会对个人的制约也相当巨大,黑暗的社会只能让伟大的英雄人物怀才不遇、穷途末路。也许有人会疑惑:“楚王重用屈原难道楚国就不会灭亡吗?”当然不是。但缺乏屈原这样的人才楚国势必加快灭亡的脚步。英雄人物的消亡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的混乱,没有英雄人物,社会发展缺乏指导性方向。屈原的消逝为国家存亡敲响了警钟,他的死体现了自身高尚的节操与执著的追求,是诗人一生中最灿烂的闪光,体现了诗人的社会价值,但无疑是楚国的悲哀。

二、生命悲剧

(一)人格的悲情

1.坚守理想的执著精神

“悲剧的意蕴又体现在悲剧人物对自己的人格理想和生命价值的维护上。”[10]人的一生总会具有一定的奋斗目标,被称为人生理想,伟大的人生理想总是向人们闪耀着无限的光芒,激起人们最强烈的追求,从而使人充分发挥潜能,发挥情感力量,使人的实践活动更加迷人。悲剧人物往往更注重自己的理想追求,屈原更是如此。

屈原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趋炎附势、媚上欺下的小人,他不愿向跟他对立的群体妥协,不愿顺从大潮流,尽管知道会粉身碎骨,仍坚持不懈,“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一生企求完美的政治理想,坚守坚定的人生目标,崇尚丰富的审美追求。他一直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实现自己的理想,且一直以“皓皓之白”作为人生追求,志向高洁,渴望自我提升,建功立业的思想异常强烈。他在《怀沙》中说:“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称自己才力盛壮,可任重载,可惜怀瑾握瑜,无处施展。“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画志墨兮,前图未改。”充分展示了诗人以改变初衷为耻,以坚持原则为荣的执著精神。

屈原在《怀沙》中用对比的手法表现出他与君王、小人、社会的矛盾。理想跟现实发生了冲突,诗人想坚守理想、保持美好的品质便不能被浊世所容纳,他和那个浑浊多变的社会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身心倍受煎熬。但屈原没有向恶势力低头,忠于理想的决心没有改变,认为理想一旦毁灭,生存便毫无意义,只有以死来表明自己对理想的执著。只是,坚守理想的方式有无数种,诗人却选择了最激烈的一种,更表明了追随理想的坚定决心。

“悲剧在于每一方面都把一种片面的理解推到极端,因而使它转变成为一种错误,所以互相否定,两败俱伤,冲突才得以解除,又恢复到冲突以前的平衡。”[11]屈原就是这样,他追

随理想,走向毁灭,使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得以解除。他为理想而放弃生命的行为,让悲剧的效果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转为崇高和永恒。

2.忠君爱国的道德使命感

道德是一种人文指向,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都极其强调道德,呼唤道德。屈原是一个视道德为人生之最的人,他的身上蕴涵着极强的道德感,对国家人民的忠诚,对恶势力的抗争,对高尚情操的执著等等。他所处的时代给了他施展的空间,

屈原对君王的忠诚导致了自身的悲剧。屈原是贵族之卿,早期受君王的重用,立志为君王效劳,他的远大理想中含有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他把国家的命运跟君王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君王是主宰国家命运的唯一人选,他对君王的感情日月可昭,虽然有时候也表示出对君王的不满,却仍对怀王抱有希望,在其作品中对楚王怀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在《怀沙》中,他表面直接抒发“不遇明君”的痛苦,渴望有像禹、汤一样的明君来重用自己,实际上内心无处不包含着他对怀王的关怀,希望怀王以史为鉴,做正直的君王,不要被群小蒙蔽。并且重申自己坚决不改初衷的决心:“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在屈原的内心,即使楚王听信小人谗言,罢免屈原,给他毁灭性的打击,他仍然忍辱负重,留在国内,渴望再次受到楚王的重用。忠君恋阙之心,跃然纸上。

另外,屈原萌发的爱国情也是导致其悲剧人生的因素。在屈原所处的年代,有抱负的文人效忠本国还是效忠他国,是不会受到限制的,他们可以自主寻求施展才华的天地,屈原在《惜往日》中提到这样的景象:“闻百里之分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所以,对于屈原投水自沉的做法,历代文人不理解者众多,贾谊《吊屈原赋》: “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故都也。”认为屈原没有必要一味的等待,与其痛苦落寞,不如效忠他国,以施展自己的才华。

