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说得很明白。那么，依他看来，他自己主要的作品是什么呢？他给确定的名目，也还是叫做“文章”。他不止一处说过，“我不懂文学，但知道文章的好坏。”这是说话的技巧，也是说话的境界，虽不过两句，然而直指文章之与文学的要害：文学须得是好的文章，文章不可读，未必就是文学。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在周作人那里并不被看得那么不可逾越。他说：
懂文学的知道文学不是专门学问，文学是借用文字了解人的意思的，写信给人，作文章和许多人作朋友，看书和古今的人作朋友，都脱不了这个范围。文学和国家是不成问题的，不一定弄弄文学就可以救国，简单说来，文学是个人与多人中间交通的媒介。[24]
他似乎看轻文学，又其实将文学的端正高明说了出来，即便周密的理论，也难以攻解这观点的。如果非要在美文与实用的文章间作取舍，他或者宁可将自己的所写归入实用一途。但他的“实用”并非指容易做到，更无涉功利。他的作文决不是为了应用或利益，相反，倒是明知一桩难事，却使自己去做做看，近于孔子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此所以他愿称自己是儒家。在这样一种“儒”的态度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中，他的文字又具有一种总体上的美文特质，以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来形容为恰当。
在《知堂回想录》中他说，“西洋的诗字的原义即是造作，有时通用于建筑，那即是使用实物的材料，从无生出有来，所以诗人的本领乃是了不得的。”“十九世纪的王尔德很叹息浪漫思想的不振，写一篇文章曰《说诳的衰颓》，即是说没有诗趣，我们乡下的方言谓说诳曰‘讲造话’，这倒是与做诗的原意很相近的。”“我平常屡次声明，对于诗我是不懂的，虽然明知是说诳话的那些神话传说，童话一类的东西，却是十分有兴趣。”[25]像这样地将文学与诗如家常般说破，今天弄理论的文学批评家们，做得到吗？
他出版过一部新诗集《过去的生命》，其中《小河》被推许为新诗的杰作。他也以旧体写过自成滋味的“杂诗”，但实在是有意与“诗”留出清淡的距离。他说，“好的回想录既然必须具备诗与真实，那么现在是只有真实而没有诗，也何妨写出另一种的回想录来。”[26]六七十年后，木心以《知堂回想录》的字句材料作出一些诗来。[27]
谈及小说，周作人的意态清爽而坦然，“老实说，我是不大爱小说的，或者因为是不懂所以不爱，也未可知。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其有结构有波澜的，仿佛是依照着美国版的小说作法而做出来的东西，反有点不耐烦看，似乎是安排下的西洋景来等我们去做呆鸟，看了欢喜得出神。”[28]这类乎调笑的话语，今时的文学家们听得出意思吗？其中顶要紧的真知，是“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而如今的不少小说，恐怕连起码的用字造句，都还过不得关。
他未曾专门讨论过戏剧。欧里庇得斯的传世剧本，计十八种，其中十三种乃周作人所译。但他的兴趣未必在戏剧。他认为“希腊悲剧差不多都取材于神话，因此我在这里又得复习希腊神话的机会，这于我是不无兴趣和利益的。”话说得清淡，而其实是对西洋的典籍与文化，有着一种“不知为不知”的敬意与防范，审慎看待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差异，对另一种文化与自己的文化，都留着明智的退路。
他的十八般兵器，除了“欧洲文学”外，均有别于所谓文学。写文章时，这些兵器都能派上用场，至少我们得承认，他武艺的一部分即是对兵器的把握，娴熟而潇洒，拿得起，放得下，因为看得开。若以文学论周作人，怕只涉及到他的十八分之一，所以他自称“知道文章的好坏”，决非谦抑，而是自负的表达。
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拿文学当文学，唯周作人而已。但他自始至终拿汉语当汉语，以写文章当作自己的志业，这种姿态，也没有第二人！
他相当了解西洋、东洋的语言和思想，把古希腊文、英文和日文的经典，译成上好的汉语，早年自学古希腊文的目的，是想把《圣经新约》，至少《四福音书》以文言译介，后来放弃了。与鲁迅合作出版《域外小说集》二十岁出头，《路吉阿诺斯对话集》译成之时，已年过八旬。他对本国的文字和思想亦有相当的了解，身后存三十种自编文集（两种生前未出版，一千五百馀篇），回忆鲁迅专著三本，知堂回想录两册，大量未刊稿计六百万字。周作人的文章实难于归类，钟叔河以十年之力编纂《周作人文类编》十卷，收录周氏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六六年计六十八年间所写文章两千九百五十四篇，规模之大、用力之勤，令人钦佩，但分类之乱，却也实难以忍受。[29]
今日之学术研究和文学写作，分门别类、制式俨然，形成比较死板的格局，凡不能归顺这一格局的文本，自然被看轻、被闲置。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几乎不讲周作人，文学史也只在民国散文类分他一席地盘。研究新儒家的人几乎不知周作人的儒学主张，与他十八般兵器所相属的专业，也鲜有认真相待的学者，周作人的“名”，仿佛在闲适小品一类，其实，他的工作与识见，向来涵盖并超越了所谓文学与学术的层面。
