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文学理论概述
解构主义思想大多是从文学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中形成的，所以可以说文学理论是解构主义的主要阵地；即使在哲学家如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中，也涉及到解构主义的文学思想。现在我们所要介绍的是以文学理论著名的法国学者罗兰·巴特，以及解构主义在美国的发展。
一、 罗兰·巴特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
除德里达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国还有一批文论家从结构主义阵营退出，转向解构主义。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罗兰·巴特。巴特对自己原先奉行的结构主义进行了清算和嘲讽，他在《S ／Z 》中曾这样说：“据说某些佛教徒凭着苦修，终于能在一粒蛋豆里见出一个国家。这正是前期作品分析家想做的事：在单一的结构里，„„见出全世界的作品来。他们认为，我们应该从每个故事里抽出它的模型，然后从这些模型里得出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我们（为了验证）再把这个结构应用于任何故事：这真是令人殚精竭虑的任务„„而且最终会叫人生厌，因
①为作品会因此显不出任何差别。” 正是出于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反省和批判，
巴特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文本和阅读理论。
巴特认为，文本中的语词符号不是明确固定的意义实体，而是一片“闪烁的能指星群”，它们可以互相指涉、交织、复叠；文本中出现的虽只是有限的能指符号，却像水珠般折射出无边际的能指大海，所以巴特认为“文本无所谓构造”，“文本没有任何句式”，“文本是能指的天地”②。巴特把结构主义的“作品”与他心目中的“文本”加以区分，认为“作品”是“单数”的，“文本”则是“复数”的。因为任何语词单独存在时不可能有任何意指活动，当它真正成为语词时，它四周已是一片无形的文本海洋，每一文本都从中提取已被写过和读过的段落、片段或语词，从来不存在“原初”文本，每个文本都是由其他文本的碎片编织而成；文本的这种“复数”特点导致文本意义的不断游移、播撒、流转、扩散、转换和增殖，文本本身只是开放的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任何意义只是这一活动过①罗兰· 巴特：《S ∕Z 》[M]，第九页，伦敦1970年，转引自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153页。
程中即时的、迅速生成又迅速消失的东西。读者来读这样一种作为“复数”的文本，文本意义的中心也就消解了，甚至连读者的中心也消解了。
与传统的“作品”阅读理论相参照，巴特还提出了与其文本理论相对应的阅读理论。他认为，第一，阅读结构主义“作品”，只需理解性思维，而阅读“文本”，则需转喻式思维，即把文本的每一部分和每一象征都看作对另外更大部分和象征群体的无限的替代品；第二，判断“作品”间的区别主要依据我们所理解的确定的意义内容，而判断“文本”间的区别，则要依据它们不同的能指意指的活动路线和意义播撒过程；第三，阅读“作品”是按兴趣享受意义的文化商业消费，而阅读“文本”则是一种创造的双重“游戏”：既遵循文本意指活动玩文本“游戏”，不断再生产文本的意义，又把文本当作乐谱演奏文本；这种演奏不是解释，而是工作、生产，是合作式的创造。在此意义上，阅读就是写作，就是批评。
巴特把阅读快感也分为两种：一种是阅读“作品”的快乐，这是一种源于自以为读懂意义、达到终极的消费性快乐，是顺从文化习惯和先验传统的快乐，实际是受意义限制的因而是有限的快乐；另一种则是游戏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无限的快乐，其性质近乎“极乐”。在巴特看来，后一种快乐才是阅读首先应当追求的。
总之，从“作品”理论到“文本”理论，是巴特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他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根本标志。正是在这两种理论模式的对比和转变中，解构主义对文学的多元性解读才得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在法国的兴起和发展更多地是在理论层面；而真正把其理论发展得更为具体和付诸文学批评实践的，则是在美国。
二、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
随着德里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连续到美国讲学，他的解构主义思想也传播到了美国，从而使解构主义很快取代了新批评长期以来的支配地位，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美国解构批评不及法国深邃玄奥，却更切合文学实践和文学读者的要求。美国解构主义的中坚力量是耶鲁学派。耶鲁学派的形成标志着解构主义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也是解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的成功应用。在诸多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家之中，成就最大、声誉最高的是被戏称为“耶鲁四人
帮”的保尔·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特曼，他们是美国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代表。
1. 德·曼的修辞学阅读理论