但是,屈原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哀郢》);“哀见君而不得再,望长楸而太息兮。”(《哀郢》)他的一生都在牵挂国家前途,担心朝政被奸党把持,走向灭亡。他没有被当时的“出仕他国”的潮流所影响,自身形成了明确的爱国思想,永远忠于祖国。即使在对一切都失望后,他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祖国,更不忍心看到祖国走向灭亡,绝望至极选择投水自沉。《怀沙》中流露出的自杀意念,正是屈原爱国之心的体现,这种对国家真挚的爱是不容忽视的。

心理学表明:“现实中的一部分人自杀是为了警醒社会和当权者,从而以死相谏。”[12]屈原为了挽救君王和国家,以死明志。只是,屈原缺乏像政治家一样的冷静,不能理智的判

断哪种方法更适合自己,而是冲动的从情感角度决定一切,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他用《怀沙》向世界告别,径直流露出自杀的意念并随之以实际行动证明。他内心忠君爱国的道德原则不容许他改变初衷,也正是这样的道德束缚造成了诗人一生的苦痛与悲剧的人生,展现了诗人的人格价值。

(二)生命的悲壮

对人而言,生命异常珍贵。屈原是是大千世界的平凡人,和其他人一样,他内心充满了对生命的渴望、隐含着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却又有一股力量让他义无反顾地踏上死亡之路。这似乎很矛盾,到底是什么让他失去了对生的渴望呢?又是什么让他从容的面对死亡呢?《怀沙》会给我们解开此谜。他在《怀沙》中透露出的对生命的大彻大悟、对死亡的沉着释然,展现无限悲情,体现独特的人生价值,读之感觉回肠荡气。

1.生命之重

《怀沙》是屈原以绝笔的形式向世人所作的最后告白。通过《怀沙》我们可以窥视诗人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具有的对死亡恐惧的惊悸,哪怕它隐藏在诗人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地方,我们也能从诗人的文笔中感觉到它存在的气息。

诗人多次写到极具生命力的自然景物,暗藏心中涌动的对生命的渴望。“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洪兴祖《楚辞补注》注曰:“孟夏四月,纯阳用事,煦成万物。草木之类,莫不莽莽盛茂。”“自伤不蒙君慧,而独放弃,曾不若草木也。”诗人开篇写景抒情,用自然景物旺盛的生命力来对比自身,动态的理解生命,体现了诗人对自我生命价值的重视,感叹生命宝贵的同时又哀叹理想无处归依之痛。从“日昧昧其将暮”联想到自己的生命犹如傍晚的太阳,快要耗尽,不免悲从中来。“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沅江湘江浩荡流,汹涌澎奔前方。”

[13]用水的奔腾不息,象征生命的激昂。

人生生年即减年,出生就等于走向死亡,生命是极其短暂的过程,它宝贵、神秘、深邃。于是人类总是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人们害怕死亡,甚至惧怕任何一种可能导致死亡的行为,如:车祸、疾病、贫穷、自然灾害等等。如此重视生命价值的诗人却主动靠近死亡,他的内心必定充满了恐惧与不安的颤抖,这种恐惧令人顿生惋惜哀痛,为诗人的死染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2.死亡之美

在战乱频繁、风雨飘摇的战国,屈原背负着他的理想独行,以个人意志反抗群体意志,坚守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但是寡不敌众,当所有的挽救和努力都成徒劳,屈原便决定以死殉之。

“屈原写作后期《怀沙》《悲回风》时,已经由被‘放’转为被‘迁’。在先秦,‘放’有一定的期限,而‘迁’则再无返回朝廷的可能。”[14]如此巨大的打击对于爱国的屈原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他的精神防线完全崩溃。在《怀沙》中他多次提及不被君王重用的无奈:“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洪兴祖《楚辞补注》注曰:“能文能质,内以疏达,众人不知我有异艺之文采也;材木委积,非鲁班则不能别其好丑。国民众多,非明君则不知我之能也。”[15]乱辞中也体现了这样的感情:“修路幽蔽,道远忽兮。”“怀质抱情,独无匹兮。伯乐既没,骥焉程兮。”抒发自己不被重用的苦闷。发出“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的悲叹,自知不遇,聊作词赋,以舒展忧思,自度以死之而已,终无它志。于是经过深思熟虑,毅然说出“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这段话将感情推向高潮,诗人表明自己将执忠死节的决心,这种精神可歌可泣,可悲可叹。就这样,屈原写下了他生前最后一篇作品《怀沙》,诗人救国希望幻灭,彻底绝望,深感已无生存下去的意义,此时的诗人无疑是痛苦的,但在痛苦的同时获得了一种人身价值的自我肯定。人不免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诗人的死亡之重正源于他的人格之高,悲剧之美。其志高,其情忠,其人悲,尽寓其中。