胡适—鲁迅—周作人，在新与旧之间，各自给出三种不同的立场与姿态。
鲁迅被认为是矛盾的集合体。在文学宿命、道德担当与政治考验之间，他勇于承受并往来于三者的尖锐冲突，概不回避。在新文化运动史上于是形成两个鲁迅：政治的鲁迅和文学的鲁迅，毛泽东所称扬的鲁迅，与被这政治性赞美所遮蔽的另一个鲁迅。现在我们或许可以说：那是中国的鲁迅、汉语的鲁迅，国家—政治—历史语境中的鲁迅，以及，个人—生存—文学的鲁迅。
在身份与形象上看，胡适全然新型知识分子，洋教授、学术明星、弄潮儿，是一位由英美价值观塑造的中国绅士。而鲁迅始终是新旧交织，抱持前卫的激进的思想，对美术有深刻的认识，他以文言写就《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他使白话具有文言般的凝练，书写尼采式的格言；他提倡并实验“欧化”文体的“硬译”；但他真正的功绩并不在此。他毕生不遗馀力攻击文言和传统，但他的语言和文采，莫不得力于旧学和文言的功底。
论读书之广、知识之杂，无论西学抑或中学，作人超过乃兄，胡适更望尘莫及。鲁迅一九三六年离世，周作人的著述和翻译又延续三十馀年，相当于鲁迅一生的两倍，文字总量也远超《鲁迅全集》，逾千万字。周作人精通英文、希腊文和日文，是最早在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的教授，对西方文化的通识与领会，至今罕有人及。但他的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迄未动摇。特别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根植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价值，目的却在启示未来。
世人曾予评说：周作人冷，鲁迅热，周作人疑，鲁迅信。如此粗浅的概括，岂能形容两种无比复杂的人格，但念及周氏兄弟生前身后在历史语境中的无数是非，也不失为一说。“文革”后，国人的“热”和“信”俱皆走到尽头，由冷而疑，被长期晦暗的周作人于是成为镜面。他的冷静与怀疑主义竟然在热诚信仰的年代，沉静而成熟。孤独而健全的个人理性抵御集体的狂热，当我们细味周作人并读懂他，才知道那份从容不迫的理知与自持，原是经过希腊和希伯莱两大传统的洗礼。即使谈论中国，他的态度也非纯然是中国的，而又自然而然出之于儒家的适度与温润。譬如西方文化尊重妇女和儿童，他以庄子“嘉孺子而哀妇人”一语，便使两种文化的声气相交汇，以他的博识，仅庄子七字，不假多言，中西文化已然会意。这种跨文化的点化工作，看似轻松，实则有胜于万言。
从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翻译《希腊的神和英雄》起，至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被迫中断《平家物语》的翻译止，周作人十九年内译作近四百万字，同时另有著述约二百万字，此实非量之多寡，而是文化的跋涉之功。《苦雨斋译丛》编者止庵认为，“如果想想这些成自老人六十二岁到八十一岁之间，我们合该慨叹其其创造力之旺盛，之持久了。”
林语堂将周作人所有的成就归结为文章，认为“闲逸清顺，是散文应有的正宗，白话文应有的语调。”“应有”与实际之间往往有所差别，所以周作人并不容易被了解，即使是欢喜阅读其文的人，又有几人敢说读懂了他的意思呢？孔子的意思，经由别人整理加工出来，周作人的意思，出自自己的文章，即使有一天，他的意思变为了常识，他的文章依然有价值。
废名是周作人的学生，在三十年代，废名几乎每本书出版，皆由周作人制序，小说、散文到谈新诗的讲义，有的还不止一种。周作人写《怀废名》一文，使那些不懂废名文章的读者，对这个长相奇古之人不敢小视。林语堂编《人间世》时，曾专门约请废名写《知堂先生》，废名写了两篇长文，另有一文《关于派别》，写好发表时加了段编者的附言，以为“识得知堂先生面目更非私淑先生而心地湛然者莫办，废名可谓识先生矣”。废名曾赠周作人一联，其词曰：
“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周作人读了叹息，“所赞虽是过量，但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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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周质平《胡适与鲁迅》，子通主编《胡适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2] 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3] 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曹聚仁为香港《新晚报》向周氏约稿，经一番商议，确定为一组自述文章。自1960年末开笔，1962年12月完成，四卷207节近40万字，以连载方式在《新晚报》发表了一部分。1970年5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单行本。
[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页。