德·曼集中探讨了语言的修辞性问题，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他的解构主义理论。德·曼把修辞性视作语言本身固有的根本特性，认为语言自身存在着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张力，即不确定的关系。具体说来，阅读是以文本为对象，而一切文学文本都因修辞性而具有自我解构的要素，因此，阅读永远只能是解构性阅读。进一步说，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对文本进行解构，对文本严密语法背后的神秘修辞性进行分解。这样，由于文本语言的修辞性，导致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充分阅读理解的不可能性，使得阅读成为“阅读的寓言”。
正是从文本语言的不确定性出发，德·曼提出了一种与新批评派完全对立的文本观。在他看来，文学文本不可能有确定不变的一套完整含义（意义）。文学文本及其意义不再是可以独立于读者阅读行为的纯自然客体。因此，对文学文本意义的理解，是一个阅读文本的过程，是文本与阅读交互作用的无止境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理与谬误相交织，永远不可能有完全“正确”的阅读。这就是解构主义的文本观，即文本与阅读不可分、文本意义不确定的文本观。
从方法论意义上，德·曼认为批评家只有经过对文学、历史等文本的盲视，最后才能获得对文本的洞见。所谓“盲视”，即阅读的“偏离”或“误读”。在这里，“误读”是不带有价值判断的，而是我们阅读过程中的一种常态。
值得一提的是，德·曼还把他的解构理论推广到非文学的各种文本中去，认为即使以严密推论为基础的、科学性强的哲学、政治、法律等文本，在语言上也具有自我解构因素并导致最终的不可阅读。他认为，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在隐喻结构及其解构上是无本质区别的。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对理论和文学的开放式理解与此有了呼应。
2. 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理论
以研究英美文学中浪漫主义传统起家的布鲁姆，吸收了德·曼的“误读”论，并运用于对英美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影响研究，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了“影响即误读”理论。在《误读图示》中，布鲁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他的这一理论。
布鲁姆认为，阅读总是一种“延异”行为，因而实际上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本意义是在阅读中产生的，它同作者原先写作文本时的意图不可能完全吻合，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和意义偏转的结果。所以，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就是创造意义。
在布鲁姆看来，所谓“影响”“不是指从较早的诗人到较晚近诗人的想象和思维的传递承续”，相反，“影响意味着，压根儿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则取决于一种批评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
①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这里涉及解构主义一个重要概念：“互
文性”②，即不存在任何原初的可派生其他文本的原文，一切文本都处在相互影响、交叉、重叠、转换之中。所以，也就不存在“文本性”，只存在“互文性”，即只存在各种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互为文本的关系。布鲁姆认为，误读是全部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的影响关系的实质。
3. 米勒的“重复”理论
首先，米勒对“解构主义”本身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解构主义批评的基础是，文学或其他文本是由语言构成的，而语言基本上是关于其他语言或其他文本的语言，而不是关于文本之外的现实的实在。因此，文本语言永远是多义的或意义不确定的。米勒把解构批评看成为统一的东西重新拆成分散的碎片或部分，这好似解构主义读解文学文本的基本策略和方法。
米勒的解构主义文学思想的代表作是《小说和重复》，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重复”理论。米勒遵循解构的策略，从小说中出现的种种重复现象入手，进行细致入微的读解，将其大体归为三类：（1）细小处的重复，如语词、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等等；（2）一部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规模比（1）大；（3）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不①
②转引自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433页。 “互文性”概念最早出现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如是》（Tel Quel ）杂志上发表的两篇论文中。当时她使用这一概念是指“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它文本的表述”，是“已有和现有表述的易位”。她认为互文性既包括文本之间的空间上的组合关系，又包括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它体现空间与时间、历时与共时的统一。这一概念后来被不断地赋予多重解释，罗兰·巴特将其解释为“引用”和“参考”，麦克·里法特尔（Michael Riffaterre）从阅读的角度将其说成是本体文本和其它文本之间的微观修辞，还有些批评家索性将其定义为文本间的“暗示”、“粘贴”、“拼凑”和“抄袭”等等。卡勒的“互文性”概念更多地是指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 特别是巴特，努力进行互文性文本的创作实践。他的《恋人絮语》将“恋人”作为一种文本，与消解文学的文本成为“互文”；《S ∕Z 》是一部典型的“互文性游戏”之作，也是一部标准的具有“互文性景观”之作。