三、悲剧艺术

悲剧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是其它艺术作品无法比拟的。同样,我们从艺术的角度去研究悲剧意义,也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从《怀沙》文本出发,通过审美主体的阅读感受,同样能解读其中蕴涵的悲剧意蕴,更好的探讨屈原的悲剧价值。

(一)文本的力量体现悲剧意义

1.《怀沙》——绝笔之词

《怀沙》是诗人的绝笔之词,这是它作为悲剧的重要原因。它承载了诗人的苦痛与悲伤,包含着诗人的孤独与寂寞,象征着诗人的肉体即将毁灭,美好的事物即将消逝。又以丑衬美,屈原的肉体虽然销毁,但随之而来的精神却诞生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境界得到了升华。

《怀沙》的主人公是屈原的真实写照。诗人先抒发到流放地的心情:“艳阳高照,生机勃勃的美好四月,自己的处境却是那么狼狈,心情低落悲哀。”两者形成鲜明对比,接着诗人开始回忆自己的历程,用自己的“内厚质正”、“怀瑾握瑜”与小人的“非俊疑杰、少见多怪”对比,烘托出一个另人唾弃的荒唐的社会背景,哀叹“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最后,诗人下定决心,发出“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的呼声。

屈原用纯正但又不失锋利的笔锋剖析内心,将一个具有美好品质的君子的坎坷境遇、无人理解的落寞展示给世人,叙述了一个美好的贤士走向死亡深渊的心理过程。它时刻激励人们永远坚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因为即使肉体消亡,精神也会在失败、毁灭乃至死亡中得到升华和超越,深刻的哲理与英雄的格调将在人间永存。

2.《怀沙》—“自杀沟通”的方式

根据赵逵夫的观点:“诗人是仲夏之时投水而死。”《怀沙》开头又称:“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可以推测,《怀沙》写于孟夏即四月初,所以《怀沙》应作于诗人死前一个月左右。心理学表明:“死亡前期产生绝望到自杀行为实施的一段时间称为自杀潜伏期。”[16]而《怀沙》正是作于诗人的自杀潜伏期期间,诗人将自己的想法诉诸笔端,其人其文极其微妙。“60%---80%的人在自杀前都曾间接或直接流露出自杀意念,多数陷于自杀的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就构成了‘自杀沟通’。”[17]但是对于这种“自杀沟通”,周围的人们往往不能做出适时适当的反应。台湾女作家三毛自杀前也曾有过暗示,但最终由于被人忽视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屈原在自杀前也有类似“自杀沟通”的行为,即《怀沙》的创作。诗人通过诗作与世人沟通,表现出内心的想法。屈原流放在外时极度渴望得到重返朝廷效力的机会,用生命提醒世人不要漠视他的存在,但是他的愿望被当权漠视,被世人忽视,诗人只好继续孤独寂寞,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当《怀沙》被赋予这种特别的色彩,它的悲剧价值便增添了几分。

(二)艺术审美突显悲剧崇高

“悲剧表现苦难和毁灭的过程,是为了突出真、善、美的价值;悲剧中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是对丑恶势力的强烈否定;有价值的东西被恶势力毁灭的过程,是欣赏者的认识和情感的更高层次上获得肯定和再生的过程。”[18]“悲剧的主体具有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理想,但强大的客体作为一种客观力量总是打击与扼杀这种理想,造成痛苦、忧郁和悲伤。”[19]从欣赏者的角度来看,悲剧所产生的审美效果,是由恐惧转向愉悦,由惊叹转为振奋。

初读《怀沙》的过程中,审美主体往往会同情屈原的坎坷境遇,感慨诗人生不逢时的尴尬与无奈,痛惜诗人以“皓皓之白”自沉汨罗的结局,从而引起悲悯和哀痛。但反复阅读之后,我们便可以发现,事实上《怀沙》的主人公在身心遭受双重折磨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是临危不惧、至情至性的坚定与顽强。他伟大的人格追求,坚定的价值取向,不凡的人生境界都令审美主体感到无比震撼,人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一种坚不可摧的勇气,认识到了 生存的真正价值,他们的心里开

