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民主建设的任务已迫在眉睫。无论是政界、知识界还是社会公众，关心民主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但总体看来，国内目前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尤其是在现代民主的起源、民主的“形式”与“实质”、“共性”与“特色”等三个方面还存在很大的认识误区。
一、现代民主的起源
关于现代民主的起源，学术界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是历史文化的观点，它认为现代民主起源于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英国剑桥学派政治学家约翰—邓恩认为，民主制度是古希腊人创造的，在中断两千多年之后又第二次来到世界，由美国人率先继承起来。这派观点还强调其他西方因素的作用，比如，中世纪宪政思想、中世纪自治城市的民主、基督教文化等等，从而把现代民主解释为纯粹西方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产物。第二种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阶级论观点。马克思受到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认为现代民主源于“市民社会”即城市资产阶级社会，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战后，也有一些西方主流学者持这种观点，比如巴林顿—摩尔就把资产阶级看作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载体。第三种是冲突论的观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查尔斯—蒂利教授一生研究社会运动，他认为西欧现代的民主国家是国王、贵族以及各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斗争运动的产物。
以上第一种是主流观点，后两种观点虽有所不同，但也是从西欧自身历史来揭示现代民主的起源。三种观点都把现代民主解释为西欧从传统到现代的自身演化，是西方的特产。这种认识迄今仍统治着整个世界，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然而，这却是一个片面的认识。
要搞清现代民主的起源，首先要理解现代化的性质。人类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迈进，从一开始就不是某局部地区单独进行的过程，而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13世纪蒙古人人侵西欧、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系列的突发事件把当时世界各地的文明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全球各地区的文明在西欧交汇的格局。西欧开始在世界范围里聚集“理性化因素”或日“现代性因素”。这些因素原来分散于世界各地。由于分散而力量微弱，不足以在各自的地区启动现代化，而汇聚一起才能带来人类社会大转型。西方在构建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不仅吸收了来自伊斯兰地区、中华帝国、印度地区、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等地的物质资源、科学、技术，也包括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中的理性因素。可以说，现代文明是在世界范围内聚集以往各文明所积累的有益因素的基础上孕育而成的。
同样，作为现代文明最高体现的民主制度，也是在世界范围聚集有用因素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是西欧本土因素与外来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最重要的外来因素恰恰是由中华文明提供的，即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科层官僚制和文官考试制（科举考试）。
西欧与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与制度上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拜占庭帝国（公元395—1453年）初期，13世纪蒙古人入侵西欧使双方交流突然扩大。随之，《马可波罗游记》开始在欧洲流传。从此时到18世纪中期的几百年时问，是西方人崇拜中华文明的时期。尤其是在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二百多年期问，西欧人对中国的崇尚达到顶峰，甚至可能远远高于我们今天对美国的推崇。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泰斗伏尔泰（1694—1778年）是中国热的后期代表。他在著作中有大量赞扬中华制度文明的言论。这还引起了孟德斯鸠（1689—1755年）对他的不满和批评，孟德斯鸠是第一个严厉批评中国制度的启蒙思想家。但推崇中国的思潮并没到此结束，直到后来的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1856—1950年）还在他的作品中不断赞扬中国的文明。
西方推崇中华文明的时期，正值它的“绝对王权”（或称“绝对主义”）运动时期。所谓“绝对王权运动”也就是为克服原来的封建主义分裂状态而进行的中央集权化运动。这个运动一方面通过战争而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地理雏形，一方面形成以加强王权而削弱贵族为标志的中央集权趋势。这是一个学习和借鉴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的运动。英国1215年通过的大宪章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保障教会、领主、骑士以及市民的权利。这虽然是一次反集权行动，但现实中集权的需要却始终是一个社会驱动力。从亨利七世1485年登基到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的“都铎王朝”时期，既是英国资本主义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其绝对主义的高峰。这个集权运动直到克伦威尔的“护国公”时期（1653—1658年），尽管克伦威尔代表贵族议会打败了专权的查理一世并把后者送上断头台，但他也是一个搞集权运动的独裁者。法国在黎塞留（1585—1642年）宰相时期是其绝对主义的一个高潮，但此后中央集权运动可以说断断续续搞了至少二百年以上。德国的中央集权化运动开始得较晚，从1660年普鲁士公国开始，一直搞到俾斯麦任宰相时期（1862—1890年）。
在迄今的民主研究文献中，人们只研究民主和民权的发展，早期的如英国大宪章、1688年光荣革命，后期的如工人罢工、游行、争取选举权等斗争，却忘记了研究与这些运动紧密伴随的中央集权化运动。然而，民主（民权）运动则始终是与中央集权化运动相伴随的。二者此消彼长、交互运动，从而组成现代政治文明建构的完整历史画卷。
来自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科层官僚制、文官考试制（科举考试）等要素就在这个过程中与西方原有的民主（民权）因素发生融合，并经历变化和升华而嵌入现代民主制度之中。这一文明融合的进程难免出现激烈的冲突。因为，两类因素不可能原样地掺合在一起，它们不仅需要自身的变化和升华，而且还要找到一个有机的整合结构。法国大革命是这一冲突的集中表现。从中国引进的传统集权方式和贵族特权引起以第三等级为代表的民众反抗，而民众的传统式民主方式又导致集权体系崩溃，并进一步造成社会混乱和大众暴政。罗伯斯庇尔曾在演讲中大声疾呼：民主不是民众自己管理所有公共事务、不断地集会游行、成千上万的人民派别相互冲突的那种状况，民主是受法律指导的并由代表来处理人民不能自己办好的事情。罗伯斯庇尔这些话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认识，即他认为“民主”应该是一种在法律指导下的代表制度。但是他没有建立起这个制度，他自己也在“热月政变”中被送上断头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民主建设的任务已迫在眉睫。无论是政界、知识界还是社会公众，关心民主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但总体看来，国内目前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尤其是在现代民主的起源、民主的“形式”与“实质”、“共性”与“特色”等三个方面还存在很大的认识误区。