[5]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一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弁言》第3页。
[6]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1898-1929）》第一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7]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1-492页。
[8]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66页。
[9] 《周作人文选》第三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页。
[10]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8页。
[11]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71页。
[12]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61页。
[13] 同上，第97页。
[14] 同上，第103-104页。
[15]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一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30页。
[16]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78页。
[17] 同上，第724页。
[18] 同上，第779页。
[19]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0]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457页。
[21]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22] 转引自舒芜《周作人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3]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11-612页。
[24] 周作人《死文学与活文学》，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这话说得很明白。那么，依他看来，他自己主要的作品是什么呢？他给确定的名目，也还是叫做“文章”。他不止一处说过，“我不懂文学，但知道文章的好坏。”这是说话的技巧，也是说话的境界，虽不过两句，然而直指文章之与文学的要害：文学须得是好的文章，文章不可读，未必就是文学。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在周作人那里并不被看得那么不可逾越。他说：
懂文学的知道文学不是专门学问，文学是借用文字了解人的意思的，写信给人，作文章和许多人作朋友，看书和古今的人作朋友，都脱不了这个范围。文学和国家是不成问题的，不一定弄弄文学就可以救国，简单说来，文学是个人与多人中间交通的媒介。[24]
他似乎看轻文学，又其实将文学的端正高明说了出来，即便周密的理论，也难以攻解这观点的。如果非要在美文与实用的文章间作取舍，他或者宁可将自己的所写归入实用一途。但他的“实用”并非指容易做到，更无涉功利。他的作文决不是为了应用或利益，相反，倒是明知一桩难事，却使自己去做做看，近于孔子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此所以他愿称自己是儒家。在这样一种“儒”的态度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中，他的文字又具有一种总体上的美文特质，以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来形容为恰当。
在《知堂回想录》中他说，“西洋的诗字的原义即是造作，有时通用于建筑，那即是使用实物的材料，从无生出有来，所以诗人的本领乃是了不得的。”“十九世纪的王尔德很叹息浪漫思想的不振，写一篇文章曰《说诳的衰颓》，即是说没有诗趣，我们乡下的方言谓说诳曰‘讲造话’，这倒是与做诗的原意很相近的。”“我平常屡次声明，对于诗我是不懂的，虽然明知是说诳话的那些神话传说，童话一类的东西，却是十分有兴趣。”[25]像这样地将文学与诗如家常般说破，今天弄理论的文学批评家们，做得到吗？
他出版过一部新诗集《过去的生命》，其中《小河》被推许为新诗的杰作。他也以旧体写过自成滋味的“杂诗”，但实在是有意与“诗”留出清淡的距离。他说，“好的回想录既然必须具备诗与真实，那么现在是只有真实而没有诗，也何妨写出另一种的回想录来。”[26]六七十年后，木心以《知堂回想录》的字句材料作出一些诗来。[27]