始产生了一种超越自我,趋向崇高的心理冲动。至此,悲剧的价值才得以真正体现。

屈原的一生充满了悲剧价值,《怀沙》因其独特的地位而受到关注。本文通过分析《怀沙》来探讨屈原的悲剧价值,从社会、个人、文本三个角度来,探讨了屈原的社会价值、个人价值以及《怀沙》文本的悲剧价值。在这个变化多端的新世纪,当人们吃棕子、赛龙舟的时候,仍会牵挂二千多年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虽死,精神却永不泯灭,他伟大的悲剧价值在悲壮厚重的历史长河中永远闪耀着夺目的光辉,更值得后人去思考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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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王旭晓.美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4

由《怀沙》研究看屈原的悲剧价值

中文师范032 王 莉 莉

摘要: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怀沙》是屈原的绝笔之词,是研究屈原生平、思想的重要作品之一。本文以《怀沙》为突破口,通过对《怀沙》的单篇分析来探讨屈原的悲剧人生。从社会悲剧、生命悲剧以及悲剧艺术三方面进行论述,从社会、个人、文本三个角度剖析屈原的悲剧价值。因此,诗人的死不仅仅是肉体的消亡,更是精神和价值的体现。《怀沙》将诗人的悲剧推向高潮,从而使诗人的悲情人生永远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关键词: 屈原,怀沙,悲剧价值

《怀沙》是《九章》中的重要篇章之一,是研究屈原生平、思想、艺术创作等方面的重要作品。它是屈原对自身的回顾总结,预示着诗人投水自沉的命运,蕴涵了诗人的内心独白,是一曲令人哀叹的悲歌。历年来,研究者们主要围绕《怀沙》的题解、《怀沙》是否是屈原的绝命诗、《怀沙》中所包含的生死观等问题来讨论。尤其是《怀沙》的题解问题,研究者众说纷纭、各抒己见:

前人关于《怀沙》的题解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怀沙石自沉。”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1]东方朔《七谏·沉江》:“怀沙砾以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塞。”朱熹《楚辞集注》:“怀沙,言怀抱沙石以自沈也。”[2]从释义角度解释“怀沙”二字。王夫之《楚辞通释》:“怀沙者,自述其沈湘而陈尸于沙碛之怀。”[3] 第二种观点为:“感怀长沙。”这是明清时期兴起的另一种解释。学说首创者汪瑗在《楚辞集解》中称:“怀者感也,沙指长沙。”[4]认为沙是指地名长沙。李陈玉《楚辞笺注》:“旧谓怀沙石以自死,非也”,极力否定“怀沙石自沉”一说。赞成此说的还有学者蒋骥,他在《山带阁注楚辞》中说:“怀沙之名,与哀郢,涉江同义。沙本地名,循甲经,沙土之祗,云阳氏之墟,纪云阳氏,神农氏,皆宇于沙。即今长沙之地,汨罗所在也。曰怀沙者,盖寓怀其地,欲往而就死焉耳。”[5]

后代学者在研究《怀沙》题解时大都以这两种观点为基础,得出新论。很显然,“怀沙石自沉”一说更具说服力。屈原在《离骚》中说:“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王逸《楚辞章句》注:“彭咸,殷贤大夫,谏其

君不听,自投水而死。”[6] 彭咸,乃颛顼的后世子孙,楚人的祖伯,是个胸怀大志、刚正不阿、不从流俗的人,遭遇与屈原有所相似,屈原对他怀有很深的感情,在作品中多次提及此人,大有效仿之意。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中也认为“顾志之有像”中的“有像”二字即欲法彭咸之死也。彭咸既投汨罗,屈原必当从之。再者,据考证,“长沙在屈原的年代不称‘沙’,而称‘青阳’。”[7]长沙作为地名是出现在秦之后,秦以前楚国内的长沙之地称“青阳”,而后来出现的长沙,也不能简称为“沙”。所以,“感怀长沙”一说自然有失偏颇,“怀沙石自沉”才是《怀沙》精髓的体现。