同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的重复，这种重复超越单个本文的界限，与文学史的广阔领域衔接、交叉。米勒还总结出重复的两种基本形式：“柏拉图式的重复”和“尼采式的重复”。柏拉图式的重复是指理式为万物原型的模仿式重复，这种重复强调在真实性上与模仿对象的吻合一致，这是19至20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和批评的首要预设，成为有强大势力的“规范式理论”；而尼采式的重复则假设世界建立在差异基础上，认为“每样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①，内容相似以本质差异为前提。米勒认为，“重复”的两种形式之间是如下关系：第二种形式的“内在必然性，在于它依赖于有坚固基础的、合乎逻辑的第一种形式。重复的每一种形式常使人身不由己地联想到另一种形式，第二种形式并非第一种形式的否定或对立面，而是它的‘对应物’，它们处于一种奇特的关系，第二种形式成了前一种形式颠覆性的幽灵，总是早已潜藏在它的内部，随时可能挖空它的存在”。②这也正是解构批评的理论根据。
米勒的重复理论和解构批评的实践，一方面揭示了经典作品丰富多样的内涵和意义，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读解文学作品的无穷可能性和潜在多样性。
4. 哈特曼的解构主义理论
哈特曼认为，语言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多义的、复杂多变的，就像一个“迷宫”一样。他指出，文学的语言在不断地破坏自身的意义，解构自身。所有的语言必定是隐喻式的，依靠比喻和形象来说明问题。
从文学语言具有不确定性、隐喻性、虚构性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哈特曼进一步把视线转向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从而揭示出文学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他认为，文本意义之所以是不确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与别的意义相互交叉、渗透和转换：“一种意义不仅仅与别的作为一种可作多种解释的意义类型共存：一种意义就是别的意义，所以在相同的话语中，两者都仍然处于相同的地位。”③意义是不确定的，还在于文本是作者写作的结果，而写作则是“超越文本界限的行动，是使文本不确定的行动。”④另一方面，哈特曼还从艺术文本的相互依赖性（互文① 希利斯·米勒：《小说和重复》[M]，哈佛大学1982年版导论：“重复的两种形式”，转引自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444页。
② 同上，第445页。
③ 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评》[M]第五章，1980年英文版，转引自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451页。
④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评》[M]第八章，1980年英文版，转引自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
性）中揭示艺术文本意义不确定性的根源。
把文学批评作为文学文本来看待，是哈特曼文学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反复强调，“应当把批评看作是在文学之内，而不是在文学之外。”①哈特曼从以下几个方面强调批评与文学的同一性：首先，批评不仅仅是被动地阐释文学文本，而是与文学作品一样，具有创造性；其次，批评与作品一样，可以具有打动情感的性质；再次，批评和文学本质上并没有第一手作品和第二手作品之间的差别。把批评当作文学，充分反映了哈特曼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彻底性的一面，这样，不仅在文学语言、文学文本中，含义是可以转换和变动不居的，而且在文体方面，不同的文本也是可以转换和相互包容的。如果从历史维度加以考察，这一思想又是符合文学事实的“老生常谈”：中国古代不少文论名篇被视为文坛佳作而被后人反复引用。
除了以上解构主义理论家之外，乔纳森·卡勒的解构主义文学思想也是我们所不应忽略的。卡勒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欧洲理论在美国的权威阐释者之一。其代表作《论解构：结构主义后的理论与批评》塑造了他作为美国解构主义批评代表人物的学术形象。我们本课程所参考的教材《文学理论入门》即是卡勒1997年出版的一部新作，该书集中呈现了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思维方式，对于我们了解解构主义的文学思想，运用开放式思维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极具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立元 张德兴等. 《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张首映.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美）乔纳森·卡勒著 李平译：《文学理论入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本文撰稿：韩清玉） ①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评》[M]“导论”，1980年英文版，转引自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