谈及小说，周作人的意态清爽而坦然，“老实说，我是不大爱小说的，或者因为是不懂所以不爱，也未可知。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其有结构有波澜的，仿佛是依照着美国版的小说作法而做出来的东西，反有点不耐烦看，似乎是安排下的西洋景来等我们去做呆鸟，看了欢喜得出神。”[28]这类乎调笑的话语，今时的文学家们听得出意思吗？其中顶要紧的真知，是“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而如今的不少小说，恐怕连起码的用字造句，都还过不得关。
他未曾专门讨论过戏剧。欧里庇得斯的传世剧本，计十八种，其中十三种乃周作人所译。但他的兴趣未必在戏剧。他认为“希腊悲剧差不多都取材于神话，因此我在这里又得复习希腊神话的机会，这于我是不无兴趣和利益的。”话说得清淡，而其实是对西洋的典籍与文化，有着一种“不知为不知”的敬意与防范，审慎看待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差异，对另一种文化与自己的文化，都留着明智的退路。
他的十八般兵器，除了“欧洲文学”外，均有别于所谓文学。写文章时，这些兵器都能派上用场，至少我们得承认，他武艺的一部分即是对兵器的把握，娴熟而潇洒，拿得起，放得下，因为看得开。若以文学论周作人，怕只涉及到他的十八分之一，所以他自称“知道文章的好坏”，决非谦抑，而是自负的表达。
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拿文学当文学，唯周作人而已。但他自始至终拿汉语当汉语，以写文章当作自己的志业，这种姿态，也没有第二人！
他相当了解西洋、东洋的语言和思想，把古希腊文、英文和日文的经典，译成上好的汉语，早年自学古希腊文的目的，是想把《圣经新约》，至少《四福音书》以文言译介，后来放弃了。与鲁迅合作出版《域外小说集》二十岁出头，《路吉阿诺斯对话集》译成之时，已年过八旬。他对本国的文字和思想亦有相当的了解，身后存三十种自编文集（两种生前未出版，一千五百馀篇），回忆鲁迅专著三本，知堂回想录两册，大量未刊稿计六百万字。周作人的文章实难于归类，钟叔河以十年之力编纂《周作人文类编》十卷，收录周氏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六六年计六十八年间所写文章两千九百五十四篇，规模之大、用力之勤，令人钦佩，但分类之乱，却也实难以忍受。[29]
今日之学术研究和文学写作，分门别类、制式俨然，形成比较死板的格局，凡不能归顺这一格局的文本，自然被看轻、被闲置。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几乎不讲周作人，文学史也只在民国散文类分他一席地盘。研究新儒家的人几乎不知周作人的儒学主张，与他十八般兵器所相属的专业，也鲜有认真相待的学者，周作人的“名”，仿佛在闲适小品一类，其实，他的工作与识见，向来涵盖并超越了所谓文学与学术的层面。
胡适—鲁迅—周作人，在新与旧之间，各自给出三种不同的立场与姿态。
鲁迅被认为是矛盾的集合体。在文学宿命、道德担当与政治考验之间，他勇于承受并往来于三者的尖锐冲突，概不回避。在新文化运动史上于是形成两个鲁迅：政治的鲁迅和文学的鲁迅，毛泽东所称扬的鲁迅，与被这政治性赞美所遮蔽的另一个鲁迅。现在我们或许可以说：那是中国的鲁迅、汉语的鲁迅，国家—政治—历史语境中的鲁迅，以及，个人—生存—文学的鲁迅。
在身份与形象上看，胡适全然新型知识分子，洋教授、学术明星、弄潮儿，是一位由英美价值观塑造的中国绅士。而鲁迅始终是新旧交织，抱持前卫的激进的思想，对美术有深刻的认识，他以文言写就《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他使白话具有文言般的凝练，书写尼采式的格言；他提倡并实验“欧化”文体的“硬译”；但他真正的功绩并不在此。他毕生不遗馀力攻击文言和传统，但他的语言和文采，莫不得力于旧学和文言的功底。
论读书之广、知识之杂，无论西学抑或中学，作人超过乃兄，胡适更望尘莫及。鲁迅一九三六年离世，周作人的著述和翻译又延续三十馀年，相当于鲁迅一生的两倍，文字总量也远超《鲁迅全集》，逾千万字。周作人精通英文、希腊文和日文，是最早在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的教授，对西方文化的通识与领会，至今罕有人及。但他的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迄未动摇。特别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根植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价值，目的却在启示未来。
世人曾予评说：周作人冷，鲁迅热，周作人疑，鲁迅信。如此粗浅的概括，岂能形容两种无比复杂的人格，但念及周氏兄弟生前身后在历史语境中的无数是非，也不失为一说。“文革”后，国人的“热”和“信”俱皆走到尽头，由冷而疑，被长期晦暗的周作人于是成为镜面。他的冷静与怀疑主义竟然在热诚信仰的年代，沉静而成熟。孤独而健全的个人理性抵御集体的狂热，当我们细味周作人并读懂他，才知道那份从容不迫的理知与自持，原是经过希腊和希伯莱两大传统的洗礼。即使谈论中国，他的态度也非纯然是中国的，而又自然而然出之于儒家的适度与温润。譬如西方文化尊重妇女和儿童，他以庄子“嘉孺子而哀妇人”一语，便使两种文化的声气相交汇，以他的博识，仅庄子七字，不假多言，中西文化已然会意。这种跨文化的点化工作，看似轻松，实则有胜于万言。