一、社会悲剧

(一)个人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碰撞

屈原生活在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发生碰撞的战国。中原文化融儒、道、法于一体,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进步的代表。楚文化渊源流长,神秘浪漫,温文尔雅,充满人性美,但却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中原文化入侵楚国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屈原生长于楚国,骨子里流淌着楚文化浪漫的血液,但是他并没有排斥中原文化,而是从思想上接受了它,尤其吸取了法家精华。然而也就是这两种文化的碰撞,注定了诗人的悲剧。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墨、法、道诸派兴起。屈原的思想和政治主张都受到这些学说的深刻影响,很多人认为屈原集诸派思想于一身,是一位“杂家”。但笔者以为,屈原的思想更趋向于法家思想,屈原为振兴祖国而主张依法治国,他的法家思想在《怀沙》中有明显体现:“常度未替。”洪兴祖《楚辞补注》和蒋骥《山带阁注楚辞》都认为“度”即“法”,认为无论怎样改变,常法具在,主张贯彻法度。“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又体现屈原具有不畏强暴,不向恶势力低头的法家抗争精神。

但是法家崇尚改革与进步的同时又具有功利冷酷的实用主义,当改革不能顺利进行时,法家之人能及时调整心态,选择其他道路。而屈原的纯真浪漫将法家功利冷酷的一面摒弃了,他只汲取了法家立法制国、积极用世的进步性思想,使得吸收过来的法家思想失去了原有的平衡,变得极端。这种极端激进的思想危害到很多贵族的利益,并且与当时不提倡抗争的儒家、消极避退的道家、兼爱的墨家思想也不相融合,违背了当时的大环境,受到来自个方面的阻挠。但屈原在贵族势力的压制下毫不动摇,坚持法治主张,面对庸俗的世态,屈原作为独行之士陷入了孤立的处境。自古以来,坚持正确道路的个人必然招致不幸,屈原又一次将自己推入了险境。

(二)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冲突

“人的实践本质上是社会的实践,孤立的个体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无力与自然对立,无法发挥充分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只有在社会中的人才能获得争取自由的力量。”[8]一个人的生命表现,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屈原便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个体,他的一切只有放到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洪流中才能体现出其完美的价值,他的生命表现建立在对故土的贡献之上。

1.个人对社会的促进

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一个普通的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伟大的英雄人物却往往是一个民族的典型形象。

屈原是楚国贵族,家世显赫。由“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可知屈原与楚王共祖,上推最早的祖先是古帝高阳氏,高阳是“五帝”之一颛顼的称号,楚族是其后裔。“屈”是氏称,昭、屈、景是楚王族三姓,且三姓中以屈氏年代最为久远,任要职者最多,如:屈瑕、屈重、屈完等等。屈氏是颇有文化传统的世族,对国家发展贡献颇多。屈原又是一个知识渊博、能言善辩的可塑之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详细记载了关于屈原在楚国的任职:“为左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9]屈原具有非凡的政治外交才能,这使他成为楚王的得力助手,社会的栋梁之才,初时,他对楚国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屈原受其他贵族势力的排挤,遭流放。在其流放期间,楚国在一些奸诈、贪婪、目光短浅的贵族们的经营下,内政外交处处失利,国家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国力遭到严重摧残,楚怀王沦落至秦,含恨而死,楚国逐渐滑向衰败的深渊,难逃灭亡的厄运。可见,英雄人物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2.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制约

屈原生活在楚怀王、顷襄王时代,此时的楚国已呈现由盛转衰的局面。在《怀沙》中,屈原回顾自己一生遭遇时,描绘了朝中 “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的环境;刻画了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的小人目光短浅,有眼无珠的丑态;无情的鞭挞了社会的黑暗,痛斥奸诈之辈的虚伪无耻。楚王昏庸愚昧,缺乏治理国家的政治才干,又荒淫奢侈,他听信小人谗言,疏远屈原,直接导致诗人不被重用的局面,使诗人对当权丧失信心。屈原身处乱世之邦,现实给屈原提供了一个悲剧的舞台,他的理想抱负淹埋在混浊的污水里,空怀一腔热情,无处抛洒。屈原的个人价值本应体现在

对国家的忠贞与贡献上,但是现实环境不容许他施展抱负,郁闷孤独之下产生脱离尘世束缚的想法,最终投水自沉,发出“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庸君之识”的呼声,体现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独特冷静。

可见,社会对个人的制约也相当巨大,黑暗的社会只能让伟大的英雄人物怀才不遇、穷途末路。也许有人会疑惑:“楚王重用屈原难道楚国就不会灭亡吗?”当然不是。但缺乏屈原这样的人才楚国势必加快灭亡的脚步。英雄人物的消亡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的混乱,没有英雄人物,社会发展缺乏指导性方向。屈原的消逝为国家存亡敲响了警钟,他的死体现了自身高尚的节操与执著的追求,是诗人一生中最灿烂的闪光,体现了诗人的社会价值,但无疑是楚国的悲哀。