解构主义文学理论概述
解构主义思想大多是从文学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中形成的，所以可以说文学理论是解构主义的主要阵地；即使在哲学家如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中，也涉及到解构主义的文学思想。现在我们所要介绍的是以文学理论著名的法国学者罗兰·巴特，以及解构主义在美国的发展。
一、 罗兰·巴特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
除德里达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国还有一批文论家从结构主义阵营退出，转向解构主义。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罗兰·巴特。巴特对自己原先奉行的结构主义进行了清算和嘲讽，他在《S ／Z 》中曾这样说：“据说某些佛教徒凭着苦修，终于能在一粒蛋豆里见出一个国家。这正是前期作品分析家想做的事：在单一的结构里，„„见出全世界的作品来。他们认为，我们应该从每个故事里抽出它的模型，然后从这些模型里得出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我们（为了验证）再把这个结构应用于任何故事：这真是令人殚精竭虑的任务„„而且最终会叫人生厌，因
①为作品会因此显不出任何差别。” 正是出于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反省和批判，
巴特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文本和阅读理论。
巴特认为，文本中的语词符号不是明确固定的意义实体，而是一片“闪烁的能指星群”，它们可以互相指涉、交织、复叠；文本中出现的虽只是有限的能指符号，却像水珠般折射出无边际的能指大海，所以巴特认为“文本无所谓构造”，“文本没有任何句式”，“文本是能指的天地”②。巴特把结构主义的“作品”与他心目中的“文本”加以区分，认为“作品”是“单数”的，“文本”则是“复数”的。因为任何语词单独存在时不可能有任何意指活动，当它真正成为语词时，它四周已是一片无形的文本海洋，每一文本都从中提取已被写过和读过的段落、片段或语词，从来不存在“原初”文本，每个文本都是由其他文本的碎片编织而成；文本的这种“复数”特点导致文本意义的不断游移、播撒、流转、扩散、转换和增殖，文本本身只是开放的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任何意义只是这一活动过①罗兰· 巴特：《S ∕Z 》[M]，第九页，伦敦1970年，转引自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153页。
程中即时的、迅速生成又迅速消失的东西。读者来读这样一种作为“复数”的文本，文本意义的中心也就消解了，甚至连读者的中心也消解了。
与传统的“作品”阅读理论相参照，巴特还提出了与其文本理论相对应的阅读理论。他认为，第一，阅读结构主义“作品”，只需理解性思维，而阅读“文本”，则需转喻式思维，即把文本的每一部分和每一象征都看作对另外更大部分和象征群体的无限的替代品；第二，判断“作品”间的区别主要依据我们所理解的确定的意义内容，而判断“文本”间的区别，则要依据它们不同的能指意指的活动路线和意义播撒过程；第三，阅读“作品”是按兴趣享受意义的文化商业消费，而阅读“文本”则是一种创造的双重“游戏”：既遵循文本意指活动玩文本“游戏”，不断再生产文本的意义，又把文本当作乐谱演奏文本；这种演奏不是解释，而是工作、生产，是合作式的创造。在此意义上，阅读就是写作，就是批评。
巴特把阅读快感也分为两种：一种是阅读“作品”的快乐，这是一种源于自以为读懂意义、达到终极的消费性快乐，是顺从文化习惯和先验传统的快乐，实际是受意义限制的因而是有限的快乐；另一种则是游戏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无限的快乐，其性质近乎“极乐”。在巴特看来，后一种快乐才是阅读首先应当追求的。
总之，从“作品”理论到“文本”理论，是巴特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他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根本标志。正是在这两种理论模式的对比和转变中，解构主义对文学的多元性解读才得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在法国的兴起和发展更多地是在理论层面；而真正把其理论发展得更为具体和付诸文学批评实践的，则是在美国。
二、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
随着德里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连续到美国讲学，他的解构主义思想也传播到了美国，从而使解构主义很快取代了新批评长期以来的支配地位，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美国解构批评不及法国深邃玄奥，却更切合文学实践和文学读者的要求。美国解构主义的中坚力量是耶鲁学派。耶鲁学派的形成标志着解构主义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也是解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的成功应用。在诸多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家之中，成就最大、声誉最高的是被戏称为“耶鲁四人
帮”的保尔·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特曼，他们是美国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代表。
1. 德·曼的修辞学阅读理论