从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翻译《希腊的神和英雄》起，至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被迫中断《平家物语》的翻译止，周作人十九年内译作近四百万字，同时另有著述约二百万字，此实非量之多寡，而是文化的跋涉之功。《苦雨斋译丛》编者止庵认为，“如果想想这些成自老人六十二岁到八十一岁之间，我们合该慨叹其其创造力之旺盛，之持久了。”
林语堂将周作人所有的成就归结为文章，认为“闲逸清顺，是散文应有的正宗，白话文应有的语调。”“应有”与实际之间往往有所差别，所以周作人并不容易被了解，即使是欢喜阅读其文的人，又有几人敢说读懂了他的意思呢？孔子的意思，经由别人整理加工出来，周作人的意思，出自自己的文章，即使有一天，他的意思变为了常识，他的文章依然有价值。
废名是周作人的学生，在三十年代，废名几乎每本书出版，皆由周作人制序，小说、散文到谈新诗的讲义，有的还不止一种。周作人写《怀废名》一文，使那些不懂废名文章的读者，对这个长相奇古之人不敢小视。林语堂编《人间世》时，曾专门约请废名写《知堂先生》，废名写了两篇长文，另有一文《关于派别》，写好发表时加了段编者的附言，以为“识得知堂先生面目更非私淑先生而心地湛然者莫办，废名可谓识先生矣”。废名曾赠周作人一联，其词曰：
“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周作人读了叹息，“所赞虽是过量，但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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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周质平《胡适与鲁迅》，子通主编《胡适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2] 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3] 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曹聚仁为香港《新晚报》向周氏约稿，经一番商议，确定为一组自述文章。自1960年末开笔，1962年12月完成，四卷207节近40万字，以连载方式在《新晚报》发表了一部分。1970年5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单行本。
[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页。
[5]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一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弁言》第3页。
[6]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1898-1929）》第一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7]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1-492页。
[8]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66页。
[9] 《周作人文选》第三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页。
[10]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8页。
[11]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71页。
[12]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61页。
[13] 同上，第97页。
[14] 同上，第103-104页。
[15]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一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30页。
[16]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78页。
[17] 同上，第724页。
[18] 同上，第779页。
[19]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0]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457页。
[21]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22] 转引自舒芜《周作人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3]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11-612页。
[24] 周作人《死文学与活文学》，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