二、生命悲剧

(一)人格的悲情

1.坚守理想的执著精神

“悲剧的意蕴又体现在悲剧人物对自己的人格理想和生命价值的维护上。”[10]人的一生总会具有一定的奋斗目标,被称为人生理想,伟大的人生理想总是向人们闪耀着无限的光芒,激起人们最强烈的追求,从而使人充分发挥潜能,发挥情感力量,使人的实践活动更加迷人。悲剧人物往往更注重自己的理想追求,屈原更是如此。

屈原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趋炎附势、媚上欺下的小人,他不愿向跟他对立的群体妥协,不愿顺从大潮流,尽管知道会粉身碎骨,仍坚持不懈,“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一生企求完美的政治理想,坚守坚定的人生目标,崇尚丰富的审美追求。他一直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实现自己的理想,且一直以“皓皓之白”作为人生追求,志向高洁,渴望自我提升,建功立业的思想异常强烈。他在《怀沙》中说:“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称自己才力盛壮,可任重载,可惜怀瑾握瑜,无处施展。“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画志墨兮,前图未改。”充分展示了诗人以改变初衷为耻,以坚持原则为荣的执著精神。

屈原在《怀沙》中用对比的手法表现出他与君王、小人、社会的矛盾。理想跟现实发生了冲突,诗人想坚守理想、保持美好的品质便不能被浊世所容纳,他和那个浑浊多变的社会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身心倍受煎熬。但屈原没有向恶势力低头,忠于理想的决心没有改变,认为理想一旦毁灭,生存便毫无意义,只有以死来表明自己对理想的执著。只是,坚守理想的方式有无数种,诗人却选择了最激烈的一种,更表明了追随理想的坚定决心。

“悲剧在于每一方面都把一种片面的理解推到极端,因而使它转变成为一种错误,所以互相否定,两败俱伤,冲突才得以解除,又恢复到冲突以前的平衡。”[11]屈原就是这样,他追

随理想,走向毁灭,使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得以解除。他为理想而放弃生命的行为,让悲剧的效果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转为崇高和永恒。

2.忠君爱国的道德使命感

道德是一种人文指向,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都极其强调道德,呼唤道德。屈原是一个视道德为人生之最的人,他的身上蕴涵着极强的道德感,对国家人民的忠诚,对恶势力的抗争,对高尚情操的执著等等。他所处的时代给了他施展的空间,

屈原对君王的忠诚导致了自身的悲剧。屈原是贵族之卿,早期受君王的重用,立志为君王效劳,他的远大理想中含有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他把国家的命运跟君王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君王是主宰国家命运的唯一人选,他对君王的感情日月可昭,虽然有时候也表示出对君王的不满,却仍对怀王抱有希望,在其作品中对楚王怀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在《怀沙》中,他表面直接抒发“不遇明君”的痛苦,渴望有像禹、汤一样的明君来重用自己,实际上内心无处不包含着他对怀王的关怀,希望怀王以史为鉴,做正直的君王,不要被群小蒙蔽。并且重申自己坚决不改初衷的决心:“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在屈原的内心,即使楚王听信小人谗言,罢免屈原,给他毁灭性的打击,他仍然忍辱负重,留在国内,渴望再次受到楚王的重用。忠君恋阙之心,跃然纸上。

另外,屈原萌发的爱国情也是导致其悲剧人生的因素。在屈原所处的年代,有抱负的文人效忠本国还是效忠他国,是不会受到限制的,他们可以自主寻求施展才华的天地,屈原在《惜往日》中提到这样的景象:“闻百里之分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所以,对于屈原投水自沉的做法,历代文人不理解者众多,贾谊《吊屈原赋》: “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故都也。”认为屈原没有必要一味的等待,与其痛苦落寞,不如效忠他国,以施展自己的才华。

但是,屈原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哀郢》);“哀见君而不得再,望长楸而太息兮。”(《哀郢》)他的一生都在牵挂国家前途,担心朝政被奸党把持,走向灭亡。他没有被当时的“出仕他国”的潮流所影响,自身形成了明确的爱国思想,永远忠于祖国。即使在对一切都失望后,他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祖国,更不忍心看到祖国走向灭亡,绝望至极选择投水自沉。《怀沙》中流露出的自杀意念,正是屈原爱国之心的体现,这种对国家真挚的爱是不容忽视的。