一、现代民主的起源
关于现代民主的起源，学术界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是历史文化的观点，它认为现代民主起源于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英国剑桥学派政治学家约翰—邓恩认为，民主制度是古希腊人创造的，在中断两千多年之后又第二次来到世界，由美国人率先继承起来。这派观点还强调其他西方因素的作用，比如，中世纪宪政思想、中世纪自治城市的民主、基督教文化等等，从而把现代民主解释为纯粹西方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产物。第二种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阶级论观点。马克思受到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认为现代民主源于“市民社会”即城市资产阶级社会，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战后，也有一些西方主流学者持这种观点，比如巴林顿—摩尔就把资产阶级看作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载体。第三种是冲突论的观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查尔斯—蒂利教授一生研究社会运动，他认为西欧现代的民主国家是国王、贵族以及各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斗争运动的产物。
以上第一种是主流观点，后两种观点虽有所不同，但也是从西欧自身历史来揭示现代民主的起源。三种观点都把现代民主解释为西欧从传统到现代的自身演化，是西方的特产。这种认识迄今仍统治着整个世界，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然而，这却是一个片面的认识。
要搞清现代民主的起源，首先要理解现代化的性质。人类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迈进，从一开始就不是某局部地区单独进行的过程，而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13世纪蒙古人人侵西欧、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系列的突发事件把当时世界各地的文明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全球各地区的文明在西欧交汇的格局。西欧开始在世界范围里聚集“理性化因素”或日“现代性因素”。这些因素原来分散于世界各地。由于分散而力量微弱，不足以在各自的地区启动现代化，而汇聚一起才能带来人类社会大转型。西方在构建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不仅吸收了来自伊斯兰地区、中华帝国、印度地区、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等地的物质资源、科学、技术，也包括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中的理性因素。可以说，现代文明是在世界范围内聚集以往各文明所积累的有益因素的基础上孕育而成的。
同样，作为现代文明最高体现的民主制度，也是在世界范围聚集有用因素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是西欧本土因素与外来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最重要的外来因素恰恰是由中华文明提供的，即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科层官僚制和文官考试制（科举考试）。
西欧与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与制度上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拜占庭帝国（公元395—1453年）初期，13世纪蒙古人入侵西欧使双方交流突然扩大。随之，《马可波罗游记》开始在欧洲流传。从此时到18世纪中期的几百年时问，是西方人崇拜中华文明的时期。尤其是在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二百多年期问，西欧人对中国的崇尚达到顶峰，甚至可能远远高于我们今天对美国的推崇。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泰斗伏尔泰（1694—1778年）是中国热的后期代表。他在著作中有大量赞扬中华制度文明的言论。这还引起了孟德斯鸠（1689—1755年）对他的不满和批评，孟德斯鸠是第一个严厉批评中国制度的启蒙思想家。但推崇中国的思潮并没到此结束，直到后来的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1856—1950年）还在他的作品中不断赞扬中国的文明。
西方推崇中华文明的时期，正值它的“绝对王权”（或称“绝对主义”）运动时期。所谓“绝对王权运动”也就是为克服原来的封建主义分裂状态而进行的中央集权化运动。这个运动一方面通过战争而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地理雏形，一方面形成以加强王权而削弱贵族为标志的中央集权趋势。这是一个学习和借鉴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的运动。英国1215年通过的大宪章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保障教会、领主、骑士以及市民的权利。这虽然是一次反集权行动，但现实中集权的需要却始终是一个社会驱动力。从亨利七世1485年登基到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的“都铎王朝”时期，既是英国资本主义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其绝对主义的高峰。这个集权运动直到克伦威尔的“护国公”时期（1653—1658年），尽管克伦威尔代表贵族议会打败了专权的查理一世并把后者送上断头台，但他也是一个搞集权运动的独裁者。法国在黎塞留（1585—1642年）宰相时期是其绝对主义的一个高潮，但此后中央集权运动可以说断断续续搞了至少二百年以上。德国的中央集权化运动开始得较晚，从1660年普鲁士公国开始，一直搞到俾斯麦任宰相时期（1862—1890年）。
在迄今的民主研究文献中，人们只研究民主和民权的发展，早期的如英国大宪章、1688年光荣革命，后期的如工人罢工、游行、争取选举权等斗争，却忘记了研究与这些运动紧密伴随的中央集权化运动。然而，民主（民权）运动则始终是与中央集权化运动相伴随的。二者此消彼长、交互运动，从而组成现代政治文明建构的完整历史画卷。
来自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科层官僚制、文官考试制（科举考试）等要素就在这个过程中与西方原有的民主（民权）因素发生融合，并经历变化和升华而嵌入现代民主制度之中。这一文明融合的进程难免出现激烈的冲突。因为，两类因素不可能原样地掺合在一起，它们不仅需要自身的变化和升华，而且还要找到一个有机的整合结构。法国大革命是这一冲突的集中表现。从中国引进的传统集权方式和贵族特权引起以第三等级为代表的民众反抗，而民众的传统式民主方式又导致集权体系崩溃，并进一步造成社会混乱和大众暴政。罗伯斯庇尔曾在演讲中大声疾呼：民主不是民众自己管理所有公共事务、不断地集会游行、成千上万的人民派别相互冲突的那种状况，民主是受法律指导的并由代表来处理人民不能自己办好的事情。罗伯斯庇尔这些话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认识，即他认为“民主”应该是一种在法律指导下的代表制度。但是他没有建立起这个制度，他自己也在“热月政变”中被送上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