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长期接受西方思想的陈独秀深切地感觉到，中国的救亡图存关键在于通过弘扬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来改造国民的劣根性，而这种改造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的，即国民思想文化的启蒙。
于是，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以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打出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来推动国民的思想的启蒙和解放。
《敬告青年》作为该杂志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对国民的改造，首先应该放在对青年人的思想上，因为他们才是历史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国家和民族的振兴重任自然落在了他们的肩上。
因而，他在《敬告青年》中，提出了要求青年人的六项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陷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其中，贯穿这六项标准的一条红线是民主与科学。
在这六项标准里，我想简单谈一下他的第一项和第六项标准的积极意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这条集中反映了陈独秀的西方民主平等思想。他认为人应该具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人应该是自由平等的，我们应该打破君权神授这种封建等级观念，求人权之解放，这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力和人格。
陈独秀深受西方进化论和人权平等说的影响，极力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想把中国人彻底从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视人的国民性的改造，尤其是人格和新道德的培养，以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条是反映出他的“民主”大旗，这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反映出他对西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狂热追求。“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的确，西方近代社会的兴起和发展，根源于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几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划时代的变化。陈独秀目睹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深感中国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的匮乏，使他深刻认识到在中国推崇科学的巨大作用和历史意义。
然而，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陈独秀的有些思想和认识存在一定缺陷。他曾指出：“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方面，一概排斥和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接纳和吸收西方文化道德，把问题和方式绝对化，走向了极端，这不仅不适合中国所特有的国情，而且从现在看，历史证明这样做有失偏颇。
“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具有把科学绝对化的倾向。他把“一事之兴，一物之细”都归因于科学，把科学绝对化，过度夸大了科学的作用。
然而，对于科学技术给西方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认识不足，他不仅将科学视为一种普遍的方法和观念，甚至将科学视为可以与宗教相提并论的信仰，这显然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
总而言之，《敬告青年》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陈独秀为首的启蒙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张，他高举出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极力宣传西方近代文明的优秀成果，这对于后来的“五四”运动发生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启蒙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在20世纪初，长期接受西方思想的陈独秀深切地感觉到，中国的救亡图存关键在于通过弘扬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来改造国民的劣根性，而这种改造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的，即国民思想文化的启蒙。
于是，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以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打出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来推动国民的思想的启蒙和解放。
《敬告青年》作为该杂志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对国民的改造，首先应该放在对青年人的思想上，因为他们才是历史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国家和民族的振兴重任自然落在了他们的肩上。
因而，他在《敬告青年》中，提出了要求青年人的六项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陷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其中，贯穿这六项标准的一条红线是民主与科学。
在这六项标准里，我想简单谈一下他的第一项和第六项标准的积极意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这条集中反映了陈独秀的西方民主平等思想。他认为人应该具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人应该是自由平等的，我们应该打破君权神授这种封建等级观念，求人权之解放，这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力和人格。
陈独秀深受西方进化论和人权平等说的影响，极力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想把中国人彻底从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视人的国民性的改造，尤其是人格和新道德的培养，以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条是反映出他的“民主”大旗，这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反映出他对西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狂热追求。“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的确，西方近代社会的兴起和发展，根源于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几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划时代的变化。陈独秀目睹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深感中国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的匮乏，使他深刻认识到在中国推崇科学的巨大作用和历史意义。
然而，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陈独秀的有些思想和认识存在一定缺陷。他曾指出：“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方面，一概排斥和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接纳和吸收西方文化道德，把问题和方式绝对化，走向了极端，这不仅不适合中国所特有的国情，而且从现在看，历史证明这样做有失偏颇。
“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具有把科学绝对化的倾向。他把“一事之兴，一物之细”都归因于科学，把科学绝对化，过度夸大了科学的作用。
然而，对于科学技术给西方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认识不足，他不仅将科学视为一种普遍的方法和观念，甚至将科学视为可以与宗教相提并论的信仰，这显然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
总而言之，《敬告青年》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陈独秀为首的启蒙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张，他高举出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极力宣传西方近代文明的优秀成果，这对于后来的“五四”运动发生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启蒙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