德·曼集中探讨了语言的修辞性问题，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他的解构主义理论。德·曼把修辞性视作语言本身固有的根本特性，认为语言自身存在着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张力，即不确定的关系。具体说来，阅读是以文本为对象，而一切文学文本都因修辞性而具有自我解构的要素，因此，阅读永远只能是解构性阅读。进一步说，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对文本进行解构，对文本严密语法背后的神秘修辞性进行分解。这样，由于文本语言的修辞性，导致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充分阅读理解的不可能性，使得阅读成为“阅读的寓言”。
正是从文本语言的不确定性出发，德·曼提出了一种与新批评派完全对立的文本观。在他看来，文学文本不可能有确定不变的一套完整含义（意义）。文学文本及其意义不再是可以独立于读者阅读行为的纯自然客体。因此，对文学文本意义的理解，是一个阅读文本的过程，是文本与阅读交互作用的无止境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理与谬误相交织，永远不可能有完全“正确”的阅读。这就是解构主义的文本观，即文本与阅读不可分、文本意义不确定的文本观。
从方法论意义上，德·曼认为批评家只有经过对文学、历史等文本的盲视，最后才能获得对文本的洞见。所谓“盲视”，即阅读的“偏离”或“误读”。在这里，“误读”是不带有价值判断的，而是我们阅读过程中的一种常态。
值得一提的是，德·曼还把他的解构理论推广到非文学的各种文本中去，认为即使以严密推论为基础的、科学性强的哲学、政治、法律等文本，在语言上也具有自我解构因素并导致最终的不可阅读。他认为，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在隐喻结构及其解构上是无本质区别的。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对理论和文学的开放式理解与此有了呼应。
2. 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理论
以研究英美文学中浪漫主义传统起家的布鲁姆，吸收了德·曼的“误读”论，并运用于对英美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影响研究，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了“影响即误读”理论。在《误读图示》中，布鲁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他的这一理论。
布鲁姆认为，阅读总是一种“延异”行为，因而实际上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本意义是在阅读中产生的，它同作者原先写作文本时的意图不可能完全吻合，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和意义偏转的结果。所以，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就是创造意义。
在布鲁姆看来，所谓“影响”“不是指从较早的诗人到较晚近诗人的想象和思维的传递承续”，相反，“影响意味着，压根儿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则取决于一种批评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
①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这里涉及解构主义一个重要概念：“互
文性”②，即不存在任何原初的可派生其他文本的原文，一切文本都处在相互影响、交叉、重叠、转换之中。所以，也就不存在“文本性”，只存在“互文性”，即只存在各种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互为文本的关系。布鲁姆认为，误读是全部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的影响关系的实质。
3. 米勒的“重复”理论
首先，米勒对“解构主义”本身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解构主义批评的基础是，文学或其他文本是由语言构成的，而语言基本上是关于其他语言或其他文本的语言，而不是关于文本之外的现实的实在。因此，文本语言永远是多义的或意义不确定的。米勒把解构批评看成为统一的东西重新拆成分散的碎片或部分，这好似解构主义读解文学文本的基本策略和方法。
米勒的解构主义文学思想的代表作是《小说和重复》，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重复”理论。米勒遵循解构的策略，从小说中出现的种种重复现象入手，进行细致入微的读解，将其大体归为三类：（1）细小处的重复，如语词、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等等；（2）一部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规模比（1）大；（3）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不①
②转引自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433页。 “互文性”概念最早出现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如是》（Tel Quel ）杂志上发表的两篇论文中。当时她使用这一概念是指“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它文本的表述”，是“已有和现有表述的易位”。她认为互文性既包括文本之间的空间上的组合关系，又包括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它体现空间与时间、历时与共时的统一。这一概念后来被不断地赋予多重解释，罗兰·巴特将其解释为“引用”和“参考”，麦克·里法特尔（Michael Riffaterre）从阅读的角度将其说成是本体文本和其它文本之间的微观修辞，还有些批评家索性将其定义为文本间的“暗示”、“粘贴”、“拼凑”和“抄袭”等等。卡勒的“互文性”概念更多地是指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 特别是巴特，努力进行互文性文本的创作实践。他的《恋人絮语》将“恋人”作为一种文本，与消解文学的文本成为“互文”；《S ∕Z 》是一部典型的“互文性游戏”之作，也是一部标准的具有“互文性景观”之作。