心理学表明:“现实中的一部分人自杀是为了警醒社会和当权者,从而以死相谏。”[12]屈原为了挽救君王和国家,以死明志。只是,屈原缺乏像政治家一样的冷静,不能理智的判

断哪种方法更适合自己,而是冲动的从情感角度决定一切,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他用《怀沙》向世界告别,径直流露出自杀的意念并随之以实际行动证明。他内心忠君爱国的道德原则不容许他改变初衷,也正是这样的道德束缚造成了诗人一生的苦痛与悲剧的人生,展现了诗人的人格价值。

(二)生命的悲壮

对人而言,生命异常珍贵。屈原是是大千世界的平凡人,和其他人一样,他内心充满了对生命的渴望、隐含着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却又有一股力量让他义无反顾地踏上死亡之路。这似乎很矛盾,到底是什么让他失去了对生的渴望呢?又是什么让他从容的面对死亡呢?《怀沙》会给我们解开此谜。他在《怀沙》中透露出的对生命的大彻大悟、对死亡的沉着释然,展现无限悲情,体现独特的人生价值,读之感觉回肠荡气。

1.生命之重

《怀沙》是屈原以绝笔的形式向世人所作的最后告白。通过《怀沙》我们可以窥视诗人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具有的对死亡恐惧的惊悸,哪怕它隐藏在诗人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地方,我们也能从诗人的文笔中感觉到它存在的气息。

诗人多次写到极具生命力的自然景物,暗藏心中涌动的对生命的渴望。“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洪兴祖《楚辞补注》注曰:“孟夏四月,纯阳用事,煦成万物。草木之类,莫不莽莽盛茂。”“自伤不蒙君慧,而独放弃,曾不若草木也。”诗人开篇写景抒情,用自然景物旺盛的生命力来对比自身,动态的理解生命,体现了诗人对自我生命价值的重视,感叹生命宝贵的同时又哀叹理想无处归依之痛。从“日昧昧其将暮”联想到自己的生命犹如傍晚的太阳,快要耗尽,不免悲从中来。“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沅江湘江浩荡流,汹涌澎奔前方。”

[13]用水的奔腾不息,象征生命的激昂。

人生生年即减年,出生就等于走向死亡,生命是极其短暂的过程,它宝贵、神秘、深邃。于是人类总是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人们害怕死亡,甚至惧怕任何一种可能导致死亡的行为,如:车祸、疾病、贫穷、自然灾害等等。如此重视生命价值的诗人却主动靠近死亡,他的内心必定充满了恐惧与不安的颤抖,这种恐惧令人顿生惋惜哀痛,为诗人的死染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2.死亡之美

在战乱频繁、风雨飘摇的战国,屈原背负着他的理想独行,以个人意志反抗群体意志,坚守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但是寡不敌众,当所有的挽救和努力都成徒劳,屈原便决定以死殉之。

“屈原写作后期《怀沙》《悲回风》时,已经由被‘放’转为被‘迁’。在先秦,‘放’有一定的期限,而‘迁’则再无返回朝廷的可能。”[14]如此巨大的打击对于爱国的屈原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他的精神防线完全崩溃。在《怀沙》中他多次提及不被君王重用的无奈:“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洪兴祖《楚辞补注》注曰:“能文能质,内以疏达,众人不知我有异艺之文采也;材木委积,非鲁班则不能别其好丑。国民众多,非明君则不知我之能也。”[15]乱辞中也体现了这样的感情:“修路幽蔽,道远忽兮。”“怀质抱情,独无匹兮。伯乐既没,骥焉程兮。”抒发自己不被重用的苦闷。发出“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的悲叹,自知不遇,聊作词赋,以舒展忧思,自度以死之而已,终无它志。于是经过深思熟虑,毅然说出“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这段话将感情推向高潮,诗人表明自己将执忠死节的决心,这种精神可歌可泣,可悲可叹。就这样,屈原写下了他生前最后一篇作品《怀沙》,诗人救国希望幻灭,彻底绝望,深感已无生存下去的意义,此时的诗人无疑是痛苦的,但在痛苦的同时获得了一种人身价值的自我肯定。人不免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诗人的死亡之重正源于他的人格之高,悲剧之美。其志高,其情忠,其人悲,尽寓其中。

三、悲剧艺术

悲剧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是其它艺术作品无法比拟的。同样,我们从艺术的角度去研究悲剧意义,也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从《怀沙》文本出发,通过审美主体的阅读感受,同样能解读其中蕴涵的悲剧意蕴,更好的探讨屈原的悲剧价值。