同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的重复，这种重复超越单个本文的界限，与文学史的广阔领域衔接、交叉。米勒还总结出重复的两种基本形式：“柏拉图式的重复”和“尼采式的重复”。柏拉图式的重复是指理式为万物原型的模仿式重复，这种重复强调在真实性上与模仿对象的吻合一致，这是19至20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和批评的首要预设，成为有强大势力的“规范式理论”；而尼采式的重复则假设世界建立在差异基础上，认为“每样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①，内容相似以本质差异为前提。米勒认为，“重复”的两种形式之间是如下关系：第二种形式的“内在必然性，在于它依赖于有坚固基础的、合乎逻辑的第一种形式。重复的每一种形式常使人身不由己地联想到另一种形式，第二种形式并非第一种形式的否定或对立面，而是它的‘对应物’，它们处于一种奇特的关系，第二种形式成了前一种形式颠覆性的幽灵，总是早已潜藏在它的内部，随时可能挖空它的存在”。②这也正是解构批评的理论根据。
米勒的重复理论和解构批评的实践，一方面揭示了经典作品丰富多样的内涵和意义，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读解文学作品的无穷可能性和潜在多样性。
4. 哈特曼的解构主义理论
哈特曼认为，语言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多义的、复杂多变的，就像一个“迷宫”一样。他指出，文学的语言在不断地破坏自身的意义，解构自身。所有的语言必定是隐喻式的，依靠比喻和形象来说明问题。
从文学语言具有不确定性、隐喻性、虚构性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哈特曼进一步把视线转向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从而揭示出文学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他认为，文本意义之所以是不确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与别的意义相互交叉、渗透和转换：“一种意义不仅仅与别的作为一种可作多种解释的意义类型共存：一种意义就是别的意义，所以在相同的话语中，两者都仍然处于相同的地位。”③意义是不确定的，还在于文本是作者写作的结果，而写作则是“超越文本界限的行动，是使文本不确定的行动。”④另一方面，哈特曼还从艺术文本的相互依赖性（互文① 希利斯·米勒：《小说和重复》[M]，哈佛大学1982年版导论：“重复的两种形式”，转引自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444页。
② 同上，第445页。
③ 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评》[M]第五章，1980年英文版，转引自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451页。
④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评》[M]第八章，1980年英文版，转引自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
性）中揭示艺术文本意义不确定性的根源。
把文学批评作为文学文本来看待，是哈特曼文学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反复强调，“应当把批评看作是在文学之内，而不是在文学之外。”①哈特曼从以下几个方面强调批评与文学的同一性：首先，批评不仅仅是被动地阐释文学文本，而是与文学作品一样，具有创造性；其次，批评与作品一样，可以具有打动情感的性质；再次，批评和文学本质上并没有第一手作品和第二手作品之间的差别。把批评当作文学，充分反映了哈特曼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彻底性的一面，这样，不仅在文学语言、文学文本中，含义是可以转换和变动不居的，而且在文体方面，不同的文本也是可以转换和相互包容的。如果从历史维度加以考察，这一思想又是符合文学事实的“老生常谈”：中国古代不少文论名篇被视为文坛佳作而被后人反复引用。
除了以上解构主义理论家之外，乔纳森·卡勒的解构主义文学思想也是我们所不应忽略的。卡勒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欧洲理论在美国的权威阐释者之一。其代表作《论解构：结构主义后的理论与批评》塑造了他作为美国解构主义批评代表人物的学术形象。我们本课程所参考的教材《文学理论入门》即是卡勒1997年出版的一部新作，该书集中呈现了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思维方式，对于我们了解解构主义的文学思想，运用开放式思维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极具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立元 张德兴等. 《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张首映.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美）乔纳森·卡勒著 李平译：《文学理论入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本文撰稿：韩清玉） ①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评》[M]“导论”，1980年英文版，转引自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