(一)文本的力量体现悲剧意义

1.《怀沙》——绝笔之词

《怀沙》是诗人的绝笔之词,这是它作为悲剧的重要原因。它承载了诗人的苦痛与悲伤,包含着诗人的孤独与寂寞,象征着诗人的肉体即将毁灭,美好的事物即将消逝。又以丑衬美,屈原的肉体虽然销毁,但随之而来的精神却诞生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境界得到了升华。

《怀沙》的主人公是屈原的真实写照。诗人先抒发到流放地的心情:“艳阳高照,生机勃勃的美好四月,自己的处境却是那么狼狈,心情低落悲哀。”两者形成鲜明对比,接着诗人开始回忆自己的历程,用自己的“内厚质正”、“怀瑾握瑜”与小人的“非俊疑杰、少见多怪”对比,烘托出一个另人唾弃的荒唐的社会背景,哀叹“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最后,诗人下定决心,发出“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的呼声。

屈原用纯正但又不失锋利的笔锋剖析内心,将一个具有美好品质的君子的坎坷境遇、无人理解的落寞展示给世人,叙述了一个美好的贤士走向死亡深渊的心理过程。它时刻激励人们永远坚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因为即使肉体消亡,精神也会在失败、毁灭乃至死亡中得到升华和超越,深刻的哲理与英雄的格调将在人间永存。

2.《怀沙》—“自杀沟通”的方式

根据赵逵夫的观点:“诗人是仲夏之时投水而死。”《怀沙》开头又称:“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可以推测,《怀沙》写于孟夏即四月初,所以《怀沙》应作于诗人死前一个月左右。心理学表明:“死亡前期产生绝望到自杀行为实施的一段时间称为自杀潜伏期。”[16]而《怀沙》正是作于诗人的自杀潜伏期期间,诗人将自己的想法诉诸笔端,其人其文极其微妙。“60%---80%的人在自杀前都曾间接或直接流露出自杀意念,多数陷于自杀的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就构成了‘自杀沟通’。”[17]但是对于这种“自杀沟通”,周围的人们往往不能做出适时适当的反应。台湾女作家三毛自杀前也曾有过暗示,但最终由于被人忽视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屈原在自杀前也有类似“自杀沟通”的行为,即《怀沙》的创作。诗人通过诗作与世人沟通,表现出内心的想法。屈原流放在外时极度渴望得到重返朝廷效力的机会,用生命提醒世人不要漠视他的存在,但是他的愿望被当权漠视,被世人忽视,诗人只好继续孤独寂寞,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当《怀沙》被赋予这种特别的色彩,它的悲剧价值便增添了几分。

(二)艺术审美突显悲剧崇高

“悲剧表现苦难和毁灭的过程,是为了突出真、善、美的价值;悲剧中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是对丑恶势力的强烈否定;有价值的东西被恶势力毁灭的过程,是欣赏者的认识和情感的更高层次上获得肯定和再生的过程。”[18]“悲剧的主体具有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理想,但强大的客体作为一种客观力量总是打击与扼杀这种理想,造成痛苦、忧郁和悲伤。”[19]从欣赏者的角度来看,悲剧所产生的审美效果,是由恐惧转向愉悦,由惊叹转为振奋。

初读《怀沙》的过程中,审美主体往往会同情屈原的坎坷境遇,感慨诗人生不逢时的尴尬与无奈,痛惜诗人以“皓皓之白”自沉汨罗的结局,从而引起悲悯和哀痛。但反复阅读之后,我们便可以发现,事实上《怀沙》的主人公在身心遭受双重折磨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是临危不惧、至情至性的坚定与顽强。他伟大的人格追求,坚定的价值取向,不凡的人生境界都令审美主体感到无比震撼,人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一种坚不可摧的勇气,认识到了 生存的真正价值,他们的心里开

始产生了一种超越自我,趋向崇高的心理冲动。至此,悲剧的价值才得以真正体现。

屈原的一生充满了悲剧价值,《怀沙》因其独特的地位而受到关注。本文通过分析《怀沙》来探讨屈原的悲剧价值,从社会、个人、文本三个角度来,探讨了屈原的社会价值、个人价值以及《怀沙》文本的悲剧价值。在这个变化多端的新世纪,当人们吃棕子、赛龙舟的时候,仍会牵挂二千多年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虽死,精神却永不泯灭,他伟大的悲剧价值在悲壮厚重的历史长河中永远闪耀着夺目的光辉,更值得后人去思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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